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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式反腐剑指何处2016年7月6日
fiogf49gjkf0d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这就是说,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我在《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就从这三步来讨论清廉政府建设。 一、经济改革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那么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无论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边界还是预算制度,这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在中国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经济和政治之间还没有任何边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经济合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其中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政企分开”。不过,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首先是私有化。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家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使私有财产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那么命运就会非常悲惨。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这样,国企可以借用国家权力来发展自身,而国家权力可以任意闯入国企而获得利益。两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实际上,即使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没有有效的预算制度,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很难得到遏制,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都在呼吁建立预算制度。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高薪养廉至少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早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从政者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不能有足够的正当收入,那么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流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后发展中国家就有了“高薪养廉”的实践。然而,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薪养廉的效用就会逐渐消失。 除了高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就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透明化,而实现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官员收入的货币化。官员的消费水平和其收入水平应当是对应的。货币化有利于对官员进行监督。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还要简单讨论一下“原罪追究”问题。今天,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手中握有大量的财富的都感觉到很不安全。因此,一有机会,他们都想把财富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安全的地方。“原罪追究”的声音在中国一直非常响亮。这里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了财富的加速度流出。 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根据西方的经验,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定新法律,规定在某一时间段之前的非法收入,免除“原罪追究”,强制或者通过税收等机制鼓励这个群体投身到办学、社会慈善事业等。这样既留住了财富,也有益于社会。然后,在这一时间段之后,对他们的收入通过以上所讨论的种种举措来监管。中国不妨从这些先发展国家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不这个恶性循环继续下去,要不对此进行“去道德化”处理,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两者可能各有利弊,但从长远看,后者的利肯定高过前者。 二、社会改革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清廉政府的建立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官员,而且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那么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那么社会压力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我们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而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三、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前面所讨论过的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培养,成本非常高。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文章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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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需要战略新精英2016年7月1日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从当前备受瞩目的南海局势来看,中国与世界相处似乎面对这样一个境况:小国挑战、大国调戏,但无论对大国小国却都显迷茫。近日,著名学者郑永年访问北京,并出席“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期间接受凤凰大参考专访。郑永年认为,中国要与世界打好交道,需要有自己的精英群体发挥关键作用。但显然,中国目前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群体。王道外交小国适用、大国不灵记者:今年早些时候,阎学通教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放弃不结盟政策,以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盟国关系。并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概念?郑永年:中国以前提出王道外交是有依据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制于本身的缔约政治,中国的王道里面均是缔约政治的结果。中国诞生之初,周边就有众多国家,一直面临对待较小国家的问题,这就是王道的主题。在这一点上,从前朝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化。但近代以来,王道这一操控体系被设成了中国的帝国主观主义,这就把操控体系妖魔化了。操控体系其实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例如中国跟东盟的自由贸易群。王道体系现在也在实施,例如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给柬埔寨等国家提供自由贸易特殊条款,都是王道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王道的体系对小国不成问题,但是,对于美国这类大国就不一定适用。中国现在思考的是,针对大国要使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记者:当前的南海问题上最为典型。郑永年:目前,中国跟许多小国家的关系都与美国有联系。例如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中国可能会使用比较等级化的王道体系,但美国一旦参与就不同了。所以中国才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追求互利共赢,但中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显然不同,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就南海问题而言,假设中国跟越南顺利地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美国即使声称它担心中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也没有证据。这就是上面谈到的中国对大国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记者:还有菲律宾,目前南海仲裁案备受瞩目。国内舆论甚至出现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中国应直面“小国威胁论”。很多人看到,菲律宾凭一已之力,连纵合横,用一系列弱小之国的打法,借口中国威胁论,先状告中国,再拉美日澳入伙,将一个两国间的主权问题,变成了一个世界问题。并造成一个事实上的“菲律宾威胁”。这种小国威胁对于中国似已成为常态,如如朝鲜等周边国家,以小欺大,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事实上的被动。郑永年:所谓的小国威胁其实来源于大国,是因为小国想挟持另一个大国。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威胁不了中国,这些小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我认为,菲律宾也不是一定要威胁到中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多争一些好处。美国在南海的成本很高,但不得不做记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目前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当前两国关系处在15年来最低潮的时候,您对这个走向怎么看?郑永年:我觉得不是那么悲观。首先这是正常的现象,哈佛大学的研究项目表明,人类历史上进行了16次挑战国与霸权国的权利转移,12次发生战争。4次实现和平权力转移。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两国本身没有纠纷,贸易往来很多,互相依赖。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和美国盟友的关系。中国没有自己的门罗计划,没有想把美国赶出去。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扮演主要角色,不应捣乱。例如南海问题,其实美国的成本是很高的,反倒是中国并没有什么成本。CCG举办“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记者:您指的成本主要是军事上吗?郑永年:军事上成本很高的。美国人支撑多长时间还需要观察。南海问题的政治化很严重:美国必须要来,不然无法向其盟友交代,而中国则必须抗议,否则无法向国内交代。但是,政治和实际要分开,美国不至于把中国的扩建岛礁炸掉,双方都要耐心处理,学会危机管理。总之,我觉得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悲观。记者:目前的状况考验两个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郑永年:对,就是危机管理。南海问题是中国现在必须回应的问题。不过一个明显区别是,中国现在变被动为主动了,美国则是被动了。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已经高于中国对越南,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反应了。这一点必须看到。目前的南沙岛礁中,越南占了那么多,中国也占一些了,菲律宾也占领几个,我想中国既不会放弃,也不会要把越南占的全都拿回过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个后来者,但国家实践能力很强,没几个月就把人家十几年做的建设工作做起来了,这是有很大好处的。以前在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寻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没有人理。大家你做你的,他做他的,这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能力。但现在中国有能力了,就不一样了。中国可以向美国表明,对于那些岛礁,中国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把它军事化,但也可以不军事化它。这是大国之间的“互相调戏”,但这个调戏之后就需要耐心和危机管理。记者:中美南海博弈,谁更强一些?郑永年: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美两国这个过程都用了很长时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到,已经发展的够快了,但距离真正的崛起还早。中国的崛起不等于美国的衰落,对美国来说,只是自身相对衰落,但是也有复苏机会。美国还是一个大国,苏联解体以后,这种霸权极少。俄罗斯目前显得衰弱,但还是有他自己的缔约政治地,印度也有。实际上,看现在的南海和东海问题,要从中国近代以前看,当时中国是最强大的,也有自己的缔约政治地,但后来被帝国主义打败,缔约政治利益都被西方拿走。现在东南亚趋势是西方趋势的延伸,中西双方的缔约影响共同产生作用,这肯定需要调试。记者:这又回到建立亚洲价值观体系的问题,有人觉得这并不着急。郑永年:我觉得比较着急。比如,现在有人提出亚洲共同体,但是建设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怎么弄?中国真要建立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话,首先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记者:这需要精英发挥关键作用。郑永年: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中国儒家文明盛行几千年,我们目前也是一个大众性的政党,而不是一个精英性的政党。新加坡那么小的国家,但其外交做得那么大,就是因为一小群精英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还找不出这样一小群精英来。记者:中国聪明的人很多。郑永年:当然了,中国的潜力有得是,只是说体制阻碍了他们的上升。整天骂美国,但是有人了解美国吗记者:您觉得当今世界的大势和主题是怎样的?郑永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在主导。西方尽管强势,但已经不如以前,而中国还没有强大到世界都认可的程度,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的持续。世界上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知和认定也不同,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世界秩序,都是多个秩序的并存。如果要假定有一个世界秩序,那我觉得这首先就错了,世界就没有秩序。郑永年新书论中国系列。记者:中国国内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和平发展是主题,还有人认为革命和战争才是,只是还没有打起来而已,您如何评价?郑永年:如果说和平是主题,要解释那么多冲突就有点困难,像中东和朝鲜;但肯定不是战争时代,总体来说是和平的。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没有冲突的时代。和平和战争永远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考虑怎么维持和平,如何避免战争,然后形成一个价值观。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记者:我们当前认识世界有哪些不足?郑永年:中国认识世界当然不足。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理解美国?整天骂美国,但是有人理解美国吗?我们有人理解东南亚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站在自说自话的立场上,否则,我们会那么紧张吗?记者:那培养国际人才去认识世界,我们需要如何做?郑永年:精英主义。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愿意学英语,大家都搞国际关系研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搞中美关系,那小国家谁去弄?现在,我们精英体系的培养太商业化了。国家利益一定要由国家出钱培养,但这些东西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外交人才量也少,这也和中国的退休制度有一定关系。中国的外交官刚刚学会怎么做外交,就要退休。在国外,外交官是越老越吃香,经验非常重要。媒体也是一样,到美国的媒体去看看,从20岁到80岁的人都有。但在中国,哪里能找得到一个80岁的记者?文章选自凤凰网,201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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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2016年6月28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 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是专业主义。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只有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就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 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发生过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更清晰的认识,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也最合适不过了。 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此发展下去,如果说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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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外交事务启蒙者吴建民2016年6月21日
郑永年 |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6月18日早晨,得知吴建民大使不幸罹难的消息,很是悲痛。吴大使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至少从海外观察来说,吴大使是少有的能够向外国朋友解释中国的中国人。现在,他以这种方式过世了,自然难以接受。 近年来,吴大使每每讨论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直言其内心的担忧之处。他的言论都能引发社会的讨论。吴大使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就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大使的了解,他对这些都不会太在意,正如他生前对待各种社会反应一样。对其褒扬的,他不会有多大的得意;而对他的批评甚至恶语,他也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大使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观的人,他相信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来检验,历史自然会对其观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介。更为重要的是,大使是一个能够自己评介自己的人。 认识大使已经多年。他是长者,是老师,在认识他之前已经接触了他的很多观点。近年来,和吴大使接触的次数多了起来,一般都是国内国际的各种论坛上。每次论坛之后,大使总要找到一个时间和我交流一下对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的看法。他每次到新加坡出差,也都会找到我交流意见。他是一位极其谦卑的长者,每次见面,我希望他多讲一些。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从他的讲述中,经常能发现很多新的观点。而他则希望我多讲,听听我作为一位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间久了,我也经常忘了他是长辈,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总是听得很仔细,还经常做笔记。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外外交官,象大使这样谦卑的人很少。 我感觉得到,他是一位对事物的变化极其敏感的人。起先,我想这或许和他作为外交官的经验有关吧。如果对环境的变化不能保持敏感,那么很难成为一位好外交官。但慢慢地,我发现,在大使关切事物变化的背后就是他对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至为关切。他对国家的极其忠诚也是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讲中国的动力吧。 很多人总以为大使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大使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他所讲的常识经常引出人们的讨论和争议。有些批评尽管不可接受,但大使觉得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人们缺少的倒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浅见易懂的常识。我自己把大使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 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对大使的评介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关切大使所关切的问题。人们可以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国家要进步,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 就内部民粹主义而言,大使有他自己的感想。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粹主义浪潮,不想在新时代看到国家再次经历那样疯狂的民粹主义。大使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今天世界上,无论怎样的体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各国都在经历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国也是这样的。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经历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社会分化、收入差异、产业调整等,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过大,中产阶层过小。所有这些都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我和他讨论过,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会是怎样的问题,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非常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如果决策者对民粹主义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很容易影响国家政策,犯颠覆性错误。 有批评者误解大使有关全球化的观点。大使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进步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下取得的。他不仅没有把全球化理想化,而是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人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应当是全球化。并且,就中国而言,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远远胜于负面影响。在大使看来,中国只有通过继续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家才会有继续的进步。一旦反全球化的情绪主导国家政策,那么国家发展的情况会糟糕得多。 外交是大使的专业。在这方面,大使担忧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爱国主义是美德。大使呼吁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不时表露出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非常担忧。有一次,我说,中国社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实际上很难是民族主义,而是变相的义和团主义,因为它经常使得国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他非常赞同。他觉得,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爱国的社会成员,其责任是使国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民族主义使得国家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那么就不应当叫民族主义。他也认为,民族主义不应当影响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自己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和大使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多。大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如同民粹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的义和团主义传统。不能说义和团不爱国,义和团也是爱国的。但义和团方式的民族主义抵制不了国际竞争,反而导致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再如近代以来的耻辱感。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但一些人仍然走不出耻辱感。又如一些人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正确认识国际事务,而对外在的压力视为是另一些国家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经常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吴大使经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平衡者。在各种国际性论坛上,香山论坛,博鳌论坛,或者读懂中国论坛,都有他的存在,他的理性声音。现在大使走了,但他担忧的民粹主义和义和团主义不会走。这也说明,国家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象吴大使那样的人物来继续宣讲常识,不断努力克服来自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困难,促成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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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全球化面临民粹主义挑战2016年5月23日
2016年5月15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举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对内要通过内部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避免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外要通过更加开放的方式来化解国际矛盾。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特别高兴来参加这次圆桌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特别重要,它可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体现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责任。我觉得作为智库的使命就是推动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在美国变成非常肮脏的词汇 这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中国在8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我认为中国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如果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没有中国的参与,它很难叫做全球化。同时,中国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GDP迅猛增长。 但是今天的全球化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有美国的特朗普,还有英国的工党、德国的极右派、拉丁美洲、巴西、委内瑞拉,无论是右派的民粹主义,还是左派的民粹主义,这些都是非常麻烦的问题。 80年代以来,大家提倡自由贸易。但是现在自由贸易在美国变成非常肮脏的词汇,谁提自由贸易谁就会受到攻击。80年代全球化以后,导致各个国家收入的分配不公、社会越来越分化,像美国的富豪经济。我觉得这是国家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内的问题解决不好就搞民粹主义,这是非常麻烦的。 从历史上来看,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还是国际的问题。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内部出现问题,社会主义运动跟当时的民粹主义也是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往往会导致地缘政治的大变化,像欧洲的一战和二战。现在的风险仍然很高,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在东海的不断挑衅。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中断,亚太地区会不会也变成欧洲一战、二战,我觉得不能低估这个风险。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好处,也存在很多问题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应当搞民族主义。从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是小国的武器,不应是大国提倡的。大国搞民族主义,小国就非常害怕。当然,小国也不应该搞民族主义。搞民族主义的小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富裕。北朝鲜就是非常民族主义的国家,它发展不起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内部也搞民族主义,就会出现大问题。 中国下一步面临的情况,是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好,例如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有内部的民粹主义也非常强烈的。今天的世界,无论是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都非常强烈,中国本身也是有的。所不同的就是有些国家有能力控制,有些国家没有能力控制。有些国家的政客会鼓动民粹主义,有些国家会比较理性。我是觉得民粹主义到处都是,主要取决于领导人采取怎么的意志来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加入WTO也是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要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中国在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好处,也存在很多问题。还是要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解决问题。内部问题要通过内部体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不应当把它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外要通过更加开放的方式来化解国际矛盾。这也是智库应该承担的责任,希望CCG可以往前推进。 企业应该是全球化的主体 关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刚刚提到欧盟,欧洲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必然。全世界到现在为止的全球化还是西方在推动。现在西方经济遇到困难,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搞民粹主义是必然的现象。接下来这段时间,即使中国未来10年保持5-6%的增长,中国也会成为强劲的全球化的主力。 第二,对于世界上现行体制的看法,我觉得简单的接收就行,不要进行政治化的解读。西方已经扛了自由贸易的大旗,现在不能扛了,中国只要简单的接过来就行。我们要包容新的规则,还要做加法,中国也可以再加规则。 第三,对于全球经济,我们还是要谈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欧盟误解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现在也在误解自己。“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主体不是政府。现在给人家的印象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主体就是政府。政府每天都在讲,而企业没有动起来。我还是觉得要把企业主体做好。如果企业没有“走出去”,“一带一路”和全球化就是空白。中国企业有能力“走出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本文根据嘉宾在CCG主办的2016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论坛简介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全面汇聚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于一体的圆桌论坛,深入观察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趋势、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球化发展提供前沿性理论支持和鲜活案例,并以“建言献策”的形式助力中国的全球化战略。2016年第二届圆桌论坛由一场开幕式、四场分论坛、午餐会、青年领袖圆桌晚宴组成。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王辉耀、崔明谟、郑永年、迟福林、伍淑清、刘永好、唐修国、徐小平、王广发、陈爽、戴志康、方方、高红冰、郭盛、刘文波、马骏、秦洪涛、阮小明、王小川、王阳、魏加宁、夏华、张燕生、向松祚、关新、杨锐、易珉、王伯庆等近两百位官、产、学界精英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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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崛起动了谁的价值奶酪2016年5月9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语】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如此。 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其地缘影响范围也在扩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用的、又为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价值体系。而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更是为亚洲价值观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机遇。 身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崛起能否为人类提供另一个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客观地说,至少有三个宏观层面的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对亚洲价值观做重新的评估。 首先,中国是儒家价值的原点,更是一个文明之上的国家。 历史上,中国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消化和吸收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是世界上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近代以来,尽管衰落,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至多,如毛泽东所判断,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存在着其他所有东亚社会所不存在的文明复兴的潜力。实际上,中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文明复兴的过程。这种复兴的过程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过程。和以往经验一样,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外来文化开放并加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其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东方专制主义的流行是西方地缘政治利益衍生到东方的产物。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东亚的产物。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并非是因为政府的努力,而是因为社会层面的自觉的传播。近代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力量在亚洲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消退的过程。今天,随着中国的再次复兴和崛起,其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再次扩展。 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区域从中国独立出去,不管以何种方式。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所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而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里所包含的成功经验既是中国本身的,也是世界的。很简单,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成功的,这份成功既有中国传统的要素,也有学习其他国家的要素。而各种要素的整合正在演化出新类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模式。 对世界来说,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当代西方所经历的危机告诉人们,西方模式也并非完美,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既然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也有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就变得非常相关。不过,强调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说,中国在发展着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 不同的模式不是一种互相排斥敌视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关系。如前所说,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说,中国模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如此。文章选自人民论坛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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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2016年5月5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语】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么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人们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人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这方面,我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AIIB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爱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的健康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长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能过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是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也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里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 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而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文章选自腾讯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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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2016年4月18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 一、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要想预见中国的未来,只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看得清。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的背景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冲击。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但佛教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居次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重新将中国文明转化成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第四个阶段即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后直到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文明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排斥西方文明,而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说到中西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很有必要。“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了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看法,亚洲国家之前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习西方非常成功,但后来犯了致命错误,没能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道路。日本走错方向导致失败之后,没人再提亚洲价值观。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又提出亚洲价值观。但这一概念遭到西方围攻,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遭到西方国家围堵,还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正如多年前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和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一背景里来考量,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是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把自己变成西方。因为一旦把自己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比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台湾。相反,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在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新加坡做得也很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价值。 二、中国的一大挑战是文明转型 实际上,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都具普世性。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又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但如何传播这些价值观并据此塑造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难度的。 塑造中国价值观有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以及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当然还要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有知识担当,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媒体很强大,但这种强大并不在于媒体本身。媒体只是技术和形式,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弱就弱在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中国崛起。 我们要塑造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家和国学。现在的国学比较狭隘,不能帮助中国恢复传统价值观。如同最初抵制佛教进入中国一样,现在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工具。实际上不用抵抗,而应以自己为主,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来自中国:一个是文官体制,二是“有教无类”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思想,就没教育普及,民主同样生存不下去。因此,包容西方文明、把它化解后体现在中国自身制度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建设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就涉及社会价值观问题。虽然中国崛起了,但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价值体系。尽管有过“五四运动”那样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民间仍然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这个社会已有的价值观,这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 另外,所有文明价值观都有转型问题,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一样。当下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文明转型。这个转型是统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精华已经流失,希望我们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把它们找回来,同时还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只有经历这种整合过程,未来发展道路才能顺利走下去。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经贸水平不比北美或欧洲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体系。明明东北亚是有共同价值的,但我们没把握好。现在有人提出要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尽管可以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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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媒体应引导社会力量,而非为了迎合社会大众2016年4月15日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的记者答问环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回答了国家的价值观何在、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认识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等热点问题。关于媒体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媒体是引导社会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提问:大家谈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文明,您提到只有老百姓接受了,才能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不是说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完全错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时代已经消失差不多。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捡回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拣回来,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 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西方同样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 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不是排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士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 提问:您认为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观推广下去,现在到底在技术上和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中国未来,我觉得文明是一个方向。文明比任何的其他的因素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毕竟要深入文明的层面的东西,这个制度就有效了。 现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游很多的好东西,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引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明很好的很稳定的,却有人担心受怕。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建立一种安静的文化,不要那么浮躁。 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从大方面来说很有挑战,和西方的文明转型一样。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明转型,不是回避,不是空想。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找回来,比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摆在前面要好得多。我是最乐观的一个。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提问:您认为,亚洲的崛起面临什么挑战?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价值共同体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和谁都可以做贸易交往。 提问:中国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和不足?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媒体应该起怎么样作用,需要在什么方面改进,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对媒体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问题是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自己认识中的媒体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民意,70%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 70%不是像我这样的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士或者公务员,而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 我想一个国家政策被这样的70%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觉得媒体太迎合民族主义是要小心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对于整个社会,媒体要起作用。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我们现在若按人均1.25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两美金可能四亿人口。我们的社会低端还是很大,但是我们社会要转型。媒体不单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记者答问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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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真正崛起2016年4月13日
【导语】2016年4月8日,《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在CCG大会议室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 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就“中国共产党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亚洲价值观”等国内外关心的问题发表最新看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东方出版社总编辑许剑秋以及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邱震海等重要嘉宾出席交流会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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