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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综合 新经济成败关键在人才2018年5月24日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粤港澳大湾区应三合为一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全球其他主要湾区有何竞争优势?未来应如何定位? 梁锦松:全球60%的GDP主要集中在湾区,现代经济主要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GDP增速以及货柜吞吐量方面,都超过东京、纽约、旧金山其他世界三大湾区。大湾区广东省9个城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国际人才优势,澳门则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所有这些湾区都是创意产业中心、医疗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21世纪》: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香港最近推出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人才之争? 梁锦松: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和人才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我在二十年前提出香港的定位是曼哈顿+,加的一个是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医疗,这两方面香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目前华南地区只有四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100位,都在香港。 而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决定新经济成败的关键。香港拥有国际顶尖人才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谷歌40%的员工不是住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而是住在旧金山大约距离山景城45分钟车程,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这是高端人才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于一些国际人才,他们去内地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香港可以为这些国际人才提供法治、多元、国际化、医疗、良好的教育等。 在1997年,(前特首)董建华当时问包括我在内的行政会议成员,五年之后,如何衡量我们是否成功?当时我的回答是聚财、聚才,能够聚集更多的钱财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比如科技、创意、金融等。我当时明确说,人才比钱财更重要,有人才就有钱财。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新香港人,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开放城市,吸纳全球的精英才有今天。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应如何协调发展? 梁锦松: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如何将不同城市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目前大湾区主要由发改委牵头,香港、广东、澳门三地参与,这个官方的协调机制是否可以考虑由一名政治局常委坐镇,定期听取报告,协调发展可能效果更好。在官方的领导之下,设立民间咨询机制,一是总体政策的咨询委员会,二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向官方报告,让政府了解具体行业存在的痛点。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大门开了,小门没有开。医疗养老、生物科技前景广 《21世纪》:去年新风天域入股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在大湾区发展新医疗合作模式,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投资计划? 梁锦松:医疗行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需求不断增长,而供应却严重短缺。医疗是关乎湾区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湾区工作、定居、退休的香港居民,都需要有好的医疗。大湾区拥有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良好基础,一直是我国各行业跨境合作的窗口。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顺势而起,进行医疗健康产业的跨境深度整合,利用国内的资源,国际的标准,国外的培训和管理方式,让内地居民和在广东居住的港澳人士可以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然而,这其中需要打破一些政策的壁垒。 政府可以探索在广东省内设立一些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可以同时使用内地、港澳以及先进医疗国家的药物和技术。据我所知,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可以使用一些香港的药物。内地、港澳以及国际合资格的医生可以在试验区内进行执业,并且为港澳人才提供快速通关安排,突破现有183天的税务限制。 政府应该鼓励港澳以及国际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研究如何将内地医疗数据与香港医管局的数据对接。从长远来看,香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医疗补贴可以在内地医院使用,这将服务更多在广东省居住的香港市民,并满足内地民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 香港本地医疗养老服务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六七年后老人的人数急剧增加,未来20年内香港老龄人口的比例将翻倍,而公立医院病床按年增幅不到1%。到2024年公立医院扩建、重建,以及新医院落成,预计将提供大约2.6万张病床,但这只比2014年增加了23.6%,仍然追不上同期人口老化的速度。而且香港目前安老院舍的个人照顾员及家务助理员的空缺率达到18%,养老服务人员不足。 《21世纪》:为何选择在广东省投资医疗养老产业?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广东省人均医疗资源与其他省市相比仍有差距,2016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4.23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营医疗机构在广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广东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的45.9%,民营医院的规模偏小,床位利用率也不高。广东也是内地医院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2016年广东省医院投资项目资金达到25.7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医护人员的教育是关键。中国面临医护人员的缺乏,尤其是专业养老护理人员。在大湾区内可以探索率先推行国际标准的护理人员的资格认证及培训,学员可以输出到全国。新风天域已经在广东、四川和上海设立医院、医疗中心、培训学校及医生集团。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京津冀+雄安,华东、成渝,以及大湾区完成布局,覆盖居家养老、康复养老、医院、培训一条龙。 在内地投资医疗行业的挑战在于法例的地区差异,不仅每个城市不同,甚至每个区都不一样,监管很严。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我们需要自己进行培训。新风天域希望未来可以在内地投资更多的职业和技能培训教育。 《21世纪》:你曾经说生物科技将是大湾区的一个风口,怎么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生物科技是推动新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发展生命科技,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生命科技科学家,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两所顶尖医学院,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认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可以与内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临床试验空间,以及先进的生命科技实验室优势互补。南丰计划投资15亿美元在生物科技领域,现在已经投资了5亿美元,主要团队在美国,在上海有一个小团队。 香港与深圳政府可在河套地区设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区,实施一二线安排。两地科学家、病人、医护人员、实验用器材、药物、动物等在进入河套一线免检,进入二线才需经正式海关边防,不然不同的关税区、检疫区的安排很复杂。 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接壤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梅汉实验地已经采用了边境科研合作特区的模式。这个地区共有6个入口,其中四个入口位于瑞士境内,对所有CERN人员开放,另一个入口位于法国境内,在上下班时间对所有居留法国的CERN人员开放,由海关管理。另有一个入口是法国隧道的入口,只对进出法国的器材运输开放,货运免税。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 《21世纪》:香港应如何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锦松:对此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资产市场,这个势在必行,是香港的三大风口之一。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近几年有所缩减,有客观原因,因为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我和前几任总理都直接提议过,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定要做的,中国的经济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了。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过早地自由兑换,如果完全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缓冲地带。一旦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缓冲。 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但却没有很多资产可以投资,因此香港应该发展更多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比如是否可以在香港利用离岸人民币买卖股票?境内与境外人民币利率的差价是否可以发展相应的衍生品?对于一些持有境外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是否可以透过某机制实现境内外对冲,实现流进流出?这些都是应该可以思考的。 港交所最近推出了同股不同权,允许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这些都很好。下一步可以考虑用港元、美元或离岸人民币,发展空白支票公司(blank check company)。美国有一种公司叫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这类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和实业,先从市场拿钱,这种公司在美国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了。这对于推动香港成为资产管理中心非常有效。 《21世纪》:随着美联储启动货币正常化,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近期港元汇率不断逼近弱方保证,你认为港元是否能继续维持联系汇率机制?在哪些条件下才适合与美元脱钩? 梁锦松: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有人问金融危机是否会再现,1987年大崩盘,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机的说法有点迷信,但是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金融的泡沫即负债率,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都超过以前,而且全球资产的估值都已经很高,美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此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在上升。这三个宏观经济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但没人知道具体的导火索在哪里,所有的导火索都是无法预计的。 如果港元脱钩,(香港)这么小的经济体,一旦汇率浮动的话很危险。暂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如果港元自由兑换,就可能变成替代性对冲(proxy hedge),那就更不行。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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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探索在广东设立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2018年5月10日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中新网惠州1月9日电 (蔡敏婕)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香港南风集团行政总裁梁锦松9日在惠州接受采访时称,将在广东省内探索设立若干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 梁锦松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富裕但也是人口老龄化相对集中的地方,医疗养老需求很大,虽然在近年来,广东在医疗养老方面的投入有很大增长,但仍存在发展空间。 梁锦松建议粤港澳三地的官方可以考虑在广东省设置国际医疗示范的地区。在这个国际医疗区里,容许符合资格的内地、香港、澳门和国际医生注册行医;鼓励港澳及国际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港澳人才到内地享有快速通关安排,同时内地医疗数据和香港医管局进行数据对接,香港政府提供的医疗补贴可以在内地医院使用。 同时,梁锦松称,可以在大湾区内率先推行国际标准的护理人员的资格认证及培训,学员可以输出到全国。 “香港医疗服务水平在全世界范围来说比较高,有很多香港医生想到内地服务。”梁锦松称,若在广东省的国际医疗试验区内,能够允许境外医生使用境外先进的疗法,那么可以造福到内地有需要的民众,也可以为港澳同胞提供高水平的医疗养老服务。 在发展生物科技方面,梁锦松认为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生命科技科学家和两所顶尖医学院,医疗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而内地拥有庞大的市场、巨大的临床试验空间和先进的生命科技实验室和实验设施,“香港只有700万人左右,假若可以把香港国际化的医疗技术水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与内地的市场和科研能力合作,前景将会非常好。” 为此,梁锦松建议在深港边境的河套地区设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区,为内地和香港的科学家、病人、医护人员、实验用器材、动物、数据等设置便利通道。 “例如入河套地区的一线地区可以免检,出河套入香港或者内地需经正式海关边防。”梁锦松称,此举有利于内地和香港两边人员可以自由流通,发展生物科技。 据了解,深港边境的河套地区位于深圳河干流中游。去年11月,深圳福田区政府将河套-福保片区定位为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合作区。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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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2018年4月11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粤港澳大湾区”分论坛于4月9日下午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分论坛由冯氏集团主席、国际商会前主席冯国经主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南丰集团CEO、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担任嘉宾。 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南丰集团CEO、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在研讨时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四个建议: 第一,是人才方面。人才是最重要的竞争手段,如何培养和留住本地、全球的人才,都是要致力于思考的。 第二,推进香港金融中心建设,用金融中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大湾区中很多项目可以在香港、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或者融资,一方面有民间资金可以支持大湾区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三是创新。生物科技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领域。香港缺少临床病人,而国内有很大的市场,如何把两方面综合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建议在河套地区里吸引国际实验室和医院设立生物科技的科研机构,让国内的病人、科学家进入到河套地区,亦可考虑将河套地区作为生物科技特区,结合香港和内地的科学家、医生和病人,发展生物科技。 第四是民生问题。例如,可以在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定点设立国际医疗实验区,让香港、国外的医生都能在这些实验区里的医院诊所服务。文章选自中评社,201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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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香港的定位就是“曼哈顿+三藩市”2018年3月2日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凤凰网财经讯 1月15-16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举办的亚洲金融论坛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1月16日下午,凤凰网财经、KVB昆仑国际将联合会议主办方举办大会分论坛,主题为“对接国家策略,香港新活力:打造中国离岸金融服务桥头堡”。 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锦松在论坛上表示,香港除了现有的优势之外,还有三个很大的风口:第一就是“一带一路”,第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三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民币国际化。 梁锦松表示,香港在整个大湾区、国家战略中应该扮演的“曼哈顿+三藩市”的角色。“曼哈顿”是金融中心,还有很多企业地区中心以及时装中心和创意产业等其他中心。三藩市则是生物科技的中心。曼哈顿跟三藩市共通的地方是,它们都是人才的中心。 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锦松:感谢凤凰卫视的邀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人民币国际化。 刚刚主持人说的香港究竟有什么风口?风口是一种已经很清楚的,但我们说了香港除了现有的优势之外,还有三个很大的风口:第一就是“一带一路”,第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三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民币国际化。 在以前不同的场合、包括在上周,两周以前在惠州、在广东省政府召开的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医疗养老有什么具体建议?我在会上已经说了很多,以前也说了“一带一路”,现在说说人民币国际化,这跟香港现有优势,作为金融中心这是非常有关的,希望各界、特别金融界朋友可以多多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点思路。 我们讲香港在整个大湾区、国家战略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自己就觉得,我们应该扮演的是曼哈顿+三藩市,香港就应该曼哈顿+,曼哈顿大家都知道是金融中心,还有很多企业地区中心以及时装中心和创意产业等其他中心。但当时我说“+”有两个,“+”第一医疗、高端医疗;第二高端的医疗。 最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香港应该扮演曼哈顿+三藩市的角色,为什么说是三藩市?因为三藩市除了是一个生物科技的中心之外,大家都知道生物科技是继IT之后一直在影响世界的很重要创新科技。 在科技方面美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就是波斯顿还有一个三藩市,三藩市在美国是第二名生物科技研发中心,但曼哈顿是跟三藩市有共通地方,这是一个人才的中心。 在香港有两个很大的优势:第一在制度上的优势,一国两制下赋予我们很独特的优势,我们还是沿用英国的法律,我们知道在国际金融普通法或者英美法律,最通用、最为国际投资者信赖的法律体系。我一直说,在亚洲时区、在这个时间、这个区间只有一个环球金融中心,在美国曼哈顿、纽约,在英国就是伦敦,纵然是脱欧,但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亚洲时区,我觉得暂时还是香港,上海已经是很大的金融中心但主要还是国内金融中心。香港有一国两制赋予我们的法制、自由、税等等各方面优势,我们是可以保留我们作为金融中心。 香港第二个优势就是人才中心,所谓的人才中心,我们借鉴三藩市吧,三藩市的南边是这座城市,但谷歌有40%员工是居住在三藩市。香港跟深圳距离就是15分钟左右,香港提供非常自由、非常多元、非常国际化、而且非常安全、有比较好的教育、医疗环境,所以很多深圳大佬都居住在香港,我们除了保留制度优势法制之外,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保留、增强在人才上面、吸收更多人才来香港。 以下我说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具备一个战略上意义:第一它配合中国的整体经济、包括企业各个方面的全球化。如果我们出去做投资、还需要用其他货币的话从长远来讲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不能总使用第三方国家的货币。 但是,我们也知道,而且我经常建议,以前跟朱、温总理、跟现在政府,人民币国际化我们一定要做,但不宜太早实现人民币全自由兑换,特别资本自由兑换,因为国际市场的规矩总体由西方市场来定,现在全球资金很多,有先进科技很快,可能1秒钟就可以从这个资产转到另外一个资产,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波动性很大。我一直觉得要国际化,但不要很快做资本战略全球兑换,我认为这是很好的防波堤。如果人民币长期有两个不同的资金池,一个境内、一个境外的人民币资金池,这样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让这两个资金池进行对接,而且这个对接是可控、可收。另外定价、风险对冲,而且体外循环很重要,否则如何推动国际化?这是赋予香港很有利的条件。现在香港还是很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如何摆脱新加坡的追赶,成为最好是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 香港能不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这也是一个国际、中国要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想想看,中国10-15年就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绝大部分的环球金融交易还是用新加坡来做,这本身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企业跟储备货币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后来使用美元就是因为美元,如果中国现在的总贸易额全球第二大11%左右的份额,无论是资本的输入、输出都是全球第三,但我们看看作为储备货币只有很可怜的1.75%,这跟国际化不匹配。 香港在离岸人民币我们已经是最大的了,我觉得香港的市场是人民币,最终配合两个:第一创新,创新我以前一直在骂,为什么阿里巴巴被迫去美国上市?最近很高兴看到香港跟联交所“同股不同权”,而且鼓励公司去香港上市,这是配合创新一部分,当然还有其他举措。“一带一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中国的国际化很重要的举措,如何推动?以前也说过,需要在香港发展国家风险保险,因为“一带一路”的投资、融资很多风险都可以打包、可以分拆,但国家风险是最难用商业行为来对冲,如果国家可以在香港无论保险是进出口融资提供分拆,这样其他就好办。 境外人民币如何推广?现在有这个需求,但为什么储备还是降低呢?我觉得因为体外循环,特别拿了你的人民币如何投资?这方面很关键。 因此我建议大家思考:是不是可以在港交所挂牌的股票,特别国内股票可以用人民币挂牌,而不是用港币。商品,国家有很多不同商品,大宗商品、金属是否可以用人民币计价?在香港发行很当人民币用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以及各个方面的保险产品,如果香港买保险一般就是港元或者美元,为什么不可以用人民币?因为想想,国家将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从长远来看这个币种是很好的。而且各个投行、银行可以把刚刚所说的产品,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拆成很少,让零售投资者可以分享,用人民币来买股票、债券、商品、保险等等。 在香港也可以在OTC跟港交所发展各方面对冲工具,因为长期有两个资金池CNY、CNH,这两方面的利率,如果我在香港发展CNY产品是不是跟国家有冲突?新加坡他们也在做了?我们是不是也参与?还有两个资金池差价衍生品等等。 香港说了要用制度、优势人才吸引更多国际、内地企业、人才进入香港,尤其在人才吸引方面,最香港至关重要,我们经常说了,我们都中国人很聪明,但我们也非常聪明不是所有聪明人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如何吸引更多人才来香港?这是为国家贡献一方面。 希望刚刚的建议,大家可以思考,如何发展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支持国家整体发展。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凤凰网财经,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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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梁锦松四川行 发展高端产业人才比钱财更重要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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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这个时代做中国人是福气 一定要感恩2017年7月3日
香港回归20年之际,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现任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在港接受中新社专访时表示,自己事业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人的身份,他表示作为中国人很感恩。 回忆起20年前的7月1日,对回归充满憧憬的梁锦松,现场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这标志着香港政治意义上的回归。但作为首届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梁锦松深知,仪式上的激动与喜悦之后,是确保平稳过渡的挑战。随即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这打击了当年香港的经济,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疫情更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梁锦松表示在非典结束后,政府恢复经济的措施除了开放内地省市的旅客来港,还在2003年签署了全名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CEPA。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我是代表特区政府跟中央签这个CEPA,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CEPA是见证了另外一次回归,政治回归就是把这个就是1997年7月1日换这个(国)旗,政治回归就完成了,经济回归大概就是2003年签CEPA标志着(香港)跟中国内地的经济进一步的合作跟这个互动。 数据显示,从CEPA协议签署后的2004年起,至内地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2015年,香港特区GDP年均增长4.6%以上。 作为香港银行界的华人翘楚,梁锦松在金融圈耕耘40余年,其中在花旗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了地区经理,也曾担任摩根大通亚洲区主席,直至后来在黑石集团出任高层。但梁锦松认为,这些成功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聪明,能得到器重,更多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些公司希望利用他在两岸三地的经验和人脉拓展业务。 香港特区政府前财政司长 南丰集团董事长及行政总裁梁锦松 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前面(的高管人员)没有其他的中国人,有西方的这个训练,也有一点人脉,(公司)重用我就是希望用我的经验和人脉帮助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扩展,所以你问我作为中国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在这个年代作为中国人肯定是一个福气,这个我们要感恩,我们一定要感恩才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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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梁锦松:我担心,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2017年6月30日
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本刊记者 | 闵杰 徐方清本文首发于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梁锦松是除香港特首外,在内地知名度最高的几位政经界人士之一。这源于他身上两个著名的标签,一个是前香港特区的“财神爷”,即财政司司长;另一个,是因为他在2000年娶了当时最出名的跳水明星伏明霞。实际上,除了这两个标签,梁锦松更是香港金融界的翘楚。他曾在花旗银行工作23年,30岁就已做到地区经理,是当时华人在香港银行界职位最高的人。在摩根大通,他也曾任亚洲区主席;后来他还在黑石集团出任大中华区主席。2001年5月,应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梁锦松放弃2000多万港币的天价年薪,出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职。2003年7月,梁锦松以个人理由辞职。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在财政司司长任内,他大刀阔斧地推进香港财政预算改革,发表《财政预算案》,大幅增加各种税项,如利得税、薪俸税、汽车首次登记税、离境税、博彩税等,以解决高达700亿港币的财政赤字。在任内,他还协助香港特首董建华,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代表香港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份协议对香港影响深远。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如今身为南丰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的梁锦松在香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畅谈他对香港的爱与忧。“我学到了谦卑”中国新闻周刊:你当了两年多香港财政司司长,这段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梁锦松: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会从政,当时非常幸运地当了财政司司长。虽然当的时间不长,但是媒体也很客气地说我这两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客观来说,我的政策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成功的,媒体也说是正确的政策,只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做了正确的事是对我最好的评价。说我政治不正确的评价,也让我学到了做公务员和在商界是很不一样的。在商界你只需要合法地做事,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用管太多其他的感受。但是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做的每件事是关于每个人的生活,就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急于求成,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是很难的。比如说要加税,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大部分意见肯定是反对的。当时有人问,每个政府都有财政赤字,为什么只有你这样改?主要是当时我接手的时候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因为我的上一任财政司司长减税、加福利、涨公务员的工资等导致结构性的财政赤字。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财政赤字都是用美元计算,美元汇率一直浮动,香港是固定汇率,所以当时只能加税。这个方案一推出来大家肯定是反对的,但是最后证明是对的。我在商界23年一直都比较顺利,30岁已经当上了花旗银行东亚地区的经理了,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就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通过担任公职我体会到了在商界和做公务员的不一样,不能太自我,让我学到了谦卑。我觉得还是得大于失。“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政府公职,也长期担任私营银行的总裁。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香港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梁锦松:很不一样。当我做过财政司司长之后发现,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老是批评政府做得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当家才知柴米贵。比如说当时我减赤字的政策,很简单,但是影响了很多人。还有,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协助、支持了董建华先生的选举,他当选之后,就委任我当了行政会议非官守(非官方)成员。当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叫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当于内地的高教委。进这个行政会议是因为我一直在做银行,比较了解金融,而且也比较关心教育。当时教育改革是我领导的,可以说是把香港的教育改革向前推了一大步,到现在国外都觉得当时香港的教育改革可以持续十几年是个奇迹。现在香港的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教育基本上没什么重大的改变。社会各界对香港教育主要的抱怨是太注重应试,但是很多老师,当他是学生的时候,也是接受这种应试教育,如果突然让老师换一种方式教书是很难的。所以批评是很容易的,但是提出有效的建议是很难的。我离开政府十几年了,没有评论过政府的公务,最近两三年才出来说教育的问题。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小组叫“教育2.1”,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小组有17个人,基本上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商界的领袖和专业人士等,我们提出看法,希望能引起社会的讨论。中国新闻周刊:不少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比较迷茫,看不到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梁锦松:三年前我曾经说过特区政府有三个地方做得很不好,没有充分重视年轻人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三个“上”:“上楼”,没希望;“上流”,没机会;“上位”,很困难。香港地价很贵,房价也可能是全球最贵的。大概要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个中等的房屋,只有47平方米。所以,现在年轻人要跟父母一起住的越来越多。因为租金比较贵,所以香港的就业越来越窄,大部分人选择了金融。但是香港400万的就业人口,只有大概25万人在从事与金融相关的职业,不做金融很多人就没工作做了。为什么我能30岁做到地区经理?因为我前面没有人有足够的教育水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出来关注教育的问题,我是比较担心香港的年轻人。眼界比较小,这是香港年轻人的致命伤。内地市场大,成本低,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也比我们强。我希望现在的香港人能好好思考,经过了20年,究竟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年轻人的诉求”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你签CEPA的时候香港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不同?梁锦松:是不一样的。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官员还是比较抗拒,而且从内地到香港是没有自由行的,是进行限额的,比如商务旅客,一年的上限是20万人次。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抱怨就是因为旅客增加导致了很多“水客”,但是我说了,带水货主要是香港人,不是内地人。很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有前瞻性地去思考。比如,当时我们就提议把西九龙变成文化中心,但是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是空了一大块地在那边,浪费了很多资源。所以香港人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样磨磨蹭蹭地闹下去,到头来受害的是谁。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说过,CEPA是两地更紧密的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突破性合作,区别在哪里?梁锦松:我觉得不能只是循序渐进地来,还需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怎么样算是突破性合作,还需要专家来研究,怎样利用两地的优势来合作。比如说生物科技,我觉得这是继IT之后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可以利用香港保护知识产权的体制,和香港在国际上都很有名的科学家、医学家,来好好利用内地的市场。在生物科技方面,临床测试是很重要的。香港只有700万人口,病人也不够多,而内地有更多的病人可以结合香港的技术,这样就可以在内地做好的东西,同时打开国外的市场。在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资金流,怎么样在这五个流向上实现更加有突破性的互补。资金方面,香港要有更好、更完善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比如说阿里巴巴不能在香港上市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全球领先的IT公司,6家是美国公司,4家是中国公司,但有9家在美国上市,只有1家是在香港,就是腾讯。这就是拱手将机会让人,因为我们上市的程序不够好。在人流方面,比如说过关去深圳要花几个小时,是很不方便的,而且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居民,如果在内地时间满183天,要给内地交45%的税,不满这个天数的话,则只需要在香港交15%的税,这样就妨碍两边的流动。我很高兴今年总理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通车了,这是三地物理上连接的纽带,但是工程进展缓慢,说明了什么问题?梁锦松:当时,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建一个桥,但是没想到做了16年还没做出来。我认为这里面,第一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这也反映了民心的问题。20年过去了,香港大体是成功的,归功于中央保持了“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是三个方面的回归,第一是政治的回归,这是比较成功的;第二是经济的回归,在签订了CEPA之后也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人心的回归做得不是很好。这是我们要承认的问题,十几年以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诉求,他们会把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怪在中央。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内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两地合作的时候香港不够积极,或者香港的决策效率太低,你怎么看?梁锦松:我同意,我只能同意。第一,我们的制度;第二,我们的民情;第三就是我们的某些官员不是很积极。如果我是一个很积极的官员,那我可能会挨骂,当然这个是少数,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心态,做多了挨骂的机会就更多;不做的话人家就不会怪你,长远可能会怪你,但是在任内是不会挨骂的。少做少错,不做没错,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我希望现在的市民经过了20年,经历了不同的事件,能分辨什么是一个好的政府。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有担当的人出来做点事。“闹下去没有希望”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在过去20年是不是过于强调“不变”,忽视了和内地的融合?梁锦松:香港能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地方。香港绝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是内地来的,因此我是非常不赞成本土这个概念的。当然本土有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很重视广东话,但是广东话作为教学语言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因为中国内地人口毕竟是13亿,全球最大的市场是讲普通话的。但是用普通话教学不代表广东话就会没有了,最简单的例子是广州。本土文化是要保持和保护,但也不能非黑即白。我们要灵活地思考问题,香港已经回归20年了,希望市民能好好思考,什么是好政府,不能掉入民选的政府就是最好政府的思维,美国就掉入了这个思维。现在主要是找一个政府能提供善治,民主应该是保证管治长期不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民主的内涵不是一人一票就是好的,没有法治,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对新一任特首,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梁锦松:我希望新特首能有效地团结香港人,能够提出一个长远的正确方向,借着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现在提出的大湾区的概念,来引导年轻人,把眼界放得更远,共同建设香港。过去2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没希望了。去年香港的GDP提升还不到2.7%,这样推算下去,就算香港不是负增长,到了2047年香港连中国GDP的1%都不够了。我希望大家能这样想问题,在全球化下,香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但是眼光不能狭隘。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香港的未来?梁锦松:我现在经常在思考我的孩子以后在哪里学习和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大14岁,老二12岁,老三9岁。每年我们都到各地旅游,也经常到内地。我的感受是,香港既没有美国的自由和创新的环境,也没有内地经济奋勇向前的场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要承认中国会在15年之内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依然会是创新和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住在香港,两边都感受不到。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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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松:香港未来重在“聚才”与“聚财”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1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前香港财务司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先生在CCG北京总部发表主题演讲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自香港回归以来,得益于与内地间日趋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香港GDP总量、人均GDP等指标总体呈增长态势。近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经济增长率逐年放缓,出现金融服务业等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人才外流等现象。比起内地或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还是慢了些。过去20年,香港人均GDP大概每年增长1.6%,而新加坡差不多是3%。 尽管如此,香港在发展经济方面,空间仍然很大。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20年来一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香港是中西文化汇聚的地方,法治健全、政治廉洁、税率较低,也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地方之一。香港还是人流、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最繁忙的地区。有权威机构做过研究,五“流”最融通的地方,往往经济发展潜力最大。 “聚才”“聚财”对香港来讲最实用,人才尤为重要。在过去的7年中,西方中央银行大都在印钞票,钱在某种意义上是现在最不缺的资源,反而知识经济最缺的就是人才。香港应成为全球精英乐意聚居和工作的地方。在西方民粹主义当道,对外来人才采取排斥政策的当下,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应派专人,点对点地说服国外精英人才到香港工作、居住,因势利导推动由应试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型。香港总人口不应只有几百万,而应成为一个拥有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若没有这个体量,香港很难支持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当然,“聚财”仍然非常重要。每个时区都得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可见的将来,亚洲这个时区应该还是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届时若依靠新加坡为金融中心,可能会有国家安全风险。现在全球IPO头十家企业,6家在美国,4家在中国,但只有1家在香港上市。香港应积极调整金融规则和产品,以支持国家发展。香港人需要看到,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的资本项目短时间内还做不到完全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会形成境内、境外两个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的风险对冲管理跟流动,会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机遇。 为“聚财”,香港还应大力鼓励“三创”(创新、创意、创业),吸引高端研发机构到香港,大量吸收“三创”人才。香港应积极跟珠三角——尤其是深圳、东莞、珠海,开展突破性合作。应该想办法把香港制度上的优势——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自由市场、低税率等,跟深圳的体量,深圳、东莞所拥有的全球最好的制造业平台,以及珠海干净的空气土地相结合。若果真如此,我们就有能力打造能跟美国湾区竞争的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过程中,特区政府应注意与内地相关部门沟通,为“三创”人才流动创造便利条件,比如设立通关“金色通道”、突破港人外国人在内地逗留超过183天须缴内地所得税的限制等。 未来十年是香港承先启后的十年。有国家的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有新老香港人和外来人才共同努力,只要新一届政府能跟市民充分沟通,提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规划,减少在政治上的不必要争拗,香港经济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也会得到改善。随着香港人幸福感的提升,对国家的爱护也会增强。在这个地缘政治局势多变的不确定时代,香港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是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演讲)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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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梁锦松:香港应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与周边深度合作2017年3月20日
中新社北京3月17日电 (周乾宪)2017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香港下一步如何自我定位,专注于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港府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16日下午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讨会上表示,香港作为国家特别行政区,是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在“一国两制”下享有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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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优质资产会越来越贵2017年3月20日
梁锦松(新华社记者 任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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