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石”共搜索到25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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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实现“双碳”目标,要拿出夸父逐日的精神2021年10月19日
我想说我们要拿出夸父追日的精神,因为在双碳目标道路上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只要我们万众一心,我们就能一块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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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新冠疫情下的改变、突围和破局2020年11月16日
从古老的大禹治水,到21世纪的新冠疫情,在应对灾害方面,我们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心理经验,以及与灾害相处的智慧。武汉人民为中国战胜疫情赢得了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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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我命由我不由天2020年10月22日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淘汰我们传统企业的,绝对不是互联网企业,而是你的同行率先掌握了网络工具,从而淘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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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具有强烈全球企业公民责任感的思想者2020年10月16日
在全球化之前会有一个‘亚洲化’的问题。中国在亚洲化面临一些困境,需要注意中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首先要亚洲化。扩大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面对全球化的创新。过去18 年,日本平均一年一个诺奖获得者。相比之下,这方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和真正突破性的还有相应的差距。创新要靠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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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2020年1月9日
理事简介王石,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的新著《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王石先生现任万科集团名誉主席、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这本书里,王石尝试分享2008年危机(“拐点论”和“捐款门”)之后,发生在他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或一个人的现代化。在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和“万宝之争”后,王石以历经十年“刻骨铭心的反思”,完成此书。本书不仅是对世人加诸其身的众多谜团的大起底,也是作者向读者倾诉、交流,甚至彼此鼓励的“走心”之作。王石在书中摒弃了一般企业家传记对“商业”“成功”等概念的纠缠,转以“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五个概念打破时间的线索,以全新的理念重述人生起伏,在剖析自我中回应时代,展示其对人生、文化、商业以及社会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个中国企业家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他成就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帮助塑造了这个时代,把他的印迹刻在这个时代。”请输入标题 bcdef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王石请输入标题 abcdefg改变:渡过人生的“至暗时刻”2015年,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拉开序幕。这一日后被称为“万宝之争”的股权争夺战,持续多年,也被许多人视为王石人生最艰难的关口。但他本人并不这么看。他说:生意上的事情,再难没有难过1983年;心灵上的冲击,再大没有大过2008年。尤其后者,才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仿佛人生的价值系统即将崩溃。这两场风波,对王石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他的人生也从那时起,悄然发生了改变。没有“灵修”,没有“仁波切”,王石自己的解决之道是: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和生死观的改变。可以说,这十年,王石获得了一次个人价值系统的更新:他主动到哈佛、剑桥等学校访学,经历了高强度、连轴转的课程学习;60岁重新学习英语,并且努力克服演讲时的不适与恐惧;他发起对西方文明源头的追问,同时也反观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接受大学聘请来讲授企业伦理系列课程;他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响应深圳作为特区对他的新的呼唤。甚至,在锤炼身体上挥洒汗水,63岁时练出了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的“人鱼线”。2010年5月22日,珠穆朗玛峰峰顶。高山缺氧导致了暂时性失明这种种经历,并非一种“成功学”的展示,而立足于“探索”,甚至不回避“挫折”,是王石受挫之后对自己深刻反思,然后做出的改变与抉择。过去,他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他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在面对“万宝之争”的巨大压力时,王石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学会放下,学会用团队意识和企业文化应对困局。而他本人也找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有了让人生重新出发的理由。那就是,一种对“现代化”永恒的探索。现代化: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四十年王石在序言中说道:“本书是四年前(2014年)从剑桥校园开始的,收尾时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也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40年现代化。这得以让我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长度,来梳理个人改变的来龙去脉。”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热”的年代,引领时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么90年代则是“商业热”的年代,时代的“弄潮儿”是站在时代的桥头堡的企业家,他们与中国改革的命运休戚与共。因此,如果要为时代立传,为改革四十年找一个观察的侧影,商界巨子,尤其是这些人物中的翘楚——王石,绝对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王石的青少年时期,他和当时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学习不足、个性压抑、备感挫折的成长过程。因此,当改革春风吹来时,他在“传统或现代”这个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现代”这一边,他认为现代文明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个人成长上,都持这种态度。在这样的选择之下,王石及他所代表的这批“弄潮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完成了一轮价值观的更新。企业层面,万科1988年发行A股、1993年发行B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贿,住宅产业化,企业社会责任……个人层面,辞去体制内工作,登山、赛艇、留学、环保,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这一系列选择,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现代化的线索。2014年,在剑桥大学与深潜营的学员们一起听课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不绝于耳。对王石而言,2008年以来的个人更新,就是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这十年来,他尝试换位思考,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既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同价值观,又尽量保证每一个员工有个性伸展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权力掌控者,他还要尽力处理好个人权威与企业发展的问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司的创新活力。最后,还尝试以最妥善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所有这些改变,不仅是王石个人的进步,更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与发展。四十年来,正是不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不断深化,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基本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微观上放权让利,宏观上近年来高度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从人民到国家,都在国际舞台上越发自信。而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就仿佛一个人的成长,也是经历了种种争议、妥协和探索,经历了身心、智识、性格的锻造,才在全球发展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着自己不可或缺的责任。改革开放40年来,“现代化”一直是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线索,而《我的改变——一个人的现代化40年》则是这两条线索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并肩前行的文本再现。反思:重新认识西方王石选择现代化之路,一方面,造就了他事业上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不断地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拐点论”和“捐款门”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冲突导致的结果。如何重新认识传统中国,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就成为他思考的核心。王石坦承,年轻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虚无或者批判的态度,内心渴望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当他年近花甲留学哈佛却发现:“……来哈佛学习,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对西方文化不是很了解,对东方文化也不是很了解。我才意识到,我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还要系统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应该吸收的,哪些是应该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结合的。”他学习和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心胸,自此被真正打开。2011年,在哈佛大学的公寓里经过十年的反思,他终于能够立足中国文化背景,在全球文化当中来把握平衡,并更多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80年代末,万科上市的时候,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他个人有多少资产。王石回答:“股份改革时,公司的资产4∶6分配,职工股为集体持有,我没有要一股。”美国记者问“为什么”,他当时并没有答上来。事实上,直至今日,很多人还对王石将自己就“降格”为职业经理人的做法不以为然。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看,王石的做法确实有待商榷,而且很不“现代”。然而王石通过他在哈佛的学习和反思,却得出了超越这些角度之上,自己的理由:“文化不同,是解释不清楚的。但去哈佛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但今天我才发现,自己早就身在其中。”对于西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十年来,在他这里变得更为丰富。因此,王石在书中,对于成功的定义开始有了另一种标准,就是看一件事对国家的贡献。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甚至,他希望未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不只限于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超越:我能,你也能张维迎说:“研究当代中国企业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石都是一个绝佳的活标本。”正是这个原因,王石成为国人熟知并乐于谈论的企业家,他早年出版的传记图书,一直畅销不衰。但每一个读过《我的改变》书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王石变了。变得宽容了,谦卑了,平和了,更会换位思考,更愿意反思自己。在大学讲课和演讲时,他像一个学者,引经据典;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时,他像一个世界主义者,开放包容。他过去追求“我能,你不能”,现在追求“我能,你也能”。这是一种境界的变化。2015年,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从人生低谷,到做出改变;从坚定走现代化之路,到对于这条道路的深化理解;从学习西方到重新理解中国……所有这些,都基于王石这十年来“境界的变化”。像王石这样的成功人士,做什么都能成为他人模仿的榜样,然而亦会让人感到难以企及他的高度。然而,这次王石说“我能,你也能”——他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平实的语言,向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既是一种自我整理和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个人展示,值得在这个时代中一起前行的我们借镜与思考。文章选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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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石: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2019年7月30日
金羊网讯 记者赵燕华报道:“可以说,我的退休完全不影响万科的发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非常早的时候,安排年轻人接班培养团队。”万科集团创始人及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日前在广州出席“2019年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接受金羊网等媒体群访时表示,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就是要看年轻人。他同时表示,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湾区要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很关键,靠的还是教育。谈接班: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就是要看年轻人“我刚到深圳创业的时候,我30多岁,也是青年才俊,我去北京开会前要刻意留胡子,以免显得过于年轻。”作为创始人的王石回首往事时谈到:“然而,我去香港开会时,则要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因为香港的家族企业当时已经开始在交接第二代接班人了。”王石表示,当时,李兆基、李嘉诚等企业老总的第二代接班人刚刚大学毕业,身处其间,30多岁的自己以显老成。如今,距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已有35年时间。“如何把企业传承好?如何把握未来?就是要看年轻人。”王石坦言:“我50岁时就在考虑万科的传承、接班问题了。50岁我辞去了CEO职务,只是当董事会主席。除了决策,整个公司的运转发展都交给年轻团队。前年,万科的发展和我的退休实现了无缝衔接。”谈创新:青年人才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将大有可为一连三天的论坛吸引了全球十二个湾区的青年学术和科技创新精英,集聚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共议青年在创新创业中面临的挑战,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访谈中,王石多次提及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种超越城市行政边界的经济发展区域,拥有独特的环境。因此他建议更加深入思考如何超越空间,打破地理概念的限制,同时借助互联网浪潮,使得区域更好地相融。在王石看来,下一个40年是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时代,青年人才聚集粤港澳大湾区将大有可为。王石告诉记者,大湾区要真正实现创新发展,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很关键,靠的还是教育。大湾区内的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广州,从这些区域吸引年轻人创新创业更加具备条件优势,今年把论坛放在中新知识城举办,主要考虑到这是一个知识高地,明年希望把论坛移师另一知识高地香港举办。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是本次论坛的热词之一。在谈及青年如何更好实现自己的双创梦,王石认为,从国际上看,大湾区都是以海岸线来区划的,许多制度将能够跨越行政边界,一些社会管理和制度红利会有趋同之势,据他了解,一些深圳企业有意去香港创办孵化器,可以容纳不少香港年轻人就地创新创业。记者发现,本届湾区青年创新论坛设有“青年环保创新计划”等多个颇具国际化的项目,吸引了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带来100多个项目参与,王石团队在组织上功不可没。谈旧改:发展商的心态要改变这次来到广州,除了谈及大湾区的机遇,王石还谈起以永庆坊为代表的历史建筑活化问题。由万科集团中标改造运营的永庆坊,已成“网红”打卡景点。“对发展商而言,微改造是一个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需要充足的资金进行长远的支持。在寻求回报和城市活化命题上,发展商的心态要改变,”王石说,传统建筑是宝贵的财富,永庆坊和广州过去的老巷子是有关系的,一定要保护下来。王石说,房地产正在转型,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更需要在空间里面做内容、做文化,可以借助科技作为创新的工具和手段。“不过,对于房地产企业转型高科技企业,要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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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观点 | 王石:中国在推动全球化前要有“亚洲化”2019年4月30日
王石,CCG 资深副主席、万科集团创始人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好、一直好,这不是生活2018年12月29日
内容来源:2018年10月29日,在北大汇丰创新创业中心主办的北大汇丰创讲堂上,万科集团创始人兼名誉主席王石以“深圳故事、斜杠人生”为主题做了精彩分享。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审阅授权发布。讲者| 王石 今日笔记达人 | 蓝光封图设计 & 责编 | 蔚蔚第 2792 篇深度好文:7743 字 | 12 分钟阅读退休后的王石先生正在做些什么?他身边正在发生哪些事?王石先生在创业起步的深圳经历了哪些事?关于下一个40年,王石先生要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下,enjoy~好,非常好,一直好,这不是生活。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并不会那么好。去年一年,我一直在摸索。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还是可以分享下。我就从几个人讲起 ,他们和我这一年的状态有一点关系。一、我不能打着石膏见市长第一次到这里是海闻邀请我来的,和海闻初识是在2000年的亚布力会议上。我记得那次有海闻、张维迎、央行行长易纲、还有现在的中欧教授梁能。开会期间的亚布力是个滑雪场。我对那天的事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滑雪,回来后一个个人仰马翻,累不堪言。王石先生在滑雪那次滑雪,我出了点小事故,刚上去20分钟就跌了一跤,手脱臼了。我心想,才滑20分钟,这样就不划了?没管它,脱着臼滑了两小时。后来到医务室,医生告知我是粉碎性骨折,必须回哈尔滨处理。但脱臼需要尽快处理,以免留下后遗症。他摸摸这、摸摸那,吧嗒一震,我叫了一声,就跪到地上了,把臼脱回来了。那天下午,我还有个发言,我心想,我不能现在就走了,我要演讲完再走。然后绷着绷带,上去了就开始忽悠。当时一起滑雪的几个教授很疲惫,我说,你们不行,我这还张牙舞爪的呢。到哈尔滨后,拍了片子,打上石膏。第二天,我坐车到长春见市长,快到市委市政府大楼了。我突然想,我这样打着石膏见市长有些不对,我是万科董事长,我要体面一些。于是,我把剪子拿出来,咔咔咔,就把石膏头给剪了。我和海闻的见面,让我回忆起了这段往事。实际上,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为了某种追求、愿望,甚至是个人形象,其他的可以暂时不在乎。二、这一年,我在做什么?1. 我的两个乡村学院成功后的企业家,应该考虑如何做公益、做慈善。海闻原本是北大国发研究中心的发起人、教授,不知不觉发起、成立了北大汇丰商学院。后来又接受郁亮的邀请,成为了万科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得知海闻退休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到他,告诉他,我正筹建两个学院,请你来当院长。海闻当时在国外,在电话里什么也没问,即刻就答应了。分文不取,因为这是第一个学院。我成立的两个学院,一个是乡村发展研究院、一个是乡镇农业技术开发学院。这两个都是受国发院启发,和延安大学合作成立的学院。乡村发展研究院专门研究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如何解决城乡差别、城市化中的农村衰落、衰退。下一步,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里人,有资源的人,应该考虑如何做公益、做慈善。2. 退休后出来创业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品。冯楠和陈雪是我没退休前一直在我身边的助理班子,一位负责我的国际事务,一位统筹我的国内事务。我退休后出来创业,他俩成为了我公司事务的大主管。聘用冯楠时,我在哈佛。除了学习,也在公益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里工作。而他当时刚从加拿大国际救援署辞职,对国际关系事务,对语言、对人际关系的处理都非常成熟,游刃有余。但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又是独生子女,他母亲不愿意到加拿大居住。为了照顾母亲,他辞职,和定居在加拿大正在读书的妻子一起,带着女儿回到了国内。第一份工作,就找到了万科。后来我问他,你这样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到万科?他讲的很简单,只要有个安稳的生活,能照顾母亲就可以。我出来创业后,和冯楠合作得非常好,但他挺吃力的,我也挺吃力的,他在做一件他不大熟悉的事。做生意。退休之后,我要把我的助理团队变成经营团队,要会做生意。但这位外交官做起生意来职业病在那儿,怎么都太老实,太本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你要做生意,就要换人。我坚决不换。一切都在适应,不要说,我要把更合适的人用到更合适的地方。在我看来,什么样的人合适、不合适都是相对的,现在更多是团队、协作、补短。但在社会中面对未来比智慧和能力更重要的一点,是心地善良。很多人为了野心、事业,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可以牺牲。在能力上和人品上,人品是第一。有这种能力的人,你只需要告诉他如何做生意,而不需要教他当更多的诱惑和风险来临时,他要如何抵抗和化解。3. 我和洛克菲勒夫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全世界公益上的支持,教育显然是一个重点。说到我的国际业务助理,就不妨介绍一下洛克菲勒夫妇。由于我的一些国际身份,在国际上活动相对活跃,但我不大善于打交道,尤其和这些知名人物,我羞于表达,往往打完招呼就走了,没有下文。像我之前曾去过洛克菲勒在纽约的庄园,礼节性的吃一顿饭后就走了。而下次去伦敦,洛克菲勒夫妇又邀请我们去庄园,逐渐熟络起来。很多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洛克菲勒是做什么的。北京的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捐赠的。美国的洛克菲勒大学,芝加哥大学,也是这个家族捐赠的。这个家族对全世界公益上的支持,教育显然是一个重点。我的理想就是将来办一个大学。我们看到,为了中国的未来,很多有志之士都把精力、资源投入到教育上去,我觉得这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4. 我曾经的董事长业务助理我退休后,小雪负责大客户,品牌公关和商业投资。因为国外的金融专业教育和投行经历,小雪的加入和冯楠打了很好的互补。灵动利落,且很擅长解决疑难项目和商业谈判。我聘用她的时候,也已经在哈佛,所以平时不怎么打交道,主要是通电话,偶尔见个面。我记得有一年新年,我在哈佛看集团年会晚会的纪录片,其中有个联唱节目让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个节目中有一个钢琴独奏,演奏钢琴的就是当时做我助理的小雪。她人很瘦,而记得那首钢琴曲是一首特别有力量的进行曲,在她的演奏下极具感染力。顿时感觉和她邻家小女孩的样子判若两人。而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她手上的大钻戒。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看着重量要50克拉,尽管我很庸俗,我的关注点在那个大钻戒(全场大笑)。两位助理摄于万科总部(右,小雪 左,冯楠)但更重要的是刚才说到的钢琴,我到深圳后,音乐和我生命产生了连接不断的关系。二、深圳故事之初心1. 第一次做生意,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教我的我们讲深圳的故事,一下子从现在回到了1980年,也就是39年之前,我当时在广州,是广东省外经委的一位科员。平时生活的规律之一就是周末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第一次听的音乐会是一位香港演奏家刘元生先生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79年,迷离的邓丽君之音刚在广东流行,受这个些许影响。我听完了之后特别激动,跑到后台找这位小提琴家表达我的感受,交谈了些时间,他最后送了我卡带。1980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眼一抹黑,生意也不懂。我想,不是有那位小提琴家嘛,我知道虽然他少年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但是家里不让他上音乐学院,只能做生意,但他的小提琴水平也到了,本身造诣也是非常高的。于是因为音乐的缘故,我认识了我第一位商业上的老师,开始学着做生意。第一次做生意也是这位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来教我的。2. 组建自己的深圳交响乐团80年代,深圳正处于创业初期,在经济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成立了深圳交响乐团。于是,我和他们有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听众,和他们进行交流。我把刘元生给我的《莫扎特》录像带电影带到深圳交响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的团长姚关荣,以及其他演奏家们一起谈论《莫扎特》。刘元生在古典交响乐方面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记得很清楚,刘元生曾向我隆重地介绍马勒。今天的马勒我都不怎么听得懂,更何况80年代了。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刘元生先生不仅自己喜欢,他曾经还是香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20年前,又创建了香港爱乐交响乐团,自己兼团长,首席小提琴,给各种公益基金,慈善基金演出、筹款。他当时表示,要把马勒的交响乐全演奏一遍。我问姚文荣,他们说,这绝无可能。马勒是演上千人的交响乐出动的演员阵容。但就是这样,一年一部、一年一部,整个全演奏了一遍。刘元生先生真的做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香港的音乐爱好者,又是一个非常诚实成功的商人。这些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三年前,我在深圳成立了深圳第一个公益交响乐团-深圳鹏爱交响乐团,鹏即鹏城之意。鹏爱乐团故宫首演首演在哈尔滨,与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当然,我们正式的官方演出在北京的故宫,成为600年来第一次在故宫演出的民间交响乐团。随后也开始在其他城市昆明滇池、扬州瘦西湖等进行慈善公益的交响乐团出演,每场演出都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故事。现在这只队伍里,不仅有深圳乃至中国最好的首席演奏家,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接受更多的年轻音乐爱好者的白领学生加入这个平台。我想说的是,你的初心是什么,你能做什么,你能坚持多久。我很自豪地说,我组建深圳鹏爱乐团,希望通过音乐的形式,让更多沉浸在创业和财富的人们能够放慢脚步。看看生活,感受创造美的自己和人们。看到生活和世界的很多被忽略之处。音乐和文化是将它们同人性、同灵魂结合起来,因为这些形式都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表达。它不分群体层次,这是属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享有。而我们愿意为此做我们能做的所有。我通过介绍小雪,引出这个故事。小雪就是鹏爱交响乐团的创办人。三、第二个40年,我们不能还摸着石头过河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年,明年是第二个40年的第1年,我们第一个4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摸不好,一滑就摔倒了。我想,第二个40年,不能还摸着石头过河,你有必要规划一下,确定下一步的方向。我也在不同场合接受采访的时候,表明了我计划的抓手就是运河。我为什么没说大运河,而是运河。1. 我计划的抓手-运河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有名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长城,再一个是运河,当然,长城的名气比运河大。长城是个防御工事,它用于军事用途,就在修秦始皇修长城的同时,罗马在修大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爱战争,我们筑起墙来,只要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长城是这样的一种象征。所以,和罗马的大路一比,可以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华民族大一统、没有分裂,运河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这个重要的角色,推进着这个民族保持着大统一。实际上,当时开通的运河和现在不是一条线,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终点是洛阳,从洛阳、开封向南走到山东,江苏,浙江,杭州。另一个从洛阳到河北、涿州。它以洛阳为中心,因为它是东都,当时的帝都在西安,又在洛阳建了东都。如果说长城是防御工事,运河就有军事功能,运兵,当然,更多的是物资运输、经济往来、文化往来。从个某种角度来说,运河对中国的往来交汇所扮演的角色比长城大得多。运河的修筑时间和罗马大路的时间相差不到两三百年,秦始皇把一段长城连接之后,到了隋,隋炀帝就开凿了大运河。我们会发现,运河文化和长城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另外一种文化。运河是一种世界现象,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在铁路发明之前,主要的运输渠道就是运河,运河是那时的高速铁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大运河和世界的其他运河相比就非常有意思了。中国大运河的长度在世界上排第一。第二到第十都是国外的,但从第二到第十的整个长度,相加等于中国大运河的长度。中国的地形东高西低,河流都是从西边的唐古拉山、昆仑山向东流,只有人工的大运河是从南至北。它把这些自动向西的河流通过运河贯穿起来了,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大河流。当然,我们知道,工业文明后,有了高铁、高速公路,运河的角色在下降。尤其是中国运河,运河扮演着一个漕运的角色,有海运之后它衰落了。有铁路之后,它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工业文明的污水对环境的迫害,运河开始变得一塌糊涂。现在到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了,人类再这样贪婪地对自然索取,自然就承受不了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土壤被污染、河流被污染、空气被污染,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生活不下去了。显然,这个时候,如何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如何改变我们过去已经废弃的运河,就值得重新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运河文化呼之欲出,如何做好运河环境的保护,自然的保护呢?比如说扬州,我作为地球基金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中国主席,我们正策划在扬州建立一个保护长江豚的基地。同时,这显然又是对运河城市再造、更新的好机会。简单说,可以从历史、考古、文化、教育、生态、大健康等维度重新再造。大运河已经申遗成功,成为联合国的保护遗产。为了申遗,在扬州开了十届的国际运河城市联盟大会。为了大范围振兴运河文化,我已经提议下一年的大会开到法国里昂。如果说我的创业目标是什么,计划是什么?就是运河文化。商业机会在哪里?如果要说,也许就是大运动以及大健康。可以把我在改革开放第一个40年中,我个人积累的经验、资源、人脉、修养综合起来,开展的第二个品牌。2. 我要去希伯来大学我到哈佛、剑桥、牛津后,准备下个月5号启程去希伯来大学,开始两年的希伯来大学的访问学者生活。我研究的课题是犹太人在东亚的迁徙史,现在,我已经在自学希伯来语。王石先生在以色列今年第二次去以色列时,苏珊安排我去了特拉维夫大学,我在特拉维夫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潜意识的一个展览。去年,中国成立了希伯来文化研究中心,是三个大学合作的,牵头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再一个是黑龙江的社科院,还有武汉的一所民营大学。因为创办这所民营大学的这位中国企业家本身就是开封犹太人后裔。所以,这样和以色列进一步建立了关系和针对性的史料研究,让我们更加客观了解这个民族。其实在第二个40年中,我也相信,我们会从犹太民族身上吸收很多有启示性的内容。王石先生在北大汇丰创讲堂延伸阅读主持人:你的这些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我先讲个故事,从我一天的行程开始说起。早上起来在北京,30分钟吃完工作餐,之后赶到高铁站,坐高铁到郑州,从郑州下来吃工作午餐。午餐之后,再开一个谈判会,开完谈判会再坐高铁到长沙。长沙有三个会,第三个会结束已经九点钟了,赶最后一班高铁到了深圳,这时已经零点了。第二天6点钟起床,6点半已经在大沙河上划赛艇。我说说我的几点感觉。第一,我感觉我回到了80年代,因为我80年代就这种状态,那时刚创业,但是效率没现在高。改革开放40年和原来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空间转换效率。中国的红利本身就有一个高铁红利。第二个,我到深圳之前,我没有什么选择。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民族一次人性的解放。什么叫人性的解放?就是洛克说过的,私有财产得到了保护,什么是私有财产?生命。生命是自己的,自己的生命自己不仅可以做主,而且应该做好主。我是78年到深圳,做了半年的工程。改革开放前深圳什么样子,我依然记忆犹新。这40年,我感受到的真正的变化,就是人性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面对下一步怎么办感到焦虑,都不知道怎么好。国内有国内的问题,国际上有中美贸易战,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但要知道,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现在已经非常聪明、非常耐劳。改革开放到第二个40年,是我们新的开始。我到深圳时32岁,80年代末,我40岁了,可以说是中年的体力透支。加上经历过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饮食习惯不好,身体自然不会好。所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比如面对烟酒和不良生活习惯的诱惑,最难克服的是心理上的对立。但是能否克服障碍还是在于你自己,所以要有面对诱惑的勇气。要有饮食上的控制加科学性的锻炼,并且,坚持。还有一个是心情,要有一种状态,让你觉得是为这个社会,为他人,在做贡献,保持利他的心态是一种对自己的释放。主持: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观众:在创业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有焦虑的情绪,您是怎么度过焦虑的情绪?做了哪些事?然后您对创业者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建议?谢谢。王石:一个正常人做事情很认真,他就经常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但是和现在这种社会上的焦虑,也包括你们这种创业焦虑,它的状态不太一样,第一个焦虑我想是很正常,现在大家的焦虑是不该焦虑的焦虑。先说说我在80年的焦虑,我是怎么来处理的,怎么度过的?焦虑已经不是说你觉得事业前途怎么样,甚至可能明天都可能过不下去,你更不要说下个礼拜,明年怎么样了,你这个公司就不能存在了。我能安慰自己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选择的,我32岁之前我做很多事情,都是社会来选择我,你能做这个已经是万幸了,没有什么别的。所以我选择到深圳,我再怎么难,我就要考虑到我是不是要放弃,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第二个你自己选择了,它不解决问题,但你要相信明天太阳会出来的。所以只要明天太阳会出来,你先睡一觉,第二天太阳出来再说,就现在解决的问题,不是明天你能不能过下去,现在你只有休息的好,你明天才有可能。这里没法告诉你如何渡过,因人不同,但你一定要明白一点,这是你的选择。我举个我在哈佛的小故事,我在哈佛学习这个机会,真的要来了,我就犹豫了。犹豫来犹豫去,最后硬着头皮去了,去了之后根本听不懂,晚上还要做作业,做到凌晨两三点。半夜听到鸟叫,已经5点了,你早上还要上早课。当时真的想放弃,这个放弃表面上没有损失,不是说去拿学位,做访问学者,图书馆看两本书,混半年、混一年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对我来讲将来会不会后悔?我去哈佛已经60岁了,不能说我63岁再重来,年轻时可以再重来,这个年纪了,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咬着牙坚持下来。再谈谈我登山的体会,登山途中我经常想放弃的,每一步都气喘吁吁,再走走不动,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你真的登顶了,你都不觉,因为你还在硬着头皮坚持再往上走,你就发现再走下坡了,你才知道你登顶了。所以说在困难时期、创业时期,如果要坚持,一定要问你会不会后悔,你就想着我这不会后悔,趁着年轻,赶快转。人都有习惯性的,就是第一次你放弃了,第二次你就很容易轻易放弃。所以第一个选择非常重要,既然重要,既然选择了就坚持做下去,结果不重要,结果就是你不会为你没努力而后悔。观众:您对我们这种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建议没有?王石:一下就找到一个工作,就做自己很甘心的事情,就觉得兴趣,职业各方面都很配对,当然最好,但是像这样的还是不多的。以我的经历告诉你,你不要被不甘心所困扰。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要甘心地去做,认真地去做。在你没找到热爱的事业以前,至少要对目前的事情负责。而这些经历,无论经验或心态,都是会赋能给你的未来。海闻:我们看所有成功的人,他要做很多的铺垫。也就是说今天谈的很多东西并不是直接告诉你怎么创业,但是都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很宽的知识,你必须要去了解很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将来成功的基础,包括你的身体。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地方,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着急,人生很长,所以在座的我们都很年轻。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讲座和他们的问答,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眼界,然后打好更广阔的基础,那么将来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文章选自笔记侠,2018年12月19日
理事观点 王石 -
王石:企业要树立普世价值观 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2018年5月24日
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CCG资深副主席王石新浪财经讯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王石在演讲时提到,美国虽然退出了《巴黎协议》,但中国这方面是旗帜鲜明的,“中国原来是碳排放最大的大国,现现在我们要承担责任了。” 王石称,实际上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作为房地产商,那地位就更不高。但2008年,他率中国企业家环保代表团访问美国,受到到了鲍尔森在财政部长办公室的接待。他说,“就是因为搞环保,这是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观。” 以下为演讲全文: 王石:谢谢主持人,今天上午我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陈启宗兄在讲演,我有感而发,就全球化未来的形势是乐观是悲观谈一谈我的一点感想。 我是同意陈启宗先生说的,对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我要加上两个字“谨慎乐观”。从陈启宗个人表现以及他家族企业的表现,你没有理由不乐观,我想说的是,我和启宗先生差不多是同龄人,年龄上他比我大一岁。霍振宇先生70年代后,完全是另外一代人了。 我想说的是,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的香港出生,香港长大,国外留学,回来创业,在香港、大陆的我相信不只一个人,但现在经济上、思想上、社会组织活动还活跃的香港还有谁,可以说启宗是个例外。 我对启宗先生真正认识是故宫文化基金会,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陈启宗家族给哈佛大学的赠送的事情,引起很大的社会事件,实际陈启宗家族十几年前就对故宫不动声色地进行捐款,修复故宫需要修复的宫殿。当时发起成立故宫文化基金会时,大家讨论时,统一都说陈启宗,所以,一个企业做活动是孤立承担责任,这是必然的。香港还包括邵逸夫先生,在中国的大学基本没有邵逸夫楼的,加上李嘉诚先生捐赠的汕头大学,做捐款、做善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香港企业家也是在其中的。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香港企业家,我想说的是,我是深圳企业家,在深圳打拼35年。我们也知道,深圳在改革开放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深圳在开放时不仅仅是深圳,还有珠海、厦门、汕头、沿海十几个城市,深圳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企业家阶层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刚才我说到了,慈善捐款应该说我这些年也做了这样的行为,目前在中国大陆上差不多在慈善公益机构,邀请我去,当会长,当发起人的不下40个组织,所以我现在“挺忙”的。这不是重要,重点是,我们从哪儿受到影响了呢?当时大水灾时,真正动员进行捐款资助的是香港企业家,那时候感觉到香港电视台的艺人,从捐款5元到上千万的捐款在香港是成了风气的。 我们面对为的改革开放,实际香港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好在现在大湾区,中国面临未来第二个改革开放40年,大湾区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说到大湾区不仅仅是香港;还有深圳,深圳后起之秀今年是38年,真的是天翻地覆,如果大湾区,港-深-澳门联手起来,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全球历史版图上都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从陈启宗先生本人和企业家族的发展表现,我看到希望,而仅仅是靠陈启宗一家是不够的,应该把香港企业家调动起来。这几年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疙疙瘩瘩,甚至到了非常紧张的程度。但我们看到,基本上最紧张,最尴尬的时期过去了,大家心平气和地过去了,大家不要再闹“独立”了,不要再闹“自治”了,和大陆共同发展,不仅在中国发展,甚至在全球发展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东方明珠依然是东方明珠。 中国的未来,谨慎乐观的谨慎不用说了,为什么乐观?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非常清楚,过去的40年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记得邓小平说,大不了我们就收回来嘛,杀开一条血海,失败了大不了我们收回来嘛,在深圳划个圈试试。 这样40年过去了,回忆过去,我想说取得的成绩想不到。面向未来,10年前我说过一句话“面向未来不确定”,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面向未来谨慎乐观”。从深圳特区到浦东,再到振兴中西部,再到现在的雄安,开始规划和决断,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是,面对全球的格局,我们正在按照我们的规划,现在已经有40年的改革、经历、教训,财富已经积累起来了,说到富有远远说不到,我非常同意世锦先生的判断,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相当大,但各个方面,我们确实积累起来了,如何从容地面对这样不确定的社会。 什么叫不确定?简单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年,中国一批企业家为了搞环保成立了阿拉善,当时说搞企业学西方,实际搞环保、搞生态,学习西方,当时和世界大自然保护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当时TNC主席是鲍尔森,当时高盛兼TNC主席,签了两年合同。四年之后,西方金融危机,鲍尔森就辞去了高盛,TNC主席,因为小布什请他当财政部长了。 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我率先中国企业家环保代表团访问美国,鲍尔森是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接待我们的,他讲的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接待你,下午我就接待你们副总理王岐山,我印象非常清楚,我感觉到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作为房地产商那地位就更不高。就是因为你搞环保,这是普世价值,全世界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观。 一直到现在,鲍尔森退去部长,做芝加哥大学鲍尔森中心,致力于中美友好。显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环保,所谓的环保就是从田野环保到城市去,现在我个人、阿拉善和鲍尔森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要说全球化,《巴黎协议》之后,尤其特朗普说美国不再履行协议,退出去,现在我觉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看看中国,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是旗帜鲜明的,全球我们承担责任,我个人全球没有疑虑,我们会改善,和国际持平。乐观很明显看到,中国原来是碳排放最大的大国,现在世界要我们承担责任,现在我们承担主要旗手的角色,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借这个机会,CCG是国际交流平台,反正在中国投资的跨国企业,我非常明确的建议是,你们第一把手赶快,如果不是本土大陆土生土长的人,赶快换了,一定要用本土土生土长的,当然还有受在华训练的,一定要了解中华文化。为什么说陈启宗先生是个例外呢?香港本土的孩子对大陆文化是不了解真正像启宗先生这样这么了解中国的文化,这样理解中国的文化,但又本着底线来整个按照国际水平来做的不多。很多跨国企业原来好好的,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政策不可能像40年前一样;本地竞争的企业也出来了,等等原因,如果你还不能用大陆上非常熟悉文化的,肯定发展不起来。 在美国最有名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研究所,他有个中国研究中心,原来汉学家一直是用国外的,一直到2012年、2013年,那时候我还在哈佛,第一次用了中国大陆本土出去的叫李成,他是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的,到了美国伯克利读的硕士,普林斯敦读的哲学博士,之后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在布鲁金斯。我印象很深,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往往是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权威,把他请出来。所以,要了解中国一定是这样的。 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留学,为什么呢?西方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我们经济起来了,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起来了,真的了解西方马?了解欧洲吗?了解美国吗?我们是不了解的,这需要开始。万科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他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但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在国际上了解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西方,陈启宗早先解决的问题我去补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为市场大,市场容易开展,要进入世界500强不是很难,但真正能发展成常青藤,真正在全球贡献出具有中国管理智慧,需要我们更长时间砥砺前行,努力学习,接受更多的教训和困难,一块儿往前走,才有可能不负使命,前40年向西方学习,后面向世界文化瑰宝学习,才不愧为发展成为优秀的中华文化民族。 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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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应该学会如何去向全球推广2017年4月19日
CCG资深副主席王石在4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分论坛一“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能逆转的。我相信,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不仅在国内,在“走出去”时也要发展环保、绿色建筑。中国的国际化不但要怎么做,还要讲究怎么说,怎么去向全球推广。 文章选自腾讯网,2017年4月
理事观点 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