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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待疫情背后的问题2020年5月14日
马蔚华先生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他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进步,并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贯彻到工作和生活中。鉴于马蔚华先生在影响力投资和可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长期倡导和实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聘请马蔚华主席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指导委员会(SDG Impact Steering Group)委员。 在绿公司年会演讲的答疑环节,马蔚华先生现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观众们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面对疫情,我们可以做什么 提问一: 历史上瘟疫大流行是因为医疗技术不发达,目前高科技发展到应该控制疫情,瘟疫改变历史的规律,能否被科技发展而打破? 马蔚华:我们回顾历史,人类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瘟疫肆虐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和瘟疫抗争的能力。除了我在演讲中讲到的人类在旷日持久地提高预防治疗的意识外,高度发达的科技也是我们人类和瘟疫抗争的强大武器。比如说我们有更多的手端来了解瘟疫产生的原因,来了解病毒的变异,因而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变异来研制疫苗和更多的药品。 另外,我们可以借助发达的科技,包括现在的大数据、互联网,给人类提供与瘟疫抗争的更好的武器和条件。大数据使我们了解瘟疫的发展,使我们更好地采取措施。即使在这次瘟疫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都居家隔离,但是互联网上方便的网上购物使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对病毒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会有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从而会丰富人们与瘟疫抗争的手段,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期待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和瘟疫斗争的胜利的条件。 提问二: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你认为哪一国哪一类的措施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请你说出最好的。 马蔚华:从目前全球各国疫情防治的情况,特别是从效果来看,当然应该是中国的防治效果是最好的,韩国和新加坡也是比较不错的。其它的国家,特别是欧洲那些大国,它们的疫情还在蔓延。我觉得能够使疫情防治取得较好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隔断它们传播的空间,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 我们全国人民真的是自觉地响应国家号召,居家隔离、居家办公,那些日子公园没有人,街上没有人,大家都很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大局观。所以,中国这样做,为世界也做出了贡献。中国能够取得疫情防治的成功,这也是一种全球的观念、全局的观念、可持续的观念的体现。 最近有一个专家说,这个疫情最后的胜利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做得最早的,而是取决于现在做得最差的、最落后的,它什么时候能够做好,我们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能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有全球的观念,必须有共同努力、共同作战的观念。 提问三:人类历史上每次危机都可能暴露出系统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在疫情暴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矛盾,企业家在类似新冠的灰犀牛事件中更早地发现问题,并履行责任。针对这次新冠疫情企业家们是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有什么亮点? 马蔚华:人类历史上疫情不断地爆发,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好几次。虽然我们在一次疫情发生过后会总结经验教训,会找到很多问题,会重新地构筑公共卫生体系,会重新采取一些防御的措施,但是当一种新的疫情到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还是发现有很多没有想到的地方,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有很多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一次我们也发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这个也很客观,因为疫情都是源源不断、周而复始的。病毒也很狡猾,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和SARS就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出现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应该也是难免的,但是也找到了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每一次危机都会使我们更加聪明起来,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构筑更加坚固的公共卫生防治体系,采取更多的措施。 我特别讲到的是我们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企业家,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也包括一些外资的企业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慷慨捐赠,而且在第一时间把医疗物质捐到需要的地方去,比如说捐到武汉,捐到湖北,同时也献去了爱心。 光是物资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责任,他们也把爱心带去了疫区,这个爱心就是鼓励疫区的同胞们,鼓励那些疫区的在医疗战线上的医生和护士们,给他们爱心,让他们充满信心,大家同舟共济,共同面对疫情,而不是一捐了之。这是这一次疫情我们企业家责任感的较高的一种表现。 另外,这次疫情发生之后,这些企业家还利用很多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说互联网大数据预测疫情,特别是针对疫情的防治控制工作,这也是企业家的贡献。我想特别提出的还有一点:我们的企业家不仅是和疫情抗争,而且迅速地安排复工复产,恢复经济。 因为和防治疫情同等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也要发展,我们要有防治疫情的物质经济基础,这也是为了我们经济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企业家的贡献,也是企业家社会责任在这次疫情中的一种新的升华,这是值得我们歌颂的。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提问四:股市和汇市未来会有哪些变动? 马蔚华: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全球的股市、汇市确实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美股四次熔断,这在历史上确实是没有的。总的来看,股市、汇市的波动是和当前的疫情有直接关系的,很显然疫情的发生影响了全球的经济,现在各国都在封关锁国,都在断绝疫情的传染源,包括国际之间人、财、物的流动都面临极大的阻碍。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也必然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疫情对全球经济确实有影响,所以才出现全球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看到,和全球股市的波动相比,我们中国的A股还是表现出比较大的弹性,波动的幅度比它们要小。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上的损失也好,其他的影响也好,都是短期的。 从中国未来看,长期的经济前景全球都看好。看好不仅是因为别的,就是我们中国拥有十几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我们自己的消费,包括我们前面提出的消费升级,都会让需求带动供给。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需求市场,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经济看好的信心所在。 更何况我们正在进行转型,特别是正在进行产业和发展理念的转型,我们更加重视科技的力量,让科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产业价值,同时我们也更加重视服务业的贡献。我觉得这些都会使我们对长远经济发展看好。 股市尽管还会受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还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A股的韧性应该是比其它股市要强的,这一点我还是坚信的。至于汇率,前几个月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稳定。有这样几点我可以判断: 1. 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还是强劲的,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有所贬值,但是比起其它货币兑美元的贬值,我们贬得幅度比较小,特别是对一篮子货币我们表现很强劲。 2. 外汇方面,我们前两个月有200多亿美元的顺差,国内外市场供过于求。 3. 最近央行在香港成功地发行100亿美元的央行票据,得到市场的追捧,超额认购3.5倍,这反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所以总的看,疫情的发展给经济带来了损失,汇率的波动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充满弹性,双向波动、总体稳定的趋势还是不会变化的。 提问五:这一次瘟疫已经严重影响全球化,背后的全球供应链体系,这次瘟疫过后是否会导致全球化的后退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后退?与供应链重组发展方向有哪些机会? 马蔚华: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如果没有这次疫情,世界上也出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倾向,特别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也受到质疑。这次在疫情发生以后,更多地人出来指责全球化:“你看,现在我们为了控制疫情,我们不得不封闭,流通越多,范围越广,传染的机会可能越多”,所以,更增加了全球化的一些非议。 但是我们觉得疫情给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一种大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产业链上的这些国家应该都是获益者。由于全球化,全球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肯定是全球化在过去的成功。 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专业化、集约化、信息化,也意味着在全球更大的范围内来重组资源,一定是高效的。所以,我们虽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也面临着许多反全球化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坚定不移地去面对全球化,去推动全球化。 现在全球的产业链受到一些阻碍或者一些破坏,是因为疫情的发生,这次疫情确实使生产资料、各种资源在全球流动受到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暂时的。我们由于过去这些年的全球化,全球的产业链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大趋势。当然人们正在探讨怎样才能继续推进全球化,有人也提出了区域的全球化来推动全球的全球化,等等思路。 总而言之,全球化的趋势是不能改变的。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坚定地面向全球化,特别是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全球化提供了很好的金融环境。 提问六:新冠疫情对企业经营造成不小的影响,对银行业的影响能不能介绍一下? 马蔚华:这毫无疑问,唇亡齿寒,没有企业,银行什么也玩不转。银行是服务业,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企业受到影响,企业受到损失,银行肯定会受到损失。所以,现在所有的银行应该都在努力地尽全力地支持企业。我们心里明白,只有企业恢复了,企业发展了,企业强劲了,银行才能有作为。 所以,当前银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持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银行支持它,让它得到恢复,得到生机,得到发展,那银行就有了客户,我们就有了业务,也有了盈利。如果你不能支持它,它倒下了,它受损失了,那不仅是影响我们的业务,也影响我们的资产质量,更影响我们的盈利。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银行会竭尽全力和企业站在一起。我们过去提出过抱团取暖,今天我们也是密切携手并肩应对疫情。 提问七:未来经济消费是否全球进入了调整期?企业进入了困难期? 马蔚华:毫无疑问,眼前由于疫情的发生,首先是我们的消费断崖式地下跌,很自然,因为疫情,我们需要居家隔离,要共同防治,要采取很多措施,减少人群的集聚,消费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我相信只要疫情能够缓解,能够消除,消费肯定马上就会恢复。本来我们期待有一个消费报复性的增长,看来现在由于全球的疫情在蔓延,这个报复性的增长、报复性的恢复可能要推迟延缓。 总而言之,我觉得疫情的确是会对全球的消费和经济产生影响,但只要全球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携手共同面对这次疫情,早日从疫情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的消费还会恢复,我们的经济还会发展,我相信这一点。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投资 提问八:科学在环境监测中正在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你预测未来科技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是否有作用? 马蔚华: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就是靠科技的手段,也包括应对疫情。比如说人类到目前为止,对病毒、对疫情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我们还没有找到新冠肺炎这个病毒的爆发到底是怎么原因,如果找到原因了,掌握它的规律了,我们就用科技的手段来研制疫苗,找到对应它的这些方法,没有科学是做不到这一点。 包括疫情发生以后我们也要靠科学的手段去观测、去防治等等,特别是我们这一次疫情防治中,大数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想我们未来主要是靠科技,靠我们人的矢志不渝的努力,为我们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改变气候变化的这种趋势。 提问九:您觉得意见领袖对气候变化,除了身体力行去做,还能怎么样引导社会公众? 马蔚华:我听过艾伯特·戈尔的演讲,他到中国来过好几次,他的演讲是倡导用可持续发展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我们目前生态环境严峻的挑战,而且戈尔不厌其烦地到处演讲,宣传这样的理念。戈尔是一个美国的前政要,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意见领袖,像这样有影响的、身份地位的人,倡导这样的理念应该是作用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呼吁,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能够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认同我们的影响力投资在内的公益金融,来认同我们倡导的新商业文明。这些意见领袖的作用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自然、社会的种种挑战,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 提问十:怎么定义衡量一个国家可持续投资的规律?哪些投资算是可持续投资?哪些典型案例和直接效果可以讲? 马蔚华:接下来我还要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讲到可持续投资。联合国有一个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样的发展叫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投资叫可持续投资。如果定义一个国家可持续投资的规模,我倒希望我们所有的投资都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规模没办法定一个限额。 但是可能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因为认识的、实践的和各种条件的限制,还不能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呼吁与倡导,希望越来越多的投资是影响力投资。目前像我们投入在绿色金融,投入在环境治理,投入在扶贫攻坚,这些都算是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而且效果是越来越明显。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扶贫攻坚,主要解决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问题,要使我们贫困地区的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就不是简单地给他一些资助,是让他学会改变本质,这是产业扶贫。而产业扶贫需要金融的支持,需要普惠金融的支持。 再比如中和农信,这么多年它一直孜孜不倦地支持全国20多个省几百个贫困县,帮助了多少万贫困农民脱贫。而一些投资机构,包括国际上一些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投了中和农信,还有我们国内蚂蚁金服也投了这个公司,增加了它的资本充足率,有更多钱支持农民,改变自己的面貌,这就是一个可持续投资的非常好的典型。中和农信让那么多农民能够学会致富的本领,就像通过这样的产业扶贫,我们的国家才能可持续发展。 提问十一:目前很多企业因为商业利益短视,不在乎可持续发展,你觉得扭转理念需要多长时间?是需要通过内部改变还是外部的法律来处理? 马蔚华:的确,包括影响力投资,包括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些新发展理念在我们中国传播也没有几年的时间。我记得第一次讲影响力投资也就是三四年前的事情,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现象。 我们也认同这样的新的发展理念出现之后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快认识。我们通过种种的事例和全球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义利99和多米尼400指数,可以看到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上赞同可持续发展的人越来越多,资本向善是一种趋势。 所以,在大势面前,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企业家会参与其中。这种事首先是理念的自觉认同,我们现在还不能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我相信越来越的人会参与到倡导新的理念、倡导新的商业文明其中。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20年4月16日
理事观点 马蔚华 -
马蔚华:地球的治病良方是可持续发展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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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新冠疫情到底需要我们反思什么?2020年5月7日
【在线视频】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云上绿公司”第八期于4月7日19:00-21:15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马蔚华先生在线开讲“染病的地球和医治的良方”,他提醒我们,此次“新冠”疫情只是一场又一场灾难中影响最为沉重的那个,这些灾难在告诉我们,地球病了,而对它的医治,刻不容缓。以下为马蔚华直播分享的内容摘要: 1 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当人类快速发展,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发生大的变动,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之时,瘟疫便会席卷而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大洗牌。在历史上,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从13世纪开始在中国反复爆发的鼠疫,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16世纪在美洲爆发的天花,以及延续至今的霍乱和疟疾。而进入20世纪以来,瘟疫更是成为了人类频繁面对的挑战。以流行于14世纪的黑死病为例,这场“黑死病”不仅动摇了宗教的权威。打破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也使人们开始转向可以预防和治疗瘟疫的手段,带来了医学及卫生观念的进步。同时,“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从而刺激了人们创造新的技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埋下了科学革命的种子。在最近10年,瘟疫的爆发愈加频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重大疫情,约60%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暴发于最近10年。包括2012年爆发的MERS病毒流行,2014年埃博拉病毒,2016年H7N9,2017年恶性疟疾,2019年非洲猪瘟,一直到2019年出现,2020年集中爆发的“新冠”疫情。近十年的瘟疫爆发,就如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的瘟疫流行,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平衡已经被打破,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2 气候变化和瘟疫频发息息相关从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变暖的趋势便开始显著。1906年到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摄氏度。在1990年到2005年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速度为每10年0.15摄氏度到0.3摄氏度。而美国NASA/GISS(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平均气温较80年前的1939年上升了1°C。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改变会扩大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因此将扩大病毒随其传播的可能性;其次,气候变暖为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增加了病菌在不同环境中的存活率,加快了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第三,全球变暖使某些病菌的致命性更高;最后,气候变暖使永久冻土带逐渐复苏,被冰封的病菌被释放出来,而实验已经证明这些病菌有再度复苏的可能性,因此这些病菌可能会再度侵袭我们。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灾难大考面前,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未来的路,要如何去走? 3 气候变化确实导致地球“病了”导致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城市化、土地利用、工业生产等带来的大量排放,其中二氧化碳占了50%,甲烷占了20%,氢氟烃占15%,一氧化二氮占了10%,臭氧等占了5%。目前,这些气体超出了从冰芯中估算得出的工业化前几千年来的浓度值。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发展确实是我们的第一要义,但是我们过往所采用的粗放的发展模式,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不考虑污染地进行工业生产,造成了过度排放的事实,也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承受的负担。除了这些与气候变暖直接相关的危机,地球的这场大病还为我们带来了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不同的危机。其中,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是两大重点,而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又会互相作用,使得其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4 医治地球的“良方”首先,人们从金融的角度为救治地球做出了诸多努力。因为金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少历史学家甚至论断:世界史就是一部金融史。在新千年的开端,愈发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促成了投资者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思潮,ESG投资,也就是“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概念应运而生。投资者除了财务因素之外,开始关注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平等和发展、内部有效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且系统化地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ESG和投资与联合国所引领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结合了起来,对企业行为起到了极大的规范作用。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对公司在人权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要求,而责任投资原则(PRI)则呼吁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因素。根据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评论(GSIA)的统计,ESG投资在2018年突破了17万亿美元,达到了巨大的体量,但我们放眼全球可以看到,气候变暖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收入不平等日趋严重,我们所关心的发展带来的问题,仍然在积累。为了解决责任投资、ESG投资等被动避免公司的不良表现的问题,在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集合一大批先行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投资,主动促进公司改变,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影响力投资是与“可持续发展”最为契合的投资理念。责任投资、ESG投资等理念,更关注在旧有发展模式中,选择表现较好的公司;而影响力投资强调,重视经济收益和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一体性,在每一项投资决策中,同时考虑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我们需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纠偏,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医治地球的“良方”。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今后15年(2016-2030)新的全球目标,其中包括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项细分目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中国在“扶贫攻坚”、“节能减排”和“绿色金融”三个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以绿色金融为例,目前,绿色信贷体量位居全球第一, 21家主要银行2019年末的绿色信贷余额为10.6万亿;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在2019年也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现实看,我们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重任。我们需要以“疫情”为镜,重新衡量商业的价值,重新设计发展的模式。为人类所有过去的负面行为做一次清盘,重振旗鼓,再出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20年4月8日
理事观点 马蔚华 -
马蔚华:慈善透明化是大方向,公益基金应像上市公司式信披2020年3月19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2013年5月,马蔚华告别了任职15年之久的招商银行,正式开启了公益慈善之旅。在其长达15年的任期中,马蔚华带领招行成功从一家区域性小银行转型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跻身世界500强。过去6年,马蔚华一直在寻找中国企业家做公益以及公益组织在中国存在的最好方式。在接受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访谈时,马蔚华表示,过去企业家投身公益主要是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来救助需要援助的人。他们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以及环保、健康等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全球面临新的考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以传统捐赠方式为主的公益慈善难以弥补解决社会问题所需要的资金缺口,而且中国慈善公益还停留在突发事件或悲情事件发生时捐款、捐物层面,与慈善作为第三次财富分配方式的理念和社会创新手段相去甚远。马蔚华意识到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转型。“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经过充分的调研和思考后,马蔚华认为影响力投资可以有效帮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指出,影响力投资处于商业投资和公益慈善之间,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一致性。影响力投资从出发点开始就注重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既有正面的财务回报,又有积极的、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马蔚华还指出,由于《慈善法》的相关规定,公益慈善从业人员的工资在整个行业中相对较低,很多年轻人凭借着情怀和公益热情来从事公益慈善工作。但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待遇,影响力投资会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留住人才起到重要作用。谈及公益组织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发展时,马蔚华表示,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突飞猛进,截至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已经超过7500多个。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益慈善事业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包括社会对公益慈善的看法、慈善公益机构本身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以及社会对基金会管理水平的要求。“未来公益慈善机构的规范化、透明化是大方向。”马蔚华强调,公益慈善事业需要竞争,需要优胜劣汰。谁做得好,谁就可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得到更多的资源。公益慈善机构应该按市场原则配置公益资源、按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管理公益组织、借助金融工具实现进一步发展。影响力投资是公益和金融结合的一个重要工具。传统的公益慈善主要靠捐赠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由于社会问题不断增多,而且许多社会问题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投资环节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现在中国提出经济高质量增长,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避免负面问题出现,影响力投资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每一笔投资、每一个经济活动开始的时候,影响力投资就注意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一致,而不是在过程中或是产生问题后负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正面的财务回报,又有积极的、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除影响力投资外,还可以通过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等方式来实现公益目的。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企业家作为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重要力量之一,您认为企业家采取哪种方式做慈善公益比较好?马蔚华:报效社会的责任感是企业家精神重要体现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树立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从事公益慈善来推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福特曾说,一个好的企业家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区别在于,好的企业家向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而伟大的企业家在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外,还要尽努力让世界更美好。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的方式有很多,过去传统的做法是,企业家乐善好施,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救助需要援助的人,他们在当前的脱贫攻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企业家也努力在环保、健康等问题的解决中做出贡献。但是由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经济面临很多新考验,包括气候变暖、贫富差距加大、粮食危机、水污染等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既要靠传统的公益手段,同时也要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影响力投资等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企业家做公益主要以捐款或捐物为主,但是国外很多企业家坚持以长期项目推进,这对中国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有何启示?马蔚华:企业为什么要尽社会责任?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雷德曼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赚钱,不要管外面的事,这是当时西方的主流观点。10年后,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否定了他的观点,认为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消耗水源、排放污染,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所以,企业需要为这些负面溢出效应负责。近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即任何企业在发展中不光涉及自身利益,还涉及很多利益相关方,这要求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在本世纪初,企业社会责任感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当时我在招行工作,我们和国内外的一些公司成立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宣传并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现在近千家A股上市公司会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企业、企业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明显。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之前表示影响力投资是金融人的新机会,金融背景的人做公益有何优势?马蔚华:这是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理念,我觉得接受它有一个过程。过去我们习惯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提出社会利益最大化。这需要中国企业家在理念上去认同,认同之后,我们还要有一套评价标准。目前这个标准正在推动中,将来可以根据国情制定自己的标准。我们还需要相关信息平台、政策、法律的支持,从而构建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发展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投资行为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金融界、投资界的人员应该走在前面,因为金融的特殊作用决定金融人会接受这个理念,带动更多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整个公益慈善领域人员的薪资水平较低,你对致力于发展公益慈善的年轻人有什么话想说?据了解很多年轻人从公益组织去其他行业工作的时候面临很多困难,您对怎么看?马蔚华:按照《慈善法》规定和其它有关规定,慈善机构需要控制工作人员的薪酬支出成本。所以在整个社会行业中,公益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较低。 比如,壹基金有很多年轻人都毕业于国际名校,像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如果他们去企业、去金融机构工作,可能收入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从事公益是这些年轻小孩发自内心的一种选择,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当年在雅安地震第一线,这些小孩一待就是几个月,在很艰苦的环境里,他们靠情怀支撑自己,努力去完成救灾任务,非常值得鼓励,令人尊敬。但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影响力投资会对公益慈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留住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关于转行的问题,这个是普遍现象,从其他行业再换另一个行业工作也会面临困难,不仅仅是公益行业。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对年轻人来说,阅历多一点没什么坏处,关键是面对新的岗位,新的环境,你必须去适应它,适应的前提是努力学习,努力实践,在实践中提升自己。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国外很多公益慈善机构或NGO组织都有很完善的独立的体系和机构,国内的公益组织经常会出现丑闻等一些负面事情,您怎么看待这一点?马蔚华: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公益慈善事业突飞猛进。截至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已经超过7500多个。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该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很正常。包括社会对公益慈善的看法、慈善公益机构本身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以及社会对基金会管理水平的要求。举个例子,我刚到壹基金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当时大家怀疑捐款的去向,有人甚至说捐款被李连杰贪污了,但实际上当时李连杰已经不管这个事了。开始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愤慨,后来我们经过分析了解到,误解产生主要是因为信息披露不够。后来,我们按照上市公司、上市银行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基金会,内审、外审,进行信息披露,使得机构运行透明化、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时间久了,也就没有误解了,这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公益界的丑闻事件给我们很多教训,但重要的是,基金会本身要加强管理,提高自身素质,按照国际规范、法律要求去运行,让它更透明,进而赢得公众的信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潜力还很大,未来公益慈善机构还会继续加快发展,公益慈善人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国内基金会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马蔚华:我认为公益慈善事业也需要竞争,需要优胜劣汰,同质化没有关系,谁的公益项目好,谁就得到的资源多,这是对的。公益界也应该按市场原则配置公益资源、按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来管理公益组织、借助金融工具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从而让公益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你看来,公益组织、公益事业保持可持续发展有哪些关键因素?马蔚华: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理念,其次把自己管理好。取信他人需要有透明机制,让所有捐款人有知情权,同时要更加有效,这样公益组织才会得到大家的支持。资本向善是现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一种趋势。比如,我们在沪深300股票里,按照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原则选择了99支股票。过去5年,这99支股票收益率指数跑赢了沪深300,跑赢了中国其它所有的指数。这说明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唯利是图的,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是受社会尊重的。文章选自搜狐智库,2020年3月3日
理事观点 马蔚华 -
马蔚华:近二三十年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20年1月17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2019年12月8日,由财经杂志主办的主题为“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的2019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召开。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出席并演讲。 马蔚华表示近二三十年全球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也出现了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去年苹果的市值一万亿美元,亚马逊一万亿美元,什么概念?相当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叫富可敌国。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二十亿人每天的生活费3.1美元,如果把中国对扶贫的贡献占70%以上去掉,全球的基尼系数是扩大的,贫富差距是扩大的。 马蔚华表示影响力投资这十几年发展很快,呈几何级数增长。全球的家族办公室,这几年40%投向了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投资理念,是个投资机构或者是一个经济体,在投资的时候就会想到它所有的投资项目既考虑财务回报,同时有社会影响力。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主动的,一开始就必须是奔着去的。 第二,它是有财务回报的。 第三点,它是量化的,做一件好事十件好事,不仅要有质的定价都是做好事,量的定价也要有标准。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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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创业为社会带来财富2019年12月13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2019年11月2日,第五届“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围绕“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力量、社会企业家信仰”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与对话。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先生发表完演讲之后接受了商界记者采访,他表示,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不光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更多关注社会价值,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 谈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责任,马蔚华表示,过去他曾把企业家精神归纳为这样几点:一、有胸怀世界的大视野,凡是企业家都应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二、有创新创业的进取心,企业家的核心就是创新,通过创新创业来给社会创造财富,以此作为企业家的职责和奋斗目标。三、具有诚实守信的价值观,这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诚信为先是所有企业家应该有的品质。四、要有报效社会的责任感。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界可以给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而一个伟大 的企业家,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为什么会有这四点感总结,他认为,在今天的社会以及世界上,人类随时都会面临很多挑战,社会的,环保的等等各种影响我们生存生产生活的挑战。所有挑战,构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隐忧。所以,联合国曾在2015年,制定了一个2015年至2030年持续时间长达15年的议程,并且提出了17个指标,简称SDG,完成这17个指标是全球企业家共同的任务。 马蔚华说“要完成这些指标,就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不仅追求企业的经济价值,还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假如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企业将难以为继,我们的经济难以为继,我们的地球也难以为继。这一点,在企业家的精神和追求里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他认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有报效社会的责任感,要为社会做贡献,因为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他们身上都具备了一种创新的精英精神,是国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改变了世界。全球很多领导人在发表重要讲话时都会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来讲,正是由于我们国家千千万万企业家的创新进取,才获得了改革开以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才有了数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商业上的伟大成就。 虽然,未来还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但是还要发扬革命前辈的“长征精神”,不怕吃苦,不惧艰难,勇于面对挑战,不断创新。文章选自凤凰网,201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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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影响力投资开始就要关注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2019年11月27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于11月23日在钓鱼台举行,主题为:“致奋斗:跨越责任新周期”。招商银行原行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出席并演讲。 马蔚华指出,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备受瞩目。他表示我们不仅要创造经济的总量和速度奇迹,创新产品和制度,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更应该在发展理念上,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今天中国企业家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马蔚华表示,本世纪初的时候,社会责任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不到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社会责任被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可,在A股市场将近1000个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他表示,相信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 马蔚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影响力投资。他指出,影响力投资既有正面的财务回报,同时又有积极的,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它处于商业投资和公益慈善之间,有时候公益占的多一些,有时候是商业投资占的多一点,但一定是有正面回报的。可以高于社会效益,也可以低于社会效益,但它不是社会捐赠,它是投资。 他总结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资的特点有四点: 1、投资一开始就要关注正面的财务回报和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不像过去把GDP搞上去,破坏环境,再贡献社会责任。 2.对社会投资要有回报,可以高可以低,但要回报。 3.如果公益观念强可以回报低一点,如果商业观念强可以回报高一点。 4.最重要的是要评估,影响力投资不是质的概念,是量的概念,你对社会有多少价值,有一套评估体系。 全球影响力投资最近几年增长很快,马蔚华指出了三点原因: 一、它符合世界公益慈善发展的历史规律。马蔚华表示,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在过去粗放经济增长下产生的。如果每一笔投资从开始发生的时候,既注意它的经济回报也注意它的经济影响力,社会效益,都这样做,社会问题就会大大地减少。 二、它也符合当前社会向善的大趋势。他表示,在中国可以看到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社会价值的投资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 三、它符合五大理念,也在践行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正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我们告别过去粗放发展模式,今天我们每一笔投资既关注经济效益也关注社会价值,这就是高质量的增长。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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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资本向善应成为趋势2019年10月22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10月12日在京举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出席并发表闭幕致辞。 马蔚华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过去说商业是“一心掉在钱眼里”,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得到有效改善。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资本向善应成为一种趋势,当资本向善的时候,社会就会向善。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 大家下午好!志武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国际知名的教授,他谦虚了,他实际不花钱也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我对普惠金融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它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影响力投资是个非常有益的结合,我这次先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会议,因为现在担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目标执行委员会,然后去荷兰参影响力投资的全球会议,都是在讨论影响力投资。 我看我们的会议上有中和农信的白雪梅来参加这个会议,我在讲影响力投资时经常、无数次举中和农信的例子,因为中和农信的确就是一个普惠金融,好像在2009年1月开始做业务,到现在整整十年,我记得的数不知道对不对,累计贷款超过400多亿,现在还在贷的将近400万农民,客户90%是农民,50%-60%是妇女,覆盖中国21个省,覆盖率超过60%,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普惠金融机构,是扶贫基金会下面的,帮助了数万农民脱贫致富。 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能够帮助那么多的农民脱贫致富?就是因为影响力投资的支持。三轮融资,A轮是著名的全球风险投资红杉资本,还有国际投资公司;B轮是蚂蚁金服、天天向上;C轮是TPG,三轮融资,增加了它的实力,这是典型的影响力投资和普惠金融的案例。影响力投资发展到今天也就十几年,我这次参加近的全球会议非常有感触,原来都是他们欧美人自己玩的,几十人。今天的会议就几百人。因为影响力投资在全球发展非常快,几乎每年以倍数增长,我还给投资建议,不能欧美人自己在那儿玩,他都不用同声传译,我说亚洲是巨大的影响力投资市场,你们应该把这个会到中国开,他还是表示认可。 什么叫影响力投资?因为投资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每一笔投资既有正面的财务效应,它不是捐赠,它有正面的财务效应,可以高于等于平均利润率,也可以有社会平均利润率,它是投资也是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把社会影响力用联合国17个指标SDG来表示,如何把它量化到目前没有标准,全球指导委员会就负责制订这个标准。影响力投资和以前的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投资都是演变过来的,但它和他们是有区别的。现在在H股市场,影响力投资指标是很强制的,必须发表的。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发展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不是在过程中产生社会效益才算的,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这样。它一定要有量化的,最后有评估的标准。当然,全球这还在继续完善过程中。 影响力投资是公益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卸任行长以后,投入公益事业,第一个职务是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原来李连杰创办的,私募的,后来国家民政部批了以后变成公募的了,变成人10人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很豪华,有马云、马化腾、冯仑、柳青,李连杰是个理事,通过网上捐赠搞灾后重建,搞扶贫,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的公益和慈善机构。我发现,这些公益慈善机构确实很伟大,那些员工全是来自名校,几千人,每个月几千元工资,任劳任怨。我作为商业银行来的,每个月几千元,他们自己任劳任怨,我作为理事长,他们干一辈子,可能在深圳连买个厕所都买不上,这样的机构不可持续。 这样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找到让它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后来我做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时,认为影响力投资是可以推动的,就是用公益的理念,商业的模式,金融的收入来解决社会问题。德鲁克大师有一句话“所有的社会问题,当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我认为,把工业和商业结合起来,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影响力投资应该是其中一个公益金融的手段,当然还有很多,像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和社会企业,包括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都应该算。 影响力投资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有这样几个原因: 它应该是慈善公益发展到今天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符合这个慈善推动历史的发展规律。大家知道,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生产力之上的上层建筑。回顾公益慈善的历史,一定的公益慈善方式和管理方式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16世纪中世纪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那时候的慈善主要是为了救助饥寒交迫的人,当时是由教会来主导的,那时候正教合一,生产力水平很低,很单一很朴实很自然,巴黎圣母院卡卡西莫多就是那时候,寺院是主导的。 后来到了17世纪、18世纪进入封建社会,王室就取代了寺庙。因为当时的公益不仅仅是救助饥寒交迫的人,还要解决战争的伤残人,战后的重建等等。因为政府要把它作为平衡社会的工具,所以,那时候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步慈善法《伊丽莎白法》。到了21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首先出现了美国现代基金会这样的公益形式,当时洛克菲勒、卡耐基这些大的财团,他们把自己的钱捐赠给社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钱自己再花下去,可能会让社会看不起,给自己的子女坑了他们,再去投资边际效应递减。所以,他们当时就成立基金会,捐赠医院,包括图书馆、幼儿园、养老院,我们的协和医院就是那时候建成的。那时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董事会领导的公益基金会。我们看历史,就这样发展过来的。 最近20-30年,全球经济发展很快,但是财富的增长也很快,而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财富的集聚也很快。比如去年像苹果这样1万亿市值,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我们的腾讯、阿里巴巴最多的时候5000多亿美元市值,说富可敌国毫不夸张,这个社会上财富增长和财富集聚;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还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3美金;将近16亿人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也就是说在全球的发展中出现了不仅绝对贫困化问题严重,相对贫困化问题也加重,加上资源破坏、水资源、性别歧视,地缘政治导致的战争等等,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充满了挑战。所以,2015年,联合国190个签订了《2015-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的习主席也代表中国参与并签署了。这个议题包括17个指标:无贫困、零饥饿、健康和福祉等等。 联合国有关部门算了一下,要解决这17个指标,怎么办?新兴市场每年的资金缺口大约有3.9万亿美元,而我们的公共部门(政府)投入加上慈善捐赠,一共1.4万亿美元,还有2.5万亿缺口,将近2/3,怎么办?后来人们意识到,许多问题都是在经济活动中,在投资中发生的,比如环境的破坏。我们过去也是,为了GDP上去,不惜(牺牲)环境资源,现在反过来再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开始,每一笔投资发生时,我们都要注意它既要有经济效应又要有社会效应,既能解决有财务回报,又能解决环境的问题,贫困化的问题,如果都能这么理想,那这个缺口就很小了。所以,影响力投资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在全球应运而生。 最近这十几年,全球越来越重视影响力投资,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从70年代到现在,这种社会责任投资,道德投资,可持续投资一直发展过来的,这符合历史规律。 但是我们当前应该看到的,这个社会人心向善,社会向善,商业向善,资本向善(是)一个大的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从华尔街开始,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华尔街有责任,第一个确认影响力投资的就是摩根大通,杰米戴蒙(Jamie Dimon)首先把影响力投资和贷款投资一样列入金融的概念。高盛为了做影响力投资,花100亿美元收购一个做影响力投资的公司,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转向社会,可能将来千禧一代(00以后出生)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比我们要强。我去美国很多学校,以及我接触很多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概念令人可敬。斯坦福的学生一定要求商学院学生在商学院课程中加入金融的课程,金融+公益+人文的课程。所以,这些华尔街的大佬们还是非常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整个社会也是这样。 最早在70年代,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他当时认为企业的责任就是挣钱,不要管别人的事儿,那时候是美国、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占主导),再过十年又一个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批评了他,任何企业在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时都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比如农业,你产生农产品了,但消耗了水,施了农药,这个负面溢出效应,你也有责任,别说工业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大家都知道,每个企业都不是自己的事儿。国际上先进的大企业提出我的价值观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这都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 在美国有个“民晟指数”就是“多米尼斯白指数”,从标普500里,这15年选400只股票,选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影响力的标准,我们非常惊喜地发现过去十五年,收益率指数一直跑赢标普500,说明在美国资本市场也是资本向善。在中国,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社会价值同盟发布了“义利99”,已经发布了三年,回撤了两年,一共五年。他们也是在沪深300里选了99只股票,这99只股票都是按照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影响力来选的,有个非常认真的专家委员会来选。也惊喜地发现,在过去五年,“义利99”收益回报率不仅跑赢沪深300,上证50,跑赢中国所有的收益率指数。 所以,博时基金很有远见,第一个用指数基金做ETF产品,证监会也很支持,这次在联合国的荷兰会议上大家都非常支持,它的收益率很高,将来在证券市场上一定会受到关注,而且它又有很多经济效益。很多影响力投资都要投这个指数产品。这说明什么呢?在中国资本市场也是资本向善,它给人们一种启发,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追求经济效益也非常追求它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社会价值观越来越普及,这是我们看到的非常有益的现象。我们说,这是一种人心所向。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过去说商业是一心掉在钱眼里,我认为现在越来越不是这样。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资本向善应成为一种趋势,当资本向善的时候社会就会向善。 影响力投资也符合中国五大理念和现在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五大理念是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我认为,影响力投资既是金融的创新,投资的创新,更是公益的创新。协调,如果一笔投资,经济活动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这是最大的协调。开放,资本市场是在国际间流动的,中国这个市场吸引很多国际影响力投资想到这里来投,他们非常看中中国市场,包括这次在荷兰的会议上,他们都是看重的。我们的资本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如果要用影响力投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定会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我们会和他们民心相通。所以,符合国际化。绿色应该是影响力投资的应有之义。共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地球更美好,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共享这个成果。所以,符合五大理念,也符合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有很大的问题是解决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我们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而这个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有很多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公共社会产品供应不足,像卫生、教育、养老。我们应该承认,国家在“十三五”,各地方都投入了很多钱,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光靠政府的渠道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依靠社会企业,依靠方方面面都投入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中来。 而影响力投资在这方面就大有作为。举例,浙江有个普惠养老,说失能半失能的养老机构叫绿康养老,过去是民非企业,有500张床,因为没钱,后来有个上海影响力机构叫禹闳资本,投入三年变成1万张床,而且成为亚洲最大的失能半失能的养老机构,经济效益20%的回报率,因为国家有很多优惠政策,降低了它的成本。所以,影响力投资是大家应该认可的。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以可以负担的成本为弱势群体,边远地区特别是农民提供贷款,让他们也有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这是联合国提出的概念,但并不是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公益,是可承担的成本。 现在中国对全球的扶贫做了巨大贡献,过去6年解决了8000万贫困人脱贫,要使他们可持续地脱贫,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要想改变农民的命运必须给他提供条件,进行能力建设,而这个条件最重要之一就是金融的条件,而普惠金融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所以,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将来普惠金融要和影响力投资携手开会,这样的资本能找到项目,项目也能得到资本,我们的普惠金融发展起来了,相信贫困、社会问题都会得到资本支持,能够有力地解决。 我就说这些,希望做普惠金融和搞影响力投资的要经常交流,让我们的交流有更多的成果,来促进我们普惠金融的发展。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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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在中国资本市场 “资本向善”备受追捧2019年10月21日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卸任行长以后,当然还有机会继续做金融,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生之年再做一些关于社会责任,有利于公众的事儿会更有意义。”10月16日上午,在中国社会企业影响力与投资论坛2019年年会现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名誉理事长马蔚华围绕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接受了《金融投资报》记者的专访。 影响力投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我在当行长期间就倡导社会责任,中国最早的社会责任同盟也是我们发起成立的,那时候只有跨国公司才搞社会责任,这在中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回忆起刚刚成立同盟的时候,马蔚华表示很欣慰:“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时候的概念今天已经被广大企业所接受,我们起码有上千个企业都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所接受,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在不断发展。” 马蔚华提到的社会责任同盟,于200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其致力于将各企业之间个体的公益行为凝合成整体的力量。业内人士认为,经过十几年时间的发展,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虽有长足进步,但仍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我们的社会问题太多了,光有社会责任还不够。”马蔚华告诉《金融投资报》记者,2015年联合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计划,按照联合国17个目标,新兴市场每年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和慈善捐赠只能解决3.9万亿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剩下的这部分怎么解决是他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马蔚华说,许多问题是在经济活动和投资中发生的,假如每一笔投资在发生的时候,既能考虑经济回报,也能考虑其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力,那社会问题就会很小很小,这样的投资,就叫影响力投资;这样的企业,就应该叫社会企业。我们需要鼓励影响力投资,需要鼓励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企业,他们一方面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又能使这个问题能可持续发展。 怎么做到可持续发展?他表示,用商业的问题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才是可持续的。“正如德鲁克说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他向《金融投资报》记者回忆道:“当第一次在深圳讲这个理念的时候,是给深圳市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讲,本来预计两三百人,结果1500多人参加,这说明这样一种新的投资理念,虽然陌生,但是受到关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道理,我觉得影响力投资理念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也符合中国解决主要矛盾。” “资本向善”在中国资本市场备受追捧 谈及资本市场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时,马蔚华对记者举例说:“我们社会责任同盟在过去五年搞了一个‘义利99指数’,从深沪300里选99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责任的股票,过去五年它的回报率跑赢了中国深沪300、上证50等所有指数。这说明了在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向善不是唯利是图,这个事本身就会调动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这样的道路,同时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青睐,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他还向《金融投资报》记者透露,已经有基金公司正在筹备用“义利99”做指数基金,ETF产品,“应该说我们最近在全球包括华尔街一些资本市场接触,他们还是很感兴趣,目前进展不错,我们正在积极推动这个事,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 资本是把双刃剑。在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向善”和“资本向恶”都客观存在,频出的暴雷问题也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对此,马蔚华对《金融投资报》记者直言:“资本市场暴雷都是风险的暴露,资本市场在商业发展过程中,风险不可避免,特别是这些暴雷的,自身存在一些问题,监管也存在一些责任,但是我觉得这和整个社会向善毫无矛盾,这么多的企业和人群,不可能都是一样。” 在资本市场做影响力投资,基础何在?马蔚华将其归结为“价值观的变化”。他说,之所以毅力99受到资本追捧,是因为很多的企业既关注自身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关注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ESG(笔者注:指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这一概念主要应用于社会责任投资领域,它是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三个主要方面,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分析和决策时主要考虑的非财务因素),披露自己的社会责任,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和社会责任委员会,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社会责任的行列,“这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趋势,包括‘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责任的关注我觉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还要清晰。” 科技赋能企业社会责任应用 如何要解决影响力投资的问题?马蔚华对《金融投资报》记者表示,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运用科技的力量。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如普惠金融,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社会企业,我们用影响力投资支持普惠金融,让他为更多的贫困农民服务,但是这个普惠金融是解决边远地区、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问题,从过去传统的金融看来,他们的成本高,风险大,用商业的角度看,业可能存在很多的问题。”他说,但是借助于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客户的风险,减少成本,取得比较好的效益,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影响力。 同时,他还谈到,科技力量在影响力投资很多方面都可以运用,比如解决贫困问题。“许多贫困山区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自然条件,有些土地我们可以用科技解决其再生的问题、水源问题和种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科技赋能,现在脱贫致富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科技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影响力投资需要的。” “如果把影响力投资作为一个光谱的话,一头是慈善捐赠,另一头是商业投资,在它们之间,靠近哪一头完全靠自身抉择。”他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色、个性和追求,但是只要在区间内,都是社会企业。 除此之外,马蔚华还提到,公益价值观的核心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义利兼顾’。有义的利才有意义,利由义来支撑才能持久,义利兼顾是指经济要有回报,不可能亏损,不可能是非商业的,另外就是要有社会影响力。“过去福特有一句话,说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企业的区别:一个好的企业可以给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够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这就是价值观。” 如何核量一个企业的“义利”?他向《金融投资报》记者解释称:“我们的同盟有一个专家委员会,就有一套指标来评价义和利的水平,但是从长远来看,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是要用将的十七个指标形成一个标准。” “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我觉得非常好。”谈到未来,马蔚华对记者展望说,企业不仅是为股东打工,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种价值观会使越来越多人投入其中。文章选自金融投资报,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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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蔚华:影响力投资比纯粹的公益更可持续2019年7月30日
在美国资本市场选择400只按照影响力投资标准的股票在过去十年平均收益率20.8%,超过了同期标普500的18.7%。编者按: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卸任招行后,加入了壹基金,当上了理事长。“实践派”的马蔚华显然不是去谋了个闲职,壹基金的各种活动、贫困地区赈灾现场常见他的身影。在幕后,他也一直在寻找公益组织在中国存在的最好方式。近日,马蔚华现身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毕业典礼,分享了他对影响力投资的认识,期待越来越多金融人加入影响力投资的大潮中,并接受了《陆家嘴》杂志的专访。1999年,招商银行还只是一家偏居深圳蛇口的小银行,在马蔚华创新性策略的带领下,招行在14年间走上了星光大道。而这位马行长也在64岁时功成身退,不再担任招行主要领导,卸任总行党委书记。卸任后的马蔚华谢绝了很多商业机会,而是应李连杰和王石的邀请,当上了壹基金的理事长。人们对马行长的新职位表示出些讶异,随后是理解,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马蔚华仍在招行时就是壹基金的理事和预算委员会主席,并且早就达成了关于社会责任的认识:商业银行的成功需要客户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认可,招行的成功来自社会,一定要回报社会。于是认同社会责任的中资企业和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共同成立了社会责任同盟,马蔚华曾任主席。这样一来,马蔚华的选择看起来有迹可循了,而在他真正去实践公益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不易。过去在银行,是别人来找钱,而公益组织要找别人要钱,尽管顶着 “马行长”光环,可身处其中所体会的微妙而巨大的悬殊令马蔚华如鲠在喉。公益组织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社会和公众对公益理解有限,都使得马蔚华在壹基金的工作遇到了不少难题。这些当然不能打倒一位银行家。马蔚华创造性地运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理念重塑壹基金,将成本控制、风险控制、内审、外审、信息披露等环节融入日常管理中,把壹基金当作上市公司去管理,见效很快。马蔚华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员工的福利。壹基金的员工都很年轻,毕业于名校,在马蔚华眼里,他们要是进金融机构工作都是年薪百万的材料,却因为一份公益的情怀而拿着不足万元的月薪在壹基金任劳任怨。根据《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费用不得超过捐赠总支出的10%,且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尽管如此,在某个筹款1500余万元的慈善项目花费了127万元支付行政费用时,引发了部分捐赠者的不解和不满,公众的不解和低薪酬也导致了公益行业留不住人才。看到这个现象,彼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马蔚华对影响力投资产生了兴趣。“公益慈善和影响力投资都能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影响力投资比纯粹的公益更可持续”,将公益理念和商业结合起来,用新的公益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造就了影响力投资。什么是影响力投资?马蔚华提出,人类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带来了诸如生态环境恶化、相对贫困、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据此联合国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提出包括环保、扶贫以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内的17项指标。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每年完成这些指标需要3.9万亿美金。但是目前全世界慈善捐赠加上政府投入仅1.4万亿美元,还有巨大的缺口,仅靠慈善捐赠难以解决周而复始的问题。在中国如何推动影响力投资?马蔚华将这个理念带回壹基金后,积极探索将商业模式引入公益领域的路径,既担负公益组织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又追求整箱的财务回报,其中包含了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普惠金融等。“首先要解决大众的理念问题。有些人认为慈善公益不能产生商业利益,但是新的公益慈善理念的唯一目的就是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过去我们搞经济,先把GDP搞上去了,然后再去解决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贫困等问题。如果在经济活动发生时、每笔投资发生时就注意到金融和公益的结合,出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马蔚华说。为了改变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形象,华尔街最先接受影响力投资理念,将影响力投资概念和投资贷款并列;高盛花100亿美元收购影响力投资机构以扩充相关的人才和项目。马蔚华还发现,很多影响力投资机构的CEO是从华尔街跳出的,虽然目前薪酬远不及华尔街,但是有很大的潜力,同时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看到,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强烈要求商学院加开公益课,下一代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只增不减。此外,美国有一个明晟KLD-400指数:在美国资本市场选择400只按照影响力投资标准的股票,它们的经济回报好,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影响力,社会效益也好;400只股票在过去十年平均收益率20.8%,超过了同期标普500的18.7%。这说明了资本市场并不是唯利是图,也会义利兼顾。在中国,则有一个叫做义利99的实验,在深沪300里按照影响力投资的标准选择99支股票,在过去五年到今年的6月28日,义利99指数保收2239.95点,累计涨幅123.24%,近5年年化收益率19.2%,跑赢了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在中国所有的主流指数领冠A股。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是资本向善。“壹基金最近在和博时基金联合研发以义利99为主题的ETF指数基金,在中国和全球都是首创”,马蔚华颇为自豪地说。影响力投资是金融人的新机会马蔚华将影响力投资看做金融人的新机会。家族财富年报显示,360个全球家族财富办公室将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投向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投资的范畴,并且不断在增加。人们开始了解到唯利是图对世界无益、对自身也无益。一个企业生产产品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必然要承担相对的责任。社会向善、报效社会的责任感要融入企业家精神,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要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在中国,影响力投资契合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个理念,这五大理念也是实践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马蔚华对这五个理念有如下理解:从创新角度看,影响力投资既是公益慈善的创新也是金融投资的创新;从协调角度,一笔投资、一个企业,有正面的财务回报和积极的社会影响力,一定是协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是最大的协调,当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协调时,许多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开放、影响力投资应该是国际投资的最新理念和最新趋势,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国际交流和跨境的资本流动,我们如果在“一带一路”倡议执行过程中,坚持用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投资的理念,就会很快得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老百姓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现在正在组建一个影响力投资的基金,国际上的影响力投资愿意拿钱到中国来投影响力投资基金,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力投资的市场和项目,所以这是开放的。从绿色看,绿色应该是影响力投资的应有之义,中国在绿色债券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共享,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特别是影响力投资关注弱势群体,让金字塔底部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共享。另外,影响力投资也是我们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增长的实际步骤。如今,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这个矛盾最多地体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和供给有很大的不协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但是光靠政府的努力还不够,马蔚华呼吁社会动起来,将我们的投资都变成影响力投资。在反贫困方面,中国对世界的反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6年,中国减少了近8000万按现有标准的绝对化贫困人口,贫困人口还剩不到2000万,贫困的发生率降到了1.7%,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达到75%。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巩固扶贫的成果,不能返贫,要注意能力建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产业扶贫培养贫困户改变自己命运的本事。产业扶贫需要条件,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条件,普惠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马蔚华说:“我们的一个扶贫基金会——中和农信在2019年5月累计贷款470亿元、覆盖20多个省、几百个贫困县,通过普惠金融给贫困地区农民找到就业机会,因为金融不是救济,必须帮助他们能很好地发展产业。这些普惠金融需要资本的支持,谁去支持它?中和农信后面是红杉资本、蚂蚁金服等,影响力投资对于扶贫来说就是培养能力的建设,这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的重要的措施。”对于中国来说,影响力投资的潜力非常大,但是目前缺乏标准。当今世界美国有标准、英国有标准,马蔚华认为中国也需要标准。今年6月,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全球指导委员会,马蔚华也加入了指导委员会,制定全球的标准和评估。他提出,这个标准的制定会使中国一大批影响力投资的企业脱颖而出。马蔚华也非常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句话: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些社会企业、社会问题的项目都是影响力投资的项目。马蔚华坚信中国一定会成为影响力投资的大国,义利并举,开创公益和金融结合的新形式,而且符合可持续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投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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