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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北京需要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外地人2020年5月8日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根本性好转,绝大多数地区已属于低风险区域,一刀切的隔离政策已不再适合。对北京而言,如何把控高、低风险区域的平衡?如何推动疫情防控和正常经济秩序的平衡?什么样的隔离政策更合适?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目前北京市隔离政策的要求是:所有从北京口岸入境人员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做核酸检测。境外进京人员隔离期满后,再延长7天居家健康观察。由于境外新冠疫情正处于持续上升态势,所以对境外高风险地区入京人员采取严格隔离政策非常正确。然而,北京市从2月14日起还实施了另一项隔离政策,那就是外地来京人员一律实施隔离14天,该项政策却并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外地来京人员一律隔离14天,客观上严重阻碍了北京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人员往来,因为无论是外地人员来京还是京籍人员去外地出差返京,一律需要隔离14天,这种时间和效率上的代价,显然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疫情防控固然重要,但发展经济和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同样重要,应该尽量两者兼顾而非顾此失彼。一刀切隔离外地来京人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比如,一位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留言说:“作为外地来京的派驻工作人员,自春节后返京复工,已经2个月没有回家探亲了,本人独生子女,家里老人生病(肠胃,非发热),孩子办理入学,急需探望和处理。我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拥护政府的管控措施,既不隐瞒任何行程信息,也不会因憋得难受而到处乱逛,恳请北京市尽快落实低风险地区人员往返无需隔离的政策,急切”。事实上,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依据“低风险地区”和“健康码绿码”两个指标便不再设置14天隔离要求。例如,上海规定,持有绿色随申码人员返沪不需要隔离;广州规定,从国内返回广州的,除了持湖北红码或黄码人员需要隔离以外,其余人员返回广州均无需隔离。我能够理解,北京市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显然还是希望最大限度地降低北京区域内的感染风险。然而,零风险零感染固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还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合理的逻辑应该是:从较低风险地区的人员到较高风险地区不需要隔离,从较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到较低风险地区才需要隔离。但北京现在的隔离政策却是反过来的,外地人员从较低风险地区(比如青海省)到较高风险地区(北京)却需要隔离。最近,一位北京网友发微信说:“上班路上……有件事俺没想明白:外地来京人员要隔离14天,无论是否来自高风险地区,而我从北京市的高风险区到低风险区,为啥不被隔离呢?”这位网友所说的“北京市的高风险区”是指朝阳区。朝阳区之所以被列为“高风险区”,是因为朝阳区4月15日新增加3例本土病例,为境外输入关联确诊病例,并且是家庭聚集性病例。根据相关规定,符合“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且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即为高风险地区”一项,所以朝阳区疫情风险级别定为高风险,也是全国唯一疫情高风险地区,北京其他地区依然为低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从外地进入北京尤其是朝阳区反而要接受隔离,在逻辑上很难被人们接受。值得赞扬的是,北京的隔离政策近日有所松动。考虑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产业和人员联系紧密,且津冀地区已连续多日无本地病例,4月18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将实行京津冀区域健康状态互认。津冀地区来京人员、北京市往返津冀地区的人员,来京(返京)后可通过“北京健康宝”进行京津冀行程记录验证,申请“未见异常”健康状态。京津冀三地往返人员,持北京健康宝“未见异常”状态不用再隔离14天。此外,津冀以外全国其他低风险地区来京的商务人士,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以及绿码可入住酒店,不需要进行隔离。然而,如果京籍人士去外地出差后回到北京社区,依然需要居家隔离14天。北京需要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外地人,也不是外地出差归来的北京人。因此,北京应进一步实行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健康码互认,最后实现全国健康码互认,也就是全国各地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得再对持绿码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从技术层面看,各地“健康码”已具备了互认共享基础数据,所以全国健康码互认目前已不存在技术障碍。一旦全国健康码互认,从外地低风险地区的、并且持有绿色健康码的来京人员就不再需要隔离了。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已出现根本性好转,全国99%以上的地区都属于疫情低风险地区,此时正应健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长效机制,科学鉴别高风险的病毒携带者并进行隔离,而不应该一刀切地隔离所有外地来京人员。文章选自绕梁说,2020年4月27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肉价啥时候回归20元以下?刘永好这么判断2020年5月8日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从4月13日起,《对话》栏目和央视财经新媒体推出特别策划系列《奋斗2020:直击复工产业第一线》网络视频节目,一期节目聚焦一个行业、对话一位重量级企业家,并首次针对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生产线进行全方位、原生态展示。节目每天一集、连续十天在央视财经新媒体上线播出,今天上线的节目视频连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回应“猪肉是否会涨价”等热点问题。 1 我们需要囤粮吗?刘永好:其实用不着!最近,关于囤粮的争议爆出。起因是俄罗斯、越南、印度这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大国,已经制定了粮食出口的限制令,有人因此担心世界的粮食会短缺,甚至有人在网上建议到超市买点粮食囤下来。而刘永好认为用不着,他的底气是什么?刘永好认为,我国过去数十年来,加大了粮食安全的准备,在粮食产区、粮户产能都是满的,其中玉米、大米、小麦仓储都足够,仓储量可以使用一年。刘永好判断,疫情不太可能维持一年,所以我国的粮食基本上是够的,不用担心。另外,刘永好不建议大家囤粮食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专业活,存储不好粮食会变质。而国家粮库和企业的粮库,有通风干燥专用的设备,还有防虫等措置,这样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在刘永好看来,这次疫情对农村影响比较小,我国的粮食基本上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虽然黄豆、大豆需要进口一部分,但是我国已经实现进口多元化了,可以从不同国家进口。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国家那么多的储量不卖也会产生压力。当然,刘永好认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阶段性的运输困难的压力,但是总体讲不会有压力,所以,刘永好认为大家不用囤粮 。 2 肉价什么时候能回归到20元以下?刘永好:大概一年!从去年到现在,猪肉的价格一直在高位上徘徊,这两天买一斤猪肉是30元左右。肉价什么时候能回归到20元以下?刘永好认为:还需要一年。刘永好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非洲猪瘟和疫情两个因素的叠加,使得猪的存栏量的恢复存在一定的压力,有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家在鼓励,企业也在动起来,农民朋友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养猪需要周期,从种猪到肥猪,大概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所以一下补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刘永好判断在今年之内,猪肉价格都还是在高位徘徊,比平时要高很多,预计明年上半年或许还会保持高位,下半年有可能逐步达到正常的水准。所以,刘永好认为猪肉在较高的价位上运行,差不多要持续一年的时间。谈到解决办法,刘永好认为只有扩大养猪量,扩大养猪的规模,同时减少非洲猪瘟和疫情等问题带来的损耗,才有可能缩短这个周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企业和养猪户都在积极行动。新希望集团还加大了培训的力度,用新的技术、新的办法来帮助养猪户,来减少非洲猪瘟的影响,生产更多更好的猪肉。刘永好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猪肉价格一定降得下来。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20年4月15日
理事观点 刘永好 -
西交利物浦大学创业家学院副院长Stuart Perrin: 疫情下国际教育面临改革2020年5月8日
2020年4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以“新冠肺炎如何改变国际教育未来蓝图?“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了数位知名国际高校与中外合资大学的校长、专家与学者就疫情下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线上教育的广泛应用对国际教育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中美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的人才培养战略的影响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旨在增进国际社会对疫情下的国际教育发展议题的学术交流,为在全球共同抗疫的关键时期的国际合作拓展机遇。
理事观点 专家观点 -
VIPKID米雯娟 | 疫情下,反思在线教育的品质、规模和效率2020年5月8日
2020年的正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阻止了我和米雯娟约定在北京的面对面访谈。情急之下,我们决定将访谈放到线上,通过视频完成,毕竟这是VIPKID的惯常授课方式,我们正好也趁机体验一回。Q:陈晓萍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管理视野》主编A:米雯娟Cindy北京大米未来科技有限公司(VIPKID) 创始人及CEO 陈晓萍 :Cindy,你好!很遗憾不能与你当面聊,不过通过视频也算是一个好的弥补方式了。这倒让我感受到VIPKID线上教育模式的先见之明,既不受病毒感染的威胁,也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我想问一下:你创办VIPKID的初心和缘起,是什么触动了你,让你产生网上英语课堂这个想法的? 米雯娟 :我在2013年年底开始创办VIPKID,到现在有六年多时间。但我从事英语教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从1998年就开始在课外班教小朋友学英语。所以我的初心挺简单的,就是觉得小朋友要学好英语,一定需要很好的外教老师、很好的内容和学习体验。我从老师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通过VIPKID平台给孩子们带来这些东西。VIPKID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技术驱动。我们通过它不仅可以找到优秀老师,还可以设计有趣的内容呈现方式来增强孩子们的沉浸体验,使他们喜欢学习英语。我自己从初一开始学英语,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因为我觉得学语言是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帮助我,也帮孩子们打开一个全球的大课堂,让他们学习了解不同的文化,跟外国人交流,成为世界公民。“通过互联网打破地域限制 陈晓萍 :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想办法在线下和新东方等机构竞争(红海),而是完全跳出线下模式,重新开辟一片蓝海,移到线上来做呢? 米雯娟 :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学英语最需要的是好的外教老师,他们不但发音准,而且对语言的文化内涵理解到位。我先在线下寻找,发现有经验的好老师大部分都是有家庭的女性,要她们搬到中国来很困难。从供给端获取资源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许是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但2013年之前互联网的带宽和稳定性不是那么好,我注意到当时韩国和日本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让菲律宾老师教英语,学生也有通过电话的方式向印度老师学习数学的,这是数字化传输的早期。当然更早是通过电视或者广播学习,都是远程的方式学习,不算一个新鲜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在国内找到足够多的好外教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在整个中国,美国外教老师的数量也就差不多300个而已,供给是严重不足的。只有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有可能打破地域的限制,让孩子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好老师。 陈晓萍 :你这个想法还是蛮有超前意识的。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优质的老师在美国,可是他们并不会讲中文,国内的学生正在学英文,还不流利,师生怎么沟通呢?如果那个美国老师住在中国,他毕竟在中文这个大语言环境里面,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而网上缺乏情景因素和线索,这个老师又只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怎么办呢? 米雯娟 :我们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大部分在中国的外教其实也不会讲中文;第二个是并非一定要使用中文才能有效地进行英语教学。我们发现有一种叫作浸入式(immersion)的教学方法,可以解决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创造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使用道具、视觉助手如图片,再通过文字语言来描述的话,语言本身传达含义所占的比重很小。比如一杯咖啡,我们会放一张图片传递要表达的内容,然后加上老师肢体的语言,孩子一下就跳过理解中文“咖啡”的含义,直接学到了coffee 这个英文词,不会经过中文在脑海里的“二次翻译”。要达到这个效果我们需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制作非常有效的课件,以减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第二是要对老师进行有效的培训,让他们学会用极简单的语言和肢体沟通的方式去教孩子,从而达到我们所要的教学目标和效果。“用户价值、使命必达、志同道合 陈晓萍 :下面我换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你创业的基本理念是什么?你基本的管理哲学又是什么?你认为你个人成长经历中有哪些事件深刻影响了你的创业理念和管理哲学? 米雯娟 :我觉得创业理念和管理哲学是相关连的,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管理哲学。对我来说,有三个重要的指导原则:第一是用户价值,第二是使命必达,第三是志同道合。用户价值指的是我们的平台对用户具有价值,否则无业可创。我们的用户主要是学生、家长、老师,所以我们对他们都是秉持一种服务的心态。从技术和机制上来说,我们有VOC (voice of customers), 有VOE(voice of employees),让我们可以做到随时了解问题,为用户和雇员们服务。第二个原则使命必达指的是全力以赴(all in)。我在还没有社会经验时就决定去创业做一件事,当时(家里人)觉得是很难的目标,但我坚持下来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知疲倦,乐在其中。后来我发现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所以就每天自学到半夜一两点,坚持了若干年。我认为很多时候创业本身的理念就是要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给团队提出很多听起来不合理、难以实现的目标。“爱孩子、懂教育、构建世界大课堂 陈晓萍 :讲到理念和价值观,你能不能分享一下,VIPKID的愿景是什么,其最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内容是什么? 米雯娟 :VIPKID的愿景就是构建一个世界大课堂。我心目中非常向往的一个境界,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个性化的教育和高质量的教育。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地区,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只要内心有学习和成长的愿望,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的普及,通过全球的连接,通过教育内容的普惠,让更多的小朋友实现愿望,有机会成为最好的自己。把这个愿景体现到公司的核心价值上就很简单了,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员工包括老师都是爱孩子、懂教育的。 陈晓萍 :那你们的“爱孩子、懂教育”这个核心价值文化理念在管理中又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能否举几个例子? 米雯娟 :我们把“爱孩子、懂教育”化成更具体的行动,那就是VIPKID所有员工都知道也很重视的一句话,那就是“努力捍卫小朋友的每一节课”。我们每天差不多有20万节课在平台上发生,虽然20万节课这个数字很庞大,但我们认为,每个小朋友每节课的体验都很重要。这个体验包括音频、视频会不会掉线,老师是否一直保持微笑,孩子是很活跃还是要睡觉等,细节非常非常多。我们会看到每一节课在这些方面的数据,然后判断出优质体验怎么样,不合格的体验怎么样,学习过程中间断一下的体验怎么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每一节课的互动、每一个孩子的体验、每一个老师的体验都盯得非常紧,以此来确保每一节课在用户价值上都得到最大的发挥。“打造全球化团队 陈晓萍 :我觉得VIPKID与其他传统企业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大部分企业都是先在国内立足之后再向海外扩张的,但VIPKID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企业,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过程。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如何组建管理团队和师资团队的。 米雯娟 :因为老师是在北美,学生在中国,所以我们的管理团队注定一开始就要全球化,才能够服务好美国的老师,同时服务好中国的家长。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是师资团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确实产生了很多的碰撞,比如说在文化习俗上或者方法上常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的解决方法相对简单,就是先把大家统一到“爱孩子、懂教育”的理念上来。虽然由于文化理念的不同,美国老师有时会觉得为什么中国家长对孩子看似有点“粗暴”,后来经过沟通,了解了中美教育方法的差别,就消除了误解。所以我们鼓励彼此理念的碰撞,在爱孩子的前提下,最后达成互相理解。在管理团队的组建上,我们也是用相似的方法。在创业初期,我的合伙人都是非常喜欢小孩、非常喜欢教育的人,大家都想给孩子做一个最棒的学习平台,让孩子们提高英语水平。之后在全球范围寻找人才,也是那些被这种愿景感召的人加入。 陈晓萍 :你觉得VIPKID商业模式的演进,与互联网发展跟AI(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米雯娟 :如果不是因为有移动互联网和很好的视频宽的技术,我们就不会存在和发展。我们是移动互联网设备普及的极大受益者,而AI则为我们提高效率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能够极大降低学生的支付成本和我们的运营成本,一对一课程效率的提升,都是AI的功劳。AI也同时帮我们保证很好的质量,帮我们去固化商业模式。比如每天20万节课的审核和质量评估,靠人工是无法完成的,但通过技术扫描每一帧的画面,去固定某一段音频,看里面有哪些地方需要关注、核查、追踪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AI做起来是最得心应手的。当然,除了AI,我们也让家长根据自愿原则写评价,而且我们把所有的评价共享给所有家长和潜在用户。家长会把这些反馈作为选择老师的很重要的参考依据。“信任的来源和巩固:线上线下互相强化 陈晓萍 :互联网公司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在虚拟空间中运作,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联系,信任常常是一个凸显的问题。VIPKID是通过什么方式和举措来帮助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以及老师和家长对公司的信任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挑战?怎么应对的? 米雯娟 :师生之间的信任很容易建立。我们有很多美国老师说,那些小朋友是他们在中国的孩子。我们每年会在线下开四次教师大会(每季度一次),会有七八百个老师聚在一起,分享经验,做一些总结、培训等。老师们跟孩子们的信任,首先就来自他们对中国家长付费给他们让他们有工作保障的感谢,其次来自他们那种桃李满天下,能帮助全球孩子成长的职业满足感。如果你到Facebook 和YouTube上去看, 我们的老师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是非常强的,他们会主动录很多的视频分享他们的教学,而且会有非常多的社交群组去讨论。除了老师的线下聚会之外,每年也有一部分老师会自费来中国,就是想来看一看他们教的孩子们。每年我们都收到五六万件礼物,是老师们寄来的礼物,希望通过平台转交给孩子们。很多礼物都算不上是很值钱的东西,比如当地的一块石头,因为在课堂上老师和孩子讨论过这种石头的细节。但是国际运费却很贵,花了100美金。还有一次,一个老师寄了一个北美最新款的乐高给孩子,是乐高著名幻影忍者凯的坐骑火龙,家长都不知道自己孩子有这个爱好,但老师竟然知道。 陈晓萍 :有没有遇到过出问题的? 米雯娟 :有的,主要表现在老师们不理解中国家长为什么有时候会对孩子态度不好,比较着急。比如,老师问孩子一个问题,孩子没有立刻回答,有时候陪课的家长就会捅孩子一下,说快点儿回答。美国老师则觉得需要给孩子十秒、二十秒,甚至一分钟思考的时间。而且老师很难接受家长那样捅孩子,觉得太粗鲁了,找我们客服反映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向他们解释文化或家庭教育习惯理念的不同,让他们多一个角度去思考。家长有时候会投诉老师为什么不纠正孩子发音。老师说你要给孩子一个试错的过程,否则他一发错音你就说他不好,要纠正,那么这一节课就变成要说二十次不好,对孩子会有打击。老师更倾向于说二十次你真棒,去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所以我们要做家长的工作,争取在家长求精准和老师要建立孩子信心之间找到平衡点。“新冠肺炎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陈晓萍 :这次由于新冠肺炎导致的封城封路,让很多人只能在家里待着或者远程上班,对很多中小企业是极大的挑战。相对而言,因为VIPKID本来就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挑战可能要小一点。我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这次疫情让你们的业务受到了多大的影响?第二,由于你们这个平台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次是否争取到了更多的学生和老师资源?第三,你们是否为线下的教育机构提供了帮助? 米雯娟 :在刚刚出现疫情的时候,我在1月13日去了一趟武汉,回来之后一个星期左右武汉封城,感受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员工,因为他们是我们公司运营的保障。我们把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考虑,因为保证不了员工就保障不了学员和老师,而学员不能上课的话,对企业发展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过年期间就开始讨论应对方法,最后决定过年一回来我们就实行远程办公。我们原计划是2月24号结束远程办公开始线下办公(后来又延后到3月2日),但我们要求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大年初四就回公司,不管他们在哪儿都要赶紧回来,因为他们是公司的中枢,在这个时候必须做逆行者。没有管理层坐镇后方,将很难保障几千名员工的高效协作。一宣布决定,我们的高管有的还在澳洲度假,有的还在老家过年,就全回来了。疫情面前其实很考验人,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靠谱团队。我们同时也做了几件事去帮助社会上我们能帮助到的人。比如在帮助孩子方面,我们基于“捍卫孩子每一节课”的理念,推出了春苗计划,并做了停课不停学的部署,给孩子们提供免费的直播课,大班课、小班课、录播课。我们做了这些课程内容,承诺150万份,集结了大概30多人的专门团队做春苗行动。大家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我能看见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企业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件事就是把我们线上平台的能力,就是我们在线课堂的技术系统,做成了“威米课堂”,去给到受疫情影响需要转到线上教学的学校和线下教育机构。这里面有一对一的场景,有小班直播场景,大班直播场景,都免费提供。这些线下的机构,有公立学校,也有培训机构。这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吧。我们把优质资源分享给社会,希望能普惠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基于刚才的春苗计划,我们也跟很多主流的公立媒体合作,如新华社、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平台合作,让在家隔离的学龄孩子们也能免费享受到更好更多的学习资源,不中断学习的节奏,截至2月中下旬累计已经有超过1个亿的播放量。当然,这对我们自己的运营提出了很多挑战。不过这次疫情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广泛的认知。比如说,原来家长中有一大半人对在线教育没有那么深的认识和体感,但今天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要在线学习了,在线教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了。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已有的小学员在上课频率和课量上有所增加,这就考验我们的技术能力能否保障和支撑系统运营,也考验我们如何调整老师的潮汐产能,保障技术的稳定带宽,去满足现在这种新的需求。同时远程办公我们也是第一次做,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CTO及时从海外赶回来,从年初五就投入工作,并在1月31号之前设计了远程办公的系统。但前面几天使用的时候波动很大,一会儿断线一会儿出状况,经过反复测试、调整、迭代,终于经受住了考验。现在员工都在家进行正常的业务,不管是老学员的维护还是新学生的招生,都如常进行。这倒使我开始思考新的工作模式:如果我们那么多外教老师都可以远程办公,那为什么我们员工不可以远程办公?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远程办公而绩效更好,一些原来找不到感觉的员工,对远程工作适应得好,有可能一下子找到工作的节奏了。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每临大事有静气吧。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不被很大的担忧所干扰,不被很大的需求冲昏头脑,既看见挑战也看见机遇,就可以化危为机。目前我们坚定地把用户价值放在第一位,坚决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每一节课,守护春苗行动,让在线课程普惠更大的人群。在做好用户价值的基础上,再思考我们能对整个行业提供的价值。希望疫情过后能见彩虹吧。“创业激情、人际感情、商业理性的平衡 陈晓萍 :从我和你短暂的交往过程中,可以看出你对VIPKID的创业激情。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有没有把自己的激情传递到高管层、中管层和一线员工。 米雯娟 :我觉得自己肯定做得不够好。我一直都很喜欢星巴克“将心注入每一杯咖啡”的理念,引入我们企业来讲就是每一节课老师和孩子的互动都是将心注入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我们做到位了。但是很明显我们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我们在各个维度上设置对企业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比如说要在用户价值上有自己的判断,每个人做的事情是否产生用户价值,我们是不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疫情面前,在项目面前,每个人是怎么去想的,这些举措都是我们在做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考核。而在干部筛选上,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积极完善我们价值观的纯净度。 陈晓萍 :你们如何考核大家?老师也好,管理人员也好,在多大程度上已经从内心内化了你的价值观? 米雯娟 :对于老师和一线员工来讲容易考核,比如老师每教一节课家长会有评论,客观的技术数据也看得到。一线人员有工作的KPI,家长满意度、用户体验度也都能够看得到。但管理层就很难,我们现在做价值观的考核,采用的是一票否决制。我们做360度测评,价值观有问题一票否决。但是我们在淘汰方面做得不够好,不够坚定。这是我们在管理上的问题,今年希望重点解决。 陈晓萍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人其实应该淘汰掉,但碍于面子和感情没有淘汰掉,就是这种冲突之下的一种处理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应该以商业理性为重,还是以人的感情为重? 米雯娟 :我觉得应该以商业理性为重。但在过去有的时候我是以感情为重的,犯了一些错误。一般来说,冲突的场景不外乎两种:一种场景是创业和家庭的关系;另外一种场景是创业过程中与员工伙伴的关系。家庭关系相对容易处理,因为这是个人对于自己使命的追求和选择,一般家里人还是很理解和支持的。虽然有冲突的时候难免,但总的来讲是OK的。第二种相对复杂,比如在管理层,在公司发展很快的时候,需要有人干活,这时如果发现有历史贡献的老员工,或者新进来看似职业背景很强、很有能力的新员工,虽然价值观有问题,但都比较姑息,没有坚决淘汰。去年年底我对此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决定改变。最近我们结构性优化了几个背景非常好、履历很光鲜的员工,我们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的能力很出众,但遗憾的是,你的价值观与我们不符合,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你。“在线课堂的成功处方:品质、规模、效率 陈晓萍 :学会理性、坚定地解聘员工真是不容易的进步。现在请总结一下你最想和别人分享的创业体验、管理思想和智慧。此外,在目前的疫情条件下,很多线下教育机构包括传统的学校都在想要转型线上。VIPKID作为线上教育的先行者,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米雯娟 :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用户价值,这是所有创业的本源,如果不能为用户产生几倍的价值变化,你为什么要创这个业?第二个是使命必达,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方法实现给用户的价值。最后一个就是把握好品质、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用户价值和使命必达我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关于品质、规模和效率的关系我展开一下。我们追求的是极高品质下的极低成本。这两个东西看似矛盾:好品质可能限制规模,可能限制效率,同时追求规模可能降低品质,也有可能降低效率。而三者的平衡是对好公司常态化的要求。我认为,品质是根源。我们最早关注的是品质,在过去几年,我们着重于规模,从今年开始,我们特别关注效率,即如何通过内部体制机制的改变驱动效率的变革。 陈晓萍 :所以VIPKID是从品质着手的,最关注是品质,做到比较极致之后才考虑规模和效率的问题? 米雯娟 :对,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规模和效率的把握,还是需要反思的。对于线下教育机构转型线上,我觉得最核心的提醒就是要重点关注孩子们要学什么,老师们怎么教,而不是很纠结于具体采用哪种在线工具,或者其他的在线学习系统。应该关注的是本质,不是工具。像我们一对一的本质是北美老师、中国孩子、标准化的课件和好的测评体系。如果是一个大班直播,也许钉钉的视频会议就可以了。如果只是一个听课的内容系统,那么微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首先是关注用户的需求,和解决这个需求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关注要建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搞什么系统。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在一开始陷入的误区。此外要关注系统管理的效率。比如是用1000人的技术团队还是500人的?每一个辅导老师是帮助150个孩子成长还是250个孩子呢?管理系统的工具能够做什么去改变这样的体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决定最后都会体现在管理效率上。 陈晓萍 :谢谢你的分享,希望我们未来能在北京见面!文章选自复旦商业知识,2020年4月27日
理事观点 米雯娟 -
关新:技术不属于单一机构,发展创新科技需要全球的力量2020年5月8日
2020年4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围绕科技与新冠疫情为主题举办了线上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科技界政策专家及资深从业者就现阶段中美两国的科技界发展、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疫情后经济秩序等话题展开研讨,旨在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为全球抗疫探索国际合作的新路径建言献策。
理事观点 关新 -
马蔚华:新冠疫情到底需要我们反思什么?2020年5月7日
【在线视频】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云上绿公司”第八期于4月7日19:00-21:15举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目标指导委员会成员马蔚华先生在线开讲“染病的地球和医治的良方”,他提醒我们,此次“新冠”疫情只是一场又一场灾难中影响最为沉重的那个,这些灾难在告诉我们,地球病了,而对它的医治,刻不容缓。以下为马蔚华直播分享的内容摘要: 1 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当人类快速发展,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发生大的变动,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之时,瘟疫便会席卷而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大洗牌。在历史上,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从13世纪开始在中国反复爆发的鼠疫,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16世纪在美洲爆发的天花,以及延续至今的霍乱和疟疾。而进入20世纪以来,瘟疫更是成为了人类频繁面对的挑战。以流行于14世纪的黑死病为例,这场“黑死病”不仅动摇了宗教的权威。打破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也使人们开始转向可以预防和治疗瘟疫的手段,带来了医学及卫生观念的进步。同时,“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劳动力匮乏,从而刺激了人们创造新的技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埋下了科学革命的种子。在最近10年,瘟疫的爆发愈加频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记录,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重大疫情,约60%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暴发于最近10年。包括2012年爆发的MERS病毒流行,2014年埃博拉病毒,2016年H7N9,2017年恶性疟疾,2019年非洲猪瘟,一直到2019年出现,2020年集中爆发的“新冠”疫情。近十年的瘟疫爆发,就如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发生的瘟疫流行,提醒着我们,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平衡已经被打破,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2 气候变化和瘟疫频发息息相关从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全球变暖的趋势便开始显著。1906年到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摄氏度。在1990年到2005年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速度为每10年0.15摄氏度到0.3摄氏度。而美国NASA/GISS(戈达德太空研究所)数据显示,2019年平均气温较80年前的1939年上升了1°C。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改变会扩大动物迁徙的范围和频率,因此将扩大病毒随其传播的可能性;其次,气候变暖为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生长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增加了病菌在不同环境中的存活率,加快了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第三,全球变暖使某些病菌的致命性更高;最后,气候变暖使永久冻土带逐渐复苏,被冰封的病菌被释放出来,而实验已经证明这些病菌有再度复苏的可能性,因此这些病菌可能会再度侵袭我们。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灾难大考面前,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未来的路,要如何去走? 3 气候变化确实导致地球“病了”导致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城市化、土地利用、工业生产等带来的大量排放,其中二氧化碳占了50%,甲烷占了20%,氢氟烃占15%,一氧化二氮占了10%,臭氧等占了5%。目前,这些气体超出了从冰芯中估算得出的工业化前几千年来的浓度值。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发展确实是我们的第一要义,但是我们过往所采用的粗放的发展模式,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不考虑污染地进行工业生产,造成了过度排放的事实,也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承受的负担。除了这些与气候变暖直接相关的危机,地球的这场大病还为我们带来了水资源短缺、公共卫生不良、食物不足等不同的危机。其中,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是两大重点,而贫困陷阱和教育缺失又会互相作用,使得其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4 医治地球的“良方”首先,人们从金融的角度为救治地球做出了诸多努力。因为金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少历史学家甚至论断:世界史就是一部金融史。在新千年的开端,愈发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挑战,促成了投资者系统化考察投资标的思潮,ESG投资,也就是“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概念应运而生。投资者除了财务因素之外,开始关注公司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平等和发展、内部有效治理方面的表现,并且系统化地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ESG和投资与联合国所引领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结合了起来,对企业行为起到了极大的规范作用。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对公司在人权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要求,而责任投资原则(PRI)则呼吁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纳入ESG因素。根据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评论(GSIA)的统计,ESG投资在2018年突破了17万亿美元,达到了巨大的体量,但我们放眼全球可以看到,气候变暖仍在继续,甚至在加快,收入不平等日趋严重,我们所关心的发展带来的问题,仍然在积累。为了解决责任投资、ESG投资等被动避免公司的不良表现的问题,在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集合一大批先行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他们希望通过投资,主动促进公司改变,带来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影响力投资是与“可持续发展”最为契合的投资理念。责任投资、ESG投资等理念,更关注在旧有发展模式中,选择表现较好的公司;而影响力投资强调,重视经济收益和社会及环境效益的一体性,在每一项投资决策中,同时考虑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我们需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纠偏,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医治地球的“良方”。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今后15年(2016-2030)新的全球目标,其中包括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项细分目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中国在“扶贫攻坚”、“节能减排”和“绿色金融”三个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以绿色金融为例,目前,绿色信贷体量位居全球第一, 21家主要银行2019年末的绿色信贷余额为10.6万亿;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在2019年也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 现实看,我们面临着重新寻找平衡、重建文明的重任。我们需要以“疫情”为镜,重新衡量商业的价值,重新设计发展的模式。为人类所有过去的负面行为做一次清盘,重振旗鼓,再出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20年4月8日
理事观点 马蔚华 -
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2020年5月7日
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无数人刚起床就被那个名为《后浪》的视频刷屏。对此心甚感慨者有之,对此心存质疑者亦有之,而在无数有关“前浪”和“后浪”的讨论中,我们却想煞风景地问一句:后浪没了怎么办?不管人口素质上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是否成立,出生人口数量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下一代人口的数量只有上一代的一半,那么能掀起的浪潮注定会小得多,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活力。很遗憾的是,这偏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布今年第一季度或今年任何一个月的中国出生人口数据,但我们根据2019年出生人口数据以及育龄女性人数锐减等因素的分析,认为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几年继续下降毫无悬念,中国的低生育率趋势几乎不可能扭转。一、2019年出生率跌至有记录以来历史最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上年减少58万。这是继2017年以来,出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按公布信息,在中国人口规模首次突破14亿的同时,全年出生率仅为10.48‰;该数据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我们在2019年5月15日发表的《不要让中国经济的大海变池塘》一文中曾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减少,但降幅相对于2018年的200万会有所放缓。最新数据与我们这一预测大致吻合。由于2019年是金猪生肖年,“猪年或成生育高峰年”的言论在2019年年初一度热传。但金猪年份的生肖偏好丝毫没有扭转出生人口的下降,这是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又一佐证。然而,这种本该顺理成章的结论却受到未经证实的消息的干扰。在2019年11月下旬,一则标题为《2019年出生人口预计约1100万,断崖式下跌》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为此,我们曾撰文《今年出生人口是否只有1100万》提到,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出生的1523万是准确的,2019年不太可能跌到1200万以下。反之,如果2018年实际出生人数像《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的表格8-4-2显示的仅有1362万,那就不能排除2019年的出生人口只有(甚至不到)1200万。尽管我们对流传的1100万数据未下结论,但那些曾为这一数据所深感震惊的人,看到最新公布的1465万,尤其是见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4亿,反而可能在心理上觉得,原来低生育率危机没有那么严重,甚至以为放开生育都没有那么迫切。针对2019年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人口出生率还是在10‰以上,应该是很大的出生规模"。他还提到: "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达到了59.5%,还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实际上,1465万出生人口对应的10.48‰的出生率,不仅是中国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也是一个完全无法维持人口稳定的出生率。即使未来出生人口能奇迹般地保持在1465万而不再下降,哪怕所有人平均活到95岁,中国也维持不了现在的人口规模,更不用说出生人口继续大幅萎缩已没有任何悬念。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年度出生人口数据是基于抽样调查并结合其他数据得出的。从1994年到2010年,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要大于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的数据,超出3万(2009年)到468万(1997年)之间。目前与2019年1465万出生人口数据略为相关的是,公安部在发布的《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中表示,截止年末,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报告还提到,从2019年出生登记情况来看, 只有44.7%的新生儿未在出生后一个月内进行出生登记。假设在出生第一个月后,未进行出生登记的新生儿在后续每个月有相同的比例进行登记,那么一年12个月中,累计未登记的新生儿数量相对于月登记数的倍数= 0.447*(1-0.447^13)/(1-0.447) = 0.808。由此推算全年未登记的新生儿数量为85万(1179*0.808/(12-0.808))。即使把这个数据翻一倍到170万,全年出生人口也只有1349万,比1465万要差116万。不过,2019年实际出生人口到底是多少,需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更好判断。至于本文提到2019年中国出生率跌至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可从两方面来进行验证。如下表第2列所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年到2018年的出生率最低值是2010年11.9‰。而在1990年以前,出生率最低也有17.2‰,在1957年之前更是从未低过30‰,没有理由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生育率会低于15‰,更不用说2019年的10.48‰考虑到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未必准确,我们再使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根据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各年的出生人口,并将相应的出生率列第2列。从表中可以看出,该列出生率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出生率在某些年份有较大差异。但2018年之前的最低的出生率10.66‰,也高于2019年的10.48‰。注1:各列主体数据为出生人口(万人); 前两列括号里的数据是出生率(‰)。注2:第1列的出生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http://data.stats.gov.cn/); 出生人口则由出生率*年中总人口计算。除1949年使用年末总人口代替外,其余年份年中人口为当年年末和上年年末总人口的平均。注3: 第2列的出生人口数据在2010年以前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已知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回测,2010年和之后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出生率为回测出生人口除以年中总人口。上表第三列是近期在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国历年出生人口。这个来历不明的数据在1953年和之前严重错误。比如,其1949年的出生人口仅1275万,但有分年龄数据的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各次人口普查对应的23岁、41岁、51岁和61岁人口分别有1428万、1301万、1391万和1303万。即使按被认为低估的25‰的婴儿死亡率计算,1949年出生人口也在1800万以上,不可能低至1275万。由于该数据的严重错误都主要出现在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我们猜测这些数据来自于普查之前的某些官方资料,在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中国官方一直误以为中国仅有四亿多人口,虽然普查后发现,中国在1949年就有5.4亿人,但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四亿人口的说法却以讹传讹,一直流传下来,以至于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误以为此。严重错误的数据广为流传,却不能得到有效更正,非常令人忧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关系到民族未来重大议题的基本认识上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实际上,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如此清晰,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海外主要媒体都可以说心如明镜,而国内很多人依然是浑然不知。这种现象值得警醒。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特别将错误数据列入上表,也希望百度改进搜索算法,避免推荐这类不实信息,更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今后不要再转发明显错误的数据。不管立场如何,拒绝错误的信息是任何有意义的言论和行为的基本前提。二、一孩生育率与二孩及以上生育率双双下降为了更深入了解出生人口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考察年度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由于2019年的该数据还未公布,我们把2018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数据,先用到由2010年人口普查及后续生存率推算的2018年女性年龄分布上,由此推算得出2018年的出生总数为1531万,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分别为630万、767万和135万。这些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523万的出生人口以及二孩占50%的数据非常吻合,一反2011年到2016年,年度数据比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要高出250万到520万的常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2018年抽样生育率数据,比较准确反映了国家统计局用公布的2018年出生人口数据所呈现的人口状态。我们再使用2018年的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来回推2019的出生人口,这相当于假设2019年各年龄生育率与2018年相同来推算2019的生育状况。由此得出的结果是,2019年会出生1490万人。这个数字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65万要多出25万人,其中一孩多出9万,二孩及以上多出16万。这反过来说明,2019年的一孩和二孩生育率都要低于2018年;金猪生肖不仅没有阻止出生率的下降,甚至也没有阻止生育率,尤其是一孩生育率的下滑。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引发的二孩堆积效应在逐渐释放,二孩及以上生育率下滑并不意外。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如果不是金猪生肖年,2019年生育率会有更大幅度的下滑。因为所有人都是生了一孩后才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态相对稳定时,二孩人数迟早会降到低于一孩的水平。可以说,二孩超出一孩越多,说明暂时性的堆积效应及年龄结构波动对出生人口的贡献越大,也意味着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空间越大。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进行的生育状况调查,现有一孩的已婚妇女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仅为27.3%。即使我们把这个比例乐观地放大到50%,并假设所有打算生育二孩的女性都能成功生育,那么在生育状况稳定后,二孩数量也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因此,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即使一孩数量能维持在2019年的593万的水平,一孩加二孩只有890万,按目前比例再加上三孩及以上,出生人口也会跌破1000万。更重要的是,除非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出生人口下跌不会见底。按目前的生育率趋势,出生人口将以每代人也就是26到30年的时间萎缩一半。二孩堆积生育只是对过去亏空的有限补偿,对未来人口的预示更多体现在一孩生育率上。从2011年2018年,一孩生育率依次分别为:0.670、0.797、 0.775、0.720、0.556、0.686、 0.668、 0.643。而根据公布的2019年的593万的一孩数量反推当年的一孩生育率仅为0.633,也比2018年还低。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过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除了抽样偏差外,低报一孩生育率可能性不大。如果说2016年以前的总和生育率相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偏低,近年总和生育率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人口吻合,但一孩生育率却依然在继续下滑。女性放弃或推迟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但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当然前提是推迟生育的女性,在未来想生能够如愿。近年来,一孩生育率总体上不断走低,低迷如此之久却依然没有出现反弹,让人越来越担忧一孩生育率低迷会成为常态。值得提醒的是,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7,那也意味着30%的女性将终生无孩。在金猪生肖的2019年的,一孩生育率依然继续走低,说明目前生育主力90后中,越晚出生的人生育意愿越低,这进一步加重了对未来生育率低迷的担忧。三、中国人口面临大幅萎缩——人口即命运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如果生育率处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那么孩子辈与父母辈的数量会大致相同,出生人口将维持稳定。但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的1465万的出生人口推算的2019年的生育率也只有1.47左右。由于2019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这个生育率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未来10年,处于22岁到36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将锐减30%多,这也为近年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及一孩数量的不断下滑所印证。随着二孩堆积生育趋于结束及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 中国出生人口很快会降到1000万以下。但由于年龄结构的关系,中国出生人口的下跌是台阶式而非均匀的。建筑目前面临的是新中国出生人口的第三次跳水,在此之后会相对平缓一二十年,紧接着又是一次大跳水,避免出生人口的这种台阶式跳水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无一不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就算幸运了。但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以每3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甚至几千万以下。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加速萎缩。那种认为等到中国人口大幅下降以后,只要鼓励生育就能让人口停止下跌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2020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普京强调:“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 他说,对俄罗斯人口的悲观预测让人警觉,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出生率增长。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8倍,而人口只有中国10.29%。俄罗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而且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俄罗斯有大学学历者在人口中的占比居世界首位,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独占鳌头。但这些人口控制论者所向往的完美特质,并没有带来一个繁荣和富裕的俄罗斯。除了在人口规模更大时的前苏联留下的军事工业和出卖自然资源外,俄罗斯在通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几无地位。俄罗斯目前的GDP总量大约只相当于人口比它少15%的广东省。不仅如此,虽然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俄罗斯目前1.13万美元人均GDP也仅比中国略高,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被中国超过。更重要的是,人口稀少也没有让俄罗斯人生活更舒适。俄罗斯的饮食、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远不如中国丰富和繁荣,基础设施更无法与媲美。俄罗斯人均住宅面积在2018年不到26平米,而中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就有39平米,即使按照0.7的使用面积比,人均也有27平米。甚至俄罗斯的大城市也比中国大城市更拥堵。根据TomTom 和Castrol的排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道路拥堵都要远比北京上海严重,而莫斯科每公里地铁承载的客流量却要比北京和上海高出二成到三成以上。更不用说,中国有数十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供人们选择,而希望去大城市生活的俄罗斯人只能去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所有这一切背后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口数量不足以形成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又相对独立,不能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样成为更大的西方体系的一员,从而享受更大体系的规模效应。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有十亿人口,那么一切都会不同。归根结底,人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才是一国最大的财富。实际上,绝大部分世界精英深刻了解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主笔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0号文件(https://archive.schillerinstitute.com/strategic/NSSM200.htm),旨在采用各种手段说服和诱导发展中国家控制本国人口,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全面放开生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人口规模优势却在中国被当成劣势来消减。即使存在二孩生育堆积因素,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也已经低于俄罗斯。在二孩生育堆积结束后,中国的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俄罗斯。面向未来,提振生育率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是确保中国可持续发展乃至延续中华文明的唯一选择。如果没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支撑,所谓的“后浪”也就无从发力。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年轻人群注定是最受关注的群体。而我们希望,今日的青年们能在生育政策方面获得更多的鼓励,唯如此,才能让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五四青年节”变得更有意义。要做到这点,就需要立即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实在没有理由再拖延了。继续拖延,只会让“后浪”的势头变得越来越弱。文章选自绕梁说,2020年5月4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央视网】专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会走向终结吗?2020年5月7日
在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全球化体系将走向何处?
理事观点 -
陈启宗:温故而知新 60年的恒隆与地产业变幻2020年4月28日
幽默,犀利,商业物业香港内地“两开花”,屡登“香港福布斯富豪榜”TOP50,是业界对于陈启宗的普遍印象。作为恒隆集团掌门人、年逾古稀的陈启宗,带领这家港系大型房企于走过了第一个“甲子”,于2020年步入发展第60周年。趁3月24日集团年报之际,以股东函为媒介陈启宗展开了一次对恒隆集团、连带香港内地房地产形势剖析和展望。这种情形难得一见。10年前的50周年庆典,恒隆集团只举办了小型私人活动,从世界各地邀请前任主要员工赴港聚会。“那是一段饶有意义而十分美好的时光,但我们恐怕要多等40年才会再举办类似活动。在此之前,我们会平实地继续做我们最擅长的事——为股东创造价值。我们乐在其中!”陈启宗说。根据最新业绩公告,截至2019年底,恒隆集团收入减少6%至港元94.35亿元。股东应占纯利增加29%至港币68.16亿元。每股盈利相应上升至港元5.01元。陈启宗表示,集团成绩不差,但他肯定,未来会更好。他似乎具备说这番话的底气,凭借其1991年接班集团董事长以来 “做对”的两件事——进军内地,安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1992年,陈启宗正式踏足内地投资,一早选定上海,落地建设恒隆广场、港汇广场。迄今,这两个地标仍是恒隆集团在内地“最赚钱”的项目,在2019年内地九大物业租赁组合的43.82 亿元总收入中,仅这两家广场的租赁收入便超过14亿元。另一番扭转局面的操作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先知先觉,在大量地产商乐观地高价囤地之时,陈启宗没有买进一块土地,甚至还出售地块,套现20亿港元,保证了危机之后能有大量现金流。金融危机过后适时抄底,低价收购土地,一跃成为当时地产巨头。多年后,不少人习惯用“踩准”一词形容陈启宗的战略,但实际上,他总结出了恒隆集团布局的几大因素:时机有利,选址正确,策略明智。在他看来,地产行业的兴旺萧条自有周期,但能完美捕捉这些周期的人不多,即便是恒隆地产一开始选择布局商业地产也有踏错——购入商业地产项目作长期持有,却没有怎么兴建住宅出售。“我们完全低估了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住宅楼市兴旺潮,相反,把资金投进商业地产市场。”但接下来的局势有了反转。对比东南亚及中国台湾后,陈宗启认为未来值得投资的物业市场在内地,内地值得投资的领域是商业物业而非住宅。“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找到合适的营商地点。内地具备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稳定和增长,使之成为营商的好地方。”陈启宗说,“本人相信在内地建造并出售住宅的全盛时期可能已经过去。这30年来,该领域已经孕育出30多家巨头公司,新参与者很难强势突破。但商业物业总有市场。”以下为恒隆集团2019全年业绩报告董事长致股东函正文(稍有删减):对中国人而言,60年一个甲子,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具有特别意义。今年也是恒隆集团的60周年志庆。因此,在此时简述一下公司的历史,正是适合不过,就如中国人所说:温故而知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本地华人的住宅地产发展商开始冒起,我们的创办人陈曾熙先生便是其一。恒隆迅速冒起,可说是这新市场的重要一员。可惜,那是我们这段光辉岁月的尾声。在上世纪70年代,我们犯了几个策略上的错误,大大拖慢了我们的发展。首先,早期获利使我们变得保守。我们购入商业地产项目作长期持有,却没有怎么兴建住宅出售。部分在上世纪70年代初持有的投资物业至今仍然在我们的地产组合中。其次,我们当时的管理层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因此完全低估了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的住宅楼市兴旺潮。当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觉醒,并跃入市场时,我们遇上了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的谈判。市况恶劣,幸好我们捱了过去,全靠我们的投资物业让我们有稳定的租金收入。即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银行的帮助才撑得住。你可以说投资商业物业是我们错误的一步,但随之而来的租金收入最终助我们脱困。直到1986至1987年,我们才走出困境,往后再花了许多年,财务状况才恢复至稳健水平。我们是如何从后赶上的?错过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的牛市后,本人在1991年1月接任董事长一职,任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为期七年,分别为“蓄势待发”、“奋起直追”和“展翅腾飞”。1991至1997年间,我们巩固财务状况,等待重大机遇;1998至2004年,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把握机会,奋起直追,在香港住宅销售赚了不少,上海的初步成功也令人鼓舞;2005至2011年,上海的两个物业大放异彩,我们亦以低价在数个内地城市购入多幅地块,供未来发展之用。当时本人收笔时推测,先前的决定播下了种子,接下来便是收成的黄金时代。我们在2019至2025年7年间将会落成的项目势如破竹。在未来数年,应有可观的内部增长。2019年的业绩印证了这一点。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广场、沈阳皇城恒隆广场、无锡恒隆广场和大连恒隆广场。上海港汇恒隆广场仍在进行资产优化计划,表现仍然强劲;济南恒隆广场发展坚实,一直有稳定的贡献;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及天津恒隆广场即使相对较弱,也在渐入佳境;去年8月开业的昆明恒隆广场广受大众欢迎。展望未来,我们业务的两个主要组合(内地租金及香港租金)表现会有所不同。后者的市场相对成熟,如果市场环境与过去两三年相若,我们预计每年约有3%的增长。然而,社会动荡可能带来改变,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的长远未来。对恒隆而言,我们过半业务现时都在内地,在未来数十年里,可能仍会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方之一,经济增速很可能会是西方国家的两倍。内地具备两个最重要的特质:稳定和增长,使之成为营商的好地方。从商40多年来,本人学到两件事。实现长久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是一个人有多聪明、有多博学或人脉关系有多广;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找到合适的营商地点。我们无法抗衡营运所在地的宏观大环境。作为一个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里,哪个地方最适合赚钱?事后看来,本人会说:迄今为止是香港,往后或许是内地。过去60年来最重大的两件事,必定是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祖国。两者都为我们的业务带来绝佳的机遇。但本人相信,在内地建造并出售住宅的全盛时期可能已经过去。这30年来,该领域已经孕育出20至30多家巨头公司,规模之大位居世界前列。这些公司现已根深叶茂,实力雄厚。若经营不慎,其中一些仍有可能会倒下,否则强者越强,新参与者很难强势突破,只能在利基市场蓬勃发展。事实上,本人认为唯一值得投资的内地物业市场,就是我们选择了的领域而非住宅物业。这并非意味住宅市场不再有获利的机会,而是在风险调整的基础上,我们比较喜欢商业物业。根据预测,中国经济仍会比大多数甚至所有西方国家增长得快。个人消费在未来多年可能每年增长接近10%,应该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消费行为会继续改变,亦即从重量变为重质。优质商品将会大受欢迎,例如在著名购物商场买卖的名牌商品。这对我们的购物商场有百利而无一害。未来的12个月,我们在内地应会表现出色,延续2019年佳绩。我们在香港的业务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社会动荡如何结束,现时没有人能预计结局如何。但这十年来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对香港租金收入的依赖,未来也会持续减少。在这里要向恒隆说一句:60周年快乐!本人亦应藉此机会感谢过去与现在对我们的成就贡献良多的所有同事。我们往绩不差,但本人敢肯定,未来将会更好。文章选自中国房地产报,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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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韩国不封城不停工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2020年4月23日
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疫情蔓延全球,许多欧美国家都在“不封城、不停工”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然而和同样政策的韩国相比,欧美部分国家的疫情防控已然失守。既然防控疫情的大前提相似,为何结果不同?作为全球最先取得疫情防控成果的国家,中国在后阶段的疫情防控中,是否也能从韩国吸取部分经验?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以来,中国经济GDP指标首次负增长。相比之下,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要小得多。中国经济在2003年第二季度受“非典”影响最大,但“非典”并没有改变当时经济上行的趋势。2003年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二季度GDP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仅低大约1.5个百分点。通过对比,足以反映新冠疫情对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所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目前中国境内的疫情形势已经明显好转,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的疫情仍在恶化,累计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然而,中国为取得这种辉煌的抗疫成果,其实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中国抗疫的基本模式是:严防死守+封城停工+严格隔离。尤其是武汉市,从1月23日封城至4月8日解封,长达76天。在封城期间,武汉的工业生产和公共交通基本上陷于全面停摆状态。抗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控制疫情的同时,把经济代价控制到尽量低的水平?在这方面,韩国不封城、不停工的抗疫经验值得借鉴。韩国的疫情一度也很严重,自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致疫情暴发,大邱和庆尚北道成为重灾区。接下来的十多天,韩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五六百个,最高的2月29日新增909例,3月3日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五千,当时韩国被认为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总统文在寅的民调支持率也在那时降到最低点。2月23日,文在寅总统宣布,韩国政府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最高“严重”级别。这是韩国自2009年甲型H1N1流感后,时隔11年再次发布最高级别预警。紧接着,韩国成立以国务总理为第一负责人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出台了一系列抗疫措施:从严管理入境人员,取消大型公共集会,关闭图书馆、教堂之类公共聚集场所,建议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各类学校延迟开学或通过网络授课。但上述措施并非韩国独有,许多欧洲国家也采用,为何后者却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呢?其实,韩国的最重要防疫措施,就是尽量普遍地、大规模地进行检测,把所有感染者,不管有没有症状全部筛查出来,然后及时隔离或送往定点医院治疗。因为流行病学阻断传播的关键,就是隔离感染者。为了扩大检测范围,韩国大幅放宽检测条件:有疑似症状者均可免费检测。在大邱新天地教会出现聚集性感染后,官方要求所有新天地教徒均需接受检测。2月19日新天地教会集体感染暴发仅一天后,韩国的病毒检测能力即达到1万人次,此后日均检测约1.5万人次,峰值时近2万人次。韩国具备这样的检测能力,是吸取了2015年MERS(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教训。近年来,韩国引入了紧急使用许可制度,缩短了药物和试剂投放市场所需的时间。现在,韩国也在给其他国家供应检测试剂盒。比如,应美国的要求,4月14日韩国向美国运送6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为了提高检测效率,韩国首创“得来速”(Drive-Thru)检测法,也称为“免下车”检测法。“Drive-Thru”原本是一种快餐连锁店经营模式,司机不用下车,打开车窗就可以从餐厅购买汉堡包、饮料等快餐食品。韩国将该方式应用到新冠疫情的病毒检测工作中。在公共停车场里,防疫人员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被检测者坐在车上,摇下车窗,就可以被提取检测样本,极大减少人员接触感染风险。“免下车”检测只需10多分钟即可完成。检测结束后可回家等待,检测结果会发送至手机。韩国还开发了两种抗疫App:“自我诊断App”和“居家隔离App”。中国疫情爆发后,韩国政府要求入境韩国的中国旅客,必须用手机下载“自我诊断App”并绑定自己的信息。使用者每天都要在这个App上输入自我诊断信息(比如是否有发烧等症状),这个App始终提示使用者开启GPS,说明App在定位,记录每个使用者的行动轨迹。现在,这个范围已扩增至所有入境韩国的人员。在韩国本土疫情爆发后,“居家隔离App”于3月上旬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地区率先投入使用。这个App可以活用GPS功能,当居家隔离人员脱离指定位置时,使用者和负责其监督工作的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员的App将同时收到警报,然后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员将居家隔离者劝回。大规模检测之后,韩国的感染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被筛查出来,传染源被切断,到3月中旬,韩国疫情就得到了有效遏制,每天确诊人数维持在100多例。截至4月15日,韩国较前一天新增27例确诊病例,这是韩国境内单日新增病例数连续一周低于50例,9日-14日分别为39例、27例、30例、32例、25例、27例。韩国在控制疫情的同时,不封城、不停工,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被誉为全球抗疫的“模范生”。4月15日,韩国举行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总统文在寅所属的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政府在这次抗疫中取得显著成效。需要说明一点是:2月25日,韩国政府宣布将大邱和庆尚北道两地划为特别管控区,采取“最大程度封锁措施”力阻疫情蔓延。但“封锁措施”并不等于“封城”,而是意味着加强防疫密度强度,阻断疫情社区扩散,并没有禁止人员和车辆的流动出入。韩国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洪翼杓也解释说,所谓的“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主要是指防疫意义上的阻止新冠肺炎扩散,包括最大限度地动员防疫人员和军队医疗人员,最大限度地隔离和治疗患者,尽快增加病房,防止感染早期扩散等,而不是在地理意义上封锁这一地区。除了韩国以外,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不封城、不停工的情况下控制了疫情。1月20日,武汉台商回台确诊后,台湾立即成立疫情指挥中心,每天在电视上做倡导短片,教导民众勤洗手、戴口罩,信息公开透明,一旦发现人群聚集立即发送短信示警。得益于2003年非典爆发后建立的港埠筛检站和居家隔离制度,台湾地区的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截至4月17日,台湾地区累计确诊395例,出院166例,死亡6例。目前,我国的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新形势下,应该建立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机制,对入境人员和国内重点地区人员进行普遍检测,一旦发现确诊病例,要迅速开展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找出密切接触者并及时隔离,从而切断传染源,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采用一刀切的封城封村、全面停工停产,也不应该重复隔离来自低风险地区的旅客。总之,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要尽量避免由于过度的防疫措施而带来次生灾害。韩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应当能做得更好!文章选自绕梁说,2020年4月19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