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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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低龄留学现象日渐明显，相关问题突出 低龄留学人群日益扩大，出国读高中的人数不断增加。CCG与麦可思联合调查的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高中生出国留学的热度持续。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等教育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就读于这四个国家初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共有约4.9万人，其中23585人就读于美国初高中，9613人（含中国香港）就读于英国初高中，7412人就读于加拿大初高中，8162人就读于澳大利亚初高中。 随着留学低龄化日趋严重，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不断突出，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问题。低龄留学生在国外留学的过程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了解，加上生活自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因为违反所在国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甚至遭遇诉讼的风险较高。因此低龄留学生需要更多地关注，在出国前接受法律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 二是家长陪读问题。低龄留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长除了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孩子在国外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问题也十分关心，随着主要目的国相关陪读要求和陪读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家长做出了陪读的决定。通过陪读，帮助低龄留学生更好地接受优质的教育，获得更好的生活照顾和精神陪伴，在其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给予及时的支持。尽管陪读对低龄留学生成长有重要作用，但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对低龄留学生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利，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陪读置业引发当地房价上涨而导致的社区融入困难、文化冲突等问题。 三是低龄留学加剧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流失的问题。根据麦可思的调查，有留学意向的高中生中46%的是国内班级排名前25%的学生，是班里的尖子生，有28%的学生班级排名在25%-60%，仅25%左右的排名在班级50%以后。学生成绩好的学生出国留学意向强，可能直接导致国内高校优秀生源的减少。 二、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适应度等问题备受关注 随着我国出国留学生尤其是低龄留学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在外留学人员海外生活相关问题频繁发生，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适应程度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根据2015年腾讯-麦可思高中生出国留学意向跟踪调查，针对“家长担心孩子出国后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这一问题，半数以上的家长关心留学生在外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问题”，32%的家长关注“心理健康问题”。而关注各类适应性问题的家长也不在少数：“不能适应学习环境”（28%）、“人际关系处理不当”（21%）、“语言障碍”（20%）、“生活不能自理”（11%）和“不会理财，学习费用紧张”（9%）。还有19%的家长担心学生“所在国的政治环境不稳定”。 图9-1 高中生家长担心孩子出国后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分布（多选）（2015年） 【资料来源】：2015年腾讯-麦可思高中生出国留学意向跟踪调查。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2013年的调研，文化差异、学习压力和感到孤独是低龄留学生在留学适应期内的“三座大山”。大约65.1%的学生认为文化差异是他们适应期内主要面对的问题，分别有55.2%和44.9%的低龄留学生认为适应期内主要问题是学习压力大和感到孤独。由于低龄留学生缺乏独立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情感问题也是适应期内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有44.9%的学生在适应期内感到孤独，28.2%的学生经常想家，16.3%的学生感到找不到平台与同学老师交流。 图9-2 低龄留学生适应期内遇到的问题 三、中国留学生诚信问题凸显 随着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日益扩大，中国留学生作弊和造假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话题备受各国媒体关注。具体作弊行为体现在SAT、托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也体现在入学材料中的申请短文代写以及成绩单造假等方面。 据《2015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开除学生群体状况分析》披露2014年被开除的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约为8000人，占留学生总数的3%左右。被开除的留学群体中，80.55%因为学术表现差或学术不诚信，其中GPA太低或作弊等学术问题是造成学生被开除的最主要原因。虽然被开除留学生占总留学人数比例很少，但是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常常被忽视，留学市场也不规范，最终给留学领域的未来发展带来严重的潜在危害。 近几年，随着留学市场的升温，学生作弊造假的案例不胜枚举，作弊造假不仅是个人的行为，甚至形成了留学生群体造假和作弊的行为。2015年7月至9月，参加雅思考试的不少中国学生不仅没拿到成绩单，反而被拉入了黑名单。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核查分析称，由于“不能对外公布更多细节”的原因，主办方将永久扣发约350位考生成绩；2010年10月，ETS声明，“艰难地决定取消所有参加2010年10月23日中国大陆地区GRE普通考试的考生成绩”，以确保GRE考试成绩的效力。这些案例反映了作弊造假必须引起重视。 中国的留学诚信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留学产业的“诚信缺失”造成的结果。中国留学生在申请过程中出现作弊和造假的行为，首先是在申请材料方面造假，入学材料中的申请短文代写以及成绩单造假，有些学校和中介机构纵容成绩造假。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他们被指控在2011-2015年间，涉嫌通过伪造护照、找人代考以获取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从而造成对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和美国大学委员会的欺骗。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这些留学生犯有“合谋、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和电信诈骗”等35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 在留学考试方面，有中国考生在SAT、托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作弊。2015年11月24日凌晨，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主办方通过邮件发布两周前SAT考试分数延迟的消息。这是SAT今年来第二次放出“推迟”信号--当年9月，亚洲区SAT考试成绩也曾遭遇大面积延迟。事实上，从2013年至2015年，SAT成绩发布已经出现过6次延迟。而每次延迟的背后，不外乎舞弊、押题、违反规定等原因。 留学造假现象也反映出国内留学服务机构的诚信缺失和不规范。国内的留学中介服务存在纵容留学作弊造假行为，例如海外的培训机构通过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源获取最近的SAT试题，整理出正确答案后用于培训考生。或者在SAT考试当天派枪手在早于中国时区的其他考点进行考试，在参考之前的数据库确定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考试内容后，通过手机等为付费客户提供答案。 同时，留学造假也延伸出新的灰色产业链。例如，通过作弊或造假踏上留学旅程的留学生，在进入国外学校学习之后，在完成学校相关学术要求方面受阻，因而也产生了论文代写等灰色产业链。有澳大利亚媒体也曾揭发华人留学生通过华人论文代写机构“My master”炮制学术论文的丑闻--16所大学的近1000名华人学生曾购买过该机构的论文或聘请代考进行在线测试，其用户不仅有在校生，也涉及已毕业的学生。 诚信问题的凸显，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留学市场中存在相应的作弊需求。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没有意识到制造假申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为了让孩子考上满意的学校，有些家长甚至还会支付高昂的费用给此类造假中介公司。不少学校的老师为了让学生们考上好学校和有利于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师的荣誉感，也加入其造假行为，帮助学生修改最终的成绩单；代考和代写之风盛行之下，很多考生甚至“被代写”文章，因为担心自己准备材料不比相关机构专业而被迫找相关代写机构，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这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国学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诚实并独立完成申请的整个过程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会感到，如果不经中介机构‘专业的’帮助，那么，和那些经留学中介‘辅导’的同伴们相比，自己就会缺乏竞争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动手申请却被拒的聪明孩子’的故事，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那样的孩子。”中国大学生的各种学术造假，很多人都将其归咎为“假大空”社会风气造成的，甚至还心安理得地认为“别人都作弊抄袭，我不这么做就亏了”，很多人虽然对此咬牙切齿抨击，但呼唤学术道德呼唤了多年，却基本没有成效。 二是中国有大量的留学服务中介为了市场竞争和公司利润，公然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作弊风气推波助澜。由于在中国，进入大学的方式单一，主要以高考为主，因此中国学生并不熟悉国外学校复杂的招生程序，没有准备整套申请材料的文化和习惯，从而加大了对留学中介机构的依赖，也滋养了作弊造假的风气。虽然目前在国内有330多家留学中介机构取得相关教育部门的认证，但仍有大量中介机构没有取得相关认证，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的监管和监督。部分留学中介机构针对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心理，推出了相应的代考和作弊等服务，为急功近利的学生提供了非法的捷径。鱼龙混杂的留学中介机构是造假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一些中介提供代写或修改申请文书、夸大、捏造受奖情况、个人陈述等全方位的服务，而且服务费往往极为昂贵。例如，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和申请人签订“美国本科申请全程指导协议”，将美国高校按排名标价，代理申请服务费从4万元到7万元不等，申请人一旦获得奖学金，该机构将会获得申请人第一年的全部奖学金的15%作为“奖学金服务费”。此类的事件频发，影响了中国申请者的整体声誉。为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锐减了在中国地区的助学金名额，从原来有大概三十多所高校缩减到只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四所大学。 三是国外教育考试机构的不作为纵容留学生作弊造假。国内留学考试作弊现象时有发生，虽然在考试作弊问题上学生与中介机构难辞其咎，但是国外教育机构的不作为行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美国的教育考试院使得重复使用的SAT考题在网络上大面积流传。他们的考试方法让亚洲考区的考生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过去的考卷中获得重要信息。而且国外的教育机构在录取中国留学生过程中，没有反复核查留学生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进一步纵容了留学生的造假行为；再是国外一些不是很有名气的学校，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对于留学生的申请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间接的促成了更多的留学造假行为。 留学生入学考试的作弊，不仅仅会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业问题，还关系到中国学生的整体入学率的问题。目前，海外主要高校学校也开始更加严谨查看中国留学生的申请资料，防止作弊造假等行为的发生。不少学校在收到高成绩的申请人选时，都必须仔细检查申请人的学术背景，有时学生甚至还要通过面试或发表个人声明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如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提及，在中国，抄袭现象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严重不足。很多学生考SAT考了2300多分，口语却无法正常交流；正因为抄袭严重，导致哈佛大学对中国学生无从评价，也导致了配额的大量减少。因此，作弊造假不但对作弊者不利，也对整体申请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海外留学生开始遭遇种族配额 近年来，美国高校针对亚洲学生的“种族配额”问题成为了焦点话题。2015年5月15日，共有64个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社团和组织参加了亚裔团体就哈佛招生歧视进行维权的联合行动。这是近20年来美国亚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权益方面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引起了美国联邦议员、教育部的重视和相关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美国的亚裔团体表示，造成这种歧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美国为了照顾教育落后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强制行动法案”，要求对这些种族在大学录取时进行照顾，但这一强制行动法案实施以来并没有实质性改善非裔和西班牙裔的教育。第二是常春藤名校对亚裔在文化认同方面偏见和歧视。在录取过程中，一些美国名校仍认为亚裔学生缺乏创新和领导能力，不懂得交流，只擅长数理化。 但美国大学名校录取中对亚洲学生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外国国籍的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但并不排除校方在对所有美国公民申请者的考量中会有所谓“种族多元化”的平衡。根据2005年至2014年亚裔学生（不含国际学生）在常春藤大学的注册率数据显示，注册率整体上大致持平，没有显著变化。但由于在过去20年中亚裔学生增加了将近一倍，且学生的素质大幅度提高，而常春藤学校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仍然停留在14%至18%，这侧面反映了美国高校隐形的种族歧视和配额制。 事实上，美国名校对国际学生既有公开的限制，如部分优势特色专业不对国际学生开放及黑箱式的录取“歧视”，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每年录取中国本科学生不超过1‰，从经验上看这并不与中国学生的优秀程度成正比。从录取委员会的角度，为了符合美国文化追求的“多元化”，尽管亚洲学生普遍成绩优秀，但必须保障其他种族的教育权益，否则引发其它族裔群体的不满。然而对亚洲学生而言，由于这一群体内部的竞争本来就激烈，再加上有限配额，导致亚洲学生遭遇明显的不公平现象。普林斯顿大学两名教授在《不再隔离，未臻平等：种族与社会阶层对精英大学招生和校园生活的影响》一书中说，亚裔在任何一个SAT分数段的录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样分数的情况下，录取率比白人低67%，比起其他族裔则更低，“亚裔进一流名校SAT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美国名校的录取委员会也因此面临“多元”与“公平”的权衡。并且就连公平也是相对而言的：对亚洲学生来讲，名额限制以及高录取标准，是不公平的竞争，但在其它美国公民看来，亚裔毕竟是作为少数族裔的存在。当亚裔陷入“代表过多”的情况时，也会因此被多数族裔认为有失公平，对美国的多元化社会构成冲击。 除了价值的纠纷，让问题更加难以讨论的是相关数据的缺失。哈佛等学校一直竭力否认其存在“种族配额歧视”，但是由于录取的过程接近于不透明的黑箱，很难获得统计数据来印证这一说辞的可信度。虽然偏见难以测量，但从教育投资移民的增长却可以侧面看出问题的端倪。据新财富调查，76.7%的中国人移民首要原因就是子女教育。其他调查也有相似的发现，如《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显示，子女的国际教育是中国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80%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至国外受教育，其子女出国留学的平均年龄大多为18岁以下。而与出国留学相比，家长之所以选择移民便是看重入籍后给子女带来的种种优势，其中就包括享受公民录取标准，免除国际学生限制等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美籍的亚洲学生早已成为美国高校中国际学生的主要生源地，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已经连续多年为留学美国第一大生源国，每年在美留学生超过其总数的三分之一。不仅是高等教育，当下亚洲初高中阶段的留学人数也在迅猛增加。以华裔为例，过去5年仅中国大陆赴美就读高中的人数就增长了60多倍，目前每年有3万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另外还有十余万中国高中生从大陆直接申请美国大学。录取限制的问题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无疑会愈发的凸显。 五、我国留学服务市场需加强监管 随着我国留学市场的不断升温，留学中介的问题愈发凸显。目前我国中介市场存在不少违规现象，主要包括：主体资质不合法、制作虚假广告、申请材料造假、高额收费、业务分包出租等一系列问题，损害了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利益，干扰了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我国留学中介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不法中介未经资质审核成立运营。不符合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业务机构为不法中介，即“黑中介”。有些中介机构并未通过批准，挂靠在其他单位，或者承包合法留学机构的一个部门；或是在取得资质时是一套人马，实际操作中，无论是负责人，还是财务人员及咨询人员，甚至办公地点，都和申报材料上不相符合，这也是违规的。与上述留学中介机构签约办理出国留学，一旦出现问题，责任人不明确，对保护出国留学人员方的权益十分不利。黑中介的非法操作容易给留学生家庭造成严重损失。因为按照国家规定，没有合法资质的中介公司提出的留学及学生签证申请，不能得到各国驻华使领馆批准。黑中介往往以因私出入境的名义办理学生签证。这种非法操作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的严重损失。也有黑中介把签证转包给合法中介办理。但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的维权将十分困难。 二是部分中介机构服务信息有待考证。留学中介通过提供不真实信息，使得学生和家长对出国留学做出不理智的判断。主要表现为：夸大国外教育环境（比如国外气候、交通、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非常理想）、夸大学校整体教育水平（如把学校说成世界一流大学，毕业证书全球承认等）、夸大学校专业水平（如说学校专业处于顶尖水平）、夸大就业和移民前景（如说该校毕业后容易就业，可以移民留居国外等）、将非正规学校描述成正规学校、故意混淆概念（如大学“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在中英文翻译上做手脚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家长轻率地做出留学决定，为学生将来发展埋下了极大隐患。 三是为提升留学申请成功率而伪造申请材料。有些留学中介为了达到提高申请成功率、吸引客户，在学生材料达不到要求时，在材料上作假，欺骗海外学校。这种行为不仅会受到海外学校和其所在国政府的处罚，还会给学生和家长造成费用损失，承担拒签等后果。申请材料造假包括：申请学校和签证中夸大收入，如银行存款证明造假、假造雇主或家庭成员关系，如更改护照、伪造出生证明、结婚证。材料造假会受到海外政府的严重处罚，如美国，一旦发现假材料则会拒签，有时甚至永久拒签。留学中介机构在造假过程中一般会收取全部或部分中介费用，而损失和后果由学生和家长承担。即使签证顺利通过，学生出国后也会遭遇各种问题。比如学生的学习成绩本达不到学校要求，不适应国外语言环境或不能顺利通过考试或毕业，造成巨大学习压力，而造假问题亦会延伸出上文提及的留学灰色产业链等。 四是收费标准不明确。在我国，留学中介的收费缺乏明确的标准，对收费项目缺少明确的规定，留学费用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一般情况下，留学中介费用由各国留学政策、申请学校和签证难度及费用决定。因此理论上，同样国家的留学中介费用差距应该不大。但目前我国的中介市场里，申请同一个国家的学校的中介服务费有很大差距。如在服务内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新西兰的留学中介费用可以相差3000-4000元，而美国同一学校的中介费用可以相差2万元。在某些机构中，翻译申请材料属于免费服务内容，而在某些机构中可能需要收费。 六、“一带一路”建设对留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促进中国同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沿线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因此“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鼓励中国同沿线国家互相的留学往来。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重新建设国际秩序。鼓励中国的留学生到沿线国家留学，培养我国小语种人才和懂得多种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可以促进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合作增多，同时增加就业机会。根据2015年3月28日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据统计，2015年有来自182个国家的40600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华学习，沿线国家就占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名额。发展来华留学，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深入合作。 但是，随着中国同沿线国家留学人员的增加，“一带一路”留学往来也将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沿线国家大都是贸易导向性和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中国同沿线国家的产业具有同质性，优势互补有限，沿线国家虽然有些优于中国的专业领域，但是数量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留学生选择去欧美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其次，沿线有些国家政局不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这也势必将影响双方留学往来；最后，中国同沿线有些国家还未达到互联互通，交通不是很便利，这也影响了来华留学和中国留学人员赴沿线国家留学的意向。相应的挑战对往来留学服务提出新要求。 一是提供来华留学人员的服务有待提高。“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会带动更多的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但是来华留学人员普遍反映的情况是没有相关的负责人，语言沟通有障碍，以及很难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学校不重视，隔离外国留学生和中国高校大学生，留学生一般只和留学生交往；在留学生培养方案方面，留学生的培养与管理工作不到位，高质量的学历留学生占比很少；由于提供工作信息的渠道不畅通，来华留学人员还面临毕业后找实习和找工作的困难。这些现实问题阻碍了沿线国家留学生真正地了解中国，当他们回国之后也很难传播中国的文化和精髓。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留学生大部分是该国优秀的人才，回国后担任重要职位，因此要加深他们对中国的友好印象，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供有利的支持。 二是中国赴沿线国家留学的配套体系有待完善。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赴沿线国家的留学生会逐年增加，但是国内相应的配套服务机构还不完善，留学信息不健全等。国内的留学中介机构，主要关注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留学，关于中亚或者东南亚国家留学的中介机构很少，提供相关服务的更少。而且懂沿线国家语言的人也很少，留学信息还很不完善，因此配套的服务机构需要健全和规范；在沿线国家留学的学历认证方面也是不完善，阻碍了留学生的就业和未来发展前景。 七、海外留学快速发展与我国高校优秀生源缺乏态势逐渐显现 近年来，随着低龄留学生的增加，低龄留学生也出现了两级分化。根据CCG于2013年对北京某5所中学出国留学情况的抽样调查，2010-2012年，高中生出国留学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有所上升，从2010年的9.28%提高到2012年的15.74%。而根据CCG 2015年对北京部分知名中学国际班招生情况的梳理调查发现，大部分学校光国际班学生数量就占总生源数量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而从国际班学生最终录取和入学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多份国际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一方面反映了低龄留学加剧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我国高校将面临严峻的优秀生源危机。从CCG统计的中学国际班入学门槛来看，几乎所有学校的国际班学生入学门槛和本校普通生录取分数线一致，同时要求英语和综合素质更胜一筹；而从国际班学生被录取的情况来看，90%以上的学生被世界名校录取。而国内除了重点高中办的国际班之外，还有很多优质民办国际学校，他们每年所招学生悉数被世界前100名高校录取。这预示着，中国优秀中等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正面临着国际高校的“掐尖”，我国高校优秀生源缺乏的态势将逐渐显现。 同时，部分国家和地区肯定中国高考成绩，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随着中国低龄留学群体日益扩大及SAT等考试作弊事件不断发生，国际诸多高校原有的招生审核机制在众多的申请者面前难以高效完成人才选拔，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第三方机构面试作为学生第一轮筛选甚至是最终的评估工具。由于中国的高考制度作为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方式，考试管理的权威性，试题命制、考试组织、试卷评估等环节的专业化和严谨度都比较高，高考成绩正在逐步被更多的国家所认可。截至2015年5月，我国高考成绩已获得澳大利亚、美国、韩国、香港、新西兰、德国、意大利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认可。对高考成绩的肯定，反映了国外大学对我国基础教育培养方式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对高考程序的信任，也可能会激发各国对我国高中毕业生生源的争夺。 另外，全国每年近百万弃考大军中，因选择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者达两成。这些都加剧中国高校的生源危机，同时也将会倒逼中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开放程度。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状况蓝皮书》，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编，主编： 王辉耀 张学军，副主编： 许睢宁 袁岳，华文出版社出版。
2017年8月31日 -
留学蓝皮书：出国留学大潮下，高校如何吸引来华留学？ | CCG研究
摘 要 中国外籍专任教师数量少，占专任教师总数比例低。以重点高校为例，该比例仅为2.3%，平均每校不足40人。这一比例也低于邻国日本的3.4%。德国外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也高达9.5%。中国重点高校平均每校有外语类课程273门，占开设课程总数的9.3%，而全外语授课比例远低于该值，仅有72门，占比2.5%。 1. 来华留学生占高校学生比例较低 吸引国际学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国际学生比例远高于中国。根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的比例达到18%，英国、瑞士、奥地利、新西兰和荷兰的比例都在10%以上。卢森堡这一比例甚至达到43.5%。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0.46%，低于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见表7）。 2.中国高校外籍教师的比例偏低 《中国重点高校国际化发展状况的数据调查与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外籍专任教师数量少，占专任教师总数比例低。以重点高校为例，该比例仅为2.3%，平均每校不足40人。这一比例也低于邻国日本的3.4%。德国外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也高达9.5%。中国重点高校平均每校有外语类课程273门，占开设课程总数的9.3%，而全外语授课比例远低于该值，仅有72门，占比2.5%。 3. 高校开始主动拓展境外合作模式 在2003年9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下，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多了一种全新选择，那就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我国经过13年的发展，目前已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共9所（见表8）。 除中外合作大学外，各大高校也积极加强与海外知名高校的联合培养力度。以清华大学为例，其走出去与多所海外名校建有联合硕士和双学位硕士项目，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15年11月清华大学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微软公司合作创建全球创新学院（Global Innovation eXchange Institute，GIX），这是清华大学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和国际合作教育科研平台。目前该学院还处于建设阶段，实体校区将建于贝尔维尔市，并为其配备包括计算和设计实验室、原型模拟区及协作演示区等在内的一流教学科研设施。全球创新学院（GIX）依托“多方师资联合聘用制度”吸引全球优秀教师，在选派清华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优秀师资的同时也将聘请合作企业优秀人才担任实践导师，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此外两校也将依托该学院，通过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联合授予学位的形式，积极探索在跨专业融合及创新领域的研究教学，并为培养全球化经济发展和科研创新急需的优秀人才搭建开放、多元的发展平台。这为人才培养的中外合作模式提供了新的有益探索。该学院首个启动项目互联设备（Connected Devices）双学位硕士项目，涉及信息技术、工业和信息设计、创新创业与管理等不同学科，充分体现该学院致力于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的培养理念。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8月14日 -
张海鹏：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周棉《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新书出版 提要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国留学、回国服务，大批归国人员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下了极为动人和精彩的篇章。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一书，是对我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发生、留学生群体的演变以及这一群体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贡献的一次系统梳理。 1926年清华赴美留学生合照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周棉教授的《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作为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之一，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这对我国近代史研究、近代教育史研究是一个好的消息。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国家地位降至“谷底”，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但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并没有屈服，没有跪倒在列强的铁蹄下，而是发愤为雄，存亡继绝，立志振兴中华。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演变，就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捍卫国家主权，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百余年的留学史就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从他们开始，中国留学生爱国主义的主流和本质得到彰显
2017年8月11日 -
留学蓝皮书：来华留学发展特点 | CCG研究
摘 要 2015年来华留学人数达到近40万人，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大国。但是，来华留学的整体质量和收益并不高。本文从时代背景、学生特点、高校工作及相关政策四个方面入手，系统地分析了来华留学的现状；同时总结各国促进国际留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分析中国来华留学发展从中可以借鉴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促进来华留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1. 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学历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教育部发布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显示，共397,635名来华留学人员通过多种学习进修方式在我国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进行学习，留学来源国多达202个。这一来华人员数字相比2014年，增加了20,581人，增幅5.46%，略低于上年度的5.77%。2015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184,799人，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46.47%，比2014年的164,394人增加20,405人，同比增长12.41%。自2008年后，该增速一直高于来华学生增速。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53,572人，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13.47%，比2014年增加11.63%。其中，硕士研究生39,205人（占学历生总数的21.2%），博士研究生14,367人（占学历生的7.8%）。（见图2、表2、表3） 2. 生源国覆盖范围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加明显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分析，2015年留学生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为202个，与2014年基本持平。前十五个生源国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246144人，占总人数的61.9%。具体来看，前十大生源国相比2014年略有变化，依次为韩国、美国、泰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日本、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生源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同比增速均超过10%。另外，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生源增幅有略有上涨，分别为6.5%和19.47%。据统计，东盟在华的留学生总数达到7.2万余人，中亚国家在华留学生数量已逾16万人，仅这两个地区的留学生几乎占据了在华留学生的2/3。（见表4）。可见，近两年，传统来华留学强国的留学生增长趋缓，而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一带一路”的国家来华留学生明显增加。 3. 理工科专业来华留学生较少 来华留学生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专业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人文社科和中医等传统的专业方向，理工类专业留学生在来华留学生中所占比例较低总体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缓慢。2009年，全国619所高等院校共接收来华留学生238,184人，而工科类留学生仅为11,606人，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4.9％。2012年，来华留学生分布在12个学科专业，工科、理科比例有所提升，但也仅占7.69%。另一方面，我国选择出国留学的多为专业学科内的拔尖生源，而在留学专业选择上也以前景较好的专业为主，地域选择则多为欧美发达国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声望和影响还难以吸引世界范围内学子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国内的高等教育尚未与国际完全接轨，理工类专业学历教育普遍存在国际化程度不够、专业学科设置存在结构性问题、现行培养方案与国际接轨程度较低的状况，无法满足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需求，导致了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及层次发展受限。 4. 来华留学生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与沿海、延边省份的重点大学 目前，来华留学生在国内分布不均衡的特点较为突出。北京、上海、浙江成为吸引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38.89%；吸引来华留学生最多的十个省市来华留学生人数达29.81万人，占总数的74.96%。此外，云南、福建和广西等省区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一万人，分别为12078人，10490人和10287人。 来华留学生主要分布在重点大学。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来华留学网发布的《2014年来华留学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50所重点大学招收留学生人数比例可以占到来华留学生总人数比例的77%，而数量更多的普通高校仅占比23%，招生仍面临困难。从2010年到2014年，50所重点大学申请拒绝率升高接近15个百分点，普通高校学历专业录取率平均可达91.50%，仍处于追逐招生数量阶段。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8月10日 -
留学蓝皮书：中国留学人员“再归海”及环流现象分析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来我国掀起归国热潮，越来越多留学人才纷纷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国人数呈现持续增长势头。与此同时，留学人员归国后却仍处于“不稳定”的环流状态，再归海现象逐渐显现。如何在人才环流中，加大对留学人才的吸引力度，争夺环流优势地位，成为我国不断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留学人才“再归海”以及环流现状梳理，深入了解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基于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国际人才环流，提升对留学人才的吸引力度提出完善的政策建议。 壹 留学人员“再归海”及环流现象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吸引留学生回国，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据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海外归国人数迅速增长，有些定居海外的专业人士也通过种种途径为国服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底 221.86万出国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中国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推动这一人才流向的转变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包括“千人计划”等在内的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也成为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力。 与此同时，现阶段中国留学人员回流仍停留在浅层表面，如何进一步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流，提高回流人才层次成为中国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挑战。从国际人才流动规律看，总体上呈现出人才外流、回流、环流、对流等阶段。中国留学人员不仅在进行外流、回流的阶段，也逐渐出现回流后再次外流（即再归海）或环流现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于2015年开展了对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归海的意愿进行了调查，918个受访者中有68%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有再归海的意愿，但再归海后仍保持与国内的频繁联系，即处于环流状态。 “海归再归海”，即留学人员从母国前往留学目的国之后，回到母国发展，之后又再次去往原来的留学目的国或去向第三国；大部分再归海留学人员仍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频繁往来于其他国家和母国，这种现象即为留学人员环流。“海归再归海”可以看作是留学人员环流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在“再归海”现象中，再归海人员是否会继续流动，或者最终回到母国，则是不能确定的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同时留住回流人才。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包括政策制度的优化、宽松工作环境的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的塑造等，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就人才发展需求而言，这一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与深化。 贰 “再归海”及环流现象产生的原因 据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再归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国内薪酬太低（28.5%）、找不到满意工作（26%）、有食品安全问题（24.5%）、不愿子女接受国内教育（24.5%）、买不起房（22.9%）、国内人与人诚信较低（21.2%）、难以适应人情关系（19.7%）、对海归不认同（16.2%）等。 根据对再归海人群的访谈发现，再归海人群具有一定的共同特质。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来看，大部分的再归海人群来自于二三线城市或者中小城镇；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再次选择出国、往返于不同国家的人群，大多数人的语言能力较好，在国外有着一定的适应能力，并且在回国之前有过国外的工作经历；而从其选择再次出国的动因来看，大部分再归海人群是因为发现国外发展机会更好，或因为种种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而选择再次出国。根据对海归人员的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海归人员在决定是否再归海时考虑的限制因素集中于国内外工作环境的比较、生活成本与相关社会保障的比较、以及职业发展的未来空间等因素。归纳而言，“海归再归海”以及留学人员环流与工作发展机遇、国内生活环境恶化、子女教育以及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事业上面临更好的国际发展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实施、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筹备成立，中国企业和机构全球化迎来新纪元。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4136家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4792.6亿元人民币(折合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这一增速远超2007年~2014年的年均增速30%，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扩张，为满足自身多元化发展需求，其在海外布局也加速。复星集团、中国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联想、华为、中兴、TCL等企业频繁开展海外并购，不断拓展全球化版图。进军海外市场的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研发均以海外市场为出发点，不断进行本地化。以华为为例，截至2015年华为在全球各地建立了16个研究所、28个联合创新中心以及40多个专业能力中心。在这些企业的海外布局中，需要与海外客户实时互动，以掌握随时可能出现的需求变化，需要熟悉海内外情况的国际人才，而留学人员正是符合相关要求的重要群体，因此部分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出国或者在不同国家之间频繁流动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角色。 走出去更需要融入，需要留在当地的留学人员专业人士的支持，也需要对国内外都比较熟悉的环流型留学人员的大力支持。 另外，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共计1.2亿人次，仅年春节假日期间，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高达518.2万人次，而中国游客的全球扫货之旅，也成为境外商家的“救世主”。根据《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购物花费成为我国境外游客花费的主要构成部分，约占比57.8%，人均境外总花费近2万元人民币。随着中国出境旅游、养生、医治等需求的快速增加，很多海归从中看到了商机从而重新归海。 （二）国内发展机会多但生活环境严峻成为留学人员环流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一位）成为了促成海归再归海的最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尤其让海归们担心。有海归人士这样描述北京的环境：“如今在国内吸着毒气，……喝着重污染水，真让人担心。尤其是我们家小孩在北京生活老是生病，……空气不好会咳嗽，北京每个月都有好几天雾霾，咱们大人也就算了，能躲在办公室，小孩子还是得在外面跑跑跳跳吧，打个球什么的吧。”这样的生活条件使得许多海归在因为经济优势选择在国内工作的同时，返回海外生活质量较好的地区休假或生活，也间接促成了留学人员的环流。另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24.5%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四位）也是海归们再归海的重要推动因素。由此可见，职业或事业发展机遇促成很多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但国内生活环境又成为其选择再次出国或者宁愿成为“空中飞人”的重要因素。 （三）追求更优质的子女教育资源 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看重的问题。近年来不断提高的高中出国留学比例，以及留学低龄化趋势，都表现出国内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担忧以及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尤其是孩子已经在国外上学的海归人士，对于孩子回国后的教育并不乐观。而尚没有孩子的海归人士，在考虑到以后的规划时，很多人也更希望孩子能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发展。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受访者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有24.5%（排第五位）表示再归海的原因为不愿子女在国内接受教育，有受访者表示，“工作差点不是特别要紧，反正已经过了事业上特别要强那个年纪，只要能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就行了”。如有受访者对于国内教育中的各类补习班和升学压力表达了担忧，也有受访者对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学术不端问题表达了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影响了海归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信心，也是促成他们再次出国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上学而自己选择在不同国家之间往返环流的原因。 （四）对国内体制机制及工作环境的不适应 留学人员出国留学追求的就是个人更好的发展，希望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市场体系，希望回国后能发挥所长，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如果回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再次回到海外的动机就会增大。比如，一位海归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创业，但由于各种原因创业失败，而且这位海归返回国外能继续拥有高薪工作，那其返回海外的可能性加大。归来为更好的生活和发展，若目标没有达成则再次归海也是理性考虑。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难以融入国内，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部分海归再归海。 一是海归不受认可，被边缘化。国内目前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人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是归国之后能否学有所用，避免被边缘化成为了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16.2%的受访者认为“对海归不认同”是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回国便经历了三进三出。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留学生总体上来讲还是被边缘化。目前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二是承载高层次人才的合适载体还比较少，工作环境比较复杂难以适应。部分海归因为在国内难以发挥专长，或者受到行政、体制或者“潜规则”的限制，难以得到稳定的职业发展空间，从而选择再次出国。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尽管国家呼唤高层次人才，某些单位的领导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欢迎那些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人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海归学者已在国内科研单位任职，他们仍将面临研究以及人事环境的巨大改变。一方面，他们在组建研究团队、招收学生、申请研究经费、形成研究网络等方面疏于对中国规则的了解，而常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圈养的培养模式使他们担忧将失去与国际科学界的紧密联系。这都造成了中国留学群体尤其是顶尖人才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过高，不愿全时回国或回国后又归海等问题。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优秀青年海外人才如果在国内没有理想工作，更多愿意留在国外。 三是国内“关系”至上，让部分海归无法适应。调查发现，19.7%的受访者认为“难以适应人情关系”是再归海的重要原因，排在第八位。长时间的海外求学使得学者在原有在国内的关系淡化，而“关系”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在回国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支撑薄弱的问题。相比国外工作经验，寻求与资源分配者的紧密关系更能为科学家在国内的生存乃至晋升带来有益帮助。 四是市场环境的不成熟。已经在海外工作之后回国的海归，在国内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创新创业，也会遭遇一些困难。国内目前的政商关系与国外相比透明度不高，民营企业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缺乏像国外一样的营商环境；国内一线城市纷纷限制人口增长，留学归国人员落户难；国内的职场文化与国外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带薪休假等在国外常见的福利待遇在国内执行较难；部分行业的官僚气息严重、办公室政治复杂、效率低、工作创造的实际价值有限等问题都限制了海归在国内的发展，影响了海归继续留下来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一批人选择重返海外打拼。 叁 针对“海归再归海”现象的建议 一方面，留学人才大规模回流国值得欣喜；但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的“再流出”更值得关注。如何通过用人机制、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断优化，成为吸引海归人才扎根中国的关键所在。从再归海人群的特质出发，确保海归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宽容的人才发展环境。目前，海归人才在国内由于受到编制、行政级别等原因的限制而影响其发挥作用的情况仍然较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应成为中国下一步人才制度改革的重点，避免官本位成为阻碍海外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他认为，行政级别成为中国人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其与资源分配的高度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资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阻碍海外人才的真正回流，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等都应去行政化，近一步推进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郑永年谈到中国科研基金及项目基金的评审不单看学术研究水平，更看申请者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学者的学术研究精力，这导致很多海归回国之后再次回到归海。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建议，“在创业领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而是需要宽容的人才环境。真正能吸引人才的有两样东西：宽容的环境和方便的商业模式。”而目前中国亟须在这两方面加以改变。目前，国内行政级别与待遇密切联系，这成为海归人才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些海归人才回来后容易被等级与官本位的制度环境同化。阎焱表示，“我国当前行政色彩浓重的环境成为吸引一流创造人才的阻碍。” 第二，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目前国内提出种种“工程”优待海归，部分非海归感觉受到歧视而导致海归工作环境恶化。尤其是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于招聘和晋升改革要求有海外经验，使得海归在获取资源和晋升中占更大的优势，而非海归则处于不公平和不力的位置，这导致很多非海归不得不出国镀金。部分人采取伪造或拔高资历，以骗取海归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真正的海归群体，导致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的同时也危及人才相关的诸多奖励和评价体系。 第三，加强人才的配套设施环境的建设，确保海归人才落地发展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海外人才的引进与管理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撑，部分地方政府在引进人才时一味追求短期的数量增长，而缺乏人才持续发展的各种配套制度，这成为了导致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人才管理的制度建设不应仅局限于引进人才，后期服务是决定人才留下并发挥作用多寡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海归人才关注的社会保险、落户、子女就学、医疗、养老问题等，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进入不同领域的海归人才都能够便捷高效的享受制度保障。 肆 发挥环流型留学人员作用的建议 针对那些因为不同原因长期往返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留学人员，在发挥其作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出入境/居留证办理程序繁杂和不便利、永久居留证门槛过高，福利政策覆盖度低等。建议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留学人员环流的环境，发挥环流型留学人员的作用。首先是简化出入境/居留签证手续，拓展中美、中加、中澳的商务、旅游、探亲活动十年多次往返有效等政策，探索中欧及其他发达国家商务、旅游、探亲等活动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其次是建立“海鸥”计划，加强实施留学人员短期人才回国服务项目。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吸引世界著名创新创业中心的一批留学人员通过环流的方式回国开展创新创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展高层次培训，促进我国主要创新创业中心和世界创新创业中心之间的理念、商业模式、人、信息、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发挥留学人员环流作用，汇聚国际科技创新要素。第三是试行给取得海外国籍、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人员颁发海外“侨胞证”或“华裔卡”，允许不限次出入境、不限期限在华居留，鼓励环流型留学人员回国学习、工作、生活和为国服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