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 提倡人才开放发展。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研究，CCG在国际人才、国际移民、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等领域开展并承接重大研究课题，举办系列活动，出版相关图书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 政策影响力。基于扎实且富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CCG提出一系列完善我国人才发展和移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在推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等重大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影响力。CCG在社科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等蓝皮书，连续翻译出版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在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包括 “China' 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在内的多部英文著作，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 社会影响力。CCG创办了“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等品牌论坛，连续多年承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举办“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CCG 提出的筹建“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倡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积极评价与支持，成功入选了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并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成功举办了“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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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更好地提出全球治理主张？| CCG研究
在中美竞合新格局下，中国应如何更好地提出全球治理主张？
2017年9月4日 -
高柏：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专家简介
2017年8月31日 -
中美对决知识产权：暗战301条款调查
贸易战硝烟渐浓。
2017年8月29日 -
陶短房：班农辞职：全球化“活”了？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陶短房 北美东部时间8月18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几天前还被公认为“影子总统”、“白宫最有权势的人”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phen K.Bannon)辞职，回到了他进入白宫前的起点——— 布列特巴特新闻网。 尽管许多分析都认为，班农在此时此刻离职，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总统(Donald Trump)为缓解自己因夏洛茨维尔事件应对不当而加剧的执政危机，而不得不祭起的“舍车保帅”危机公关之术。 班农离职的消息迅速引发股市的戏剧性反应：当天上午一度下跌超百点的道指在其离职消息基本确定后神奇逆转，午后一度抹平，尽管最终仍然收跌，却避过了“黑色星期五”的魔影。 正如市场人士所指出的，道指的这一幕，是市场对班农这个“全球化死敌”的去位，所作出的情绪化反应。 班农是特朗普的老搭档，也是特朗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时助选团队骨干中地位最重要、坚持最久的一个。早在主持布列特巴特新闻网之际，这位被称作“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右翼政论家就以顽固的“经济安全论”和反全球化色彩著称。尽管如许多人所描述的，“影子总统”在特朗普团队中首次站到前台，还是今年2月23日他出席美国保守政治行动大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时所作的主题演讲，和随后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阐述的一系列主张，可以说，截至当时甚至目前，“特朗普经济学”中最富争议、最偏激的那部分内容，都已在那次短短亮相中表露无遗。 什么是“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说通俗一点，就是第一，“美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受害者”；第二，“美国应退出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或至少使之修改到对美国十分有利”；第三，通过征收边境税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第四，采用各种税收或非税收杠杆吸引、逼迫美国企业回流，迫使制造业回归美国，并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五，打击“汇率操纵行为”，其目标不仅包括老生常谈的中国，还有日本、韩国，甚至新加坡和加拿大等。 人们将班农的这一套称之为“反全球化主张”，如今“影子总统”离去，特朗普或许会稍稍收敛其“经济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的锋芒？然而这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特朗普在参选总统前就早已是一个新闻热点人物(虽然远非都是正面形象)，其在各方面的“奇谈怪论”人们也并不陌生，记忆力稍稍好一点的朋友都该想得起来，他的那些如今被概括为“美国第一”的经济主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频频见诸媒体。只是在新保守主义盛行、美国经济热火朝天的当年，这种主张无异于让憧憬着“美国梦”的“雅皮士”们远离梦想和希望；但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许多普通美国人对这种变化的不适应、不接受、不理解，认同“美国是全球化受害者”、“只有‘去全球化’美国才能重新强大起来”这些“经济民族主义论调”。 可以说，在“经济民族主义”和“去全球化”方面，特朗普还是班农的“前辈”。 就在班农“走人”的同时，美国同时在三个重要双多边贸易战场上摆出一副“不服来战”的姿态：8月1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贸易代表就是否决定对中国实行“301条款”展开调查；8月16日，和加拿大、墨西哥重启北美自贸协定(NAFTA)谈判，并在开幕式上由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雷德赫特(Robert Lighthizer)喊出“对简单的调整不感兴趣”和“经济民族主义”口号；与此同时，美国就早已生效的美韩自贸协定的“重新谈判”频频向韩方施压，一副“火星撞地球”的激烈态势。这三个重要战场上的美方现行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和“班农的经济民族主义”相重合，却丝毫不见人走政息的痕迹。 如前所述，“美国第一”、“去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班农这个“影子总统”个人的主张，而更是特朗普这个正牌总统的一贯立场，也是美国全球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后、相当一部分美国选民的普遍想法，班农的离去不会对这些主张的持续构成本质性影响。 中国人特别关心的，恐莫过于发表“中美经济必有一场决战”、主张不顾一切对华实施强硬制裁的班农在发表言论48小时后走人，会否缓解中美两国间因“301”纠纷而造成的经济空气骤然紧张。如前所述，在经济层面上真正的“老板”是特朗普而非班农，班农只是说出了特朗普想说而不便说的“半句话”，而另外半句，他恐怕会一直憋到年内的访华，或更直白地说，班农“自爆式吹风”和稍早特朗普行政备忘录看似画蛇添足的“就是否需要启动301展开调查”，都是在一左一右地为中美间就经贸问题直接摊牌，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式的铺垫，班农在也好，不在也罢，形势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还需提醒的是，和此前一些离职幕僚不同，班农并非彻底“走远”，而是仍和特朗普关系密切、互动亲密。Newsmax Media的CEO兼Mar-a-Lago俱乐部成员拉迪(Christopher Ruddy)曾说，特朗普认定的“自己人”永远是“自己人”，离职不过是做戏给外人看，这一条对班农恐怕是适用的。 文章选《南方都市报》，2017年8月25日
2017年8月28日 -
中美还有战略机遇合作期吗？ | CCG研究
2017年4月，“习特会”爆出惊喜并获得高分评价，一扫特朗普自参加总统选举以来，抨击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没在世界经济中公平行事、利用美国赚钱、抢了美国的生意等等言论造成的阴霾和对两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预期。 两国元首在首次会晤中展现出对大局的高超把控力：“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这些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定下基调。 在当今世界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形势“压舱石”的作用更加凸显，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升。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将召开，我国的国家高层领导将保持稳定。同时，特朗普刚开始其四年任期，并且存在着赢得连任的可能性，其内阁团队也进入稳定期。我们认为，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层沟通，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过去的一年，世界上爆出英国“脱欧”等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全球化进入新的转折阶段。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巨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中国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采取怎样的全球化战略定位成为关键。过去我们更多地谈“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今后则要更多地站在全球视角，用全球话语体系来讲全球化。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储备、企业竞争力、全球治理能力等，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引领，不宜大张旗鼓地说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应该在坚定捍卫全球化的同时，明确并宣传“推动”、“共建”、“提升”全球化的战略。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世界各国在2008 年经济危机后陷入经济的长期持续低迷期，对中国也抱有巨大的期待。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新的探索实践，能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诸多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曾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做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当中国的GDP在2010 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不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我们认为，应采取介于“韬光养晦”和“高调表现”之间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适时发声，更多地在经济领域凭借现有优势主动出击，在亚投行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2017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全球好评。我们应该努力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更加积极进取。这需要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驾驭国际事务的全球治理人才，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管理，创新国际机构，不断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我们应加快推进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政策，广泛吸纳国际人才，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并发起设立世界人才组织，对全球人才流动发挥更多协调作用。我们还应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组织以及常设机构，就像马歇尔计划促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带动新的国际机制的建立，从而发挥更大作用。 2008 年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文首提“G2”（中美国）构想，倡导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成全中国，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筑师和管理者，使中国与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权力的新角色相匹配。 这一前瞻性的视野值得钦佩。现在“习特会”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要充分把握住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美对话与合作，通过维护已有成果，继续深化双边投资与贸易合作，务实地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美方跨国公司和商会等团体的作用；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升级；加强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合作，共同推出更加合理的公共产品；保持冷静、务实的态度，加强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管控危机；拓展人文交流，加强双方在文化交流、高等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推动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加强与美国地方各州的全面合作；充分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等诸多方面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正如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一好百好，和美国的关系搞坏了一坏百坏”。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讲，其外交和战略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本质是国内力量 。因此，我们应把握此战略机遇期，把注意力和努力压倒性地放在中国国内，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好地跟美国深化合作，互利共赢，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好声音。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2017年5月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2017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