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理事王少峰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他在平行论坛6“中国建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上表示，建筑企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是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建筑企业走出去需要创新模式，突破融资瓶颈。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建筑企业需要加强全球化进程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讲两个观点：第一，作为中国的建筑企业集团，我感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全球化的进程。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

　　首先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全球化进程。我从毕业就一直在中建系统工作，二十多年历史，每年有两个工作会。过去二十多年里面，我感觉每半年一个工作会都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保持了将近二十年。中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企业集团。我们在五百强的排名已经持续上升到了最新的37名，估计明年会进入前25位，前50位里面只有一家建筑集团。美国有一个建筑企业排名，中建已经连续多年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企业的订单出现了一个拐点，出现了一个略微的负增长。中建是世界建筑企业里面的龙头老大，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发展趋势代表了行业的风向标。中国建筑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更多的依赖于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这几年发展确实特别快，但是现在从任何一个行业来讲，这个市场是不可能持续往上走的，一定会出现一个拐点。我们以前感觉到拐点是不是要来了，今年看这个拐点真是来了。

　　建筑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带动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中国建筑企业的直接从业人员有五千万，包括开发商、设计师等等，带动的相关产业是非常多的，包括制造业至少要超过一个亿。这样一个行当要是出现拐点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走出去。当然中国建筑企业还是走出去比较早，中建也是走过了三十多年海外发展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感觉到海外业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

　　第二，“一带一路”我们感觉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从建筑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大部分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带着人走出去，我们输出劳务，包括去沙特、中东、日韩，这个阶段走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进入第二阶段，不仅带着劳务，还带着我们的设备、材料走出去。我们的制造业到了一定水准，包括我们能够用符合国外标准的原材料，按照国外的制造标准生产出符合他标准的产品。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带着资本走出去，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提高的表现。我们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难度、这个挑战更大。刚才崔会长讲的“一带一路”，我个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这确实是中国及相关国家难得的发展机遇，从战略角度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这个事情应该能够成功。但是从战术的角度我们现在应该更加有耐心，更加直面存在的问题，尽快的找到一些解决办法。

　　从我们个人的体会来讲，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第一，“一带一路”现在锁定的更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很多项目前期的科研、论证甚至设计不到位，两国领导人签了合作备忘录，但是最后落实不下来，这是前期工作做不到位。第二，融资模式。我们以前单纯做EPC，现在我们是F+EPC，不单纯做EPC，还要做融资、投资，甚至BOT、PPP各种类型。现在中国的外经企业冲在了一线，包括中兴、华为跟我们一起，我们更多的在一起经历市场的风险。包括昨天中铁建的三位，我们一起都很熟悉，他们都是中国外经界的年轻精英。我们现在提融资更多的是建立在政府主权担保下、政府接管下的项目。现在很多国外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的主权借款要是到了IMF控制的上限，不允许他再借款，更多的发达国家他本身就不愿意形成政府借贷，现在更多的是从政府项目到企业项目的转换。印尼有一个项目就完全不是政府借贷了，转为商业借贷。商业借贷的模式存在的范围更广，是一种风险承担的突破。中国的金融企业，我不要政府的担保，我也敢于给这个项目融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要找到一些更有利于产生明确经济效益的项目。这个市场从来不是资金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好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能周期会很长，就像我亲自操作的毛里求斯的新机场，从我第一次开始见到这个国家的首脑、开始谈这个项目到正式签约三年时间，建完了又用了三年，前后六年的时间。这个机场把毛里求斯一个小岛整体GDP一下拉动了10%，但是如果按照国外完整的项目，光论证到签约就要六年时间。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来讲，不仅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更要有具体的突破才能做好。

创新模式，突破融资瓶颈

　　刚才讲到融资的瓶颈，发达国家政府不愿意借贷，发展中国家借贷没有信用评级，所以PPP是很好的一个选择。PPP和POP很大的差别在于，不能把运营所有的风险全部交给企业，政府要对运营的风险有一些担保。比如说这个道路的车流量测算一年多少万次，实际运营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政府要给予补贴，政府和企业要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如果你完全做POP，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是落不稳的，因为基础设施项目确实有高风险性，而且很多项目不是产生效益，是连带效益。北京修了那么多环路从来不消费，但是带动了北京城区往外部的发展，这是一个角度。

　　我们做“一带一路”外延要扩大。首先区域要扩大，最早是从东南亚国家出来，现在我们是只要符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区域。从成熟的模型来看，PPP模型来自于西方，对于我们来说，在西方这些国家推动PPP模式更现实一些。前不久我们随着中国高管团去了印度，我个人感觉非常有实用价值。从伦敦到伯明瀚，政府的官员都出来推荐项目。对于西方国家的系统的稳定性我们会更相信一些，这对于推动PPP或者POP这种长期的项目更有保障一些，但是他的审批过程也比较复杂，要想做成一个项目，需要更早的介入。

　　我们现在进行了一些尝试，在许多国家我们也在考虑有没有政府的担保，我们也和中资的银行在协同、合作，是不是我们可以拓展更多的市场。比如说谈到印尼的高铁项目，我们采用了新的模式，不是政府对政府的，而是B2B，企业对企业的。中国信用保险公司已经改变了原始的模式，在印尼的雅加达我们也采用了其他的项目，我们修建了111层的大厦，也是采用了这种新的模式，不同于以往的模式。本地的开发商出资50%，我们帮着他们从中资银行获得贷款来覆盖另外50%，帮助他们从中信保获得保险，这是一个新的模式。“一带一路”，使我们尝试新的领域和新的模式，包括新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和中资银行，包括中信保和其他的保险公司，我们会有更多这方面深入的沟通和项目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