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祥:下一个五年，如何谱写中国故事
2016年2月4日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郭生祥
十八届五中全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今年既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三五”的规划之年。
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中国梦“两个百年”中的第一个百年——执政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最后一个五年，如果在这五年中国如期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那么第二个百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那时的中国规划目标将是全面崛起。
要在即将到来的5年中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字“全面”，这两个字既是对宏伟目标的精准描述，也是实现宏伟目标的具体方式方法。首先是要把一个30多年来由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转变为让消费服务业与之并重的经济体，自然就要把推进“让部分人、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城镇先发展起来”的战略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也就是从不全面到全面，具体包括从不协调到协调、从失衡到均衡、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
澳大利亚在1901年成立联邦不久，就用了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实行了第一次全国、全域、全要素发展规划，然后用了差不多30年按照规划建设与发展；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也差不多用了十年左右再次作了深度的全国、全域、全要素的规划，继续用了第二个30年左右建设和发展；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实现了全国、全面的国土整治和规划，就基本上建设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城乡一体化、处处风景如画的“世界后花园”。
中国目前已经初步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由于部分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基尼系数过大，已经到了必须扩大发展阶层、行业、地域的时候了。为此可以充分发挥规划的优势，由于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强的宏观规划能力，对于规划全面均衡、协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能力，如果也像澳大利亚那样连续经过三次全域规划、全域发展、全要素发展，那么第二个百年的时候，中国可能就真的实现了中国梦。
我与全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观察不同，我认为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大约7年的周期性调整后，全世界经济可能最多还有一个7年低迷徘徊期，而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可能咸鱼翻身。因为当前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还是新技术新产业新需求，都在前所未有地孕育之中，这将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全世界未来最多7年左右会恢复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更好更快的发展阶段。
如果中国对接得好，下一步的政策选择得好，在内，仅把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发展起来，那中国经济的内生速度会是惊人的，还不要说启动更加广阔的三农发展；在外，如果承接好转型升级，承接好创新经济、服务经济、价值经济，那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至少会超过之前的任何水平和阶段，或许绝对速度没有那么高，但是相对规模却是之前无法比拟的。
面对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工业智能化等，这些高端制造业本来十分发达的国家，它们的3D打印、订制生产与服务，正在恢复它们之前的市场，而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又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与之形成替代。要改变两头受挤压的困境，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要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加快实施“互联网+”、“+互联网”战略，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融进精工精神、精工制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比了30多年来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我认同中国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优选择的确就是“全面实现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而眼下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的精准之路就是“社保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三农现代化、金融现代化”，既要调整产能过剩，又要维持一定速度的发展目标，具有相对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失衡过度的问题，跨越是有难度的，反之则不是问题。目前影响中国跨越的主要有：
一、拖后腿的贫困问题。如果按照联合国之前人均1.25美元每天的生活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仍超过7000万。
二、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问题。当前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已经达到极限，化肥、农药、塑料薄膜过度使用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农产品价格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国际农产品价格。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加速家庭农场建设，以及专业合作社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加速农业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城乡不同性质的土地权益要完全对等起来，否则中国“三农”难以资本化、企业化、技术化。如果2.8亿农民工在城里不能安身立命，如果7.8亿农民难以富起来，那么中等收入门槛即使迈到了，也跨不过去，必然会坠入陷阱。
三、保持并开发好过去的发展动力、重新构建好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把投资出口导向和消费服务业导向并重。认识不到这个问题，抓不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一切都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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