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全球化处在“退潮期”，风险大于机遇！
2016年10月9日
从我们的研究来讲，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全球化到了下半场，风险有可能显著大于我们过去所享有的机遇。
对于全球化，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一句话是把它看做重大机遇。因为在世界历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凡是搭上这班快车道的国家都能够获得快速的增长，这是全球化的一个特性。全球化还有一个特性：凡是全球化时期，都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高频率发生的时期。
第一个阶段：1990-2001年，它是全球化的上升期。在这个阶段，全球人均GDP的增长率是2.7%。第二个阶段：2002-2008年，我称为全球非理性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全球人均GDP的增长是8.8%。第三个阶段，也就是2009-2015年，全球化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只有1.1%，它明显地代表着全球化的退潮。可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全球化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全球化是往前走还是全球化往回走？在这里我把它定义为全球化的退潮期。现在对全球化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往前推，一股力量是往回拉，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化的问题主要是开放、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造就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但是这个地球村缺少一个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就是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全球系统性风险缺少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而且全球化的风险缺少有效的全球对冲的制度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这么多年的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自1990年以来，“创新”被遗忘了，“公平”被遗忘了，“生态”被遗忘了。因此，才会出现这次G20峰会上，习总书记提到的世界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7，超过了公认的临界线。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化进入到一个风险显著上升的时期，对我们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会面临着一个挑战：走出去的往往是到那些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同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显著比较高的时期，因此，怎么能够在新形势下管控好出口信用管理风险，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形势、新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IMF最新的预测，今年的全球增长3.1%。3.1%是什么概念？低于2002-2008年的4.5%，低于1990年以来的3.7%。我们会发现，这一轮的复苏，八年了，是世界历史上复苏最缓慢的一次。为什么？它未来是会走向持续的复苏和繁荣，还是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可能预想不到的风险？ IMF今年的预测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美国的前财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先生提出的是，全球经济面临着长期停滞的风险，无论是范围广泛停滞还是时间长期停滞，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长期的发展，在可以遇见的时期内其不确定性是上升的，风险是上升的。刚才我们讲美国是目前复苏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美国的增长率是0.8，二季度美国的增长是1.2，五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是4.7，六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是4.9；而算上自愿失业，美国的失业率是10%。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是目前结构性调整比较到位，复苏比较好的美国，其复苏进程也比我们预想的更加艰难。
美国在这次全球化中的表现，用两组数据可以说明。第一，1999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下降，美国的中高技术持续下降，而金融和房地产持续上升。第二，2000年危机爆发，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为什么我刚才讲1990年以来创新被遗忘了，因为当金融能够显著盈利，当地产能够显著盈利，很多国家，很多企业不搞技术、制造和服务，因此美国最好的制造企业基本没有，这轮危机差点没有过去。巴菲特拿了30亿美金帮助他过去。所以，1990年以来，也就是全球经济所积累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深，更加难以走出去。
第三个，当前的全球经济风险，今年WTO预测是2.8%，这是第五年低于全球GDP的增长。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过去五年的贸易跑不赢GDP，未来的五年很可能也跑不过。世界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世界历史上，“去全球化”就会出现国际贸易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衰减；而只有在“全球化”时期，国际贸易的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1.5倍到2倍。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当美国企业回美国了，欧洲企业回欧洲了，日本企业回日本了……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内向化和保护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黄总的报告讲“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到哪儿去，到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地方去，而恰恰是风险最高的地方去，完成我们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中国到世界，由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脱胎换骨的转型，风险怎么办？而且我们现在走出去，面临的是怎么解决重相出轻相回，怎么解决重轻车？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过去35年我们是靠采购做的，我们要用“一带一路”发展，用投资带动商品输出，要从代工转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过去35年通商的风险，更多会进入到投资所在国的风险，下一步的贸易用投资带动商品输出应该怎么做？
我们马上想到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当年首先是贸易公司走出去，贸易公司出去干什么？就是了解别国的情况，了解这个国家的商情，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情。第二个动作是投资，在当地的命脉公司投5%，要了一个董事席位，了解这个国家龙头企业的战略，整合供应链的上下游。因此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一套东西，也就是我们中国确确实实是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怎么能够走好供应链，怎么走好产供销，这里面就会有许多过去的国际贸易没有发生过的问题风险。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投资。去年的投资增长了38%，但是去年的全球投资主要是跨国并购，投向美国的资本增长了4倍，投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增长了90%，而流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达到了7350亿美金。去年的全球投资虽然是很高速的增长，一个是低于2007年危机前的水平；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资本开始流入发达市场，流出新兴市场。因此对新兴市场来讲就带来了他们的货币贬值，美元债务的上升和本国的结构性风险显著上升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往往会使我们过去的一些出口信用风险安排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挑战。我们会发现外资到中国来，2005年之前是奔的农民工，2012年之前奔的是市场，2012年之后外商到中国来，奔的是高增值的服务和高增值的技术。今年上半年高增值服务的外资增长了99.6%，信息技术的服务外资增长了305%，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内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常态。
但另外一个方面，确确实实目前，像BIT双边投资协定，中国的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这些矛盾也造成了比如说美国资本的下降、日本资本的下降和台湾资本的下降。
下一步应该考虑如何能够加快推动像BIT这样的一个“双刃剑”，有利于世界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新热潮，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知道，去年美国资本投资中国是37亿美元，而中国投资美国是86亿美金。怎么一个方面能够改善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环境，另外一个方面，怎么能够改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环境。实际上对我们来讲，这两者都变得格外重要。怎么能把BIT双边投资协定变成新一轮的WTO，变成我们企业走出去的新一轮的改革运动，我觉得特别重要。
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新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对全球格局的影响。这一次科技革命，人们用各种术语描述它。今年我们见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总裁，就是施瓦布先生，他在推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新工业革命，有“互联网+”、大数据、工业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制造等等新的浪潮。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世界整体的劳动生产力在下降，或者是增长减速，这样一来很多朋友就批评新工业革命没有对供给侧，没有对生产与增长带来像前两次工业革命那样划时代的影响。
这一次的新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变化，也就是1990年的IT革命带来的工序分工，带来的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的管理，带来的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来怎么用农民工，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是全球招商引资的优等生，有2.77亿农民工进入到非农产业，有1.7亿农民工进入到城市。但是我们会发现，新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出现的是机器人可以替代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就变得不重要了。什么重要呢？也就是刚才黄总在报告中讲的，全球缺有效需求。我们说上一次的IT革命是哪有农民工，哪有比较好的投资环境，资本就在哪儿安家；这一次哪有需求，资本就在哪儿安家。
中国企业要想满足全球需求他们开始走出去，满足全球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和本地化的需求。一旦走出去，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中小企业怎么走出去，中小企业怎么适应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这次会议上马云先生提出了一个EWTP的概念，就是怎么能够把跨境电商变成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开放，尤其是对一些小额贸易、普惠贸易、绿色贸易，也就是80%过去中小企业无法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够采取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所以这次的G20会议提出在贸易增长方面要降低贸易成本15%。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会发现新科技一个方面带来挑战，一个方面带来机遇，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带来了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包括像跨境电商的贸易带来的一些重大的影响，同样会带来更多的新风险。当80%的小额贸易，包括年轻人、妇女参与国际贸易、国际交换，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缺订单，他们缺技术，他们缺人才，他们缺品牌，他们缺资金，他们缺转型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很难适应全球风险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对我们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来讲，我觉得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议题。
最后一个问题。2016年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不确定性风险比较多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的外贸，中国的引资，中国的投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已经从2005年的55%下降到去年的35%，今年上半年到30%，过去36年的贸易方式正在退出，我们看到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渠道在上升，跨境电商在上升，“一带一路”的贸易在上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年的外贸下降了7%，全球贸易下降13%，像四川和河南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比较成功的省份，四川的外贸下降了27%，河南的外贸下降了30%。因此这种代工，这种加工贸易实际上是有一部分可以留下来扎根，但是由于我们的成本确实比周边贵的多，下降可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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