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在行走中阅读与探寻历史

2016年11月17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提到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许多介绍词中都注明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其实,葛剑雄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从专业分类上来讲属于地理学。尽管跟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解释,自己并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者。

  除了这个原因,他的非典型性形象还体现在——他不停地行走。几十年来,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历史文献以外的答案。其间,不仅有正式的学术研究,还借助了许多业余的考察和旅行活动。

  他到过南极和北极,上过西藏高原最高处阿里,在70岁高龄时登乞力马扎罗山……在他的新书——《四极日记》中,葛剑雄展现的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行者。

“好奇”的天性

  葛剑雄从小生活在浙江吴兴县的一个小镇——南浔镇,在他12岁举家迁居上海之前,他从未走出过那个镇子。又过了11年,葛剑雄在33岁的时候才以高中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此前,他做了很长时间的中学教师。

  “凡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越是难去的地方我越想去。”葛剑雄直到36岁时才第一次乘上飞机,第一次出国已经40岁了。所以,他认为自己比很多人都“出发”得晚。

  但这并不妨碍他行走的广度。年复一年,他每年都会在地图上添上几条新的旅行路线。

  从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的角度,葛剑雄明白,在人类早期,走出去大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有的往往是自发的、盲目的,具有随遇而安的特点。有的人群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化,就会继续这样的迁移。

  “但更重要的是,探险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有关,那就是好奇心。”

  好奇,会驱使一些人临时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去体验外界的生活,享受旅行的乐趣,探索自然的奥秘,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葛剑雄看来,相较于前者,这种探险是主动的,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生活,而非功利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巨大。

  2000年12月7日,葛剑雄加入了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但他并不是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专业考察人员、考察站建造或维修人员,也不是旅游者、记者、摄影师,而是以一位人文学者的身份去到南极。

  由于暴风雪持续肆虐,他坐在屋子里,望着窗外思考: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旅行探险家徐霞客?为什么近600年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没有导致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也没有给中国留下遗产?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或许历史地理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东亚大陆为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蒙古高原、欧亚草原、戈壁沙漠、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太平洋、印度洋既形成了天然的地理障碍,也成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所以从总体上说,古代中国人缺少外向发展的需要和动力。另外,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封闭社会,大大压抑了人们探索的天性。

  因此,今时今日,每每在自己的演讲、文章里,葛剑雄都鼓励自己的学生、年轻人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尊重个人走出去的欲望,不依照常规发展。“这才是创造的必经之路。”

历史
不能
重复

  阅读历史是为了解过去的事实,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今后也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历史。有些历史场景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此一次。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葛剑雄正在美国。事件发生后,美国所有电视节目开始反复播放相关内容,停止一切广告。他第一时间看到了媒体采访老航天员、遇难者家属,以及里根总统面向全国小学生的讲话。他也是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那里的老百姓统一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

  1990年,中国组织史学代表团去参加西班牙马德里的研究大会。葛剑雄不太幸运,需要自筹经费前往,无奈只好选择最便宜的出行方法——坐火车。但又幸运的是,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期,他一路用了十几天辗转从中国到莫斯科、东西德,最后到达西班牙,回程继续绕行。在那个过程中,他见证了的东西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2003年,他在北非走访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采访了许多政要人物。然而政治风云变幻,他每每想起当年那些采访对象,感受越发复杂。

  “历史是需要有人在场的。但如果你不走出去,就永远不可能参与历史。”葛剑雄说。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获取都变成了一件可实现的事,理论上,待在家里我们就可以随时见证各地的历史。

  但他认为,人们相较于所依赖的信息技术本身,是被动接受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双腿、双眼,调动全身的感受器,才可能在此时此刻主动发现存在于自己独特视角下的历史。

  而在实践中接近历史,带给人的思考和启发也是不同于书本或者其他工具的。

  葛剑雄表示,研究南极洲的地图或世界地图的南极部分,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地名都是以西方人命名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一篇发现、探险、考察或扩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南极洲西方人占尽了先机,所以由他们填充了地图上的空白。

  直到1985年,中国在南极地图上才有了第一个地名——长城站。此后一些中国地名所代表的地域范围都很小,在一般比例尺的地图上是无法显示的,更不可能出现在世界地图上。

  地图的尴尬让葛剑雄不无感慨:“历史无法改变,只能从未来去争取。”

机会要靠自己争取

  葛剑雄有行走的习惯,还时常用文字分享他的见闻和思考,这也是很多学生们了解、熟悉他的重要途径。

  在一次研究生的招考中,一位学生之所以选择他的专业,其实是奔着南极去的。葛剑雄坦言,这恐怕会令人失望。因为这些机会,往往都是偶然的。

  除了学术工作,这些年,葛剑雄的足迹之所以遍及全球,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切可行的方式,搭各种便车,比如受出版社邀请、与媒体合作等,按他的话说,“纯靠自己主动争取”。

  争取这些机会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2014年12月是葛剑雄70岁生日,作为生日礼物,女儿送给了他一次旅行,登海拔5896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因为2003年,葛剑雄曾与这个非洲之极失之交臂。

  在这个年龄,想要登顶世界高峰,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之后,他的心血管系统、肺功能都保持在非常健康的状态。

  因此,身体足够“自在”才能支持一趟又一趟的远行。

  其次,必须具备多种专业、非专业的能力。

  1987年7月的西藏阿里之行,是一位对西藏文化极有兴趣还颇有研究的美国企业家提供的机会。葛剑雄的历史地理背景对他的考察有用,而且还可以充当翻译。

  而他的南极之行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出版社想出版一本有关南极人文方面的图书。葛剑雄之所以合适,不外乎能走、能写。有意思的是,因为精通英语,葛剑雄还一度成为了长城站的首席翻译。

  再比如,他受邀作为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拍摄《走进非洲》时的嘉宾主持,一方面在于自己的专业背景、英语沟通能力,同时也因为对媒体较为熟悉。

  “所以,充实自己,提升各种能力,才能为赢得更多机会做好准备。”葛剑雄说。

 

 

文章选自科学网,201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