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权：“智库+”应成为智库未来发展潮流
2017年2月13日
从《全球智库报告2016》看，中国智库的世界排名今年比去年甚至出现了下滑。去年中国排名最高的是在世界第31名，今年是33名。且不说数量的多少，证明我们智库的质量比去年下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很迫切。我们的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是质量还远远不足。英国的数量排在我们后面，但它的质量排在我们之前。中国虽然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智库的能力是不是跟得上，是不是达到国家发展需要的水平，确实需要智库人思考和做工作。
对智库研究本身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同时代的智库需要不同时代的特色。中国现在处在特殊的发展时期，即将迈进第二个百年，马上要开始“十三五”规划的第一个年头，中国智库在这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后面这些年头里，中国智库能做什么事，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中国智库一方面要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练好自己内功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的来源多元化。中国的智库在这方面需要创新，特别是民间智库不要囿于现有体制，要创新和吸收现有世界上智库发展的经验，不一定非要学美国模式，但是一定要制度创新。现在很多新兴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对智库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和他们结合起来。智库有几个旋转门，人才的旋转门就是把高级人才旋转到智库内，把各方面的需求形成政策信息报给公共政策的制定部门，这是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不只是政府需要的信息，而是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信息都需要。越是弱势群体的信息，越是能够反映中国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这也需要抓住。弱势群体的信息可能是社会的盲点，可能是智库的盲点，也可能是政府决策的盲点，所以，在这方面智库要有责任、要有担当。可能利益没有那么大，可能经济效益没有那么高，但它的社会效应或许更好。所以，智库在这方面要做政府做不到或者是忽略、空白的事情，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和担当。
二是智库向政府提供决策建议的时候要解决好最后50米的问题。往往是智库向政府提出了很多理论性非常强，条理性非常好的建议，但往往没有形成决策，这是因为大家前期的调研还是有欠缺，或者说智库只是在自己的范围里做，智库要接触各个阶层，跟各阶层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报告。通过把握需求的了解，才能制定相关的政策，可能更具有针对性。智库的好处是有灵活性，要接触老百姓，接触弱势群体，接触农民工，接触人口的需求是什么，有扎实的调研，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决策建议。
三是智库要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给中央决策贡献力量，引导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也是智库的责任担当。很多事情智库作为专家学者，作为第三方谈观点和想法，引导舆论和民意，从一个侧面的角度助推了社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实际上也是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的一个重要的推手。虽然现在智库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感觉特别是民间智库在中国国内治理方面做得非常少，影响也非常小。反倒是做国际问题的智库影响大，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高，这也是问题。如果研究国内治理的智库能够引导社会治理的方向，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智库应该走在国家决策之前，而不是之后。所以，智库一定要有“智库+”的模式，智库+政府，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才能产生综合性的效果。
智库+政府，一是走在政府的前面，二是搭配政府的作用。政府提出了问题，需要智库提供方案去解决，去和政府搭配。还有就是尾随政府，也就是解读工作。因为怕民众误读中央的政策，要走在前面，可能高校、教学做这方面的事情更多一些。
智库+媒体，这是一种放大的效果。媒体是放大器，智库是舆论源，这两点如果相加产生良好的正效应对国家的发展大有裨益。
智库+企业，智库就是为企业保驾护航的，很多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智库或者是专门为企业服务的智库。中国智库的数量不少，但它的结构未必很好。有的群体智库供给方是过剩的，有的群体找不到服务的智库，有的群体希望发声，但根本没有智库为它服务，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这些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思考。
（本文根据作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举办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发布会中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