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驱动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是新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钥匙
2020年6月18日在新基建方面，最关键的是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核心需要靠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同时发展对人力资源和金融领域进行投资发展。
专家简介
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金融界：好的，谢谢您。我想问一下您对新基建的方面，或者说对未来我国重点发展方向有没有什么建议？
张燕生：在新基建方面，最关键的是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我国非常注重新旧功能转换，在新旧功能转换方面，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指标：
第一，研发的强度，即全社会研究与实验支出占GDP的比例；
第二，创新的产出，即发明专利的申请增长率和发明专利的授权增长率；
第三， 效果，即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或称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
这三个指标可以衡量高质量发展期间的创新表现，如果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创新表现就用研发强度。中国的研发强度具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版块：
第一， 根据2018年数据显示，研发强度超过2.4，即超过OECE的平均水平2.37。我国有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超过了2.4，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些省市已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当这六省再持续发展十年后，他们研发创新经费的投入就会从流量变成存量，即：知识的存量和创新的存量。同时，研发创新投入的数量就会质变。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来驱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第二， 根据我个人的划分，研发强度在1.2-2.39的区间。此区间的增长动能仍然靠投资驱动，并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在此区间的大约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如：中西部地区、东北辽宁。第二阵营是特点是仍然靠投资驱动，确切的讲第二阵营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湖北省的研发强度已经高达2.09，已经进入到投资驱动的后期，直白的说，湖北再努力一把，未来很有可能进入到这个创新驱动的阶段，包含这样能力的地区还有陕西、福建等。
第三， 山西、吉林、黑龙江、海南等，其增长动能仍然是靠资源驱动，这些省份暂未进入到投资驱动。
我们仅用一个指标看中国，就可以得到三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指标。在未来，三个板块仍然会为其发展持续发力，你会发现，第一个板块，已经开始在新基建和在数字经济方面抢滩登陆；第二个板块，在其本身依靠投资驱动的基础上，面临着老工业基地的转变。即，如何把传统实体经济、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数字设施深度结合；如何把传统经济、传统制造业、工业服务与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如何把传统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与和智慧城市融合。可以说，这些地区涉及到的就是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深度融合。第三个板块，离创新驱动还比较远，在未来该如何发展呢？我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老旧融合进一步获得更好的后发优势。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是新四十年的新起点。现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核心话题。而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核心需要靠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同时发展对人力资源和金融领域进行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驱动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对于新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关键的钥匙。以5G技术的协同发展为例，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需要融合创新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基建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发展中，我们仍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新基建代表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也代表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大部分省份仍停留在使用老设备、旧材料、老技术、老员工的现状里。当前的行业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度转变，新的数字基础建设需要与工业服务的深度融合。仍以5G为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在未来五年的投资可能高达4.87万亿，即每年能达到一万亿。但对于新基建的发展，我们仍需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新技术培育期和新模式的发展初期。当前我们国家在全力推动投资建设新基建，应当承认，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产业互联网和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而言，我国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仅以“企业云”的普及率而言，美国是我们的两倍以上，我们会发现欧美的很多企业在购买或托管云计算软件的支出上是中国企业的几十倍。客观的讲，我在解决产业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企业的运用的问题上，仍面临一些新老融合的困难。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面临美国的科技封锁，特别是在贸易战、产业战的险恶环境下，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地应用产业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当前中国企业在美中科技战的影响下，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基建应用场景现实化。众所周知，应用场景越广阔，其市场需求就越大，相关行业的发展速度才能足够快。
文章选自金融界，2020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