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全球产业链在今后5~10年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2020年10月19日
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就疫情中的刺激政策、贸易、投资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塑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Q：有报告称，世界贸易在7月份就已经恢复到去年94%的水平，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在均等地复苏。有观点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刺激复苏政策的不同，比如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更多地在支撑家庭需求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又流向了进口。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朱民：到现在为止，贸易复苏的强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计。贸易复苏首先是好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贸易复苏有很强的结构变化。它的结构偏重于医疗用品（PPE）和个人电子用品，比如电脑、 iPad和手机，这些是和疫情密切关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供给能力的厂商、国家和区域，就占有优势。
在PPE方面，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强大，中国的个人电子产品产业链也很完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抓住了机会立刻转型，我们现在很多汽车制造厂都开始生产口罩，然后迅速推向世界。
当然，中国国家政策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帮助外贸企业恢复出口。这方面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打通交通运输，因为疫情的时候交通运输线受阻，所以这次我们欧亚铁路运输和打开直航进行空运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政府在支持外贸企业减税退税、缴纳保险基金等方面，帮助外贸企业复苏，特别是帮助民营企业转型，所以带来了中国出口的强劲反弹，也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强劲反弹。
Q：政府需要维持援助政策到什么时候？我们如何判断这个时间点？
朱民：援助政策包括由央行提供流动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全世界几乎都一致，区别在于流动性的深度，也就是说央行入不入市。现在欧洲以及美国的央行已经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的坐庄者。
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上，各国政府的区别很大。欧洲和美国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支持个人，通过失业救济和维持企业的就业、补贴工人工资，救助直接是发到了个人，极大地推动了个人消费，维持经济增长。欧美国家个人消费占到整个经济比重的70%以上，通过这种方式直接稳住了消费。
所以，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疫情中个人消费的总量是超过疫情前的。因为政府每周补贴600美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就是政府的财政资源有限，不能无限制地支持。如果政府不能无限制支持，个人的消费就会继续下跌，而且从欧洲的角度来说，如果企业得不到补偿、不能继续维持就业的话，失业率就会进一步上升，现在失业率已经很高了，所以现在这个政策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现在来看，一方面要继续减少已有的对个人直接消费补贴支持的量，因为已经没有能力和空间了；但同时政府还得继续这么做，因为要预防个人消费的急剧下跌影响宏观经济，也怕老百姓没有收入以后，使得基层民众的生活质量下跌。与此同时，更多的财政政策要移到供给侧一方，支持企业重组，帮助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困境、结构转型。这个历来是很困难的，2008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结构改革转型走得非常缓慢，在欧洲尤其如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个阶段对政策的力度、精准度和结构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美国和欧洲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无法一下子落实的很重要原因，因为它的技术性特别强。
Q：与2016年末不同，美联储无意加息，但是大规模的财政宽松又会压低美元的价值，弱势美元会给贸易、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朱民：现在看来，美国的利率会在中期的水平维持在零，如果经济恶化的话，不排除进入负利率。虽然美联储再三说不会进入负利率，但这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哪怕至少是未来两三年的零利率，流动性宽松下财政赤字高企，所以美元在贬值通道至少是持续低位，这跟整个宏观架构是一致的。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层面是零利率使得美元在资本市场的需求性大大减弱。第二个是财政赤字高涨，以及财政赤字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对美元的基础支持产生疑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常我们说财政赤字加大的话，会使得货币的价值发生变化。因为美元也是信用货币，而如今美元的信用其实也在削弱，所以我觉得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
与此同时，流动性宽松下美元会流向全世界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以出现的结果就是全球性的美元流动性宽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会改变全球的经济和投资结构，特别是要注意会不会产生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比如说资产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股票市场泡沫等。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来的拉美危机，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现象，所以当美元大幅度流出去的时候，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就变得特别重要，需要特别警惕。
Q：目前热议的供应链重组问题，其实在日本大地震、泰国海啸的时候，都讨论过，但其实后面并没有大动干戈，这一次会来真的吗？
朱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供应链其实一直是在扩张的，全球化由此得到推进和发展，这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对新兴经济体、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产业链过长、分工过细，使得产业链本身的脆弱性也成为一个问题。日本地震、泰国海啸后，做了一些调整，但调整不是特别大，并不是没有调整，全球的研发产业链都在根据新框架的优化发生变化。在中国感觉不是很明显，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强劲，而且中国国内市场巨大。
这次又提出这个问题，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新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地缘政治，现在把产业链提高到安全问题上，因为中国有全球PPE和医疗设备的最主要的产业链，所以其政治考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大的考量是科技。科技现今对制造业的影响是很大的，规模不再成为产业链考量的最主要变量。以前产业链规模重要，是因为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效率越好。但是在科技发展以后，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变得越来越小，其他的要素成本也在变小，企业越来越趋于就市场进行生产，靠近市场而不是靠近低成本，这是产业链的一个重大变化。科技使得产业的配置靠近市场端，而不是靠近低成本端。
这两个新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全球产业链在今后5~10年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但我们要注意，产业链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此外，中国市场如此强大、增长如此强劲，中国的商品需求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市场，所以国际企业也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我们做的调研表明，现在很多国际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其在母国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利润来源在其整个全球分布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最近几次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外国公司都会继续留在中国发展。但与此同时，科技和科研中心的布局也可能发生变化，对此不能低估。
总而言之，我们看产业链，要看到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看到政治的因素，要看到技术的因素，也要看到当地成本的因素以及经营环境的因素，要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所以中国最近大力强调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继续开放，我觉得这是应对当前产业链全球化再定位的非常重要、非常积极的政策，对稳定在中国已有的产业链、对稳定全球的产业链，都是有帮助的。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