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平了
2020年11月20日■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初定，全球化未来何去何从？
■ 未来四年内，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将如何塑造全球化轨迹？
■ 中国和世界将如何应对美国及其在全球化中角色的变化？
2020年11月11日至12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11月11日，以“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线上举行。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CCG联席主席、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 (Ronnie Chan)，CCG顾问、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参与研讨。
《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表示，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平，因为当今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赖的，甚至已经融合。他指出，世界由越来越多的节点连接。整个全球系统现在比以前更快、更远、更深，运行成本更低。然而，缺乏能够有效管理所有这些连接节点间的缓冲和流动的全球治理方案是造成当前挑战的主要原因。关于中美关系，托马斯·弗里德曼表示，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和美国存在的互补关系使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国家，只不过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而已，然而那个时代已结束，美中关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提出，美中关系的结构性问题是，美国没有足够的信任去购买中国的深层产品。
以下为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的演讲全文：
很多人都会来问我，世界还是平的吗？我的回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是的，并且还要更平了。
为什么这么说？在过去的20年里，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报道了由不同病原体导致的“流行病”，包括地缘政治的“流行病”——9·11事件。我还报道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气候变化等“大流行”。似乎每隔七到八年就有一次这样的“流行病”，会有不同的“病原体”来扰乱全球系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流行病”的特点又是什么？
9·11、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危机和气候危机这四种“流行病”的共同点就在于都伴随着警告性的心脏病发作，然后是冠状动脉闭塞病变。1993年，一个名叫拉米兹·约瑟夫的人试图以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名义炸毁世贸中心。结果造成少数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就是心脏病发作的警告。然后911事件的发生就是产生了冠状动脉闭塞病变。1998年，一家名为长期资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对冲基金成功积累了1万亿美元的杠杆资金，最终在华尔街破产，这就是心脏病发作的警告。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其的冠状动脉闭塞病变。2002年底，SARS病毒开始蔓延，就是心脏病发作的警告。2019年，我们便看到了相应的冠状动脉闭塞病变。
现在我们每天都能收到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心脏病预警，包括去年澳大利亚的野火，今年美国的野火以及全球范围内破坏力越来越大的风暴。但不同于其他“流行病“，气候变化没有暴发峰值，即使北极的冰雪全部融化，我们也只能一直在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上继续生存，自作自受。
我们是如何在七到八年内就会受到一次“大流行“事件，且病原体各不相同的呢？答案是，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它不仅仅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赖的，实际上它已经融合了。我们连接了越来越多的节点，并且这些节点每天都在增加，我们正在润滑这些节点间的连接。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开始移除在这些节点间起保护作用的缓冲区。
文化多元化、宗教多元化、性别多元化、教育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实际上就是一个缓冲区。
例如，在9·11事件中，文化和多样性就是一种缓冲，而当时本拉登的想法是清除穆斯林世界的多样性，清除阿拉伯半岛的所有非伊斯兰影响。在自然界中，多菌种比单菌种的抗病能力强得多。因为单菌种对单一疾病非常敏感，一种疾病就可以直接击溃单菌种，而多菌种则不那么容易感染。农业也是如此，政治和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极易受到单一病态观念的影响。新型冠状疫情的暴发就是因为打破了城市和自然间关系的缓冲区。在2008年，透明度和对杠杆率的限制是金融体系的缓冲。气候方面，我们砍伐红树林、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行为都降低了气候系统的弹性。因此，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平了。而我们正在润滑所有这些连接间的节点，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运转顺滑，然后我们移除缓冲区来管理这些节点之间的流量，这样一来，一个节点的不稳定性就可以传递到整个系统。整个全球系统现在的确比以前更快、更远、更深，运行成本更低。然而，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方法，在一个没有全球政府的世界中提供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该方案能够明智地管理所有这些连接节点间的缓冲和流动，否则我们只会制造下一个“流行病”。
关于中美关系，我认为1979-2019年是中美关系的史诗篇章，我将其称之为“无意识整合”。然而这篇史诗已经结束了。
这种无意识整合就是，美国企业想在中国开工厂，想在中国建立供应链，想雇中国科学家，想让自己的女儿在上海学校学习；而中国企业想在纳斯达克上市，想和美国公司合作，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哈佛大学或者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虽然这种整合不一定是彻底无意识的，但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和美国确实做到了“一国两制”，中国和美国成为了真正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然而那个时代已结束。
我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从贫困走向中等收入的方式。我认为中国采取一套宽泛的策略：难以置信地努力工作，难以置信地“延迟满足”（ Delayed Gratification），对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教育的专注投资，“窃取”他人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以及进行“非互惠”的贸易布局。
过去四十年中有三十到三十五年时间，美国企业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尽管美国企业在贸易过程中有不满的事情，但它们都还在赚钱。因此，美国企业会告诉美国政府“没关系，还可以接受”，这令两国关系保持在正轨之上。
然而在过去五年间，相当多的企业认为，中美贸易中“好行为”与“坏行为”这一组平衡中，“坏行为”开始变得更多。这样的观点不断传达到美国政府，并促成了特朗普的上台。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不是美国催生的美国总统，而是中国催生的美国总统。他主张两国关系倒退，并高声强调着其中一些坏行为。这就是特朗普诞生的背景，我相信中国人会对此有不同看法，但这就是我的看法。一系列问题导致维系了四十年的关系模式已经崩溃，在这之上推动其崩溃的就是特朗普。
第二，过去四十年中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卖给我们的都是“浅层产品”（shallow goods），包括衬衫、袜子、鞋子或是屋顶太阳能电池板。美国卖给中国的则是“深层产品”（deep goods），包括软件、芯片等这些深入中国的系统的东西。中国以前不得不购买我们的深层产品，因为它别无选择，它无法生产软件、芯片和其它高科技产品。
而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可以制造深层产品了。华为的故事其实只是这个的冰山的一角。中国现在可以制造那些埋进我们人行道、嵌进我们卧室的聊天机器人、钻进我们公司的墙壁或我们五角大楼的深层物品了。
随着美中关系的发展，现在基本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完全没有足够的信任去购买中国的深层产品。当中国只销售浅层产品时，其实我们根本不关心中国到底是“独裁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素食主义”。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然而，当中国想向我们销售深层产品时，两种制度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就成为了巨大的结构性问题。
我不知道这种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同意气候和核武器这两大全球问题迫使中美必须共同努力。但现在我们必须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合作，而这很复杂。
三星和苹果之间的竞争还不算什么，你看华为和高通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华为是高通的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以及全球电信标准的共同制定者，他们之间有五层不同的关系。而特朗普（对美国企业）说，你们不能再卖芯片给中国了。如果没有发生新冠疫情，我们谈论的话题就会变成，我们对中国的领先科技、对中国的电信出口“判了死刑”。美国政府告诉美国公司，你们不能向华为出售其必需的芯片、软件和操作系统，这是在给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判处死刑”。
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的。中国在其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打算尝试建立完整的芯片供应链，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再依赖我们的芯片了。现在中国还不像英特尔和高通那样擅长芯片制造，但我认为他们会做得越来越好的。现在，进入中国的芯片中大约70%来自美国。如果中国掌握了供应链，哪怕不是今年，不是明年，而是五年后掌握了，到时候我们要卖给中国什么？他们不会再买我们的波音飞机，因为不让飞。他们再不买我们的芯片，我们就只能卖大豆给他们了。
所以，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美国已经向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宣战了，有一些说法是华为正在从世界各地每一名客户那里“搜集信息”，我不知道，我什么说法都信。但我们最好坐下来、拿出一些证据，想想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告诉华为说：我们允许你们给爱达荷州提供电信设备，我们会看看你怎么做，会观察你几年。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公司体面地下台阶，加入全球标准，最终我们将会被困在数字柏林墙内，一个“两派技术”的世界。
顺便一提，不要以为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时，欧盟会站在我们这边。当三星可以在中国市场竞争时，英特尔会怎么样？英特尔如何在欧洲与三星竞争？
我不相信这届（特朗普）政府，他们有很好的计划、很好的团队，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顾一切地发起贸易战，造成现在的局面。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深刻的战略计划。美国半导体行业，我敢打赌，没有一家会投票给特朗普，他们都是商人。半导体行业是我们的掌上明珠。而这届政府让他们处于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境地。
现在有没有什么人跟我讲讲他们的战略到底是什么？拜托，我洗耳恭听。但我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整个事件了。美国农民在这场贸易战中损失惨重。美国纳税人花了数十亿美元在救助他们，而他们仍在“流血”。半导体行业处于失控状态。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这就是我的两点看法。
（本文根据《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在全球化智库（CCG）2020年11月11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的以“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美国大选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