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与输赢之辩：直击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2024年3月1日王辉耀、苗绿：本届慕安会的标题是“双输”（Lose-lose），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对会议形成了乌云压顶之势。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苗绿，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作为西方最重要的安全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年度报告标题总是能吸引很多人关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际，慕安会报告的标题中出现了“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2022年的慕安会恰逢俄乌冲突前夜，报告标题中突出了“无助”（Helplessness）。今年一月，全球化智库（CCG）在参加达沃斯论坛之际获知，本届慕安会报告将会有一个“特殊的标题”。
2月16日，第60届慕安会开幕，报告的标题也公之于众，果然很特殊——“双输”（Lose-lose）。随后，这一标题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广泛讨论，不由得让人佩服慕安会主办者设置议题的能力之强大。
作为跨大西洋最重要的安全论坛，每一年慕安会总是能够紧跟全球安全发展的最新动向。这是CCG负责人第六次参加慕安会，也是第四次线下参加慕安会。可以说，每一次参加慕安会我们都会感到时代背景的特殊。2019年会场上到处谈及中国的话题；2020年处在新冠暴发之际，2023年全球还处在后新冠疫情的惶惶不安中。但就今年的特殊性和戏剧性来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会议前，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已对慕安会形成了乌云压顶之势。尤其是乌克兰问题，欧盟内部和美国就援助乌克兰资金问题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欧盟最终在会前通过了对乌克兰的500亿欧元分阶段援助。但美国的资金援助却卡在了众议院无法通过。此时，特朗普前来火上浇油，声称将“鼓励俄罗斯入侵不履行义务的北约国家”。一时间，对特朗普回归白宫的担忧甚至压倒了俄乌冲突的消息。
慕安会开幕当天下午，传来了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去世的消息，整个会场都受到了极大震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率领的代表团（其中有原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佩洛西、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纷纷站出来指责俄罗斯，欧洲领导人和参会者也都忧心忡忡。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俄罗斯宣布攻占乌克兰顿涅茨克州重镇阿夫杰耶夫卡。该消息进一步加剧了各方对乌克兰可能输掉战争的担忧。
在这一背景下，“双输”的含义就变得意味深长起来。究竟是谁输谁赢呢？
慕安会CCG边会——大国政治时代，中、美、欧如何合作？
慕安会的“变”与“不变”
慕安会一般是每年二月举行。这是个阴雨连绵的季节，我们前几次开会都遇上了湿冷的雨天。这一次会议的天气却很不错，算得上阳光明媚，惠风和畅。在抵达酒店之后，我们发现这次会议的规模扩大了，对应的是办会的酒店也增加了。原永久会址巴伐利亚庄园酒店与相邻的罗斯伍德酒店用一条封闭的通道连在了一起。这样，参会的人们可以不用走出门外，就能够互相走动沟通，谈论天下大势。因为这次会所的扩大，参会人员也比此前要多得多。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说，这次慕安会有28个国家领导人、56位外长、20位国防部长、36位情报机构负责人以及数百名各国的议员参会。加上参会的智库界和商界人士，这个号称“西方的‘两会’”足足有近千人聚在了一起，以至于两个酒店所有的会议室都爆满。按照惯例，CCG作为唯一中国智库继续与慕安会合作举办边会，只能容纳三四十人的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还有很多想要报名参会的嘉宾只好遗憾错过。
在一个密闭相对封闭的场合里，在紧凑的日程当中，有如此之多的政商学届人士聚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位企业界人士告诉我们，在这里见到的高端人士太多，两天里想要见到的人，胜过了两年想要见过的人。这种高效的见面和议事机会十分难得。我们在会议期间重逢了慕安会前任伊申格尔（Woflgang Ischinger）和现任主席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有一次还在会场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卸任已久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慕安会开幕剧场演讲（Opening Townhall）即席发言
当然，这也意味着频繁会议和社交，大量的头脑风暴。这是慕安会创建70年以来不变的主调。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参加了三场重要的会议，先是开幕当天早上第一场关于供应链话题的圆桌讨论，随后是慕安会传统的“剧场演讲”（Opening Townhall），主题是讨论世界预算——这个话题可谓十分应景，因为特朗普任期上曾要求北约成员国将防务费用与GDP之比提升到2%。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做到了。于是，再度参加竞选的特朗普发出了上述“达不到2%就鼓励俄罗斯入侵”的耸人听闻的言论。
第二天早上，我们参加了本次慕安会的中国专场，聆听王毅外长的主旨演讲，下午则是CCG在慕安会举行边会。在第三天CCG还要举行一场与中国-欧洲企业的座谈会。在这一进程中，穿插着我们与德国总理府国务秘书约尔格·库基斯（Jorg Kukies）、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丹·史密斯（Dan Smith）等政商学界人士的多场双边会面，外加七八场国际主流媒体的采访，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一如既往的忙碌中，我们还是感到了“双输”这一标题下的一些微妙变化。如前所述，本次慕安会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十分明显。我们都记得，从CCG第一次参加慕安会开始，“中国”一直是会议中稳定且明确的主题。2020年慕安会上以“中国”为主题关键词的边会从上一年的7场增加到了11场。但在今年慕安会上，同样的边会只有两场，其中还有一场是CCG的边会。从表面上看，“中国”相关话题似乎已经退出了会议的关注场次。但无论是从慕安会年度报告还是从平时人们所谈论的内容上来看，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有增无减。王毅外长发表了《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演讲，提出了中方展现负责任大国态度，愿意成为推动大国合作、应对热点问题、加强全球治理和促进全球增长的“稳定力量”，中国是联合国五常中迄今未卷入冲突的唯一国家。这篇落地有声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各方对中国加大国际事务调停的期待，加上王毅外长在慕安会上的“旋风外交”，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相卡梅伦即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动向，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参会者们采取行动以避免“双输”的决心。中国因素在慕安会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一些与会嘉宾的话题也都从几年前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转变为是否以及如何与中国相处以推进秩序的稳定。
应该说，中国话题在慕安会的“变”与“不变”还是较多正面意义的。“双输”的说法多少代表了慕安会背后的欧洲精英们对当前地缘政治的反思结果。欧盟从去年开始不再提对华“脱钩”的说法，而是改为了“去风险”。今年的会议上有许多关于“去风险”的争论，企业界和政界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后文会提及。
当地时间2月16日，全球化智库（CCG）王辉耀出席慕安会“应对气候变化因果关系两线作战” 边会并发言
中国参会嘉宾在整个慕安会当中人数并不多，因此每一场发言都需要很重要，以对会场上的各种议题产生了相应的平衡作用。在有德国财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阿根廷外长蒙迪诺（Diana Elena Mondino）、联合国高级别气候小组联合主席维拉·松圭（Vera Songwe）参加的“剧场演讲”中，有些发言人提到为了特朗普的“入侵论”，也有人提到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增加军费预算。我在发言中则表示，需要避免因国际秩序的碎片化而陷入“双输”，强调全球预算如果都花在战争和军费上，将无法重建信任。这些观点赢了了很好的反响。会议结束后，一起参会的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还走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拍照。
我在会场注意到，这次“剧场演讲”的主持人、《经济学人》杂志主编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女士在念我的名字时念得特别准，看来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来慕尼黑安全会议还把我提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说到中国向南方国家投资一万亿美元的数据发到社交媒体上。显而易见，我们的“现场表现”，得到了各方的重点关注。谁真的能说，中国议题不在关注中心呢？中国的存在，已如润物细无声的小雨一样习惯成自然了。这一点在谈及气候变化时我们的感受尤其明显。
从“接受中国”到“接近中国”
几年前，全球各方还一度认为气候变化是一座“合作的孤岛”，可以免受大国角力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此时，地缘政治的竞争深深渗透到了这座“孤岛”当中。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当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到气候变化，但六页篇幅中就有近三页用来讨论不无争议的“关键原材料”以及美国的《削减通胀法案》问题。报告认为，这些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的问题阻碍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慕安会CCG边会 | 聚焦地缘政治大国时代的气候合作
可是，CCG在本届边会上的主题恰恰就是“中国、欧洲与美国：大国政治时代的气候合作”。而且这已经是CCG在慕安会上连续两年线下举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峰会了。一切谈及合作的内容好像都与中美关系无法分离。这次边会地点选在与我们在2020年慕安会上举行“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主题晚宴是同一个地点。我还记得当时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先生专程过来参加晚宴并发言。这一次克里虽然也参加了慕安会并与我们重逢，但他已卸任了特使一职。2022年出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兼国际气候行动特使的詹妮弗·摩根（Jeniffer Morgan）作为重量级嘉宾主动报名参加了边会，还在会议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
全球化智库（CCG）王辉耀与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合影
跟去年一样，几十个CCG的老朋友肩靠肩地坐在一起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当中有慕安会副主席鲁道夫（Rainer Rudolph）、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创始学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西班牙原外交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alez）、《外交事务》主编库尔茨-费伦（Daniel Kurtz-Phelan）、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主任沃尔夫（Guntram Wolf）、欧洲议会议员本特勒（Hildegard Bentele）等。把这些老朋友拢在一起不容易。也许是“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积极的话题，得到了很多重量级参会者的关注和报名，这是我们作为组织者的自豪之处。
或许是因为近距离接触的原因，也或许是因为受到整个慕安会气氛的影响，各位嘉宾的发言风格都很直接坦率。与会的西方嘉宾认可地缘政治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干扰，同时他们还表述了另外一层焦虑，认为当前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不令人满意，普遍认为根据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全球很有可能无法实现《巴黎协定》当中设定的最高目标：到本世纪末，设法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不超过1.5摄氏度的临界阈值内。
造成这一合作不顺利的原因有很多。巴黎和平论坛总干事瓦伊斯（Justin Vaisse）认为，欧盟出台的碳税政策加剧了这种竞争关系，“难以持续”。美国与中国则通过加大产业补贴互相竞争，影响了绿色科技的应用和全球市场。卡塔尔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凯特（Khalid Fahad al-Khater）等嘉宾则表示，各方在绿色融资等领域缺乏足够合作，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也有嘉宾表示，欧盟的“去风险”措施导致供应链稳定性出现问题，其减排达峰措施因此受到了负面影响。对话中，嘉宾们提到最多的关注是“公平竞争环境”（a level play field），认为中美欧三方的产业政策“使公平竞争”受到了妨碍。
这一切暗示了气候变化话题已从简单的对话交流进入到深度经济层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态度问题变成了一个牵涉到实际利益的问题。“加强合作”是共识，如何分配利益则成为核心话题。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兼国际气候行动特使詹妮弗·摩根（Jennifer MORGAN）出席CCG边会
如何解决共识之下的利益之争？嘉宾们提供的方案各有不同，但颇有创新意味。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要重拾冷战后期“相互确保摧毁”理念（MAD），推动各方认识到在气候变化领域不合作就是“相互确保摧毁”。只有在这一概念的威慑力下，各方才能展开有效的合作和竞争。大多数嘉宾提出，即使彼此存在着竞争关系，政府间气候变化合作也可以在负面影响力较低的层面展开。前美国商务部高级中国顾问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中美“旧金山愿景”推动下达成的甲烷减排合作就是这样一个案例。但企业界代表表示，部分政府监管过度导致企业在绿色发展上束手束脚。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引导共同绿色市场形成，并让市场主导合作。
有些嘉宾的解决方案则比较理想化。他们认为，只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即使难以在各方之间形成合力，有关政府也可以考虑单边落实。但也有其他的观点反驳称，政府间气候合作是必须的，只是需要提升效率而已。在一些最重要的方向，如绿色融资、技术交流方面，必须要建立高效的多边框架。对此，我们在发言中强调了中美欧三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建立共同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并提出建立各大洲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共同构建全球绿色投融资联盟的倡议。
慕安会举行前两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认为中国可能会早于预定的2030年前数年实现碳达峰。与会嘉宾们深受这些消息的鼓舞。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表示，他以前曾认为中国无法实现碳达峰，现在他收回这一看法。而德国方面的嘉宾则表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产品物美价廉，为西方实现碳达峰提供了便利，不应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将中国产品拒之门外。
从嘉宾的发言看，他们其实对气候变化上展开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有深刻理解，认同中国作为重要一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可或缺，也赞赏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所做出的成绩。相对几年前，他们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从“可以接受与中国合作”上升到“接近中国寻找解决方案”。但是，在谈及实质性的话题时，各方均有不同的利益出发点。例如，易明为美国《削减通胀法案》进行解释，认为该法案“激励”了美国私营部门的绿色投资，德国气候变化特使摩根则认为欧洲的政策是在致力于建立“合作性的公平竞争”。在会议结束之际回顾他们的发言，我觉得相关观点不乏建设性。
多讨论韧性，少谈论“去风险”
在气候变化的话题之外，企业界的声音也值得重视。
当地时间2月19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协会（BWA）联合举办主题为“2024年中国、欧洲和全球化：国际工商界下一步如何合作？”的特别圆桌会议。
去年我们恢复参加慕安会线下会议时发现，企业界对慕安会的兴趣越来越大。参会人员中企业代表比此前有大幅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地缘政治对经贸影响的增加。针对企业的兴趣，我们在慕安会结束次日在同一家酒店里与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协会（BWA）举行了一场与企业界的特别圆桌会议，以凝聚企业共识，反馈企业呼声。知名国际企业字节跳动、蔚来、华为、小米、阳光电源、阿里巴巴、博世集团、兰精集团（Lenzing AG）、出版集团斯普林格、工业企业ESTA和Boteiller Group、咨询公司Agora Strategy、知名律所昂帆百达（Advant Beiten）、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大中华区代表等各方近40位代表和媒体人士出席本次会议。BWA主席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大众近期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加了43%，预期今年德国汽车巨头在华销量将实现正增长。他的这番讲话正好与德国商会1月底发布的一份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观点相互呼应。在这份报告表示，54%被访德国在华企业计划未来增加在华投资，超过九成的受访德国企业计划留在中国。
这说明至少部分企业界人士还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但困扰各方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一是前文提到“公平竞争环境”。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包括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产业补贴等因素。其二是提到频率极高的“去风险”。有参会嘉宾认为，“去风险”这个名词过于针对中国，容易制造一个假象，即“中国就是欧盟最主要问题”，而实际上主要问题在于别处。“不需要政客告诉我们‘去风险’是什么意思，这在行业里是常识。”一位参会的企业家说。另一家数字科技企业代表则表示，当前欧盟在数字监管技术上的态度不够明确，这很容易让企业无法确定发展战略，导致欧盟市场数字化进度落后于其他经济体。德国泽佩林大学校长余凯思（Klaus Muhlhahn）明确表示，不应“去风险”当作应对中国的策略。相反，只有通过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去风险”。
看起来，在我们这场圆桌上，对于“去风险”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遗憾的是，“去风险”思维已产生了影响。会议中德国嘉宾们频频提起一个德语名词“Lieferkettengesetz”——这个德语单词指的是2023年生效的德国《供应链法案》。据说欧盟也在朝着制定类似法案方向上推进。参会的商界和学界人士承认目前企业已经纷纷采取“中国+X”的方式，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但这些“X”供应商也往往与中国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鉴于此，BWA主席舒曼在最后总结时称，“去风险”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希望各方能够就事论事，“多讨论韧性，少谈论‘去风险’”。
当地时间2月20日，全球化智库（CCG）与欧洲政策中心（EPC）在布鲁塞尔联合举办“动荡时期的中欧关系：前进之路”圆桌论坛。
三天的头脑风暴就这样结束了。我们随后又转战布鲁塞尔，在那里与欧洲政策中心（EPC）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动荡时期的中欧关系：前进之路”的圆桌论坛。在一周时间里，CCG这个五个人的小型专家团队高效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和对话。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这些头脑风暴所产生的共识能够更多为参加慕安会、参加中欧交流活动的各方所接受。当然，也会有很多不同观点会一直共存和碰撞。但各方会在争论中逐步推动许多有效政策落地。这是慕安会存在的价值，也是CCG多年持续不懈参加慕安会并举办边会的意义所在。
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2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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