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莱尔：人工智能红利不应集中于少数巨头
2025年9月9日
2025年6月27-28日，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25全球人才峰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举行。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副总干事、经济学家，美国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原经济系主任大卫·布莱尔（David Blair），在以“AI 时代的人才需求与培养体系革新”为主题的主题论坛上发表以下观点：
作为来自国际组织的代表，我希望从政策视角，特别是商业人才和技术变革的关系谈谈我的观察。
我想以一部美国电视剧《小谢尔顿》作为切入点。这部剧去年刚刚完结，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德克萨斯州，描绘的是我成长时期美国社会的样貌。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这部剧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设定对我来说非常熟悉。
剧中的家庭收入属于中等偏下，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谢尔顿是个天才，14岁就读理工大学，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大儿子学习成绩很差，高中就辍学，但他非常勤奋，后来开办了轮胎公司，成了一位百万富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路径：一个在学术上成功，一个在商业上成功。一个国家想要全面发展，这两种人才缺一不可。
今天我们讨论的大多是像小谢尔顿这样的学术型全球人才，但我想谈的是，政策如何影响像他哥哥那样的本地商业型人才的成长。
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全球化人才，但别忘了，真正推动经济活力的，往往是扎根本地、基于实际场景和市场的创业者。新技术带来的变革，究竟能否发挥真正的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围绕它的公共政策环境，而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
让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创业活力其实大幅下降。初创企业员工数量明显减少，这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教育质量的下滑不仅体现在中小学，也波及到大学层面；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自1979年以来几乎停滞不前。从宏观数据看，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了约5%。
这一切，其实都是公共政策的结果。它决定了技术红利如何被分配，决定了谁可以从新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中真正获益。政策是技术创新的“守门人”。
《政治经济学》杂志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一场经济危机往往带走40%的个人财富，但真正承担代价的还是普通工人，而非高端资本或科研系统。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工资水平总体是上升的，但在美国，过去几十年中大量资源从商业实干家流向了学术精英。这并不是一条值得效仿的路径。
AI的到来无疑会引发又一轮深层次变革。此时更应当警惕的是，不要让新一轮技术红利集中于极少数企业手中，例如微软这样的平台型公司。我们需要的是公共政策的主动介入，确保技术带来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人群。
这将是我们未来20年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谢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25全球人才峰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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