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启宗专场分享“青年企业家在世界新秩序之下如何自处”
2019年8月10日,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受邀在CCG北京总部为湖畔大学学员进行了一场以“青年企业家在世界新秩序之下自处”为主题的专场分享。本次活动由CCG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近40位青年企业家参加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思想课堂。
2019年9月3日 -
【北京青年报】王辉耀:应对老龄化挑战 打造人口“新红利”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应邀为《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刊发于2019年9月1号。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2027年之前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前,中国人口正处于发展转折期,老龄化等结构性挑战要求我们寻找更加积极的应对方案,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打造人口发展“新红利”。 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离不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丰富的劳动力和平稳的人口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生育政策不断做出积极调整,这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多优势具有战略性作用。 中国自2000年开始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与世界平均水平同步,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岁至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日前,在全球化智库(CCG)举行的“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圆桌研讨会”上,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执行主任陈欣欣指出,老龄化加快体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医疗卫生水平的快速提升。人均寿命的延长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意味着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压力增加,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这种趋势将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向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提升生育率对稳定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中国的出生率和新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成本大幅增加。“优生优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是较为富足的家庭还是收入一般的家庭,父母抚养小孩的目标已经不再停留于提供基本的吃穿住行,而是培养出优秀的人才。高标准的成长条件已经逐渐成为新生代的标配,优质的养育意味着不菲的费用,对于一些普通家庭来说,养育一个小孩已是比较大的负担,更不用说养育多个小孩了。 其次,鼓励生育的新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生育成本急剧增加和传统生育理念受到冲击的背景下,要想提高生育率,需要通过鼓励机制引导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国在推广计划生育时,曾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鼓励政策,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在一些领域给予照顾和优先优惠,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和精神鼓励。这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全面鼓励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我国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和2016年开启“全面二孩”政策时,配套的鼓励机制并不健全。如果与新生育政策相配套的生育鼓励机制进一步改进完善,相信会有更多的适龄生育人群响应政策号召。 再次,开放的多元思想对传统生育观产生冲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在现代社会中,“养儿防老”的作用正在逐渐下降,传统生育观逐渐被打破,高昂的育儿成本也间接推动了这种趋势。不孕不育症患病率提高,也成为影响我国生育率的一个因素。 维持稳定的生育率,保持人口平稳增长对我国在经济新常态阶段创造发展新“红利”具有战略意义。针对当前遇到的种种人口结构性挑战,我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 在政策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与新生育政策适配的生育鼓励机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减税政策对生育小孩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为了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可以在已有的减税政策基础上,适当增加对生育小孩特别是二孩的家庭予以优惠鼓励。同时,也应切实保障女性在生育期间的假期福利和基本经济收入,减轻家庭在生育小孩方面的各种压力。 保障教育安全,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也有利于提高民众生育意愿。随着民众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成为家庭养育小孩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如果能够在扩充现有教育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并考虑将义务教育覆盖到0到6岁儿童阶段,将进一步减少育龄夫妇的养育负担。 在社会舆论方面,普及科学生育观有利于我国稳定生育率。通过舆论引导并推广生育能力人工智能评估等技术,可帮助适龄人群从根本上预防因错误判断或不当行为导致的不孕不育症。 此外,进一步完善生育辅助技术监管,扩充相关医疗资源,提高医疗实施质量也是创造人口发展新“红利”的有效方法。 人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源泉与动力,面对更加严峻的人口结构性挑战,我国将根据国情变化,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措施,为创造新的发展“红利”付出更多努力。 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9年9月1日
2019年9月3日 -
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真正获得外籍顶尖人才,就需要为人才留下扎根提供方便,并允许外籍顶尖人才拥有双重国籍。 ——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Reona Esaki) 日本二战后曾缔造出“经济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贸易顺差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技术出口国、最大资本输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变成今天相对“平庸”的国家? 正如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发起“杰出人才基金会”时的宣言所说,所谓的“经济奇迹”,如无后续的人才从基础上加以有效的支撑,终将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也在于人才。 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 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据日本总务省2016年6月公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1%抽样速报”显示,日本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12.7%,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则上升至历史最高水平26.7%。据其测算,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占41%,14岁以下人口占8%。 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Rakuten),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计划实施还算成功,2011年尽管遭受地震影响,留学生依然达到13.8万人。该计划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数量来弥合高技能职位缺口,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依旧没能找到对口工作,许多人仍从事低技能终端服务工作,通常在日本中小公司中,通常这类公司更愿意找外国劳动力签署临时合同。可见教育培训与人才市场需求的落差。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3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 2009年,我首次出版著作《人才战争》时,曾提出“日本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不适合大规模引进外来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面对着日本国内巨大的人才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一代数量不足的现实--大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日本技术型与非技术型劳动力在2015年和2016年会有近一百万的缺口,将导致GDP下降2%或减少860亿美元--我现在认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更有道理:“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战争中,日本还等得起吗?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9年9月3日 -
【视频】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如何提升国际胜任力?
[在线视频]
2019年9月3日 -
柳青
柳青是滴滴出行总裁。滴滴是领先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同超过数千万车主及司机一起,为超过5.5亿用户提供全面的出行和运输服务。平台年运送乘客超过100亿人次。
2019年9月2日 -
沈建光:中美关税之争的影响与推演
专家简介
2019年8月30日 -
徐洪才: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具体体现
专家简介
201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