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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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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国能为世界做什么？
专家简介金灿荣：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习主席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大和科学的概括。近年来，世界出现了很多预想不到的事，英国脱欧，美国不断“退群”、极右翼势力崛起……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国际贸易领域，曾极力推动自由贸易的美国，现在同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打起了贸易战；在观念领域，极端主义思潮不断扩展，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日益活跃，变得更加公开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社会层面，不少国家的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一点小事都可能引发一次大的骚乱，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土耳其、印尼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骚乱，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至今也没有停息，美国国内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非常深；在国际层面，各种冲突不断加剧，以前的许多国际公约、国际准则好像失效或者被无视了，一些国家倾向于通过使用武力和威慑来解决问题，国际形势失序程度总体上比冷战结束以后多数时间都要严重。这种不确定性，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作用的集中体现。市场化会提高效率，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也内在地蕴含着贫富分化的风险。贫富分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相当多的人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或者“被剥夺者”，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理论上可以让劳动力、资本、技术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通过合理的配置来提高生产效率，增进人类的福祉。但这三要素在全球化当中的收益是不均衡的，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也不均衡，有的国家不仅没有从中受益，反而还有些后退。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会产生分裂。信息化虽然带给人们很多便利，但网络上的信息很多是碎片化的、浅层次的，而且在海量的网络信息面前，如果你的信息是很平淡的，注定不会有太多的点击量。所以很多点击量很高、流量很大的信息，往往是极端的、离奇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网络上，人们检索的信息、看到的信息，几乎都是自己需要和“偏爱”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观点或者偏见就会不断被强化，凝聚共识也就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带来极大的冲击。比如说大数据问题，掌握大数据的人和不掌握大数据的人差距是巨大的，造成所谓的“数据鸿沟”。以后，掌握很多大数据的人，在竞争中就会占有“天然优势”，就像“赢在起跑线”一样，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对于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也有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分野。习主席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引发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共鸣。就笔者个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新格局。过去几百年的国际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力量独大，西方国家长时间主导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格局，原有的西方主导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相对平衡的格局所取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G20（二十国集团）逐步取代G7（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平台。——新模式。之前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荷兰模式、英美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是西方模式。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化好像成了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用远低于欧美国家的时间，就将近14亿中国人带入工业社会，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崭新的选择。西方人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止一条，中国方案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现代化之路的全新选择。事实上，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合作，除了经济上的内容，也越来越重视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新工业革命。人类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化，而工业革命则是西方进步的集中体现。所谓的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最终要落到工业革命上，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历史上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基本上全是西方垄断的，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了最为完整的工业门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拥有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学习能力最强的制造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技术包括无人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与基因工程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框架下，各种技术彼此交融、相互促进，将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与此同时，这次工业革命极有可能将过去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打乱重组，因此各国争夺高科技革命制高点的竞争将异常激烈。这次工业革命，是西方不可能垄断的，也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的历史性机遇。——新的全球问题。在传统的恐怖主义、海上安全、难民等问题的基础上，近些年来，网络安全、虚拟经济、气候变化、超级资本、科技陷阱等全球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像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70%的GDP分布在沿海地区，如果应对不好，海平面不断上升，就很危险。面对这么多全球问题，谁应对得好，谁在未来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高的国际声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过去40多年里，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减贫事业上创造了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随着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倡议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表明了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的意愿与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世界繁荣发展的福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将充分抓住当前战略机遇，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9年12月18日
2019年12月23日 -
环球网 | 报告：95后新生代海归逐渐成为海归就业创业主力军 “家乡”对于海归吸引力显著上升
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19日在京联合发布《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90”后尤其是“95”后新生代海归正在发展成为海归就业创业的主力军。在接受问卷调查的海归群体中，“90”后（90-95年年龄区间）占比达52%，较2018年有所下降，但仍是主要受访群体。同时，“95后”群体占比显著升高，达17%，新生代海归正在发展成为海归就业创业的主要力量。 随着国内高校教育理念的国际化以及对于语言教育的重视，受访海归普遍认为留学所带来的语言优势逐渐下降。“具有国际视野”成为海归回国发展的主要优势，占比从2018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68%。 在衡量国际局势对海归影响的调查中，受访海归普遍认为国外就业市场与签证/移民政策的变化限制了留学生的选择，发挥了将留学生“推回”国内就业市场的作用；同时，八成以上受访海归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化对留学国家的选择产生影响；近七成受访海归认为国际关系加快了留学人员的回国进程。 “方便与家人团聚、朋友团聚”是受访海归回国发展的首要原因，占比60%，“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好“（42%）继续位居第二，”对中国文化和美食的眷恋“以22%的比例位居第三。 “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和“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继续成为城市吸引受访海归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占比分别为55%、48%及38%；同时，“家乡”对于受访海归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占比从2018年的9%提升至2019年的30%，增长21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国际化发展加快，海归可选择的城市更多，加之对家乡具有更多情感和基础，更多受访海归愿意回家发展；从受访海归的城市分布来看，居住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的海归占比位列前三，占比分别为20%、11%及7%，新一线城市吸引海归的潜力不断释放。 从海归薪酬角度分析，2019年，企业招聘海归平均月薪酬为10996元。根据智联招聘薪酬水平调查数据，企业招聘海归的平均薪酬高于全国招聘的平均薪酬2500元左右。然而，大多数受访海归的薪资水平仍低于预期，但基本符合预期的比例上升。另外，一半以上受访海归认为国内工作压力大，但仍在可承受范围内。 在求职渠道上，2019年，通过招聘网站及APP投递简历的受访海归占比达到53%，由此可见，这仍然是海归的最主要求职渠道，“通过家人或者亲戚、朋友推荐”成为第二大渠道，占比达16%，“直接向意向单位投递简历”位居第三。这从侧面反映了海归群体对国内就业市场信息的不了解以及求职方式仍具有局限性。 报告分析指出，“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占比23%）仍然是受访海归在国内发展的主要劣势。海归在国外时接触到的国内就业市场信息相对不足，且国内招聘方对于海归特点的了解有限，无法获取足够的国内人脉网络及市场环境发展信息等问题成为了海归在国内就业及创业的劣势，建立专门的海归与国内市场信息的沟通机制或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 从求职时间上看，94%的受访海归可以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2019年，11%的受访海归表示“回国前已经找到工作”，在回国“1个月以内”或者“1-3个月”找到工作的比例均为36%。 另外，海归在中国就业市场存在部分岗位供需比例失衡的情况，教育培训岗位的需求最高，达31%，而在此类岗位工作的海归比例仅为7%。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在发布会上指出，对国际人才流动的研究可助推中国甚至世界经济发展。本次报告通过智联招聘数据资源，创新大数据时代下的研究模式，深入研究了中国海归整体就业创业情况，探索了人才全球化的新趋势，旨在关注海归就业创业发展，为国际人才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文章选自环球网，2019年12月20日
2019年12月23日 -
中国新闻网 | 2019海归就业咋样？平均月薪过万 22%因文化美食回国
2019年，海归就业待遇怎么样？19日，CCG(全球化智库)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企业招聘海归平均月薪酬为10996元。 “方便与家人、朋友团聚”是受访海归选择回国发展的首要原因，占受访人数的60%。另外，“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继续位居第二，占42%；“对中国文化和美食的眷恋”则以22%的比例位居第三。为何选择出国留学？ 该报告名为《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从多个维度介绍了海归回国原因及工作待遇等情况。 报告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学子可以实现出国留学的愿望，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也呈现多样化。受访海归满意度的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体验他国文化、生活，丰富个人阅历”继续成为受访海归选择出国留学的最主要原因，占比高达81%，较2018年升高了5个百分点。 “国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与“磨炼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仍为第二与第三大主要原因，占比分别为47%与45%，与2018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所学学科在国外更有优势”成为受访海归选择出国留学的新诉求，占比为22%，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并且选择对自己就读专业更有优势的环境。 报告称，受访海归中近四分之三的人对“留学收益是否达到您的预期”持肯定态度。留学收获达到及超出预期的比例为72%。其中，选择“收获大于预期”和“收获远大于预期”的受访海归比例分别为23%和13%，选择“收获和预期差不多”的受访海归比例为36%。 留学收获未达到预期的比例为27%，其中认为“收获低于预期”和“收获远低于预期”的受访海归比例分别为20%和7%。为何选择回国发展？ 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8年底，出国留学人员中已有432.32万人在海外完成学业，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 这些出国留学人员为什么选择回国发展？报告调查显示，2019年，“方便与家人、朋友团聚”仍是受访海归选择回国发展的首要原因，占受访人数的60%。海归选择回国发展原因。 另外，“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继续位居第二，占42%；“对中国文化和美食的眷恋”则以22%的比例位居第三。 选择“国外的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留学生发展”的受访海归占比为20%，虽然较2018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另有14%和13%的受访海归选择了“在国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签证到期必须要回国”。 报告分析，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下，国外就业市场与签证/移民政策对留学生的限制同样发挥了将留学生“推回”国内就业市场的作用。海归待遇如何？ 不少人好奇，海归到底能赚多少钱？ 根据智联招聘薪酬水平调查数据，企业招聘海归的平均薪酬高于全国招聘的平均薪酬2500元左右，海归在求职过程中的薪酬优势依然明显。海归平均薪水。 数据显示，企业招聘海归平均月薪酬为10996元。但大多数受访海归的薪资水平仍低于预期，不过基本符合预期的比例上升。另外，一半以上受访海归认为国内工作压力大，但仍在可承受范围内。 在受访海归的求职关切中，“薪酬福利”是最主要的关注点，选择占比为65%。“职位晋升”、“企业发展前景”与“企业文化”共同构成了关注点的第二阶梯，占比分别为40%、38%与37%。 不过，海归工作还是比较容易找到，大部分受访海归能在回国后3个月内找到工作。近四成受访海归认为其就业岗位与留学专业的匹配度一般，但匹配度总体有所提高。 在海归选择回国发展城市上，2019年，“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和“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的城市是吸引受访海归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与2018年相比无明显变化。具体看，北京是对受访海归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家乡”对于受访海归的吸引力显著提升，选择占比从2018年的9%提升至2019年的30%，增长21个百分点。报告认为，中国城市国际化发展加快，海归可选择的城市更多，加之对家乡具有更多情感和基础，故更多受访海归愿意回家乡发展。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2月19日
2019年12月23日 -
陈文玲：以穿透式智库跨领域整合力服务大国崛起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中美已经或即将陷入“休昔底德陷阱”危机关口，“妖魔化中国”又有新变种之际，中国智库要有新作为，讲述中国故事要有新效力。中宏观察家陈文玲12月17日出席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就增强中国智库文化自信心，提升思想力、谋划力、传播力、影响力，应对新时代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发表看法。中国智库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当下，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地中心，竞争激烈的大国博弈决定了决策层需要智库加强对外沟通。谈到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陈文玲发表了三个基本判断。她强调，伴随着中国大国的崛起，在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个作用日益增强，中国的智库也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央。有三个大的变化： 变化1，中美智库之间的地位之变。 中美两国竞争博弈，实际上两国国家的决策者对智库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未来两个国家软实力。特朗普总统不太用智库，用的智库都太极端，有的智库专家都是三流学者，甚至四流学者，如纳瓦罗之类的，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好学者，也不是思想者，所以把美国政府决策给引偏了，所以美国现在有可能成为“世界孤儿”，在道德道义，世界命运、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等方面，不是道义制高点，是最低点，已经从山颠上的国家滑到山底。中国习近平主席指出：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而且培育智库、发展智库、发挥智库的作用。所以中国的智库虽然起步晚，但整体上不弱，我们有国家高端智库25家，但也是良莠不齐，我们还有一批大学的学者，非常厉害，大学学者的系统研究，现在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些文章，有很多文章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但可能我们不知道。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智库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系列具有超越性的理论理念和主张，智库必须跟得上，可能未来会使我们在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治理观、全球价值观、全球安全观、全球发展观等方面慢慢会上去，所以中国的智库从总体上也会整体崛起，而且会发展很快。 变化2，南北之变将带来东西之变。 所谓南北之变就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二战刚刚结束，七个工业化国家占世界GDP70%，其余国家占30%，到目前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由于中国板块的崛起，也有一批，包括E11、金砖五国闪亮登场，现在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占了全球GDP的56%，发达国家下降到44%，世界银行、美国非常有名的普华永道作出对2050年的预测，届时前10位的经济体，世界银行预测7个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华永道作出的预测是6个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未来那个时候，世界经济和二战时期正好颠倒，代表南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会占到70%以上，而发达国家会占到30%。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南北板块的变化会引起东西变化，整个世界几百年是西方为主的世界体系，从日本明治维新、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实际上西风东渐，未来世界会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得到认可，会出现东风西渐。东风西渐不是像过去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西渐过程中与西风逐渐融合，或者用一句诗意一点的话，就是会在太平洋的上空形成一个温暖的环流，使文化的交融交汇造福于人类。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智库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新兴经济体的智库会走到世界的前沿，会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代言。 变化3，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智库。 不仅是中宣部明确的25家，也有很多民间智库非常活跃，也有一些专业性的智库非常专业，他们研究的深度不亚于现在这25家高端智库，我认为25家高端智库前面有世界上最领先的美国的国际一流智库，后面也有后来者。 香港原来有一个中央研究组，在上一任特首时就撤销了，没有智库怎么谋划香港的未来呢？怎么研究香港的重大问题呢？其实，包括地方政府，包括国家，一个没有智库的国家就没有战略谋略能力，国家领导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方向，但是绝对不可能有正确的理念就可以形成一个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一个理念就能使整个社会形成高度共识。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迈向“两个一百年”的过程中，中国的智库怎么能够形成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理论、中国的方案、中国道路的理论诠释，这是我们的历史重任。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智库发展格局，中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总体上是代表着中国崛起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觉得中国智库学者在国际舞台上也不输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以前我们对他们都是仰望的、仰视的，他们对我们都是俯视的，现在很多国际场合，包括我们和美方非常重要的智库专家对话，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是平视的，是日益受到他们正视的，而且我们很多观点实际上也被他们翻译过去，甚至报到了美国的政府决策层。”陈文玲强调，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国度，有那么多的思想品，我们的矿藏比美国要丰富得多，美国从建国两百多年，一下就到了世界思想最前沿、舆论最前沿、科技最前沿、经济最前沿、军事最前沿，为什么？美国这些智库的谋划很重要，比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星球计划、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全都是美国智库谋划出来的，然后作为国家举国之力在做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或者重大的国家战略，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培育历史穿透力和跨领域整合力 “中国的智库现在虽然发展的势头很好，但是我们的功力还不够，为什么？”陈文玲指出，面向未来的中国智库，如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差距还很大。第一，我们的思想力不够，我们产生思想品的能力，我们有震撼世界的，能够让世界眼前为之一亮的观点、思想品确实不够。如，最近创新经济论坛有一场基辛格博士特别对话，半个小时，我12月5号-9号随小川行长去美国，美国基辛格中心组织一个中美关系闭门对话会，基辛格也到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中美两个国家如果继续对抗发展下去，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不亚于摧毁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就是思想品，他是纵览世界历史，然后对中美未来这样一个竞争博弈、这个走势有巨大的担忧，他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世界要平衡”，但是我认为从他内心里感到恐惧的是，中美竞争下去，对美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他是爱国主义者，是为美国担忧，所以他在促和，他96岁坐着轮椅到中国来发表他的观点。但是我们的思想里，我们能够概括出来的一些营养世界的话语太少了。 第二，我们的谋划力不够，就是我们真正大的谋划，给党中央、国务院，给整个国家做谋划的能力不够，虽然我们有的智库很专业，但是专业化的智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怎么能形成一揽子战略？一揽子战略的谋划能力确实不够，但美国很多谋划是跨领域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偏差，认为智库做的越专越好，如贸易问题研究的小数点零点零几位之后才是专业智库。我认为真正的智库是应该有穿透力的，应该有跨领域的整合能力，形成跨领域的一揽子战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揽子战略，需要前瞻性、储备性、前沿性、全员性的战略，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粘合起来，贸易说贸易、金融说金融，甚至外交说外交，经济说经济，但是美国所有战略，如对我们的华为，是举国之力打压，从司法到商务部，到国防部，到航天总署，整个举国体制在打压一个企业，既有法律体系，又有智库舆论，又有国家的行政能力，还有军事能力，外交能力，而我们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谋划能力，片断式、碎片化，行业和行业各个方面互相之间不交叉的行为方式，会把一手好牌可能打坏，我们会把我们的优势可能变成劣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谋划力不够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传播力不够，我觉得我们现在传播力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的话都差不多，用的语言差不多。这次和彭博办创新经济论坛，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所有发言嘉宾不要照稿念，但大家都怕犯错误，要统一口径，统一表达方式，很多论坛基本从头到尾念稿，很多人听了开头基本就知道内容是什么。所以这种传播力怎么能够打动别人？我认为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东西，肯定打动不了别人。 第四，影响力不够，我们中国智库办了很多论坛，现在中国是论坛经济、会议经济，这是一个大的经济增长点，爆发式的，但是真正有震撼力、有影响力的会议结果还是不够的，而且大部分会议在国内。我们最近在香港、新加坡办了一个会，在中宣部支持下，中宣部领导去了，也很感慨，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更多在国外发声，用更多国际上能听懂的语言诠释我们的主张。 第五，协调力不够，整个智库之间缺少协调，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水平劳动比较多，真正缺少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与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差不多，规模很大，人员很多，会议很多，但是很多主题是相同的，话语是相同的，研究是相同的，而且有些可能是迎合人们的眼球，但是现在眼球也跟不上，眼球顾不上，比打乒乓球还要快，一个会议接一个会议，大家对会议也有点审美疲劳了，但今天的会议很好。文章选自中宏网，2019年12月18日
2019年12月23日 -
梁建章、黄文政：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更低
作者简介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专家简介 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最近，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危机引起举世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期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日本新生儿总数为67.38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5.6%。若此趋势持续到年底，这将是日本连续第4年新生人口出现减少。日本新生儿数量自2016年跌破100万大关后逐年下降：2017年为94.6万，2018年为91.8万。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2019年日本新生儿人数不足90万已成定局，将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新低。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比日本更为迅猛的是韩国。据韩国统计厅11月27日发布的《2019年9月人口动向报告》显示，2019年9月出生的婴儿数为24123名，比上年同期下降7.5%。韩国2019年第三季度生育率降至0.88，低于2018年0.98的总生育率，达到史上最低。虽然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高于日本和韩国，但2016年~2018年的中国出生人口，大约有1/4可归因于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暂时性的生育堆积。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中国这几年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显著低于日本的1.42，只是稍高于近两三年的韩国。如果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媒体上总在说日本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本低得多，中国将来的少子化问题也比日本严重得多。中国城市家庭已经把生育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而在日本，大多数已婚家庭都会生育两个甚至更多孩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出版的《第15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报告书》显示，直到2015年，日本的已婚家庭中，依然有54%的夫妇会生育2个孩子，有17.9%的会生育3个孩子，甚至还有3.3%的会生育4个或更多，而只生育1个孩子的仅有18.6%，完全不生孩子的更只占6.2%。2016年1月，平和英语创办人洪秀平先生在澎湃新闻上刊文《日本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孩子很多》也提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大街上还是地铁上，特别是在环球影城等旅游景点，我都看到太多的多子女家庭。两个孩子的家庭非常普遍，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不少见。”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2018年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4.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一个普通居民来说，不吃不喝，需要34.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6.1和25.4。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极低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仅仅是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很有可能中国的生育率会比日本、韩国还要低。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可能只有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所以仅仅放开生育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9年12月19日
2019年12月20日 -
沈南鹏：为什么大量创业公司最终没能长大？
沈南鹏，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公众眼中的沈南鹏先生大多是西装革履，温文尔雅，非常像昔日上海滩上商人的形象。过去的4年里他成为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作为「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人，有人将他看作是买下了中国互联网半壁江山的投资大鳄。周鸿祎对他的评价是：「饥饿」，一个看到项目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一样，或者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永不满足、积极的人。今日分享的就是沈南鹏先生多年来的思考。这一次他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察与感悟，希望对你有所启发。1.黑天鹅频现的时代首先，我们让过去四五十年间的历史数字说话，这些数据背后蕴藏的信息发人深省：先来回顾过去40年科技创新的跃迁。科技领域的发展呈现典型的「黑天鹅效应」（注：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隐喻那些意外性事件，通常在预期之外，发生前没有任何前例可以证明，但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影响。黑天鹅事件存在于各个领域。）颠覆性的「黑天鹅效应」事件以超乎想象的冲击力改变着企业发展的大环境：自1975年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以后，几乎每10年就会出现一只巨型「黑天鹅」，为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乃至引发洗牌：1985年诞生路由器、1995年诞生互联网、2005年诞生智能手机，一些企业巨头随之灭亡，一些产业新兴迅速崛起。我们再来回顾过去50余年的道指30支成分股，1960年我们看到榜单上位列前茅的包括联合化学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美国制罐公司、国际纸业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等等，而如今只有4家企业仍然在列——通用电气、杜邦公司、联合技术公司、宝洁公司，占比仅为13%。再来回顾过去40余年「财富1000强」榜单，几乎每10年一个大换血，而且换血速度越来越快：1973至1983年间，35%为新上榜公司；1983年至1993年间，这一数字为45%；1993至2003年间，60％为新上榜公司；2003至2013年之间，高达70%以上都是新上榜公司。2.我的成长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1998年我在香港的德意志银行工作，为一家大公司做融资计划书，周一要去做演讲pitch，周末我的老板打来电话提到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基本数据仅更新到上一年的年底，建议我把当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涵盖进来。这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我决定马上修改这个内容。当时我们在香港新世界大厦办公，天气已经比较热了，礼拜天楼里面没有空调，工作的几个小时让我大汗淋漓。改完数据以后，我发现对图表的颜色也不太满意，里面的蓝色和绿色好像对比不是特别鲜明，于是，我又花了一段时间改颜色。很遗憾，后来在北京的pitch，我们并没有成功，但即使没有拿到项目，我感觉在周末假期那几个小时里，在大汗淋漓下把材料做得尽善尽美是应该的，客户也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作为一家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士，我必须把最好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给客户，这是职业精神的一部分。解决问题的能力：商业社会中很多问题会比书本上的复杂很多，你必须要想出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现成的答案，书本上不会教你，你的老板不会教你，你的同事也没有答案，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你需要有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完成的，这是商业社会中经常碰到的。Professionalism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大家有很多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再举个例子，在红杉，我们每周都会接待几位来访的创业者，我们会把周一的时间留出来跟他们见面。我们希望做到在跟每位创业者交流的那段时间里，不接打电话、不看微信，不管来访的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小，但是我们认为，这表现出对创业者的尊重。如果你参加了会议，就必须集中精力地与创业者探讨，因为他是全身心投入的，而且可能准备了好几天来和我们讨论。这样的职业态度恰恰展示出一个公司的风貌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3.加强你的战略思维其实 CEO 不是那么好当的，定战略、重产品、带团队、算好账，一个都不能少。互联网行业在今天和在 1999 年的时候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如今，BAT、京东以及小米等大公司已经覆盖了相当部分的市场机会。但我们不要去抱怨，这不是垄断，是商业发展中每个行业都必然经历的过程。传统行业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去做矿泉水、做品牌家电的生意，成功率也是挺小的，这不是决心多少、资金多少的问题，而是在现有格局下，机会确实少了些。但互联网行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还有机会吗？肯定有。四年前，我们认为中国互联网新闻格局已基本定型，但这几年「今日头条」做得非常出色。那时我们去了解「今日头条」的时候，做了一个 VC 最常做的事情——对比各种竞品。我们看到不少大公司都在做类似的产品，所以就没有投他们的 A 轮。事实证明我们是错的，好在此后我们意识到他们产品的技术优势，就在后面的轮次投资了他们。作为 CEO，你要在创业第一天就做好心理准备和技术储备。要想到，如果巨头进入这行业，你会如何应对？这里有战略的选择问题。2008 年，京东面对的是市场上已经有发展巨大的电商平台，刘强东选择了自营电商的道路。那时候还没有一家公司，包括线下零售商，能够真正在供应链、仓储和配送这几件事上都做好，但事实证明他这个与众不同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4.深度参与产品做好用户体验并不需要你是技术或编程高手，但你必须重视产品和用户体验。京东自建物流，确保能够在比较准确的时间段里配送，在几百多个城市能做到 24 小时内送货。也许你还会记得刘强东亲自送货的照片，这表明他们在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准时送货。CEO 肯定也是产品经理，团队负责执行，但 CEO 应该深度介入并参与，帮助团队打磨产品。5.提前培养年轻人空降高管的失败率是不低的。成长型公司天天都像打仗，战况瞬息万变，突然来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他能很快适应吗？不一定。我倾向于找年轻人培养，他们可能没那么多经验，不一定非得是顶级 MBA或投行或咨询出身，但要有想法和好的商业感觉，与团队的核心创新理念吻合，再让他们和公司一起成长。怎么对他们进行培养？实战就是最好的培养。你让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在实战中学习成长，他会远比在大公司里从事程序化的工作进步快很多。如果一家公司多年以后还都是最早的创始高管们在担当所有重要角色，年轻人没有机会成长起来，恐怕是会有问题的。6.重视数据分析在创业公司里往往有一个部门是被轻视的：财务部门。这是一个认知偏差。当然钱是生命线，融不到钱你再多宏图伟略都无法实现。但好的财务部门是公司业务的重要参谋。美国的五百强企业里，CFO 接替退下来 CEO 位置的不在少数。CFO 要帮助 CEO 把公司的业务健康状况看清楚，帮助 CEO 把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算清楚。当然 CEO 也要是会算账的人，不能拍着脑袋决策。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数字是大部分公司都必须关注的。第一个是毛利率，决定了一家公司有没有真正的议价能力或者定价实力，这是 CEO 需要关注和保持敏感的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单位经济。比如说， 互联网 OTA（在线旅行商）一个客户的综合收益是多少？首先你要获取客户，这个需要成本；其次有转化率和流失率；再接着，服务客户时运营需要成本，应该具体分析到每一个环节。考虑能不能降低收购成本，做好用户体验提高转化率，用技术手段减少运营成本等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量化。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2月9日
2019年12月20日 -
国际在线 | 致敬新中国成立杰出海归代表：“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发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海归人才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19年12月18日， CCG在2019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21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发布“中国海归70年70人”，致敬70年间取得开创性成果的海归代表人物。这是CCG和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连续第五年在“海交会”上发布该领域的权威榜单，入选本次榜单的有巴金，白春礼，陈吉宁，万钢，崔天凯，龙永图，卢迈，邓稼先，钱学森，施一公，王辉耀，王俊峰，杨澜，杨振宁，钟南山，胡舒立，张懿宸，李彦宏，郎朗，郎平，陈凯歌等七十位在政界、科研、学术、金融、商界、医药、教育、文艺、体育等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留学人员。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海交会”已成功举办20届，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开放度最高、覆盖所有海外人才的、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海外人才与科技信息交流平台。本届“海交会”以“智汇、创新、共赢”为主题，以“面向海内外，智汇大湾区”为宗旨，由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教育部数据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约1.8万人，其中90%以上流向前苏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1978年至2018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85.71万人，留学目的地遍布欧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同时，留学回国人数稳步提升，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4.46%，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70年间，广大留学人员在几乎所有的历史节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世界级国际人才良性循环现象，新时代的海归群体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为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做出了重要贡献。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CCG课题研究组通过走访调研、发放问卷、组织专题论坛、研讨会、媒体新闻监测等方式，收集、整理了约300位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国家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优秀代表，最终经专家组评选推出“中国海归70年70人”。本次榜单推介的70位杰出海归代表均在科教文卫各个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他们凭借着与时俱进的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学术理论基础，不仅在多个领域开创了先河，更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提升中国在各个国际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本次“中国海归70年70人”体现出以下特点：他们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力量，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捍卫者与核心智囊团；他们是中国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科教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他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他们是中国创新创业风向的引领者，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塑造着新的创业文化；他们是国际组织“掌门人”，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坛“六大楷模”之一的巴金，带领中科院实现了中国科研机构在海外零突破的白春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任驻美大使崔天凯，为全球其他城市治理大气污染提供了“北京经验”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 第一位受聘于世界顶级柏林爱乐乐团和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的中国钢琴家郎朗，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的李彦宏，让“女排精神”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的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助力中国打开世贸组织大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龙永图，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中国海归研究第一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的创办者王辉耀，打破了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由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成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的王俊峰，作为申奥大使曾两次代表中国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著名主持人杨澜，执掌中信资本、主导收购全球最大跨国快餐连锁企业麦当劳中国项目的张懿宸，至今唯一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陈凯歌等人入选“2019年度中国海归70年70人”。“海交会”以“面向海内外，服务全中国”为宗旨，通过展览、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以更积极、开放、有效的方式聚才引才，努力实现新的创新突破，为广大的国内需求单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搭建一个相互了解、沟通、交流的平台。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CCG长期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连续多年出版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和数十部人才研究著作，奠定了在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CCG本次在“海交会”发布“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旨在致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位优秀海归代表，表彰其杰出贡献，同时为新时期海归人才回国创业激发创新活力，引领留学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新方向。入选“2019年度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的杰出代表包括（按姓氏音序排列）：巴金，著名文学大师，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陈冯富珍，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陈吉宁，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国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陈凯歌，中国内地著名导演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会长程开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原顾问崔天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任驻美大使邓稼先，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董建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杜占元，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党组书记兼董事长龚克，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顾方舟，中国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韩启德，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原会长侯云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胡舒立，财新传媒创办人、社长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郎朗，国际著名钢琴家，联合国和平大使郎平，世界排球名将，中国女排总教练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彦宏，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建章，携程旅行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鹤，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刘永坦，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柳芳，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柳青，滴滴出行总裁，高盛亚太区原董事总经理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闵恩泽，中国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钱七虎，防护工程专家、军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颖一，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屈冬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施一公，西湖大学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史久镛，联合国国际法院原院长，中国外交部原法律顾问孙家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万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科学技术部原部长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俊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石，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名誉主席，WWF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主席王兴，美团网创始人兼CEO吴敬琏，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原办公室副主任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文俊，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谢家麟，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徐光宪，亚洲化学联合会原主席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合伙人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薛其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杨澜，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振宁，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姚期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叶笃正，中国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磊，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懿宸 ，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月姣，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原大法官、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赵厚麟，俄罗斯电信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郑哲敏，国际著名爆炸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钟南山，中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原会长朱光亚，中国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9年12月18日
201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