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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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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无疑是当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基辛格博士最近两次就中美关系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警告，或者说，同一个警告说了两次。一次是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在北京召开的由彭博社主办的新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强调了相关的两点：第一，美中正行走在冷战的山脚下了；第二，中美一旦发生冲突，将比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两次世界大战更为糟糕。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发表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署名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已经在2019年开始了。这不是弗格森表达类似观点的第一次，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弗格森是几年前“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的炮制者，他以这一概念来形容中美之间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言下之意就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发生冲突。但没有多长时间，弗格森180度大转弯。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抱有这种悲观情绪者绝非少数，而是普遍存在。当然，在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过不好表达罢了。中美关系三个主要“陷阱”这种观点也并非空穴来风；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经验观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来，自贸易战爆发以来，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关中美关系的三个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台面。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美国；而美国也必然惧于自己的霸权地位会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发生战争。尽管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中国不会因为“国强而霸”，但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恐惧变得越来越显性。尽管没有多少人认为今天的美国有能力围堵中国，但中国方面也惧于被美国围堵。两大国之间的这种互动似乎已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两国能够逃避这个恶性循环。如果这样，最终的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再者，两大国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来源于第二个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两国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缺少基本的信任。人们注意到贸易战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只是因为双方没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决，而不是不能得到解决。更为糟糕的是，现在双方尤其在官僚层面，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情绪化，缺少理性。当双方的关系被情绪所主导时，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沟通，甚至没有了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任度无从谈起。第三个“陷阱”即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认为当今世界秩序危机并不在于中美之间的争霸，而在于中美两国不能合作提供维持国际秩序的足够的“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和其盟友已经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但中国或者没有意愿，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替代美国提供这样的公共品。不过，问题并非如此。在当今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有能力独自提供国际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国际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并非没有意愿和能力来提供这样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国具有强烈的意愿和强大的能力来这样做，问题是，每当中国这样做的时候（例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被美国（和西方）视为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美国需要中国提供的是美国所定义的国际公共品，在美国的权力构架内以美国认可的方式来提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本身对国际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定义和规定的方式来提供。这种不同不仅阻碍了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导向两者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同又可归因于两国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不管人们以何种“陷阱”来描绘今天的中美关系，实质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恶化的双边关系，及其对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显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而是很快从贸易领域向其他领域延伸，包括技术、军事、意识形态等。美国各方面对中国的批评、攻击，甚至妖魔化，也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无论在香港问题还是在新疆问题上，美国无所不用。可以预见，美国在其他很多方面也会制造新的问题，例如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盟国和它站在一起应付中国。因此，有人声称，北约因为中国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美国官员早已经强调，应付中国必须是“全政府的”和“全社会的”，而通过联盟战略，美国意图在世界范围内应付中国。美苏冷战结束以来，因为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美国和其同盟之间的关系的确在失去方向，但美国如果想通过把中国塑造成敌人的方法，再次强化和其同盟的关系，西方的确会再次陷入一战和二战的逻辑。一旦中美发生冲突，诚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结果会比一战和二战更为糟糕，全世界都会遭殃。一战、二战起源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但今天中美两国的影响已经遍布整个世界，两国间冲突的影响必然会是世界性的。对这一点，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尽管两国间并没有爆发一场全面贸易战，但越来越多国家已经深受贸易战的影响。不过，不管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有三点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国（或者西方）内部矛盾“外在化”不仅解决不了其内部问题，而且会加深和恶化这些问题。美国声称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来自中国等威权主义体制的影响，甚至威胁，但这只是美国因为国内诸多严峻问题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现。实际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没有多少美国人会这样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胁来自西方内部，并非外部。从经济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福特工厂时代的工业经济，帮助美国把工人阶层转化成为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便是美国民主稳定的产物。如今，以苹果手机为标志的知识经济，则造成了美国内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正义。更为严峻的是，中产阶层大大缩小，民粹主义乘机崛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随着中产的萎缩，两党政治已经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充当了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因为不管哪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照顾到中产阶层的利益。现在，当中产不足一半的时候，社会分化加重，两党“共识”的社会基础不再，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为了“否决党”。民意碎片化，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自然崛起。党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不能形成一个有效政府。当一个社会面临如此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效政府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或者说经济结构失衡，可说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市场失败了，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但党争意味着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着政府的失败。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内部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也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能够通过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确经常向国际社会转嫁内部矛盾，但每次转嫁的结果是国家间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导致了互相摧毁，互相摧毁之后，便是各国的重建。不过，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进入了这个逻辑，重建的代价也太大了。美国今天把矛盾往外转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选票便是权力的基础，也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会群体，更不敢得罪具有影响力的既得利益。内部改革维艰，甚至改革不动，只好向外输出矛盾。不过，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已经形成高度的依赖关系，向外输出矛盾变得很不容易，经常导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尽管美国的各类强硬派不断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但没有人去提问：这种喧嚣的理性是什么？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更没有人去问这样做到底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吗？中国现代化无论如何将持续第二，美国针对中国的作为可以拖慢中国的现代化，但阻碍和中断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简单地说，中国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状态下展开的，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要依赖美国和西方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中国老百姓努力的产物，也是国家开放的产物。即使中美之间发生了冷战，中国的现代化仍会继续。中国已经形成自身基于文明之上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套制度尽管还在改进之中，但已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是内需。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最大市场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推进，中国市场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就技术来说，任何一个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都会依靠从发达经济体转移扩散而来的技术，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转向创新阶段，就会出现诸多原创性技术。中国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投入研发的资金在加速度增加。因为环境变化（主要是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这一过程只会快。第三，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不会任人摆布，而是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制美国（西方）的诱惑，被动地拖入冷战。一战和二战都是起源于欧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今天美国强硬派要对中国发动冷战，中国是否有能力抵制？首先，中国不想主动发动冷战、也不想陷入冷战陷阱的主观意图是明确坚定的。在领导层面，从早期的“永不称霸”“和平崛起”到后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标都表明了这种坚定性。其次，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防卫和保卫国家利益。晚清之后，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今天，这种情形难以想象。再者，中国也有能力抵制“大国政治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的内在一分子，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开放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国孤立起来。再者，正因为开放，西方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利益的庞大，美国的“放弃”只是意味着“转让”，即美国把其中国利益转让给其他西方国家。当然，美国“放弃”中国的意图只体现在强硬派身上，因为“放弃”中国只是行政和政治逻辑，而非华尔街的资本逻辑。一句话，尽管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国的“冷战”潜力也浮现上来，但只要中国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应付之，中美关系并不会如美国的强硬派所愿。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9年12月17日
2019年12月20日 -
张红梅：智能制造在未来3-5年会逐步出现
理事简介张红梅，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阳光印网董事长。 2019年11月22日，以“市场决定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中国年度管理大会在北京举行，阳光印网董事长张红梅出席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说0到1的突破，或者是1到N，我是怎么理解，或者说阳光印网有没有做到0到1的突破呢？在半年前如果刘院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还答不出来，但是今天我有答案了，我觉得我完成了0到1，为什么这么说呢？0到1或者1到N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不同的，对于阳光印网这样一个8岁的企业来说，我觉得这个企业有两个重要的阶段。 1、商业设计。我觉得0到1最重要，我们要集中在我们的商业设计，我们是否成熟。 2、1到N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更专注在组织设计。 因为我们在0到1不断的冲、闯、找方向，我们吃了很多苦、摔了很多跟头，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去找怎么样可以服务好我们的客户，所以在0到1的阶段，刘院长我觉得我想通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第二，我给大家服务的是什么样的商品。 第三，我用什么样的核心能力去服务大家。 第四，我服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 当我这四个问题在自己的心里有了答案之后，我商业设计的基本模型已经有了，所以我今天的答案是0到1，ok，我觉得我已经突破了0到1。 这四个模块我是怎么想呢？首先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今年才8岁，我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公司能够活到100岁，在100年之后大家说这是一个108岁的公司，可能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公司还存在，存在就代表它有价值，我希望我的公司是一个一直有价值的公司。 那阳光印网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阳光印网是一个2B的公司。服务什么呢？阳光印网其实是做一个2B的企业采购服务的公司。我的核心思想，从我建立这个公司的第一天我就希望用数字化智能采购去帮企业节省采购成本。 我们说一个企业主营业务的采购企业都非常熟悉，老总们，包括他的采购人员都非常熟悉，不熟悉的是什么呢？企业非经营性物料的采购，比如说他的市场营销、运营中间所需要涉及到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在企业采购来说是不专业的。 其实每个企业基本上的需求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的想法是用我们的能力去帮所有的企业降低他们的企业非核心、非经营性物料的采购成本。我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呢？通过这8年我们迭代出8大产品线，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不同性质的企业，他的采购需求是不同的。 但是在阳光印网8年的迭代、整合和分析下来，其实我们就分析出8大类，这8大类其实可以涵盖各种类型的企业，无论你是电商、高科技、新经济、快消品还是教育，都差不多，那是哪些类型呢？市场营销的印刷品、包装品、服装（员工服装）、员工福利，包括展会、展览展示，包括公司的软装修，包括商业礼品这些类型，这些类型基本上可以说不论哪个企业他都需要，而且基本上涵盖了一个企业主营业务采购之外的，他需要运营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所有的产品。 当我们把产品定型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想我们用什么样的能力去服务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我们想想，这些全都是定制品，它很长尾，很离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研发我们的SaaS，让我们所有的用户都拥有一个SaaS界面，把非标产品标准化，这样的话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在他们专属的页面上去选择属于这个用户自己的产品。 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1、价格透明，成本肯定是降低的。 2、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所以第一是SaaS。 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我们线下的采购和供应能力，其实最近很多公司在用我们的，我们的SaaS是免费的，因为在中国SaaS收费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在用我们SaaS的同时他们也会告诉我，我能不能增加一点模块，我愿意付费，因为我们的SaaS其实是非常落地的。 我们不能说跟世界500强这些大的公司去比较，但是我希望我们的SaaS是真正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落地问题，我们后面要跟什么呢？跟我们线下的采购服务，所以我们线下提供了大量品类的线下交付服务，包括全国的300多个城市和1600个县镇产品的交付，这样他结合SaaS，线上加线下的能力，才能够给一个企业提供很好的非核心物料的采购，帮他们降低成本。 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线下采购能力给大家降本能降多少呢？5到10，这是直接采购成本的降低。我们还有一部分降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系统，系统其实给大家降低的采购成本更高，为什么呢？它重新设计了大家的采购流程、供应链流程，重新帮他梳理他们采购人员的结构，包括操作时间的长短，因此我们优化了他的采购效率。 这部分我们算了一下，根据这个企业在采购上投入的人力的不同，能降低他采购成本的5-30%，这是个软成本。有了这两块之后，我们最近想通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去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通常会有一种心理，我并不想告诉你我的采购成本是多少，你给我报个价，这是一个不开放的态度。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优化采购成本，我跟他应该是一个战线上的。因此我们最近又给公司多加了一个服务模块，供应链成本优化咨询模块。你后面用不用我们的服务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前面建立一个模块，目的是帮你们思考供应链成本到底能下降多少，所以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点。 印刷品是阳光印网创立之初的第一个SKU，到了今天阳光印网已经建立了一些能力，在能力建立的同时，我们就开始考虑我们应该给什么样的用户提供服务。 我们说其实所有的用户理论上都应该是我们的用户。但是鉴于我们现在是一个8岁的小公司，所以我们现在的服务能力确实比较有限，因此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年采购额超过2000万、年营业收入超过20个亿的一些集团企业用户。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专注于把他们服务好。但是我们也希望5年以后，当我们产品的自动化和SKU的标准化做的更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能力服务更多的中小企业用户，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太离散的一些需求我们很难服务到。 对于未来我也有一些想法，我学物理我喜欢研究智能制造，其实中国的智能制造大家一直在喊，一直也希望能够快速的实现，但实际上中国是全球加工制造业最多的国家。 像我们这样的平台公司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些尝试，把同样的SKU品类推给一个工厂，这样工厂在生产多品类的时候很难建立自动化生产线，但是当我把一个标准品推给他的时候，他长期只生产这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建立自动化生产线，慢慢实现智能制造。 所以智能制造在未来3-5年会逐步的出现，这是我对整个阳光印网从0到1的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2月18日 -
郭盛：对人的思考，让我不断前行
郭盛，CCG常务理事，智联招聘CEO。郭盛于1999年取得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获得了Kellogg荣誉毕业生称号。加入智联招聘之前，曾担任A股上市公司——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CEO。他还曾在麦肯锡公司有7 年工作经验，是麦肯锡最早在中国直接聘用的分析师之一，并最终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在此期间，数次经手操作了高科技企业在Nasdaq的成功上市。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普思科技公司(ProsysSolutions)，首席执行官；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贝尔斯登投资银行( 纽约总部) 收购与兼并部，投资银行经理。了解员工才能真正了解公司 2010年智联招聘投资人向郭盛发出CEO 的聘书时，郭盛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在受到邀请时，他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而是抽空悄悄地去公司进行“调研”。 “我很好奇，想看这些基层人员在做什么，想什么”。郭盛回忆称。当时他假装成客户走进公司，一边和基层人员谈业务，一边聊天，甚至还聊到“你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做你们老大”这类的话题。 对于有着7年麦肯锡工作经历的郭盛来说，判断一个公司值不值得做的时候，管理人员并不重要，要看基层员工。外界看到的往往是一个领导很光鲜地获得荣誉、接受专访，但重要的是，站在他背后的、真正构成这家公司的人们。 从最广大的人出发，是郭盛商业理念的核心。 当时的智联招聘绝对可以算作是一家“摇摇欲坠”的公司，整个招聘行业的客户端正经历从线下到线上的过渡，公司内部却面临着股东变更、企业内部陷入短暂混乱、账面上很紧张的窘境，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接手这样的公司，对郭盛来说风险不言而喻。 “他们让我把一个危险的公司变成好公司”，回忆当时，郭盛笑称，股东们应该是“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在接触了基层的员工后，郭盛的态度十分乐观。“我觉得基层人员非常可爱，是有理想，想做事情的人”，郭盛由此认为，这家“危险”的公司还是有希望的。 不久后，郭盛就走马上任智联招聘的CEO，带领智联驶入新的发展轨道。以人为本，注重用户的切身体验 上任后郭盛的第一个战略抉择就是将智联招聘的重点放在线上平台，并由此展开一系列注重实效的管理改革，他对实际用户转化量，网站访问量以及APP下载的增长量都有着明确的要求。 为实现增长的目标，郭盛把企业的重心从招聘方转移到求职者本身，更注重求职者自我的职业发展。智联招聘的战略目标从原来人力资源的服务商，变成一个更有人情味的“职业发展平台”。把求职者的个人发展也纳入服务内容中，完善了职业测评和教育培训业务，争取从最大程度上实现招聘企业和求职者的双赢。 除此之外，郭盛对于新产品、新功能的要求也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在公司内部，郭盛是‘首席体验官’，任何新功能、新产品上线，他都要率先注册体验，对系统的版面设计都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提出整改意见。甚至他还要求公司的产品部门去人力部门实习一个月，亲身体会招聘中的细节，然后再去改良产品。 现在郭盛对于工作的态度，已经从帮助求职者找工作的责任感，变成了助力求职者实现幸福生活的喜悦感。用户对于产品的良好反馈让他真正乐在其中。“卓越”“担当”，建设实现个人价值的企业文化 成立于1994年的智联招聘，最初将“敬业”、“乐业”作为企业的价值观，希望员工以事业为荣，从事业中感到快乐。当年的员工多为70后，“敬业”和“乐业”确实非常符合员工们的价值取向。 但在郭盛加入智联招聘后的几年里，不断有年轻的90后，甚至95后加入到企业团队中。这些新来的年轻人告诉郭盛，他们觉得这两个词没有必要。甚至其中一位员工还直截了当地认为郭盛“不了解这个社会”。 这引起了郭盛的重视，他通过和员工的沟通以及自己的观察发现，近几年员工越来越不喜欢“敬业”这个词了。许多员工告诉他，“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一个目标，恰好他喜欢这个目标，不需要激励，自己也会很努力”。郭盛意识到，“敬业”并不仅仅应该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是个人在追求目标中的自发体现。“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挑战性目标，朝这个方向走。”于是，郭盛把企业文化中的“敬业”，改成了“卓越”。 关于“乐业”郭盛也进行了一番思考和实践。如何才能让员工在事业中感到快乐呢？郭盛尝试过很多方法。有一段时间，他安排人力部门在公司茶歇区准备小点心，准备健身区，他将每一位员工的出生日期录入到公司系统，并提前送小礼物或者写贺卡相送。但他发现这对大家幸福度的提升没有那么高，反而在日常交流中，很多员工都为自己从事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就业服务工作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郭盛发现，所谓的“乐业”其实和“敬业”一样，都应该是种自发的行为。而快乐的源泉就是责任的实现，“我们做的事是帮别人找工作，每一份工作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我们对整个社会是有责任感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那么担当就很关键。”在那之后，郭盛又把“乐业”改成了“担当”。 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两个改动很快就被大家所接纳。事后看来，郭盛为智联招聘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 2015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增速开始放缓，人口红利的消失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人口增长速率的减少，随之带动求职者增长率的减少，这就迫使人力资源行业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企业难以再依靠低工资、高强度、长时间的用工模式推动利润增长。 这也关系着招聘公司一度赖以生存之本——流量。郭盛作为公司的CEO，也察觉到这一点，“当人口红利消失，招聘的逻辑是不是也要改变”。要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为每个人赋能，才能让个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作为中国领先职业发展平台的管理者，郭盛积极带领智联招聘进行战略转型，从“简历仓库”转型为“人才加工厂”，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郭盛认为，只有以技术和算法为工具才能在求职者和企业之间促成“人岗匹配”。 为此郭盛对公司的技术部门进行大规模扩招，组成一个巨大的算法团队。郭盛的形容是“打造一个技术的引擎”，并在公司内慢慢的孵化实施。一年多的时间，技术中心的人数已经扩充到原来的三倍以上。 目前，智联招聘基于平台海量的用户画像数据、行为数据，构建了庞大的数据标签体系，并通过知识图谱+ 机器学习技术让条件偏好互相匹配的对象快速相遇。 郭盛坚持将重心移向技术，希望将智联打造为一家由技术驱动的公司。在未来，智联招聘还希望用人工智能改变人力资源行业，让科技助力更多求职者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人力本身就是一种资本”，郭盛越来越认同这句话。对他来说，对人的思考既是他对智联招聘发展模式的核心，也是他对探索世界和人生的出发点。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月刊》第78期
2019年12月18日 -
龙永图：百年大变局，中国崛起是最积极因素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是其中最重要的积极因素。”12月13日，2019中国关务发展大会暨太湖关务节在无锡举行。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在主旨演讲中表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贸易投资多样化，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为全球化进程作出“中国贡献”。 龙永图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经贸形势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全世界对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龙永图表示，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美国的优势地位发生了变化，同时，反全球化的潮流兴起，令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多种积极和消极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 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龙永图认为“中美就经贸问题达成协议是大概率事件。” 之所以如此乐观，他认为，此轮中美谈判的核心议题，大部分是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所以能够谈得成。“中美贸易摩操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将继续沿着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前进，大家对此要有信心、有耐心。” 面对国际贸易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该如何做好自己的事？龙永图也给出了建议。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最大的出口国并不是真正的贸易强国，真正的贸易强国必须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龙永图认为，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国际贸易多样化的格局正在形成。我们要把握好和新兴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赢得更大的主动。 龙永图特别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要保持开放的态度，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在全球延伸自己的产业链。“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也不可能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全球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文章选自新华报业网，2019年12月13日
2019年12月18日 -
李稻葵：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条
编者语未来，世界的产业链可能会是三个生产中心：一个在北美，是以美国为中心，带动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集群，这个格局初步形成；一个是以德国或欧洲为中心的产业集群，现在已经形成；第三个需要打造的，是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新的产业链条。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政协常委、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14日国经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我国应更加审慎地研判国际形势，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产业集群。 他认为，现在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理解，要与以往有所不同，不能按照过去的理解照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国际上更有作为。具体说，我们要更审慎地研判国际形势，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长袖善舞，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创造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比如需要更灵活、更积极主动地打造我们的贸易圈，用更开放的姿态赢得贸易伙伴更加开放的政策和态度的回应。未来，世界的产业链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是三个生产中心：一个在北美，是以美国为中心、带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业集群，现在这个格局初步形成；第二个产业链仍然是以德国或欧洲为中心的，现在已经形成，像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与德国的产业链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三个需要打造的，是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新的产业链条。 李稻葵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推动经济稳定发展形成的一条重要认识，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今后还要重视对需求侧市场的长期培育，激发大量潜在的需求，打造新增长点。以汽车需求为例，因为一些城市的限购政策，中国仍有大量汽车需求尚未释放，能不能既让城市里的年轻人买上车又不增加道路拥堵？他建议，允许现有的存量车牌能够合法租赁，同时在最拥堵路段和最拥堵时间段收取拥堵费，让开车需求不强的人少开车、不开车，让特别需要的人可以交拥堵费开车上路。还有，老百姓投资、幼儿教育、健康服务等领域，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潜在的需求有待释放。“这都是政府要做的事啊。” 他指出，我国目前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还有4亿人口将提升至中等收入群体水平，那时将有8亿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全球最大。到那个时候，我国内需就非常庞大，经济基础也将极其坚固。文章选自上观新闻，2019年12月15日
2019年12月17日 -
张燕生：明年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明年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张燕生指出，2020年对全球而言是“多事之秋”，全球经济的增长、贸易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制造业的增长、金融市场的变化，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人们对风险和危机的担忧。关键时期，中国要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 张燕生认为，在外部经济放缓，内部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刻，正是考验国家、地方、企业和每一个人战略定力的时刻，我们是着眼于短期保持一个更高的增长率，还是着眼于长期保持一个更高的增长潜力。眼下，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的战略定力十分关键。 谈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张燕生认为，明年仍然有必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货币政策而言，有降息的空间和必要性，但要做一些结构性调整，因为仍存在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和资产泡沫问题；就财政政策而言，要支持结构性改革，制造业、基建、房地产投资要考虑边际效益递减问题，转而侧重精准补基础设施的短板和打通“毛细血管”网络。 谈及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张燕生表示，出口方面，全球贸易大幅下滑，中国成了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应该寻求出口市场多元化，寻求货物贸易之外，服务贸易完善和提升的空间；消费方面，中国仍然有强大的内需市场，要依靠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消费要满足，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老年人的需求也要满足；投资方面，中国不仅要自己投资，也要吸引全球资本来中国投资，因此，营商环境的改善要持续加力，包括改善信贷获得和融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 张燕生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将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机遇。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2月11日
2019年12月17日 -
【人民网】中国已成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环流”接纳国
2019年12月11日，全球化智库（CCG）、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国际教育协会在京联合发布《全球人才竞争：吸引国际学生的国家战略比较》报告并举办高等教育国际化圆桌研讨会。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国内外高校、教育协会等研究机构的教育专家，国际交流学者与CCG研究员，共同就报告所涉及的全球学生流动现状，及传统和新兴国际学生接受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展开对比并讨论，展望国际范围内学生流动性的趋势，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前景，国际人才竞争力的提升方式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周满生认为，人才资源是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重要的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环流”接纳国。然而，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显现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举办研讨会发布报告，旨在为国际人才流动、国际化教育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总结全球引才政策经验，为中国加强教育国际化、创新人才发展模式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报告在对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境况进行了深入的回顾，放在当前全球学生流动的大背景中，分析了各国吸引全球人才的主要动机以及当前实现这些动机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是动机之一。由此，各国纷纷转向开发国际学生资源，建立全球人才库，并经常从中招聘高技能的求职者。报告还关注了七个传统国际学生接待国的国际学生政策。通过分析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在内的七个传统接待国的招生战略、市场活动和目标（如有）以及国际学生招生趋势，进行案例研究。报告选择了一些新兴留学目的地，并进行了与第二章相似的案例研究。其中，报告对中国的国际学生政策进行了分析。报告关注全球人才竞争现状，探索全球人才政策动机，比较分析传统与新兴国际学生接待国的人才策略，拓展国际学生流动性的趋势，旨在为各国提高国际人才竞争力，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文章选自人民网，2019年12月12日
2019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