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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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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中国成留学第三大目的地国 预计明年来华留学生达50万
2019年12月11日，《全球人才竞争：吸引国际学生的国家战略比较》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有10%的国际学生在中国留学，是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到2020年，中国将有望接待50万国际学生。 根据教育部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长0.62%（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报告分析称，预计到2020年，来华留学生数量将达50万人次（现已趋近于这一目标）。 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报告显示，知识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规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是吸引国际学生动机之一。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不少国家推出了通过以较低成本来吸引全球人才的项目。以德国为例，近年来出台学位补贴、职业激励措施和英语教学研究生项目吸引留学生。据调查，一系列政策推动德国在2017年时提前达到35万国际学生入学的目标。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环流”接纳国。如何为中国加强教育国际化、创新人才发展模式提供建设性方案，不少专家也现场支招。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桑澎建议，高校能够提供外语教学的短期学分课程，吸引欧美及周边国家学生来华进行学习。 “在中国高校推行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是吸引欧美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来华留学办公室主任肖蕾也表示，中国目前英文授课的专业课程建设的数量有，但是质量还不够，尤其是本科领域的课程不多。 在留学生就业层面，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建议，要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发展，以及帮助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发挥更好作用的政策，为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全球人才竞争：吸引国际学生的国家战略比较》由全球化智库（CCG）、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国际教育协会（IIE）联合发布。报告比较分析传统与新兴国际学生接待国的人才策略、各国拓展国际学生流动性的趋势，为世界各国提高国际人才竞争力，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文章选自新京报，2019年12月11日
2019年12月16日 -
朱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重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并非是巧合，而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来，中华民族虽饱受磨难但仍坚持进行探索和奋斗，到1949年终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国家与民族“百年巨变”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的70年，更是中国继续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自强和社会进步的70年。今天，我们站在“大变局”正在酝酿和涌动的历史时刻，需要意识到新的“百年之变”既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艰难时刻，又是国际格局和体系的大变革和大调整不断出现与深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关口。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还处在新百年变局的前期，正在面临诸多大变化的“前期综合症”，最突出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当前，存在着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 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工业革命究竟需要多久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过去400年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治理机制变革，是近现代历史上多次发生“世纪之变”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一、“百年大变局”的历史回溯 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是确立近代欧洲国际秩序的历史性事件。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而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和欧洲主要交战国所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和约确立了一些沿用至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第一，它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争端、结束战争的先例；第二，确认了国家主权原则以及基于主权的国家间平等原则；第三，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方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否定了中世纪教会法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将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来处理和承担；第五，将意大利城邦国家开创的常驻外交使节制度推广到整个欧洲范围，国际社会迄今仍然十分重要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对外常驻使节制度由此开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放弃了国家和民族间原有的等级结构，将世俗政权视为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建立起了多个国家共存、具备领土主权、否定任何外部权威可以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新型国际体系。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诞生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彻底衰落、王权国家的兴起，更是大西洋文明——海外冒险和商业开拓、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权力和财富欲望的激活以及欧洲国家间权力争霸斗争复苏的产物。 17世纪中叶，荷兰的海上贸易主导地位被英国取代。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结束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同荷兰形成了反法同盟，开始与法国的权力竞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追求绝对君主权力与“天然疆界”，想要不断提高法国在欧洲的强权地位。从1661年至1672年，法国开始进入扩大法国影响力和领土范围的“用强时期”，相继卷入了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交战各方签订的《乌德勒支和约》让法国挑起的欧洲权力再分配暂时告一段落，法国的扩张野心受到遏制，英国在欧洲政治格局中开始初步处于霸权国家的地位。 18世纪，英、法、俄、奥、普五国都参与了围绕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争夺的残酷竞争，其中，英、法争霸成为贯穿18世纪欧洲政治的主要历史进程。与此同时，西班牙、瑞典、波兰的强国地位逐步丧失，奥斯曼土耳其的“东方问题”开始显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霸权政策曾一度让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但18世纪初期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并在科学技术研究和海外殖民开拓进程中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在18世纪开始追随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路易十六时代，法国呈现出了急切追赶英国的步伐；然而，绝对主义的王权政治，让法国无法像英国那样具备由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所能激发的创造财富和满足个人欲望的活力，政治和法律秩序也没有英国那样连续和稳定。路易十八当政之后，法国迅速陷入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法国的经济危机成为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也是大革命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反映了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后法国中下层精英对君主专制政体的不满和建立新政体的强烈愿望。法国大革命是建立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事件，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打破君主独裁体制，确立西方式平等、自由和法治原则的市场竞争和工业化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近代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和民族主义，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确立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在18世纪后半叶开始引发和推动了重要的“百年之变”。这不仅造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有1776年美国开始的“独立战争”。欧洲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在北美英属殖民地被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高度。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衍生品，也是北美大陆对财富和自由渴望而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影响截然不同。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很长时间内，为一个新生的、独立的且经济、科学技术和国内治理机制等方面可以自由发展的新兴国家而努力，而法国则很快陷入了拿破仑当政后的“强人政治”时代，想要通过战争为因大革命而衰落的法国“讨还公道”。结果是，拿破仑在1814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失败。处理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和会在1814年9月召开，维也纳会议带来了19世纪欧洲政治的“维也纳体系”。该体系不仅恢复了欧洲正统的王权政治，也在均势基础上推行“欧洲协调( Concert of Europe) ”制度，霸权国家英国实行不在欧洲驻军的“离岸平衡”战略，旨在集中精力经营英国海外殖民地开拓的同时，削弱和打击欧洲本土出现的新霸权国家，确保英国地位和利益不受挑战。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和德意志通过一系列战争相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即反对欧洲国家再夺取新的美洲殖民地、“不干涉”原则、“美洲体系”原则。通过美西战争，美国控制了多个原西班牙殖民地，并在北美大陆通过西部开发和推动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让美国逐步建立和积累了权力争霸的重要资本。然而，维也纳体系注定会被打破。统一后德国成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国家实力的迅速崛起，让德国在19世纪末开始在实力上接近英国。美国对欧洲争霸没有兴趣，但开始引导和受益于以电气化为主要技术突破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2．0版——电气化时代的开始，美国、德国都成为英国重要的竞争者，再加上俄罗斯的西扩，欧洲政治开始出现新的分化。从“旧三皇同盟”到“新三皇同盟”，欧洲的维也纳体系开始崩溃。英德的海外殖民利益和海外市场与资源竞争不断激化。而工业制造开始超过英国的美国也在1903年老罗斯福时代开始了历史性的海军建设计划。19世纪末开始，新的“百年巨变”开始且已经不可避免，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旧的百年世界政治变革周期结束，新的百年之变正式开启。 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国际联盟作为首个集体安全性质的国际组织登上了世界舞台。新兴的美国推出了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而成为世界政治的引领性力量。民族自决、公海航行自由、西方大国在其他国家和市场应该自由竞争等原则，使得世界政治中不仅基于权力，还要基于新生实力利益诉求和规则的秩序开始形成。不过，战争依然是权力竞争最高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在一战后仍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上演，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把世界在一战仅仅结束21年之后，再度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和在对日战场的使用，标志着核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实现了霸主地位的“和平禅让”，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瓦解，美国崛起为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大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确立带来了革命性因素。其核心不仅是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并推动世界建立有序、开放的市场竞争；更重要的是，联合国成为有行动力的集体安全组织，为世界范围内和平、人权与合作的价值普及和国际治理机制的发展等奠定了基础。但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迅速陷入冷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争夺霸权，两极对抗阵营的格局一直持续到1991年。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但多极化趋势难以阻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逐渐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国际战略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出现“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世界政治和经济正在面临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从历史来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 纵观历史上的多次大变局，均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但首先是在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方面的突破。技术创新、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以及是否能在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中成为成功者、领跑者和主导者，是大国兴衰最为核心的要素。其中，工业化进程是国家间力量再分配最普遍、最根本的途径。虽然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快慢不同，但工业化进程成为改变国家实力分配的核心要素。例如，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相继被美国超越、被德国赶上；日本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工业化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在传统上是欧洲的农业大国，但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电气化和工业化建设的新浪潮，对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具备与美国争霸的实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功实践，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成为过去30年中世界工业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开启的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产生了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变局。这是“大变局”的本质动力。 成功的工业化更是离不开成功的科技创新和尖端制造业的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共经历了蒸汽化、电气化以及计算机科学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此后，新技术不断出现，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技术，都对国家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使用的是比较落后的风帆战舰和滑膛枪，而英法联军已经开始装备蒸汽动力战舰以及前装线膛枪。交战双方的后勤能力与财政、军工产业差距更是巨大。1946年，美国军方制造出了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本来是用于军事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制成，使得其运用场景扩展到各个民用领域。 前三次工业革命全部是英美所贡献的，因此英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技术标准等方面占据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在错失前三次工业革命机遇后，正努力依靠后发优势，加大科技投入，欲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如今，数字化技术对于国家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在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1990年，97．1%的专利由北方国家申请，而到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46.8%，在专利申请量比重上带动整个南方国家超过北方国家。 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上升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代表，在技术创新成熟的情况下，屡屡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中兴以及华为成为美方科技企业的重要竞争对手，为此美国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中国企业，而对本国企业如对苹果公司的后台监控则使用“双重标准”。 其次，是国际体系内的各种政治思潮和国内治理体制机制的制度变迁。制度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层面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各国的国内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欧洲国家最先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国际制度方面，政治、商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制度相继建立。诺斯认为，其核心是国家，国家或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键性环境。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英王的权力受到全面约束，君主立宪政体确立。在政治制度日趋完善之下，经济制度也不断变迁。17世纪，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诸多封建奴役的残余，股份公司的兴起取代旧日的公司，证券和商品市场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框架为英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而在国际制度方面，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产物，拥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历史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了主权的至高地位；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确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制度，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延续至今；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以行使调节国家间和平与战争关系、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制度的三驾马车。虽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具备另一套经济制度，但冷战结束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上的转型，全球开始进入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再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竞争的互动模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认了主权独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力。主权的发展可以看作是16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迅速消解背景下的相互承认过程，各国彼此承认对各自领土和社会的管辖权。欧洲国家逐渐承认了国家具有主权、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延续至今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 18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欧洲开始从原先的帝国、城邦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等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产生了引领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往后的四百多年间，欧洲国家逐渐确立了相互的边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也逐渐扩散至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区域，非欧洲地区的政治单位纷纷进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起源，戴维·赫尔德认为其具有三个特征: 所有的被统治者通过征兵制和普选制参与到国家中；政治意志和文化共同体相符；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源自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现代军事力量和“反思性监控”的增强。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式逐渐集中到民族国家，资本动员能力和国内凝聚力是大国竞争态势乃至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关键要素。 为此，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家胜负起伏的关键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国家间的力量再分配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常态，问题是大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大国胜利”，崛起大国常常因为欲望的扩大和不慎重的战略抉择，例如过分相信自己使用实力的决心和按捺不住的“提前摊牌”，往往导致陷入权力的赌局，结果反而容易遭受打击和重挫。18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欧洲列强，一直到1945年都能保住英国霸权，就是因为英国善于利用其独特的海岛型国家优势，对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适当干预以保证欧洲的均势，而不是想要直接在欧洲大陆扩展和控制其他国家。在维也纳会议后，大英帝国及殖民地的疆域开始遍及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带来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均追求自然疆界以求稳固其欧洲霸权。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大陆同盟体系以保证德国的安全以及欧洲主导地位，但“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则急于想要和英国进行权力博弈。在美洲，美国通过宣布“门罗主义”以及“门户开放”政策保证其在美洲绝对的主导以及与欧洲列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均等。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更是通过除了“热战争”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争夺全球霸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竞争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要战场。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终结，但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国家的国内治理机制、价值理念和社会和谐程度等方面的竞争。这对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作用将更为重要。 三、“大变局”时代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碎片化”的趋势，除了主权国家以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研究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分散国家的权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显著减少自己作为“世界警察”的海外干涉行动，其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内视化”趋势。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未来的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问号，欧盟内部各国、各党团之间的分歧严重。西亚北非地区自“阿拉伯之春”后，多国仍然面临“合法性危机”，埃及有重回强人政治的趋势，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持续不稳定引发的难民问题困扰欧洲多国。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前景尽管总体向好，但个别国家的国家建构任务仍然繁重。拉丁美洲若干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贫困、贪腐等问题仍然突出，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在东亚地区，仍然面临中日韩三国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的规模递减，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和打破现行的国际秩序，以推动符合其“美国优先”原则的新国际秩序，频频的“退群”动作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单边主义”思维。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捍卫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顾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成功的崛起大国屈指可数，更多的崛起大国犹如潮涨潮落一般，往往因为没有把握住“大变局”中的大方向、大调整和大格局，最终被历史的大潮拍倒在地。未来30年，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的“揭晓期”，也是塑造“大变局”历史内涵真正的“决胜期”，更是“大变局”能否真正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 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演进和变化都有其周期性，一百年作为时代跨度上的一个“长周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将难以避免地出现重大变革。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世纪之变”。当这样的大变局开始出现，其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并必将带来全球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重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时刻，也是深化国际格局和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性时刻。文章选自《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019年12月13日 -
梁建章：人口老龄化会不会影响创新？
专家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面临倒金字塔式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倡导“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中提到：“有人认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创造性会下降，而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发展的光明前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政治上不正确，经验上也找不到依据。不能因为要论证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就寻找各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论据。有各种各样的事例都可以证实，从个体上看，年龄提高了创造力绝不降低，例如，诺贝尔奖的获奖年龄多年来一直是提高的；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也不意味着整体创造力下降。” 针对这一议题，我们基于多年深入研究的观点是：老龄化会拖累创新，创业，从而拖累经济。 当然，我们说老龄化拖累创新，并不是说在老龄化时代，创新力就一定会下降。即使在老龄化时代，由于其他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提升、经济实力增强、技术积累发力以及伴随城市化的人口聚集，整个创新力依然可能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拖累创新则体现为，如果没有老龄化这个因素或老龄化不那么严重，创新力将会提升得更快。 蔡昉教授是中国人口学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其观点具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鉴于他的说法与我们研究的结论相去甚远，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这篇文章来回应他的说法。 要分析老龄化是否会影响中国创新，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老龄化的原因。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走低。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要更高，而且在未来要高得远为更多。所以中国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生得太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在2017和2018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而今年有望进一步下降。等到80后步入退休年龄，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还要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大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按目前的自然生育率趋势，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可能跌至六亿多。 伴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的年轻人口乃至总人口规模将迅速减少，这对中国的创新力和国力有巨大的负面效应。我在《人口创新力》（文献1）一书中对创新力的规模效应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证。中国之所以现在能够在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就成为科技强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世界最大的人才和市场规模。中国具有世界上品类最齐全的制造业，拥有可以与美国抗衡的互联网产业。在数据为王的前沿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中国科技企业的人才和数据优势令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令人痛心的是，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的这种规模优势和未来潜力。考虑到美国远超中国的生育率以及其吸引全球高科技移民的优势，如果不能走出超低生育率陷阱，中国针对美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将在两三代人内就消失殆尽。尽管创新的规模效应已经得到了经济界和科技界的普遍认可，但蔡昉教授在其讲话中对涉及人口和创新的这个重要因素却避而不谈，这点令人遗憾。 蔡昉教授提出老人也可以创新并且提倡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缓解老龄化的问题。他甚至认为，将老龄化与社会创新力下降联系起来是政治不正确，经验上也找不到依据。我不知道分析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给某种结论贴上政治性标签是一种科学和求实的态度，但我相信人口趋势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乃至国运的头等大事，在这方面的任何分析和研究都必须尊重事实，有理有据。 在老龄化与创新的关系方面，我恰好做过深入研究。虽然五六十岁的科学家也会有很多创新，但是大量的数据显示（文献2），最具颠覆性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由年轻科学家完成，虽然他们可能要等到七八十岁才会获得诺贝尔奖。而最具颠覆性的高科技企业通常也是由年轻企业家创办的。比如，全世界市值最高的20家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由当时的年轻人创办的。去年我和斯坦福的EdwardLazear教授和北大的王辉教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一篇论文（文献3），就分析了多国的人口和经济数据，其结论是：在老龄化社会，不仅年轻人少了，而且每个年轻人的活力会大打折扣。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蔡昉在讲话中称，应该把老年人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载体、创新创意的源泉。他提到，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把16岁及以上的年龄人口都叫做劳动年龄人口，上不封顶，并认为这在经济学上具有积极意义。我认为，在健康寿命延长的前提下，创造良好环境，让老年人更大程度发挥作用显然是合理之举，但通过调高劳动年龄上限，甚至上不封顶来重新定义劳动年龄人口，对缓解老龄化问题并无助益，更谈不上是创新应对老龄化的理念。其实，别说上不封顶，只要把老年人口的标准提到比人均寿命高10岁的水平，那就能在名义上永久性地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按这个定义的老年人口占比永远是极小。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人口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少子化。作为人口经济学方面的学者，蔡昉不可能不知道，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长期来看人口规模就会不断萎缩。因此，要维持群体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基本前提。如果说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老龄化问题不得已的苦药，提高生育率至更替才是最终唯一的出路。我们认为，对人口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明确指出这点。 但遗憾的是，蔡昉教授这篇几千字的老龄化主题的演讲中对生育政策却只字未提。我也注意到，蔡昉教授曾多次倡导放松生育限制政策，但他对政策效应以及人口趋势的判断却严重失误。例如，由蔡昉为第一作者的《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就预测在全国同步实行“全面二孩”方案会在头几年，可能导致总和生育率超过4.4。即便是同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反弹峰值也将达到2.4。 生育率达到4.4意味着年出生人口超过4600万，而生育率达到2.4意味着年出生人口达到2500多万人。这种预测之离谱早已经超出了人口学的基本常识，在2013年11月15日，我和黄文政就在财新网的专栏文章中断言，其可能性基本为零。事实上，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之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1786万，2014年单独二孩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1687万，远远低于蔡昉教授为第一作者的报告的预测。尽管其报告预测对应的年份要略早于政策实施的实际年份，但这完全无法解释如此之大的预测偏差。 尽管之前出现如此重大的误判，蔡昉教授似乎还是没有认识到低生育率的严重性和提振生育率的紧迫性。蔡昉教授在2013年的文章《生育政策调整的路径选择》中提到，“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允许生二胎），尽可能使未来生育率更接近1.8.”首先，要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的更替水平，而且因为中国的出生男女性别比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所需的更替水平甚至需要2.15。相比之下，1.8的生育率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将1.8的生育率作为政策目标本来就毫无根据。 其次，蔡昉教授在文中仅建议允许二孩而不是全面放开，这似乎暗示，全面二孩政策就能让生育率接近1.8。但这显然过于乐观了，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现在中国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比例在不断走高。即使扣除15%的年轻人，如果剩下的所有人都生两个孩子，生育率也才1.7，怎么也到不了1.8，何况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而实际生育率通常要比意愿生育率更低。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即使根据2018年的出生人口估算的生育率仅有1.46，而这些出生人口中二孩的人数甚至比一孩还多，说明其中很大比例是二孩政策堆积生育带来的。去掉这个暂时性的堆积因素，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每过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会减半。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也应该全面放开，而不只是放开二胎。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很可能面临着极严重的超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因为压在中国生育率之上的三座大山有难以承受之重。第一座大山是房价，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最高的。第二座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成本和间接支出是相对于居于世界前列。第三座山是中国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极其缺乏。而且，在长期的一胎化影响下，中国城市家庭已经把生育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不可能通过移民来缓解老龄化问题。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如新加坡，韩国都可以吸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年轻人移民来补充年轻人口，最近连一向不太愿意接受移民的日本也加大了吸引移民的力度。但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周边和中国文化相似的东亚国家体量相对来说太小了，而且自己也面临低生育率危机。 简而言之，超低生育率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必须果断地180度的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也真诚地希望，蔡昉教授能够直面中国人口的现实，准确判断中国未来人口走势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在推动人口政策合理化的努力中，做出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文献1：《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文献2：本杰明·F. 琼斯：《年龄与伟大的发明》（“Age and Great Invention”），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第11359号，2005年。文献3：梁建章、王辉和Edward Lazear在2018年10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上发表的联合论文——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文章选自虎嗅网，2019年12月4日
2019年12月13日 -
陈十一：变革浪潮下的中国新兴大学
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2019年11月19日，第二届中德科技论坛在北京开幕。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陈十一应邀出席论坛，并作题为“变革浪潮下的中国新兴大学”的主旨演讲。 陈十一在演讲中首先介绍了深圳。他指出，当前深圳正在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他列举了近期深圳与德国互动的情况，以及深圳的大学尤其是南科大与德国的大学互动合作的进展。他指出，南科大在生物医药，创新人才培养，艺术教育等方面与德国建立了广泛的交流。 他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技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新材料、无人驾驶、高级机器人、生物医药、互联网、量子计算等行业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列举了前三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需要新兴大学。近年来，深圳建立了一批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推动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深圳市的技术发展也为新兴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他以南科大为例，介绍了新兴大学在学科设置、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科教融合、产学研、国际化发展方面的创新实践，并表示，南科大与世界一流大学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南科大诞生于中国科技需求最前沿的地带，在办学过程中努力推进“创知、创新、创业”的办学特色，以理、工、医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在本科、硕士、博士层次办学，在一系列新的学科方向上开展研究。 陈十一强调，大学与城市的关系紧密，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南科大扎根中国大地，发展过程中与深圳发展的核心需求紧密结合，与深圳“共融共生”，力争早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服务深圳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演讲最后，陈十一说：“深圳在发展，中国在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深圳的技术发展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表示，欢迎德国的专家学者到深圳、到南科大进行访问交流，期盼与德国大学开展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文章选自中国教育在线，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12月13日 -
马蔚华：创业为社会带来财富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2019年11月2日，第五届“全球社会企业家生态论坛”在北京盛大开幕。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围绕“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力量、社会企业家信仰”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与对话。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先生发表完演讲之后接受了商界记者采访，他表示，今天我们面对很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不光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更多关注社会价值，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 谈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责任，马蔚华表示，过去他曾把企业家精神归纳为这样几点：一、有胸怀世界的大视野，凡是企业家都应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二、有创新创业的进取心，企业家的核心就是创新，通过创新创业来给社会创造财富，以此作为企业家的职责和奋斗目标。三、具有诚实守信的价值观，这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诚信为先是所有企业家应该有的品质。四、要有报效社会的责任感。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企业界可以给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而一个伟大 的企业家，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为什么会有这四点感总结，他认为，在今天的社会以及世界上，人类随时都会面临很多挑战，社会的，环保的等等各种影响我们生存生产生活的挑战。所有挑战，构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隐忧。所以，联合国曾在2015年，制定了一个2015年至2030年持续时间长达15年的议程，并且提出了17个指标，简称SDG，完成这17个指标是全球企业家共同的任务。 马蔚华说“要完成这些指标，就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不仅追求企业的经济价值，还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假如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企业将难以为继，我们的经济难以为继，我们的地球也难以为继。这一点，在企业家的精神和追求里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他认为，一个企业家一定要有报效社会的责任感，要为社会做贡献，因为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他们身上都具备了一种创新的精英精神，是国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改变了世界。全球很多领导人在发表重要讲话时都会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来讲，正是由于我们国家千千万万企业家的创新进取，才获得了改革开以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才有了数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商业上的伟大成就。 虽然，未来还会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但是还要发扬革命前辈的“长征精神”，不怕吃苦，不惧艰难，勇于面对挑战，不断创新。文章选自凤凰网，2019年11月3日
2019年12月13日 -
梁锦松：长三角粤港澳两大湾区在竞争与合作中共成长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出席第三届（2019）钱塘江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有研究显示，全球60%的经济活动是在湾区举行的，特别是全球比较有名的湾区，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当然在中国有两个湾区，一个长三角，一个粤港澳。把全球三大湾区跟国内两个湾区比较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从经济的体量，从地域的面积来说，粤港澳、长三角都很大，但是从人均的GDP来讲，跟前面三个湾区有很大的距离。比方旧金山湾区，科技发达，人均GDP近10万美元；而长三角均GDP仅1.7万美元。 纽约是一个很先进的金融湾区，从生物科技这个角度也很有潜力。东京湾区是先进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的两个湾区，长三角和粤港澳湾区是综合实力，产业比较齐全。 他指出，所有的湾区有一个共性。所谓创意产业的中心，除了各个方面，高科技等等，很重要就是都有金融，而且还有创意产业，包括电影各个方面，医疗的中心，高校的中心，人才的中心，特别是高校人才，所有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离不开人才的中心，现在的经济基本上以人才为主，人才是创造所有高端经济活力的产业最重要的力量。 湾区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聚集，吸引人才需要有一个很优秀的综合环境。包括法治、生态环境、居住舒适度等。还有高端院校，有良好的研究和教学氛围才能吸引高端的科学家和人才在一起。 长三角经济体量大，经济活动最活跃，；粤港澳大湾区有最好制造业的基地，产业链齐全完整，做制造业是全球公认最强的。他认为，每一个时区里面只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欧洲是伦敦，在北美是纽约，在亚洲地区还是在香港。 展望未来，希望粤港澳大湾区跟长三角这两个在国内发展最快、最有竞争力、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市场、地区可以互补，当然也互相竞争。两个地区可以共同在竞争、合作这个环境底下，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的富强做出应有的贡献。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1月2日
2019年12月13日 -
张燕生：未来中国不能采取加杠杆而应采取稳杠杆手段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12月7日，财经国际论坛在三亚召开，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会议上就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做好应对更大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准备这一问题上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国需要接受更大的风险。在未来，中国不能采取加杠杆，而应采取稳杠杆的手段。 张燕生称，在全球系统性风险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当世界各国主要国家在放水的情况下更开放，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可能要接受更大的风险，需要更高的风险管控能力。过去10年，中国加杠杆114个点。张燕生认为，加杠杆这个举措在未来可能不能这么做，应该采取稳杠杆的作用。“中国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第一，就是怎么管控中美的政治经济的风险，它对世界的外溢效果。第二，推进‘一带一路’，给世界创造需求和再平衡的动力。” 张燕生提出，从国内来讲，第一，推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全球吸收强大的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第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来增加进口和增加消费，尤其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新需求，他会给世界带来新动力。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9年12月7日
201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