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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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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尽快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论坛1月4日在京举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出席并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 他谈到，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 “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他说。以下为演讲原文： 这个报告背后一个大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经济从现在开始，恐怕要启动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新的发展的模式跟过去41年有所不同，因为大的形势变了，过去41年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讲是干了两件事，一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技术，当然这个过程中不一定真正能够学到核心技术，但是非核心技术我们学来了，我们靠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靠学习。 第二，我们是部分利用了国外的市场，出口到发达国家，到东南亚国家，利用国外的市场拉动了一批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但是这两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碰到了困难。国外的市场进一步开放更加困难，WTO基本上瘫痪了，所以国际贸易的体制正在走缓，甚至于正在走回头路，怎么办？必须把中国经济真正打造成一个大国经济，走大国发展道路，一是核心技术要自己去创造，当然这个创新的过程也不是闭门造车，也需要不断学习，包括送留学生，没有学术交流。第二，必须真正的要挖掘出自己的大市场，14亿人口没有理由做不大，必须做好自己的大市场。 因此一个推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大的思路，要逐步调整。要从过去主要关注供给方，比如说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招商引资，转向长期需求的管理和释放，想方设法释放出长期需求，这一件事非常关键。报告里说了两个大的方向，一，已经进了城的，我们的需求要复杂化，汽车也是复杂需求，我们自己开车，影响了路上人的感受，所以要管理，复杂需求能够释放出来，这就考验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事，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对不是空话，落实到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要营造，要释放中等收入人群的复杂需求，医疗更不用说了，更复杂。 第二，就是要尽快的通过加快城镇化来倍增中等收入人群。从过去只抓供给，只抓招商引资，搞工业园区，生产电冰箱，或者是产能调整，转到好好经营我们的需求，我们讲的是长期需求管理，需要的是政府自己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思路，我也呼吁大家一起努力，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这个需求，维护这个需求需要很多的体制创新，讲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以后相关地方的税收是不是不要完全放在生产侧？能不能让地方政府一部分的地方税，来自于本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在需求方面大家竞争一把，多努力，就像当年招商引资，互相攀比一样，在需求管理方面要下工夫，汽车购置税占汽车购置总额的9%左右，不少钱，交给地方，不要让地方政府对汽车销量下滑无动于衷了。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20年1月4日
2020年1月7日 -
刘永好：2020年做什么？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有人说，2019是压力很大的一年，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做企业越来越难。确实，2019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但不只是挑战，还有成长。2019年12月底，刘永好在川商总会发表2020新年演讲，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企业应该转型升级谋发展，不单单是管理上的转型升级、精益化的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还要抓数字化转型。他也指出，新经济发展、新的流量、新的媒体发展造成了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很容易因为应对不好出问题，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导致企业倒闭。这种情况下，更应该面对它，不能躲着它，因为躲是躲不过的。以下为刘永好演讲全文：2019年确实存在很多挑战，压力很多，困难也很多，经济进入了调整期，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错综复杂。我们的经济出现了下行，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也出现了下行。在这样的格局下，2019年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都在考虑收尾。员工考虑年末奖金能拿多少，今年是增还是减；企业家在考虑，今年是多赚了钱还是少赚了钱，是盈利还是亏损，有的甚至在考虑我的企业是否还能做下去，明年究竟怎么办？有不少媒体在讲，过去这段时间，几乎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企业在说要跑路，或者是遇到困难的话。 证券市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为了保壳，为了不至于亏损，通过卖房子来救上市公司。确实，2019年对企业来说，是比较有压力的一年，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但是2019年又是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2019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之后的一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川商总会的年会上，各位企业家和政府领导的发言都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在新的格局下，我们新的成长和进步。 2020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有对形势的研判。我认为挑战常在，要充满希望，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刚才讲到过去一年的不平凡，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中，在经济下行、成本上升、新经济给传统企业带来很多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12月22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28条”，更加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希望民营企业家要用改革思维面对未来，希望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也希望我们党和政府相关部门更进一步鼓励、支持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给我们信心，我觉得非常好。 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引导民营企业创新，带来新的利好。作为川商总会的会长，作为四川的民营企业，我想谈谈我们对转型升级迎接挑战的体会。 转型升级谋发展，怎么转型升级？怎么谋发展？有很多川商朋友都在说，过去这几年，我狠抓精细化管理，狠抓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发觉日子还是很难过，为什么？其实转型升级不单单是管理上的转型升级，也不单是精益化的转型升级，因为这是必须、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抓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正在快速从C端转向垂直端。所谓C端就是消费端，过去这十多年，我们的BAT主要是在C端有大的发展，占领了流量和市场，所以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今天，我们的数字化还要迈向产业端、政府端，在迈向产业端、政府端的格局里，我们要有所作为，必须跟着形势的发展前行。 但是，我们也非常明确地体会到，从前的基础设施是水、电、气、铁路、公路和与之相配套的资源，有了这些基础设施，我们的企业就能发展，这是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但今天整个社会都在变化，2020年即将来临，今天的基础设施是什么呢？我认为是5G、云、数据、AI、区块链。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传统企业，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了解它、知道它、熟悉它、懂得它，从而运用它。数字化的转型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深入我们的企业，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传统企业还不往这方面思考，不在这方面布局、发力，有可能你会发现日子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可能哪一天你走投无路了，就真的关门了。 过去一年，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关门的。曾经的诺基亚手机是身份的象征，但现在诺基亚在哪里？摩托罗拉在哪里？当年我们用的电视都是那么大的一个显像管电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企业家找我，说他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做投影箱第一的企业，同时正在做显像管全世界第一，他希望我们跟他合作，共同投资。我派工作组认真调研，自己也到现场看，是的，他的投影箱全世界第一，他的显像管也已经是第一了，问题是市场现在用的是平板电视，谁还在用显像管呢？他说城市在用平板，但农村还在用显像管，它还有10年的市场，所以要抢占这10年的市场。我听信了，正准备投资，但还是又找了一帮人来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平板代替显像管的速度要不了10年，两三年就一定会被淘汰，你这个世界第一是淘汰的世界第一，有什么用呢？于是我们坚决停止了投资。 现在看起来，我们批判式的投资做对了。我们减少了一个几十亿的投资，少了一个世界第一，但是避免了一个失败。在转型的时候，我们要有清晰的头脑，要积极跟上，不能继续在传统的、老的领域里边沾沾自喜。今天所谓的投影箱第一、显像管第一还在吗？或许工厂都已经卖了，或许已经在用卖房子来维持生存。 今天的会议特别安排了几个新经济的高手，或者是优势企业来讲腾讯，来讲我们创新的头部企业，安排了字节跳动来讲讲他们对市场和对经济、信息，对互联网化，对传统互联网的认识，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让大家感到很苦恼的是什么呢？新经济发展、新的流量、新的媒体发展造成了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现在很多知名商人、知名艺人都增加了很多麻烦，知名的官员也有很大的压力，压力在哪儿呢？就在于自媒体的变化，使得我们很多企业都充满压力，一旦处理不当，一件事一句话，或者一个行为出了一点问题，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华为的孟晚舟被加拿大警察抓了，全国人民都支援她、帮助她，华为显然已经成为了民族英雄。由于这股社会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民间的力量，使得华为的销售量节节升高。尽管国际在制裁它，2019年它是最大的风险点，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大家都以华为为中国精神的代表，但是前不久一个媒体事件，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件事，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议论。有一段时间，媒体里几乎90%的报道，都对华为不太有利。拥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认同度的华为，都要遭受这样的一些媒体事件，我们姑且不谈华为这个事情处理得对不对，好还是不好，但确确实实我们必须得意识到，面对新的媒体、新的流量、新的格局，我们该怎么做。 柳传志先生，我的好朋友和大哥，他宣布退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联想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和象征，我们老柳在人民和企业家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但是确实也有一段时间因为某些事情导致压力很大。企业怎样去面对社会的流量、社会的媒体、社会的舆论呢？很容易因为应对不好出问题，因为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导致企业倒闭。好在我们的华为，我们的联想仍然强大，在这些困难问题上，他们在总结经验，在进步，在提升，没有被压垮。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要面对它，不能躲着它，躲是躲不过的。 现在的数字化，从端到网再到云，应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态去弄懂它、参与它、介入它，与它们为伍。而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公司的做法是找一大帮人从头做起，从云到端到网全都自己做，这个做法对不对？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实力、巨大的财力，可以这样做。但是人家已经有那么多的公有云了，也有那么大的网络了，为什么不合作呢？就好比今天还会有人说，我有财力，所以我不用电网，也不用自来水，我自己挖井？几乎没有。所以，这就是协同，这就是应用。所以我希望各位企业家们能积极考虑数字化转型。首先要弄懂，然后再来做，不需要丢弃原来的行业，可以与新的行业、新的数字转型结合。怎么将数字化与原有产业结合，这是我们的优势。BAT很大，但是他们对产业不熟，特别是我们所在的产业，他们没有我们熟，我们在这方面比他们更有优势，这就是2020年我们该做的事。文章选自搜狐网，2019年12月26日
2020年1月7日 -
李稻葵：不必悲观 中国经济握有王牌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首次提出以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有效促进供需两侧高度匹配，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除了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外，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还具有要素相对成本逆转和国民需求高端化、多元化两大特点，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在提升消费、拉动内需上的重要作用，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效促进我国经济持续性的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我们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翻倍，通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和收入增加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实现这一群体数量倍增将能够极大地释放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国际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直在变化。第一种常见方法以收入五等分、七等分或十等分为基础，将其中收入水平居中的一组或几组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第二种方法是先行估计一国居民收入可能的分布函数，再采用估计的分布函数进行测算；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全球居民收入分布情况预测一个普适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此类做法的代表是世界银行，其定义的中等收入标准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现价美元之间，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算法，当前我国人均年收入在大约2.5万-25万元之间的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收入情况，我国目前采用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测度方法和上述几种算法均不相同。统计局将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在这一口径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2017年后达到4亿以上[2]。在明确这一计算标准之后，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倍增所需要的时间和潜在路径。 新增4亿中等收入群体，根据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分配情况，需要将目前我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中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典型家庭年收入提高到10万元以上。借鉴纪宏和陈云[3]，马晓河[4]以及陈宗胜和康健[5]等研究，本文假设未来一段时间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分别按照8%、7%和6%的速度增长（实际收入年增长速度分别为6%、5%和4%，假设物价每年增长2%），在出生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预测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倍增分别需要11年、12.4年和14.5年的时间，如表1所示。换言之，以2018年为基年，在6%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假设下，我国有望在十五年或者说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的目标。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根据微观抽样调查大致推算未来十五年内即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群体特征。根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调查数据，我们预测未来十五年有望新增为中等收入群体的4亿人口中，从城乡分布来看，74.2%为农业人口，25.8%为城镇人口；从年龄分布来看，45岁以上占50.5%，26-35岁占17.8%，36-45岁占23.8%；从地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占56.5%。特别地，京沪深穗四个一线城市的外来务工者中，约有30.4%的外来务工者在未来十五年内会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约占全部新增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16.9%。根据上述预测我们推断，未来一段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主体应该是尚未城市化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已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 在中国近14亿的总人口当中，中等收入群体在2017年时已经超过4亿，这一人口规模巨大，远超过国际上其他主要经济体。具体而言，将中国三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根据汇率转化为其他经济体三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并且根据各经济体家庭人口进行调整。在上述收入区间之内，同样上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主要包括欧盟和美国，欧盟约为2.1亿，美国约为1亿，日本约为8500万，韩国约为2100万，加拿大约为1150万，澳大利亚约为1050万，新加坡约为150万[1]。上述各主要经济体在该收入区间的人口规模加总约为4.4亿。如果中国能在15年内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届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达到“欧盟+美国+日本”的两倍，这将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基于以上分析和我国经济当前基本状况，我们提出以下三条加快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适当放开、放宽相应群体在一、二线城市的落户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外来务工人员是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放开、放宽对于他们的落户限制，能够有效提升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意愿，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所需的稳定劳动力供给，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第二，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入籍的新市民，适当减少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的缴纳额。通过减少此类人口的个税和社保支出负担，能够有效促进其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持续提升。对于青年外来务工人员，增加对于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在职教育，通过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促进其可支配收入提高。 第三，通过区域联动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全面提升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性发展规划，以一、二线城市为龙头，拉动周边三、四线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三、四线城市在社会资源和生活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分流一、二线城市的非核心功能，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群产业规划增强三、四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进一步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理由相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的过程也将会是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质增量、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的过程。通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最大程度地释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解决增长所需的内生动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有序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选自新浪网，2019年12月30日
2020年1月6日 -
张燕生：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2019年12月28日，首届地中海发展西溪国际会议在杭州举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作为主旨发言嘉宾，就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行了精彩演讲。以下为其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从中国经济的变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如何应对变化等方面加以分析。一，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条件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首先，过去40年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内涵是什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证明是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即“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因此，没有引入外来竞争压力的开放是假开放。 其次，对外开放的本质就是变革。没有改革的开放就是假开放。现在国家提出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重点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开放，未来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发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雄安新区等，其重点是促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实现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现代化。 再次，对外开放的动力从来都是危机、压力和挑战。因此，没有压力的开放就是假开放。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讲不要浪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中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个博弈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在过去40年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 首先，是在推动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有一个路径依赖的特点，过去、现在、未来，始终都有“中国特色”的主线牵着。 其次，是在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人才的同时，如何保持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强自主可控，就是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创新生态，都是自主可控的。在中美处于山顶上竞争时，任何断供、撤资、限制人员往来、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的威胁都不会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今后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与国际接轨。这就是强自主可控，而强自主可控的部分必须是安全的；第二类自主可控是中自主可控，就是我们的技术、设备、人才建立在国际开源的平台和系统上。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在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就可能有问题，如美国把中国200多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长臂管辖原则使相关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现在华为的自主可控基本属于这一类，即有自己强大的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但是建立在别人的生态系统之上，别人有办法轻易地置我企业于危境，就像现在谷歌对华为“断供”那样；第三类是弱自主可控。就是技术、产品、设备是基于别人技术的授权，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9年日本对韩国三种半导体材料“断供”，一旦断供会使韩国企业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再次，是在对外开放中如何保持安全和防范其他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在金融、能源、粮食、科技、信息、生物等各个方面，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我们都不能充满幻想。我们的外向型企业也应该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要研究外部世界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并准备好必要的对策。二，国际环境变化 要辩证看待当前国际环境。 首先从经济层面上说，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2018年7月，IMF预测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是3.9%，而2019年10月，IMF对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到了3%。3.9%的增长率不仅高于2018年的3.6%，而且高于1990—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74%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果。而3%的增长率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因此，从当前国际环境来说，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对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会从非常乐观的预测下调到最悲观的预测。原因很简单，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了经贸摩擦，而且延伸到科技战、规则战等领域。 在2009—2018年这个时段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24.8%，中国则是34%，两者合计接近60%。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有102个国家有贸易逆差。这样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战，遭受最大损失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因此，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则是不确定性和普遍焦虑，大家不知道世界会向何处去。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世界格局。回顾一下百年前发生过什么，从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由弱而强，当时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由盛而衰，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引发了矛盾和冲突。 20世纪30年代，美国挑起贸易战引发全球贸易萎缩了66%，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世界债务链的中断，德国经济崩溃，希特勒上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在会不会发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问题，如果发生类似问题，对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怎样的风险和冲击。在G20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 对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也同样要重新认识。十六大以来国家一直讲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历史上，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把握住开放期的机遇就能搭上兴盛期的快车道。现在一些美国朋友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历史上，风险期也往往与开放期相重合。全球化已经到了“下半场”，我们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确实正在显著上升。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在风险期则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它的新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变局中危和机同时并存，二是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三，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 历史的看，事实上就是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倒退和保护主义泛起。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第二个变化是大国关系。百年前美国和德国经济快速崛起与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衰落，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发生了一次大的较量，最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现在面临相似的场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即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面临同样的较量。 第三个变化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百年前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1870至1913年英、法、美、德四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本轮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基本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三个变化都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怎样加以面对，在冲突和对抗的风险中实现复兴，在大国博弈中实现复兴。也包括在新科技革命正在颠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实现复兴，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拿出完善的应对之策。 关于当下中国经济，其前景就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比如2018年，广东的研发强度、GDP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研发投入经费规模等，均超过江苏。虽然在2018年广东的人均GDP是8.64万人民币，江苏是11.52万人民币，江苏发展经济的基础和实力好于广东。但是，如何继续用旧的动能、旧的结构、旧的模式推动发展，就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就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了。 今后，我们能不能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转变为第一动力，走向新的动能、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决定着中国今后在世界中的位置。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2月30日
2020年1月6日 -
朱民：2020年会是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年”
专家简介朱民：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日前，“2019中国债券论坛”近日在京举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论坛上指出，今年美联储降息预示着世界正在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的时代，存在流动性宽松、股市上升、波动、债券下压等现象。对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利率水平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2020年会是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年”。 从全球视角来看，朱民指出，2020年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将出现分离现象。 具体来看，朱民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强劲反弹，而是一直保持在中低位增长。当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处于低位，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的时候，全球都将进入降息通道。据统计，今年以来，各国央行已有上百次的降息行为。不仅仅是降息，负利率现象也尤为明显。日本、欧洲、丹麦、瑞士等国家均进入负利率阶段。 朱民表示，全球大约有17万亿美元的负利率资产，这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负利率表明了两件事，第一，资本市场对未来极度悲观，以致于哪怕是负利率仍然要投资，因为没有其他的安全资产可以持有，这是金融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第二，当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会产生大量的现金流，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现金流到不了实体经济，即宽松货币并没有把货币引导到实体经济而是影响了金融市场，推高了股票市场，同时压低了债券市场。 朱民认为，2020年将会“股市债券两重天”。展望未来，债券市场中收益率为负的部分从2016年开始上升，未来将占整个债券市场的20%；收益率在1%-2%的部分占比会大幅度上升，达到50%以上；收益率在3%以上回报率的债券几乎会消失。对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利率水平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2020年会是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年”。 目前，美国债券市场3个月期和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倒挂。朱民指出，在美国的历史上，利率倒挂出现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利率倒挂是未来衰退的先期指标，美联储降息改变了市场的预期，所以现在倒挂有所改善。美国国债利率倒挂不但反映了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而且反映出未来衰退的概率可能会上升，这是一个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上都值得特别受关注的指标。文章选自欧美同学会金融委员会，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6日 -
李彦宏：数字经济已进入“智能经济”新阶段
理事简介李彦宏，CCG资深副主席，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数字经济在过去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正在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这是重新拉动全球经济的核心引擎。”在前不久的第六届互联网世界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提出“智能经济”新趋势的概念。他还表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对于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技术创新将是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事实上，随着时代发展，人工智能等技术实力也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赛点。在乌镇智库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中，中国人工智能在企业数量、融资规模等方面势头强劲，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排行中，中美两国遥遥领先且势均力敌。作为中国AI的“头雁”，百度凭借深厚的技术优势和快速布局的场景优势，为中国在这场技术竞赛中助攻“得分”。近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中，百度以5712件位列第一，是2018年的2.4倍，并包揽了深度学习技术、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等多个人工智能核心领域第一，这也是百度连续两年蝉联第一。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1月7日，百度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三季度，百度实现总营收281亿元，归属百度的净利润达到44亿元人民币（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远超华尔街预期。李彦宏：智能经济迎来新的春天人工智能第三次在全球兴起浪潮，体现在产业转型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快速增长。根据《2019-2020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估计，未来5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总体规模将继续保持高增长率。“数字经济在经历了PC的发明与普及、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三个阶段后，正在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智能经济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是拉动全球经济重新向上的核心引擎。”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彦宏提到“智能经济”新趋势。具体影响表现在智能经济会带来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李彦宏称，“如果说过去20年是人们对手机依赖程度逐步提升的20年，那么未来20年就是人们对手机依赖程度逐步降低的20年。在智能经济时代，智能终端会远远超越手机的范围，包括智能音箱、各种可穿戴设备、无处不在的智能传感器等，人们将以更加自然的方式和机器、工具进行交流。”其次，智能经济也会给IT基础设施层带来巨大的改变。李彦宏表示，传统的CPU、操作系统、数据库将不再处于中心位置，新型的AI芯片，云服务，各种应用开发平台、开放的深度学习框架、通用的人工智能算法等，将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基础设施。“百度在这个层面的投入时间最久、投入金额最多，”李彦宏同时表示，“我们把它视为我们人工智能战略的支点。”最后，智能经济会催生很多新的业态。包括交通、医疗、城市安全、教育等在内的诸多领域正在推进智能化，新的消费需求与新的商业模式将不断出现。人工智能正在渗透到各个不同的产业，切切实实融入到大众的生产、生活。李彦宏认为，上述三个层面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会互相影响的。他同时在演讲中表示，百度在三个层面都有大量投资，“我们的中长期目标是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型公司。”对于AI人工智能的态度，李彦宏与特斯拉CEO、首席技术架构师马斯克等人相比更加乐观，李彦宏表示，“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干的每一件事儿，甚至你的记忆、情感、意识等都可以数字化存储下来，放在网盘或者其他的云端，你的思维方式可以被机器学习出来，遇到新问题，通过技术进行现实还原，就可以与后人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百度智能云增速70%超行业平均水平事实上，在物力和科技条件极其丰饶下的今天，在人工智能推动下，世界万物、各大产业用另一种方式被唤醒，焕发出灵性一般的智能。而在这场呼之欲出的产业智能化背后，有这样一股推动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的关键角色就是智能云。那么，如何定义智能云？可以这样解释，面向企业、开发者和政府机构，为各行业提供以ABC（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Data、云计算CloudComputing）技术为一体的平台服务，助力各行各业实现智能化转型。而在这场产业智能化的进程中，百度智能云的高能高质团队，就好比发明家一般，正通过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去解本质问题，进而浇灌着这场空前的智能革命的加速到来。长江商报记者注意到，以ABC及“云+AI”为核心战略，百度智能云过去一年高速成长，用户数、收入翻倍增长，流量和服务器三倍增长，成为中国增速第一云厂商。目前，通过云计算，百度已经将AI落地应用在多个传统行业，在很多企业创造出新的价值。比如在农业领域，麦飞科技基于百度智能云边缘计算，构建本地智能化农业无人机实时监测和植保方案，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护治理效率。目前该方案已在国内多块农田里开始实施，其中辽宁盘锦一位农户通过使用该方案，农药使用量降低50%，同时也保证了其农产品安全。在工业制造领域，宝钢依托百度智能云质检解决方案打造“智能钢包”，建立从连接采集、存储计算到理解决策的感知认知平台。据分析，智能钢包可平均降低出钢温度10℃，节约能源成本70亿元，钢包烘烤能耗下降50%，节约150亿元。在金融服务领域，百度智能云与农业银行共推农行金融大脑，一方面集成人脸识别、OCR识别等成熟的AI能力打造感知引擎，提升业务效率和交互体验。另一方面则依托百度大数据建模工具，对用户的产品偏好、交易风险、营销资源投放效果等进行预测。目前，百度智能云连续四个季度高速增长，去年11月26日，据英国调研机构Canalys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基础云服务市场报告显示，百度智能云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70.3%，远高于行业平均60.8%的增速水平，与第三名AWS差距进一步缩小，市场份额继续排名第四，行业第一阵营地位稳固。去年第三季度，百度还升级了“云+AI”战略，进一步提升了AI解决方案能力。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内部信中表示，智能云将为加速产业智能化的进程贡献开放的智慧和经验。此外，从全球范围看，云业务在互联网巨头营收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亚马逊三季度财报显示，AWS三季度创收66.8亿美元，占总利润73%。云和AI等业务的强劲增长直接助力亚马逊在2019年9月市值破万亿美元。微软2018财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显示商业云服务创收6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其在云计算业务的强劲表现使得微软力压苹果，自2002年来重返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榜首。AI专利数量全国第一12月2日，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排名中，百度以5712件位列第一，并包揽了深度学习技术、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智能驾驶等多个人工智能核心领域第一。这也是百度连续两年蝉联第一，中国AI“头雁”实力强劲。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百度、腾讯、微软、浪潮、华为专利申请数量名列前五，其中百度以明显优势领跑。事实上，这份榜单的意义在于，折射出各大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成果，以及对技术独立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作为技术驱动的标杆企业，百度长期的研发投入也换来了在各个AI赛道的“刷屏”。从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的细分角度来看，百度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语音、智能驾驶等各细分领域，无论是专利申请量还是增速，都呈现出明显优势。在深度学习技术领域，百度以1429件专利申请量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两大领域，百度更是处于强势地位，以933件和938件的专利申请量在排名榜中遥遥领先，特别是，不久前百度大脑宣布语音能力日均调用量已超过100亿次，应用规模处于业界第一；而在竞争激烈的智能驾驶领域，百度申请总量达到1237件，超越诸多国外大型车企和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报告同时指出，人工智能化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这已经成为业界共识。当下，国家陆续出台人工智能战略规划，在战略层面进行整体推进，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从申请人分布看，以百度等为代表的企业和高等院校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力军。积累核心技术、重视知识产权，不仅仅是国内科技企业面对的重要命题，更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实力的必由之路。正如李彦宏所说，未来几年中国会迎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峰，从金融到房产、教育、医疗等产业都会因人工智能而发生变化。百度要做的就是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在各个产业领域的渗透，帮助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提升效率，完成产业智能化变革，提升人们的感受。作为中国AI“头雁”，百度将继续夯实技术优势，并不断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加速智能时代发展。文章选自同花顺财经，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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