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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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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黄文政:出生人口雪崩 要为孩子减税和补贴
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比如,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200万。 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年出生人口有望超过1800万,但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背后是生育低迷,而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目前在大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平均每人每年要花大概两万到三万元的费用,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 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在养老社会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在社会道义上也是公平的。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因此,公平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许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在法国,政府就长期采用这类方法鼓励生育,而且还对生育八个以上孩子的母亲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实际上,法国的生育率远高于中国。受到长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为日本社会的难题。而根据今年1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日本小镇Nagicho在推出生育补贴等鼓励生育措施后,生育率从1.4提高到2.8。这个消息给深受低生育率困扰的日本社会透出了一线生机。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者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或者补贴,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对六岁以前的孩子,我们建议政府以这些方式转移给家庭的支付大约以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为标准,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累计到10万元封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至2016年这6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1668万人,二孩占比不超过50%,由此可以计算出目前6岁以下的二孩儿童不到6000万人,因此每年政府用于辅助养育二孩的支出总共不超过6000亿元,只占GDP的1%左右。相比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 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不久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降至21%;而个人所得税的大部分税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7%。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税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特别关注;该法案会对中美经济互动产生何种影响以及中国是否也需要减税成为财经界的热点话题。我们认为,应对美国减税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减免养育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短期可以提振中国的内需,长期有利于提升过低的生育率,进而维持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3日 -
王胜地——创造人生传奇的河南汉子
理事简介王胜地,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爸爸的选择创始人兼CEO。核心提示丨求学时,他能以高考状元身份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随后攻读长江商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创业后,他敢卖掉在北京二环唯一的房子,专心研发纸尿裤,推出现象级产品引领行业风气;传奇之后,不只纸尿裤,还要进军洗护、大日化类,他喊出了“创造世界500强企业”的豪言壮语。他就是河南籍企业家王胜地,一个不断书写励志故事、创造人生传奇的河南汉子。1月9日,回到河南老家的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创业经历|“除了房子,还有诗和远方”提到王胜地,孕婴圈内流传最广的传说,正是他“卖房创业”的经历。再次聊到当时压力时,他用“除了房子,还有诗和远方”一句话带过。2014年8月,他卖了自己位于北京二环内的房子,这是他唯一的房子。正是这400万元房款成了他创业的起步资金。虽然房价一直攀升,如今同等地段的房子市值已过千万,而王胜地创业的“爸爸的选择”纸尿裤销售额已突破3亿元,2018年销售额计划突破10亿元,成为国产纸尿裤品牌的佼佼者。如今,不管是价格、质量,还是包装设计,“爸爸的选择”产品都成为行业模仿、追逐的对象,引领了行业潮流,已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纸尿裤。他大胆、果敢地用投资实业的方式,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用他自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起来最为合适:创业“要相信奋斗的力量”。爸爸的选择矢志研发,产品不断更新迭代谈企业缘起丨“回归理性,解放女性”纸尿裤品牌为什么叫“爸爸的选择”这个名字呢?现实生活中,一些宝爸们可能偶尔才帮宝宝换纸尿裤,带孩子的压力多压在宝妈身上。“生活中,男性消费群体往往更加理性,尤其在婴幼产品上,会选择真正好的东西;第二个引申义是呼唤更多男性回归家庭、陪伴家人,解放更多女性的生活。”王胜地说。这一理念始终贯穿“爸爸的选择”的营销理念。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户外大屏广告播放着“爸爸选择纸尿裤、妈妈选择美丽”的广告宣传片,这一创意和美好愿景被海外媒体争相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首个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国产纸尿裤品牌。爸爸的选择登陆纽约时代广场谈企业规划|“不止纸尿裤,要大日化”2017年9月,“爸爸的选择”在山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纸尿裤单体生产基地,致力于打造研、产、学、用为一体的世界级一流日化企业。如今当资本越来越追逐平台、“走捷径”时,王胜地还在真金白银地砸钱投资实业。用他的话说,“大家都热衷做平台时,总得有人走心做产品”,他要用“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挽回海淘群体的尊严,让泱泱大国的国人有尊严地使用国产品牌。在王胜地留学、出国考察时,总有熟人恳请他捎带日本、美国的纸尿裤,如今美国等纸尿裤大国也进口、零售“爸爸的选择”,纸尿裤还成功进入东南亚地区销售,这不仅对于王胜地,更是对于国产品牌,是倍儿有面子的事。王胜地透露,鉴于已牢固建立纸尿裤行业优势,“爸爸的选择”今年计划上市大日化产品,发展婴幼儿洗护系列产品。爸爸的选择日本研发中心内景谈企业梦想|要创造世界500强企业王胜地有很多头衔:北京大学青年CEO俱乐部理事长、中国孕婴童杰出人物奖、长江商学院MBA校友会理事、郸城一高北京校友会会长、周口市高中校友会会长等。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梦想,“要把中国的日化企业做到世界500强!”,只有当梦想成真时,才能领悟到“古人诚不我欺”的含义。相信不久后,王胜地还会再多一个头衔——世界500强企业CEO。在他看来,创业分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创业者只需要有勇气就行了;第二阶段,除了勇气,资金很重要;目前处在第三阶段,除了上述条件,还需要成熟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全球资源的调配能力以及恰到好处的风口。采访王胜地期间,他的手机常响、微信提示音不断,他在用“激情”挑战创业者的极限。如今,“爸爸的选择”在全国拥有40多个分公司、办事处,合作门店超过1万家,在京东、淘宝等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旗舰店。实现了销售额过3亿元的“小目标”后,他正在向“打造500强企业”的目标奋进。文章选自大河报,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2日 -
美籍科学家张首晟获国家领导人颁奖,对中国贡献有多大?
专家简介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了王泽山和侯云德获得分量最重的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有7名外籍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其中有四位是美籍科学家,包括两名华裔,还有一位是瑞典籍华裔。这些外籍科学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美籍物理学家张首晟了。据介绍,张首晟由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推荐,理由是他积极参与和中国科研院所的合作,直接促成中国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拓扑绝缘体以及新近的外尔半金属等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2017年7月,张首晟团队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新闻一度在国内刷屏,尽管确切地说,他发现的只能算是“马约拉纳准费米子”,但包括杨振宁和汤森路透在内的权威声音都认为,张首晟已经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热门。但是张首晟对于中国的科研工作又做了哪些贡献,可能还不太被外界熟悉。直接助力中国首个诺奖级成果早在2008年,张首晟就已经入选“千人计划”,受聘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按照规定,“千人计划”学者每年至少有6个月的时间要留在国内。而在清华期间,张首晟直接对薛其坤团队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薛其坤领衔、清华大学物理系和中科院物理所联合组成的实验团队,首次在实验上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杨振宁评价为“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而薛其坤正是在和张首晟的直接合作中取得最终成果的。据清华大学官网介绍,拓扑绝缘体这个凝聚态物理中的新领域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张首晟教授与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开创的。张首晟和薛其坤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密切交流使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从那时起,他们就展开了对拓扑绝缘体中新奇量子效应的实验研究。2006年,张首晟和他的学生们成功地预言了第一个拓扑绝缘体。2008年,张首晟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祁晓亮提出,当时间反演对称性被磁性破坏后,会出现奇妙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从此,磁性拓扑绝缘体便成为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想系统。2008年,清华大学博士生刘朝星和祁晓亮在张首晟及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方忠和戴希的大力支持下,提出了二维磁性拓扑绝缘体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基本机理。自旋能带的反带原理深刻影响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论研究。2009年,张首晟和他的博士生们提出了Bi2Se3,Bi2Te3,Sb2Te3掺入3d磁性元素,实现磁性拓扑绝缘体的方案,并做了具体的解析计算。该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物理分刊上。五个月后,张首晟又与中科院物理所方忠、戴希开展了紧密合作,通过第一性原理的数值计算,认证了该系统乃是磁性拓扑绝缘体,是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想材料。可以说,薛其坤团队的成果基本上就是用高难度的实验室手段,实现了张首晟的理论预言。“这项成果是我们团队精诚合作、联合攻关的共同成果,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薛其坤、张首晟、方忠等都着重强调这一点。发现“天使粒子”,中国贡献也很大而且,清华大学对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研究,也直接帮助张首晟团队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马约拉纳费米子论文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何庆林是这样解释这次研究的:“本次研究是利用了反常量子霍尔绝缘体(quantum anomalous Hall insulator)与超导体(superconductor)的耦合机制而形成一种新的拓扑量子态,称为拓扑超导体(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UCLA团队利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制备了只有6纳米厚的反常量子霍尔绝缘体薄膜,然后在表层沉积超导体后将样品冷却至接近绝对零度,通过外加电场和磁场的调控,测试样品的量子电导,来证明了具有马约拉纳费米子激发的输运态,并且世界上首次实现其粒子的量子化,因此此工作是世界上首次实验证明这种粒子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张首晟和薛其坤等人的这一系列研究,为拓扑量子计算机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何庆林说:“我们已经成功探测到这种粒子;下一步我们将制备出电子芯片,实现基于这一粒子为基础的拓扑量子计算机电脑芯片。”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意义或许,很多人至今仍然对张首晟这样的顶级人才加入美国籍而耿耿于怀,但是回顾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只是特定年代下的唯一选择。张首晟在1978年,以15岁的年龄就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一年多后又因为成绩优异,被送往西德留学。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的时候,张首晟把大统一理论当成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后来在杨振宁的建议下,在美国专注于凝聚态物理研究。那时候,即使在美国,凝聚态物理也是一个新兴学科,若是换到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恐怕张首晟既没有经费,也没有环境做出如今的成果了。而以2008年的“千人计划”为代表,这些海外华人精英正回过头来给祖国做出巨大的回馈。发现马约拉纳费米子的论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康隆课题组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首晟课题组、上海科技大学寇煦丰课题组等多个团队共同完成,通讯作者为何庆林、寇煦丰、张首晟、王康隆,均为华人科学家。其中,寇煦丰为王康隆的学生,2009年至2015年UCLA获得博士学位,2016年回国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高校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加大,这样的中外合作研究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们也会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学到的本领,带回自己的祖国。中国能在像拓扑量子计算机这样的前沿学科占据国际领先地位,更是离不开这种全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8年1月11日
2018年1月22日 -
张磊:中国价值投资实践的启示录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投资中不简单的事》是6位价值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实践价值投资的启示录,也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持续创新成长的全景图。与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孙庆瑞、冯柳、王世宏这6位投资人早已相识,他们每位都有着令我景仰的人格魅力和智慧学识,并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真理的诚实追求、对自我的谦逊反省、对企业家精神的至诚笃信。我想,可能正是这些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自主创办的“投资俱乐部”中“围炉夜话”,正所谓:“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许多人在想,这6位“身怀绝技”又“宝剑藏锋”的投资人,究竟因何掌故、为何机缘懂得价值投资?又是怎样不断学习、坚持训练从而深谙价值投资?对于更多研究者和投资人而言,需要怎样的方法、框架,乃至怎样的心态、秉性去理解价值投资?是否能够习得一二?幸运的是,《投资中不简单的事》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毫无保留地讲述了6 位投资人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历程。这种开诚布公的分享,值得由衷称赞。对于投资来说,简单和不简单的事或许相似: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在不断的市场诘问和自我拷问中,不随波逐流,最需要的是深植行业、企业及市场的卓越研究能力和强大自我约束的投资初心。“找到最好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这是对价值投资最好的诠释之一。投资回报的本质是作为企业拥有者,获得管理团队为企业创新成长带来的价值积累。人们往往感慨,投资最贵的不是钱,而是时间。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去持有,去陪伴企业的成长,即“花足够多的时间,做最好公司的朋友”。这种长期坚持和信赖,来源于充分的理性判断和风险认知,以及发自内心的勇气和诚实。“更多的研究是为了更少的决策,只有在更少的、更重要的变量分析上持续做到最好,才是提高投资确定性与大概率的最简单、最朴素的方法。”这种“逻辑上的升维”和“决策上的降维”无疑是对真相的最好描述。投资人无法亲历企业成长的方方面面,更无法判断市场的不可知因素,个体认知的局限和市场变化的混沌天然构成了矛盾。正是这样,在漫漫修远的求知路上,怀谦卑之心,长期关注“可预期、可展望、可想象”的有限关键变量,进而回归研究本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找到企业创新发展的“护城河”,从而做出最佳决策。“中国有无与伦比的规模优势,大多数行业都走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陡峭的学习曲线,这是大国的幸运。”诚然,大国是幸运的,在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产业红利多期叠加的快速发展中,企业可以不断创新,其试错成本之低、规模优势之大,构成了中国企业家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随着中国城镇化减速、人口结构变化、产业集中度提高、科技进步发展到新阶段,投资人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意采撷一二便可获得超额收益,但我们仍对大国发展抱有十足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拥有越来越多值得敬佩的创业者、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他们在科学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上不断追求卓越,正是这些,构成了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因所在。对于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价值投资已然不是新鲜名词,越来越多的笃信者和实践者在用自己的思考方式,不断探索新的未知世界。价值投资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创造了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情感纽带,正是这条纽带,让企业家敢于尝试伟大创想,目光聚焦在未来10 年、20 年,以超长期的视角审视未来生产生活的变化。这种源于价值投资理念的超长期投资,为企业注入了最坚实的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为卓越企业家分担创新风险,构成了价值投资超额收益的本质起源。最后,感谢邱国鹭、邓晓峰、卓利伟、孙庆瑞、冯柳、王世宏,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佳作。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利用周末时间在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中担任授课导师,帮助业内更多的年轻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们学习价值投资和基本面分析,为中国资本市场培养价值投资的有生力量。如果可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价值投资者一起分享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心得。唯有真正懂得,方知其中美妙!(全文完)本文出自《投资中不简单的事》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所作推荐序。文章选自高毅资产管理,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2日 -
陈文玲:特朗普的墙可能根本就修不起来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新浪财经讯 1月16日,由阿里研究院、中国远见智库论潭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新经济智库大会”今日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有河流阻碍,高三米多的柏林墙一夜之间被推倒,特朗普要修的墙有200多公里,可能根本修不起来。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不能靠人为的力量阻碍的。现在有充分的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加快了,而不是减慢了。陈文玲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才能获得美好的明天,而不是分割,而不是碎片化,不是往回走。”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文玲:经济主要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存在方式的变革,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首先举个例子,我就想在2017年1月9号阿里巴巴马云去会见了特朗普,特朗普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要干些大事,现在一年还没过去,我看首先对阿里巴巴就开刀了。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要收购美国辉金公司,但被安全审查为由拒绝了。前两天我看美国的贸易办公室宣布中国有九家企业是恶名企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获得这个殊荣是第二年了,去年也获得了这个殊荣。所以现在我就想,这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吗?实际上现在全球正站在十字路口,到底经济全球化是快了还是慢了?是受阻了还是更加顺畅了?我想这和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的会议是面向未来。当然,今天上午他们说几位“达摩”也回顾了这个世界的技术发展史。红冰也展望了未来,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有文章说特朗普正在大踏步的迈向十九世纪,我们知道现在正要迈向二十一世纪,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这个文章不是中国人写的,是美国人写的。我想,美国人也很担忧,说特朗普带领美国迈向十九世纪,那什么含义?向后退。特朗普现在退出国际朋友圈,从国际朋友圈一直到他的区域朋友圈,修墙、打洞、设阻力。 我正好10月27号到德国,台下有位德国的朋友,我到德国参加“中德经济学家高级别对话”,中国去了10位经济学家,后来大家一起到柏林墙下面参观,宾且我们也参观了纳粹的遗址。在柏林墙那儿我就想,过去柏林墙修的非常坚固,它有自然河流的阻碍,墙修的3米多高,多少公里呢?165.5公里。特朗普现在要修的墙多少公里呢?200多公里。我想那时候柏林墙一夜之间被推倒了,特朗普的墙还没修,会不会修不起来呢?我们的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可以靠人为的力量能够阻碍呢?我想上午的很多朋友发言和在座的各位研究,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是加快了,而不是减慢了。 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是数字经济、数字革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专家概括一个词叫“大智移云”,现在差不多成为一个成语了。所以这种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连接、是互联互通。 你看我们中国提出的主张是“一带一路”,刚才沙画非常的生动。“一带一路”的灵魂是什么呢?是互联互通。美国有位经济学家,他也是一位高级记者,写了一本书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影响力很大,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超级版图》。他说互联互通想改变世界,如果说全世界的关税都取消了,那么他可能会使世界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是互联互通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实现的话,把世界连通成一个整体,那么它会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它会使世界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全球治理,讨论的数字经济,讨论的经济全球化都离不开数字革命,它会引发全人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它是动力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它也是动力革命。我们现在的革命呢?是一种对于人的体力的替代、脑力的替代,它不是替代,是延伸。 我们大家都很恐惧,有的人说阿尔法狗打败了中国人,打败了中国最高端的棋手,棋手痛哭流涕,是不是我们人就要被机器控制了呢?我看了马云的一个演讲,他说机器人(18.280, -0.09, -0.49%)是永远不会控制人的,就跟我们当年蒸汽机革命,大家说蒸汽机得替代多少人,汽车革命,汽车速度比人跑得快得多,那么它都是人类进步的工具,都是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工具、载体、渠道、路径。所以我回到我演说的主题上来。 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个是中国的力量强大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制造业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币成为主要货币;再一个方面,就是在决定人类方向时代潮流方面中国站在了时代前列。一方面是我们自我觉醒,我们的自信,我们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在向后退,由于他在大踏步的迈向十九世纪,所以时代的潮流使中国站在了潮头。习主席在G20会议上讲,用了一句古诗词,特别是习主席2017年10月19号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他对全球化作出了新的阐释。今年我去了两趟瑞士,一次是做“一带一路”的调研,一次是我们做下一代贸易方式研究成果的发布。 我们在瑞士看到了习主席发表演说的地方,习主席在这个演说中说“有一种观点把世界的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我想说的是,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全球经济化造成的。” 习主席讲“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文明进步和各国人民的交往。” 中国在新经济全球化中提出的这些中国主张,我觉得他是有深邃的,我们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基础,还有我们深厚的社会基础。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主张“和合”精神,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何而不同”、“天下大同”、“求同存异”、“化异为同”。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以习主席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化,也是习主席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提出的中国方案的思想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看“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也好,我们提出的G20里边的一系列主张,关于数字革命的主张,关于生态文明的主张,关于在《巴黎协定》的一系列主张,但是我们的内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想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我们都提出了哪些最重要的中国方案呢?刚才的沙画特别形象,我想我们在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习主席这五年以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主张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在2013年9月、10月,习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也就是说把这种柔性的、和平的、悠远的、文化的价值符号变成了当代人类文明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 我们还提出了亚投行的主张,这是在2014年博鳌论坛上,提出了这个主张之后当时有57个创始成员国参加,到去年年底发展了84个。我们的亚投行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银行。亚开行日本主导,已经几十年了,二战以后,现在是67个成员,而我们的亚投行三年时间已经到了84个,还有的国家准备加入。 我们还提出来“金砖国家”机制,在“金砖国家”机制里面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习主席在历次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里边的中国主张。比如说2011年第三次会晤在中国三亚召开,发表的《三亚宣言》,这个宣言特别重要,对“金砖国家”的合作进行了详尽的规划,决定了“金砖国家”将在金融、智库、工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比如说2017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会议,我们发表了《厦门宣言》,习主席在会议上总结了“金砖国家”走过的十年路程,并且提出了今后的方向。 中国在G20中提出的工作方案已经得到了G20的广泛认可。在2016年9月,特别是前年9月在杭州会议影响极大,这里面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我们会议之前召开了70多场专题会议,包括财政、税务、银行的各种会议,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会议是B20。B20实际上就是由我们企业家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马云的方案eWTP,非常重要,还有一系列的中国方案。 除了我们这次重大的会议,在中国外交中提出的方案,中国还提出了很多重大的方案,比如说在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来要“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2014年中国外交主场年是APEC会议,在这一会议上中国提出来“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2030年实现亚太自贸区,这个方案也得到了认可。在全球治理和点燃互联网之光,2015年乌镇开始第一次会议,习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而且提出来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还有减贫方面的中国方案。 我想特别提的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网络空间,这其中提出的这些方案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个是我们在2015年提出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在2017年提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我们在G20提出来“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国提出的主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提供均等的数字机会,开放式进入互联网,缩小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使全世界60亿人没有高速互联网连接,40亿人没有办法伤亡的将来能够上网。中国自己也提出来了国家一系列的数字经济方案,包括促进大数据行动方案,包括“互联网+”行动方案,包括《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网络安全法》,包括《大数据产业规划》、《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包括人工智能三年计划和最新提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当然还有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先进制造、发展工业互联网。 我想说,除了政府提出的中国方案,我们的智库也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液提出了中国方案。比如说亚投行,亚投行的建议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提出的方案,原名叫《关于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是在2013年4月份提出来的,理事长提出来之后以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名义上报的。比如说“一带一路”智库联盟,这个是由国务院发展中心倡导成立的,比如说20国集团智库峰会,T20是中国社科院、人大重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三家提出来联合举办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平行分论坛,这是由国经中心提出来,并且提出了关于智库的联盟以及全球智库的声明,关于一系列的声明。 我们经过两年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数字经济的下一代经济方式,叫做E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框架,这个题目已经做完,9月28号在WTO第76场会议上做了专题发布,最近已经进入了出版流程,估计最近一两个月书就会出来,30万字,从理论到框架设计。 企业和行业提出的中国方案,包括由马云、阿里巴巴和行业组织提出来的eWTP也得到了G20所有过认可,而且现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我们认为,eWTP是下一代贸易方式,我们所说的E国际贸易方式的基础设施。 刚才上午红冰也同意这个观点,他是基础设施,而我们所研究的是基于数字经济的、完整的下一代贸易方式,他是贸易方式的一场革命,他将引领全世界的贸易向着新的业态发展。当然,中国提出中国方案是有底气的,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除了经济上的成就、经济发展的空间,我们更加开放的态度,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数字经济两个大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个是在数字经济中国方案中的软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归了几类:大智移云、云端网、人机物,将来我想我们中国会形成“四个万”:万物感知、万物相连、万物智能、万物可视。物理类的呢?将来会出现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3D打印、新材料等等;数字类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服务类的:云服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数字社会等;生物基因与工程:基因图谱、基因药物、基因测序等。这些我想中国会走在前列,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在前列呢? 第一,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我们这些年因为第一届新经济智库论坛,当时也是方向明主持的,他说你们每位专家作出一个判断,当时我的一个判断,前年,我说我们在软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数字基础投资会超过2万亿,现在按照“十三五”规划已经超过2万亿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在多个领域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我们的跨境电商10年前不到全球的1%,现在占全球的40%。上午发言说未来80%的中小企业,过去10年前80%的是跨国公司,所以多大的变化? 再一个,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了7.7亿人,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网民的总和,而且中国还有将近7亿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去年年双11阿里数据、京东数据用移动互联网下单购买的占到了90%,因为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很快发表《新消费——供给侧改革的源动力》,文章1万多字,其中我就用了这个数字,人民日报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我是不是数据用错了?他说移动互联网下单能有这么多比例呢?为此我专门咨询了阿里、京东,阿里的大数据统计,移动互联网购买的90%;京东移动互联网购买的超过90%。所以中国提出中国方案是有基础的。 再说一点,中国的数据还有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和愿景,这些东西决定中国还会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继续走在前列。比如说我们要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从3G到4G,原来按照我们国家“十三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我们规划是到2020年实现全覆盖,但现在2020年的目标是5G的全覆盖,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包括现在在法国、英国、德国原来的工业化国家现在达不到这种程度。当然到2020年,今年是2018年,也就是后年会5G全覆盖,5G全覆盖将比4G速度至少提高10倍,所以大家看电影、下载东西的速度容量非常大。 2017年11月国家公布了《互联网协议第六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将形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相连的新一代互联网,而且每一件物品都有独立的AP和传感器。我为什么说万物可视,加上可视可以看得见呢?因为我们新一代的第六版已经把这个目标提出来的,真正实现万物感知、万物可视、万物智能、万物互联互联网大的生态系统这就是中国。中国还有一点是非常伟大的,也值得我们在会上说一说的,就是我们依靠互联网的独角兽企业、龙头企业来推进数字经济的进程,其中有四个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国家将依托阿里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的创新平台;第二,要依托百度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第三,依托腾讯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第四,依托科大讯飞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我觉得互联网革命、数字革命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一些行业会消失,一些新的行业会诞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像特朗普一样往回走,逆全球化再把墙修起来,万里长城是中国的创造。 我在瑞士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六个国家驻WTO的大使参加,有一个国家大使就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特朗普修墙怎么看?我说修墙是中国的发明,那是我们两千多年以前秦始皇我们的第一个皇帝他修的墙,他现在是学习我们的做法,大家哄堂大笑。 所以经济全球化,会由于人类共同的愿望,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获得美好的明天,而不是分割,而不是碎片化,而不是想回走,谢谢各位!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1月16日
2018年1月22日 -
【Deutsche Welle】Sieren’s China: Boosting tourism with better toilets
China has not yet become a go-to global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potential is there, but the country suffers from a poor image and a number of bureaucratic hurdles, says Frank Sieren——————————————————————————————————The order came from the top: President Xi Jinping reiterated his view that China needed a "toilet revolution." He said that both urban centers and rural areas, especially those which were touristy, needed clean toilets, not the "holes in the ground" that are so off-putting to visitors. He even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warm water, perfumed facilities and wifi access. Xi Jinping was once again trying to boost an initiative that was launched in 2004, since when some 68,000 improved toilets have been installed. The state-run People’s Daily estimates that some 64,000 will follow by 2020.China received its most important facelift in recent history for the 2008 Olympics, when a 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for "good behavior" was also launched. Taxi drivers, police officers, hairdressers and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were encouraged to brush up on their English to improve the stays of foreign visitors. The idea was for Beijing to come across as a world-class city.Visa regulations a hindranceEarlier this month, another measure was introduced to boost tourism in China. Tourists from 53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Japan and all EU states, will in future have access to a new transit visa at the airport, so that they can travel without difficulty to Beijing and stay for up to six days. There are similar initiatives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China is notorious for its complicated and comparatively expensive visa system, despite its being relaxed a little in 2015 since when travelers have been able to visit Beijing (and a handful of other cities) without a pre-arranged visa for 72 hours on condition that they are in transit — i.e. continuing on to Hong Kong or a third country. Inexplicable.But visas are not the only reason why China has not yet become a tourist magnet, despite some unique sight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ravel to China rose only by 1 percent between 2005 and 2015, well below the average for the Indo-Pacific, to which travel in general rose by 80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China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17, over 62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went abroad. Only 14 million visitors came to China.About 80 percent of these were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Why? The Tourism Administration blame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is might be the case in part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China’s image has been tarnished abroad by reports on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one-party system. Chinese tourists abroad have not always helped to improve their country’s reputation. Visitors to China are often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how little the reality corresponds to the image. Not many people know that China boasts a wealth of national parks that people can trek through undisturbed by huge tourist groups.English doesn’t get one very farHowever, there is a clear lack of tourism infrastructure. Visitors need a guide, even in big cities. They also need basic knowledge of Mandarin to get around since few people speak English. Tourists in China cannot even resort to Google Maps or Google Translate for help, since these are blocked and only accessible if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software is downloaded at a cost.From February onwards, the government even intends to block the use of VPNs. This will deal a bitter blow to tourism at a time when posting holiday photo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also blocked in China) has become as important as travel itself. Moreover, the life of tourists is almost made more difficult by the fact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s taking over China. More and more people use their phones to pay rather than cash but tourists cannot do this in China, as they do not have the necessary Chinese bank account, which is only available to those with a long-term residency permit.Progress on question of toiletsThough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bike-sharing boom, tourists cannot use the bikes, which are literally everywhere, as they cannot easily download the apps to pay for them.China’s homogeneous population is another reason why the urban centers of the country’s mainland might not be accessible to international visitors, compared with cities like Bangkok or Tokyo. Even China’s most international city — the financial hub of Shanghai — attracts only about 150,000 to 200,000 visitors of non-Chinese origin — much less than 1 percent. Beijing could look to Hong Kong in future. In 2017,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25.6 million visitors. Beijing wants to surpass this by the Winter Olympics of 2022.This week, the National Tourism Administration (CNTA) teamed up with the online map Amap to develop an app that lets users know where the next toilet is. The All Tourism Toilet Navigate System mentions 500,000 and even rates how comfortable they are, in English too.From Deutsche Welle,2018-1-12
2018年1月22日 -
【环球时报】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新自由主义对未来世界的“诅咒”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全球化智库(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专家。 新自由主义引起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并随之带来社会及政治危机。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尽管在世界上不少政治仍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崛起并取代过去曾被有效实施的新自由主义,但我们没有理由庆祝这波日渐抬头的风气。而且奇怪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更常出现右翼而非左翼的力量。 不能以邪恶对抗邪恶,正如谬论不能说服另一谬论。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正在给复苏的民族主义让路时,很难找到值得庆祝的理由。■ 为了少数而牺牲多数 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业内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经济学派,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一种依靠自由、自主选择、民主、私有制、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等关键因素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偏向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令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经济的去管制化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21世纪之交,这种趋势通过一波近乎荒谬的经济金融化以及对富人阶层有利的财产重新分配,将全世界的劳工置于相对资本而言的劣势地位。 此外,美国里根总统任期内的那场税收改革也是幕后帮凶。1979年,当里根还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时薪是18.78美元(按2008年汇率折算)。到2008年,这一数字居然只有18.52美元。这些年间重大劳动效率增长的果实去哪了?国民收入增长又去哪了?很遗憾,作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结果,这些本应属于大多数人的果实都流入了少数人口袋。还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在1970-2010年间,利润占GDP的比重上升将近10%,因为工资的比重从超过53%下降到低于44%。 从1979年到2007年,收入水平前1%的美国富人净收入增长超过约280%,而美国社会最穷的20%则仅仅增长20%。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几乎每年都对这种收入增长“无感”。后来,收入不平等仍然持续扩大,目前几乎在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排外趋势刺激了人们,并迫使他们走上街头,甚至占领了那条著名的华尔街。而一些政治精英、媒体的漠不关心,以及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们的推波助澜,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和媒体精英们试图将问题归咎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等客观的进程,他们技术娴熟地将民众愤怒的焦点向外转移,转向其他国家和外来移民,如中国、墨西哥或伊斯兰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照他们的逻辑,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个人奋斗导致了今天世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无可指摘”。 精英们的行为带来新一波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反全球化情绪。应该为这一现象下一些正确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看到这些努力。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目前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的美国身上,还没有看到这种积极的反思。 事实上,在特朗普上台的这一年,一个比里根时代酿成的错误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造成。新自由主义标志性的贪婪与民粹主义的天真一拍即合,两种特点在白宫主人身上合二为一。美国人急着在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正是这种路径的延续。 只有27%的美国人支持这项新法案,反对者却高达52%。民众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就能看清,他们更信任无党派立场的权威提出的主张,而不是那些因新自由主义的游说而变得腐败、带有亲政府偏见的专家和经济学家。 当专家们宣称减税会带来经济增长时,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到2027年,减税能带来的额外GDP增长只有微不足道的0.4%-0.9%,甚至可能近乎为零。而根据国会研究处的分析,公司所得税降低10个百分点仅能提升0.15%的长期增长率。那么,这场争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重点是保证在这波税改趋势下,其他的法律调整能形成合力,以多数人为代价让少数人更富。我在1994-1997年及2002-2003年担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也曾减过税。我的减税方案虽激进却不鲁莽:首先从40%降至32%,再从28%下调到现在的19%。同时,减税也有其他财政调整来配合,配套政策不只促进融资和投资,也关注理想的社会收入关系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改革之后,增长迅速找回节奏,收入不平等降低,长期的政府债务也没有增加。 但这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的方案在降低企业税的同时也去除了不少减免税,这对税收体系有害。因而,不只经济不会显著加速增长,失业率也不会下降,更糟的是,不平等、债务问题都会更加严重。 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美国税改的发起者和支持者怎么能对预算赤字增长以及政府债务剧增无动于衷?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巨大无比。在接下来十年,美国的国债会增加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将会更积极地提升利率,这将打击资本的投资倾向,使增长放缓。■ 新自由主义2.0 一些公正的分析师已经计算出,这次税改的最大获益者将是最富裕的阶级,诸如跨国公司、财产的所有者。确实,有了过去40年的经验,决策者如果还表现出如此的短视和偏见,是应被谴责的。这样的税改法案将无法为最贫穷的20%实现真正的减税。据估计,到2027年,最贫穷的阶级平均减税仅有可忽略不计的10美元,而对于最富裕的千分之一来说,从税改中得到的收益将达到278000美元。 因此,尽管有近年来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很显然仍未被击败,并且正在给美国经济带来一场更大的诅咒。这并不仅仅是美国自己的事。尽管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正在逐渐下降,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它仍将持续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时,在可见的未来,美元也仍将维持其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众会为这场新自由主义滥用的续集付出代价,而这一悲剧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应该被我们忘记。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