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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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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中国再提WTO改革原则 “特殊与差别待遇”是重要基石
过去一周，中国密集释放扩大开放信号，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 让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两场主旨演讲，都提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并称“特殊与差别待遇”是WTO的重要基石。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说，从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中国无疑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由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较强地位和竞争力，中国自加入WTO之时起就没有享受多少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因此，中国应继续支持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但在具体领域的实际谈判中，互惠原则更有可操作性。 临近阿根廷二十国峰会(G20)，WTO总干事阿泽维多也正进行着一场全球访问，为WTO改革寻求共识正是重要目的之一。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他又陆续访问日本和法国。在11月16日于巴黎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他做了题为《一个适应21世纪的WTO：需要改变什么》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将目前的多边主义危机转化成一个为子孙后代拯救并加强它的机会。“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不能否定 习近平17日应邀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要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同舟共济，共同驾驶世界经济的大船驶向更加美好的彼岸。此外，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增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这一原则不能否定。 随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共谋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强调亚太各方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秉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宗旨，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努力保持亚太合作势头，稳步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我们应该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各类自由贸易安排，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促进彼此协调，实现良性互动。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针对WTO的改革进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曾在9月27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对记者回应称，中国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中方认为，WTO改革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能改变WTO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待遇等等，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不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二是应该以发展为核心，照顾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三是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优先解决危及WTO生存的问题。 中国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正是此前多轮关于中方对WTO改革方向讨论的核心。一位日内瓦核心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评论说：“中方这个表态非常明确，我相信中国不会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他认为，关于WTO改革讨论的升温不是坏事，可以引起更多国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关注。现在发展中国家很少发声，一旦拿到WTO去讨论的话，美欧加等发达成员的意见恐怕很难被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所接受。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参与了数次涉及WTO改革的中外专家研讨。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积极承担与自己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开放义务。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曾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牵头人之一。11月16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他指出，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肆虐，我们的外部挑战极其严峻，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往往外部的压力是推动我们内部结构改革的动力，在开放的过程当中深化改革，同时通过改革把我们的开放提高到更高的阶段。 朱光耀认为，在急需处理的问题中，一个就是关于多边的贸易体制，其中核心的WTO改革，有几个问题可以去破题。首先是WTO效率的提高;其次，WTO上诉争端机制急迫地要解决，因为按照WTO上诉规则，任何裁决都须至少三名法官签署，而现在只有三名法官，且其中两名在明年12月份任期将满，这些直接考验着WTO的功能。 第一财经记者从一位日内瓦官员处获悉，10月29日召开了最新WTO争端解决机制例会。在会议上，墨西哥代表68个国家，再次提出了建立上诉机构新法官甄选委员会的倡议，需要在30天内提交候选人名单，并在60天内由该新法官甄选委员会提出人选建议。然而，再次被美国否决。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8年11月18日
2018年11月20日 -
李成：中美应寻找网络空间中的共同利益点
李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导 语 科技迅速发展已经超越了现有的社会法则与伦理规范，建立新的网络秩序迫在眉睫。在未来的互联网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构建中，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的发展既带来无限的机遇，也带来了安全挑战，中美之间不能回避在网络空间中的分歧，必须强调合作的空间和重要性，找到共同的利益点。网络安全领域应受重视 新京报：互联网的发展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 李成：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域，网络安全这一新领域也应受到重视。互联网的发展不管是对中美还是全世界都至关重要，布鲁金斯学会这次跟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合作，主要目的就是直面中美两国在其中的分歧，强调合作的空间和重要性。 新京报：中美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李成：中国近几年的发展非常快，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强有力的参与，意味着中国对整个世界今后的数字经济发展等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则是两个超级大国，既掌握了丰富的数据，也拥有市场和政府的大量投入。 这些都决定了在未来的互联网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构建中，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除非两国有良好的合作，否则很多事情都无法实现。 通过沟通和交流避免误读误判 新京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是在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成：两种可能都有。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发展可能会缩小国家和国家、阶层与阶层、受高等教育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并带来空前的机会。但网络中同时也充满了谣言和摧毁性的网络攻击，这些带来很大挑战。 此外，有些人提出，今后的网络空间可能不会是一体化的，而是彼此分裂。此外，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到底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也必须保持警惕。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不会造成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人类社会和机器人之间的冲突，而可能是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冲突，这使我们科学家、企业也好，国家也好，不得不谦卑、合作，寻求人类社会共同的前景。 现实情况是，科技发展之迅速，已经远远甩开了政策、法律、伦理等既有人类社会结构，留给我们进行防御与应对的时间不多了。 新京报：如何应对这一危险？ 李成：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同时也要防止对网络信息的误读误判。如果这些挑战都是真实的，就意味着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去寻求共同的未来愿景。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避免误判。我认为，让网络空间更加安全，国际社会、智库、企业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法律和规则。同题问答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开五届，过去5年互联网行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李成：尽管中美两国有很多分歧，但是让人高兴的是，两国大的公司都在对方国家建立了实验室和研究机构。这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展望未来五年，你认为世界互联网行业会有哪些趋势？ 李成：在新兴行业的发展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调整的可能，也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反弹和反思。最终网络空间是趋同还是“趋异”，现在还不好说。 你对未来一年有什么期望？ 李成：我们应该加入更多公众的对话，并加大透明度和开放包容程度，国际组织、跨国机构要参与其中进行研究。文章选自《新京报》，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20日 -
【参考消息】何亚非：中国外交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编者语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从封闭国门到打开国门、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40年。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国外交官不仅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推动者。值此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参考消息》推出“外交官忆开放往事”大型融媒报道。通过外交官撰文讲述或对外交官访谈的形式，回顾他们亲历的开放往事，畅谈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积极参与全球化，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历程，纵论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意义和世界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世界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开放不仅改变了自己，更影响了世界，国际秩序的调整和重塑也进入新的轨道。 中国外交这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维护总体安全的外部和平环境、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已经争取了4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奠定了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阻力再大、困难再多、风雨再密，中国发展的前途光明，势头不可阻挡。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就没有过不去的坎。2008年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安理会有关巴以和平问题的会议。（侯俊 摄）外交提升“全面应对”能力 4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服务，为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服务。为此，中国外交确定了四个板块：一是大国，二是周边国家，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四是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领域。这四个板块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 从外交角度看，自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投身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来，纯粹属于双边的问题越来越少，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特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和区域问题，无论是贸易、气候变化，还是核不扩散、传染病防治，都具有跨国界、跨领域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逢全球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加上大国关系的强大“外溢效应”，要求中国外交必须加强全局和战略思维，具有综合试策、全面应对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创新和贡献，让马克思的《资本论》洛阳纸贵，并使西方的“历史终结论”销声匿迹。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现实意义，又通过文明交流与融合，充实了全球治理思想的宝库，使人类面对历史性挑战时，对世界未来充满信心。新思想助力开放砥砺前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过去西方看中国，无非是贫困落后，包括“器物、制度、观念”诸多方面的落后。如今中国奋发自强，改革开放，摆脱了积贫积弱，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超过美、欧、日总和。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发展思想的先进和发展道路的成功。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契合现实逻辑和历史规律、继承与创新并举，对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砥砺前行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顺应全球化潮流，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达沃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培育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创新全球治理架构和模式的新思想、新方案，为解决众多全球性挑战给出了中国特色的“答案”。 一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充分体现中国新的大国观、治理观，表明中国的强国之路不会搞侵略，不会称霸掠夺，中国将坚定不移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主张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始终成为历史主旋律。 二是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各领域治理中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些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结晶，植根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的地球村，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三是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希望建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要旨是结伴不结盟、合作不对抗，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世界的事情各国平等商量，不是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四是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减少贫困，已经开始尽自身可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正在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既向发达国家开放，更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打开大门，这将为国际社会全面深化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开创新的历史机遇。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美建交40年几乎平行。中美总体合作的关系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发展带动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2008年中美与G20其他成员“同舟共济”，合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两国关系40年总体稳步前行。然而，近来美国确定中国为挑战其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合作与竞争并存局面出现竞争更加明显的新特征。这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是个考验。从两国关系40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只要中美战略利益找到共同点，相向而行，中美合作就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反之中美猜忌和矛盾就会增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为全球性大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越来越近。中国的上升势头及其“外溢效应”与美国希望长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主导地位，会发生难以理清的纠结。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已形成势头，中美作为亚太主要国家，从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战略模糊”，进入“战略清晰”的僵持阶段，即从“合作的对手”向“对手的合作”转变。其间，中美依然是合作与竞争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只是两国的摩擦和竞争会增多。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积极妥善应对，继续推动中美多双边各领域的合作。中国在上升期遭遇打压和阻力并不奇怪或突然。对目前强加于中国身上的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不得不打。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G20峰会机制发展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对两国根本利益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源于美国对资本管制的松懈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逐利。一直在世界经济事务呼风唤雨的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不得不求助于中国等新兴大国来共同应对危机。G20这个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诞生的部长级论坛应运而生，升格为元首级的全球经济治理磋商机制，以应对金融危机。G20之所以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接受，重要的是它涵盖了主要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强，组成平衡，而且规模相对较小，容易达成一致。 中国从2008年开始在G20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转折点之一，是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新起点。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作用和深度，在G20齐心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由此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圈，初步形成了G20引领全球治理和协调世界经济事务的核心地位。2016年习近平主席作为G20主席国中国元首主持杭州G20峰会是G20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旗帜鲜明地支持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支持G20发挥主要经济治理平台的作用，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支持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逐步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中国的决心和努力没有动摇过。世界上有很多与中国“志同道合”的国家，今后全球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的路会越走越宽广，这必将有利于国际体系的平稳运营和有序调整。努力塑造未来国际秩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高度一致，全球化把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国外交在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方面一直承载着历史使命并努力实践。 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相对平衡的现有国际贸易、安全、经济、金融体系分叉发展，既面临新的整合协调提升的机遇，也受到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在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同时，调整或重新制定一些国际规则势在必行。这些年，中国正是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出发，来处理涉及体系团结和调整的大事。中国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是一例，针对全球安全治理的缺陷提出“新安全观”则是又一个例子。 人权领域的治理颇能说明中国对该领域治理的理念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西方不少国家的人权观一直没有把生存权、发展权，尤其把消灭贫困放在首位，而是一味突出政治公民权，起码他们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态度是如此。在起码的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刻意突出政治公民权既不现实，也显虚伪。 笔者曾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中国代表，与西方国家使节有过很多这样的辩论。譬如，欧盟每年都会在人权理事会就斯里兰卡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提出决议草案，谴责斯里兰卡政府“违反人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就问，难道打击反政府武装、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也是“违反人权”吗？每次斯里兰卡政府派高级官员来理事会申辩，斯里兰卡大使会找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代表商量应对之策。目睹斯里兰卡外交的困难，发展中国家深有同感。这种以文明优劣判高低的“救世主”态度凸显了西方国家信奉文明冲突的执拗，脱离了世界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涉及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习近平主席201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庄严地表示，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情怀和发展中国家定位。 总之，我们在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实践时，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梳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这样盘旋上升的思想和路径。圣奥格斯丁说过，我们面对的永远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纠缠的现实。新的世界秩序之形成和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表现得最充分、难题最多的就是改革开放的40年和以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40年或者更长时间。 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有风险和“未知”，腾挪的空间也越大，这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责任勇往直前，敢于探索、敢于思考、敢于实践，从建立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出发，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我们对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对我们的选择，责无旁贷！ 外交官简介何亚非，1955年生，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现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文章选自《参考消息》，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11月20日 -
龙永图：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中国将如何应对？11月16日，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龙永图指出，最近以来，整个全球出现的反全球化的或者逆全球化的趋势，“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来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 龙永图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国际趋势存在逆全球化的潮流，或者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应对策略，那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要应对新的全球化的形势，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是要调整好我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政策，比如说我们过去对外贸易政策主要以促进出口，今后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如何加大进口是一个很重大的调整。” 龙永图指出，当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的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这些年来，我们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营商环境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怎么样把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看成中国企业，凡是在中国注册的，凡是给中国政府交税的，凡是为中国老百姓创造工作岗位的企业都叫中国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这是一个基本的国际规则。”在他看来，改善民生企业和改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待遇跟环境，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吸引外资的问题也好，或者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好，都很难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国际规则这样一个待遇。”文章选自封面新闻，2018年11月17日【历届回顾】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盛大召开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盛大启幕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海南三亚盛大开幕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海南三亚盛大召开首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成果丰富
2018年11月20日 -
【中国新闻网】2018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落幕 众企业家共论国际化之路
中新网11月19日电 日前，为期两天的“2018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落幕。论坛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三亚市政府联合主办，共设立了十五场聚焦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主题的分论坛，八十余位国内外知名企业领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专家与会研讨，三百余位来自国内外各界精英共聚一堂，共同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分享经验智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第一年。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并行扩大，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经贸摩擦加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外企业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共享开放发展成果，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挑战等重要议题展开研讨。 2018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创办五周年。本届论坛齐聚官产学研精英人士，立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议题，再次深入讨论战略性、前瞻性的企业全球化之道，分析海外运营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建言。与此同时，论坛还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世界形势的变化，结合全球贸易投资结构的转变回顾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历程，并展望企业全球化的未来。 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首先代表主办方对到场的嘉宾表示感谢。他说，值改革开放40周年，亦是海南建省30周年，也是海南自贸区启动的第一年开局之年，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的举办得到了三亚市政府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对支持的各个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CCG主席龙永图在会上表示，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正确应对策略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他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走了一些弯路，在营商环境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此次论坛能帮助中国审视在全球化上走过的路。中国要调整好自身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在促进出口的同时加大进口是有效的方式。解决当前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推向新阶段。中国企业全球化蓝皮书发布 会上，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秘书长苗绿发布了CCG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蓝皮书。据苗绿介绍，《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8》总结了2017至2018年全球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分析了2017至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面临的五大挑战，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解决方案，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参考。此外，报告依照“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2018”， 以绩效全球化、战略全球化、人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5项指标要素，加之企业对外投资与主营业务的相关度评价和调整项目，综合综合评选出中国企业全球化50强旨在鼓励并带动更多的中国企业积极的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来。众企业家共话中国企业国际化之道 论坛还设置了多个不同主题的平行论坛，在企业家对话分论坛上来自印度塔塔集团中国区总裁詹宏钰表示，从塔塔集团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全球价值链的想法，塔塔是涉及汽车钢铁、软件服务外包、化工电力等等通讯各个行业有150年的历史。我们对于中国市场也开发深耕了将近20多年，中国产品已经嵌入了很多大公司的产品之中，比如说我们在塔塔印度进口的西门子的发电设备，还有阿尔斯通等等里面很多零件其实也是从中国生产制造的，可是别人买的是西门子的品牌，对中国没有形成像西门子那样的品牌信任感。比如汽车我们销到中国的捷豹路虎很多的零部件是从中国的运到英国，然后再英国安装然后再销到中国来。而我们的国产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把中国的供应商不让他们把产品零部件运到英国再运回来，我们直接运到工厂这是一个国产化的一部分。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经济动能，我们的制造能力是别人难以竞争的，因为我们发挥了很多因素，比如说地方政府的支持，我们金融的支持，我们产业链的布局，原材料供应链的成本等等。 在谈到产业转型时升级，来自河北钢铁集团的李毅仁表示，河钢集团作为中国的老牌国有企业也在积极地进行转型升级，我们从一般的贸易关系发展到了我们整个制造业体系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一个产业一个企业进步跟成熟的标志。近年来河钢借助我们整个国家产业链的不断成熟加快了制造业的转型和国际化步伐，目前我们在海外已经形成了四个钢铁企业两个大型矿山，一个是全球的贸易平台的机构。2017年海外资产已经达到了约93亿美元，我们已经成为国内跨国指数最高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钢铁企业。我们要想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实现转型升级首先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通过学习和借鉴也好要熟悉国际游戏规则、要遵守国际规则。河钢集团这几年推行了战略管控下的本土化的经营管控模式，我们实现了文化的本土化、价值语言的本土化、管理的本土化，我们海外企业实现了良性发展。 据了解，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创办于2014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关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论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了平台，为各界精英提供了思想碰撞和建言献策的渠道，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行稳致远。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1月日【历届回顾】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盛大召开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三亚盛大启幕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海南三亚盛大开幕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海南三亚盛大召开首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 成果丰富
2018年11月20日 -
陈文玲：马克-布热津斯基先生中美关系讲座与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对座谈暨中美关系的看法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时间：2018年11月07日地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持人： 张永军 中心副总经济师 主持人：照片里的是布热津斯基父亲，布热津斯基先生是卡特政府时期总统安全顾问，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面前的马克-布热津斯基先生，本人曾经做过美国驻瑞典的大使，在奥巴马时期任大使，他本人是一位比较资深的外交官，现在尽管他不再做外交官了，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做合伙人，但是他对于以往中美关系的发展，他父亲和他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而且对中美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有很深的见解。我们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请他给大家先做一个讲座，然后请大家与他做一个交流。布热津斯基：非常感谢中国经济交流中心，感谢陈文玲女士、感谢张永军先生今天接待我。我今天要做的这个报告，是为了把过去与现在、把历史与当代相结合来看中美关系。从四十年前开始，中美两国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旅途。虽然现在在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是总的来看，过去四十来，双边关系已经发展的非常紧密。在1978年11月份，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月之前，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1200人。而不久前，仅美国新设在华的大使馆，就容纳了1500名美国的外交官员，而据估计有20万美国人居住在北京。从四十年前，中美两国就为两国的长期外交、政治、贸易、能源、科技方面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目前中美关系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刻，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四十年前，中美两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什么能够成功？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引起了什么？它的影响是什么？它又推动了什么？在回顾过去四十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美有什么共同的大目标？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使得两国在安全信息情报等各方面，还有政治方面，形成了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两国的关系，从而也推动了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当时，即使我们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还有柬埔寨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两国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关系还是越来越紧密了。今天上午，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将近40张照片，是从我父亲私人珍藏照片里面取出来的几乎从未公诸于世的照片。而且我还将给大家念几段我父亲私人日记里面的一些话。我父亲有一个习惯，他生前每天从白宫回来之后，每天晚上都要写私人日记，而这个日记除了我们最亲近的家人以外，以前从未向外人展示过。我之所以想做这件事，是因为这不光是我们自己家庭的一个事情，而是展示了在当时一个非常模糊的、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两国怎样正是依靠着这种模糊性，建立了一个紧密的国际关系，我觉得它对我们当今也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想，在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有几条主线是我必须要强调的。第一，就是求同存异。这是当时卡特总统和邓小平之间，他们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求同存异，也就是我们就可以共同推动的问题向前推动，而把双方不同的意见先搁置一边。第二，中美关系正常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推动实现其它目标的途径。对于美国来说，当时他是作为了与苏联进行一个战略性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对此进行推动。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非常聪明的抓住了这个机遇，把两国的关系发展成为不只是一般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使它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并且使其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从而推动了邓小平当时的改革开放布局，那也是邓小平的个人鲜明特征之一。在1975年9月份，邓小平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是关于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一篇报告，他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刚才谈的那两点，我认为就是两国关系一个重要基石，一会儿在结束的时候，我也会再次强调，我认为这两点在我们当今的环境下，也非常具有启示意义。1977年，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后，卡特开始担任总统，他希望重新来过。要记得当时正是美国发生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当时美国是一片混乱，然而他们希望脱离当时混乱的状况，能够重新来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对我们当今的状况，也是有意义的。吉米·卡特是刚刚当选，他只是一个来自于乔治亚州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政治家，所以他当时对于美国外交方面面临着两个选择。他面临两个外交政策的选择，其中一个就是要扩大或者说重点放在与苏联的战略军事限制对话上，扩大美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选择，就是把重点放在与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上，而限制美苏之间的关系，把它仅仅局限在战略军事限制对话上，提高与中国的关系，把中国的关系提高到一个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在不与苏联合作的情况下，来解决中东的问题，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刚才说的这两个选择中的第一个选择，是美国的国务院以及国务卿，当时的国务卿赛乐斯·万斯所倾向。而第二个模式，就是卡特总统当时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持反苏立场的国家安全顾问，也就是我的父亲布热津斯基所持的态度，对于卡特总统来说，跟苏联关系的恶化，是他最大的担心。所以当时他们寻求通过一个积极政策，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对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形成一个平衡。我父亲当时的战略思想在他的私人日记上写得非常清楚，他的日记原话是这样说，如果说苏联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多一份担忧，那么对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就会少一份担忧。同时卡特总统又叮嘱他的白宫团队，对于跟中国的关系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是卡特总统的原话。当时卡特在白宫那一任政府，不象之前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拍中国的马屁，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激化美国国内选民的情绪。中国当时的心态跟美国也不一样，这是我的父亲1977年6月16日写的一篇日记写到，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中国驻华盛顿的代表处晚宴，因为当时中美关系还没有恢复，所以没有使馆，参加了中国驻华盛顿代表处的晚宴，这个晚宴并不愉快，他们不断地就美国与苏联的政策问题，来对我发难，认为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了。我父亲继续在日记中写到，中国人认为卡特总统之所以对苏联这么软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只当了几个月的总统，所以我当时就反对道，我说，华国锋担任中国的主席有多长时间呢？但是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们，就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要以充分的信任为基础，我说服了他们，我们并不是害怕苏联，我们如果想要跟苏联竞争的话也是可以的，然而我们也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经过白宫内部大量激烈的讨论之后，最后他们决定派国务卿万斯去迈出第一步，也就是在1977年8月份万斯来到中国，来试探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当时万斯国务卿对于中国领导人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将减少与台湾的接触，而深化与中国的关系。通过磋商，还有信息的交流等一系列机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我父亲非常担心，所以在1977年7月30日，也就是在国务卿访华的前期，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们现在把过多的重点放在了美国国内的反应上，还有对于台湾的事务上，而没有把足够多的精力放在与中国的正常化上，这个方面的进展非常少。所以，他认为万斯访华可能取得的进展会很小，他在日记中继续写到：我们应该在关系不正常化的前提下，加深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来往。确实当时国务卿的访华不成功。当时的国务卿万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说，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就认为，在我们与《巴拿马协议》，就是当时美国把巴拿马的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我觉得不明智，他当时并不期待中国会全盘接受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所以这位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要求，他们以这个为基础来向中国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美国的最大让步，但是当时中国不能接受。当时国务卿万斯访华遭到美国媒体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在他回国的时候，美国总统甚至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以表示对他的安慰和支持。在当时这样一个情况下，正常化可以说也很有可能会被搁置起来了。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认为卡特总统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务实的，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非常务实、非常认真、非常严谨，认为可以在美国和台湾关系得到处理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会有可能实现。我的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中国不希望接受一个在美国成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样的情况，但是中国愿意接受其它的可能性。而当时地缘政治情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时由于西欧的一些情况的恶化，然后苏联在埃塞问题的参与，以及美国对于中苏关系的忽视，在1977年，美国面临着很多的威胁。基于以上的这些情况，我的父亲布热津斯基博士说服了美国总统卡特，来把他布热津斯基本人派到中国来进行磋商。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们要与中国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的反苏立场决定了，他们将会要求美国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当时美国总统卡特批准了我父亲在与中国的磋商中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而我父亲也以此为基础，来试探与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可能性。为了使美国提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更有吸引力，在1978年4月10日，我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建议卡特总统，我们可以开始考虑，为了中美邦交的正常化，向中国转移技术，那将会成为我们邦交正常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我父亲非常积极第投入了与中国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当中。在我父亲在1978年5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随着我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国土，我已经准备好跟中国全面详尽有建设性的分享意见，我们的世界观，还有我们的政策，希望我们能为中美之间建立战略性关系奠定基础。”当时，我父亲在机场得到了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迎接，而在人民大会堂，他对中国外交部长做了三个半小时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他的发言非常直率，非常犀利，但是他也一再强调，中美两国朝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在第二天上午，当时外交部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两个小时的报告，而我父亲做了一个小时的反馈，这个交流使得中国认识到，美国面临的困难，以及双方建立战略关系的重要性。那当天晚些时候，他与总理华国锋见面，又与副总理邓小平见面，并且向邓小平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向他确认了，美国已经确定跟中国恢复正常化的关系了。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与邓小平的对话中，邓小平展示了中方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我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在之后在仿膳餐厅，就是能俯瞰北海的一个餐厅中，我们又进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晚宴，在这个晚宴上，邓小平所展示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展示了极大的灵活性。那在那天傍晚的晚宴上，两国领导还上台跟演员握手，当时是准备了中国戏曲的表演。我作为前美国驻瑞典的大使，我个人也深知歌舞艺术在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我本人作为大使，也曾经邀请马友友等中国的艺术家，来为美国和瑞典的一些外交活动来表演，而在当时他们也是通过与演员的握手，来拉近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当天下午，华国锋又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父亲，而我父亲则给他赠送了一个来自卡特总统的非常惊喜的、意外的礼物，就是一块来自月球上的石头，而这个礼物，是当时和我父亲同行的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知道的，这是卡特总统和我父亲布热津斯基博士，专门为华国锋主席所准备的一个精细的礼物。那在当天晚上，在我父亲所主持的晚宴上，他致敬酒词的时候，加入了当时他对于政治局势非常犀利的看法，包括苏联和古巴在非洲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和美国在这个情况下，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当时我母亲在这个晚宴上，也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她提出来要敬酒，这跟通常的外交上的礼仪是非常不一致的，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就非常吃惊，但是当时外交部长的夫人则对此举非常的支持，她认为这展示了妇女的地位，妇女的重要性。刚才展示的几张照片，是我父亲在北京此行最后几天的一些照片，包括他会见中国的一些海军战士，还有登上长城的一些照片。他的感觉，是他完全实现了这次来访的战略目的，就是强调中美之间在政策上相似的基础，以及使中方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在1978年5月25日，我父亲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现在还无法完全消化我对于中国的印象，但是当我回顾这几天来的行程以及对话的时候，我非常震撼于中国领导人所展示出来成熟的风度，以及双方的你来我往，这种磋商，这种相互的试探，这种微妙的一些来往，邓小平当时也提到了，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只有三年时间了，而且他也提到了想要对美国进行高层访问。在我父亲回美国的路上，他向韩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介绍了他对中国的访问。在我父亲一回到华盛顿之后，美国就马上做好了开启双方对话的准备，并且准备在1978年的11月中旬，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的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们准备在接下来与中国每十天进行一次接触，来讨论双方的正常化，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有四个主题，一个是代表处；一个是贸易；还有和平的处理；最后一个是处理事务的模式。”当时，特别强调的领域是科技和能源，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特别关注的领域，然后美国马上安排了白宫的科技顾问，以及能源部长的访华。他们知道苏联对这样的访问肯定会非常敏感，但他们希望展现出卡特政府对于中国需求响应的灵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正在反对美国的飞机飞往台湾，而这样的行动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展开。在我父亲从中国回到美国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在6月27日，白宫宣布，美国将派出美国有史以来，出访任何外国的最高级别的科技代表团，去访问中国。这次是由白宫的科技顾问布莱斯带领，在他到达北京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半夜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说邓小平有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要问。他说，邓小平想问一下，中国是否可以派5千名学生到美国大学来学习？卡特总统回复道，告诉邓小平，可以派1万名。而我要提一点的是，现在中国有30多万名学生在美国留学，有1.5万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当时这个科技交流非常的成功，使得中美之间至少在部分领域开始了接触。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也开展了合作的行动。当时的科技顾问跟中国达成了关于发射通讯卫星的协议，另外还有我们的能源部长、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都马上访华。最重要的是，当时白宫与中国的磋商，是以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坦诚的态度来开始的。1978年，中国的大使韩叙来到了美国，要求美国对一切事务进行介绍情况，包括北约，还有当时苏联的领导人等一系列的事情。当时是我父亲做的介绍，作为回报，他也请中国的外交部长，就中国对扎伊尔、荷兰、土耳其，还有对伊朗的访问，做了一个介绍。这也正是我父亲一直希望，推动这种政治磋商的进程的开端。然后，他又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关注的问题，比如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如此直接的提出要求。我父亲又对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军事限制的磋商，进行了一个介绍，并且暗示说，美国跟越南关系有可能正常化。中国当时听到这样的信息，是不高兴的，但是这表明即使是对于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双方也已经开始进行讨论了。我父亲把中国关于美国与越南关系的正常化的担忧，转达给了卡特总统，并且告诉他，要把这个步子放缓下来，这是跟越南关系的正常化步子要放慢。有一些磋商是非常具体的，同时涉及的问题也是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比如说卡特总统建议中国，允许中国的穆斯林去朝拜麦加，这样以缓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他正好使中国与苏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有助于中国扩大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而在1978年12月，我父亲向中国介绍完与苏联之间的战略军事限制对话，以及中东的情况之后，告诉中国大使说，卡特总统将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并且我父亲说，美方将邀请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在1979年1月份访问美国，他建议中国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父亲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邀请中国的领导人，比如说象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来访问美国，可以与当时美国和苏联关系，包括卡特总统会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他的会见与他们形成一个平衡。在1978年12月16日，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告诉苏联驻美国的大使说，美国将与中国实现全面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苏联驻美国大使非常震惊，他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并不是针对任何一方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正常性，将会恢复到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一个水平。”这个话是没有错，但是他里面是含着一些讽刺意味。您也可以看到，当时《纽约日报》的封面报道，也就是在1978年12月中旬，宣布了跟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为了让苏联放心，这个正常化并不是针对苏联，当时卡特总统就这个消息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勃列日涅夫。在邓小平访美的前期，卡特总统指示我父亲一定要精心安排好整个行程，他希望能够提前知道，邓小平对什么感兴趣，到底是歌剧还是音乐，还是迪士尼，还是纽约或者其他的什么。而当时就准备好了一周的访问行程，里面既有外交的内容，又有商务的内容，还有政治宣传的内容。这个访问的地点不光是华盛顿，还有亚特兰大、休斯顿、西雅图等等，这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无法想象的。那在美国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还有通用电气的领导人坐在一起就餐，而尼克松也在他下台以后，第一次回到了白宫。当时在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活动上，邓小平与当时的篮球队的队员握手，当时有一个小女孩，还唱了一首她最喜欢的中国歌曲，献给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亲吻了她，当时观众热烈鼓掌。邓小平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当时参加了美国的骑牛比赛的现场，去参观了这个比赛，还有参加了烤肉的活动，又戴上了美国西部牛仔的礼帽，同时还乘坐了马车。在邓小平的访美过程中，他一再强调，他需要外国的科技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应他的要求，也安排了对于一些制造企业的访问，比如说佐治亚州的福特汽车的装配工厂，还有波音飞机在西雅图的公司和工厂。在休斯顿的约翰航空中心，邓小平还爬到了航天模拟器当中，当时的一家报纸也报道到，说邓小平为了强调美国科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专门爬上了这个模拟器当中，以感受最新型的美国飞机，从十万米的高空降落到中国大地的感受。卡特总统还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子，就是让邓小平总统到我父亲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家里面去，来强调双方的两国领导人的私人的关系。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们当时把整条街都封了，我们已经听到消息，说邓小平所乘坐的车已经马上要到了，我们就在客厅的壁炉里面点起了火，但是非常不幸的事发生了，就是这个烟囱不通了，整个房间里面都弥漫着烟雾，所以就在我出去迎接邓小平的时候，我母亲以及白宫的官员，就在那儿忙着疏通烟囱，但是烟囱里面的灰全都掉到客厅里面，所以把客厅里面弄的乱七八糟，最后没办法，他们把整个客厅封闭起来，在第二客厅里面接待了邓小平。这是已经四次了。 陈文玲：我打断一下，这边这位是您吗？翻译：对，这是他。陈文玲：好帅！布热津斯基：谢谢！这些都已经是过去了。当时的晚宴还是进行的非常成功，上了大量的酒、美食，当时我本人只有14岁，就是图片中右边的这位，在晚宴上父亲谈到了伊朗、巴基斯坦的问题，以及越南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国可能亲自涉及到越南的问题当中去。他们还开了很多的玩笑，我父亲当时就跟邓小平说，由于我夫人在中国的时候，没有遵守一般的外交礼仪规则，而亲自敬酒了，所以他回来之后，美国的国务卿就禁止她以后再去访问任何其他的国家了。当时邓小平就朝着这个国务卿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说，你居然不尊重她的人权，要知道妇女可占世界上人口的一半。当时大家关于儿女，孙子孙女的培养等各方面，开了很多的玩笑，聊了很多而我个人也成为了邓小平的女儿的好朋友。大家还谈到了对于礼物的喜好，然后我父亲就跟邓小平开玩笑，说你现在所喝的伏特加，就是勃列日涅夫最喜欢的。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在我演讲一开头所提出的主题，比如说求同存异，是一直贯穿其中的。这个求同存异的意义，他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即使是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期最后的时刻，关于美国对台军事的问题，仍然是双方的一个很大的冲突所在。而中国的预设，是美国对台军售应该立即停止，而美国的态度，是只有在美国跟台湾断交的一年的时候，军售会暂停一年。邓小平最后同意说，以一个不明确的方式，由美国向台湾出售。最后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样的历史机遇是不可错失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形式上的一些问题，来错失这个机遇。”另外一个关于双方求同存异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当时同意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所以虽然当时在计划邓小平访美行程的时候，双方已经同意了，不过度的炒作美苏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邓小平抵达美国当日，出版的一份《时代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上则写，邓小平呼吁中美之间联合抵制苏联。而在白宫所举行的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第一次实质会晤上，邓小平也强烈要求卡特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那个报纸上说的是中美应该形成反苏联盟，而邓小平在会谈上，说的是中美应该共同来反对抵制苏联，而小心谨慎的卡特避开了反苏联盟这样的措词。卡特总统没有直接反对中国的这一提议，而是稍微绕了一个弯子，说我们同意与中国合作，并且就具体的问题开展磋商，同时他也提出了要与中国就非洲、巴基斯坦、中东等问题开展合作，来对于美苏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制衡。除了台湾之外，中美之间最大的争端就是关于柬埔寨和越南的问题，我父亲在电视上说，那里的战争相当于中美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所以，在卡特总统见到邓小平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因为越南对于柬埔寨入侵，我们是想要呼吁越南，我们也已经警告了苏联，如果说他们继续支持柬埔寨的话，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我父亲的日记中，他写到当时邓小平问到美国关于苏联的态度，国务卿万斯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我会向政治局汇报，你们肯定不会给我们反馈，我想在现在我们这几个人之间，就是我们这小小的一群人之间来交换一下态度，告诉你们中国准备怎么做。所以，邓小平接下来详细解释了，越南怎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工具被苏联所控制，来扩大苏联在整个越南半岛的影响力。邓小平说，我们总体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要挫败或者干扰苏联的这些战略行动，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很大的麻烦。当时邓小平说，“无论从全球战略性的角度，还是从亚洲的角度，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对越南的疯狂野心进行限制，给他们一个恰当的、有限的教训。”这是他的原话。而卡特总统的反映，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不安定。邓小平说，我已经注意到你们的意见，你们希望我们要克制，并不是我们不考虑美国的意见，但是越南就像古巴一样，他们并不想克制，所以我们会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之后就撤出。在我父亲的日记中，他写到了邓小平当时的态度是非常的冷静，但是又坚决而强硬。所以当时美国非常确定，这一定会对于美中关系的正常化造成负面的影响，而苏联一定会利用这一点，所以美国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把对越南的行动推迟。而第二天，在单独的会见上，卡特总统给邓小平一封他亲笔撰写的信，是一封非常温和但措词又非常谨慎的信，邓小平一言不发的听完了这封信，然后跟美国说，由于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要向美国解释一下中国的立场。他说，如果苏联可以利用古巴越南做这样事情的话，那么未来他也会利用阿富汗来做同样的事情，他说中国的行动会非常的快速，只会持续十到二十天，然后马上撤退。他说，虽然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的高层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考虑到越南这个问题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邓小平同意回去国内跟中国其他领导人进行内部的商量，商量美国的这个关切；同时，他也同意在回中国的路上与日本的首相来讨论这个问题，虽然他预期日本的首相态度会跟美国一致。而在美国政府，当时已经形成这样一致的意见，就是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时候，我们不能让中国的行动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美国会采取的行动不会让它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反之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把这个事情叠加到联合国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所以，这是当时的对于中国的这个行动，卡特总统内部总体的一个基调。但是，最后中国没有能够挽救红色高棉，或者迫使河内在十年以内从柬埔寨撤军，就是越南在柬埔寨那边待下了。但是，最后北京也让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卡特政府对于亚洲这边形成的政策，也是苏联是主要的敌人，而中国会是美国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越南和柬埔寨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当时刚刚开始正常化的中美关系，形成了一个相当于压力测试，而这个测试也非常的成功，没有使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偏离正轨。即使是在中国进军越南之后，卡特总统最后还是坚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并且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地缘政治的秩序上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对于美国来说，我们寻求了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尽可能的寻求多元化，而不是把重点完全放在容忍苏联上。1980年，当时里根击败了卡特，成为了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当时就在里根的班子搬到白宫的这段时间，在12月1日，我父亲与中国大使会面，当时中国大使对我父亲说，中国对于里根团队的一些态度表态非常震惊，因为里根团队强调了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批评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我父亲当时对于中国驻美大使的回应是，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之间会有一些短期的困难，但是我们长期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当时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我希望能够为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做出努力，我希望在明年再一次访问中国，我相信我跟中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非常信任我，也不会忘记我这个老朋友。而我也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内，推动中美关系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巩固。”在卡特总统下台一年之后，我父亲应邓小平的邀请，再一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带来了他的全家，包括我的母亲和我本人，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一起重新重新走了一遍长征路，就是访问了当时毛主席长征的重要地点，包括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等等。我本人现在是一位民主党人，曾经为奥巴马政府工作，而我哥哥是共和党人，我妹妹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们都非常的重视或者尊重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之所以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因为在中国和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上，达成了平衡。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关于中国那本书中写到的一样，模糊性有时候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线，在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历史当中，模糊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我们希望双方都有明智的、睿智的领导人，来利用这个模糊性，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前进。我就以基辛格的这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报告。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中心陈文玲总经济师，对您非常充实的发言，您给我们介绍了您父亲记述的很多当年内幕和大量信息的讲座内容，做一个评论和回应。陈文玲：非常感谢马克-布热津斯基先生，您侃侃而谈了一个半小时，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谈了四十年的历程。中美建交四十年，其实回过头来再品味，的确可以给人很多启发和教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想三十年前如果说我们是在河东，现在则正站在河西。布尔金斯基先生，您的父亲和当时他的同仁，经过这么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当年卡特总统执政的时候，恢复了中美的正常的关系，尼克松总统也在其中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四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到现在经历了八任美国总统，然后有几十位像您父亲一样杰出的战略家、国务卿，一直以来在世界舞台，中美外交、中美经济、中美政治、中美文化各个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您父亲多次见到的邓小平先生，后来历届中国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和领导集体，四十多年来，不管中国领导人换了多少届，但是中国始终把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在正常化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种互利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实际上就是把老一代这些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做出的对中美两国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性选择，也是对世界至关重要的历史性选择，把这个正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今天听了您刚才对这四十年的回顾，我还是非常感慨。看到这记录您父亲与中国的四十幅珍贵照片，听您读了很多段您父亲的日记，应该说不管是谁的日记，都是真实的记录，都是当时心境、当时事件的还原真实的最好的佐证。我看到您那个时候是那么帅气，刚刚14岁，今天您坐在我们面前，仍然很帅气。布热津斯基：谢谢！陈文玲：但是您说您已经到了50岁以上，50岁的时候按照中国孔夫子的话，就是“五十而知天命”，我觉得您现在已经知道了天命，就是中美关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中美关系从原来没有关系到建立了关系，到维护一个良好的关系，到现在面临着挑战，总结这四十多年走过的路程，我认为您谈到的中美求同存异、中美互利共赢、中美互相尊重，这就是它的真谛。其实在中国历届领导人和中国所有的社会民众心里，美国对中国都是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从建交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要派5千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卡特总统很有魄力提出1万名，到现在中国每年在那儿有36万留学生，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数字。但是中国现在在美国的居住和工作的人，可能有几百万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走到全球在各个国家居住的华人已经超过6000万了。中国在与美国建交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只有25亿美元，而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达到了5800亿美元。我们中心研究员里面，差不多有十个人的孩子现在在美国学习。每天从华盛顿到北京，从洛杉矶到北京的飞机，都有十几个航班，航班上都是坐无虚席。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中国企业也认为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稳定器，但是现在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在2012年和2013年的时候，我们中心和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曾经分别研究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就是如果中美启动FTA，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2014年1月份，彼得森研究所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发布时邀请中心派代表参加，由于您也知道的原因，中国出国手续非常麻烦，所以中心就没有去成。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样，我们认为中美启动FTA，建立制度性的合作框架，将会使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同时使中美两个国家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稳定器。彼得森研究所得出来的数字是，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谈判，并且建成FTA，那么中美两个国家之间，它的贸易额将增加5000亿美元，将给美国带来480万个就业岗位。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要义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所以不管是已经过去的四十年，还是今天或者明天，中美两个国家的合作还是对抗，它直接关系到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前景与核心利益，关系到世界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前途命运。布热津斯基：完全正确。陈文玲：我算了一笔账，曾经在去年6月14-15纽约中美智库对话时讲过这个观点。中美两个国家，合起来人口占世界比重接近25%，国际贸易占世界的比重接近25%，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达到40%，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也高达40%。可以说，中美和则世界兴，中美斗则世界衰，如果中美全面对抗或者脱钩，那将是世界的灾难。过去的四十年，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甚至有不同的主张看法或者做法，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在合作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您的父亲那个时候开创的事业一直在发展中。布热津斯基：That is right。陈文玲：但是正如您现在的家庭，您是民主党，您的哥哥是共和党，还有一个妹妹是主持人，我觉得您妹妹作为主持人，可以组织你们兄弟俩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进行家庭辩论了。布热津斯基：原来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父亲还在的时候，我的家庭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陈文玲：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受到了严峻挑战，就是您哥哥那个共和党中出现了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总统——特朗普总统。我看到有文章说，特朗普像一头大象，冲进了瓷器店，把瓷器店里的瓷器全都打碎了。布热津斯基：Right。陈文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瓷器店的瓷器被打碎了，大象还安然无恙。布热津斯基：Right。陈文玲：而且大象还在继续砸其他的瓷器店。这头大象在砸的时候，完全不看瓷器是古董价值连城，还是这个瓷器就是一个瓦罐，他是统统的要砸掉。其实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商人，也不应该是这幅图景。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有很多杰出的商人，商人的核心理念，如果要想长期赢得市场，长期的赚钱，核心理念一定是要讲求信用，商业信用就是他的生命线。但是美国这头“大象”完全没有信用，他承诺了我今天砸这个瓷器店，以后别的瓷器店我就不砸了，但是马上就忘了承诺，接着开始砸店。即使别的瓷器店还继续经营，这些瓷器店也都在担忧，什么时候这个大象闯到我的店里面，把我的瓷器也全部砸掉呢？本来去年4月份，习近平主席到美国访问，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进行了会晤，两个国家的元首形成了对中美关系总体判断和总体态度。去年的10月份，特朗普总统携夫人到中国来，习近平主席陪着他看了中国的故宫，其实我在想，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请特朗普先生尊重中国！同时他在那次访问期间签订了2553亿美元的大单。所以，当时几乎中国所有人的预期，认为特朗普这次一定非常高兴，中美关系一定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10月份开始，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就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攻击，从3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到现在还准备对剩下的2670亿美元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副总理刘鹤先生带队到美国谈判，两个国家发表了共同声明，共同声明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美两国政府表示，不再对对方加征高额关税”。但是刘鹤总理回国的第三天，美国就发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高额关税。6月2号，努姆欣带队，带领6个人到中国来进一步进行贸易谈判。当时在发表的声明文本里面，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美国不能信守承诺，中国所做的一切承诺无效。”一个国家从国家元首到执政团队，毫无信用可言，那么给中国社会民众和中国企业，包括国家领导人，带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所以，中美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也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在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采取了这种被动的应战。比如说500亿美元也是应战，2000亿美元也是应战，中国始终不愿意打贸易战，不愿意使两国关系走向激烈的竞争，甚至发展到对抗。但是特朗普先生和他的执政团队，现在感觉好极了，认为我已经是世界霸主了，他在推特上说，我已经成功的超越了中国，我已经使美国再次伟大了。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这种无理的行径，违背WTO规则，违背国际规则，所有的行动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他不仅对中国，包括针对他的盟友，美国有88个盟友，我认为现在对美国的态度现在也在发生分化。包括他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二战以后，是美国推动建立了三大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包括IMF，包括联合国，这三大国际机构，目前受到最大的挑战者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一言不合，特朗普可以辞退白宫里的任何人；一言不合，他也可以退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一言不合，他可以撕毁任何一个协议，不管你是TPP，还是WTO，还是《伊核协议》，还是《中导协议》。这些规制、机构、规制和协议，对于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所有的一切只要不符合我的利益，都失去了它的约束性。联合国人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现在都退出了。WTO，当然也在准备退出了，下一步我想他会退出什么呢？有可能就是退出联合国。我上次6月份和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在交流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屋里边，我说对这些朋友说，如果联合国特朗普退出来后还不行的话，那么就应该退出地球了。 主持人：当时那个机构，叫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英文叫The Conference Board。布热津斯基：Yeah。陈文玲：我特别理解特朗普总统，他现在正在筹建太空军，我想，太空军最后的任务就是把特朗普送到太空，那里只有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再也没有干扰了，也没有纷争了。所以我想，现在人类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中美关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个挑战的根源，基本上都是来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执政团队。我认为，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放弃了六方面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放弃了美国二百多年在国际上形成的大国地位、大国影响力、大国威信和形成的无形资产。使美国从山颠上的国家跌落下来，而曾经人类自由的灯塔，昔日的光芒都已经褪去。弗朗西斯·福山以美国民主制度作为历史终结，那么这段历史也将终结。第二，美国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已经放弃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已经放弃了向世界输出美国所谓的正确的普世价值。特朗普现在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是真正商人的重商主义价值观，是交易性政府，是唯利是图，利益至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是让美国更多的赚钱，更多的赚世界各国的钱，让美国利益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包括贸易讹诈，贸易制裁，还有货币政策，形成一个对全世界进行压榨的一台巨型“轧道机”。对于全世界他如果觉得哪里坎坷不平，他要把那里的一切都辗平，然后只剩下美国，美国利益至上，美国第一，但是他不允许第二、第三、第四的存在，第二、第三、第四只能甘当他的喂给国。第三，放弃了美国历届总统，还有美国人民经过二百多年艰苦奋斗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共识，包括美国一些良好的制度设计。回首美国历史，从五月花革命开始形成了宪政思想，还有华盛顿先生在第一任总统形成的任期内政治和建制，还有美国南北战争流淌的鲜血，以及像黑人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演讲，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美国人民心里扎下了根的。但是现在美国的种族矛盾空前激烈，美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美国的贫富矛盾空前激烈，美国的两党矛盾也空前激烈，这是任何一届美国总统任内都不曾出现过的一种社会分裂。我看到美国学者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早给特朗普总统起了一个特别恰当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分裂国总统。第四，放弃了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不管是退群的行动，还是他用国内单边的法律法规代替国际规则，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不论是处理盟国关系，还是非盟国的大国关系，都无视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第五，放弃了已经形成的对美国非常有利的国际格局，以自己的背信弃义和错误理念、错误判断和错误行动，颠覆了人们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和遵从。世界从两个超级大国，到里根任总统的时候苏联解体，剩下了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力量，在全球都是最强的，而这种最强的能力，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行为和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冒犯，使美国正受到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比如说一些国家去美元化不再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比如说8个国家从美国纽约地库拉回黄金，纽约地库各国储存的7000吨黄金正在减少；比如说美国国债最近一期认购率还不到5%；比如说30个持有美债的国家，有18个在减持美国国债。这些都是各相关国家对美国在用脚投票。布热津斯基：Interesting。陈文玲：第六，最重要的是放弃了中国作为美国最好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放弃了最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和最大的现实市场及其潜在市场。去年，中美制定“百日计划”中国表示出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对美国的诚意，扩大了从美国进口的能源，去年一年增加了8倍，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能源占美国出口13%，但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经济团队看不到这些，一再加码打贸易战，所以中国9月份已经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9月、10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减为0。前天我刚刚从上海进口博览会回来，美国180家企业参加了这次进口博览会，而且今年1到9月，美国并没有因为打贸易战减少了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比同期还增长了几百亿美元。所以，特朗普和鹰派团队做的这些事，可以说都没有见到效果，见到的却是反向的东西，是对美国越来越不利的局面。但是，特朗普先生也有很多令人称道的地方，比如说他的经济政策，减税政策、金融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和市场管制等政策，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积极作用。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不错，美国的股市总体上上升了，美国的失业总体上下降了，美国的GDP总体上稳定了，美国的老百姓总体上口袋里的钱多了。所以，我认为美国的社会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还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们跟着特朗普“随鸡起舞”，跟特朗普一样兴奋，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状态已达到预期目标了，但是他没有算清一个大账，就是他获得的眼前利益，会让美国失去多少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会让美国失去多少整体利益。所以，美国也有很多的战略家、经济学家、金融家、企业家都在预测，美国有可能在2020年出现金融危机，2008年后再一次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2018年10月底的数字，美国的债务已经达到21.7万亿美元。所以，我认为特朗普现在所说的经济形势好，不是构筑在坚实的土地上，而是构筑在沙滩上，换句话说，他正坐在了火山口上。这种经济形势持续不了一年，就会发生逆转。今天很高兴能和布热津斯基先生在这里交流，对于特朗普总统先生来说，我认为应该进行扫盲教育了。特别是要请布热津斯基先生去给他讲讲，中美四十年之前是如何建立的外交关系；也要请很多有识之士，给他讲一讲中美关系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还要和他讲一讲，中美未来合作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利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利益，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利益。能够使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中国佛教《六祖坛经》里面很著名的一句话，希望能在特朗普总统身上应验。谢谢！ 布热津斯基：谢谢！我完全同意您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陈老师：谢谢！布热津斯基：您完全抓住了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要点。我甚至能够感受到，接下来1月份，马上就要有一个周年庆典了，这个庆典活动将取得成功，因为2019年1月份，我们将举办中美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2009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出席活动的有胡锦涛、习近平、卡特总统、基辛格博士，还有我父亲。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两大伙伴、两大地缘政治伙伴。由于您刚才所说的因为特朗普总统所引起两国关系种种问题，现在导致中国领导人都不想在明年举办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了，这就非常说明问题。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果说我们双方把它维护得好，那它可能就会扩大，如果说管理的不好，那可能就会收缩。我可以跟您说，在特朗普总统当选总统之前，我曾经跟他进行了一对一的足足三十分钟的对话，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冲动，又超级敏感的人，对历史一无所知，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的聪明，而且在一些问题上，他可以采取非常灵活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成为总统。我认为他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看待关系，这是他可以赢取选民很好的机会和一个着眼点。我个人非常关切也非常焦虑的一件事，特朗普有一天发一条推特，突然就说他们欠中国的债不还了，我可以完全可以想像，特朗普完全是可以发出那样的推特。而且今天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我的感觉是很多人会反对特朗普主义。但即使如此，即使共和党这次中期选举不利，在我们面前的特朗普至少还要担任两年的美国总统。他完全可以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迫害。所以，我想说两点看法：第一点，虽然现在中国和美国在贸易和政治关系上，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绝对不要低估中美两国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性。如果说中美两国有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行动，忽视了这样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是美国和中国很快就会遇到的、面临的一个现实。第二点，虽然在过去四十年来，中美两国人民非常努力地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有一个领域并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在解释中美关系，就是清楚明白的解释，中美关系对于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生活和钱包的广泛的、清晰的、影响方面，做得还太少了。这就跟英国脱欧有点相似，虽然之前欧洲有这样一个完整自由的统一的政治经济架构，但是大家没有很清晰的向欧洲或者英国人民解释清楚，这样一个架构对于他们自身的切身利益，对于他们的钱包到底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人们看不到这个东西，看不得这些问题对他切实利益的影响，你就没法儿指望他真的来支持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为美国带来的就业岗位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作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女子孙的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他们幸福生活的来源。所以，希望我们中美两国真正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人，能够清晰的向我们的国民解释，中美关系对于人民生活的具体的利害关系。比如说以美国为例，我们可以一个州一个州的，可以去亚利桑那、去弗吉尼亚等等这些州，一个一个州的向他们解释，这个州是有多少就业是源自中美两国的关系，再向他们解释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依赖于中美之间的关系，而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并不是说一种虚无缥渺的指望。现在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太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成功，这也是我们努力做得不够的一个地方。谢谢！ 陈文玲：您后面又谈了两方面看法，我也是每一个字每句话都同意，非常感谢！布热津斯基：非常感谢！陈文玲：非常感谢！文章选自国经中心专家论点，2018年11月17日
2018年11月19日 -
张燕生：美国180多家企业参与进博会 用行动支持开放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并演讲。 张燕生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180多家美国企业参展，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的胸怀，而美国企业家用行动支持开放，世界的企业家、世界的地方政府、世界的老百姓涌向中国的大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讲，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是少数人在推动的事。我们世界绝大部分的企业、百姓希望开放，希望交流，希望共享。”张燕生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我主要讲的是对外开放40年，我们可以总结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对外开放40年，如果问我，这40年我们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开窍，开了我们13亿中国人的窍，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市场化，什么是国际化。当前的形势，美国单方面挑起了贸易战，但是前几天5号到10号结束的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有180多家美国企业到上海。也就是说，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的胸怀，美国企业家用行动支持开放，也就是当少数的政治家要策划非市场经济导向作为未来新规则，要把中国边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企业家、世界的地方政府、世界的老百姓涌向中国的大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是少数人在推动的事。我们世界绝大部分的企业、百姓希望开放，希望交流，希望共享，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去的40年是一个生代体系，3岁会摔跤，12岁会逆反，18岁会幼稚，但是我们未来的路仍然是拥抱开放，拥抱市场化改革和拥抱和世界共享未来。 为什么我们会持这种理念？过去的几千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我们几千年历史证明的。因此，我们中国推动对外开放，我们不能开倒车，我们不会开倒车。但是事实，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美国在开倒车，一些国家在开倒车，为什么？开放如果不能造福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起来反对，因此，要想让开放不开倒车，开放就一定能够给老百姓机会和成果的共享。 第二，开放的本质是改革，过去的40年，没有改革的开放，没有结构调整的开放，不可能进步。因此，体制的进步、体制的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变。过去40年我们还得到的经验是什么？开放前行，举步维艰，怎么才能开放？危机会迫使我们开放，压力会迫使我们开放，困境会迫使我们开放。因此，我们过去40年总是讲，倒逼是推动开放的非常重要的动因和推动力。 第三，过去的40年，我们回忆一下，对外开放的第一桶金是谁带来的？是台港澳企业带来的，是海外华人带来的，他们用什么方式带来了第一桶金？他们用“三来一补”，也就是我们讲的代工、贴牌、低端和境外资本为主，我们会发现过去的40年有30年都是代工、贴牌、出口，从这个角度落讲，我们要看广东过去40年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代工贴牌的模式。一种是自主的模式。一种是特区的模式。过去的10年，这三种模式都在变。代工的模式走向自主创新，民营草根为主的模式走向国际合作，特区的模式走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40年，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动态地变，动态的前进，虽然前进的道路很曲折，但是我们是这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刚才我们讲，开放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倒逼机制。看一看过去的40年，我们所形成的市场结构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差异？我列了一张表，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民营占61.2%，外资占11%，国企占27.8%。你会看到我们的制造业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结构，七成以上是民营、外资，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够带来制造业的进步。前面几位嘉宾都讲到金融，金融的市场结构是什么？国企占90.7%，民企占7.8%，外企占1.5%，我们不说好坏，就说从市场结构看，金融外企民企加到一起还不到10%，这个市场结构不是充分开放，不是充分竞争，不是足够有效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为自己提出来未来40年的改革开放怎么走。 我们入世到现在17年，国际上有着非常大的争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否履行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每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履行的审议报告，最后的结论，中国是履行了承诺，中国是优等生。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世贸组织改革在三个方面开始探索推进：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怎么能够更加有效。现在美国在阻挠，因为美国认为，国内法大于国际法，为什么美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要让世贸组织来解决、来仲裁。二是如何提高世贸组织的效率，尤其是多哈会合谈判的效率。三是涉及到新规则，什么是新规则，其中大国主导的新规则，要用市场扭曲和非市场经济导向，把中国挡在未来国际多边规则体系以外。因此，我们发现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坎儿，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开放。 在这方面有三个议题是我们同国际社会争论比较大的：一是国企改革。二是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三是工业补贴的改革。这三项改革怎么能够全面推动，就决定了我们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如何担当，因此，我就回顾前17年，我们加入WTO。当年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中国要接受15条？为什么要接受16条？”当时中国说了三句话，一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为了开放。二是为了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为了改革。三是我们叫狼来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只有具备国际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来。因此，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新的40年，如何能够在过去40年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企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综合国力，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能够取得更大进步的一个关键。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201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