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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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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网】中国智库建设步入黄金时代 实现“质”与“量”的双提升
2018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于7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 当下，正是中国智库发展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据今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数据显示，中国现拥有570个智库，连续八年蝉联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其中，七家中国智库跻身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在中、印、日、韩四国智库90强排行榜中，三分一来自中国。 《全球智库报告2017》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教授牵头撰写的国际性权威报告，已连续出版11年。2008，第一份《全球智库报告》面世。当时，中国只有111家智库进入麦甘教授的评估池。 麦甘教授告诉《北京周报》记者：“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指出，在推进现代化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智力支持尤为重要。因此，中国智库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步入了黄金时代。”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从广义上讲，中国最早的“智囊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助其安度乱世。然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智库才初具雏形。 1949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现代智库体系开始萌芽。 二十八年之后，也就是1977 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 此后四十年里，中国智库体系逐渐实现多元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7~1987年，政府智库和公私合办智库得到迅速发展；第二阶段为1988~1993 年 ，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智库相继成立； 第三阶段是1994~2002 年，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第四阶段是2003~2012年，社会智库再次大量涌现。十年间，新建社会智库36家，几乎是同期新建的政府智库的两倍。第五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2013 年~今）。2013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分水岭。当年四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习近平认为，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自此，智库建设被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年后，也就是2015年初，中国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首份关于智库建设的正式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究竟长什么样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于运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要扎根中国的实践，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位于北京，是一家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的智库。 今年3月，上海社科院发布了《2017中国智库报告》。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智库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峰会”、东亚国家合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风险防范、科技创新和党建。 2015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25家智库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些智库就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等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他们还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发声，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两家社会智库也入围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于运全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行体制和机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这意味着中国智库要保持研究和产品思想的独立性。它应该以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为主要取向，而不能为了商业的、部门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去做研究。 过去15年，中国社会智库一路高歌，突飞猛进。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官员纷纷放下体制内的“铁饭碗”，创办社会智库。《2017中国智库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有21家社会智库跻身中国智库百强榜。在国家治理上，社会智库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智力支持。 全球化智库（CCG）就是中国社会智库积极参政议政的典型例子。2008年，CCG在北京成立。它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2017年，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92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2015年，CCG的联合创始人王辉耀被李克强总理聘为国务院参事。自1949年11月起，中国设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多数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多为各领域“德、才、望”兼备之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 于运全说：“可以说，过去五年，中国智库从‘量’到‘质’都出现了较大的增长。” 智库外交 走出国门，多与国际学者交流，是大多数中国智库的共同目标。中国智库也正在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说：“近年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积极进展。” 近年来，智库论坛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国际峰会的“标配”。2012年，中非智库论坛被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年7月初，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等议题。2015年，史上规模最大的G20智库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G20成员国的500多名智库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翌年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建言献策。去年，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成立，旨在促进五个成员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在国外就特定问题与外方合作举办研讨会，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以2016年7月5日，也就是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推出前一周，在华盛顿举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最令人瞩目。中美智库就南海问题展开全面讨论，敦促各方以务实的态度，缓和局势。王文回忆说：“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会上发出‘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引起全球舆论集体报道，堪称当年在国际社会的振聋发聩之声。” 在海外设常驻机构，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另一种途径。2015年4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在华盛顿共建中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南海问题，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成为我国首家走向海外的智库。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成为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它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专家学者联合开展研究，携手进行田野考察，合办研讨会。“这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大胆创新，”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黄平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同时，国际智库也与中国智库合作，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例如，2006年，国际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分支。 引进外国学者也是中国智库实现国际化的另一种方式。不少海外政要以“顾问”“研究员”等名义参与中国智库的建设。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聘任了包括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在内的40多位外国知名专家。 将文章和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发表在外媒上，也是中国智库融入国际学界的一种途径。去年6月，《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英文版）在英国伦敦发布，这是在海外发布的第一本中国智库报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原创术语成为了海外智库的研究重点。 王文说：“不可否认，过去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建设突飞猛进，实现了多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短板尚存 许多业内专家认为，尽管中国智库建设已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国际顶级智库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人才的短缺正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原因。 王文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智库已经开始引进一些外国精英，但这远远不够。而且，人才的流动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不但要吸纳国际优秀人才，还要输出人才。但是，中国智库尚未拥有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能力。他说：“真正能够用英文流利发言且能讲清中国发展与改革逻辑的中国智库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王文建议，中国应构建一个全球人才选拨与吸纳机制，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同时，中国还应培养更多既能扎实做研究，又懂国际交流的本土多面手。 中国智库的另外一个短板是尚未形成享誉全球的品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只有1.2%的本土智库跻身世界百强。而且，在世界20强智库榜单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于运全说：“在一些国际重大议题上，缺乏能发出中国声音的智库领军人物。即便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权威的产品和声音也不是中国智库提出来的。”他认为，如何去创新、引领一些标识性的概念，是中国智库共同面临的挑战。 国际交流能力不强也是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原因之一。王文说：“一些中国智库在海外设常驻机构，智库媒体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但他也坦言，在中国智库的海外分点如何融入当地这个问题上仍困难重重。 中国智库的上述短板，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知识产品国际交易方面的逆差。王文认为：“中国思想还很少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在思想与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上，中国仍处于绝对逆差。” 麦甘教授强调，智库除了要研究关于社会和政府中长期发展方向的问题，还应关注实时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国的某些智库体量太大，太官僚主义，没能对当下的现实问题，甚至是中长期的问题做出回应。” 文章选自北京周报网，2018年11月13日
2018年11月16日 -
【成都日报】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为进一步助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蕴含的重要思想及意义，把握研判当前世界开放格局的发展态势及方向，本期《理论周刊》特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访谈。嘉宾：王辉耀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提出了一个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主张 成都日报：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进博会”主旨演讲中蕴含的重要思想及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有哪些理解与感受？ 王辉耀：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的主旨演讲，郑重宣布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中国行动，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出一个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主张。“进博会”，这个史无前例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一大创举，将为世界各国开展国际贸易提供新平台，中国正在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在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受到威胁的形势下，中国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主义的国贸体系成为共同发展的基础，只有走开放发展、互利共赢之路，才能把蛋糕做大，把事业做强。 此次“进博会”上，各国参展企业带来了质量优良、各具特色的产品，其中既有优质农产品和食品，也有最先进的智能高端装备，这些参展产品充分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世界各国民众带来了新的生活需求和体验。当前与今后，我们都要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牢牢抓住人才驱动创新这一关键点，破除产业固有依赖、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升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的效益和效率，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科技创新，共享科技创新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的不竭动力。 此次“进博会”除了吸引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参展，还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及展品参展，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今年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非洲国家参加“进博会”，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参展费用，展会上出现非洲30多个国家的产品，体现“进博会”让贸易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世界各国应共同消除贫困，共同应对风险与挑战，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进博会的重要讲话提出的“扩大开放”的五条具体举措，这既是向世界宣告中国推动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未来征程的新目标和新方向。中国目前有3亿多中产消费者，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将拥有6亿多中产消费者，是美国消费者的两倍，是欧盟的三倍。“进博会”的举办，意味着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和消费市场，全球企业将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更多的红利。“进博会”的举办，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尤其在出入境、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等各领域形成“以开放促改革”新格局，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营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中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能级的不断提升 成都日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能否结合您自身经历，就本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历史大势”谈谈您的理解？ 王辉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的集中展现。回溯1977-1978年，我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时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分配到外经贸短暂工作后我又前往加拿大攻读MBA，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国留学生。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激发留学生们回国就业创业。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生契合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趋势。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建设者，我们会看到40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有过的。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始终履行承诺、深化改革，在更大范围和深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从进出口贸易额来看，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1045亿美元，增长了7.05倍。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仅有20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2017年则上升到33.6%。 从企业国际化发展来看，中国不仅以开放的姿态实施“引进来”策略，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企业来华发展，为国外企业创设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且还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让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961.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4.7%，占全球的13.5%。例如：华为公司1997年走出国门，目前已在160多个国家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雇用了4万多位外籍员工，超过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全球企业”。 从中国留学发展来看，截至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口总数达到54.45万人。从1978-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到458.66万人。中国已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最主要的留学生源国。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用实践证明开放的心态和改革的决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主动顺应与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我国改革开放的信心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矫健、成绩更加突出，从“北京APEC”到“杭州G20”，从“达沃斯论坛”到“厦门金砖会议”，从“自贸区”到“进博会”，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开越好，对外开放的积极成果不仅利于中国民众，也惠及世界各国。“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表明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成都日报：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能否请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本次主旨演讲，谈谈您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的研判及相关建议？ 王辉耀：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7月就签署了《中美贸易协定》。近4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出现一些分歧，两国相关产业和全球贸易都受到不利影响。2017年，全球GDP总量为8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19.39万亿美元（占比23.9%），中国12.25万亿美元（占比15.12%），两国相加的经济体量占全球总量接近四成。中美两国同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获益，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考量，还需要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重新审视。当前，中美经贸争端进入了相持阶段，但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球经济的福祉角度出发，中美两国都应该也有机会找到一个理性办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 今年9月，我们组成专家访问团进行了为期5天的美国之行，与美国企业界、智库界以及国会议员等政界进行了广泛交流。考察中，很多美国主流人士都表示不希望扩大贸易摩擦，非常希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避免更大的冲突。因此，越是在中美经贸困难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就越需要双方增进彼此了解、打破成见、减少误判。中美之间有太多太广的共同利益，应该对彼此原则进行确认，尽快开展交流，以期在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前能达成不再升级关税的共识，利用更多的接触来共同降低和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是比较可行的解决方式。 今年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中美贸易关系和挑战：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回顾了中美建交40周年以来所取得的互惠互利的共赢局面来之不易，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影响和未来走向，并对改进中美贸易摩擦现状提出了十条建议。 一是维护中美前几轮已有的谈判成果，抓住“窗口期”，利用多边场合的首脑外交寻求突破；二是鉴于中美政府都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美可就知识产权达成新的协议；三是“中国制造2025”欢迎美方参与；四是中美两国应继续BIT谈判，推动新的中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五是中美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在做大增量基础上改善贸易不平衡；六是创新中美贸易统计方法，公平公正显示两国所获价值，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等；七是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扩大基建合作；八是中美协商合作，共同促进WTO的改革进程，促进中美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同时中国可以考虑加入TPP，推进新的区域贸易体系的发展；九是加强中美两国省/州在多领域的合作，加大中美省/州之间双向投资；十是寻求有效的中美二轨沟通渠道，加大民间外交的作用。 在本次“进博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化历史大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洞明，以及强调中国自身始终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都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与“正道”。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不应因出现问题就放弃合作。中美建交近40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即使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总能寻找到解决的突破口。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如此，这需要中美两国政府间和民间共同努力，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回归正常，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文章选自《成都日报》，2018年11月14日
2018年11月15日 -
李稻葵：“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1月11日，凤凰网携手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联合主办第三届“与世界对话论坛”。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下，中国需与世界深层对话。李稻葵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世界主要出现几大变化：美国内部的分裂产生了“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的局面，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努力脱离“美国体系”，中国的发展也在迈向了对传统文化和仁义礼智信的回归。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脱钩，三大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即便如此，中国并不希望美国在慌乱中乱出牌，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传统的美国”PK“国际化的美国”今天，我作为一名学者和大家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谈这个话题离不开一个更大的话题：“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怎样的大变局？”所以，我的演讲题目是：“百年未见之大变，更需要与世界深层对话”。的的确确，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百年未见之大变之中。这个提法，是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外交会议上提出。刚刚提出时，很多学者和智库的专家有点不解，是不是我们有一点心理学所说的“认知上的偏见”？2年多过去了，这两年多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深刻的印证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判断。为什么处在百年未见的格局之变中？有这样几个大方面因素：第一大变化是美国本土自身的变化。理解美国自身的变化有两本书。一本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我们”当然指的是美国，这本书的主旨是对美国身份的自我认证感到非常忧虑。作者在书中说：美国的国民性不是1776年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时形成的，不是1789年第一部宪法国会通过时形成的，也不是南美战争时期形成的，而是1613年清教徒离开英国到达美国波士顿海岸的时候就形成的，美国的国民性本质是诚信上帝的，有很好的工作自律性和职业感、崇尚自我治理，不愿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但作者也指出，美国的国民性正在改变，因为全球化产生了新移民，来自墨西哥的新移民和老移民完全不一样。第二本书是哈佛大学博士、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瑞亚所写的《后美国时代》，扎卡瑞亚认为，美国的地位在下降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在这一衰落过程中更应该加强美国的统治，衰落比崛起更难以管理。这两本书都是十年前写的，但是你看，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从内部分裂？从美国的版图上看，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东西两岸是支持民主党的蓝色，中间是红色（支持共和党），这难道不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认知难题吗？在国际化的美国东西海岸地区，如纽约、加州等，居住着大量犹太人和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中间内陆则是“老美国”。这是美国当前政治内斗的本质：“传统的美国”和“国际化的美国”的身份分裂，这是1945年二战之后的美国产生的根本冲突。因此，美国自身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我们需要牢记，美国内部的争斗与恐慌，远甚于对中国的焦虑。世界正脱离“美国体系”另一大变化是，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仍然是强劲的。尽管美国的金融业开始从高峰往下走，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进行大量的本币发债。因此，美联储加息对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力远远小于过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底气远比以前强。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形势也如日中天。尽管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7%，但其背后的实质是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正在进一步整合欧洲经济，德国的经济价值链已经和荷兰、意大利北部，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融在了一起。因此，我的观察是看欧洲发展，要看德国，德国的经济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其表面统计的数字。由于世界已进入到“后美国时代”，欧洲国家纷纷寻求独立，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比如在本国很受欢迎的匈牙利、捷克的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取向很简单：经济上和德国靠拢，但政治外交上要独立，要“反西方”，这里的西方还指西欧。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也在寻求政治军事上的自保，比如与南美自贸谈判、安倍访华等，也表明他们想要脱离“美国体系”。3个世界贸易“朋友圈”正在形成这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经济上是什么？第一方面，我坚持认为中美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脱钩。这个观点可能有争议，我的好朋友尼尔·弗格森曾创造一个概念叫“中美国”，认为中国和美国在一起，像孪生兄弟、联体婴儿一样，密不可分。他是在2006-2007年提出这个概念，但是今天“中美国”已是过去式了。从经济活动来看，过去十年，美国经历了财政刺激和各种改革，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3%，每年预计接近3%。有分析认为，美国2020年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这是“反特朗普”的美国精英分析，他们主观上不希望特朗普连任，因此把美国2020年的经济形势预测的比较悲观。但是我认为，美国在2020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远远没有释放自己的潜能，中国经济目前是6.6%或6.5%的年增长率，这是低于我们的增长潜能在运行，创新潜能没有释放，金融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把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潜能没有释放。在新经济领域，中国跟美国并不同步。中国的实体经济相比其潜能，正处在中低速运行阶段，而美国的运行阶段已经超越增长潜能。此外，中美在金融领域更不同步。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明确经济形势、11月1日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这3件事提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始从低谷往上走。由此可见，中美各自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更多是自身的逻辑在推动周期性变化。此外，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只占中国GDP的4%，就算所有产品被征收20%的关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分析认为，美国增加关税会造成中国0.4%到0.8%的GDP下降，不到1%，中美（经济）已经开始脱钩。第二方面，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个贸易“朋友圈”。一个是美国领导的、已经形成的北美贸易“朋友圈”，包含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谈判手段非常有效，因为这两个国家贸易额的20%是与美国发生的，所以不得不屈服。第二个贸易圈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贸易圈，我想再次强调德国的重要性，我们对德国的理解太少，不理解德国就不理解欧洲。第三个贸易圈是中国自己带动的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南亚、东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我们自己的贸易圈，不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能不能谈成，从中国进博会、广交会等可以看出，我们在营造我们的“朋友圈”。这三个贸易“朋友圈”正在影响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价值链，大企业往往在三个“圈”内都要布局，每个“圈”也都要搞自己的产业链，这是世界贸易格局百年之变的两个经济上的含义。与世界对话——亟需深层次对话解开误读最后，百年未遇的格局之变需要我们深层次地与世界对话，因为中国最担心的是双方误读，包括中国与美国的误读、中国与世界的误读，这必须要通过深层次对话来解开。当前的第一大误解，是美国以中国为敌、认为中国构成威胁、一切政策把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背离改革开放、要学习当年的欧洲在非洲建立“殖民地”。这完全是误读，中国将在12月召开改革开放纪念大会，怎么可能背离改革开放基本方向？中国到非洲搞投资，这与当年的欧洲殖民也完全不是一码事。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也存在误读，你看《华尔街日报》，如果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就不错了，中国不是美国社会关心的重大话题，这也是我们对美国的误读。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层次对话，而深层次对话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读懂美国，读懂世界。第二，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讲出中国理论。故事虽好，但讲多了别人会觉得是在忽悠，因此要把故事背后的“骨架”——简单的理论体系呈现出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在过去这一年反复研讨，想让西方人接受我们的理论，首先我们自己要接受这个理论，把自己的事情用简单的、大家公认的话语体系讲出来，然后才能让别人接受我们。此外，要深度对话，还要多办像凤凰网这样的“与世界对话论坛”，多请外国人跟我们对话，我们这个对话会下一次也要走向世界、走向纽约，让美国人真正理解中国，让我们跟美国的农民对话，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农民和美国的制造业工人说服了，那么我们的凤凰网又上了一个台阶，凤凰网对世界的贡献又上了一个台阶。最后，我讲一个观点，作为一个推论请大家思考：中国当前的发展与美国产生的矛盾，本质上讲是一种“文明的冲突”，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仁义礼智信，西方有他的基督教传统，但是我想特别强调，“文明的冲突”不可怕，“我们是谁”更重要。一个稳定的、自信的、繁荣的美国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好事情。贸易谈判我们可以随便谈，任何事情都可以敞开谈，我们最后还是希望美国人好，“后美国时代”，我们希望美国有尊严地老下去，而不是慌乱中乱出牌。文章选自凤凰网，2018年11月11日
2018年11月14日 -
【中国青年报】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感知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文章，文章刊发于2018年11月13日《 中国青年报》第02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与鼓励留学的两大举措，则为日后国家各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中国由此开启了融入世界、对接全球化的进程。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有幸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头班车，并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时刻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见证者、亲历者与推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我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80年代中期，在经贸部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决定出国留学，读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MBA，由此开启了我在国际大学与国际社会的10年历练，深刻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被再次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回到祖国，成为海归中最早的“下海”创业者之一。 回国不久，我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想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2002年，我提议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搭建一个平台，并被推举为商会的创始会长。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个人如何兼济天下？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思考的问题。除了创办社团，我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我感觉到，中国的商业经济市场已经开始形成，民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而思想产品市场，特别是政策研究的市场，还缺乏智库尤其是民营智库来推动。于是，在全社会对智库的概念尚未普及之时，我便萌发了做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智库的愿望：“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 2008年，50岁的我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这一年，中国百年奥运情结梦圆北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彰显着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新姿态。这一年，我和太太苗绿博士在北京创立了第一家以“全球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全球化智库（CCG），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中美关系、全球治理方面的研究。10年来，CCG从研究、出版、活动等多个层面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提出的不少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的关注、批示与采纳。 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新的时代背景下，CCG充分发挥国际化社会智库思想交流平台优势，着力汇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具有全球化丰富实操经验的顶尖企业家，深入探讨全球化新形势，研判全球化新挑战，凝聚社会对全球化发展的共识，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智库智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书写出伟大奇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稳定器和动力源，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成长为主动引领者。在“逆全球化”思潮迭起、贸易摩擦频发、全球政治经济处于空前不确定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坚定迈上改革开放新征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机制，可以说，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新的动力。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13日
2018年11月14日 -
黄亚生：2018中期选举揭示美国政治深层变化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编者按在11月6日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新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而共和党则保住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除了众议院的易主，这次中期选举还显示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变化。这些变化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环境的领先指标，它们代表的是一个更有希望，更加进步的美国。全文共2864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在11月6日进行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成功夺回国会众议院，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我在之前包括《黄亚生：弹劾特朗普三部曲之三： “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表现的全民公投》在内的多篇文章中都强调了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重要性。首先，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就可以在立法层面对特朗普及共和党形成制衡。其次，民主党只需要成为众议院多数党，就可以控制一些重要的国会委员会，这将允许他们对特朗普的一些问题展开监督调查，包括其税务等，以确保美国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 。 这次中期选举显示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变化。这些深层次变化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众议院易主所带来的影响。女性参政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特朗普的当选使得千千万万个希拉里站出来参与美国政治。多年来，很多优秀的女性都不愿意参加竞选，但是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里程碑，激发了女性参政的意识。 今年的中期选举我们见证了女性参政的积极性。在初选阶段，女性参政人数就打破了记录。今年破记录地共有235名女性赢得初选，成为众议院候选人，其中大部分为民主党人。截至本周星期三早上，美国CNN电视台确定有98名女性赢得竞选，将会进入最新一届的众议院，她们中包括33名从未当选过的政治新手。截至星期三早上，另外还有两个悬而未决的众议院席位在两名女性候选人中竞争，也就是说，新一届众议院的435名议员中，将有至少100名女性议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数据显示，此前众议院女性人数的最高纪录是85名。这些获胜的女性众议员们，大都是民主党人。在此次98名确定当选的女性众议员中，其中84名获胜者来自民主党，只有14名来自共和党。更为关键的是，民主党本次能成功掌控众议院，原因就是抢下了几十个原本属于共和党的席位。而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二（18个席位）是由女性候选人帮助民主党赢下的。民主党的女性候选人在中期选举中表现强势图片来源：International News这些女性获胜者中还不乏创造历史的少数族裔者。民主党人沙丽斯·戴维（Sharice Davids）和黛比·哈兰德（ Deb Haaland ）将成为国会第一名和第二名原住民议员。民主党的拉西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和伊罕·奥马尔（Ilhan Omar） 将成为美国国会第一和第二位穆斯林议员。德克萨斯州的两名民主党获胜者——西尔维娅·加西亚（Sylvia Garcia）和维罗妮卡·埃斯科巴（Veronica Escobar）更是成为了德克萨斯州第一位和第二位西班牙裔议员。 在参议院方面，共会有13名女性在明年进入参议院 ，其中10名是民主党人，2名是共和党人（亚利桑那州两名女性候选人的竞争目前还悬而未决）。算上不参与改选的10名女性参议员，新一届参议院将有23名女性参议员，其中大都为民主党人。 今年中期选举女性参选和获胜人数打破记录，尤其是民主党女性候选人和民主党少数族裔候选人的胜利，意义特别重大。它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社会整体在性别平等领域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显示了特朗普的当选和其当选后的行为，促使很多民主党女性和少数族裔女性勇敢站出来，参加竞选。我会在之后写一篇文章专门分析特朗普执政下，女性参政的增长。州长竞选相比国会选举，州长竞选的关注度相对较小。但州长的任命实际上十分重要。我在之前的文章《黄亚生： 如果选举不能修补崩溃的共识，美国就应该一分为二》就已经谈到，在2010年重新划分州内选区时，很多州的州长席位和立法权力都由共和党把持，其中很多州借此进行杰利蝾螈（美国政治术语，指选区划分的方式是专为某方选举利益而设计的。1812年，美国麻萨诸塞州州长盖利（Elbridge Gerry）将选区划分成了类似动物蝾螈的奇怪形状，杰利蝾螈因此得名。），故意把选区划分成有利于共和党的样子。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洲和密歇根州都属于共和党进行杰利蝾螈最严重的州。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在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在2016年，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只是勉强击败希拉里。然而从2012年到2016年，共和党人一直可以保持在该州的强大优势，18个国会众议院席位中的13个，这个数字是和共和党获得的选票不成比例的。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成功拿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洲和密歇根州的州长席位。值得一提的是，密歇根获胜的新任民主党州长是一名女性。从整体上看，在州长层面，民主党一共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7个席位， 其中甚至包括共和党的长期稳定票仓，堪萨斯州，而帮助民主党获得这次胜利的，也是一名女性候选人。 两名女性候选人帮助民主党拿下堪萨斯州和密歇根州的州长席位图片来源：NBC News民主党在州长层面的胜利首先可以有效抑制共和党在州一级的杰利蝾螈。美国在2020年将再次重新划分选区，失去了州长席位，在杰利蝾螈肆虐的几个州，共和党很难再次肆意划分。其次，民主党在州长层面的胜利可以限制共和党在抑制投票方面的行为。长期以来，共和党在包括佐治亚等多个州故意颁布州立法，提高投票注册难度和要求，试图抑制投票。同时，民主党在关键州赢得州长更可以为2020年大选抢得先机。在2016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在五大湖地区遭遇溃败，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的翻红直接导致了希拉里的竞选失败。在今年的州长竞选当中，民主党重新掌控了五大湖地区，这体现了这些州对民主党的信心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民主党州长也更有机会通过良好的政策，进一步重塑民主党州内形象。在州长层面上，民主党这次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从共和党手中赢得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席位。虽然佛罗里达不属于杰利蝾螈猖獗的州，但也是关键的摇摆州。民主党候选人以0.7个百分点憾负，而佛罗里达州也应该是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努力的重点之一。深红变紫德克萨斯州今年的参议员竞选结果不让人意外，作为共和党的大本营，共和党人泰德·克鲁斯（Ted Cruz）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席位。但竞选的过程却让人意外，泰德·克鲁斯仅仅赢了民主党候选人贝托·欧拉克（Beto O’Rourke）不到3个百分点。而在泰德·克鲁斯上次竞选的2012年，他赢了16个百分点。在众议院层面，民主党至少从共和党手中夺下两个席位，将两名西班牙裔女性送入众议院（前文提及）。而在德克萨斯州州国会层面上，在一些女性候选人的带领下，民主党人从共和党人手中抢得了12个州国会众议院席位，标志着自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德克萨斯州州国会众议院的最大转变。 贝托•欧拉克为民主党带来了德克萨斯州翻蓝的希望图片来源：ABC News作为一个深红州，自1976年以来的每一次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都赢下了德克萨斯州。而在州一级的选举中，从1994年以来，共和党也是包揽了每次州长和参议员竞选的胜利。然而，德克萨斯州正在变紫。虽然民主党在2020总统大选中赢得德克萨斯州依然还是个很大的挑战，但德克萨斯州的转变足以让共和党人担心。这显示了德克萨州社会深层次的变化趋势。在总统选举中，德克萨斯州因为其人口数量，拥有第二多的选举人票，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的选举人票数比选举人票数最少的11个州的票数总和都要多。如果未来德克萨斯州翻蓝，共和党将损失惨重，相当于同时失去了多个深红的小州。结语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赢得众议院的确十分重要，然而，中期选举体现的几个深层次变化对民主党及美国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变化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未来的政治生态环境的领先指标，它们代表的是一个更有希望，更加进步的美国。文章选自亚生看G2，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13日 -
金灿荣：美国也希望斗而不破，但总有人试探中国底线
金灿荣，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同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主持上述对话。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参加。眼下适逢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中美贸易摩擦也处于胶着状态，而在本月底，中美两国首脑将在G20峰会会面。在此背景下，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否是双方关系回暖的信号？对话会涉及哪些问题？中美两国的安全底线又在哪里？观察者网专访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带来最新解读。观察者网：在中期选举前，为了赢得选票，特朗普在中美问题上的调门很高，包括威胁要继续制裁中国科技企业、在南海动作频频。选举结束后，特朗普失去了众议院，成了“跛脚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不会出现调整？金灿荣：美国今年以来对华态度变强硬，中期选举确实是一个因素，但是比较小的一个因素，而且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是很大。美国国内老百姓关心的还是移民、医保、控枪、同性恋权益这些问题。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间接的，现在美国有了一个分裂的国会，未来特朗普内部执政可能会比较困难，内部出现政治僵局的可能性非常大，民主党高层已经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特朗普交出纳税申报单。从外交上来看，一是对国防的影响比较大，特朗普在第一个财年把国防预算增加了10%，是里根以来增加最快的。另外美国现在债务严重，看这个样子，民主党一定要在军费上为难他，特朗普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可能会受挫，毕竟没钱了，他的口气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是，因为国内政治很难出成绩，特朗普有可能在外交上寻求成绩，通过示强显示肌肉加强威慑，但也有可能走向理智化，真的跟中国合作取得一点实惠，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现在还有点说不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看，中国最近表态都挺好的，包括习主席11月5日的进博会讲话，包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新加坡的讲话，都谈到和中国合作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的，特朗普要是聪明的话应该往这方面想。但他也有可能走向对抗，所以我们要防的是后一种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情况，中国也不要冒头，因为美国的对抗方向有好几个，安全上有俄罗斯、伊朗，经济上有欧盟、日本，当然我们中国既在安全对抗里又在经济对抗里。所以如果对抗，看能不能把美国的矛头引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合作，看能不能优先跟我们合作，这样就比较理想了。观察者网：这次中期选举结果被形容为“美国国内大分裂”，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美国现在两党之间的矛盾，取得最大利益？金灿荣：中国头脑一定要清楚，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讨厌中国。你看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前几天在新加坡的讲话，说中国必须马上让步，要是不让步，经济冷战的铁幕即将降临。保尔森被称为是“隐形的民主党人”，原来一贯主张中美合作，他现在也这么强硬，说明什么？美国国内在对中国态度方面，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争取在对抗方面，中国不要排在第一位，合作上排在优先位置。观察者网：中期选举呈现的结果是虽然特朗普的基本盘还在，但还是丢失了几个大豆产区州的议席，而且他还要寻求下一届总统选举，这对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影响？金灿荣：我的感觉还是中美贸易摩擦到明年中期就会结束，或者告一段落。因为美国现在跟我们挑起贸易摩擦有几个特殊的时机：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现在挺好的，中国经济很糟糕，所以现在挑起贸易摩擦对他有利，这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好是有水份的，实际上是靠打鸡血打出来的。特朗普上台时，奥巴马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在这个基础上，特朗普给美国经济打了四针鸡血：减税、鼓励海外资金回流、基建投资计划、取消一些金融管制计划。你想想看，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再加上这四针鸡血，经济当然一片向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推算到明年中期这几针鸡血的药效就没了。减税来说，它的激励主要在第一年，第二年就大大减少折扣。海外资金回流是有个时间期限的，到明年中期时间就过了，再没有额外资金回来了。基建方面，特朗普宣布了一个1100亿的投资计划，还有些地方和社会的配套措施，听上去挺厉害的，但后来到国会讨论，发现它是分成了十年，这样每年的刺激就很小了。最后的开放金融投机，刚开放肯定会刺激投机，但投机也伴随着风险，估计到明年中期特朗普执政两年半，这个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很多投机就停止了，因为投机分子也怕了，所以刺激作用也没了。这样分析下来，美国经济本身的现状会导致特朗普明年年中就冷静了，不会像现在这么狂热，这样的话贸易摩擦可能就告一段落了。但就整个中美关系而言，竞争性上升将是长期的，因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变了。原来把中国定位为有缺陷的合作伙伴，尽管原来对我们七不满八不满，但还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对中国的定位则是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定位变了，很多摩擦也就随之而来。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张牌，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都是它手中的牌，包括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其实是想把它的联盟体系从东北亚往东南亚和南亚扩展，拉印尼、越南入伙，联印制华、联俄制华，这都是它的既定方针。除此之外还有舆论战，继续到处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人权问题论，在“一带一路捣乱”，搞WTO2.0，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搞“三零”协议（零关税、零补贴、零贸易壁垒），把中国排除在外。总之美国对我们的战略定位变了，这是中美关系最大的背景。而且在这一点上美国两党一致的，因此会有一串麻烦，贸易摩擦只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要对中美关系长期处于竞争面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做好准备。两国关系的大结构还是又竞争又合作，但与过去又不同。过去可能竞争占50%，合作也是50%，基本上是均衡的，现状可能竞争占2/3，合作占1/3。这将是以后的一个常态，所以还会不断有人提倡所谓的“新冷战”，是不是这么回事且不说，但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观察者网：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原本应该在10月举行，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种种因素，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在台湾和南海问题的紧张关系，会谈被推迟到11月初。但是这些因素依旧是目前中美两国关系的“死结”，通过这次对话，在这些问题上双方会不会有所推进，甚至达成某些成果？金灿荣：我个人推算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应该有这么几个议题：第一是控制风险。因为现在双方在南海快出现撞船了，这就有点风险了，台海现在也有点麻烦，要控制一下。第二还是寻求合作，比如朝鲜问题，美国原本想绕开中国直接跟朝鲜接触，现在看起来谈的不太顺，有点僵住了，所以我估计它还是要我们帮点忙。另外像叙利亚重建，怎么跟塔利班打交道，这个应该中美可以合作。伊朗核问题双方可能还要沟通一下，中美现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在要处理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第三就是一些传统安全问题，比如防止核扩散、反恐合作。另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新的点，比如美国刚刚退出中导条约，理由还是中国，所以不排除美方会就这个问题谈点什么。除此之外，美国有可能会主动提军备控制问题，中国不一定会回应，但是美国会主动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在美国对我们的战略定位变化的情况之下，要限制它的副作用。美国把我们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了，可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讲过，竞争战略不是意味着战略对抗，这个态度我们接过来，客观上中美是有竞争的，但这个竞争不要导致公开的敌对，双方把边界理清。我们知道美国对我们的态度变差了，但是希望不要太差。双方会谈可能还会间接涉及到贸易摩擦问题，希望双方坚持贸易谈判，早日解决叫贸易摩擦。按道理外交安全对话是不谈贸易的，交给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谈，但因为这是目前双方的焦点，矛盾也很尖锐，所以我个人不排除会间接涉及到这个话题。当然，我们想通过一次对话马上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对话本身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就意味着双方有意愿不走向全面对抗，有意愿避免新冷战，这对两国的市场和商界都是一个积极信号。目前中国企业界没有信心，大家都不投资，资金外移导致人民币下行压力很大，股市惨淡，期货市场情况也不好。同样，美国目前股市情况也不好，国债利率突破3%，所以双方坐在一块谈，其实都是给国内经济界发出温和信号，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有矛盾，但是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打起来。另外这次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为11月底G20两国元首会面创造比较好的气氛，做一个好的铺垫。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南海和台湾问题，中美之间会继续斗而不破，还是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爆发点？金灿荣：现在还不太肯定，但从中国角度来讲，这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我们不会让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希望斗而不破。美国也有自己的原则，它觉得台湾问题牵涉到它对“盟友”的承诺，南海牵涉到它的海洋利益，它也觉得潜在利益挺大的。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动机，一部分对中国敌意很大的人总想在这两个敏感问题上试探中国的国家意志和能力，这是和中国不同的地方，中国没有人想主动挑事。当然美国其实也想斗而不破，真斗破的话它也难受。但我们看美国考虑的这三点，跟我们相比利益的重要性还是差一点，台湾涉及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百年国耻，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盟友”承诺；南海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美国只是声称要维护什么航行自由。我们对利益的坚持肯定比美国坚决，但因为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因素，就是总有一部分人想试探中国，所以危险还在于美国，它的算计比我们多，动机也很危险，所以就不太好预测了。观察者网：基辛格11月6日在新加坡的创新经济论坛上给出警告说，中美必须表明各自的红线以避免冲突。您认为中美双方各自的红线在哪里？金灿荣：我刚才提到的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就是我们的红线。美国的红线则是变动的，目前来讲它希望我们不要对台湾动武，不要完全控制南海。但如果台湾明年搞“独立公投”，对我们来讲就是台湾越过红线了，我们就要反应，可能就要动武，那个时候美国就比较为难了。因为是台湾先越过我们的红线，我们动武又越过了美国的红线，那个时候美国就要采取一点措施，把“台独”摁住才行。观察者网：美国现在高举反全球化大旗，相比之下，中国的进博会、“一带一路”都是致力于全球合作和对外开放。美方是否可能会借助热点地区安全问题顺手推舟，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金灿荣：未来我推算美国有一个牌就是在“一带一路”沿线捣乱。五年前我们提“一带一路”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太重视的，因为他们以前在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投了不少钱，但是大部分效果很差，所以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中国在那里投资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美国其实当时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等着看中国的笑话。但是现在他们变了，而且就是在过去一年里转变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都是私营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追求赚快钱，不像中国投资是国家规划，主体是国营企业，争取投一些很长期的项目，比如像蒙内铁路，西方是不会投的，因为要很多年才能回本。所以我们短期看不出效果，但长期效果挺好，是真正给这些国家提供工业化基础。二是西方没有人力资源，他们都是给点钱，给一个规划，然后人就走了，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去验收。不像中国是有一批工程师、年轻人驻扎在那里，和当地人一起干，这是西方没有的。所以这两年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点效果了，美国就开始担心了，沿着“一带一路”捣乱的可能性就很大，包括已经在提的什么“债务陷阱”之类。观察者网：中国该如何应对呢？金灿荣：“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规划，这个大方向不要变，中国首先要有行稳致远的态度，先把已有项目做好，未来的新项目稳一点，做好项目论证。其次，在技术层面做些改善，比如多搞一些三方合作，除了中国和当地合作的方式，再加上第三方，这样一个效果更好一点。比如最近安倍来中国访问，双方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这个挺好的；在非洲，中国可以和欧洲国家多一些，因为非洲原来是欧洲殖民地。另外，我们也要让当地民众特别是媒体多参与多了解，在项目推进中尽快让当地老百姓有获得感。我觉得这几点做好了，我们就不用怕美国来捣乱。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13日 -
Wang Huiyao: WTO reform deemed both imperative and beneficial
By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WTO 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s been the primary impetus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ever, for more than a decade n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TO has stagnated due to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demise of the Doha Round of talks. With WTO talks deadlocked,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n increasing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institution, choosing to abandon multilateralism and instead relying on bilateral talks to resolve trade issues. Furthermor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pull the US out of the WTO. These developments constitute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at has done so much to reduce trade barriers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free trade since World War II. In addition to the stalled WTO agenda,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WTO has not kept up with important new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the global economy, such as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y only focusing on conventional trade issues such as trade in goods and tariffs, the WTO has failed to develop frameworks that can accommodate new emerging sectors driven by information and digitization. It is all too apparent that the current WTO is outdated and not in tune with important new asp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However, while the WTO currently faces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problems, we do not believe that either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nt to completely discard the current system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Even Trump’s tough stance of repeated threats to leave the WTO - without actually following through on such threats - should be seen as part of his particular approach to "the art of the deal."On top of the fact that WTO principles and its framework are still recognized around the world, there is still no institution that would be able to replace it. The process of the WTO’s development has shown that the health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world trade and the operation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still depend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WTO. In light of this, there are certain recommendations that could be offered for the WTO’s reform, covering both broad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ctions. First, the WTO should reaffirm its basic principle, which is to promote market openness and fair trad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At present,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 is the trend for certain members to turn toward unilateralism, neglecting the WTO’s basic principles. Second, the current deadlock in appointing judges to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must be resolved.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is virtually paralyzed due to the US continually blocking appointments of new judges.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s also beset by several other problems,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some rulings transgress the scope of WTO rules. Also, statements and rulings are often too long, and settlement processes tend to be long and drawn out. Third, the WTO’s consensus principle needs to be reformed. More use could be made of plurilateral agreements as opposed to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negotiations and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continued divergence between different members’ requirements, WTO talks have reached a critical phase tied to core and sensitive interests. Given that dispute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are intensifying about various issues - such as agriculture, trade in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 solely relying on the universal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 model will easily lead to deadlock. Fourth, WTO reforms should full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eeds and capac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utmost efforts made to find points of mutual benefit for all sides. Dealing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 will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TO reforms. Moreover, given the difficulty of achieving a consensus among a large number of WTO members, a group of key nations representing the voices of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could work first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most crucial issues. To support the WTO reform process, a concrete time schedule should be designated, with accompanying tests and standards to ensure progress. During this phase,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TO members maintain an open and active approach to reform. From Global Times，2018-11-11
2018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