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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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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首晟：科学研究需保持一颗好奇心
专家简介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新华网香港10月24日电 “建银国际前沿信息科技与投资研讨会暨香港管理学院影响力大师讲堂第一讲”日前在香港中环举办。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首晟应邀在活动中分享了他对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领域的独到看法。 张首晟是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天使粒子”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发现者。在演讲中，他形象地把物理世界中的粒子及反粒子称为“天使”与“魔鬼”，而这个名字的由来，源于张首晟特别喜欢的《天使与魔鬼》这部小说。 张首晟说，科学常常诞生于极其平凡且普通的道理之中，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发现科学真理的第一要义。也正是秉承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自己站在前辈Majorana的肩膀上，通过进一步的疑问加上灵光一闪，发现了费米子通常只有粒子的一半，这样就必定会出现一个“1/2台阶”。很快，果然找到了那颗“天使粒子”，挖掘出了科学界花了80年都没有找到的答案。 “科学家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你是全人类第一个发现了科学真理的人。”张首晟说。 谈及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张首晟说，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爆发的原因。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三个因素，分别是：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大爆发，智能算法的高速发展。 他说，人工智能有可能超过人类的极限。可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怎么判断机器智能何时超越人类？这也是一个科学界的“老问题”了。文章选自新华网，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26日 -
【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国内吸引人才力度大 近三成留学生学成归国
40年前，“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推动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快速发展。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生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使我国海归群体逐渐壮大。教育部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十八大以来，已有231.36万人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2017年我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48.09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22.74万。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8月19日，《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2018年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联合发布。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在此次发布会上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留学事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留学事业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调研可以看出回国创业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大势所趋。国家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省份的“抢人大战”等，这些对于吸引海归起很大作用，同时这也是向全球释放一个信号：中国重视人才。 近三成留学生选择回国，北上广为目标城市“方便与家人、朋友团聚”继续成为海归群体选择回国发展的首要原因，有67%的海归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好”以40%的比例位居第二。在逆全球化势力加剧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因“国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留学生发展，如工作和移民政策”选择回国的海归占比达到27%，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的紧缩对留学生的选择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对中国文化和美食的眷恋”（23%）、“所学专业在国内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14%）、“在国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13%）、“具有为国奉献的意愿”（12%）、“国内人才政策具有吸引力”（12%）和“国内拥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9%），也在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中起到一定的影响。最近一年，城市间的“人才大战”从一线城市扩散到二三线城市，人才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数据显示，海归群体生源地占比超过5%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山东、辽宁、江苏、河北，分别占海归群体的9%、9%、8%、7%、6%和5%。可以看到，海归群体的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上来看，这些省市较中西部地区仍具有一定优势。然而，从海归群体的现居住地来看，省市之间的人才聚集能力区别显著，即有些省市在该过程中成为人才磁铁，吸引和集聚海归，另一些省市则在人才竞争中面临海归人才流失的挑战。报告指出，海归群体流失方面，黑龙江、山西、河南、河北和湖南流失比例较大，分别为81%、60%、58%、49%和46%，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人才大战”中将面临更更加严峻的挑战。数据比对发现，61%的海归群体在回国后并未发生迁移，而是更多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从非北京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北京的省市分布来看，河北、山东、山西、辽宁、河南、天津、吉林、陕西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可以看到，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对北方人才、乃至中西部人才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从非上海生源海归群体迁入上海的省市分布来看，河南、江苏、安徽、浙江、辽宁和黑龙江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可以看到，上海除对周边省份海归人才具有显著吸引力之外，更是生源地为河南的海归群体的主要选择。从非广东生源海归群体迁入广东的省市分布来看，湖南、广西、湖北、福建、江苏、江西等省市是主要的输送省份。对此，智联招聘市场部高级总监李强表示，海归经历了多元化文化熏陶和全球化视野历练，他们身上具备非常多的创新意识和元素，而且海归也是现在整个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新的科技应用领域的推动者。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不少针对高端人才的政策，如四川省的“百人计划”，有陕西省政府的“走出去，主动去美国引才”等等，希望今后可出台针对海归的政策，这样利于吸引海归到地方发展。 97%海归顺利融入社会，就业市场有所提升报告指出，回国后的融入情况显示，97%的受访者能够在回国发展中实现社会融入，其中能够“顺利实现融入”和“有困难，但能渐渐融入”的比例均占48%。约3%的受访者始终无法融入，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始终无法融入的海归比例降低了2个百分点。海归群体在国内就业方面存在的优势主要包括“语言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和“生活适应能力强，更加独立”，选择比例分别为73%、59%和37%；此外，也有受访者认为海归的就业优势还包括“批判性思考能力强”（25%）、“更了解海外市场，容易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或分销渠道”（16%）、“更具创新能力”（16%）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一部总监李庆指出，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国际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国内高校国际化教育理念的快速发展，使国际视野的获取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海归群体更加直接接触到国际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从海归获取国内工作的求职渠道来看，排在首位的是通过“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49%的海归选择该途径求职；其次是“直接向意向单位投递简历”和“家人或者亲戚朋友推荐”，选择比例分别为22%和19%。在求职周期方面，男性与女性海归的差异并不明显。42%的海归能够在归国1个月以内找到工作；40%的海归能够在1-3个月找到工作；需要4-6个月的占比为13%。与201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1个月以内找到工作的海归比例提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需要6个月及以上求职时间的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说明海归在国内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有一定提升。调查显示，虽然海归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较2017年有所提升，但80%的海归认为收入水平低于预期的情况，较2017年69%的比例来看，海归群体收入与预期矛盾进一步加剧。分析发现，企业发展前景不明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比达到25%；22%的海归由于薪酬水平跳槽；“有了更好的机会”“职位晋升受限”“对目前的工作不感兴趣”也各自占据10%以上的海归比例。相比2017年的调研结果，因薪酬水平产生工作变动的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显示出海归回国后的薪资水平与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提升其薪资待遇成为企事业单位提升海归人才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方向。 金融业就业比例升至第一位报告指出，在就业行业方面，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教育、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排名靠前，所占比例分别为14%、13%、12%、11%、8%和7%。可以看到，在排名靠前的行业中，因性别不同，海归对于行业的选择也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女性海归来说，教育（15%）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0%）占比明显高于男性；对于男性海归来说，金融业（17%）和制造业（15%）占比则明显高于女性。与2017年相比，金融业就业比例超过信息技术服务业升至第一位，制造业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从2017年的第5位升至2018年的第3位。对此，李强认为，在2015年以前，整个国内岗位需求金融行业一直排在最前面，增速每个季度都是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5年正是互联网行业处于风口时成长期，其中某个季度岗位同比增长达到70%多，呈成倍增长。今年这一需求回到新的基础值，但互联网行业现在还是就业数量最大的行业之一，虽然需求增长没那么快，降到了第三，还是很大的吸纳就业的产业，只是现在对于海归来说，金融行业的吸引力在上升。 30%海归创业选择对口领域，运营成本高仍是创业最大困难48%海归的创业时间集中在2017年，2016年的占比为18%，2015年为9%。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为个人存款，超过半数尚未实现盈利。报告显示，海归创业行业选择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批发和零售业（15%）、教育（11%）。前两名以男性创业者居多，而在教育行业，女性创业者远高于男性，为14%；出现女性创业者比例高于男性的创业行业还有“住宿和餐饮业”等。30%的海归是因为“留学专业与创业行业紧密相关”，其次24%的海归选择了“主要合伙人的创业理念”，再次为“该行业是创业热门行业”，占比为17%。因“家庭背景”而选择该行业创业的比例为11%，因“相关技术专利、国家或地方发展规划相匹配”“个人爱好”因素选择相关行业创业的比例均为6%。其中，女性海归创业者相对男性来说，关注留学专业与创业行业相关性、创业热门行业和家庭背景的比例更高。海归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仍然是运行成本高，占比56%，我国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其次，对国内市场不够了解的比例达到38%，因融资困难的比例为37%，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政府相关政策配套不齐、技术成果转化比较困难、国内研发水平尚不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比较困难分别占比为27%、21%、13%、8%、6%、1%。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海归创业者对于企业运行成本高的反应较男性海归创业者更为明显。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困难，苗绿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很多海归对国内的就业政策和创业政策不了解，提高人才薪酬福利待遇和完善海归人才就业机制是海归群体最关注的政策方向。对此，一方面需要招聘机构、政府部门、智库以及媒体等多开展培训和宣传，另一方面也需要海归应该有积极的态度去主动获取相关信息。文章选自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2018年10月
2018年10月26日 -
王辉耀：华商将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编者按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广大海外侨胞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华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是中国面向全球、扩大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侨’这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后，海内外投稿纷至沓来。即日起，一篇篇佳作将陆续刊出，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行的四十年。作者：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在今年8月29日举办的“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对广大华侨华人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始终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发挥独特优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为传播中华文化、加强中外交流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事实充分证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不愧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和展望海外华侨华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数量达到了6000多万人，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全国的人口数量相当。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华侨华人就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是改革开放事业的见证者、开拓者、参与者和贡献者。40年来，华侨华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华侨华人经商办企业的比例极高，因此也形成了庞大的华商群体，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商”。华商这一群体不仅在侨居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也为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一、华商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一) 华商为改革开放贡献了“第一桶金”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当时外商投资有限，广大华商率先在华投资，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并带动其他外商对华投资。早期华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和福建两大侨乡，尤其是经济特区。此后，华商在中国的投资由经济特区、侨乡向广大的内陆地区发展，这与中国对外开放在空间上的进程是一致的。 考察整个外商对华投资的历史，侨资在各个阶段都占据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侨资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占比高达7成以上。1992年开始，欧美日韩外商投资开始强势增长，侨资比重有所下降。但从2006年开始，侨资份额再一次上升。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全球FDI在2008和2009年连续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未受影响，这主要归功于华商投资的强力支撑。 (二) 华商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源头活水” 华商投资最多的地区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这不仅仅得益于华商的资金投资，更得益于华商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国际合作经验。 华商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华商的资金支持和带动下，民营企业逐渐发展起来。华商在经济特区及侨乡投资企业的成功，对当地民营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催生了大批民营企业。他们学习华商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通过华商建立起与国际市场的联系。 此外，华商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借此机会，华商进入中国农村市场进行投资，促进了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了大批以新移民为主的新华商，尤其是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他们突破了以前华商的传统产业，大多从事现代服务业，部分还投资科技型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时期，华商投资中国热情不减，例如，截至2012年底，广东省侨资企业已达5.8万家；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侨资企业已达1.89万家。在京发展的新一代华商，积极参与高科技创新，在IT产业、生物制药、金融保险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积极开拓。他们不仅学历高，视野开阔，信息量大，而且拥有进取创新的经营理念，时刻关注市场需求，注重人性化服务。二、中国改革开放是华商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为华商提供了巨大机遇，是他们首选的投资目的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众多领域都存在空白，华商凭借其国际眼光、敏锐嗅觉和资金技术市场迅速占领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庞大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市场逐渐成为许多海外华商的最大收入来源，助推其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据统计，高达95%的海外大型华人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布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为华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力支持。中国专门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都设立了侨务相关部门，为华商投资兴业提供服务。 中国设立的“侨梦苑”，即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为华商投资提供了新平台，也为新华商创新创业提供了重要载体。全国十几处“侨梦苑”根据当地的不同优势，整合现有政策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已成为华商投资创业的热土。三、新时期中国经济将为华商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举措也为华商发展提供了众多新机遇。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华商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广大华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建设性作用。一是可以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交流、沟通与互信。二是可以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华商利用其在所在国的产业基础和政商人脉，可以将中国技术先进、竞争力较强的产业转移到所在国家和地区。三是可以助力提升“一带一路”经贸及金融合作水平。华商通晓双方贸易规则和惯例，有的还拥有贸易渠道和资本优势，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经贸合作机会。从“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的角度来看，华商将助力中国参与书写国际规则、推动新型全球化进程。 华商可以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广泛参与和合作。既可以参与交通运输、仓储、港口建设、能源资源开发等领域，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进行参与，还可以与中国国内企业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项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华商还可以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侨居国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二) “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建设为华商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在粤港澳湾区和海南均出台了重磅的发展规划，将成为中国未来4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而这些地区临近港澳和东南亚等华商聚集最多的区域，华商往来投资十分便利，文化也更为接近。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在产业规划、制度设计等方面都将有许多突破，将产生众多新的商机。同时，华商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创新创业还将享受到更好的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华商的深度参与，将为两个区域的发展添加新的动力，反过来也将推动华商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三)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华商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 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能够像数字经济一样，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增长，并深刻影响和重构世界经济。 近10年来，依托于庞大的市场和政府营造的良好环境，中国已处于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人民币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9%，处在全球的第二位。此外，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占世界比重的40%。许多海外华商在中国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传统产业上，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当下均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而一些华商也积极行动起来，与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开展合作，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靠不断转型升级赢得机会。 总而言之，40年来，华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因素也成为他们发展的独特机遇。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上，应继续最大限度地凝聚动员华侨华人华商力量，巩固发展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及世界的发展做出新贡献。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8年10月25日
2018年10月26日 -
王辉耀：开放人生的创新与突围
王辉耀,CCG理事长 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最早留学海外的MBA，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更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愿景。” 王辉耀的青春岁月在“上山下乡”中度过。他回忆道，“在乡村，酷暑严寒，蚊虫叮扰，辛勤的劳动之外，对知识的渴望支撑着我冲破一切阻力学习。” 1977年10月，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沉寂的山村。多年的积累派上了用场，赶了30里地到镇里参加高考的王辉耀最终收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毕业时，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王辉耀被选拔到当时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从事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工作。 “当时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去捧‘铁饭碗’，我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国际工商知识的不足，于是决定出国学习MBA，这也是我人生的一次突围。”王辉耀说，国家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人才的开放。第一个是恢复高考，第二个是鼓励留学，都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打下人才基础。 国外的MBA学习特别推崇分析能力和独特观点，当时王辉耀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研究经典案例。通过实习和工作，积累了不少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进一步被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于是，他开始了人生的再一次突围——回国创业，成立一家商务咨询公司。 在创业打下一定经济基础之后，王辉耀感到，不能只独善其身，还应心怀天下，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更大的事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搞活了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的道理，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为什么不能有民营社会智库呢？”王辉耀在一片疑惑声中，又一次成为“率先吃螃蟹的人”。2008年，他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 智库成立十年以来，为“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人才签证增设进出入境管理法”“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等建言献策。 2018年9月，作为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被授予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是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担子”，王辉耀表示将继续为推动首都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献计出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发出更多的“北京好声音”，积极促进北京对外交流合作。 “如果把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的毕业生人群称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人，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这群人还需要继续发扬那个时代的开放性格与开放精神，为年轻人铺路搭桥。”王辉耀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26日 -
【中国新闻网】王辉耀：开放人生的创新与突围
王辉耀,CCG理事长 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最早留学海外的MBA，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王辉耀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更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愿景。” 王辉耀的青春岁月在“上山下乡”中度过。他回忆道，“在乡村，酷暑严寒，蚊虫叮扰，辛勤的劳动之外，对知识的渴望支撑着我冲破一切阻力学习。” 1977年10月，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沉寂的山村。多年的积累派上了用场，赶了30里地到镇里参加高考的王辉耀最终收到了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毕业时，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王辉耀被选拔到当时的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从事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工作。 “当时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去捧‘铁饭碗’，我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国际工商知识的不足，于是决定出国学习MBA，这也是我人生的一次突围。”王辉耀说，国家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人才的开放。第一个是恢复高考，第二个是鼓励留学，都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打下人才基础。 国外的MBA学习特别推崇分析能力和独特观点，当时王辉耀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研究经典案例。通过实习和工作，积累了不少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进一步被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于是，他开始了人生的再一次突围——回国创业，成立一家商务咨询公司。 在创业打下一定经济基础之后，王辉耀感到，不能只独善其身，还应心怀天下，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更大的事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搞活了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的道理，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为什么不能有民营社会智库呢？”王辉耀在一片疑惑声中，又一次成为“率先吃螃蟹的人”。2008年，他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 智库成立十年以来，为“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人才签证增设进出入境管理法”“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等建言献策。 2018年9月，作为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被授予北京市华侨华人“京华奖”。“是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担子”，王辉耀表示将继续为推动首都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献计出力，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发出更多的“北京好声音”，积极促进北京对外交流合作。 “如果把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的毕业生人群称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人，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这群人还需要继续发扬那个时代的开放性格与开放精神，为年轻人铺路搭桥。”王辉耀说。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26日 -
梁建章：个税专项扣除 ，“子女养育 ”减免严重不足
理事简介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2018年10月20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扣除方案依然令人失望，离应对目前空前低生育率危机所需的鼓励生育力度更是相距甚远。按照该方案，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5项开支均可按标准定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有关子女教育部分是指，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每月1200元）的标准从应纳税收入中定额扣除。这里学前教育涵盖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阶段；学历教育则涵盖小学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父母双方可分别按每孩每月500元扣除，也可由一方按每孩每月1000元扣除。在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下，小学和初中免收学费，但托儿所、幼儿园、高中和大学的费用仍需要家庭支付。近年来，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影响了许多家庭的再生育决策。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专项扣除，对于减轻育儿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负担有正面意义。特别是，子女教育专项扣除额没有设定上限，而是与孩子数量成正比，反映了个税改革已经彻底摒弃了限制生育的思路。尽管如此，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扣除方案依然令人失望，离应对目前空前低生育率危机所需的鼓励生育力度更是相距甚远。01 方案没有覆盖3岁以下幼童的抚养费实际上，目前城市白领家庭养育压力最大的时段，恰恰是从孩子出生到3岁入托之前。这是因为中国严重缺乏托儿机构，而随着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费用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家庭的承受能力。如果没有老人帮助，夫妻双方甚至需要牺牲一方几年的职业机会来照看孩子。此外，孩子的出生不仅会产生与养育相关的一系列开支，也会对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带来冲击。中国生育意愿极其低迷的重要原因正是，许多家庭面对低龄幼儿看护困境而不敢生二孩。因此，抵扣方案在孩子0到3岁时段的缺位尤其不合理。02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金额太低据新华网报道，目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8000元、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2000元到1.4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900元到3200元；高校本科年学费4200元到1.9万元；研究生年学费8000元到1.3万元。这些还不包括目前城市家庭普遍需要支付的各种课外活动费用。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假设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对此，我们建议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扩展为“子女养育”，不仅让抵税时段涵盖孩子0-3岁的阶段，还应该提高抵扣金额。为了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又不至于大幅减少政府税收，可以考虑按孩次实行累进制抵扣，而且抵税年限可以在孩子达到18岁时结束，以降低征税复杂性。比如，一孩按目前方案每年可抵扣1.2万元，第二个孩子每年抵扣3万元，等到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之后，第三个及以后的孩子每年每孩抵扣5万元；未来抵扣额则随出生人口形势变化和政府财税状况做相应调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对养育3岁前孩子实施比3岁之后更高的抵扣额度，用以缓解养育家庭的冲击压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按孩次的累进制抵扣或者补贴，也是国外实施的鼓励生育政策中相对成功的经验。比如，法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第三个及以后每个孩子的抵扣额度就是前两个孩子中每个孩子抵扣额的两倍 。在我们的建议中，依孩次的累进速度比法国更快。这是因为由于中国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法国，需要更大的激励力度才可能达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其中第三孩的5万元抵扣额，在20%税率下，相当于每年节省1万元，接近养育第三孩的边际成本。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考虑到不婚不育情况以及生育一孩成为许多家庭的默认选择，只有让主流家庭有能力和意愿养育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才可能接近可持续的更替水平。采用我们上述按孩次累进抵扣的方案，并不会大幅减少政府税收。根据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2015年给出的数据，中国缴纳个税的工作人口约为2800万。估计其中约60%可以享受到“子女养育”附加抵扣。假设其中一半家庭生育二孩，1/10家庭生育三孩，那么与目前的方案相比，上述累进制抵扣涉及到大约 420万（即2800*0.6*0.5*0.5）二孩家庭和84万（即2800*0.6*0.5*0.1）三孩家庭。以20%的税率计算，每年从二孩家庭少征的个税为151.2亿元（即420*（3-1.2）*0.2），从三孩家庭少征的个税为94.08亿元（即84*（3-1.2 + 5 - 1.2）*0.2），总共少征税额约为245亿元。这个减免金额仅相当于2017年全国税收的0.195%，不到中国每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的1/30。相比之下，中国在2018年中非论坛承诺的对非洲援助为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0亿元，其中无偿援助为1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上述对少征税额的估算未必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如何提高减免养育子女家庭的税负，少征税额怎么也不可会超过年度总税收的1%。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基于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相当于上年度人均收入三至六的社会抚养费。现在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对养育家庭的减免的税收恐怕连正常收入的1/10都不到，很难让公众相信财税政策有扶助家庭和鼓励生育的诚意，实际效果更是有限。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鼓励生育远比限制生育更加困难。由于中国现在只有少数工作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收能惠及的家庭并不多。因此，对于收入较低家庭，还需要考虑直接发放现金补贴。这也是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都是施行的政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个孩子。其中，富裕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接近2.0，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生育率仅1.4，韩国的生育率更低，仅1.0左右。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中国要显著提升生育率，对家庭的经济扶助至少应该占到GDP的2%-5%，也就是每年1.6万亿到4万亿左右，现在这个免税抵扣方案只能说在扶助生育的正确方向上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按照该方案，赡养老人支出每年按2.4万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相比之下，子女教育支出只按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扣除。虽然设定赡养老人支出抵税符合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传统，而且现实中也确实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养育小孩的抵税金额应该不低于赡养老人的抵税金额。这有至少三个理由：第一，不少老人自己拥有养老金、积蓄或房产，而孩子在经济上则完全需要依靠父母；第二，中国面临的是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相对于稳定年龄结构的社会，中国孩子比例过低，而老人比例则会越来越高。第三，老人代表的是历史贡献，孩子则是未来；我们需要维护历史责任，但更需要面向未来。作为参考，美国个人所得税制上，只有年收入极低的父母（2017财年收入在4050美元以下）才能计为被扶养人用以抵扣；而香港在2018财年，每个孩子的抵税额为12万港币，是60岁以上父母的5万抵税额的2.5倍。长远来看，低生育率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2016年少了63万，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整整300万。从各地已公布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比2017年显著减少。由于育龄妇女总数下降已经成为未来十年内不可改变的结果，并且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便在2018年底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也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未来人口将面临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这将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要应对这一空前危机，通过减轻养育家庭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至关重要。目前中国老龄化问题还不算很严重，减税和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因此，在目前个税改革的当下，将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子女教育”扩展为“子女养育”并以累进制方式提高抵扣金额，对开启生育友好型社会正当其时。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对于目前面临各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一种选择。文章选自财包公，2018年10月22日
2018年10月25日 -
【新浪网】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多位CCG副主席上榜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宣传民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展示民营企业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风采，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推荐宣传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现场2018年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刘永好、李彦宏、张华荣、宗庆后、俞敏洪、曹德旺六位CCG副主席上榜。具体名单如下：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丁佐宏 月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 隆 双汇集团董事长马 云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有福 青海雪舟三绒集团董事长王 伟 贵州兴伟集团公司董事长王 填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正华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召明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公司董事长王传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金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林祥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沂 富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牛宜顺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尹明善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宗申 重庆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叶 青 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贵禄 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小华 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董事长尼玛扎西 西藏宏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年广九 “傻子瓜子”创始人乔秋生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总裁刘汉元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云 千喜鹤集团董事长刘庆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羽桐 甘肃远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积仁 东软集团董事长米恩华 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汤 亮 奥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连捷 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许家印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远勤山 大运九州集团董事长严 琦 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苏志刚 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飚 海特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占通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群 吉林神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国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黑记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湘平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宗祥 云南祥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少勋 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 以岭药业集团董事长邱亚夫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何享健 美的控股董事长余渐富 南翔集团董事局主席冷友斌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汪力成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 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张 新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一鸣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CEO张芝庭 贵州神奇集团董事长张华荣 华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近东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果喜 果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宏 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彦森 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志列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泽民 郑州三全集团董事长茅永红 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林印孙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生光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 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群飞 蓝思科技集团董事长郑跃文 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宗庆后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钟建国 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徐冠巨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建华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陶华碧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立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和平 长春欧亚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常兆华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根良 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阎 志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 三一集团董事长彭 凡 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 伟 大连韩伟集团董事长景 柱 海马集团董事长傅 军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光明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鲁冠球 万向集团原董事局主席谢志强 广西平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 军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执行官雷菊芳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建川 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 荣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魏立华 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魏建军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章选自新浪科技，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