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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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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将海南自贸区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自由港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评论文章，文章刊发于2018年10月21日《 北京青年报》第A2版 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国内外目光再次聚焦海南。海南作为中国最“年轻”的自贸区，成立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被视作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沿阵地，透过海南自贸区的发展举措，可以大致窥见中国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思路。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关键之一，应当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自由港。自贸区（港）建设需要更开放的政策、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充沛的资本等诸多要素的汇集，但抓住人才这个牛鼻子，有利于以国际高端人才汇聚带动技术、资本等要素汇聚，以国际高端人才的自由流动，助推海南全岛营商环境的优化。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历程，可以得出许多经验，比如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等，还有一条重要经验不容忽视，那就是要不断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力。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在全球孕育兴起，人才愈来愈成为各国、各地区、各城市争抢的战略资源。 人才对海南自贸区（港）的发展更是尤为关键。尽管海南自贸区（港）拥有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后发优势，但相比内陆省份，海南缺乏足够的人口基数支撑——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在《总体方案》发布会上也提到，人才是海南省的短板之一。上海自贸区依托的长三角常住人口约为1.5亿，广东自贸区依托的珠三角常住人口为5700多万，而目前海南省全岛常住人口不足1000万。 相较之下，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经验应当更值得海南借鉴。新加坡与海南一样，都具备临海优势，位于国际航道沿线节点，发展依托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基数有限，不适宜发展资源密集型或人力密集型产业。新加坡独立时，全国总人口不足200万，现在常住人口也仅有500多万，但经过多年发展，其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常年位居全球前两位，同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国际化旅游城市、世界重要的电子工业中心和生物医药中心。 新加坡获得如此成就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人才立国、人才治国”战略。从国家治理到产业发展，新加坡都聚集了一批精英人才和专业人才，从而保证了高效率运转和重点产业快速崛起。在瑞士德科集团开展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调查中，新加坡连续5年获得全球第二名，凸显了新加坡在人才领域的领先地位。 海南自贸区（港）应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在人才培养、引进、激励、使用上的经验，用好用足自贸区（港）的政策，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上实现大突破，将海南自贸区（港）打造成多元共融、宜居宜业、创新发展的国际高端人才自由港。 首先，要在海南营造尊重人才、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海南有着移民文化的基因，对于人才有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建省办特区以来，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移民。今年5月，海南发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下一步，海南要继续弘扬移民文化传统，加强公共服务供给和法治建设，让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在法治、平等、平安的环境中和谐相处、融合发展。 其次，要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契机，为人才搭建广阔发展平台。综合评估优劣势，海南应该走轻人力重人才、轻资本重技术、轻货物贸易重服务贸易的发展路线。《总体方案》提出，海南要以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科学安排海南岛产业布局。海南可积极利用自贸区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等政策优势，运用市场化手段，通过设立联合研发中心，引进外资产业集团等方式“筑巢引凤”。 再次，要营造良好的海外人才发展环境，在海外人才出入境、纳税、教育、医疗等领域与国际接轨。《总体方案》提出，提高外国人才工作便利度，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下一步在出入境方面，可为来海南工作的海外人才提供商务签证、就业签证、创业签证、实习签证等不同类型的工作签证。此外可引入市场化机制，为海外人才提供高水平、类海外的生活保障，实现宜居宜业的目标。 海南自贸区（港）承担着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的使命，为此应敢于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上突破创新，使海南自贸区成为活力迸发、环境优美、人才向往的国际高端人才自由港。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10月21日
2018年10月22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国际海洋名城建设 青岛绘就蓝图
——编者按当前，青岛提出建设国际海洋名城，通过实施国际城市战略，着力推进企业、市场、产业、园区、城市“五个国际化”，将城市的外在和精神全方位国际化，这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何做好这件事？青岛创新提出建设的国际城市建设咨询委员会工作机制，跳出青岛看青岛，面向全球，组建高端智囊团，从不同角度为青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出谋划策。 如今，国际城市建设咨询委员会已成功举办两次全体会议，重磅智囊团成员扩展到来自中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近20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官、知名专家学者和跨国公司高管等专家，涵盖金融、贸易、外事、规划、旅游、环保、会展、运输、海洋、法律等领域。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被青岛一一详细记录，其中的一些真知灼见将被落实到青岛国际城市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这座城市的国际化建设也正朝着这些专家描绘的美好蓝图不断迈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日前，青岛市举办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专家智囊团，从各自领域切入，为青岛建设国际城市提出建议。青岛将专家发言整理为90条意见建议，这些真知灼见丰富了青岛国际城市建设的内涵，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一些意见建议将为青岛国际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提升，融入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中。利用海洋优势 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青岛正结合区域发展优势，将城市的全球坐标定位于打造国际海洋名城，本次会议围绕“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全球化形势下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开放活力”这一主题展开探讨，这一主题引起与会专家的共鸣，成为嘉宾发言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海洋是青岛最大的优势和最好名片，青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就要提升海洋经济硬实力和软实力，做好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青岛市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龙永图说。 与龙永图一样，韩国希杰集团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金樟勋也对青岛的海洋优势赞誉有加：“青岛海洋资源丰富，且拥有中国海洋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和大量的海洋人才，建议青岛利用资源优势，引导世界领先的海洋食品产业、研发中心和人才落地青岛，打造世界级的海洋食品研究中心、学习中心、生产中心。” “每次来青岛，我都很兴奋。青岛是非常干净清洁的城市，环境很好、水也很好，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也令人瞩目。”德国博曼德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包振坤毫不吝啬对青岛的赞美，他还介绍了德国发展海洋产业所做的一些努力，如汉堡港提高港口技术环保水平，通过建立海事、物流等行业集群把中小企业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扩展运输能力和网络覆盖能力，希望青岛可以借鉴德国的成熟经验，打造独具特色的国际海洋名城。 青岛大学党委书记胡金焱对青岛海洋优势如数家珍：“青岛汇聚了全国30%的海洋研究机构，50%的海洋高层次科研人才，70%的涉海研究院士。”他提议，青岛可以整合海洋科技研究力量，打造海洋研究的航空母舰，形成联盟协同作战，发挥聚合整合效应，为推进国际海洋名城的建设发挥力量。 泰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王玉君对青岛建设国际海洋名城提出了一些深度思考：“全球范围之内，青岛要想脱颖而出，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必须要思考如何能够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打造自己独特的形象，能够让青岛国际海洋名城的形象在人们的脑海中变得更加深刻。”她举例说，一定要找出突破口，比如一提到海洋产业、海洋食品、海洋景色、海洋体育，就想起青岛这座国际海洋名城。打造创新名片 青岛作为中国“品牌之都”，品牌建设是国际城市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看来，青岛海洋开放创新之所以驰名海内外，离不开产业、文化方面的投入，青岛应该更多地进行品牌建设、品牌投入，通过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和城市的发展。 作为中国唯一的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财富管理已成为这座城市国际化建设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安永大众化金融服务首席合伙人陈凯看来，金融服务业在城市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业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一带一路”产业升级和海洋特色经济发展等方面，青岛可以利用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金字招牌，对标英国伦敦金融城，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城市，面向全球开展国际财富管理定向招商，为青岛中心湾区发展带来新的升级和活力。 青岛独特优美的生态环境也为国际城市建设提供肥沃土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米红提供了一组数据，青岛现有医养结合的养老院超过600家，社区养老院超过1400家，医养结合软实力排名全国第一，非常适合发展候鸟型国际养老产业。 如何充分发掘这一环境优势以及青岛科研院所集中的优势？米红建议青岛成立青岛蓝谷科学论坛，以此吸引高端人才在此集聚，每年吸引100个课题组来青岛做研究，并以此为契机举办国际性会议，提升青岛的国际软实力。 交通是城市的动脉，文明交通也是国际城市建设的题中之意。青岛礼让斑马线文明交通的做法得到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陆化普点赞：“青岛的斑马线已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安全线，青岛的交通硬件设施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认为建设国际城市最核心的就是交通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希望青岛能够形成一张靓丽的交通名片，尤其是在绿色交通和文明交通方面。”推进高水平开放 敞开大门邀请专家前来指点城市建设未来，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开放包容的体现。新时代如何实现高水平开放，专家们提出的建议值得借鉴。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张江汀表示，实施国际城市战略，进一步张开城市发展的“开放之翼”，是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建设国际城市这项巨大的工程不能闭门造车，需要集思广益，汲取专家智慧为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出谋划策，为青岛改革发展贡献力量，推动青岛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征程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前来参会的德国曼海姆市前市长、青岛荣誉市民诺伯特·艾格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书《青岛是通往世界的大门》，在他看来，青岛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海陆空交通发达便利，希望青岛继续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通过增开中欧班列，将日本和韩国的货物更快地运输到欧洲市场，吸引更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参与到经贸合作中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是咨委会最早聘请的专家之一。“青岛在国际城市建设方面有日新月异的突破，特别是随着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召开，青岛加快了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脚步，开启了新的征程。”武常岐表示。 对此，日本驻青总领事中原邦之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来到青岛仅半年，这段时间里，我见证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成功举办，通过参加国际啤酒节、国际帆船周及海洋节的开幕式，深切感受到了青岛的国际化进程。” 中原邦之表示，青岛市为推动国际化建设设立了国际城市战略推进办公室这一专职部门，并设定了中长期目标，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显示出青岛在切实推进国际城市战略中拥有完整的学习及管理机制。同时，国际海洋名城的概念充分突出了青岛的优势和特点，体现了与其他内陆城市的差异化，是非常好的视角。希望青岛积极推进国际城市建设，建成中国特色的海洋名城，成为华东、华北开放的窗口和时尚魅力之都。 高端展会专家、百奥泰集团董事长梅晓丹认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举行提升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青岛可以充分放大城市品牌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国际性会议落地青岛。“可能青岛区别于其他海洋城市的地方，就在于青岛另外一张名片就是国际会展之都，要提高会议和展览的服务品质，就像青岛的企业海尔、海信、青岛啤酒一样，以品质著称世界。” 人才国际化也是国际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提议，青岛可以打造创业之城，吸引海外英才前来创业，同时青岛和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德国制造4.0享誉全球，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青岛可以建立一个中德技术技能人才中心，吸引德国的国际技能人才来到青岛，将青岛打造成中国技能人才大本营。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青岛的国际城市建设未来可期。正如青岛市市长孟凡利所展望的，青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努力培育城市的对外辐射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增创开放新优势，提升城市品质，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让外地人向往、让本地人自豪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0月18日
2018年10月19日 -
田国强：大国战略之定力、改革与全球化
田国强，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关系越来越紧张，似乎有向其他方面延伸的势头。其走向如何，关乎世界格局、关乎中国国运。对于贸易战，打还是不打？打的话，怎么打，会面临什么后果？不打的话，如何有效应对？对内如何应对，对外如何应对？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各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 近期，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改革开放往何处去，有媒体记者问了我以下九个问题，我想这些也是大家都在关心、关注的问题。故此，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形成了以下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给出了我的大致看法，每个问题相对独立，可以有选择地看。 应尽力避免让中美竞争关系滑向敌对关系，中国还要韬光养晦 Q1：贸易战前后的见闻，以及美国经济界对贸易战的看法。 A1：近些年来，特别今年以来，我对中美关系走向越来越担心，可说是忧心忡忡。 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 此前30年来，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但由于国体差异的原因，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我的看法近年来有这么大的转变呢？由于中国国力不断上升，近些年来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而民间、学界、智库，媒体对双方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中美各方面的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大。 在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势力，先后掌握了贸易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这些“鹰派势力”就是希望不断把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化、长期化，将中美良性竞争合作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将中国取代俄罗斯视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 而在国内，不少人仍将中国崛起的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混为一谈，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味地视对方为敌方。 其实，大国崛起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关系，比如美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不见得就一定是敌对关系。加上我们不少学者和媒体舆论对自身国力的过分渲染、误判和外交上越来越强势，同时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民间和学界的盲目自大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民粹主义等多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人也被推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去，包括许多中国通活跃在里面。 过去的基本情况是，苏俄问题专家都比较反俄，中国问题专家基本亲中，而现在发生很大逆转。特朗普政府不仅重用了一批入华、知华，对中国政府和政治有亲身感受的中国通，更启用了一批仇华、反华的强硬派。 尽管美国主流经济学界依然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对莱特希泽、纳瓦罗等的经济观点大多持不同意见，对特朗普以缩减国际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关税政策大多持否定立场，例如萨默斯、克鲁格曼等，但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民间智库对中国经济模式及其走向大多不太认同，包括对中国友好的政界人士。例如2005年提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就提到了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2025；除特朗普之外美国其他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贸易战前后，我就由于态势的重大转变而感到不妙，在今年6月的上海财经大学宏观年中报告中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的国际环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围堵中国的现象日趋严重，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并且这只是表象……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被激发放大的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自信，看国外无论什么都是阴谋论或陷阱，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试图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但媒体和学界基本没有认识到形势的迅速恶化，都在一味地出谋划策怎么打贸易战。 针对这种现象，我在今年7月一个讨论改革的微信群中也提到：“我们缺少像春秋战国时有那么多极高水平的战略家和谋士，或像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家，或懂当代博弈论专家学者我看国内也很少。现在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文章就是告诉政府怎么去打贸易战，而不知道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化解战争而不是一味想着战争，是怎样去化干戈为玉帛，让态势和结果有利于己方。我不是国际关系和战略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判断是要权衡中美经贸摩擦，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上考量中美两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如此，有理有据，站在全球视野和中国长远利益的高水平智库报告很少，而是将自己的理想等于现实来考量和处理问题。另外，要尽量做到，无论美国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我们的战略不能出错，并且上策是怎么让自己战略影响到对方的战略，让态势转化到有利于己方，而不是完全被动。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战略容易被一些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被语不惊人死不休，要就是不是训练有素或浑水摸鱼唱高调的人影响。” 仅仅几个月过去，形势迅速恶化，我的这些担心和判断不幸成真。 Q2：美国发动贸易战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Q2：在这次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方面，感觉美国是做了充分准备，有备而来的。从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Pence）最近（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的最新中国政策的讲话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的重大改变，对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经济、社会及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 海外媒体认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发言，是立场极其强硬的讲话，尽管彭斯提到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具有战略性的关系和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然而，媒体和学界在自我安慰，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拿出有份量，有事实、有数据和量化分析，令人信服的反驳或澄清，没有指出提及的许多例子和事实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或真相，而集中反驳的主要是称彭斯不过是在帮助特朗普助选，转移“通俄门”的矛盾等等，而台湾地区某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的反驳却要具体的多，许多方面都是有理有据，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从彭斯的讲话可以看到，如果不想尽办法让中美关系危机尽快止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有可能发生巨变。在我看来，他的讲话基本上就是一篇摊牌的宣言书，好像是在下战书，根本就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未发生的，让人十分棘手。 更严重的是，尽管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及其政府，但在应对中国的立场上，特别两党和学界在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上，贸易战及遏制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分歧。 这样的摊牌和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让中国作出大的让步的，同时也不像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主动与中国恢复关系和搞好关系，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 美国的民意、智库、商会、媒体、两党和几年前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实有无特朗普，美中关系都正快速移向十字路口，今后任何一党或人上台，都可能是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彭斯的讲话弄不好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也意味着全球局势的一个分水岭，这真是到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及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关头。怎么解脱这种极度的困境，的确需要大智慧，需要冷静和认真思考及处理，而不是意气用事。 由于中国国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美中间的动态平衡无疑已经发生改变，现在美方想做的就是形成全方位的统一战线，将中国踢出由美国主导的发达世界的经济圈。的确如此，美国正在采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法宝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跟西方国家全面友好的战略战术，想在西方国家也形成全面统一战线，正在一个一个地通过双边谈判把多边的WTO架空，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封堵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或者使其经济萎缩，或逼中国退回到自闭状态，使之无法分享世界文明进步成果，一旦成真，中国又怎么可能在脱离全球稳定经济秩序下取得飞跃发展呢？ 在战术方面，美国发动贸易战之所以底气足，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方案带来的经济增长刺激效果有关，也与美国由民营经济主导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有关。 民企天然具有效率优势和创新冲动，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而我们要就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举措的重要性，比如尽管学界和民意都希望中国政府大幅度减税，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政府税收以近20%增长速度上升，或者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说得多，做得少。而在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准入壁垒、歧视性政策，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等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还做得非常不够，还需要深化改革。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对冲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我早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曾提出若干建议：一要降低民企的过重税费负担（放水养鱼）；二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基础研究、交通设施、网络设施）；三要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四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高薪吸引人才回国服务）；五要支持人才引进（积极鼓励和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 Q3：贸易战的结局有哪几种？ A3：无论贸易战的结局是哪种，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两败俱伤结果。尽管一方将在这场对抗中胜出，但是最终没有谁能从中得利！ 对于中美贸易，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今年7月份发布的《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中有详细论述。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不大，但中美贸易摩擦将显著增加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其他风险。中国和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相互依存，且中国出口对美国的市场依存度远远大于美国出口对中国的市场依存度，中美贸易战将注定是个双输游戏，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此外，中美贸易仍然以互补性为主，但互补性在逐渐减弱，竞争性在逐渐增强，这是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 我更担心的一点是，美国利用中美贸易战杀鸡给猴看，一边给中国大棒，一边给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等胡萝卜，让后者全面倒向美国，形成围堵中国的同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基本上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版NAFTA——USMCA协议，并且其中一款基本上是主要专门针对中国的排非市场经济体的协议。早前美欧政府间就曾经有过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探讨，可能很快会达成协议，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已经签署，和日本也有很大可能达成类似协议。我们在应对这次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战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由于美国是发起方，中国是被动应战方，处处显得被动，给人的感觉就是显得措手不及，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针对性，更多是大批判式的，甚至是意气用事的空洞口号式反驳。 中美之间的贸易博弈战和彭斯针对中国的全面开花的讲话，局势演变之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学界和绝大多数智库的分析科学性和严谨性严重不足，基本没有起到智囊的作用，本本主义多，不切实际的空谈多，研究方法落后，基本上都只是泛泛而谈的定性分析，没有什么科学性、严谨性的逻辑分析，量化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更是没有，许多人给出药方要么就是错误的，要么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要么就是过于短视，误导了政府的决策。 而美国智库研究一直以来却非常重视政策建议的理论分析、实证量化分析，具有较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博弈论刚刚诞生，就被用到和日本具体作战实际中去，起到了很重要作用。对孙子兵法也研究得很透，其分析报告更像是学术论文，其分析看起来非常严谨并且有大量的统计量化分析，尽管许多都是盲人摸象，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或事实。如果中国应对不当，没有尽早面对现实和澄清完整事实，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共同点，仍然是自说自话，形成不了聚焦和没能消除误判，弄不好就会错失机会，弄得越来越被动。 一旦如此，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其所追求的中美竞争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无法实现，所剩的选项差不到就是对抗的敌对关系，从而十九大提出来的新征程两阶段愿景目标将很难实现。 其实，在彭斯讲话之前，特朗普对中国在贸易摩擦方面的诉求还是比较明确的，寻求的就是“三零、两停、一允许”，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允许美国人在中国独立开设公司。事实上，“三零”和“一允许”不是单方的，对其他国家也是这个要求，中国可以以此作为谈判出发点，找出双方能接受的共同点展开谈判，而不是一些抽象原则的意见或打口水战的各说各话。 其实中国政府早已在行动上有所回应，例如针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税大幅下调（其实在早前的谈判中，中美已经达成不少共识）。至于“一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许多行业一直都允许开独立开公司，现在是希望中国也给予美国企业这样的对等条件，中国其实也开始准备这样做，并且已经这么在做，如最近特斯拉在上海、埃克森美孚在广东的投资设厂等等。至于“两停”更可以坐下来谈。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强行技术转让，这个从字面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存在巨大鸿沟。无论怎样，不要各说各话，鸡和鸭讲，而是应该形成聚焦，坐下具体谈。其实，理性地分析“三零、两停、一允许”这些条件，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的角度去权衡这些条件，这将也是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有利的。 Q4：达到什么情况，贸易战会停止？ A4：中美两国经贸纠纷问题愈发严重，已升级为中美贸易战，并且向其他层面和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大为上升，这不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而且会损害中美彼此国家利益，对我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场贸易战短期内难以停止，如果处理得不好，从小处说有可能扩大化、长期化，变成一个持久战，从大处看弄不好会引起全方位冲突，影响到国运和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走向。如今再不改善，日后局面发展到不可控制就会凸显今日的贸易战根本就是小事。因此，我们要抓最主要矛盾，从根源上找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办？首先，我想说的是要尽量避免贸易战和重大敌对性的冲突。孙子说得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意味着冲突导致的战争将会牵涉国家安危，需要慎重再慎重。为此，孙子给出策略好坏的顺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也就是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比如有可能，两国尽快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如果真的是一无是处，美国尼克松政府主动靠近中国，而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手主导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对美开放对中国40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崛起，难道真的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而中国的发展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难道真的对美国没有帮助？显然这都不是真的，至少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及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和美国有过很多合作，并且双方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且获利巨大。还比如，在世界文明方面的一些双方认可的普世价值观方面也是可以形成共同点，而不是相互批判，简单地给予否定，要充分尊重双方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选择。在经济方面，针对美国想要的“三零、两停、一允许“”进行谈判，同时还是需要韬光养晦。 为此，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当然，谈改革不能完全不主动去破旧的制度框架而去谈改革。改革当然就是要改掉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认为谈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泛用，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改革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和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地干预和参与竞争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实行“三零、两停、一允许”，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此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 所以，我认为在谈改革开放时，最好加上前置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只有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多的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而不是其他。并且，我认为这也是美方希望看到的。 其实对彭斯的讲话，不必集中在中国是否干预了美国的中期选举等口水仗，和对特朗普的认同及网民在这方面的反应，这些都是处于相对次要的方面。应该注意到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当前在诸多方面偏离了改革开放的初衷，没有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仍在口头上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著名政策现在看起来有些空洞。这个更好回应，我们可以讲事实，摆道理，对有欠缺的地方，告知对方，我们正在有序加快速度地改，当然关键是真正去做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应付。 事实上，这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最好阶段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这40年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其中应该要有一个最重要经验，那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良性的互动，在现阶段，这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况且我们这样做也让对方在这方面没有话说。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策略应也是有谋划的，包括他之前的白宫顾问班农是少数真正读过《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美方就在采用孙子兵法在对付中国。难道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是利而诱之和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亲而离之，以此形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国采用的战略却是乱而取之，实而备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早期引而不发，让你卑而骄之，让你自大，让你自我感觉很好，觉得正在或已经全面超越。同时，在这次贸易战中，每当中美团队谈判接近成功或要重启谈判的时候，特朗普就通过推特抬高要价，不给中国台阶下，采用的是怒而挠之、乱而取之。这些战略在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也是屡试不爽。 所以，跟特朗普政府打交道，进行博弈，需要讲究策略，需要沙盘推演。是不是仍然按照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方略，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强而避之”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一旦谁谈论主和，就好像成了投降派，遭受种种诽谤和不理解。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一大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应该是远远大于分歧点、冲突点的，如何避免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双方进行双向的战略调适和战术调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尤其是中国，仍处于为“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来继续强大自己，对外开放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下去，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 当前的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Q5：贸易战如何重塑世界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世界工厂的地位能不能保住？ A5：目前来看，短期内其他国家要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还没那么容易，但长期就不太好说，一旦大量外国企业转移和产业链发生变化，弄不好就会失去这个地位。 中美贸易战确实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有可能会重构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定来孤立中国。当然，这些也可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机遇，因为改革往往都是倒逼的。要让其他国家认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以此倒逼中国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倒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融合到世界经济体，让外界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以，贸易战是危中有机，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倒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风险。一旦美国通过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双边贸易协议，而中国失去了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中国而言，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导致大量失业，从而引发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迅速上升，外汇储备减少和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具体来说，有以下风险。 第一，经济下滑，导致大量失业的风险。尽管贸易占比GDP不高，但会有很大负外部性和传递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如：大量的外贸订单会减少，从而意味着大量工作岗位会消失，很多产业链企业大幅度萎缩甚至倒闭，带走了技术和产业链，其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制造业优势弄不好会最终被南美、东南亚甚至美国本土替代，再想恢复就很难很难了； 第二，国际资本外流风险。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额的贡献高达40%以上，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美国大规模减税计划和美元加息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外流风险大大增加。同时，资本外流风险必将进一步在国内进行传导，引发一系列的贸易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第三，汇率风险。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美元加息步伐加快，均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且贬值预期仍然持续。此外，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和不确定性也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有所增强，汇率风险有所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因此将面临受阻的风险； 第四，债务风险。当前，国内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都处于较高水平，债务结构也不尽合理。在这一背景下，贸易摩擦引发的汇率和资本外流风险或将通过企业和金融系统传染到债务部门，从而引发较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风险； 第五，政策风险。为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风险，并防止其对国内金融系统产生传染，中国的货币政策等将被动做出调整，因此，货币政策解决国内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有所下降。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内债务水平仍然较高、经济结构继续调整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下降将进一步引发内部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下滑等风险。因此，在外部风险和内部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应该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行业政策等互相搭配，并确定不同政策的力度选择和协调方式，以避免内、外部风险互相传染互相叠加，进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技术创新基本要靠民企，应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 Q6：怎么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 A6：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来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挤压民企、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的确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主导。早在1994、1995、1996年，我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则主要是向专业学者阐述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给出了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论证了通过不断改善经济制度基本环境的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大发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党的领导，也有人归结于政府的主导，但改革开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导，甚至更厉害。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按照实验物理学中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还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邓小平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选择和市场化的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改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民营经济的非国有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在今后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及其减少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仍将会起到主要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 十九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直接使用民营企业表述，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无疑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民营经济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已经占绝大部分比重，为什么下一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还是要靠民营经济呢？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 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和商务方面的创新基本靠民企，为什么？全世界所有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创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在中国可能连5%都不到，如果创新只有5%的可能性，国企敢创新吗？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新，即使他敢，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即使厂长经理敢去创新，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让你冒大的风险去创新，因为拿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去创新，但是创新95%的可能性是失败的。并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的国企有激励和动力去创新？这样，创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担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样，民营企业哪里有钱哪里赚，甚至是铤而走险，无论怎样，失败了是亏你自己的钱。所以说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更加要靠民营经济，能不能让民企和国企公平竞争，同等地对待呢？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谐的论调，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离，那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主要观点是“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理由是“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而“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主动向国企靠拢，寻求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结果是什么？是随后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是经济的激励扭曲和低效。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 Q7：中国有没有能力重新走向封闭？ A7：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对方的下怀。难道不是？在当前的贸易摩擦中，对方就是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中国，使之经济萎缩，逼你退回到自闭状态，这点想不清楚，后果将十分严重。 从内部看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是靠政府主导、国企主要、靠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造成由头而遏制中国，从而需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边界之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同时，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及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最终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我想这次也不应该例外，中国不但不能走向封闭，而且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第二，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轻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第三，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Q8：目前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形成共识了吗？ A8：应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了，从党的决议、政府文件、学者著述、媒体报道等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的肯定表述。当然，也不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杂音，这有多重的原因。 首先是理念上和教条主义的原因。一些人常常将经济学过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化，我不否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不应该将其教条化，将经济学藩篱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要取得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利益上的原因。市场化的改革，会触动一些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起始于30多年前的上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很快凝聚起共识、形成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积重难返的极端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但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现有利益或将改革和改革失误所导致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反对市场化改革，其原因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不那么容易打破，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由于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反正无法高兴，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而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所以，下一步首先当然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 Q9：个人在这种局面下，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未来？ A9：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大环境是外生给定的，大家都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们能做的改变非常有限，所以最优的心态就是面对。同时，也不要将自己及其专业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个人是无法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然是自不待言，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个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束手无策、毫无作为，我们作为学者应该为改革鼓与呼，为开放鼓与呼，希望政府能真正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中国古语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为此，在涉及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方面，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和误区太多，有很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文章选自财新网，2018年10月17日
2018年10月19日 -
并购小红帽集团、牵手雅居乐教育，靠3页BP融资1600万美元的“另类”女总裁如何打造教育伊甸园？
麦忒创始人、CEO的张萌雨教育的江湖注定不会平静，最近打破平静的是上海麦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忒”），一路狂奔的麦忒再添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2018年10月16日-17日，麦忒第四届国际早期教育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大会上，面向0～6婴幼儿家庭的育儿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麦忒教育集团宣布用20%股权并购幼儿教育连锁机构小红帽教育集团，并达成与雅居乐教育集团的战略合作。对于此次“联姻”，小红帽教育集团创始人CEO刘东鸣称这是产生巨大火花的合作。“麦忒是什么？麦忒是来于银河系、外太空、萌萌哒的麦忒，小红帽是什么？小红帽是扎根在中国大地上从小草长成的一片森林。麦忒和小红帽的碰撞，我认为是空气和水的碰撞，产生了生命，新的生命。麦忒和小红帽的碰撞，还是一个地球和星星的碰撞，擦出了巨大的火花，所以今后这个世界上产生了麦忒和小红帽，他们为了爱而产生了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爱，是我们内心存在的爱，要教给下一代，只是说我们怎么教，教他们什么，教技能、知识、文化还是教爱的传递。我认为我们应该教爱的传递，我们把我们心里面这份爱，传递到全世界去，传递到我们下一代去。”01麦忒“另类”女总裁的教育梦谈及此次教育界里程碑式的并购，背后的推手同时也是麦忒教育创始人CEO的张萌雨女士，是无法绕过的灵魂人物。“我觉得我们并购小红帽不仅是麦忒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里程碑。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本市场很好的例子，它不仅是一个话题，更重要的是你用经年的研究勤奋和内容成果赢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是我认为很光荣的一点。” 张萌雨这样告诉创业邦。这位“非典型”的“另类”创业者，起初怀揣着家里给的30万，自2005年创立麦忒后，就不断突破自我，并刷新由自己创造的纪录。在张萌雨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均被外界赋予了“传奇性”色彩：如放弃华尔街投行的offer投身婴幼儿家庭入户家政服务并逐步积累了0～3岁婴幼儿成长教养实践经验；如只靠3页BP，用27天融资1600万美元；如在光环傍身的女总裁身份之外，只是三个孩子的普通妈妈；如在游走商业之外，竟是一位演讲家，并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超过100场的演讲；除此之外，诗、文、书、画更是成为其傍身的庞大附加值，由她独立创作的《黑圈BB》系列、《我的祖国》系列、《我爱我家》系列绘本达200余本……出书、演讲、绘画，在这之外的张萌雨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磨一剑，并从未想过放弃的便是麦忒，以及内心所坚守的让每一个妈妈都放心的“教育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张萌雨在麦忒成长过程中，也敢为了很多创业者不敢为的事情。在公司成立之初，张萌雨果断决定把公司的员工（大部分从事保姆、月嫂等家政服务）送去华东师范大学接受系统、专业的培训，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时候所有的幼儿园园长，你劝他他都不会去培训，舍不得花这个钱。”彼时麦忒培训项目负责人张静芬和朱家雄对此表示费解，问明原委后，丢给了她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如此认真的天真的人。除了被给予“认真”“天真”的标签，“死磕”也是在与张萌雨交谈过程中，被她广泛提及的字眼。而麦忒的故事，其实正是一个死磕的创业者的故事。以这次与小红帽教育的合并为例，从2016年接触，到被要求拿银行两个亿账单的流水再来谈，中间经历了种种艰辛的张萌雨最终还是坐到了刘东鸣面前。为了能够获得成效，张萌雨从最原始，同时也最本真的初心出发，认认真真准备了一份PPT，为现场的人讲了麦忒的模式，麦忒教育的实施，如何管理麦忒的园区，麦忒的课程体系，以及双方“联姻”之后，如何融合彼此的文化，保证每一步都可验收并且有交付。在张萌雨身上，能够清晰感知情怀与侠义并存的精神内核，“轰轰烈烈、寻找光明、真实大胆”。遇到机会会抓住一切向其狂奔，并乐于创造奇迹和不可能，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乍听可能会觉得失真，但却是真实且正在发生着的。尤其是这次合作，以20%的股份并购资本市场估值近10亿元的小红帽，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场一位基金负责人拉住她说“你简直是做了整个资本界，前无古人可能后面也没有来者的事情。”虽然是“不可能”，但是张萌雨认为是情理之中，在她看来，创始人的认知成本决定企业的边际成本和最终能走多远，但自我或者麦忒的优势就在于认准目标并且不轻易改变。“其实麦忒有很多次都处于濒死的边缘，但是我从未想过放弃，也从未想过为了节约成本去裁员，发展到今天，并不是说靠运气，而是靠真诚和踏实走好每一步。”这位自诩“傻白甜”的女总裁，为了能够让麦忒能过踏实走好每一步，不断的补齐短板，加固长板，并一步步收获来自市场和资本的认可。显然，张萌雨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她有更高的追求以及对麦忒更大的期许。02打造“赢得全天下妈妈的心”的产品如今的张萌雨是三位孩子的妈妈，现实的身份和范本所起到的作用，也在麦忒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麦忒的产品只要能赢得我的心，那么一定能赢得全天下妈妈的心。”为此，张萌雨制定了麦忒发展战略的五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为孩子服务，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为家庭服务，目前麦忒处于第二个五年计划阶段，即为家庭服务。张萌雨强调，麦忒并不是开连锁幼儿园的公司，而是基于“为家庭服务”的宗旨，打造0到6岁的家庭育儿生态圈，并能够满足“生养教研究”所有的需求。从2005年至今，近13年时间，麦忒拥有着麦忒国际早期教育研究院、麦忒教育智慧科技研究院两大创新引擎；育婴师保育培训和蒙台梭利教育培训资格的麦忒育婴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在北京、成都等地设有全资子公司；父母教育覆盖北京、上海、天津、西安、郑州等地；社区幼儿日间照料中心麦宝乐园在京沪蓉三地已开设6家；拥有幼儿托管、亲子早教、入户早教、父母课堂、入户母婴同步成长课程等一系列育儿服务；以及Mhome、 Mtoy、Mapp等麦忒家族品牌产品与服务系列，初步形成了面向婴幼儿家庭的育儿整合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张萌雨向创业邦透露，麦忒的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到系统、运营，之后才会进行市场化的过程，这也是打造极致产品不可或缺的。张萌雨表示，在中国的教育产业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其实是缺乏研究这一关键环节的，而这在欧美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的教育环节是先研发，之后进行小规模试验，试验通过之后，才会大规模执行。”“麦忒目前所做的也是先研发，后执行。”张萌雨补充道。在教育领域，所谓极致的产品，通俗来讲，即做到让妈妈满意，使妈妈那颗无处安放的心得到妥善安放。而谈及麦忒如何让妈妈的心得到安放，如何满足妈妈的心理需求、成长需求、学习需求、咨询需求和照顾育儿的需求，张萌雨语速飞快，滔滔不绝。首先，麦忒能够把孩子每个月经过干预的评测报告进行数据化，“我们是唯一一个可以量化结果的机构”；其次，在麦忒园区学习的孩子，每个月都会有专属的成长相册，妈妈能过见证孩子很多的“第一次”，紧紧跟随孩子成长；再次，麦忒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研发了一款软件，能够精确到孩子6年时间，每天每小时的动作，同时也解决了教师的赋能问题。除了发力研发领域，基于整个园区的运营和管理，麦忒还把各个场景都进行了建模，从如何照顾生病的孩子到如何完成签到等，各个细节都纳入了建模范围，所有园区的建模场景达到了6400个，同时还包括两百多万字的标准化手册。“场景建模存在的意义在于，每个孩子在园区接受的课程都是不一样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老师的因材施教。” 张萌雨说。除了学校操作透明可见，结果数据化清晰，麦忒还实现了幼教行业的家校互动，孩子在家可以沿用同样的体系，包括晚上吃什么、做什么游戏等，同样可以实现和学校同等教育体系下的教学效果。为了能够让麦忒的产品更加极致，张萌雨在整个过程中也充当了“产品经理”的角色，潜心研究数据和市场，并希望能够打造出一款无法替代的产品，“做教育行业的乔布斯。”张萌雨坚信好的产品会说话，从妈妈用户的角度出发，洞悉他们的需求。“麦萌教育法”的诞生，也是张萌雨和麦忒团队在打造产品时的研究所得，这个教育法的主要核心是发现自我、觉醒自我、接纳自我、拥抱自我，帮助每个人看清世界，了解自己，让每个孩子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最终拥有爱和幸福的能力。03对标Bright Horizons，开启IPO按钮当被问及麦忒在国内有无直接竞争对手时，张萌雨坦言，“并没有。”在模式上，麦忒直接对标的是美国的Bright Horizons。这家成立于1986年的美国上市公司，靠与雇主企业合作，为其员工提供儿童早期保育和教育服务，现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幼儿园教育服务提供商。目前市值68亿美元，拥有1035个幼教中心，每年服务儿童人数达11.5 万，覆盖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张萌雨希望通过麦忒基于教育内容的to B端到to C端的解决方案，在实现与用户强链接的同时，能够成为中国的Bright Horizons。当然，对于张萌雨而言，所有的愿景不会只是挂在墙上，付诸实践才是最有效靠近目标的方法。她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过去开教育界先河的创业者们就像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珍珠，而麦忒就是串起珍珠的这条线，这条线指的就是科学的教育内容、教育课程和园区解决方案，通过这条线可以把各个珍珠串连起来，形成美丽的项链。因此，麦忒可以因地制宜地摆在家乐福，摆在麦德隆，摆在凯迪亚，摆在LV，摆在普拉达旁边，他们所有的园区都叫一，麦忒就是他们所有的零，他们如果没有麦忒永远是一，但麦忒没有他们永远是零。当然，麦忒不会盲目开展并购，而是把全国划分为七个大区，每个大区只并购前三个品牌连锁幼教机构中的一个。麦忒与小红帽教育举行合璧仪式当然，这个被并购的园区承担着示范和教育展示的作用，并能够成为麦忒的教育内容，教育解决方案的最佳展示模板，进而实现与其他B端园区的粘连。通过模式的改革，产品以及管理的优化，为园区的运营效率进行赋能。通过B端从而链接到所有的C端，即0到6岁的家庭，帮助他们实现在整个园区里，所见即所得。“我们等于说把传统的互联网故事进行了落地了。“对小红帽教育的并购也是基于此。”张萌雨称。“别人去并购幼儿园可能要15倍，那我可能12倍就好了，或者不要钱，我就能用各种方式去并购，这叫赋能式并购，即提高资本的效率。”据了解，小红帽教育是目前国内拥有直营分园最多的连锁幼儿园，也是国内可流通的第二大幼教集团。麦忒与小红帽教育并购后，直营幼儿园和亲子园数量可达84家，加盟幼儿园和亲子园的数量可达650家。对张萌雨和麦忒来说，跨区域白纸安全建园，并且能够阶段性去督导，对其的并购相当于是补齐麦忒短版；另一方面，小红帽在过往发展过程中，彰显了生存能力，并且突破了这个行业别人无法轻易突破的坎儿。因此，在张萌雨看来，这次并购是拥抱强者，让自己变得更强的过程，据了解，这次并购也能加速麦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提前完成在全国建立200家直营园区的目标。麦忒与雅居乐教育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和雅居乐教育的合作，同样如此，在园区落地后，雅居乐教育所具备的优质物业资源、庞大生源基础、多元业务协同等优势，或将成为麦忒发展的另一大助力。访谈最后，张萌雨颇为自豪的向创业邦透露，目前，小红帽教育的净利润6000万，按照资本并购市场目前通行10到15倍PE（市盈率），根据20%股份收购估算，合并后麦忒的市值已高达30亿，堪称国内早教行业的一匹黑马。据张萌雨透露，麦忒已经启动了IPO进程，计划明年6月30日赴纳斯达克上市。谈及上市计划，她颇为感慨，并从另一种角度给了诠释，“我是一个目标感非常明确的人，并且目标只定一次，不会改变。人生其实有很多时刻，都会面临诱惑和危机，这个时候你是迎难而上，朝着目标走，永不放弃，还是做其他的选择，归根结底与创始人的认知有关，比如小红帽并购过来人家七个多亿，我包包里面750万都没有，是不是很多人就算了，我就不。”或许正如刘东鸣所言，“这是一个当了三次妈妈的女人和她的爱（促成的合作），而麦忒的文化只有一个：就是妈妈的爱。”【麦忒发展大事记】2005年11月21日，上海麦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2011年，麦忒获得1600万美元天使轮投资；同年，麦忒国际早期教育研究院成立、麦忒育婴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成立。2012年-2014年，麦忒屡获家庭服务业奖项并获得政府订单。2015-2017年，麦忒接连举办03婴幼儿国际早期教育高峰论坛。2015-2017年，麦忒家族系列教育产品与服务MSERVICE，MTRAINING，MFUTURE，MAPP，MTOY MHOME，MAMAHOME，M.H.annuus L陆续面世。2016-2017年，Mhome社区实体云全面推进。2017年，麦忒社区托育标准化运营体系产生。包含6400个场景建模以及操作指导、35个功能分区、14个角色定义、13个维度的评测指标分析、10000+视频指导、10000+专利课件、900+成长方案、100+报表分析。文章选自创业邦，2018年10月17日
2018年10月18日 -
【Harvard Political Review】The Myth of Brain Drain: How Emigration Can Help Poor Countries
Operation Triton rescue mission, 2015In today’s era of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ffects virtually every country, rich or poor. Much of the migration discourse, however, i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how immigration affects rich countries, while emigration’s effect on poor, migrant-sending countries has receiv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While there is now a widespread agreement amongst economists on the net benefits of migration for destination countries, no such consensus exist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Indeed, the developing world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too many of its skilled and educated citizens are moving abroad. This exodus of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 the so-called “brain drain” — is supposedly depleting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of poor countries and hurting their pro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concern is not unsubstantiated. Since the 1960s, the world has seen increasing levels of migration from low-income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for virtually every migrant-sending country, the skilled emigration rate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emigration rate. This means that poor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a huge outflow of skilled workers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Empirical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low populations. For instance, 85 percent of Haitian college graduates are working abroad, as compared to 5 percent of educated Indians or Chinese.When emigration 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immediate brain drain it results in, this scenario indeed looks very gloomy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But it is a mistake to understand emigration in this way. Contrary to the intuition of brain drain, the long-term interaction between emigrants and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has huge pot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or, migrant-sending countries. Because emigration can improve the prospects of the origin n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cease efforts to limit skilled emigration and seek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presented by emigration.Brain Gain, Not Brain DrainIn spite of the initial brain drain, the outflow of skilled and educated citizens from poor countries can actually have a positive overall impact on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of these countries. Since the 1980s,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ntroduced sele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that favor highly skilled and educated candidates. Consequently, people in poor countries vie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a path to e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us, the prospect of future emigration incentivizes them to spend more on education than they w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In this way, skilled emigration can induce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emigration economics parlance, this phenomenon is called “brain gain.”Skilled emigration from Cape Verde is a curious case in point. Despite losing two-thirds of its skilled citizens to emigration, Cape Verde’s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rate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growing at a fast rate. One study views this apparent contradiction as evidence of brain gain, estimating that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living in Cape Verde would have been 40 percent lower had there been no possibility of emigrating.Another island nation, Fiji, has also seen an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a similar way. A study based on a natural experiment fou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rate of emigration of tertiary-educated Fijians caused an increase in the stock of tertiary-educated people in Fiji. Thus, even if nations lose a fraction of their educated populace to the immediate brain drain, the net effect can be positive due to an eventual increase in education levels across the country.The concept of brain drain is also ignores the effect of resource availability. In the words of Professor Jagdish Bhagwati of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brain’ is not a static concept.” Even if skilled people do not emigrate, poor countries will benefit very littl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lack th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to absorb their human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innovators from poor countrie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file patents while they are abroad than at home. For example, 86 percent of the patents filed by Vietnamese between 2007 and 2012 were filed when they were working abroad. Had these Vietnamese innovators not moved abroad, their level of innovation would have likely plummeted, as productivity has more to do with place than with people. Rather than causing brain drain, skilled emigration is preventing “brains” from draining away in unproductive lands.Flow of People, Flow of MoneyWhen people from poor countries migrate to rich ones, their real income increases severalfold because of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new technology, norms, and institutions. The benefits that accrue from this increase in migrant productivity are enjoyed not only by destination countries and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but also by source countries. This is due in part to remittances, where migrants sen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ir income back home to their loved on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ived about $441 billion in remittances in 2015, a number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e size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countries such as Tajikistan, the Kyrgyzstan, Nepal, Tonga, and Moldova, remittances represented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GDP in the same year.The crucial role of these remittances in alleviating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indisputable. Remittances provide poor families the wherewithal to afford basic necessities like food, shelter, clothing, and education. Furthermore, they act as an insurance for these families against unexpected adversities. In the aftermath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home countries, migrants usually remit more money than usual, easing the reversion to normalcy. In addi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remittances can also contribute directl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directed toward productive investment like business and higher education, remittances can positively affect the long-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poor countrie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igrants and their home countries also has trade- and investment-boosting effects. By bridging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gap between countries, migrant and diaspora networks reduce the transactions costs of bilateral trade by acting as intermediaries. Migrants might also show a preference for certain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ir home country, thereby increasing exports from home country to host coun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also similarly boosted by emigration. For example, one study has found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developing country receives and its stock of college graduate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n short, when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rom poor countries emigrate, those left behind benefit in myriad ways. James E. Rauch,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who has studied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bilateral trade, explained to the HPR that “the trade boosting effects of emig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flow of remittances, more than offset the effects of brain drain.” Given the benefits of skilled emigration, it is time for policymakers in migrant-sending countries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Policy for ProgressIf brain gain, remittances, and strengthened economic ties make skilled emigration crucial to realizing the emerging world’s development dreams, t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create policies to promote these benefits. One of the areas that beg such policy intervention is remittance flows. On average, migrants pay about 10 percent in transaction fees while remitting money. By encouraging competition in the money transfer market, slashing bureaucratic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foster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 governments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fees so that more money flows to the migrants’ families. More importantl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development benefits of remittances, policymakers should create incentives and devise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remittances contribute to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also do more to leverage their migrant and diaspora networks. These networks can not on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knowhow and technology to origin countries. The Indian diaspora, for instance, has been cruc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India.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enormous potential, origin countries should establish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their diasporas by encouraging frequent interac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sending countries can do is make sure the emigrants regularly travel back and feel comfortable about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said Roach. Origin country governments can also set up incentives for their diaspora to establish businesses, such as exemptions from certain regulations.Policymak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hould also try their best to entice the emigrants back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permanently. Young people that e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cquire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n return home add to the stock of human capital and an promote entrepreneurialism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A study of returning Turkish migrants from Germany finds that about half of them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 following the return. Likewise, returnees from advanced democracies can act as an often-needed voice for good governance.To encourage return migration, developing nations can learn from the example set by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China has seen an increasing rate of return migration. Chinese policymaking has supported this trend.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emigrants back, a government should have a talent plan which should be matched with the economic plan,” Huiyao Wang,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old the HPR.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talents programs and returnee entrepreneurial start-up parks, all aimed at encouraging emigrants to return and contrib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is more a consequence than a cause of development, it offers a great example on how return migration can be aligned with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goals.By encouraging return migration, bolstering the connection with migrant networks, and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remittances, origin country governments can integrate migration into their development efforts. But this needs to be preceded by the realization on the part of policymakers in poor countries that despite the initial brain drain, skilled emigration can contribute to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Emigration has been a part and parcel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ssentially every country that has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Michael Clemen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a leading expert on emigration economics, told the HPR. Rather than an impediment to development, skilled emigr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opportunity for poor countries to realize their development dreams.From Harvard Political Review，2018-10-16
2018年10月18日 -
【中国网】开放的心态，互联的姿态，共融的生态——CGTN全球媒体峰会暨全球视频媒体论坛在重庆召开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2018年全球500名传媒精英齐聚中国东部和西部的交界点--重庆，共同寻求合者共融，创赢未来之路。习近平主席说创新是媒体发展的关键动力，金秋十月，加强全球传媒产业的“互联互通”正当其时。 “开放、互联、共融”--第二届CGTN全球媒体峰会暨第八届全球视频媒体论坛于10月16至17日在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央视国际视频通讯有限公司（CCTV+）主办、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公司、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和中国传媒大学协办。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致辞 作为东道主之一，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首先致辞。他表示，在融媒时代，做大做强国际传播需要具备四种思维，即全球思维、本土思维、数字思维、商业思维。而“融媒体”要真正实现深度融合，而不是表象的叠加，就必须做到“六个重新定义”，即重新定义电视、重新定义内容、重新定义技术、重新定义受众、重新定义“中央厨房”和重新定义舆论场。只有这样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融媒体传播机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马黎致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马黎诚挚欢迎了中外同行的到来，她说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我们应当坚持开放包容，鼓励世界多样文明的交流借鉴；坚持融合发展，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互联互通；坚持合作传播，共同推动多样文明共融共赢。 本次峰会共设置主旨演讲、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三大议程。七位中外行业代表针对媒体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秩序重建发表了独到观点。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发表了《道法自然术有专攻：CGTN做增值品牌传播》的主旨演讲。他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出发，用生动的比喻向中外来宾解析了CGTN在媒体转型升级中的“道”与“术”。 江和平主任用“木”，“本”，“果”，“林”，“森”五个汉字以说文解字的方式解构他对“传播之道”的认识。CGTN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好比在种植树“木”，CGTN融合的力度、强度、深度决定着这棵树是否茁壮。国际报道能力建设是CGTN的根“本”，决定着这棵大树未来是否有持续生长的养分。“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的发展战略决定了CGTN将呈现给用户怎样的产品和“果”实。不同语种频道的共同发展像千姿百态的树木汇聚的树“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整合组建而成，就像三个“木”字叠加在一起是“森”字。总台作为体量巨大的新型媒体传播集团，为CGTN的发展提供了广袤无限的生长空间。 对于备受关注的CGTN传播发展战略，江和平主任说，中国人敬畏自然，尊重规律，传播之道在于尊重传播的基本规律。每个平台特性各不相同，“一键分发”从来只是传说。这就要求我们既有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产品，也有面向高端用户的定制产品，还要有针对年轻人等特定人群的分众产品。传播之道因文化和认知的差异而不同，面对不同的语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平台，只有精细到“一语一策”、“一国一策”、“一平台一策”，才能实现精准化的有效传播。 福克斯新闻频道国际事务负责人Vipp Jaswal在发言中评价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发展战略。他说今天媒体成功的核心不再是抢夺市场，而是强强联合，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体现了规模效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多个平台上的受众可以聚合，几个媒体通过合力共同把蛋糕做大，而不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谈到“全球化时代中外交流的新叙事”时指出，国际传播格局正在由西方垄断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如何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解决方法之一就是用新的理念来推动不同族群以媒体为手段进行交流，探讨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 此外，亚洲新闻台新媒体部总编辑Jaime Ho，YouTube大中华及韩国区伙伴关系总监Brian Suh，哈佛大学尼曼实验室主任Joshua Benton，以及日本放送协会新闻部全球IT创新副总监Genichi Inabe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分享了关于不同媒体报道同一事件中的不同视角，YouTube如何协助中国的内容生产者兼顾盈利与文化营销，捍卫社交媒体上的个人信息安全，以及5G时代视频媒体的发展前景。 在专题讨论板块中，来自人民网、新华网络电视、环球时报、凤凰卫视、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BBC、CNN、Fox、RT、NHK、亚洲新闻台、第六声、新浪、网易、腾讯、百度、今日头条、梨视频、抖音、谷歌等世界一流媒体机构和国内外著名新媒体企业的代表，以及国际顶级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理念和思考。 CGTN全球媒体峰会的专题讨论包括：当前“自媒体新闻”占据大流量，这对新闻业和受众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信任缺失还是信息缺失--媒体对其他国家的报道缺少了什么？这是报道的个案还是共性？此外，峰会的话题还涉及媒体的创新商业模式，媒体融合与转型升级新模式，区块链技术在媒体中的探索应用等前沿科技话题。 在案例分析板块，媒体先锋汇聚一堂，分享并探讨了一系列行业经典案例，如抖音的“短视频时代价值”，以BRNA为代表的合作传播新模式，MCN的运作模式等。本次峰会还举行了CGTN合作传播交流会，参会的各国媒体就纪录片录制、节目联合制作、新闻互换合作等领域与CGTN各部门负责人展开了一对一洽谈。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是一个多语种、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机构，包括英、西、法、阿、俄、纪录国际6个电视频道，北美、非洲、欧洲3个海外区域制作中心，1个视频通讯社（CCTV+）和1个以移动新闻网为主的新媒体集群。其电视频道已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2016年12月31日开播以来，CGTN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坚持新闻立台，全面贴近受众，实施融合传播，以丰富的信息资讯、鲜明的中国视角、广阔的世界眼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 央视国际视频通讯有限公司（CCTV+）创办于2010年12月。是以全球通行的视频新闻发稿标准，经由全球发布系统（www.cctvplus.com）及国际合作渠道，发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视频新闻素材、直播信号，提供新闻资料和相关定制服务的国际视频通讯社。国际视通致力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其举办的“全球视频媒体论坛（VMF）”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年度媒体专业论坛。文章选自中国网，2018年10月16日
2018年10月18日 -
对话王缉思：美国发动贸易战不是为了离开中国
有人说，中国不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造就不能和美国搞好关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美国确实有人想要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它的政府和政治主流知道这不现实，做不到。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国，并不是想彻底离开中国，完全跟中国“脱钩”，而是想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从而赚更多的钱。王缉思：北京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灵敏：国际问题专栏作家、世界灵敏度创始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未来难以预料 赵灵敏：前一段时间您有一篇文章认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并总结出这个新阶段的四个特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技术创新是双刃剑。这些观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您认为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王缉思：目前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若干非洲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至500美元；最富裕的国家如美国、瑞士、新加坡等，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多倍。同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0000美元的美国，近年来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新兴国家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拉大，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一些资料显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世界各国政治分化、分裂的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当今世界上有3亿以上人口长年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另外还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季节性劳工，各国国内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人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或者在自己生活的地域发现越来越多的肤色、文化、信仰不同的外来人口，会带来更大程度的乡恋、疏离感和排外情绪。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方便了人们找到同胞、同乡，或者结成价值观上志同道合的“知音”和“朋友圈”。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主要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二是认同政治突出。大家觉得不满意、不平等，希望有人来纠正这些情况，那就需要有强政府，需要有政治强人来代表，说出民众心里不满意的地方——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俄罗斯的普京等，都是这样的人。政治强人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也会反映在价值观、地缘政治等层面。过去的“政治正确性”是多元化趋势下的团结、和谐，现在则是“代表我和我的群体”去强硬地打击对立面。在国家政策层面，“政治正确”是收紧移民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在军事方面就要增强国防力量；领土方面是代表国家与外国寸土必争。这样一来，国内的阶级矛盾、族群矛盾，世界上的国家间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妥协则被视为软弱和背叛。赵灵敏：全球化进程天然有利于那些能力高强的精英，他们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东西卖到全世界，把思想传播到全世界，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市场；而普通人不掌握这方面的能力和资源，只能蜗居在原来的地方听天由命。从这个角度看，不平等的问题是否是很难得到根本纠正？王缉思：历史上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改变不平等：第一种是战争，战争之后大家都穷；第二种是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1949年革命、伊朗1979年革命之后，没收资本家财产，打土豪分田地，富人被消灭了，或者被迫移居海外，然后大家似乎比较平等，都富不起来，；第三种是瘟疫和天灾，例如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鼠疫）。现在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调节社会再分配，政府将税收投入到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通过扶贫让穷人生活好起来。这种方式的见效过程是比较慢的。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形态下，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必然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富裕程度比较低，差距会越来越大；想要迅速缩小这种差距，就得“杀富济贫”，这会挫伤创造财富者的积极性，穷人往往还觉得得到的帮助不够多，最终大家都不满意。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根本纠正的，至少是很难纠正的，这个现象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目前还不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丹麦、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人们比较习惯于高税收、高福利，但连这些国家现在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特别是在移民增加之后。 赵灵敏：这个无解状态让人很担心，不知道该么办？王缉思：世界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换期。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世界进入到和平与发展时期，大家都比较乐观，最近几年感觉有可能开倒车，未来走势难以预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黑天鹅事件出来。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谈目前自由主义面临的危机：20世纪有三大主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二是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是法西斯主义。二战把法西斯主义灭掉，世界演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争夺，后来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退到低潮，自由主义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几乎变成唯一的政治正确，即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近几年，自由主义又似乎不灵了，强人政治开始回潮，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自己的制度有所不满，开始进行反思。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自由主义现在的对立面是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吗？好像又不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应该会导致相互合作而不是冲突，但如果各国都信奉民族主义，就会走向分裂和相互冲突的。赵灵敏：民族主义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给大家宣泄的出口，有些人对现状不满，认为现在的精英不能代表他，精英所关心的问题也和他们没有关系，只要政治强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就可以，至于管不管用再说。王缉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原来那套模式现在不管用了。特朗普再做一段时间，可能美国民众又会觉得他的方法不管用，到时候可能又需要改弦更张。赵灵敏：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类似于钟摆效应，如果可以比较平安地从一边摆到另一边也就罢了，但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王缉思：所以有很多种可能，有一种可能是回到战争的时代，但是过去那种常规战争或核战争除了导致大家都死亡之外，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在全球治理中找出一个模式来。也许再过一段时间，钟摆又摆回来了，但不可能真正回归原点。这里面要考虑的因素包括：30年前政府对人们自由的控制还是比较有限的，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更有利于掌权者，但与此同时，民众也在通过新技术千方百计绕过政府强加的各种限制，完完全全的信息控制已经不可能了。过去信息匮乏，人们只能相信政府说的那一套，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缺口，中国人可以知道海外发生的事情，美国人也可以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另外一个因素是，各个族群彼此之间的认识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我们说美帝国主义坏，美国人民是好的；日本军国主义坏，日本人民是好的。但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就是坏的，不光政府坏，记者、学者、商人也很坏。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变了，过去认为中国是“专制政府”，政府不好老百姓好，现在发现很多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帮中国政府做事，于是对华人也开始不友好，认为这个民族的人都不是好人。另外还有宗教的问题，比如对伊斯兰教彻底负面的评价，这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很盛行。这些一边倒的看法，从认识层面是简单了，却在各个族群之间甚至同一族群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埋下了巨大的鸿沟。 “我对美国感到幻灭” 赵灵敏：大家都说特朗普能当选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人们的支持，这个判断成立吗？王缉思：我觉得大体上成立。不管是“铁锈地带”还是别的什么，美国社会一直有一些人感觉自己被剥夺了，在社会上吃不开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引发的产业转移，以及新移民的到来让人产生的不安全感。这些群体在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也都有，他们对全球化及其受益者感到反感，特朗普则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无论如何，美国选出特朗普让我产生很大的失落感，无法想象。赵灵敏：您觉得这个事情是偶然还是必然？当然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大家可能会找很多理由来证明它是必然的。王缉思：我觉得肯定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能得到很多支持是一个必然现象，因为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已经存在的事实。特朗普的问题是，他不仅要借助社会分裂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在不遗余力地加深这种分裂，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自由主义者对特朗普的指责往往变成人身攻击，把他说得一文不值，他也把反对派骂得一文不值，这个社会就开始出现对立、厌恶和仇恨。我对美国的幻灭感很强，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美国时，美国政治斗争是相对理性、文明的，不是现在这样子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赵灵敏：您觉得美国社会的分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大部分人因为特朗普当选才注意到这一变化，觉得很突然，但肯定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这样了。王缉思：美国社会的分化，其实很多年前就出现了，只是人们没有太注意。1992年美国洛杉矶就发生过一起种族骚乱，而且不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而是在黑人和韩国移民之间。现在美国族群的隔阂是逐渐加深的，排外情绪亦然。一方面是奥巴马和希拉里所代表的许多黑人和妇女，这些曾经受过压迫的人要树立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性；另外一些人则正好完全相反，有人甚至是赤裸裸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两个进程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往往注意到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而轻视了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反弹。1991年我在美国教课时，很注意不要违背“政治正确”，不能对黑人和妇女有歧视性的言论。其实，相反的倾向也同时存在。比如有一个白人女生私下跟我说，“和我同班的一个黑人女孩并不比我穷，也不像我这样勤工俭学，但她却享受优惠奖学金，这太不公平了！”她很反感这种“反向种族歧视”的情况。在此之下，仿佛有两个美国社会，都感到自己受歧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们一直没有充分注意到。对政治影响最深的东西可能不是理性而是情感，特朗普及其铁杆支持者就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情感——他再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也还是我们的人，你们越攻击，我就越支持。我对美国的失望也在这里，过去多少高估了美国人民的理性、政治觉悟或者知识水平。赵灵敏：特朗普上任后的第一次开内阁会议，包括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大部分阁员都争相向他表忠心，极尽谄媚之能事，这让人非常惊讶：这样的事居然能发生在美国？王缉思：人性在每个地方都差不多，不分党派和人群。特朗普本来也喜欢用听话、忠诚度高的人，这些人为了保住权位，也就投其所好。赵灵敏：您在美国的同行，大学里研究中美关系的教授，他们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现状？王缉思：其中有些人认为是特朗普把事情搞砸了，但当我反问，“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中美关系会不会比现在好”，他们也回答不出来。支持民主党的人对特朗普现象非常沮丧；共和党人感情上不接受特朗普，但也无可奈何，党派利益优先。同时两党都有一种民族主义情感，认为再怎么样特朗普也是我们美国人的总统，我可以去骂，你去骂就不行。赵灵敏：中美贸易战爆发后，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以前他们认为中国是可以被影响的，现在发现中国所走的道路离美国期待的越来越远，所以放弃了幻想，开始想方设法对付中国，将来即使美国换了总统，也会继续目前这一套对抗的做法。您同意这些看法吗？王缉思：我基本同意。但还是有一些美国精英认为中国还是有改变的希望的，只是在当下的政治气氛之下，他们不能出来说话，因为一出来说中国好话就会被认为是“熊猫拥抱者”，被怀疑是否收了中国人的钱，这样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宁愿不吭声。还有一些智库是拿政府资金的，如果现在和政府立场不同，替中国说话，会影响它们从政府那里获得资助。当下美国的氛围，不止一个人用“麦卡锡主义”来形容。赵灵敏：纳瓦罗的观点，到底有多少代表性？王缉思：不多，但很强有力。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风向，真的要从道理上反驳他并不难，但他的观点是基于一种政治正确性，基于一种情绪，去反驳他就和去辩论是否喜欢特朗普一样困难，因为情绪已经形成，正确与否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美国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 赵灵敏：特朗普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打垮中国吗？王缉思：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美国企业家目前还是不想撤出中国，觉得在中国还是可以赚不少钱的。毕竟中国市场大，过去三四十年也已经产生某种路径依赖，况且这么庞大的产业链能转去哪里？可选择的地方并不多。目前这些企业是机会主义的做法，一边对美国政府说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说如果你给了什么优惠政策我就不走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美国企业是这样的心态，想再等等看。他们对中国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对各种限制政策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这些限制不是只有中国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限制。你把企业转移到埃及，难道埃及政府就不管你了？想来想去，中国还是不错的，是能赚到钱的，所以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行改革，开放一些行业允许外资进入。因此，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打击中国，并不是想彻底离开中国，完全跟中国“脱钩”，而是想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从而赚更多的钱。这是几十年来我观察中美经贸关系得出的结论。不过，美国政府中一些人和一些美国企业，也在做中美脱钩的最坏准备，这是危险的。赵灵敏：消除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东西，方便他们更有利地进来，毕竟世界上也没有多少更好的地方值得投资。王缉思：对。过去因为中国成本低，慢慢把美国的制造业吸引过来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有很多不满，但中美经贸关系还是在不断加强。等到中国积累了经济实力，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美国正面竞争时，美国人才急了。赵灵敏：除了贸易不平衡之外，美国对中国还有什么不满？王缉思：还有美国军方的不满。军方是很大的利益集团，前些年它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对美国造成威胁，而且中国也没有想要真正把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这两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很强势，美国开始感觉中国军队的力量已经比以前大了很多，再不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在西太平洋就没有立足点，这部分人是对华政策强硬的重要推手，其中也包括军工利益集团。过去拿恐怖主义说事可以拿到很多军费，还有武器制造和销售的巨大利益链条，现在矛头指向中国之后，安全问题上的矛盾都可以拿来当借口。此外，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使美国人感觉到，中国的价值观和美国不一样，中国在美国宣传中国的价值观，美国人很难接受。中美意识形态矛盾，也表现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身上。赵灵敏：那美国到底想要什么？是要颠覆中国的制度吗？王缉思：有人说，中国不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造就不能和美国搞好关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美国确实有人想要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它的政府和政治主流知道这不现实，做不到。但在一些具体领域，美国人是有诉求的，比如要求中国更加国际化、市场化，增加各个领域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降低对外企技术转让的要求，改变诸如“中国制造2025”等项政策。如果这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美国还是会感觉有希望，至少在朝它希望的方向走。其实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美国要价一直是很高的，我们从来不会全盘接受，双方是要讨价还价的。赵灵敏：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跟我们这几年强势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王缉思：我在这里先不做政治道德判断。如果只从因果关系来说，主要是中国的变化引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这些年中国实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拓展很快，强化了领土和海洋上的维权行动，加强了对“台独”等分裂势力的打压，国内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感到越来越不适应，开始做出强烈的反应。可以预料，美国的反应会越来越激烈，可能由守势转向攻势。这个因果关系可以往前延伸到1949年和1979年。在这两个时间点，都是中国内政的变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巨变。而美国内政的变化向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美国换了那么多届总统，国内有那么多次政治风潮，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这都是美国的大事，中美关系因此有重大变化吗？并没有。我十分同意我的同事陶文钊教授的说法，即20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从来没有变过：一个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个是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中国对这两个目标一直是有保留或者抵制的。我们应该、也有理由批评美国，制约美国，但应当认识到，中国所做的事情改变了中美关系，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赵灵敏：贸易战爆发至今，我们一直说不想战不怕战，指责美国破坏了两国关系，认为我们有体制上的优势，比美国更能扛得住。王缉思：贸易战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征兆和表现，而不是原因。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是取得民意支持的一种手段，也有一些利益诉求，但是接着打下去对双方都是没有前途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至于谁更能扛得住，是两国政府间的战略博弈问题，企业算的是经济账。政府最终要是要计算利益得失，用理性方式使双方达成一些妥协，把关系稳定下来。当务之急是止损，防止贸易战或局部矛盾扩大到其他领域，造成中美全面对抗。一旦情感压住了理性，就会出现全面对抗的危险，对此要有心理准备。（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2018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