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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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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架起人才流动之桥
——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教授。人才流动之桥记者：近期，粤港澳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您认为在这其中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有望于年内出台。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也得以通车，届时将为大湾区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但要真正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大湾区，还需打造一座人才流动之桥。 近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的决定就为这座“大桥”打下了坚实的基座。这意味着台港澳居民来大陆就业无需再办理就业证，在找工作时享受与内地同胞同等的待遇。粤港澳大湾区无疑将率先从中受益，让湾区内的人才流动更加自由、便捷。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港澳地区为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极大推动了港澳地区与内地间的资金、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需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即是探索三地合作新模式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能否发挥最大效用是决定湾区成败的关键。 湾区内的各城市显然也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吸引人才的计划。5月8日，香港宣布将推出一项“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通过快速处理入境安排，为香港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5月15日，深圳市也通过了《关于实施“鹏城英才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鹏城孔雀计划”的意见》。广州、珠海、东莞、惠州等城市也都推出了各自的人才计划，加入战局。 但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流动和融合，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因此相比“抢人”，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自由流动。粤港澳三地虽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但在法律、制度、文化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更为根本的是，各城市可能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难以协调降低人才流动成本。记者：在这方面，国外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 王辉耀：在这方面，欧盟推动人才流动的经验值得借鉴。欧盟规定，成员国的居民可持护照在欧盟任何一个国家自由居住、生活、学习、工作，子女上学享受当地公民的学费，甚至取得欧盟成员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早在2002年，欧盟就出台了《欧盟议会劳动力技能和流动行动计划》，致力于从社会保障、语言培训、就业信息平台等方面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后续，欧盟又在职业能力互认、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持续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得益于这些政策，2012年有660万欧盟居民在其他欧盟国家工作，有860万非欧盟居民在欧盟国家工作，极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记者：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地区需要用哪些措施在人才方面发力？ 王辉耀：国务院在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的同时，提出要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这显示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才顺畅流动还任重道远。三地可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协同，开展探索。 首先，在湾区内探索建立人才保税区，对在区内创新创业的人才予以个人所得税征收优惠。目前，三地在税制上差别较大，特别是港澳地区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上较大陆低很多。如果按照大陆的税率向港澳地区的人才征收个税，将打击人才到内地就业的积极性。因此，可采取先征后补的方式，对港澳人才给予税收补贴。此外，还可在人才保税区内开展社会保障服务衔接、职业资格互认、就业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的试点，积累经验。个税优惠等政策目前已经在深圳前海等几个自贸区试行，将来可向湾区其他城市逐步推开。 其次，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可探索联合办学或联合开展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研究，以项目聚集三地人才，涵养合作氛围。对于参与项目研究的科技人才，在出入境、社保、住房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其穿梭三地提供最大便利。目前，国家已允许港澳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国家科研项目。三地联合开展科研，将有助于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避免重复研究，甚至可借助港澳国际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专利申请。此外，三地还可轮流举办人才创新创业论坛，以论坛为依托推动三地人才交流合作。 最后，推动三地国际人才自由流动。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我国国际人口（含港澳）占常住人口比重仅为0.07%，低于印度、越南、古巴，甚至朝鲜，成为全球国际移民占比最低的国家。全世界各国国际移民平均为3%,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10%。当然，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特点和环境，提高国际人才比例，并非要达到发达国家的10%，但如此全球最低的比例反映出中国距充分利用国际人才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要求不相称。而粤港澳大湾区可作为一个加大国际人才引进的试点，探索允许在三地任意一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或入选人才计划的国际人才在湾区自由居住、生活、工作，乃至在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可以探索更多国际人才吸引经验。进而，可探索打造国际人才社区，最终把湾区打造成多元文化共融、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人才高地。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新起点，粤港澳地区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快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将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打造三地更美好的未来。文章选自中国发展网，2018年9月19日
2018年9月20日 -
【中国发展网】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架起人才流动之桥
——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教授。人才流动之桥记者：近期，粤港澳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您认为在这其中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有望于年内出台。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也得以通车，届时将为大湾区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但要真正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大湾区，还需打造一座人才流动之桥。 近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的决定就为这座“大桥”打下了坚实的基座。这意味着台港澳居民来大陆就业无需再办理就业证，在找工作时享受与内地同胞同等的待遇。粤港澳大湾区无疑将率先从中受益，让湾区内的人才流动更加自由、便捷。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港澳地区为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极大推动了港澳地区与内地间的资金、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需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即是探索三地合作新模式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能否发挥最大效用是决定湾区成败的关键。 湾区内的各城市显然也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吸引人才的计划。5月8日，香港宣布将推出一项“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通过快速处理入境安排，为香港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5月15日，深圳市也通过了《关于实施“鹏城英才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鹏城孔雀计划”的意见》。广州、珠海、东莞、惠州等城市也都推出了各自的人才计划，加入战局。 但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流动和融合，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因此相比“抢人”，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自由流动。粤港澳三地虽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但在法律、制度、文化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更为根本的是，各城市可能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难以协调降低人才流动成本。记者：在这方面，国外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借鉴？ 王辉耀：在这方面，欧盟推动人才流动的经验值得借鉴。欧盟规定，成员国的居民可持护照在欧盟任何一个国家自由居住、生活、学习、工作，子女上学享受当地公民的学费，甚至取得欧盟成员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早在2002年，欧盟就出台了《欧盟议会劳动力技能和流动行动计划》，致力于从社会保障、语言培训、就业信息平台等方面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后续，欧盟又在职业能力互认、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持续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得益于这些政策，2012年有660万欧盟居民在其他欧盟国家工作，有860万非欧盟居民在欧盟国家工作，极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记者：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地区需要用哪些措施在人才方面发力？ 王辉耀：国务院在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的同时，提出要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这显示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才顺畅流动还任重道远。三地可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协同，开展探索。 首先，在湾区内探索建立人才保税区，对在区内创新创业的人才予以个人所得税征收优惠。目前，三地在税制上差别较大，特别是港澳地区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上较大陆低很多。如果按照大陆的税率向港澳地区的人才征收个税，将打击人才到内地就业的积极性。因此，可采取先征后补的方式，对港澳人才给予税收补贴。此外，还可在人才保税区内开展社会保障服务衔接、职业资格互认、就业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的试点，积累经验。个税优惠等政策目前已经在深圳前海等几个自贸区试行，将来可向湾区其他城市逐步推开。 其次，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可探索联合办学或联合开展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研究，以项目聚集三地人才，涵养合作氛围。对于参与项目研究的科技人才，在出入境、社保、住房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其穿梭三地提供最大便利。目前，国家已允许港澳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国家科研项目。三地联合开展科研，将有助于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避免重复研究，甚至可借助港澳国际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专利申请。此外，三地还可轮流举办人才创新创业论坛，以论坛为依托推动三地人才交流合作。 最后，推动三地国际人才自由流动。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我国国际人口（含港澳）占常住人口比重仅为0.07%，低于印度、越南、古巴，甚至朝鲜，成为全球国际移民占比最低的国家。全世界各国国际移民平均为3%,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10%。当然，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特点和环境，提高国际人才比例，并非要达到发达国家的10%，但如此全球最低的比例反映出中国距充分利用国际人才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要求不相称。而粤港澳大湾区可作为一个加大国际人才引进的试点，探索允许在三地任意一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或入选人才计划的国际人才在湾区自由居住、生活、工作，乃至在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可以探索更多国际人才吸引经验。进而，可探索打造国际人才社区，最终把湾区打造成多元文化共融、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人才高地。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新起点，粤港澳地区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快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将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打造三地更美好的未来。文章选自中国发展网，2018年9月19日
2018年9月20日 -
[法制晚报] 2018年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北京CBD创新发展年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论坛”在朝阳规划艺术馆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CBD管理委员会和朝阳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以“新时代·新征程·新探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开创朝阳发展新篇章”为主题，邀请中国组织人事报社、北京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以及FESCO、微软中国、中智公司、科锐国际、零点有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等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高层次人才，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形式，以朝阳区加快推进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为背景，进行经验分享、行业分析与趋势解读，为朝阳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智力支撑。 人才领域“大咖”鼎力相助 为朝阳区人才工作“出谋划策” 近年来，朝阳区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和创新举措，吸引集聚了一大批行业领军人物和“高精尖”人才，在助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人才发展与区域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但随着新时期社会飞速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变化，人才工作也逐步面临着更新更高的挑战，一些制约人才发展束缚和掣肘亟需破除。 本届论坛邀请了政府领导、知名学者、人力资源专家、行业专家从不同角度，围绕“新时代?新征程?新探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开创朝阳发展新篇章”的主题，就北京市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进行介绍和解读，同时就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进行深入商讨。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党委副书记周德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中国组织人事报社社长张宝忠等嘉宾出席此次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袁岳，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程功，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务总监刘凤瑜，围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的议题，在论坛上展开对话，为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分享智慧与经验。 另外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朝阳区建区60周年，论坛特设朝阳区建区60周年主题展览参观环节，使与会人员切实感受朝阳60年来的发展变化，体会朝阳的活力与魅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朝阳人才资源总量达134.1万人，接近全市的20% 一直以来，朝阳区高度重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工作，通过统筹推进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健全人才工作协同机制，努力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生态。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机制，深入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凤凰计划”，探索在海外高精尖人才聚集地设立人才工作海外联络站，成立“朝阳人才咨询服务机构协会”（“猎头联盟”），举办“海外学人创业大会（OTEC）”，初步形成了支持海外学人创新创业的“朝阳品牌”。加大柔性引才力度，依托区内企业设立了外籍专家工作站，有效提升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完善高层次人才服务保障机制，研究制定具有朝阳特色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办法，设立朝阳区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为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办理居留许可和签证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健全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协同机制，建立人才战略合作关系、促成百个重要合作项目对接落地、开展千名人才培养和智力合作。 按照深化首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主要任务分工，大力推进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制定出台《朝阳望京国际人才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健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统筹机制、牵头部门直接负责机制和信息报送机制，提升人才工作国际化水平，构筑创新发展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生活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服务国际化水平。大力推进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发展区建设，以评审认定工作为抓手，打造商务人才集聚高地，以高校优质资源为基础，提升商务人才能力素质，以商务人才需求为导向，全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大力推进冬奥人才培养工作，深入开展冬奥场馆人才协同发展理论研究，完善推进“国际人才交流驿站”、“京张冰雪项目场馆人才联盟” 工作方案，持续加强与冬奥组委及张家口、延庆两地的沟通协作。 截至目前，朝阳区人才资源总量达134.1万人，接近全市的20%，其中中央“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48人，北京市“海聚工程”特聘专家195人，朝阳区“凤凰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183人（创业类68人，工作类115人）；共认定国际高端商务人才203人，其中商务精英63人，青年英才140人。“十三五”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八支重点人才队伍发展迅速，其中文化创意人才19.79万人，占全市的五分之一；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300余家，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占全市的比重达到20%和18%。朝阳望京国际人才社区作为北京市四个首都国际人才社区试点之一，正成为首都国际化人才战略的试验田。文章选自法制晚报，2018年9月17日
2018年9月19日 -
龙永图：国际贸易秩序、挑战与选择
为什么美国那么牛？想来想去，出来一条——它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作为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这样判断进口对美国经济的重大助力作用。他认为进口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决定了市场。这是“我们这些搞外贸的人一生的梦想”。所以呼吁企业家、政府对于进口要给予更大的重视。就像习主席对博鳌论坛提出的积极增加进口，作为我们新的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举措，我们应该按照习主席这样的要求把这件事情做好！波诡云谲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我们的全球贸易体系却仍然“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办？美国一而再，再而三使出“退群”威胁，龙永图说“希望它不要退，也不要怕它退”！“牛气冲天”的美国到底因何而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该如何在全球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 原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当前，全球体制的最大挑战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不仅挑战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也挑战区域贸易体制，挑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用一句老话来讲，现在全球贸易体系可以说“剪不断理还乱”。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混乱的、十分复杂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选择？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呢？龙永图对此提出了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体系，对于美国关于退出WTO的威胁。采取积极的态度：希望它不要退出，也不要怕它退出。第二，在继续支持WTO全球体系的基础上，更加积极的参加全球区域贸易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加快亚洲区域贸易谈判。对于我们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出口和进口并重，而且应该更大力气增加进口。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凤凰网财经联合主办、舍得酒独家支持的“SAIF金融E沙龙”于9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举办。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顾问龙永图发表主题演讲：全球贸易体制和我们的选择。凤凰网财经独家整理了70分钟的精彩演讲内容。以下为发言实录：今天我想讲一下当前国际贸易的格局。大家知道第二次大战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贸易体系非常复杂，再加上最近几年来有些国家有些人出来搅局，所以使得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让人理解甚至出现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用一句老话来讲，现在全球贸易体系可以说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剪不断呢？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大的潮流，全球贸易投资的大的趋势，在市场的力量、科技的力量的推动之下，不可阻挡。所以全球贸易体系还剪不断，相互之间的观念很难那么接近。但是现在要把它理清楚，又很乱。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讲几个问题，题目是“全球贸易体制和我们的选择”。全球贸易体制的三个层面第一部分讲一下目前全球贸易体制的基本格局。战后以后形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基本上分三个层面。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第二个层面是区域贸易体制，从最先建立的欧洲联盟到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全世界这些年来建立的一百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所以第二大块就是区域贸易体制。第三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所建立的自由贸易的关系。所以全球的贸易体制基本上就是这三大块或者三个层面。现在对全球体制形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大家现在讲的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不仅挑战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也挑战区域贸易体制，也挑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别看提到了双边贸易，但是对双边自由贸易体系也是一个挑战。目前这三个层面都遭到了来自单边主义的挑战。我想在第二方面讲一下这三个层面目前的现状。第一个层面，以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这个全球体制从关贸总协定一直到世界贸易组织，经过了几十年的谈判，大家熟悉的是东京回合、肯尼迪回合、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几十年的谈判，形成了全球的多边体制，全球多边体制主要干三件事情。一个是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第二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谈判，相互开放市场，形成更加自由、便利和公平的贸易环境。第三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这就是几十年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体系所干的三件事情。第二个层面，区域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本来是作为全球贸易体制的一个补充而搞起来的，主要是为了顾及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经济体制的一些特点。比如在欧洲联盟，因为他们的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地理位置也比较接近，所以搞出来了欧洲联盟。欧洲联盟背后更深层面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想建立起来一个比较强大的经济体，来对抗或者抗衡美国这样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东盟。后来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又搞了，因为他的邻国就这两个。后来在区域贸易协定的带动之下，2008年开始，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风起云涌，大家都在搞区域贸易协定，一下子搞了100多个。本来区域贸易协定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全球体系的一个补充，现在这个补充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全球贸易趋势的一个主流。后来又是双边贸易协定，这也是美国先搞出来的，美国人为了回避世界贸易组织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应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平等的使用所有的国家，但是美国觉得有一些特殊的政治考虑和经济考虑，所以它应该被允许为搞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全球最早的双边贸易协定之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从贸易上、经济上支持以色列，给以色列一些特殊的贸易政策。后来经过几十年以后，中央政府为了支持香港，搞了一个，因为香港也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两个WTO之间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带了这个头以后，本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例外，当时是说例外的安排，但这些年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了。因为我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应该成为全球贸易体制的坚定的捍卫者。但是后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安排搞得那么风风火火，其他国家都在搞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我们中国不搞，好象也跟不上这个潮流。所以尽管当时像我们这些人，坚决反对或者说对搞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持积极的态度，对搞区域贸易协定，也不持积极态度，但后来没有办法。日本也是这样子。本来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例外的安排，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常态。所以全球贸易体系确实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上颠覆了当时的最后单一原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剪不断理还乱”的现状为什么现在全球贸易体系这么乱呢？因为最后单一原则基本上被灭掉了，谈不上什么关税8%，全球是8%，谈不上开放银行对全世界都开放，现在都是选择性开放，再加上现在一些国家根本就不顾及当时经过了多年谈判所谈出来的关税水平，想加25%就加25%，想加10%就加10%，整个全球体制被放在一边了。全球多年以来想当然的基本原则，现在都被践踏。所以现在的全球贸易体制问题，确实是非常混乱的。把多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的原则和惯例之不顾所形成的，所以现在的全球贸易体制是非常混乱的。分析一下这三个层面全球贸易体制目前碰到很大的困难，在WTO层面，也就是全球体制的层面，这些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长期被弱化、被忽视、被边缘化，关键就是过去曾经创立甚至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年的美国，世界贸易组织对他们也失去了作用。因为过去刚刚成立关贸总协定的时候才二三十个成员国，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为主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本来可以一夜之间写一封信，就可以成为成员，但是我们没有参加。后来当我们想参加的时候，后来又经过了15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为他们现在已经不能主导世贸组织了，世贸组织对他们已经失去了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年自己有些规则现在对他们也不利了，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竞争力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具有绝对竞争力那些领域，逐渐被新兴国家和其他国家所代替。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强者的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规则也是有利于强者的规则。美国现在是绝对的强者，是在所有领域的强者，所以他们觉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他们是过时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全球体系的边缘化。过去二三十个成员国协商一致，现在一二百个成员国也要协商一致，所以WTO就变得没有效力了，WTO本身也面临着改革的严重问题。所以种种原因WTO的全球体制被削弱。目前对WTO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威胁要退出这个组织，所以说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这么多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创始国和长期的主导国要退出这个组织，所以现在WTO全球体制面临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这是第一个问题，全球体制的现状。第二个区域贸易的现状。区域贸易协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是主流，而且我认为现在还是主流，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基本上主宰着全球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全球贸易不是按照WTO的规则在进行，而是按照一百多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安排在进行，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区域贸易协定大行其道，但是区域贸易安排在过去几年当中也碰到了很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英国脱离欧盟，就是英国脱欧，打击了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组织。现在美国宣布退出TPP，TPP曾经是过去多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的明星，因为参加它的国家力量最强、市场最大、质量最高、开放度最大。但是美国不知道怎么想的，上来就把TPP废掉。这也是全世界的贸易的国家也好，贸易的体系也好，都在研究的事情，都想不明白。包括我们也是。第三个层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还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在全球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都遭到了重创的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开始考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不是最好的安排，本来是全球体系的一个例外，现在要成为常态了。当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能说它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我们现在讲的单边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依然是现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单边主义挑战全球区域和世界双边贸易协定的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把自己所设定的贸易条件强加到其他国家，在未经谈判的情况下，设定新的贸易条件的一种做法。所以它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不一样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通过两个国家长期谈判，按照国家的一些国情当中的特殊情况，达成的一个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定，和单边是完全两回事情。比如中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经过双方的谈判是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使得双方的差不多90%以上的进出口产品都实行零关税，零关税的产品覆盖到差不多韩国88%的进口，对韩国GDP的拉动大概是0.94%。所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谈得好还是很有价值的。中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重要的规定就是80%以上的重点产品都实行零关税，因为中韩两国之间的产业合作非常紧密，中国的电冰箱、中国的手机、日本的手机，很多零部件都是从韩国进来，韩国的三星制造手机很多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所以零部件的这些中间产品使得中韩之间的产业合作非常紧密，把这些中间产品80%以上都实行零关税了，这就使得双方的制造业大的降低了成本，而且更加使双方的产业合作紧密起来。所以这是中韩两国之间的产业合作。再加上中国非常喜欢韩国的化妆品、高档食品、时装、家用电器等等，所以把这些产品都大大降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所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是有它的好处的，不同于现在我们所批判的单边主义。所以现在第二部分就分析了一下三个层次的全球贸易体系的现状。总结起来，以WTO为代表的全球体系现在处于被边缘化、被弱化甚至被抛弃的边缘，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它最重要的成员美国的威胁，美国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从美国来讲，他有一些新玩法，对WTO现在是很大的威胁。这是全球体系所面临的状态。区域贸易协定总的来讲依然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中流砥柱，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庞大的体系。但是它又受到了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TPP的打击。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些打击，特别是美国退出TPP，像日本还是站得出来重建TPP，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大家认为TPP只要美国退出了，就完了。我记得一年以前，我参加美国主办的一个讨论会，他们提出来如果美国退出TPP是不是TPP就完了。我说我基本同意，TPP像一条船一样，如果船长都逃跑了，这个船就没什么了。所以从区域贸易协定这个层次来讲，依然是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当中的主流部分，但是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是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第三个层面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进展比较快，从例外正在变成常态。所以总的来讲，现在全球贸易的体系从三个层面来讲都出现了新的变化，面临着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混乱的、十分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上。中国的两个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选择？就是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想趁着这个沙龙讲两条意见，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两个选择。第一， 继续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体系，妥善应对美国关于退出WTO的威胁。我觉得在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应该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个时候放弃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实际上就丢失了中国坚持全球化的重要原则，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当前我们怎么样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三个职能，或者说干三件事。一个是制定规则，现在看来由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要说对于制定新规则没有兴趣，对老的规则也开始不执行了，所以世界贸易组织要执行制定规则这个职能很难，也是一种讽刺吧，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贸组织就再也没有制定过一个像样的、重要的规则。第二个职能是开放市场，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这样情况下，让世界贸易组织担起保护全球市场、降低关税的职能，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在我们唯一可以支持它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强化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解决的职能。因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应该说是世界贸易组织很有特色的一个机制，是世界贸易组织有牙齿的职能。因为对世界贸易组织做出的关于贸易纠纷的裁决是有强制性的。世贸组织这个机制是由七个大法官组成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有三个大法官的位置空缺，之所以空缺是因为美国长期阻拦新的大法官的上任。所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几乎濒临瘫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新法官的任命，从而使得世界贸易组织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职能得以恢复和强化。这样我们应该做出重大的贡献。妥善处理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威胁。很多人问我美国这样说是会真的退出吗？我说要是以前有一个国家，更不要说美国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会说根本不可能，但是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另类美国，一切都有可能。那么现在怎么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威胁我们可以看成两句话。第一，希望它不要退出。第二，也不要怕它退。为什么希望它不退呢？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进口量依然在全球领先，谁是最大的进口国谁就是老大，根据这个原则，美国依然是全球贸易当中的老大。顺便讲一下，大家应该全力以赴地做好我们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过去我们贸易政策的重点是扩大出口，创汇。贸易政策我觉得应该是出口和进口并重，而且应该更大力气增加进口。我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那么牛？想来想去，出来一条——它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因为进口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格、决定了市场。这是我们这些搞外贸的人一生的梦想。所以我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对于进口要给予更大的重视。就像习主席对博鳌论坛提出了积极增加进口，作为我们新的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举措，我们应该按照习主席这样的要求把这件事情做好。现在我们正在筹备进口博览会。回过头来，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所以美国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强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主导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多年，突然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世界贸易组织以很强大的震撼和打击，对未来的恢复全球贸易体制。我们希望美国不退，美国不退有利于全球贸易体制，有利于经济全球化。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另外一句话，我们也不怕美国退。有的人说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就垮了。我不相信，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是它的出口只占全球出口的9%，我们中国是14%，德国是8%，所以它并没有处在全球贸易的走向的力量。一个全球出口9%的国家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就让世界贸易组织垮了？我不相信。另外，我认为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会是一个非常令美国人痛苦而漫长的过程，美国过去也退出了几个组织，但那几个组织依然存在，只是度过了暂时的困难。但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贸易法律体系，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贸易协定的组织。而不是说美国推出了世界贸易组织，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谈判的规范全球的贸易，涉及到六千个到八千个税号的关税体系，美国人一句话就不算数了？经过了八年谈判的全球服务贸易最协定，就不算数了？涉及到几十个贸易部门的全球最协定，就能退出了？还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说90年代大家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全世界涉及到各种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全部实现零关税。因为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要实现全球化的生产。就像波音飞机，从全世界70多个国家进口上百万的零部件，才组成了波音飞机。所以当时为了要促进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全部实行零关税。如果美国退出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有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信息技术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有的人说世贸组织涉及到政府采购协议，美国一旦退出，美国的企业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就是说美国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它退出的不是一个世界贸易组织大楼的那几个会议，不参加会议。几十年形成的这么复杂的法律体系、规则体系以及条约体系，就是一天就退出来了吗？美国的各行各业会让特朗普这么一句话就来损害他们极大的商业利益吗？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不可能，对他们的国家来讲、对他们的企业来讲，是有损他们很大利益的痛苦的决定。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不希望美国退，但也不怕它退，退的话它的损失更大。我们现在第一条要走的是继续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妥善处理好美国威胁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事情，讲清楚它的利益得失，使得美国能够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继续留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个选择就是在继续支持给WTO带来的全球体系的基础上，更加积极的参加全球区域贸易安排。我们中国目前在参加区域贸易安排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加快亚洲区域贸易谈判，我们会继续推动这个谈判。关于TPP，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奥巴马政府的时代里面，美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加上12个国家谈判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当时TPP在谈判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的舆论是一致反对，因为TPP把中国排斥到谈判之外。其实TPP不是针对中国的，为什么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谈判呢？他们说中国人太麻烦了，如果你们参加这个谈判，我们这个谈判永远结束不了。包括新的环保标准、新的劳动标准，特别是包括我们认为很困难的国际贸易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补贴，我们认为是困难最大的话题。所以他们的打算是，我们把它先谈成，然后我们做请中国加入。他们也知道TPP就像当年的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的，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市场，没有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参加，TPP即便达成协议，有意义，但是没有全球性。但是第一，TPP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像奥巴马一样的把中国排除在新的贸易体系谈判之外的最重要的协议，现在美国不讲政治，他就是只顾美国的利益，他反对一切多边体制、全球体制、区域贸易体制，因为他上来就把北美贸易协定给退了，重新谈判。所以他是反对一切的全球体制和区域体制，根据这条原则，他也反对WTO，是他的单边主义的这方面的决定。我记得是在2011年，李克强总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讲的，我们对TPP是持开放态度，而且乐观其成。这表明了我们中国在对待去贸易安排方面，支持一切推动全球贸易体制建设的做法。所以既然我们中国过去没有反对TPP，对它持开放态度，而且乐观其成。那么美国现在退出TPP以后，我觉得我们提出来参加TPP谈判就完全有一致性。如果当年我们中国政府公开的反对TPP，现在又参加他们，那就是我们打脸了。我们是持开放态度，而且希望它成功。所以我们现在积极考虑参加TPP谈判，跟我们过去立场是一致的。第二，TPP被美国废掉以后，日本等其他成员还形成了一致意见，继续维持TPP的协定。对日本等TPP其他成员的做法，我认为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积极的态度，我们对一切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建设的国家和行动都应该是积极态度，不能因为是日本在牵头这件事情而反对。我们应该支持以日本为代表的TPP的成员，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第三，TPP是在新的贸易条件、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的最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作为一个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应该支持TPP为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发挥作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积极考虑参加TPP谈判也是有道理的，符合我们支持全球化和支持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基本方针。当然，中国能不能参加TPP谈判，还需要现有的11个TPP成员的共识，需要他们表示支持中国参加TPP谈判。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国家能够从全球贸易体系的建设的新的高度来看，他们应该支持或者邀请中国参加TPP。因为中国参加TPP谈判，大大增强了TPP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有利于TPP在全球的影响力。因为当年美国退出TPP以后，大家认为TPP已经死了，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太大了。如果美国退出TPP，TPP就被架空了。但是中国一旦加入TPP，在某种意义上就使得TPP具有原有的影响力。这对TPP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加入TPP，有利于加强中国和日本、韩国和TPP其他成员的关系，而且如果中国参加了TPP，再加上TPP和欧盟、和其他一些区域贸易组织加强合作，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框架。这样最坏的情况发生，就是美国退出WTO，以TPP为核心的新的贸易框架或者体系可能成为美国退出WTO以后的最重要的备胎，或者说一个最重要的支撑，而使得全球贸易体系不会因为美国退出WTO而土崩瓦解。所以要做最坏的准备。全球支持新的国际贸易格局建立的应该对美国退出WTO所发生的情况做出最坏的准备。而现在如果中国成为TPP的重要成员，美国退出WTO的影响就会大大被减小，全球贸易体系会在一个新的框架之下走出新的路子。总之，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情况下，我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继续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妥善解决美国的威胁退出WTO的问题，对美国退出WTO的态度我们希望是，一，不希望它退出。二，不怕它退出。第二个选择是在目前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工作当中，把重点放在加强区域贸易协定上，而重点的重点是中国参加TPP谈判，使TPP重新恢复活力，从而成为将来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同时也是应对美国退出WTO全球贸易体系出现危机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备胎。这是我对于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些观察，我认为我们在目前的全球混乱的贸易体系下，中国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这两个重要的选择都很值得研究，这是我们提出的大的方向，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话对全球贸易体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我们在这种贸易体系之下所做的选择也有清晰的把握。总体来讲，因为贸易体系的问题大家不是很熟悉，我再总结一下。三个层次。以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全球100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为主流的区域贸易安排。全球无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构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这三个层次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威胁退出WTO。区域贸易协定最大的挑战是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TPP。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从例外变成常态，如果全球贸易体系都变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贸易体系就变成死亡。所以我们现在选择什么呢？第一，支持WTO为代表的全球体制。第二，加强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安排和支持，目前来讲重点放在加强TPP的谈判。这是我总结的，大家不是学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讲得啰嗦一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9月15日
2018年9月19日 -
金灿荣：全球治理出现“赤字” 中国逐渐成为治理参与者
金灿荣，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国际形势？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将如何扩大开放，如何寻求与世界的合作空间？9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就以上问题在第二届“太和文明论坛”上专访了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金灿荣向记者表示：“当前全球性问题较多，像气候问题、网络发达带来的种种问题等，我们把它称之为‘全球治理赤字’，即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是上升的，但全球治理的供给是下降的。”在金灿荣看来，中国要改变角色，逐渐转变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推进部分产业加速开放NBD：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入世也有17个年头，您如何评价近些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金灿荣：我们的开放有不同的阶段，普遍认为2001年入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因为入世后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是成功的，这表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们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NBD：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您认为未来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有哪些？金灿荣：当前，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针是不会变的。我认为未来的开放有几个关键，首先要发展与周边经济体的合作关系，中国积极推进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或许会成为未来的重点；此外还有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加速推进双边自贸区等。未来，我们还应加强对外开放，比如推进部分产业加速开放、区域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等。NBD：近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顺利召开，您认为未来中国与哪些区域有合作空间？金灿荣：我国对外合作有四个部分是比较固定的，分别是与大国的合作、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中非合作属于第三类，其实我们合作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多，不限于非洲，还包括阿拉伯国家、拉美国家等。不过，近十年来，在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过程中，中非或者的成就非常大。目前，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中国正在转变角色NBD：在全球化进程中，您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金灿荣：大家普遍认为，2015年以来，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角色。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强大，由我们推动的一些新的国际机制将会更为重要，比如说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等。需要强调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不再那么有效，而新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当今世界存在“全球治理赤字”的局面，气候问题、越来越发达的网络、极端主义，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是上升的，但全球治理的供给是下降的，这种全球性问题在上升而全球治理能力在下降的状态我们把它叫作“全球治理赤字”。这种状态对世界各国都没有好处。美国以自己的利益优先，不再愿意提供全球治理；而欧洲前景堪忧，经济形势不好，难民问题突出。原来全球治理的供给者缺失，我认为，中国要改变角色，转变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NBD：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有哪些重要的平台？金灿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起步较晚，我个人认为是从2015年开始的。世界了解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迄今为止刚刚三年，中国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有两个渠道，首先是在传统的国际平台发挥作用，促进中国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TO当中的贡献，包括中国的治理观念的贡献。此外，我们也在引导建立新的合作平台，比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文章选自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9月10日
2018年9月18日 -
曹德旺：执着产业报国梦 一片赤诚“玻璃心”
理事简介曹德旺,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福耀集团董事长。创业几十年，他从不被“赚快钱”所干扰，始终怀揣着实业报国的梦想，一心扑在制造业上。他就是曹德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曹德旺表示，回首往昔他有过意气风发，品过酸甜苦辣，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的初心始终未变。“从不为到有为，从农民成长为企业家，我始终坚定做制造业，做负责任的企业家。什么是负责任的企业家？负责任的企业家要始终以国家强大、社会进步、人民富足为己任，更要有社会责任感、有报效祖国的决心。”曹德旺说。销售员承包玻璃厂1946年生于上海的曹德旺，两岁那年跟随父母迁回福清市高山镇农村。成年后他做梦都想离开农村，去城里闯一闯。1976年机会终于来了，已过而立之年的曹德旺决定和明溪县二轻局采购员吴异璜、明溪农场林庶乎两位好友策划办一个乡镇企业——高山玻璃厂。彼时，改革开放的春潮在祖国大地上涌动，各地陆续创办乡镇企业，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国家将兴办经济特区并引进外资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曹德旺的目标很明确，乘着这股“春风”，说服高山公社领导办厂创业。1976年初，高山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任项目负责人，曹德旺成为厂里的采购员，每月收入40元。↑8月中旬，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然而高山异型玻璃厂在投入生产后就遇到了大难题，日常生产需要大量平板玻璃，但那时的玻璃不能随便买卖，需要指标。而指标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每年按照计划安排，就像粮票、布票、糖票一样，这叫计划内指标。二是市场调剂，也叫计划外指标，这就要靠企业采购员各显神通了。当时，一个采购员有没有能耐，关键看能不能拿到计划外指标和政府手中的批件。高山厂是乡镇企业，计划内指标基本没戏，只能从计划外想办法。曹德旺想到了福州的老朋友、福建省原化建公司的郑宝贵。“指标我们有很多，但都在省外，要不回来，你若能要回来，这些指标要多少给你多少。”郑宝贵说。那时，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指标，这使得省与省之间需要协作交流才能互惠互利。福建是林业大省，木材资源丰富，经常用木材和其他省份交换资源。可仅有木材指标还换不来外省的玻璃，还须有车皮指标配合运输。能不能用排列组合原理，找到最合理的组合，既满足各地指标需求，又节约车皮等成本？此时，曹德旺利用福建省物资厅采购员的“临时身份”，借用全国订货会成功换到其他地区的玻璃指标，更通过资源整合节约了车皮指标。指标有了，生产所需材料齐了，但作为缺乏技术人才的问题又冒了出来。为此，高山厂从上海耀华玻璃厂搬来了“救兵”，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高山厂开始运转。但好景不长，在“救兵”走后，高山厂的玻璃产品又陷入了质量问题怪圈。1977年至1982年的6年里，工厂换了6位厂长，高山公社投资的10余万元也全打了水漂。1983年初，公社领导找到曹德旺：“高山厂是你提议建起来的，亏到现在，公社可以认赔，但18个工人和4个干部怎么安置？中央一号文件前几天刚刚出台，鼓励承包，方仁钦也提出了这个方案，认为你来承包最合适。”公社领导提到的一号文件，是1983年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这份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进一步肯定，并特别指出，有的企业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曹德旺敏锐地感到时代赋予的机会来了。经过多次商议后，曹德旺牵头，联合高山仪表厂的翁祖礼、林传官、林文振等5人，共同签订承包合约：每年上交公社6万元利润，完成承包任务后，在超额返利中，曹德旺占60%，其余4人各占10%。勇做改革探路者过去的高山厂，工人拿固定工资，每月18元至22元不等，干好干孬一个样。承包高山厂后，曹德旺要学习国家改革开放的精神，对高山厂进行改革，改变职工吃“大锅饭”的现象。“改革始于推广管理会计制度，树立会计的权威性。同时，我还对工资结构进行调整，工人由原来固定的8小时白班，变成3班倒，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为此，又向社会新招了60名工人，月薪提高至100元。”曹德旺说。管理机制的改革极大调动了员工积极性，产量与承包前相比翻了几倍。“承包才4个月，我们就赚到了全年应该上交的6万元承包费。”曹德旺说。此时，企业承包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国务院发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据此，高山厂开始探索镇政府与私人承包者合资经营，镇政府以账面资产入股，曹德旺和其他承包者以现金入股，两方各占50%股份，投入的现金用于设备升级改造。此后，其他承包者先后退出，而曹德旺选择咬牙坚持，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福清市农业银行，用贷款继续承包下去。就这样，曹德旺成为个人股中的最大股东。↑1988年3月27日福耀集团开业现场。（资料图片）1987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曹德旺持续扩大经营规模，兴建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那时，其他几个承包者骂我是傻子，如果承包政策变了，我们就会变成投机倒把分子被抓。但我坚信政策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改革开放一定会取得成功。改革总得有人先行一步，我愿意做一个探路者。”曹德旺说。事实胜于雄辩，1988年5月份投产的汽车玻璃业务在随后几年大放异彩。到1989年，福耀成立2年后，产量和品牌在国内乡镇企业中独树一帜。第一步算是成功了，后面该干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乡镇企业痴迷于多元化发展，福耀也曾参与兴建房地产项目“工业村”，并涉足装修、加油站、配件、贸易等行业，看起来似乎发展得很好，但每年忙忙碌碌，利润却很有限，企业发展也进入“瓶颈期”。充满疑惑的曹德旺去求教证券投资人士，得到的回复却是一通“大骂”：“你这个是垃圾股，要是投资者喜欢玻璃就会投资玻璃股，喜欢房地产就会投资房地产股，可你这个小企业什么都做，谁敢投资你们？”一语惊醒梦中人，1989年前后，曹德旺开始谋求真正的转型，集中力量做强主业。新加坡一家银行的负责人仰波告诉他：“企业发展主要靠品牌技术、管理和资本三大要素。上市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设置期权安抚和激励管理层。上了市，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做好主业。”此时，让福耀上市的种子已深深埋在曹德旺的心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德旺偶遇福建原省政府秘书陈元魁，得知省里正在找一家企业做国内证券市场上市的试验品。“我推荐你和福耀怎么样？”陈元魁说。“可以啊，福耀本来就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品，省政府需要试验，就拿去试吧。”曹德旺说。1991年春节过后，福建省原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人民银行组成工作组，专程讨论福耀上市事宜。在福耀之前，福建省没有公司上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进行股份制改革，把福耀1990年时的净资产6100多万元，按每股1.5元计算，分成4085万股，面值1元，实际上等于没有溢价。其中，有1000多万股很快就卖完了。但是，福耀的上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晃儿股改2年多过去了，福耀还是没有挂牌，社会上开始流传谣言——曹德旺想要圈钱跑路。此时，部分质疑者要求曹德旺回购股票，不得已他借钱回购了400万股。后来，在股东的协调和帮助下，曹德旺终于成功递交申请上市报告。1993年6月10日福耀玻璃（证券代码600660）正式上市，开盘价44.44元。这意味着3年前股改投入的资金翻了近10倍。在市场中锤炼企业家精神置身制造业40余年，曹德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很少有人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在他的老部下、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财务总监陈向明眼中，曹德旺是绝顶聪明的人，是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人才一直是“稀缺资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才能的人，求贤若渴的曹德旺为招聘人才绞尽脑汁。但是，那时像福耀这样的非国营企业不能接受大学生档案。技术上“引智”有障碍，怎么办？曹德旺不信邪，他一趟一趟跑福建省人事局，三番五次拜访人事部门。↑福耀集团生产车间内，技术工人正在进行镀膜玻璃的生产操作。 （资料图片）终于，曹德旺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1989年福建省作为试点率先成立全国首个人才交流市场，即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终于在曹德旺等人的努力下，开始加速放到“无形之手”里自由调节。2年后，全国各地效仿福建人事局的做法，陆续建立起人才市场，代办外地人才就业接收、落户以及工龄计算等，如今司空见惯的人事代理事项，开始在全国流行开来。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汽车玻璃事业部四包装厂厂长俞义云眼中，“曹老板”是铮铮铁骨的民族企业家。美国反倾销官司，福耀一打就是3年多。与美国商务部、跨国公司PPG、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各方打交道，曹德旺从未向任何人屈服。2001年3月，福耀获悉美国商务部对其产品立案调查，理由是美国3家同类公司起诉中国玻璃倾销。在此前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反倾销案例中，中国企业从未胜诉过。2001年4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决，中国产部分玻璃对美国产业造成实质损害。福耀的倾销税率从9.67%增加到11.8%。接到仲裁结果，其他企业退缩了，但曹德旺没有，“除了向美国法院上诉，福耀玻璃还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年度行政复审，我对打赢此案很有信心。”曹德旺说。但是，经过2年交锋，曹德旺发现自己有点“幼稚”，反倾销官司不但旷日持久，而且耗费资金巨大，高额的税单、保证金等开销就足以把一般企业拖垮。曹德旺想到利用银行开信用证的办法，解决了保证金问题。接着，经过多方斡旋，福耀又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中国反倾销研究所，邀请业界、学界、政府官员就国际反倾销热点问题进行探讨。曹德旺已经忘记到底经过多少次听证和举证，反正直到2004年10月15日，美国商务部终于公布行政复审终裁结果，福耀玻璃此前11.8%的预缴反倾销税作废。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个反倾销胜诉案例，成为中国企业反倾销胜诉的经典案例。在商场上强势的老板，在员工眼中却充满了人情味。“2001年时，我老婆刚生完孩子，儿子名字还是曹德旺给起的。儿子生下来就生病，在福州治疗，我一个外地人，对这里一点都不熟悉。当时公司在福州买了一些房子，我就问能不能借一套房子给我？曹德旺当时就说，‘可以让你老婆孩子住到我家里’，他的人格魅力让我在福耀有了归属感。”如今已是福耀浮法公司总经理的黄中胜说。在曹德旺自己眼中，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追求的都是一种奉献精神和境界。“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创业史，优秀的企业应该具备这些品德——凭借高度负责的精神，充满前瞻的智慧与胆识，借助市场各方的力量，凭借人格魅力创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持续创新，换取良好的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曹德旺说加速国际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福耀集团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福耀的国际化战略开始提速，在与奥迪、大众、通用、宝马等汽车厂商打交道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开始谋划全新的海外办厂战略，瞄准海外成熟市场和先进技术。2011年至2017年间，福耀投资10亿美元，先后在俄罗斯、美国、德国等地兴办海外工厂。其生产的玻璃“征服”了大众、通用、克莱斯勒、宝马、奥迪等全球知名整车企业。在海外战略顺利落地之时，国内关于曹德旺“跑路”的谣言也开始出现。“我人在中国，家在福清，公司在A股上市，国内也投资大批工厂，‘跑路’之说是天方夜谭。”曹德旺笑着回应质疑，“奔驰、宝马、奥迪、通用、福特、丰田，这些跨国集团都在全球各个国家有投资，难道他们也是从自己国家跑了？福耀为全球汽车厂家提供玻璃，汽车工业是全球采购，福耀必须具备全球化的供货能力”。国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在曹德旺看来，福耀是这一战略的坚定践行者。“我们在江苏苏州的汽车玻璃智能工厂和研发设计中心即将完工，一条全新浮法玻璃生产线也刚在辽宁本溪投产。”曹德旺说。↑应用最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线。（资料图片）在回答为何积极“走出去”时，曹德旺表示，一方面是为了坚定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学习先进的制造技术。镀膜玻璃能有效阻隔紫外线，降低夏季汽车温度、减少油耗，由于制造工艺复杂，被誉为世界汽车玻璃王冠上的“明珠”。镀膜技术在欧美发展已久，相关专利被发达国家垄断，国内企业若要突围，必须自主创新。曹德旺和福耀人在镀膜玻璃市场“突围”需要闯三关：一是专利研发技术，二是产品升级换代，三是研发成果如何量产上市。经过2年多的攻关，吸收、借鉴和不断自主创新，福耀终于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应用磁控真空溅射技术的Low-E镀膜汽车玻璃。镀膜环保玻璃的成功量产，让福耀在国内市场获得更多汽车厂商关注，镀膜玻璃的环保指标也引领了汽车玻璃的发展方向。曹德旺并没有满足一时的创新成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质量和创新就是福耀立业之本。5年来，福耀不断加速‘走出去’步伐，制造符合环保理念的汽车玻璃。这是福耀人要面对的更大挑战，也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必经之路。”曹德旺说。奋斗者感言 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 曹德旺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我和福耀集团共同努力、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有幸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亲历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回望创业40年的艰辛历程，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有担当，有家国情怀。同时，干事创业还要培养和建立自信。首先要建立文化上的自信。中国文化教会我们义利相济，“义”就是要承担责任，做应该做的事情，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利”就是要让大家都得到利益，共同富裕。其次，要有能力上的自信。在企业战略决策和管理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必须有能力、有担当。经营是没有一定之规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随着环境现象来做决策。在市场经营中，需求是动态的，现象总是一环扣一环。比如福耀是从小微企业发展起来的，在当初的政策环境下，福耀招不到人，我们就自学财务、生产管理、销售采购等等，学完回来后再教给整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为有20000多人的企业，主要干部都是自己培养的。所以发展企业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自信。最后要相信自己的祖国。企业家要认真注意政策动态，与国家保持一致，接受党和政府的管理，发展企业必须自觉遵守这样的原则。 文章选自经济日报，2018年9月17日
2018年9月18日 -
【CCTV对话】| 华商“中国梦”
回顾改革开放40年过程，有大批海外侨商曾突破万难，带着资金、人才、技术融入祖国改革开放大业，在投资中国经济、推动中国产业走向海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改革开放建设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在2018国际投资论坛的分论坛——“华商中国梦”论坛现场，多位顶级华商同台回望改革开放40年华商投资历程，展望未来投资方向。改革开放四十年，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华商群体身处其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的作用？一带一路上的华商华商要做红娘 又当新娘？市场很无情，面对挑战，选择创新！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投资，不仅仅是来自于华商的投资，还包括外资的投资，甚至本土的民营企业的崛起，它们的投资可能也会挤占华商原本打下的一片天地，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们怎么办？ 世贸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回忆了当时情况WTO的时候就预计会有大量外资的涌入，确实是竞争是很严峻的，所以得不断的调整战略，包括投资的方向、投资的产业，一成不变，在这个激烈市场竞争中就很难取胜，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五星级酒店都是日本人掌握的，他们财力雄厚，但是现在我们和他竞争中，我们也没有觉得吃亏。因为我们可以用外面的一些资源。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建造酒店，但是酒店的管理我们可以去通过聘请海外的世界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来管理。所以我们去借力打力，利用我们的优势加我们利用外面的优势，共同来在这个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其实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酒店里面用的所有的产品，每年都在比性价比。一年采购的商品可能也有大几百亿，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有一个产品库，叫各个厂商把他的产品拿到我们产品库来比对，谁的价钱好谁的质量好我们就用谁，所以市场是很无情的，很激烈的。”华商在中国有独特优势!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成秀认为，华商在中国这个土地上有它独特优势。“因为我们有爱国情怀并且了解国情。我们能跟我们员工打在一起。当时有外国企业做镁铝的进来，当时进来时候的投资很大，一下就把渤海铝、上海美铝、云南（新）美铝买过来了，他们当时准备把这个厂办成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工厂。我当时在建厂的时候也担心，所以去了渤海铝参观。参观的时候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开会早上开会怎么开的。他说我们八点钟的时候是老外的管理层在一边开会，我们中方在另一边开会。开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一起开早会。我一看完以后就笑了。我说完了，这样的模式说明他美国人只认为说要拿市场，他并不达到民心。所以当时我回来以后就加速了在厦门海沧的投资。这是华商应有的底气。当然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天美铝退出去了。当然也感到很大压力来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能现在有一些当时属于是地方上的扶持，所以他们做的实业并不是真的做实业，而是做实业为借口拿到资金去做房地产的其他东西。所以这样的企业就对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现在供给式的改革，我认为是对的，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坚持下去，这样国家的民族工业才能发展，才能做大做强。”华商如何既做红娘又当新娘？有人说，华商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既做红娘又做新娘，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使命？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理解的是，把华商比作红娘，就是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他们带进来了资本、技术，包括新的管理的模式，但未来40年还得走出去，还得把中国企业介绍出去，还得再次充当先锋队、催化剂、变革的力量。所以华商这个红娘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来走出去，怎么再立新功、再发挥新作用、再焕发青春、再推动新一代走向世界，这可能就是新娘要起到的作用。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就是…厦门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东南亚学会会长庄国土也解释了这个问题，其实既做红娘又当新娘，红娘其实听起来好像比较文雅一点，就是媒婆，怎么做媒婆呢，就是把中国的东西引出去，把外边东西引进来，这就是红娘。“新娘，出去了，就像嫁出去的人，要把娘家好的东西想好向婆家怎么推荐宣传，把它带出去，这样起到了沟通双方的作用，那么两头来拉线，然后让中国跟当地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现在说的一带一路所谓的民心相通。”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华商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华商在中国投资开头难？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回国发展的外商，很多人都很不懂，明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很乐观，他们为什么敢回来？他们没有担心？ 对这个质疑，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回答说，担心倒没有，因为主要是看到了市场。看到改革开放正在不断完善，所以就觉得这里将有巨大的市场，在这里发展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知道困难会重重。许荣茂现场讲述了一段当时遇到困难的故事，其实困难很多。“因为当时申办的是外资企业。所有外资企业的审批是要外贸部审批的。要先到市里面批再到省里面批，再到北京去外贸部批。整个流程一两年算快的，往往更长，困难重重。比如当时进口了一台很重要的机器，送到甘肃那里去了，同事们不会用搞坏了，那麻烦就大了。当时就写信给日本，问了很多人都没用，厂家说广州有一个店可能能帮你修，所以派人把机器送到广州，广州坏了一个零件，再从日本寄过来，这来回折腾了半年多。所以这个生产流程的工艺就变成要手工了，这么小的一件事，在当时都是天大的困难，当时说起困难很多很多数不清。”许荣茂也认为，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有回香港再发展的想法，因为福建人好像都是爱拼才会赢的，不会把困难放在前面。这这可能也是永不言退的华商精神。 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成秀告诉我们，40年前跟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国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华侨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进来的。开始的时候，很多华侨是带着一种对家乡的爱。很纯朴的，就是国家开放了，怎么帮助祖国的建设，回家投资。而且当时的形式多数是这些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形式上合作生产，逐步到承包生产，逐步才走到合资企业。到合资企业的时候，国家还有很多法规政策其实都不健全，所以也就出现了很多纠纷，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曾想放弃，水土不服有事找侨办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告诉我们，他当时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两国的国情不一样。马来西亚是英国殖民地，要办企业，只需要找会计师所，或者是律师所，一条龙把你服务到底。“在中国，讲实在的我们也不认识人，认识的都是侨办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什么事都找侨办。因为当时我们把外国的产品要引进中国来，自己引不到的。要通过中山市食品什么有限公司，那个是国营单位来的，要通过他们才能够。而且一定要有验资。你这边要中国银行汇回中国银行那个钱验资。然后租办公楼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一交要交一年的租金。那个时候很吃力的。而且要拿到那张执照，要很多部门盖章的，盖盖盖，真的很烦很烦。” 那个时候古润金想过放弃，“我是想过不干了，真的，太麻烦了。可是回去之后又想想中国人口又这么大这么多，而且父辈们也告诉我们说有机会，真的要去中国，有个情结在这边，都是炎黄子孙，后来鼓起勇气再找些朋友再入股，把资金因为钱不够嘛，找了几个股东再继续努力。”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华商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要强调华商，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华商回国发展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认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华商的参与，将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国在海外有六七千万的华人华侨，上千万的华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华商群体在海外。说华商的这种能量、华商的资金库、华商的人才库和华商的关系网，和华商在全世界的这种人脉，我觉得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带进来的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包括带进来的跨国公司，带进来的更多种的风险投资模式，带进来了创新创业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知道过去是计划经济，可能已经失去了中华民族这种创业这种闯的精神，是华商让我们又激活了创新创业和这种勤劳勇敢的基因，让我们在这个改革开放大潮中不断地在释放新的活力和释放新的能量。华商在改革开放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反应的恰恰是中国的当时的困难或者当时的不发达，这也造就了新一代华商在中国的机遇，他们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紧紧地连在一起，没有华商这一代的发展，中国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文章选自央视财经、CCTV对话，2018年9月
2018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