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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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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 看天下】世界级“抢人大战”的终极武器：进击的中国绿卡
70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Gilbert Van Kerckhove）住在北京朝阳门附近。他在家里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放置在中国获得的各种荣誉，三十多张奖状、证书、和中外领导人的合影挂满了他办公室的一面墙，桌子上摆着一排奖杯、水晶纪念碑、中国航天和奥运等主题的纪念礼物。有一天，范克高夫把墙上的荣誉证明、桌子上的奖杯全部拿下来，装进一个一米多长的箱子里。他心里想着，要把这些荣誉带给那些人看。那些人是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2008年，范克高夫打算申请一张中国绿卡。此时距他首次来华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他为北京市投资局做过顾问，在北京市奥运会团队里承担过多项工作，长期担任比利时王国外贸部部长中国高级顾问。因为他在中西交往中的贡献，获得了包括外国人在华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内的各种奖项。即便如此，他申请绿卡时，仍然遇到不小的困难。“过程让人沮丧。”范克高夫向本刊回忆道，办理绿卡的工作人员，不断要求他提供各种证明，“没完没了”。不得已，他把所有的荣誉、资料都装进那个大箱子里，带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拿不到绿卡，在中国就没外国人能拿到！”范克高夫说，最后那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了实话，“我们不想发‘绿卡’给外国人”。在过去14年里，这是外国人在华生活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片段。“从狭义上讲，绿卡是目前移民中国的主要方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说，获得中国国籍的方式，目前还不系统，可能性很小。一张“绿卡”成了观察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角度。与之相对，在外国人眼里，“绿卡”也成了中国开放程度的一根标尺。从2018年3月份开始，这根标尺发生了巨大变化。“鱼缸里的生活”“我一开始可没想久留，”范克高夫端着清朝宫廷花样的马克杯喝了口咖啡。“1980年我来中国前，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疯了，他们觉得中国太危险，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网络不发达，西方对中国有很多误解，我在比利时根本不知道中国什么样。”范克高夫用于办公的那间屋子里，柜子顶上摆着一幅雷锋的大画像，写字台旁的墙上贴着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的名单和头像，北京奥运的吉祥物福娃被摆在柜子显眼的位置。这是一间充满了中国元素的屋子。据人民网资料，范克高夫算是最早来华的外籍商务人士之一，为中国引进了第一笔国外政府软贷款（条件优惠贷款或可用本国货币偿还的外币贷款）。90年代，他作为法国阿尔斯通驻中国华东地区总经理来到上海，参与了上海地铁3号线及浦东金茂大厦等重大项目的建设。1999年底，他受北京投资促进局邀请，成为北京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向来华外商介绍北京情况，起到中外交流的作用，也与北京市政府建立了紧密联系，被人民网评为“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的海外专家”。像很多外国人一样，范克高夫起初只想在华体验一两年就走。1990年，他一度试图“逃离中国”。从泰国、越南、老挝、印尼到巴西，他离中国越来越远，但不管他走到哪里，与中国的关系就没断过。即使在巴西，他都经常参加华人聚会，或者时不时和中国客户开会。“我试着换工作，换环境，离开中国，但总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他们说我是‘中国的人’，必须留下来，也老有人问：‘老范，你什么时候回来？’”范克高夫说，这些声音大部分来自熟悉他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也有小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虽然私下里，“老范”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成为中国和西方交流的中间人，但他仍能感受到政策上对外国人的提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还是比较防范的，更多的是从安全管理角度想怎么防，怎么安全，还没有引进国际人才这个意识。”根据一份1958年的规定，在京外国人只能在天安门半径20公里内活动。市郊主要路段还设有“未经允许，外国人不得进入”的警示牌。80年代初期，范克高夫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饭店，过着一种“鱼缸里的生活”。周末，他会和在京的外国朋友聚在饭店大厅一角聊天，这是他最期待的娱乐活动。他们戏称那里是“北京动物园”——大厅内外往来的中国人总会向这群“老外”投来好奇的目光。直到1995年，北京远郊100多块限制外国人进入的标志牌才被拆除。到2003年，北京才取消了宾馆“涉内”和“涉外”的区别。此前，外国人必须住在专家楼、使馆区或涉外宾馆。这些规定的改变虽与人才引进制度并不直接相关，但都透着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缓慢解冻。2008年，拿到中国绿卡后的范克高夫（@ 视觉中国图）初级阶段1995年，范克高夫乖乖回到中国，再没长期离开。当时在华外国人本来就少，获得政府信任的人就更少，但中国对外合作日益增多又急需外国专家，特别是申奥成功后。范克高夫迎来了机会。2001年，他成为北京市计委奥运项目的投资促进专员，协助确定大型奥运场馆的建设项目。在“鸟巢”和“水立方”的国际化招标中，他周旋于各国使馆、代表团和商会间，成为北京的“说客”，为奥运场馆的建设争取到大量外资。“我现在回比利时老家都不知道每天干什么，好无聊，那里就像一个村子。在北京，我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事做，我喜欢挑战。”范克高夫说。按年龄算，范克高夫已是北京老大爷，但他每天去健身房，天气好时就骑自行车，跑了五次北京马拉松，身材精瘦，说话时语速飞快，手舞足蹈，眼睛发亮。他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叫“老中国通”的俱乐部，只有在中国待了十年以上的外国人才有资格参加。最近，他在俱乐部里，认识了一个“新人”，美国人鲍尔（William Douglas Ball）。鲍尔是1992来中国的，当时他刚拿到工程师博士学位，先到广州工作，和中国朋友合开了家旅游公司，2008年，鲍尔来到了北京。当时，范克高夫正在为绿卡的事情焦头烂额，而鲍尔，早已经知道这个事情有多艰难了。与简历耀眼的范克高夫比，鲍尔更接地气。62岁的鲍尔面色红润，心宽体胖，说话慢条斯理。他享受北京的“APEC蓝”，和常去的必胜客店里的服务员关系铁得很，常互开玩笑。首次来华前，他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儿。鲍尔留在中国的一大原因是爱情。大学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广州女孩，二人便在广东安家。他觉得中国人普遍友好，社会安全，不会担心枪支犯罪等问题。按照此前的规定，外国人来华居住要办居留证，只是办理起来更为不易。据《廉政瞭望》刊登的一组数据，新政权成立后到1990年代，中国只给不到100位外籍人士办理过永久居留资格。其他人要么是临时居留，要么是非法居留。2004年，鲍尔在中国居住了12年了。这一年的8月，公安部、外交部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原则上，持卡人可享受国民待遇（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也就是说，有了这张“绿卡”，在华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领域将获很大便利。当年底，鲍尔在政府公告上看到这则新闻，马上上网查了英文细则，心却凉了一半。“绿卡”申请分为投资、任职、特殊人才、亲属投靠四大类。其中，投资类要求申请人在中国投资合计200万美元以上，连续三年投资稳定，纳税记录良好。任职类则要求申请人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或副教授以上高职称，且连续任职要满四年。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看来，这个版本的“绿卡”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官本位。“人才在单位里面必须当官，不当经理、厂长就不是人才了？申请人一定要在重点企业、大学就职，普通单位就没有人才？这还是中国传统思路。”鲍尔觉得自己开的旅游公司很难符合标准。2005年初，他特地去广州公安局柜台咨询，但工作人员说，政策刚出，怎么办理他们也不清楚，还要等通知，让他过几个月再来。当时鲍尔周围的外国朋友也不了解“绿卡”规则，但所有人都跟他说这卡不可能拿到。“咱们04年才有‘绿卡’制度可说是非常晚了，”刘国福对本刊说，中国的“绿卡”制度不仅与美、加、澳等传统移民大国比年轻很多，就跟日、韩、台湾地区比，也慢了很多年。“客观说，中国的移民政策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看到这些严苛的条件，鲍尔打算放弃了。但一位在广州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多次鼓励他申请，还硬塞给他一份申请表。既然如此，抱着碰运气的心态，鲍尔递交了申请。一嘲绿卡闯关”之旅也随之开启。闯关第一关：盖章众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要回美国开无犯罪证明并不难，难的是证明这张证明是真的。鲍尔向本刊介绍，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只给开证明。申请人要盖章需亲自去，鲍尔当时国内工作忙，让一位律师朋友以公证人身份代自己去申请盖章，而且这个律师还要再去华盛顿的政府部门证明自己公证人的身份。最后，这份无罪证明要发给中国驻美大使馆盖章，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来自美国。原本一页的无罪证明，算上所有附加手续，共包含了30张文件。“这真的太疯狂了。”鲍尔说。光是拿到这份证明，他就用了6个星期。一位二线城市出入境管理局人员向本刊介绍，申请“绿卡”所需的材料对各国申请人来说都有难度，像无犯罪记录证明有效期只有半年，超过半年就白开了，很多人要找机会回本国后才去准备，这样常有材料过期的风险。2016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也坦陈，自己在人社部期间主抓“绿卡”审批工作，要协调25个部门，最后25个章就占了3页纸。第二关：政治背景审核。好不容易交齐了材料，鲍尔开始静候结果。一天回家，他发现街坊四邻都用异样的眼神打量他，让他浑身发毛。当时，鲍尔住在华南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座居民楼，大楼共25层，每层6户人家，鲍尔是楼里唯一的外国人。2017年8月23日，戴着红袖箍的高天瑞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2年，他经常像“西城大妈”们一样，做维持秩序的事儿（@ 视觉中国图）“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都看着我？”鲍尔觉得莫名其妙，直到他和一位邻居详聊，才知道原来当地公安部门曾两次来此调查，每层挨家挨户地询问他的情况。鲍尔一听，紧张了起来。他当时有个“小秘密”：申请“绿卡”的前一天，他和一位中国出租车司机吵架，双方都动手了。“我想到这事，觉得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通过‘绿卡’了。”不过鲍尔多虑了。警方从来没过问这起冲突，他们只关注鲍尔如何谈论中国的政府官员，以及对中国政治话题的看法等等。递交申请七个月后，鲍尔觉得希望渺茫。“中国有时不直接说不，但他们也一直不给肯定的说法，这就意味着拒绝了。”为彻底放下这件事，鲍尔索性给在北京的公安部门打电话询问自己“绿卡”的情况。听了一串“抱歉，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后，鲍尔已经心灰意冷。不过，电话最后转接到一位女士，她突然说，“等等，我知道你。你的申请我们三个月前就批准了。”三个月前的一个外国人名都还记得，可见当时申请绿卡的外国人数量之少。这位女士说，鲍尔的蓝色底照片扫描效果不清楚，总部便转给广州分部，告知他要再交一张红底（或蓝色，鲍尔记不清了）的照片。鲍尔欣喜若狂。虽然广州分局并没通知他，但此时，他和中国“绿卡”仅差一张照片的距离了。他马上照了红、黄、绿、蓝底的照片，带着五颜六色的照片来到广州公安局。原来，广州公安局也“忘了”通知他。交了照片两周后，鲍尔终于有了自己的“绿卡”。鲍尔领卡签名时发现自己在第六位，前面有五个中文名字，都是外籍华人。工作人员告诉他，“你不是广州第一个拿到‘绿卡’的人，但你是第一个拿卡的‘真正的外国人’。”“危险的临界点”这个“闯关”过程，范克高夫也经历过。他申请“绿卡”时，有项证明要求必须是部委级批准的，低一点都不行。虽然他最终拿到了合格的证明，但整个过程费时费力。2008年，范克高夫终于也拿到了绿卡。到现在他都还记得，那位声称不愿意给他发绿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大体上就不太想发绿卡，给外国人，因为你太特殊了（特殊人才类），我们才给你的。”“以国际眼光来看，这种模式是非常落后的。”刘国福说，这类证明和国际上对人才的评价机制不太一致，外国人看到这些制度，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申请‘绿卡’为什么要找单位领导签字？领导不批怎么办？又搞人际关系了。国际化不能弄这一套，不跟国际接轨，只搞自己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最近，范克高夫的一位71岁的外国厨师朋友来华出差。入境时，中方工作人员问他年龄这么大了，怎么可能还有工作签证，还问他有没有研究生学位（master degree）。这位厨师觉得可笑又无奈：“我们这行有厨艺大师（master chef）但没有研究生厨师。”2012年5月5日，英国姑娘Amelia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和英语，在黄浦江边的南外滩卖英式烤肠卷饼（@ 视觉中国图）中国以严苛标准打量来华外国人时，外国人也同样以严苛的标准来注视着中国，范克高夫和“老中国通”俱乐部的一些朋友也觉得，此前，中国的工作签和“绿卡”对年龄大的外国人不是很开放。但其实这些“老朋友”的智慧和技能还可发挥余热。范克高夫说，当一些在中国工作几十年的外国人被签证和“绿卡”拒之门外时，会感到心寒，因为他们都非常爱中国。持卡13年，鲍尔只在网上结识了两位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朋友，他身边的大部分外国朋友都没申请，他们觉得就算自己符合标准，不认识政府的人，没“关系”也过不了。这种畏难情绪也有事实基础，媒体统计，自“绿卡”诞生后的10年里，只有7356名外国人获得了中国永久居留权。按联合国2015年《国家移民存量倾向》报告，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口为97.8万（其中大部分是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0.07%，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六，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这种低比例带来一个后果是，中国人才不断移民国外，外国人才却很少能移民中国，中国人才长期以来都处于净流出局面。而且，此时中国面对的国际人才竞争的经济局势也并不乐观。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美国是6万美元。日本与德国这种中国常年引进大量高端人才的国家人均GDP也在4万美元左右。刘国福介绍，当外国的人均GDP是国内的五到六倍时，恰恰是中国的高端人才向国外流动的阶段。“这种背景下，想吸引人才回流极其困难。”刘国福说。“中国经济属于低位，而政策环境、社会福利等都以经济为基础，咱们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要说吸引人才，我们目前还面临巨大的危险，就是人才流失。”早在2013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称，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海外滞留率高达87％。有媒体统计，从2005年至2015年，国内数十家科研单位、高校、医院、机关以发公告的形式，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进行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现实情况是，多数人已定居海外，为他人所用，并没有打算回国。复杂的系统鲍尔有一张信用卡，用他的护照办的。拿到绿卡后，他觉得应该把绿卡与银行卡绑定，于是到银行去办理业务。“这位小姐非常没有礼貌，她拿起我的绿卡，看了看，说这个是什么？”鲍尔边回忆，边做了一个扔东西的动作。他尝试向对方解释，这是一张由公安部发的合法身份证明，但那位工作人员拒绝接受，“你要用你的护照”。鲍尔觉得，这反映出很多地方的人可能并不知道“绿卡”。有一次，他用“绿卡”买票坐飞机，机场工作人员也不清楚这张卡片，只好打电话到某个部门去咨询。对外国人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涉及到不同部门、不同机构。单纯以外国人出入境必须的边检为例，到现在为止，都存在两种情况。根据1998年《国务院关于北京等九城市边防检查职业化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边检部门属于公安部直属管理，但另外一些地方，边检仍属于武警系统。珠海边检工作人员毛豫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经常有外国人对此很不理解：为何同一个国家的边检，服装都不一样？“这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形象问题”。不止服装问题，这还造成了发证机关和检查机关分属不同部门的情况。据毛豫扬介绍，有时候，边检部门查到一些人的护照、证件有问题，向签发地机构询问，对方常常不愿配合。虽然自1956年起，对外国人的管理主要由公安部出入境部门承担，但实际上，多个部门都有参与。正如人社部原副部长王晓初的前述言论提到的，之前一张绿卡，涉及到25个部门要协调。“这种混乱的体制直接导致国家形象的混乱，各个部门信息也常不对称、不同系统工作对接不顺畅，不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2008年，毛豫扬和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叶青决定在第二年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中国成立国家移民局，“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我国的移民事务”。据叶青回忆，当时全国人大回复他，这个事情很重要，在考虑。他清楚，这个问题所涉部门众多，“还有点难度”，但他还是接连提了两年。“全国人大对提案议案是非常重视的，代表是怎么提的，各个部门怎么答复，都会列入一个建议库。”叶青说，“他已经跟我说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就提过两年，然后等他们到了条件成熟时再做这件事。”2014年11月14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校外的一间桌球室，来自苏丹的Zahir（左一）和其他同学在打桌球（@ 视觉中国图）叶青并非唯一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也是从2009年就开始提出这个建议，但一直到2016年，他们写的报告，才“得到中央的批示”。“这个涉及到各个部门，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王辉耀说，此外，还要等改革的时机。门开了2012年5月，范克高夫接到一个邀请，和另外两位外国人一起参加一个“绿卡”换发仪式。在众多记者的围观下，范克高夫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手里接过第二代“绿卡”，这版绿卡上首次出现他的中文名字。这三位外国人都在几年前就持有绿卡，范克高夫觉得，这场活动说明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示，“我们很喜欢外国人，很欢迎外国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才的态度，确实在发生变化。2014年5月22日，50多名在上海的外国专家赶到上海西郊宾馆会议中心，参加了一场外国专家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了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如果人思想禁锢、心胸封闭，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据王辉耀介绍，2016年，全球化智库（CCG）做的《关于设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近两年，北上广也推出地方性引进海外人才的优惠政策。2017年，北京启动实施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制度。在京创新创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华人、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外籍青年学生四类群体，可享永久居留“直通车”等便利服务。2018年3月，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其中包括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方案。事实上，“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特别提到“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统一承担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实施受理审批和开展日常服务管理等职能”。半个多月后，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各项移民政策进入快车道：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可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部手续；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更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绿卡”的发放速度变得更快了。据官方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两个月后，就审批了1881名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在华永久居留，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原来对移民管理，“总是想着怎么防范，怎么安全”，王辉耀说，现在有了移民局，“这个机构的思考问题角度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也是在考虑政策怎样更好地吸引人才。”“‘绿卡’审批的逻辑从侧重于特别高端的外国人才。慢慢向外籍华人打开，向那些不是特别高端的，但也是技能型的外国人才在放开。”刘国福说，出入境管理改革措施实施后，中国“绿卡”管理变得更务实了，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给了不少年轻人、创业者机会，“绿卡”早期的官本位等教条思路也有明显改善。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此前，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走得太慢了。很多制度“和国际上比起来要落后个五十年”，刘国福说，这个时候，评价中国移民政策、绿卡制度，不能只看它跟以前比，前进了多少，一定要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比较，还是落后太多了”。去年4月，公安部印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更名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新“绿卡”跟中国居民二代身份证一样，有嵌入芯片，实现机器可识别。中国也在改造铁路、民航、银行、宾馆等信息系统，为“绿卡”做好配套服务。在办信用卡、宾馆入住和购买火车票时，范克高夫和鲍尔还是会时不时遇到对方不认“绿卡”的情况，即使是最新版本。鲍尔曾给银行监督会、中国银行的CEO，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银行不认可“绿卡”能开户的做法，一家银行领导还曾登门道歉，解决了鲍尔办信用卡难的问题。最近，鲍尔琢磨着再给政府写信，咨询“绿卡”持卡者子女教育落实问题。这个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了跟中国家长一样的烦恼。他儿子没有北京学籍，虽然现在在北京读书，但不能在此参加高考。鲍尔说，他对此专门做过研究，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国国籍，是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但当家长一方是中国人时，这个政策落实起来就变得困难了。他在犹豫，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自己是让孩子回广州参加高考，还是干脆回到美国去。今年3月，因为上海一家大型酒店现在都不接受“绿卡”入住，范克高夫和对方大吵了一架。他觉得，中国是他的家，他不能接受自己拿了十年“绿卡”，在国内还要随身带护照证明身份的荒谬。不过，今年的平遥古城之旅又抹去了这些不快。“买门票时，我看了说明，我想我已经退休了，也该享受免费待遇了。”范克高夫把“绿卡”交给售票员。那位女士拿走卡，消失了五分钟，回来时，卡上贴了个标签，他看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内容。检票口有两个通道，一个刷门票，一个刷身份证。范克高夫没有拿到票，他只好大着胆子把自己的“绿卡”放在身份证扫描机前。“哔哔。”门开了。文章选自Vista 看天下，2018年8月15日
2018年8月16日 -
北青报开始连载CCG图书《人才战争2.0》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海外移民，另有10%的人在美国出生，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来自其他国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联合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美国创新指数排名第4位，仅次于瑞士、瑞典和英国。 美国缘何创新领先全球？答案是这里集聚了创新人才。无可否认，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科技创新源于灵活的移民政策、联邦政府和企业对创新的投资以及1980年《拜杜法案》的通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移民政策让美国积累了大半个世纪的人才。 数数目前活跃于硅谷的那些大佬们吧—— 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在前苏联一个犹太人家庭，1979年5岁时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和谷歌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均是印度裔；SpaceX、特斯拉、SolarCity CEO埃隆·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8岁时移民加拿大，又辗转到了美国；……此外还有众多不那么著名的科技人才。 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TIF）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海外移民，另有10%的人在美国出生，但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来自其他国家。 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多年来一直受惠于外来人才。可以说，自二战后至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全球人才战争当中受惠如此之多。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费米、登月行动“阿波罗”项目主管冯·布劳恩、“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到硅谷、华尔街的那些大佬们，这些改变美国也影响世界的科学家、创新创业者和金融精英，许多来自美国之外的国家。 福布斯2016年度“美国400富豪榜”显示，42名富豪出生于外国，占比达10%以上，其中有14名比名列第156位、身家37亿美元的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要富有，他们分别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以色列人最多，有6个；华人有3名。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美国时，匈牙利裔企业家、拥有120亿美元净资产的金融品程序化交易大亨、盈透证券的创始人托马斯·彼得菲说，“在美国，我相信勤奋就有收获，衡量人的标准是能力和追求成功的毅力”；印度裔企业家、私募股权公司Symphony Technology Group创始人兼CEO、拥有30亿美元净资产的Romesh Wadhwani说，“在美国，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大梦’”；韩裔商人Do Won Chang和Jin Sook则感激美国提供给自己的诸多机会。 在美国政界，被特朗普政府任命为交通部长的赵小兰是一位中国移民，祖籍上海嘉定，8岁时随着父亲举家移民到美国。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女性，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8年。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逐步把自己打磨成一块“人才磁石”，不光在政策上重视吸引外来人才，整个社会也形成了多元、开放、兼容的人文环境，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也一向高度评价移民的作用。 美国的整个移民体系可谓环环相扣，面面俱到：1952年、1965年和1990年《移民法》奠定了美国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的战略，规定了美国急需的、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突出才能的各类高技能人才以及能在美国进行投资或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移民连同家属将被优先考虑；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劳动部、国务院即外交部、健康与社会服务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负责外国人的准入、准居留事务和出入境事务等；移民入境制度中的职业移民瞄准杰出人才、优秀人才、专业人才、特殊人士和投资者；同时默认双重国籍，不承认公民的外国籍，但也不会因为公民拥有外国籍和担任外国公职而剥夺其本土公民身份。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15日
2018年8月16日 -
【纽约时报中文网】“生娃也是国家大事”：中国鼓励女性多生孩子
照顾新生儿的护士，本月摄于北京。在放宽独生子女政策近三年后，中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刺激婴儿潮的出现。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几十年来，中国严格限制女性生孩子的数量。现在则开始鼓励她们多生。进展并不顺利。 在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二胎近三年后，政府开始承认提高出生率的努力不太成功，因为父母不愿意多要孩子。 官员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刺激婴儿潮的出现，他们担心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可能威胁到经济增长，并且影响到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就在前些年，绝大多数超生的父母还要被处以罚款，数亿女性被迫堕胎或者进行绝育手术。 新的运动使得人们担心，中国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让女性生更多孩子。有一些省份已经收紧了对堕胎的控制，或者加大了离婚的难度。 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本周在一篇社论里表示，“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结果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和争论。北京一家医院的产科病房，摄于2013年。提高出生率的运动引发了人们的担忧，担心中国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中国中部陕西省的省政府上月呼吁北京全面放开生育，让人们想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这似乎是在试探公众的态度。 这项建议在政治上令人不安，因为取消对家庭规模的最后限制将再次提醒人们，一项触及每一个中国家庭并且重塑社会的政策（比如，中国绝大多数的千禧一代都没有兄弟姐妹）可能存在严重缺陷。 “在普通人、学者当中，对该政策已经达成了足够多的共识，”北京的研究机构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理事长王辉耀表示。“取消这项政策只是时间问题。” 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去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上提出了结束二孩政策的计划，其他措施目前似乎也正在考虑中。 专家们表示，政府除了鼓励生育，没有其他选择。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14亿人口，目前它正在经历快速老龄化，日渐萎缩的劳动力规模难以支撑越来越长寿且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据报道，一些省份已经出现了养老金支付困难。 目前尚不清楚取消二孩限制能带来多大的效果。跟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纷纷推迟要孩子。包括不断上涨的住房和教育成本在内的经济压力，也迫使年轻夫妇疲于应付。今年5月，一对情侣在上海拍婚纱照。中国一些地方的官员提议为年轻家庭提供新的福利，包括税收减免和住房、教育补贴。 J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了出生的男孩多于女孩。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一些父母因为是女儿而堕胎，尽管这种选择性堕胎不合法。由于该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现在结婚和生育的女性数量也减少了。 根据人口学家何亚福的说法，未来十年，20至39岁的女性人数预计将减少3900多万，从2.02亿增减至1.63亿，何亚福著有一本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影响的书。 “如果不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未来中国人口将大幅下降，”他说。 在全国性政策变化出台前，地方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促进生育。 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是全国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之一，上个月，官员为年轻家庭提供了一系列新的福利，包括减税、住房和教育补贴，以及更长的产假和陪产假，还有对医院和幼儿园的投资。 在东南部的江西省，政府采取了更为令人反感的方法，它重新制定了关于女性何时可以堕胎的指导方针。尽管这些规则并不新鲜，但此举令人们担心当局打算更严格地执行它们，其中包括要求怀孕超过14周的妇女在堕胎前获得医疗人员的三次签名。上月在上海的中国孕婴童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比例从2013年的36%攀升至今天的51%。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有关官员说，这些指导方针的目的是执法，禁止夫妇因为想生男孩而流产女性胎儿——尽管他们承认保持官方出生率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还有两个省份已经收紧对夫妻离婚的要求，称这些改变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新增人口的可能性。 这些措施重新令人们抱怨长期以来政府对女性身体实施令人反感控制。 7月，在江西详细介绍了它出台的堕胎指导原则后，一位用户在新浪微博上抱怨说：“您的子宫已被监控。” 1979年，为了减缓人口增长，加强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繁荣，中国开始引入“独生子女”政策。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官僚机构来执行这项政策，有时还会通过暴力执行。农村地区的抵抗情绪特别严重，部分原因是农村偏爱可以帮助从事农业工作的男孩。 1984年，政府允许第一胎是女孩的农村夫妇生二胎，少数民族还有其他例外。2013年，政府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允许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二胎。两年后，从2016年1月1日开始，限制变为所有夫妇都可以生二胎。在线旅游公司携程首席执行官孙洁，该公司为有子女或考虑生育的员工提供福利，关于中国的生育率，“我们真的需要有紧迫感，”她说。 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一年的出生率跃升，反映了大量家庭都渴望二胎，但生育率在2017年再次下降，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其计划。 最近的一项政府研究估计，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可能会减少1亿人，然后从2035年到2050年再减少1亿人。它警告，这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预算资源和环境带来压力。 经济上的迫切需要促使一些私营公司自行采取行动。 携程公司是全球第二大在线旅游公司，仅次于Priceline，它为父母提供了各种福利，例如怀孕期间的通勤出租车，以及员工子女达到入学年龄后的奖金。上个月，它宣布它还将为一些管理层人员提供冻卵费用补贴——据说它是第一家这样做的中国公司。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孙洁表示，携程的行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但也是由于经济因素：人口下降会伤害经济增长。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写过一本书，警告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孙洁在公司上海总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一代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在他们看来独生子女是正常的。” “我认为我们真的需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紧迫感，鼓励家庭恢复健康的出生率，”她补充说。2015年在北京，一个新妈妈和她的孩子、月嫂在一起。很多中国人担心费用和孩子所需的照料，不愿意生二胎。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对提问的书面回答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二孩”政策正在起作用。虽然去年的总出生人数下降至1720万，而2016年的出生人数接近1790万，但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比例从2013年的36%攀升至今天的51%。 该委员会承认，夫妻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方面面临许多障碍，并表示政府正在制定税收和教育等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消除群众的顾虑，维持生育率，我们需要关注生养子女的实际困难，”它说。 人口统计专家警告说，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很困难的。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授，中国儿童福利专家尚晓媛表示，政府需要帮助最有可能生育第二胎或第三胎的家庭。 “应该给予这种家庭更多的支持，并应更多投资儿童福利：包括早期教育和母婴健康，”她说。 更好的福利和服务不足以说服每个人。 在北京的会计师孙忠悦27岁，正怀着第一胎，她说，她已经不考虑生二胎，并援引工作场所歧视、教育成本和大家庭的社会压力作为论据。 虽然在中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经常帮忙照顾孩子，但孙忠悦这一代人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预计要轮流照顾年迈的父母。 “虽然老人可以帮我们看孩子，但是因为老人身体不好了就看不了啊。所以不会要二胎，”她在去政府办公室领取产妇护理报销时说。 “因为培养孩子就有压力啊，”她还说。“钱的支持、人力的支持。”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15日 -
【The New York Times】Burying ‘One Child’ Limits, China Pushes Women to Have More Babies
A nurse taking care of a newborn this month in Beijing. Almost three years after easing its “one child” poli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stimulate a baby boom.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BEIJING — For decades, China harshly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babies that women could have. Now it is encouraging them to have more. It is not going well.Almost three years after easing its “one child” policy and allowing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acknowledge that its efforts to raise the country’s birthrate are faltering because parents are deciding against having more children.Officials are now scrambling to devise ways to stimulate a baby boom, worried that a looming demographic crisis could imperil economic growth — and undercut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leader, Xi Jinping.It is a startling reversal for the party, which only a short time ago imposed punishing fines on most couples who had more than one child and compell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women to have abortions or undergo sterilization operations.The new campaign has raised fear that China may go from one invasive extreme to another in getting women to have more children. Some provinces are already tightening access to abortion or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to get divorced.“To put it bluntly, the birth of a baby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family itself, but also a state affair,” the official newspaper People’s Daily said in an editorial this week, prompting widespread criticism and debate online.A maternity ward at a Beijing hospital in 2013. The campaign to raise the birthrate has raised fear that China may go from one invasive extreme to another.Credit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In what appeared to be a trial balloon to test public sentimen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Shaanxi, in central China, last month called on Beijing to abolish all birth limits and let people have as many children as they want.The proposal is politically fraught because removing the last remaining checks on family size would be another reminder that a policy that touched every Chinese family and reshaped society — most Chinese millennials, for example, have no siblings — may have been deeply flawed.“Among regular people, among scholars, there’s enough consensus already about the policy,”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Beijing.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can lift this policy.”A plan to end the two-child limit was floated during the legislative session in Beijing last spring and now appears to be under consideration with other measures,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said in a statement.Experts say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encourage more births. China —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with more than 1.4 billion people — is aging quickly, with a smaller work force left to support a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that is living longer. Some provinces have already reported difficulties meeting pension payments.It is unclear whether lifting the two-child limit now will make much of a difference. As in many countries, educated women in Chinese cities are postponing childbirth as they pursue careers. Young couples are also struggling with economic pressures, including rising housing and education costs.A couple posing for a wedding photographer in Shanghai in May. Officials in parts of China are proposing new benefits for young families, including tax breaks and subsidies for housing and education.CreditJ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The “one child” policy also resulted in more boys than girls being born. Some parents obtained abortions because the fetuses were female, reflecting traditional preferences for male children, though such selective abortions were illegal. Because of that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are now simply fewer women to marry and bear children.The number of women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39 is expected to drop by more than 39 m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to 163 million from 202 million, according to He Yafu, a demographer and the author of a book on the impact of China’s population controls.“Without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will drop sharply in the future,” he said.In advance of any policy changes nationally,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ready taking steps to promote childbirth.In Liaoning, a province in the northeast with one of the nation’s lowest birthrates, officials last month proposed an array of new benefits for young families, including tax breaks, housing and education subsidies and longer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leaves, as well as investments in clinics and preschools.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southeast,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more intrusive approach, reissuing guidelines for when women can get abortions. Though the rules were not new, the move raised fears that the authorities intend to enforce them more strictly, including a requirement that women who are more than 14 weeks pregnant obtain three signatures from medical personnel before an abortion.The Children Baby Maternity Expo in Shanghai last month. The percentage of families with two children has climbed from 36 percent in 2013 to 51 percent toda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said.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Officials said the guidelines were meant to enforce the law prohibiting couples from aborting a female fetus in hopes of having a boy — though they acknowledged that keeping the official birthrate up was also a consideration.Two other provinces have tightened the requirements for couples to divorce, saying the changes were made in part to keep alive the possibility of new offspring.Such measures have revived longstanding complain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invasive control over women’s bodies.“Women cannot decide what happens to their own ovaries,” one user complained on Weibo, a popular microblogging platform, after Jiangxi detailed the abortion guidelines in July.The “one child” policy was introduced in 1979 as a way to slow population growth and bolster the economic boom that was then just beginning. The party built a vast bureaucracy of “planned birth” workers to enforce the policy, sometimes with violence. Resistance in the countryside was especially fierce, in part because of a rural preference for male children who could help with farm work.In 1984, the government allowed rural couples whose first child was a girl to have a second child, and there were other exception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2013, recogni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an aging population, the government allowed parents who were only children themselves to have two children. Two years later, the limit was raised to two children for everyone, effective Jan. 1, 2016.Jane Su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online travel company Ctrip, which offers financial support to employees who have children or are considering it. “We really need to have a sense of urgency” around China’s birthrate, she said.CreditGiulia Marc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The birthrate jumped that year, reflecting the exuberance of those longing for a second child, but it dropped again in 2017, prompting the reconsideration now underway.One recent government study estimated that China’s labor force could lose 100 million people from 2020 to 2035, then another 100 million from 2035 to 2050. It warned of pressur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dget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economic imperatives have prompted some private companies to act on their own.Ctrip,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online travel company after Priceline, already offers a variety of benefits to support parents, like taxi rides to and from the office during pregnancies and bonuses when employees’ children reach school age. Last month, it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also begin subsidizing the cost of freezing the eggs of some managers — said to be a first for a Chinese company.The company’s chief executive, Jane Sun, said Ctrip was acting out of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responding to economic factors: A declining population hurts growth. James Liang, a co-founder of Ctrip, has written a book warning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shifting demographics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generation before us only had one child, so in their mind having only one child is the normal thing,” Ms. Sun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the company’s Shanghai headquarters.“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have a sense of urgency — from the top down and the bottom up — to encourage families to resume a healthy birthrate,” she added.A new mother, left, with her baby and postpartum nanny in Beijing in 2015. Many Chinese are reluctant to have a second child, citing concerns about cost and child care.Credit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In a written response to questions,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said the “two child” policy was working.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dipped to 17.2 million last year — compared with nearly 17.9 million in 2016 — the percentage of families with two children has climbed from 36 percent in 2013 to 51 percent today, it said.The commission acknowledged that couples faced many obstacles to having a second child and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working on policies in areas like taxation and education that would address them.“To eliminate the concerns of the masses and sustain the birthrat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fertility and child-rearing,” it said.Demographic experts warn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change people’s reproductive behavior.Shang Xiaoyua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in Sydney and an expert on child welfare in China, said 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help the families most likely to have a second or third child.“This kind of family should be given more support and should have more invested in child welfare: early educatio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he said.Better benefits and services will not be enough to persuade everyone.Sun Zhongyue, a 27-year-old accountant in Beijing who is pregnant with her first child, said she had already ruled out having a second, citing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the costs of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trains on extended families.While grandparents often help with child care in China, the majority of Ms. Sun’s generation are only children who are expected in turn to support their aging parents.“Although elders can help us look after the kid, they cannot once their health worsens,” she said during a visit to a government office to obtain reimbursement for her maternity care.“Raising a child is stressful,” she added. “It costs money and manpower.”From The New York Times, 2018-8-11
2018年8月15日 -
CCG名家讲坛 | 茅忠群：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CCG名家讲坛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探索实践”的演讲交流活动。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结合其一线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阐发了对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深刻思考和洞察。 茅忠群认为，人生有三要，感恩、立志、笃行。这三个信念，是一切的根源。要做就做最好，幸福都是靠奋斗出来的。方太集团一直在践行快乐学习、快乐奋斗的文化理念。
2018年8月14日 -
焦涌：智慧城市的主体若向农村转移，产业转型会更理性温和
理事简介焦涌，CCG 常务理事、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的方式，让物理空间的腾挪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了物联网技术，很多的物理空间可以变得更加虚拟化。让我们的交通、办公、教育、医疗成本都可以降下来。”8月12日，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涌在由厚益控股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主题为“共享全球智慧引领未来科技”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上如此表示。 焦涌认为，城市在更新的过程中，尤其是旧有产业转移完后，出现空心化。人口变成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纽约那种城市空心化的现象，这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因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的方式，让物理空间的腾挪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了互联网技术，很多的物理空间可以变得更加虚拟化。让我们的交通、办公、教育、医疗成本都可以降下来。 焦涌表示，京沪深广这样的城市每年人口刚性进入还有几十万或是上百万，这会带来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试想，如果智慧城市的主体，能再向农村深入研究的话，人口的流动就不会变得那么动荡和剧烈，产业的转型和转移也能变得更加理性和温和。 焦涌还谈到，智慧城市也好、田园综合体也好，核心根本点是离不开农业。其考察寿光的葱时，发现葱长得好，放在冰箱一周半个月都不会坏的，为什么？原来是往上喷东西了。喷的什么？喷的是葱绿素（音），这个东西只要喷上去，葱不会坏，这个葱运到什么地方？说北京。问为什么？回答说北京人身体健康得很。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不去菜市场买菜，可能不知道这回事。 焦涌最后表示，我们做共享农业、田园综合体，把传感器装上去，让每个人有一个共享农田，打开手机，农民的工作场景就在里面。另外用一些智慧的手段，把土壤、水分、气候条件做定量分析，来确保农业本身是健康、安全的。以下为发言实录： 焦涌：感谢主持人，刚才陈刚教授和李铁主任对智慧城市做了非常详细的阐述。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投资，做产业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现这个问题。中国现在似乎每一个城市都在讲智慧城市，都有这个诉求、需求，但是我们感觉可能形式多于内容。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是这样，因为这么多年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很多城市已经在更新迭代了，城市更新最大的代价和成本就是拆迁，我们发现城市产业外移，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人口外移等等，这个巨大的成本是在城市。 智慧城市，我个人认为是个特别系统的工程，应该是这个城市的规划者，这个城市产业的顶层设计者思考的事情。我们发现有些城市在更新的过程中，旧有产业转移完之后，这个城市变成空心化了，人口变成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纽约那种城市空心化的现象，其实这也是科技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因为，如果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一些智能化的方式、手段让我们的物理空间的腾挪，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了物联网技术以求，很多的物理空间，我认为可以变得更加虚拟化，让我们的交通成本、办公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都可以降下来。 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北京昌平谋划的田源综合体项目，其实我们重点考虑的是一个办公的问题。因为在北京的办公成本、交通成本太大了，像我昨天在这开会，昨天晚上就不敢回去，怕第二天迟到，确实交通成本太大了。如果把一个城市的规划模型做好的话，这个城市就不会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会有车流和人流，它应该是个顶层设计的一件事。 我们走出去做这种产业的时候，我们会充分考虑到这种办公成本、交通成本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把产业的研究放在最上面来做。大家也会问昌平到郊区去办公，他的生活怎么办？医疗教育怎么办？现在我们能解决的智慧教育、远程教育的问题，现在都能解决这些事。所以这也是我对智慧城市未来的城市更新还会越来越多，中国城市腾笼换鸟的发展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大家知道东北很多城市已经人口负增长了，但是像京沪深广这样的城市每年人口刚性进入还是几十万、上百万，这样会带来大城市城市病的问题。如果智慧城市的主体，这个城市本身能再向城市、农村深入探讨研究的话，我想这个人口的流动就不会变得那么动荡和剧烈，产业的转型和转移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和温和。 目前，我们在海南做共享农庄和田园综合体，其实智慧城市也好、田园综合体也好，核心根本点是离不开农业，大家知道中国农业我们吃到嘴里的蔬菜、瓜果、肉类、禽类，我相信在座诸位没有多少人能了解清楚。我曾经去过寿光，考察过寿光的葱，葱怎么长那么好，这个葱放在冰箱一周半个月都不会坏的，为什么？说我们往上喷东西了。喷的什么？喷的是葱绿素（音），这个东西只要喷上去，葱不会坏，这个葱运到什么地方？说北京。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北京人身体健康得很。后来我认真思考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不去菜市场买菜可能不知道这回事。 我们目前做的共享农业、田园综合体我们认真研究以后，思考以后，就把传感器装上去。每个人有一个共享农田，打开手机农民在里面工作的场景就在里面，另外有一些智慧的手段，把土壤、水分、气候条件做一些定量的分析，这样的话能确保我们的农业本身是健康、安全的。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也好，还是未来的高科服务的方向也好，其实人是根本，以人为本才是智慧城市一个根本的方向。文章选自财经网，2018年8月12日
2018年8月14日 -
【北京青年报】 |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架起人才流动之桥
本文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评论文章，文章刊发于2018年 8月12日《 北京青年报》第A2版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过程中，有望于年内出台。同时港珠澳大桥也通车在即，届时将为大湾区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而要真正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大湾区，还需打造一座人才流动之桥。 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台港澳居民来大陆就业无需再办理就业证，找工作时享受与内地同胞同等的待遇。粤港澳大湾区无疑将率先从中受益，湾区内人才流动将更加自由便捷。 改革开放40年来，港澳地区为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极大推动了港澳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资金、货物和人员流动。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已难以为继，亟须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探索三地合作新模式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人才作为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能否发挥最大效用，是决定湾区成败的一大关键。 湾区内各城市显然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吸引人才的计划。香港宣布将推出一项“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旨在通过快速处理入境安排，为香港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深圳通过了《关于实施“鹏城英才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鹏城孔雀计划”的意见》，广州、珠海、东莞、惠州等城市也都推出了各自的人才计划。 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流动和融合，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相比“抢人”，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自由流动。粤港澳三地虽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但在法律、制度、文化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别，而且一些城市可能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难以协调降低人才流动成本。 在这方面，欧盟推动人才流动的经验值得借鉴。欧盟规定，成员国居民可持护照在欧盟任何一个国家自由居住、生活、学习、工作，取得欧盟成员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早在2002年，欧盟就出台了《欧盟议会劳动力技能和流动行动计划》，致力于从社会保障、语言培训、就业信息平台等方面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之后，欧盟又在职业能力互认、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持续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得益于这些政策，2012年有660万欧盟居民在其他欧盟国家工作，有860万非欧盟居民在欧盟国家工作，极大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国务院在取消台港澳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的同时，提出要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在此政策背景下，粤港澳三地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协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才顺畅流动。 首先，在湾区内探索建立人才保税区，对在区内创新创业的人才予以个人所得税征收优惠。个税优惠等政策目前已经在深圳前海等几个自贸区试行，将来可向湾区其他城市逐步推开。还可以在人才保税区内开展社会保障服务衔接、职业资格互认、就业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的试点，以积累更多经验。 其次，三地高校、科研机构可探索联合办学，或联合开展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研究，以项目聚集三地人才，涵养合作氛围。对于参与项目研究的科技人才，在出入境、社保、住房等方面给予支持，为其穿梭三地提供最大便利。目前，国家已允许港澳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国家科研项目。三地联合开展科研，将有助于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避免重复研究，甚至可借助港澳国际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专利申请。此外，三地还可轮流举办人才创新创业论坛，以论坛为依托推动三地人才交流合作。 最后，推动三地国际人才自由流动。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国际移民在常住人口中占比平均为3%，有的发达国家达到10%，中国的国际人口（含港澳）在常住人口中占比仅为0.07%。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特点和环境，并非要在此问题上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简单对比，但中国国际人口占比的实际情况说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人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作为中国加大国际人才引进的试点，探索允许在三地任意一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或入选人才计划的国际人才，在湾区自由居住、生活、工作、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进而可探索打造国际人才社区，最终把湾区打造成多元文化共融、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人才高地。 站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粤港澳地区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快推动人才自由流动，有利于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综合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方位开放中的引领优势，打造三地更加美好的未来。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12日
2018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