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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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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 1978：我选择了开放的人生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1978年，是我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我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中国开始书写全新的历史篇章。1978年也是我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我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王辉耀：大学时代摄 选了大家相对陌生的英文专业 1977年10月12日晚，在四川金堂县龙王公社下乡锻炼已经两年的我，从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听到：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这一刻，我激动万分，隐隐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1978年2月，我收到了翘首企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幸运地被当时全国最好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的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录取。那个年代，中国说英语的人还非常少。尽管当时绝大部分人并不熟悉和认可英文专业，但是我坚信，我所学的终将派上大用场。1979年的一天，当学校大喇叭里传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将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与我息息相关。 在广外，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自然对国外文学比较注重。那时候，我经常去图书馆饱览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中世纪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到十七八世纪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浩瀚的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迪了我的思想，也锻炼了我的写作水平。 可以说，广外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为之一新，为我以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业如火如荼之际选择出国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我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 80年代中期，在经贸部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我决定出国留学，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 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在留学期间，我一直奉行，留学生尽量不要去洗盘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我尽量找机会到大公司实习，比如，我曾在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以时任国家副总理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构建起跨文化的交流沟通能力。 199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中，我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在任职期间，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还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多次高层访问，推动了中加之间的合作。 国际大学与国际社会的十年历练，我深刻体验了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精髓，积累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基础。 天命之年，回国创办智库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感染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几十年，我深刻感受到，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也需要智库等软实力。 也是在这一年，我和苗绿博士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作为智库研究方向。彼时，“全球化”概念远未如今天这般被国人所熟悉与接受，而在今天，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40年前，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家外经贸部官员，之后又成为最早留学海外的MBA、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高管、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创办过企业，当过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建言献策委员会等中国海归社团，创办了社会智库——全球化智库（CCG）。 这一切，都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文章选自《新京报》，2018年8月6日
2018年8月14日 -
蒋锡培：政府不下决心减税裁员市场就不会有信心
蒋锡培，CCG副主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8月10日，国务院召开“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远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锡培做了发言。他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大幅度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和劳民伤财。以下为蒋锡培的具体政策建议：1降税降费1.降低增值税率。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 16%、10%和 6%改为两档 10%和 5%。 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 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 500~2000万 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支持企业特别是支持制造业企业生存发展。 2.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 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 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扶持企业发展。 3.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 25%，高新技术企业 为 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 20%，高新 技术企业降至 10%。同时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企业 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 高 不 得 超 过 当 年 销 售 (营 业 )收 入 的 5‰ ”， 修 改 为 “按 照 实 际 发 生 额 扣 除 ，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当 年 销 售 (营 业 )收 入 的 5%”， 以 减 轻 企 业 负 担 和 减 少 征 管 费 用 ， 以 提 升 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 4.取消经济合同印花税。目前 10类经济合同印花税比例税率从 0.05‰~1‰ 不等，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 5.减轻个人所得税负。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 3500元/月 至少提升至 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 减少税档。由 3%~45%七档调整为 5%~30%六档，在 7000元纳税起征点的基 础上，0.7~2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5%;2~4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10%;4~6万元 的部分税率为 15%;6~8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20%;8~10万元的部分税率为 25%; 10万元以上的部分税率为 30%。这样使个人所得税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相适应， 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更利于留住钱财和人才，提升全球竞争力。 6.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 至为 15%、5%和 5%。目前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一般是:养老保险企业 20%， 个 人 8%;医 疗 保 险 企 业 10%，个 人 2%;失 业 保 险 1%，个 人 0.2%;生 育 保 险 0.8%， 全由企业承担;工伤保险 0.5%-1.6%，全由企业承担;公积金企业 6%-12%;五 险一金企业合计承担成本相当于员工工资的 39.4%-45.4%。 2积极支持新三板，特别是主板企业融资、并购重组截至 2018年 8月 7日，新三板挂牌企业 11095家，A股 3535家，它们是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企业，上市企业强，则中国经济强。1 .降低新三板投资者准入门槛，从500万元下调至50万元，激发市场活力 。自 2018年 1月 15日新三板实施市场分层、交易制度等新政以来，截至 7月 27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累计成交金额 505.27亿元，但成交额较新政前未有明显提 升，且不及沪市或深市单日交易额。 2.取消股票质押率上限要求。中国证监会批准发布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要求，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 60%， 单一证券公司、单一资管产品作为融出方接受单只 A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过 30%、15%，单只 A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 50%。这对上市公司 流动性带来巨大压力，加剧了上市公司风险，影响企业家和市场信心。 3.科学合理有序整治环境。允许环保不达标但没有造成重大影响或后果 的企业有 1~2年的整改期，而不是直接关门、抓人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 4.保护知识产权，像治理酒驾那样打假，降低企业创新发展成本。对于 侵犯知识产权，包括商号、商标、软件著作权等，以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 为，要依法依规及时查处。同时改变市场监管方式，加强从组织生产到流通环 节、现场施工及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以促进企业自律和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5.修改招标投标法。现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的条件，其中第(二)条:“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 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修改为:“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 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次低，或并且经评审的低于平均投标价格;但是 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以从根本上倡导自律诚信，避免假冒伪劣，促进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6.进一步撤并、调整镇村行政区划，至少应撤并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和街道，二分之一以上的村委和居委会，避免盲目投资，增加企业负担。截至 2018 年 08月 06日，中国县级行政区 2851个，包括 967个市辖区、369个县级市、 1344个县、117自治县、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和 1个林区;乡级行 政区 39888个，村委会 559702个和居委会 102777个。经济薄弱乡镇，空心 村等十分严重，要切实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避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导致的难以估量的巨额投入和劳民伤财。文章选自财经十一人，2018年8月12日
2018年8月13日 -
【中国慈善家】中国社会智库CCG：回望10年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成为CCG十年成绩单中耀眼的一笔。撰文：杨百会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7月刊，原文标题《CCG：望十年》 2018年3月1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当听到国务委员王勇宣布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移民局”）时，两会列席代表王辉耀内心澎湃。虽然早有预感，但在现场亲眼见证这一幕，他“还是很激动”。10年前，王辉耀创立社会智库CCG（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全球化智库），次年，即开始积极呼吁和推动成立国家移民局。时至今日愿望终于得以实现，这一成就也成为CCG 10年成绩单中耀眼的一笔。2018年6月4日，王辉耀和苗绿（左）在CCG位于北京汉威大厦的办公室。二人共同创办了CCG。（摄影_张旭）第一例王辉耀在国内较早意识到全球范围人口流动趋势，认为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设立国际人口流动管理机构。两年前的3月12日，王辉耀署名文章《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文章指出，“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详细解释设立移民局的必要性。“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有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有移民和公民部，日本有厚生劳动省，韩国有就业和劳工部……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王辉耀在文章中讲道。2009年，王辉耀所著《人才战争》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提出建立国家移民局。2010年，其另一本著作《国家战略》中也提到了这一建议，“当时还在广东的汪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还亲自推荐了我的这本书。”王辉耀回忆。针对这个议题，CCG每年都会举办系列讲座，出版系列书籍，如《移民潮》和国际人才系列图书，并连续6年出版《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蓝皮书。“这些都推动了国家移民局的设立。”王辉耀说。2016年，CCG递交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央领导的批示。“这个事我们提了很久，也得到有关部委的重视，但我没想到中央这么高度重视。”王辉耀说，“两届（政治局）的5个常委批示，再加上汪洋，6个常委都支持这个想法，这是我没想到的。”今年两会之前，王辉耀即意识到设立国家移民局已经是既定方针。是时网上流传着各种关于国家机构调整的版本，但他看到“没有一个有国家移民局”，心里清楚那些版本都不准确。今年4月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成立，一改过去入境边防管控的思路，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开放形象—这正是王辉耀希望看到的。“（成立后）国家移民局又请我们去交流了好几次，我们现在还在给国家移民局做课题。”王辉耀说。“我们一个社会智库能够推动国家成立一个机构，那是不容易的。这也是第一例，而且有据可查。”王辉耀感叹。6月9日，王辉耀针对移民局成立又推出新书《国家移民局：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系统阐释中国应如何通过移民局更好地管理移民，应该怎样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等热点问题。但在推动设立移民局的过程中王辉耀也遭遇过误读，尤其是国际难民方面。“其实恰恰相反，国家移民局的成立是为了更有效地加强‘三非’（外国人）和难民管理，同时更有益于高端国际人才的引进，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人才。”王辉耀说。早在2008年CCG刚创立时，作为中组部和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就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并向中组部提交报告。他建议中央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契机，开展对国际人才的抄底行动并出台相应计划，为中央及时出台“千人计划”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200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即“千人计划”）。“千人计划”是中国全球化人才战略的历史性举措，即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被美国学者形容为“极具雄心”。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各地也纷纷建立“人才办”，推出配套的“地方千人计划”和其他名目的人才计划，中国人才强国战略达到一个新的维度。2017年6月17日，CCG举办“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暨77、78级毕业35周年”。“推动国家移民局成立，值多少钱？” 在创立CCG之前，王辉耀经历颇丰，用他的话说，官产学都做了一遍。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工作，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1984年，王辉耀赴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温莎大学经管学院和西安大略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进入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学习，先后获得MBA硕士学位和国际工商管理博士学位。1988年，他进入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Lavalin公司，一年内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两年后到香港工作，担任魁北克驻中国地区首席经济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辉耀回国创业，先后创办亚加国际公司、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和中国项目网等三家公司，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引进外资与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引进国外政府的赠款和出口信贷，参与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几十个在华大中型项目。王辉耀还是欧美同学会商会和2005委员会等凝聚海归人才的社会组织的创办人，并担任欧美同学会总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成立于2002年，旨在推动中外经贸商务发展，为新一代留学人员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3年后，他发起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成立，被称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的高端精英组织”，李彦宏、田溯宁、王波明、徐小平、邓峰等知名海归人物均在其中，是汇聚东西智慧，促进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官产学”的三种经历成为王辉耀创办智库这种公益组织的优势所在，因为“智库难就难在它是跨‘官产学’的”。“其实你看我整个人生发展过程，是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主线，实际上一直没断过，不管我做什么事都跟这个有关系。”王辉耀说。即使后来工作重心转移至国内，他也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和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加之他一直想做“和知识创新或理论研究相关的工作”，创办智库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大学时代的王辉耀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王辉耀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他在一篇自述中曾写道：“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恪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样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早在于北京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管理课程的过程中，王辉耀就感觉到，中国的商业经济市场已经开始形成，民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而思想市场，特别是政策研究的市场，还缺乏智库来推动”。他萌发了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海归社团和国际智库”的愿望。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即向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的组织，兴起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美国兰德公司就曾因成功预测朝鲜战争时中国出兵而为中国人所熟知。截至2015年，全世界6846个智库中，美国智库占1835个，为全球之最。世界排名前10的智库中，有6个来自美国。中国最早的智库机构可追溯至1980年成立的“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专为农村改革进行调研而设立。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智库大多为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也出现了一些民间智库，如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及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安邦咨询等。但像CCG这样专门研究全球化的智库几乎没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王辉耀从北京奥运会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嗅出“全球化”的味道。“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新起点，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走向全球化”。他意识到，成立中国的全球化智库，时机到了。彼时国内对智库这个概念还相当陌生，包括业内对智库的叫法都不统一，智囊、思想库、脑库—五花八门。“每次给人家说半天，（别人）都听不懂。”王辉耀说。甚至有人将智库和颜色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干吗叫智库？或者干吗叫全球化？谁的全球化？”王辉耀回忆，当时做智库还是“坐冷板凳”的时候。在一片未知之中，王辉耀开始了摸索，从做课题，做蓝皮书，做活动开始。当时国内关于智库的架构和运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也缺少相关资金支持，他就自掏腰包支撑机构运转。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12年。据王辉耀称，费用最高的时候，一年差不多要100万元。曾经有投资机构想要和CCG合作，“弄个人才企业，一起上市，资金不用愁，全给包了。”这种机会经常有，但王辉耀始终清醒，“我们是个智库，目的不是去上市，不是去IPO，不是去把它做成一个盈利企业。因为智库是靠政策影响力，而不是靠盈利能力（来区分高下的）。你说智库推动了国家移民局成立，这个值多少钱？怎么比？”为了探索中国国际化智库发展，2010年，王辉耀前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做访问研究，专门研究国际新型智库建设。4年后，他将研究成果和对全球一流智库的考察成果集结成书，出版《大国智库》，对如何在中国建设智库提供了可操作思路和方案。2015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一下子智库热席卷全国。”王辉耀说。而此时CCG已在业内处于领跑位置。2018年1月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中，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第92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现在，CCG 已成为在国内外设置网点最多的中国社会智库。除了北京总部，另设广州、青岛、深圳/东莞三大研究院，上海、深圳两大分会，华盛顿、纽约、伦敦、柏林、巴黎和悉尼等多个海外代表处。10年间，CCG参与推动了国家诸多国际化人才政策的出台，如国家“千人计划”，出入境管理法增设“人才签证”、“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促进中美签证十年多次往返实施”、“关于华裔卡的建议”等，以及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和社会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在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普及全球化理念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机构发展壮大，CCG的研究成果也逐年增长，呈现井喷之势。以2017年为例，CCG在全球化发展、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人工智能、多边贸易机制、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国际人才以及智库发展等领域频繁发声，完成各项研究报告和课题60项，提交建言献策参考223篇，另外出版了14本中英文专著，举办多次论坛和专题研讨会、发布会。“社科院中国社科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在了解到CCG一年的工作量后感到不可思议。”王辉耀说。CCG拥有100多名全职人员，是中国社会智库人数最多的机构，“而且含金量很高，我们有很多海归博士，员工学历基本都是硕士以上，一半以上都是在海外留过学的。”这些人员具有多元专业背景，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人才学、国际关系、文学、哲学、工商管理、法学、计算机等几十个专业。作为一家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相比，在户口、职称等资源上处于天然弱势，但依然可以吸引上述高端人才，王辉耀认为，除了团队精神和待遇，CCG最大的优势在于，“给这些人提供一个成长的空间，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每个人进来，最后都会独当一面，都会成为我们蓝皮书的作者，或者我们各种报告的起草者，包括我们给中央的建议。每个人的参与感都非常强，而且每个人都觉得，加入CCG就加入了改变世界的进程。”在CCG咨询委员会名单中，龙永图、陈启宗、何亚非、王石、曹德旺等诸多重量级人物赫然在列。龙永图于2014年应邀担任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曾向媒体透露一生中三件有意义的事，除了帮助中国加入WTO和打造中国最知名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外，第三件是“希望拿出相当多的力量帮助CCG，使它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智库”。2017年7月13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2017年会在北京举行。“甚至比美国还需要”王辉耀一开始就参考国际模式，将CCG作为非营利公益组织来运作，以保证其独立性和公信力。据他介绍，CCG的收入分三部分：课题收入，会议和培训收入，以及各方捐赠，其中前两部分加起来约占一半。即使是捐赠收入，也没有一家独大。“我们有100多个理事，捐赠的来源非常广，没有一家足够大到可以影响决策导向。”王辉耀认为，这是CCG的一个特点。“如果说你的资金来源是独立的话，那基本上保证了你研究的独立。”他解释，“比如说一年出5本蓝皮书，这5本蓝皮书没有一个机构给我们足够的捐赠来做，我们自选课题。”另外在机制上，CCG作为民营组织，不存在任命制，不受制于人。CCG的咨询委员会在发展方向上也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以保证独立性。智库的公信力还包括另一层面，即专业性。网络自媒体的兴起给社会议题讨论带来了广阔空间，人人皆可发声，也造就了不少热爱点评时事的大V。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智库该如何定位，王辉耀对此保持理性的判断。“决策者面临各种声音，大V在说，智库也在说，但是根据以往你的历史表现，或者说你推动了些什么政策，你的公信力是什么，不同的人说的话分量是不一样的。”王辉耀认为，“对一个智库来说，它后边代表了一大堆的专家、学者或者‘官产学’的资深人员，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这和一个大V说话是不一样的。可能他们感性的东西更多，而智库是用数据说话，而且我们长期‘跟踪’政府和公共政策发展，知道政府最缺什么，比较系统，这些东西是一个个体不太可能具备的。”智库的优势还在于，“在团队作战和集约化方面，跟国际国内的智库、最前沿的智库专家交流，和他们研究与合作，（这）也可能是一个人不太具备的。”王辉耀说。基于长期以来CCG的公信力和影响力，2015年2月9日，王辉耀作为智库代表人选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其颁发聘书。对于智库的政治意义，王辉耀认为中国需要智库这种比较超脱独立的声音，“甚至比美国还需要”，因为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种社会辩论和议会辩论机制，虽然效率高，但还是需要智库来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他甚至认为智库可以成为“第九大民主党派”。“智库之间可以竞争，可以提供不同方案，决策者会有更多的参考，它们像鲶鱼一样激活了政策研究市场和智库市场。同时它也是国际交往很好的平台，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架起中外沟通的桥梁。”随着近几年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智库发展，王辉耀意识到智库对国家更深远的意义。在《大国智库》一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忠告我们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在书中，王辉耀继续写道：“思想市场则是智库发展的摇篮。”“就像民营企业搞活中国的经济市场一样，民营智库的发展可以帮助搞活中国的政策研究和思想市场。我相信智库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亚于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或者说民营企业的诞生对中国经济的搞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民营智库对中国的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也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王辉耀说。对于下一个10年，王辉耀希望CCG“能够代表中国智库更好地走向世界，就像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样，中国智库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能够去到美国、欧洲，去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个优秀代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智库”。他甚至开始期待得更远，“我们希望能够20年、30年（走下去），成为百年老店，成为中国的兰德或者布鲁金斯。” 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8年7月刊
2018年8月13日 -
【China Daily】International plan draws foreign students
When Thai student Patcharamai Sawanaporn finished college last year, she wanted a change of scenery that could help her grow into a more confident person and to experience a culture she had little contact with.The 25-year-old was enrolled in a master’s degree program at Beijing’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majoring 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and economics.She received a full scholarship from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the Belt and Road Scholarship－which includes full tuition, accommodation, medical insurance and a 3,000 yuan ($440) monthly stipend.Countries and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re the largest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2017.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nations increased 11.5 percent last year to 317,200, about 65 percent of the overall total,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To make studying in China more attractive, some 58,6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ceived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in 2017, and student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66 percent.The number of students heading to China from 50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cluding Laos, Pakistan and Thailand, has increased more than 60 percent from 2012 to 2017."I am fascinated with China’s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well a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 think that studying in China could provide me with some great job opportunities, as I see growing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China)," Sawanaporn said.Indian student Adheem, 23, began working on a bachelor’s degree in medicine at Wuhan University six years ago and wants to pursue a postgraduate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He said he adjusted to life in China much better than he expected due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I don’t feel China is a foreign country," he said.Tuition fees at medical colleges in India are almost three times that in China,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China is the preferred destination for medical school candidates from India, he added.China has opened 140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135 Confucius Classrooms in 52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round one-fourth of the total worldwide.China had opened 85 academic programs in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well as 206 partnership program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by July. Diplomas issu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24 of the countries were mutually recognized by April.Located 45 kilometers south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s capital,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is solid proof of China’s commitment to cultivating local talent.Since it opened in February 2016, the campus, the size of 150 soccer fields, has more than 2,800 students, mostly Malaysians. The university plans to increase its student body to 4,000 this year and gradually reach its full capacity of 10,000 students by 2022.Backed by generous scholarships, students from Malaysia, Indonesia and elsewhere are now study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e university runs 13 undergraduate programs, with subjects varying from Chinese medicine to new energy science to journalism.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said foreign students are coming to get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at an affordable price, and more and more are earning degrees. "China is becoming a serious study destination," Wang said.With Chinese businesses flocking to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cal talent is badly needed and the graduate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 could be a skilled workforce, he said.From China Daily, 2018-8-10
2018年8月13日 -
陶短房：英国加息难驱脱欧阴霾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2018年8月13日 -
【中国新闻周刊】美欧日可能达成零关税：中国怎么办？
中国是有很多特殊性，但是中国同外部世界也存在很多共性。王辉耀。图/受访者提供中国在国际上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本文首发于总第864期《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7月30日，全球化智库（CCG）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联合举办了“中美贸易摩擦课题研究项目启动研讨会”。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与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多位中美贸易智库专家就中美贸易摩擦展开探讨。会后，王辉耀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在他看来，虽然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全球化依然是主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发展中国家海外市场，推进民营企业走出去。美欧日有可能达成零关税“贸易统一战线”中国新闻周刊：7月25日，美欧就加强经贸关系发表了联合声明。从眼看着就要开打，突然走向开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转弯”？王辉耀：美国除了和中国有贸易摩擦之外，它同时和欧洲、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都有贸易摩擦，特朗普可能意识到他的打击面太大。在美欧发表联合声明前，日欧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刚到中国来访问过。此外，欧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比较趋于一致，相对中美，美欧间更容易达成妥协。欧洲也做出了让步。美国是想让欧洲零关税，但欧洲原本对于零关税不太支持，现在答应要购买更多的能源和农产品，等于是得到了欧洲的让步和妥协，特朗普也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实际上特朗普还是个生意人，他知道各个击破，就是跟每个国家单谈，单谈后效果更快，效率更高，他得到的利益很大。数据很说明问题，这个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4.1％，因为美国的体量大，这就相当于中国GDP6％的增速。在国内他的支持率也创新高，在共和党内和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创新高。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国内，特朗普还面临着国会不赞成滥用加税的办法的压力。中国新闻周刊：这份联合声明的发布，意味着美欧在贸易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了吗？未来美欧日会不会形成 “统一战线”？王辉耀：现在欧洲和美国妥协，我认为日本也会和美国妥协，因为日本已经和欧洲有一个模式了，实际上日本和欧洲也在妥协，日本现在也有TPP，今年3月除美国外的11国签署了修订版的TPP，即“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因此综合这几个方面，美欧日达成一个比较广泛的零关税的“贸易统一战线”是非常有可能的。 此外，加拿大已经和欧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了，美国也可以比照加拿大来和欧盟签订，因为已经有这样的范例。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形成贸易“统一战线”，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特朗普推出一个发达国家间的零关税联盟，市场就很大。毕竟发达国家占了全球百分之六七十的市场，现在美欧日加起来已经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了，如果再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加进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会很大。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在你看来是暂时的还是一种大趋势？王辉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事情都有一分为二。全球化对整个人类是有好处，但也不排除局部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或者说全球化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贫富差距拉大，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跨国公司也在全球化中面临着一些监管上的挑战。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的思潮，我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就像特朗普到处加税，最后还是回到零关税的贸易圈。我个人分析，特朗普打贸易战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他更好地赢得美国大选中期选举，因此他也有一些政治利益考虑，当然他也是个商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都要。在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我认为贸易摩擦的热度一直都会保持，这段时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远亲不如近邻把周边关系做好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或将要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是刻意针对中国吗？王辉耀：我认为有一定针对的成分，客观上会造成这样一个效果。主观上特朗普对现在贸易体制不满意，他想改变WTO，因为他觉得WTO一两百个成员天天辩论，效率低下、或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如干脆把发达经济体拉出来，先成立一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之间达成各种协议就会比较快。在双边的一对一谈判中，美国的讨价还价能力还是很强。特朗普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写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想对等。我跟你是零关税，你跟我也要是零关税。此外，通过这种重新形成自由贸易联盟，特朗普希望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他等于是重新洗牌，要在这里面做庄家。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要如何应对这种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王辉耀：中国确实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上也应该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应该把周边国家的关系做好，拓展周边国家市场。远亲不如近邻，要特别重视儒家文化圈。既然已经有欧盟了，为什么不能把亚盟做起来？其实亚洲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可以跟所有这些国家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特别还有印度，印度经济和中国有很大的互补。还有印尼也是两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有巨大合作潜力的国家。其次，我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加入多边的圈子，比如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很多国家都邀请中国加入，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入？另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要加快推进。此外，我们要联合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利益太大，在中国一年收入两三千亿美元。在技术转让或者在其他方面，有些跨国企业存在一些抱怨，但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比如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等。这和中国企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因此要更多地团结跨国企业，联合企业界，他们在中国赚钱最多、利益最深，也会影响特朗普政府。在宣传中国的立场方面，我们要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减少外方的一些顾虑。比如不一定把所有事都挂上一个中国特色。中国是有很多特殊性，但是中国同外部世界也存在很多共性，这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2018年8月13日 -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全面爆发？央视采访中美智库资深专家
前 言 当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正遭受日益升级的关税战威胁，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走向何处备受关注。在此关键时期，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兼创始人王辉耀博士与特朗普“智囊团”重要智囊，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做客央视CGTN访谈节目，就中美关系的前景、贸易逆差的来龙去脉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对话。[视频观看]正 文 尽管美国似乎正在与欧洲及其北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贸易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中国和美国似乎无法在贸易方面弥合分歧。目前，双方尚未进行正式会谈，但双方的学者和分析者正在就相关研究计划进行交流与合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如何影响政策制定？我们在这场贸易战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CGTN主持人邹悦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白邦瑞、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高级研究员王辉耀进行了交流。以下是完整的对话。 邹悦：白邦瑞先生，我想先从你这儿开始，因为上次我们采访你时，你谈到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你说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肯定会好转。现在看来，有好转吗？ 白邦瑞：是的，的确有好转。 邹悦：在什么方面呢？ 白邦瑞：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以往历任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都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其次，特朗普总统没有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也没有再和蔡英文通电话。特朗普总统并未在白宫接待达赖喇嘛，也没有在中国南海采取任何侵犯航行自由的行动。因此，如果你看看这些重大问题，特朗普总统其实是想避免在美中关系中制造麻烦，并且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有很多沟通渠道。据我的一位朋友所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已经互相打过多个电话，有时长达一个小时。他们还见面交谈过几次。 邹悦：但你似乎忘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贸易战。这会破坏我们过去两年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吗？ 白邦瑞：是的。如果这是一场双方对所有产品征收10％关税的重大贸易战，这将减缓双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因此，一场重大的贸易战显然会是一场灾难。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我不认为一场巨大的贸易战已经开始。所以如果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贸易战，你可以在华盛顿特区打电话给我，我会向你承认我错了，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但我仍然非常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避免一场重大的贸易战。这就是为什么智库必须对发生情况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原因。正如我们所说，我们的关系将达到什么程度可能与我们如何解开这个结有很大关系。 邹悦：王辉耀先生，你赞同白邦瑞先生关于不会出现一场重大的且完全爆发的贸易战的乐观看法吗？ 王辉耀：个人而言，我同意白邦瑞先生的一些观点。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确有一些积极的事件——朝鲜问题以及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正如白邦瑞所说，目前正在发生的贸易摩擦或者说贸易战引起了我们很大的警觉。关键还在于我们可能需要更好的沟通或更好的对话。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智库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正在努力合作，试图让这个联合研究项目真正揭示美中建交四十年来的关系。今年也是中国对外开放40周年。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和历任领导人都取得了很多共同进步。现在我们即将迈入下一个四十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回顾所有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所取得的进展和经验教训，知道我们如何改进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研究进而产生建议。 邹悦：根据你的研究，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在这个特定时刻面临爆发贸易战的危险。症结是什么？ 王辉耀：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有结构性原因。美国经济在过去100年里一直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很多制造业都转移到了中国。由于生产力的转变，很多大型的老式制造业实际上来到了中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美元非常强劲。美国在给世界印钞票，它是世界货币，实际上有助于美国从中国购买大量产品。第三，美国贸易对中国有入超。但它同时降低了美国对其他亚洲国家和其他伙伴的贸易入超。因此，许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被中国所取代。另一个原因是计算方式。服务贸易——旅游业、留学生贡献和其他服务贸易都没有计入贸易逆差。所以原因有很多。我由此想到中国。当美国进行产业转移时，我们可能需要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只是在一个国家工作，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市场。因此，有很多理由需要研究并找出答案。这就是我们想要对这个主题进行更多研究的原因。 邹悦：白邦瑞先生，你也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是最大的问题，因而产生贸易摩擦吗? 白邦瑞: 特朗普总统曾多次表示，巨大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正如Henry（王辉耀）所说，我们必须找出它的根源。这不是发生在一年之内。我们从交易开始之后逐步达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它发生得非常缓慢。我不清楚它是否由国有企业或是由政府决定决定，他们出于某种原因想购买欧洲产品。但这个问题可能已有20年的背景。但这不是唯一的主要问题。技术盗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反对知识产权盗窃。他增设了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增加了法官人数，他确实对此很认真。但白宫已经发布了两份非常长的报告，其中有数百个例子涉及知识产权盗窃或我们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或中国学者对所有这些指控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还有第三个领域，即投资。中国有一个所谓的负面清单，其中许多部门都不接受外国投资。随着中国的开放，这种情况正在减少，但中国的开放速度确实影响了与美国的贸易。此外，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在这些报告中得到证实。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特朗普总统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一切，“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否听过这个词：互惠。” 邹悦：互惠？好。让我们逐一讨论这三个问题。首先，失业和贸易逆差。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储蓄不够吗？从根本上说，这是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并且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中国人说我们实际上从美国那里购买了很多服务，但美国不计算在内。我们也从香港和澳门买了很多东西，但美国也不计算在内。原始的贸易赤字其实并不那么大。我们可以通过购买更多来解决。但似乎美国人没有心情谈论这一点。这是正确的理解吗？ 白邦瑞：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淡化赤字的重要性。正如你所说，他们认为这是基于储蓄率的某种结构性问题。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不是美国总统。 邹悦：并且他们没有特朗普总统的耳目。 白邦瑞：特朗普总统确实有一位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他建议特朗普，贸易逆差是极其重要的。特朗普总统本人… 邹悦：你是说彼得·纳瓦罗 白邦瑞：是的，特朗普总统本人并不是从彼得·纳瓦罗那里得到这个想法。他大约20年前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其中很长的一章讲到我们未来最大的挑战将是中国，而最大的问题将是贸易逆差。因此，特朗普总统的互惠想法是衡量正在销售的产品。但亨利说得好，如果你把服务和投资计算在内的话，像旅游…之类的东西。 邹悦：恰好是美国所擅长的…y 白邦瑞：当我们谈论贸易逆差时，我们暂时不将它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商品贸易逆差。但是，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联合研究中，我们将要研究的一种可能性是，如何定义贸易逆差。其他国家包括旅游业和投资回报等服务业。因此我们正试图重新审视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不仅回顾四十年，而且展望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有几种情况，其中一种可能是超级贸易战。 邹悦：你提到过彼得·纳瓦罗。我知道你在北京旅行后邀请了彼得·纳瓦罗去哈德逊研究所。 白邦瑞：是的。 邹悦：你跟他谈过这个结构性问题吗？这不仅仅是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是有原因的，并不一定违背美国的利益。 白邦瑞：是。我和他谈过，他曾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也都读过。他表示不同意。他认为贸易逆差对美国工人是极其有害的。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花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所以，人们问他为什么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对中国感兴趣，他说他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们都无法成为劳动力，因为中国抢走了所有这些美国人的工作。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但彼得·纳瓦罗也写了很多关于知识产权盗窃、强行转让，特别是关于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待遇的文章。所以，你看这个问题有多大。很多人都同意彼得·纳瓦罗的观点。他不是孤军奋战。 邹悦：你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听取双方的意见吗？在加里·科恩和麦克马斯特离开白宫之后，白宫似乎充满了鹰派的声音，而不是温和派。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些激进的贸易政策被提出，而这是很危险的。 白邦瑞：我不这样认为。正如我所提到的，特朗普总统自己在2000年出版的书中也有这一想法。其次，他确实会听到各方意见。在白宫，他也会征求外部人士的看法。众所周知，他邀请亨利·基辛格来征求他的意见。 邹悦：但只针对于那些与他看法一致的人？ 白邦瑞：不。我想说，一些美国亿万富翁反对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总统也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因此，他很是开放的，四处寻求建议。唯一的一点就是，他坚信这一点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 王辉耀：此外，最近有一些参议员投票反对提高关税，还有一些国会议员给特朗普总统写了一封信，谈及恢复与中国的谈判。所以在国会里也有人反对他。 邹悦：问题是，这些声音在国会和商界是否足够响亮，这将迫使特朗普总统在是否应该加倍实施这些激进的关税政策方面三思而后行？ 王辉耀：我认为，首先是一个统计计算问题。我认为逆差问题有点言过其实，被夸大了。但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要进行这场对话。政府间应该进行对话，同时智库应该进行对话，来解释统计与现实不对称情况。此外还有媒体，作为公共平台，我们也应该借此谈论这些贸易问题和其中的利益。我觉得还有更多值得谈的。中美两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40-50%.。如果中美两国卷入贸易战，不仅会影响中国和美国，还会影响世界。所以做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跨国公司对此也并不满意，实际上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也影响了美国和中国的就业。因此，我认为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两国之间，特别是智库，可以聚集在一起，来共同寻求解决办法和建议，这是CCG希望和哈德逊研究所正在努力准备合作研究解决的问题。 邹悦：但似乎有很多信号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因为有消息称，美国和欧洲已就双方零关税达成协议，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他们同意以后再讨论是否提高所有产品的关税，包括农产品，这对欧洲人来说非常重要。这是特朗普总统的策略吗？分而治之，这样他就可以专注于中国了？ 白邦瑞：我想说贸易战可能会打响。然后，学者和智库将不得不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来阻止它。我说贸易战可能会开始的原因是，在中国有太多我称为阴谋论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总有舆论称美国正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所有这些贸易问题背后都有其他因素。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些报告的内容就是它的全部内容了。所以，如果中方对这起美国事件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很多事情习近平主席是不会同意的。他想要进一步开放，他想要更多的改革。如果进一步开放，许多美国人的抱怨就会得到解决，或者至少会减少一些。 邹悦：我认为双方都有疑虑。美国也对中国窃取技术表示怀疑。你也怀疑中国想要跑一个百年马拉松来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不是这样吗？ 白邦瑞：嗯，我只是引用1955年毛主席的话。事实上，这场马拉松已经进行了70多年，中国至少是世界第二大国家。根据一些统计数据，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第一。因此，我认为这场马拉松比赛是正确的，对中国来说几乎是成功的。 邹悦：但我想知道，这场马拉松是否只有两名选手，也就是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很多中国人不这么认为。 白邦瑞：我知道在中国人看来，有一个很不好的词叫“霸权”。因此，中国人喜欢说美国是一个“霸权”，因为它是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中国人也喜欢说，“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这么做。” 邹悦：但你不相信。你不会从表面上去看。 白邦瑞：我认为这是“霸权”的定义。“霸权”实际上是一个专制者或没有任何“道德”的人，而中国人的信念似乎是：是的，我们将是世界第一大国，但不像美国人，我们将有美德，我们将有共识。今天《中国日报》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驻伦敦大使撰写了一篇很长的专栏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是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对未来的看法，不是像美国那样的“霸权”，而是更有道德的…… 邹悦：我的问题是，你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仁慈吗？是否有很多美国人相信这一点？ 白邦瑞：我认为美国人，至少和我一样，把合作视为未来。我们不希望看到零和游戏，但我不代表大多数。许多美国人现在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如果你想象一场恶梦，那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贸易战，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与民族主义思想相结合的局面。我想避免这场噩梦。但看起来不太可能。 邹悦：怎样才能避免这场恶梦的发生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是吗，王辉耀先生？ 王辉耀：我认为，如果两国真的陷入贸易战，那将是一场灾难。实际上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承诺继续开放。这是很有意义的。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到，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最近也的确做了很多事情。你知道，中国把汽车进口关税降低了一半，同时也降低了许多产品的关税。此外，中国在金融机构和许多其他行业的所有权方面也有所放松。因此，我认为继续开放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美国也是如此。然而，现存的误解和不信任正在增加，这是很糟糕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这种误解和不信任。你知道，如果你谈论开放，如果你谈论尊重知识产权，如果你谈论深化改革，如果你谈论降低关税，如果你谈论全球…就像特朗普总统想要现在与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结成全球贸易联盟，那么美国和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这些全球贸易问题上进行合作？我认为我们可以避免这种贸易战。我认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智库和中美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这种误解和不信任的问题。 邹悦：我想向美国人传达这一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明年我们可能会有6亿中产阶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中国将从美国和欧洲购买更多商品。美国人忘记了吗？ 白邦瑞：不。事实上，贸易战的可能性是有办法解决的。你知道，习近平主席在过去五年里进行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反腐败运动，包括国有企业和共产党内部的腐败。针对这两份报告中的不良行为清单，习近平主席如果说他赞成，并且他不希望这种不良行为发生在中国企业或党员中，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主席会立即得到尊重和服从。所以我希望这些文件真的只是为他一个人写的，即习近平主席本人。 邹悦：但是当你看到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十项要求，当他们来到北京，当我们去华盛顿时，听起来他们好像在要求中国屈服，向美国的要求低头。你必须在第一年降低1000亿美元的关税，然后在次年再降低1000亿美元的关税。你必须重新调整经济结构。不能有国家补贴。你必须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有这些要求听起来像是中国必须投降。 白邦瑞：这是你们媒体所说的。事实上，是八项。 邹悦：你是说这些不是要求？ 白邦瑞：这些不是要求。它们被称为八项观点。然后你们将它泄露给了媒体。 邹悦：我并不知道是谁泄露的。 白邦瑞：然后有人把它们泄露给了彭博。所以每个人都能看到这八点。它们是对问题的描述，并不是谈判要求。但我认为中方不愿意在八点上提出任何建议。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我们没有谈判。 邹悦：什么样的条件能让美国人满意？减少贸易逆差，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 白邦瑞：只有一个美国人需要满意——特朗普总统。 邹悦：但是… 白邦瑞：这是他的个人领导。 邹悦：作为停战协议，特朗普总统会接受什么具体条款？ 白邦瑞：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只做了两件事。他发表了八项观点，这是对美中贸易关系的一般描述。第二，他根据证言和中国内部文件，比如2025年的补贴，发布了这些白宫报告。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内部文件有很长的描述。八项观点中有一点提到，请不要在2025年计划中有非法补贴。所以我希望能有真正的谈判，但目前为止，我认为这只是在交换一种关于双方所期望的长期思考。 邹悦：我想谈谈第二点，即技术转让问题。它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关。中国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中国能叫停《中国制造2025》计划吗？中国不认同中国大规模地从美国窃取技术的观点。那中国的论点是什么？ 白邦瑞：（美国）是针对补贴，而不是这个计划。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的工模式实际上已经习惯了制定计划。总有各种计划，比如“四个现代化计划”、“经济发展五年规划”、“十年人才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的特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计划。我认为（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有点被过度担忧，国务院是转发了这份文件，但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硬性计划，仍有改进的余地。对中国来说，有计划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发展。但我认为有些人似乎对此有误解。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对话，应该有更多的讨论和交流。 邹悦：我认为美国人的问题不针对中国人有计划，而在于国家政府在这些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说，国家基本上是在补贴他们精心挑选的行业，这有什么问题吗？ 王辉耀：对此，我认为世界必须认识到，中国在过去的70年里，甚至在过去的40年里，政府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了效率和发展。你可以看到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建成这个央视窗口外北京最高的建筑，这可能是中国速度，政府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邹悦：白邦瑞先生，我们中国有我们的体制，你们有你们的体制。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这样有错吗? 白邦瑞：问题是，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中国将成为自由市场国家。 邹悦：但自由市场不意味着政府在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白邦瑞：没错。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关键是程度。正如你所知，去年秋天许多国家投票反对给予中国自由市场地位。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国有企业和国家计划的作用违反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我们将永远保持国家管控的模式，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自由市场。 邹悦：我认为没有人能这样说。 白邦瑞：但中国承诺了成为一个自由市场。 邹悦：你认为中国没有信守承诺吗? 白邦瑞：对，不仅是我，WTO的投票都压倒性地反对中国。 邹悦：对。中国正在改革国有企业，但我们有着自己的改革进程和速度。这有问题吗？是改革速度还是改革方向有问题？ 白邦瑞：我觉得既不是速度也不是方向。我认为这是违法行为。加入世贸组织时，你的公司必须是自由市场公司，根据公司的利润作出自己的决定。他们不应该是中央政府试图获取矿产或石油的代理人，或者为中央政府做事。我们美国的公司不这么做，但这正是中国所做的。这些报告就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想退出世贸组织，那么你可继续现在的行为。 邹悦：是的，我知道，但是你必须出示证据，证明哪个企业由哪个省政府的领导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而你却没有。 白邦瑞：这些报告里写了。报告里有证据，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完美的证据。但在过去一周，华盛顿也开始了另一轮听证会，有80多名证人前来谈论这些违法行为。所以我想说的是，中方不能忽视我们联合研究中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将审视这些白宫报告和新的报告中研究证据的质量，然后尝试提出一些建议。中国能不能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制止这种不良行为呢？ 邹悦：我认为改革这些国有企业并纠正他们的一些行为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那么需要做些什么呢？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实际上一直在强调，中国将继续开放，改革仍在继续。李总理已经召开相关会议，刘鹤副总理最近也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举行了会议。这是中国的进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十项改革措施。中国事实上已经充分意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分析并拿出证据，证明中国如何加大改革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修正。我们可以看看是否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关键是回应、沟通、研究，并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邹悦：这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彼此的意图。 白邦瑞：对，正是如此。 邹悦：战略互信，即我们是否相信它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或敌人。你觉得我们能互相信任吗？ 白邦瑞：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敌人，也不说对手。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使用了“竞争者”这个词。他没说是敌人，只提及竞争。但就连刘明福在他的百年马拉松中，也曾对我说过，马拉松不是杀人，而是跑步。因此，我仍然对两国能够合作而不卷入战争感到乐观。但是，我不想自满。一些中国官员告诉我，他们不会阅读这些证据。他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甚至都没有阅读白宫发布的报告，就否认一切。 邹悦：我相信商务部很多人都在读这份报告。 白邦瑞：是吗？那可真是个好消息。 邹悦：在中国，许多分析人士担心的另一件事是，特朗普总统正在把许多事情联系起来。他正在跟中国展开一场巨大的博弈。他把贸易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甚至中国南海问题联系起来。他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当作谈判筹码。这就是特朗普的目的吗？ 白邦瑞：他说他对未来持一种有远见的态度。因此，我认为，如果他只是孤立地看待每一个问题，这就不会是我所知道的天才特朗普。 邹悦：王辉耀先生怎么看？ 王辉耀：我认为你是对的。事件都是有关联的。但我认为，由于中国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这说明中美两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共同努力。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个商人，他知道如何做生意，所以我们希望，既然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那么中美两国应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还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甚至也可以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正在寻求与欧盟达成零关税协议，这意味着他正在扭转态度，他可能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如果他对自由贸易回心转意，那么中国和美国就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自由贸易，也可以讨论中美双边投资条约(BIT)。 邹悦：但至少在中国，许多人担心的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在贸易上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将打出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牌，迫使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也有很多牌。 邹悦：你认为他会打出这些牌吗？ 王辉耀：我仍然认为经济是“压舱石”，是中美关系的基石。这非常重要。贸易归贸易，让我们来解决经贸问题，让我们进行对话和交流，并就此进行谈判。进一步开放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中国从来没有说过要关门。美国似乎正在关上大门，但现在我可以看到它正在打开通往欧洲的大门。那么，如果他们能够打开通往欧洲的大门，为什么他们不能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呢？我们可以进行对话，可以和平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打其他牌了。我认为经贸合作仍然是这两个国家最重要的粘合剂，是最大的共同利益。 邹悦：我们希望如此。 白邦瑞：就你的观点而言，特朗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表示，如果习近平主席在朝鲜问题上帮助他，他将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放松一些。因此，特朗普总统本人承认他将不同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 邹悦：让我们来看看这场贸易争端将走向何方。你认为特朗普会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吗？因为目前中美没有正在进行，讨论能达成什么样的条款、协议的谈判。 白邦瑞：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此我愿意与王先生智库合作，通过智库进行这项联合研究。除了中国智库外，一些美国智库也在试图探究贸易问题的根源以及解决办法。但量化分析后果也是必要的。至少对我来说，对全部商品征收10%关税对双方的影响目前还不清楚。有些人对此轻描淡写，他们认为这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其他人说不，认为它已经在影响决策了。例如，中国投资者已经取消了许多在美国的交易。 邹悦：美国人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加倍投资，还是招聘更多的人，又或是应该暂停投资。不确定性是商人们非常反感的。 白邦瑞：没错。不确定性是经济增长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抱歉地重复一遍，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正在研究美国不法行为的具体证据，然后进行建设性地思考。我们能阻止这一切吗？停止这种不良做法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如果能做到这些，人们就不必担心会爆发贸易战了。 邹悦：是否真的有可能对影响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或者其后果对双方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以致于我们最终无法应对？ 白邦瑞：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美国的一则关于经济学家和定量预测的笑话。我们常说，经济学家总说一方面、另一方面，有时甚至还有第三方面。因此，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定量分析有争议，这是个灰色地带。我个人不希望我们进入这个灰色地带。 邹悦：中国也在衡量关税对双方经济的影响吗？贸易战将有什么后果？ 王辉耀：我认为进行一些计算是有用的，比如全球化智库计算逆差时，计入了服务贸易。事实上，美国对华在服务业上有很大的贸易顺差。所以这样的信息也应该被传达出来。此外，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即信心对于避免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极其重要的。中国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开了一家全资新工厂，还有许多新的向其他国家和公司开放的措施。所以我认为，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不受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保持未来四十年年的繁荣、和平与合作，这是商界的巨大利益所在。 邹悦：特朗普一直因为他的经济政策，例如减税、放松管制而得到公众的支持。 白邦瑞：还有4%的经济增长。 邹悦：但贸易关税可能会抵消这些政策带来的所有收益。（美国财政部长）斯蒂芬·努钦说，美国经济至少可以在三年内可以保持3%的增长，而这些贸易政策可能会破坏一切。 白邦瑞：我给你带了一份报告的复印件，你可以注意一下标题中的词语，“中国的经济侵略”。特朗普总统的一些顾问使用了非常强硬的语言。史蒂夫·姆钦，显然是在一个不同的阵营，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侵略”出现在白宫的一份文件中是非常重要的。四十年来，我从未见过我们的关系如此恶化。 邹悦：你认为“经济侵略”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中美在经济方面正在发生的事？ 白邦瑞：这是很可怕的。 邹悦：对，我知道这很可怕，但这是正确的吗？ 白邦瑞：有一些活动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图表，有50多个违反世贸组织、国际准则、违反中国自己的规则和声明的例子。看起来中国的经济侵略似乎不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中央政治局进行的。这些行为是发生在这一级别以下的。特朗普总统似乎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似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邹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特朗普总统应该听取温和派的言论。这不是当下情况的全貌。中国也帮助保持了美国的低通胀率。中国还邀请了许多公司来中国赚钱。这不是全貌。 白邦瑞：完全正确。 王辉耀：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美国也应该听到这些中国的交流、研究和分析。白宫有一份报告，但我认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尤其是智库，应该有更多的分析和更准确的思考，并与美国的同行进行讨论，消除误解以解决这些问题。 白邦瑞：如果我们的证据是错的，中方应该指出这件事是不准确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将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邹悦：我认为中国方面基本上已经阅读过了这份文件，并对有待改进的部分进行了自我反省。但问题是这不应该是当下情况的全貌。这被说成是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白邦瑞：你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官员说，白宫的这些报道中没有一丁点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是很可不明智的。 邹悦：你所指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人。 白邦瑞：我不想说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其他一些中国官员对此非常重视，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履行习近平主席过去几年关于技术、知识产权盗窃的承诺，那么这将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但你提到了白宫内部对（贸易战）有争论，也许这一分歧确实存在。但北京内部似乎也对这些证据的真假有争论。 邹悦：我们来谈一下这场争论，因为它回到了中国将如何对待本国经济的问题上。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国家战略。是否要改革国有企业，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但世界似乎对中国改革的速度和成果感到担忧。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发展。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部分也同样如此。（这一方面）中国现在有着巨大的利益。就像中兴、华为、小米、联想等，当他们跨国经营时，也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服务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例很快就会达到60%，超过了制造业。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中国也在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也会去到不同的国家。中国也必须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将它变成一个积极的效果，我认为这会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增加与美国同行的对话和沟通。我也认为美国公司在中国会感觉更好，更有效率，赚更多的钱。商界完全可以共同制定出政策，希望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在做的事情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邹悦：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关于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的不满不是来自企业，而是来自政府？为什么通用电气、微软、苹果、通用汽车，他们没有向中国政府表达对这些事情的不满，或者至少他们没有公开地，以官方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不满意？ 白邦瑞：我已经向我们的商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他们说，如果他们形成统一战线，通过商会或美国政府一起跟中国交涉，那么取得进展的机会就会更大。如果只去一家公司，他们就会担心公司显得突出而受到惩罚。 邹悦：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 白邦瑞：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的主题之一。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个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问题在五年前、十年前没有得到解决？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你所说的，这些公司太害怕或者太胆小，没有把违规行为提出来。 邹悦：我认为商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被欺负了，他们就可以选择离开。 白邦瑞：他们失去市场份额，害怕失去的市场份额会流入其他公司。 邹悦：那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是赚钱的，是盈利的。 白邦瑞：另一个有关的问题是“一带一路”。王辉耀刚才提到了“一带一路”。特朗普总统去年没有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59位国家元首出席，而他只派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马特·波廷格出席。关于“一带一路”的一个担忧是，（白宫）报告中提到的一些不当行为和不良行为，将被“一带一路”贷款计划支持、助长。所以对此我们有所保留。这并不意味着有一天，美国不会支持“一带一路”并加入它。但首先，我们要调查 “一带一路”在实际中将如何运作。因此，我认为王辉耀先生也认可，在我们的智库联合研究之中，至少有20个问题需要我们一起研究。如何避免贸易战，而且更好地实现美中协调与合作。 邹悦：因此，你仍然相信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携手合作，而不是分道扬镳？ 白邦瑞：是，这是可能的。 邹悦：不仅仅是可能。 王辉耀：对，完全有可能。我认为，中美过去40年两国是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果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很好地相处，那对世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也可能使世界陷入危险境地，甚至是经济衰退。因此，在道义层面上，美国和中国合作就非常重要，这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 白邦瑞：对，但怎样才能让习近平主席关注并研究这些证据呢？ 邹悦：是，这是个重要问题，我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听到我们所说的。非常感谢你，王辉耀先生，也谢谢白邦瑞先生。【相关链接】对话“贸易战”|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与CCG深入交流CGTN | 中美智库专家接受央视采访谈中美贸易摩擦Michael Pillsbury: China, US have no other path but to engage中美智库启动联合研究项目，寻求中美贸易战解决之道
2018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