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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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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定，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但不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是最大的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定的。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19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将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问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美国以什么对中国发动冷战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海等问题。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我国的台湾、南海、西藏、新疆以及“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意图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以往，有能力和美国较量。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年6月27日
2018年7月6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智库肩负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使命
2018年6月17日，“2018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作为指导单位，全球化智库（CCG）、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协办。本届年会以“分化、加速的全球化时代与智库创新”为主题，国家部委领导、国际顶尖智库负责人、外国驻中国大使等近50位研讨嘉宾发言，来自10多个国家100余家智库的逾200位智库代表出席，就全球化时代的智库创新、智库国际合作、智库人才发展、智库如何应对颠覆性科技进步等议题展开思想碰撞，积极探索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当前国际关系处在新机遇与新挑战的时代，中国也处在智库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界人士汇聚一堂、展开深度交流非常有意义。通过探讨全球智库创新经验，可以让彼此在学习中取长补短，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更好发挥智库的建言献策和社会影响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在致辞中表示，当下，加强对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科技本质的思考十分必要，信息流动和政策变动是智库面临的挑战。智库需要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的挑战。此外，麦甘还肯定了中国智库发展取得的成绩。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愈发重视聆听智库的意见与建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从国家层面为智库发展制定了规划。中国智库得到多样化发展，也更加重视透明度、信息获取的便利度、研究的可复现性等，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变化，对学者、决策者都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指出，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带来潜力的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在显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巨大冲击。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要做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引领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新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者，在变局中登高望远，在乱象中披荆斩棘，为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贡献智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此次年会的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结合影响全球化未来走势的因素，他强调智库至少有三个维度需要关注，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全球治理制度，三是全球经济格局加速变动下的大国博弈。 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副主任唐华东就智库创新建设发展分享了建议。他认为，首先，智库的建设发展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要有人文的情怀担当。其次，推进智库的研究理念和方式方法创新，处理好战略与热点、深度与宏观、资金多元与研究客观、原创与集成、传统领域与跨学科综合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再次，发挥智库的评价作用，通过更多地注重综合性和实际效果来促进整个智库创新发展。最后，继续推进智库的平台再造。相信通过向社会宣介和传播智库研究，智库未来会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推动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在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还深入探讨了中国智库如何加强与国外顶尖智库的国际合作，中国智库“走出去”时如何进一步加强议题设置能力，更好地向世界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和解读中国声音；交流了智库如何抓住人才流动机遇打造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如何培养领军人才以保证智库研究水准和激励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中国如何打造智库人才的“旋转门”；分享了大数据时代有哪些技术或平台可为智库所用，智库应把握哪些机遇因时制宜地创新发展模式和策略，如何学会与快节奏的数字时代同频共振，成为科技的驾驭者而非淘汰者。 随后，与会专家学者还就 “中国和亚洲智库的崛起”为主题举办大圆桌研讨，围绕亚洲智库何以崛起、智库在国际化发展中如何注重本土化且为政府提供专业的政策建议、亚洲智库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扮演什么角色等议题进行讨论，并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如何加强关于开放性的研究，中国智库如何突破发展格局，国家高端智库的特点、形态与作用，以及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等提出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7月5日
2018年7月6日 -
何亚非：中美会进入“冷战”吗？
专家简介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人民数十年砥砺奋进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世界格局，正推动新的国际秩序逐步成形。这四十年，世界格局从冷战“两极”到“单极”美国独步天下，自认为国际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已经终结”，再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全球治理也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型。习近平主席最近指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对新时代的贡献是空前的。同时，作为新兴大国，中国遭遇的困难和阻力也是罕见的。中美建交至今近40年，两国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总体维持合作与斗争并存、合作是主流的格局，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逐步变化，从“战略模糊”（非敌非友）走向“战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的矛盾和博弈加深，遏制明显加强。中美关系进入转折期与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同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不确定性增加。一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民粹主义在美西方泛滥，政治极端化、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接踵而来。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联动、协调发展，制约全球性挑战的解决，各领域全球治理更加困难。 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持续失衡，成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二是国际规则之争加剧，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被打破，全球治理“无序”、“碎片化”严重。特朗普政府以“美国第一”为政策基准，追求短期利益，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重新制定国际规则，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遏制新兴大国和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国际关系的最大变数。三是地缘政治日趋复杂敏感，大国关系紧张，竞争博弈上升，合作意识下降。美俄对抗有增无减，已经进入“新冷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世界能源供应波动、恐怖主义扩散；特朗普执意废弃伊朗核协议，伊重启铀浓缩计划，美伊矛盾激化，以伊朗与沙特分别为代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争斗持续恶化；“金文会”、“金特会”开启了半岛和平进程，但前途充满荆棘；网络、极地、海底等“新边疆”问题付出水面，投棋布子业已展开。关于中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不绝于耳。近来，中美贸易战爆发，预示中美关系进入大国博弈的新阶段。四是世界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艰难抉择，西方信奉文明冲突，对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有与生俱来的强烈“优越感”，认定其衍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最好，因而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设计，并把各种冲突归咎于“文明冲突”。这是许多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中美贸易战仅是冰山一角，是大国博弈的开始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这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第一”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在美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宽松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内矛盾加剧。去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逆差46%，中国成为美转移国内矛盾主要对象。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15%，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中国制造2025”等都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以全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为例，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产生237家，美国118家占49.78%；中国62家占26.16%。中国经济军事力量上升和政治制度稳定使美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激发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冲动，战略焦虑转为战略遏制。曾为特朗普核心智囊的班农声称，中共19大报告“实际上是在规划未来几年控制世界的主导地位。第一是制造业2025，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是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扩张主义；第三是5G网络，在科技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第四是金融技术，未来没人能够将中国和中国的体系从全球资金市场中赶出去；第五是开始用人民币，中国要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从中可看出美国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非常严重，以此评估中国发展方向肯定有误。美对华贸易战直接起因是中美贸易失衡，深层次地缘政治考虑则是，复制美对日贸易战成功模式，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贸易战并不能解决中美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深层次制度性、结构型矛盾。无论中国被迫应战，还是忍让、克制，美对华贸易战都难以避免，而后者还会被视为中国软弱。贸易战是地缘政治遏制的第一步，包括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等冲突在内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就世界秩序、国际规则展开的博弈，才是症结所在。因此不能抱有幻想，以为解决了贸易逆差，便万事大吉。日美有过6次贸易战，涉及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和半导体。日本从“自愿限制出口”到“扩大进口、取消国内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对出口美国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到日本厂商赴美投资开厂，都没能满足美国核心诉求。现在看，日本彻底服从美全球经济战略、充当美地缘政治马前卒才是美真实目的。对中美战略走向的思考美国不顾多次磋商和中方克制，坚持发动贸易战，并扩大到双边投资、知识产权、战略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并带有地缘政治火药味，燃烧到“一带一路”、南中国海、台湾、人民币国际化等。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做？需要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走向。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中美关系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催生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中美是否会从贸易战发展为全面对抗的“新冷战”？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杞人忧天。中国应该往最好处努力，但做最坏打算，不低估也不高估“冷战”可能性，而应深刻思考双方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积极沟通、深入磋商。“未知和不确定性”其实给探索两国战略结合部、寻求共同点提供了机遇与空间。两国可以既坚持自身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又对各自政策作适度调整，以创造“双赢”而非“双输”局面。美国如执意遏制中国，中美走近对抗边缘乃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点美国很清楚。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还不管不顾地往中美对抗方向走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发现中国这几十年的战略发展走向，与美方期待的方向相悖。特朗普亲信班农、纳瓦罗以及美前高官坎贝尔与雷特纳的讲话和文章中，对此都有清晰表述。美数十年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是希望借助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国经济战略乃至政治制度向西方逐步靠拢。美国领导人曾预计，改革开放将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开放，最终使中国接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设计。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精辟地指出，中国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千变万化的国际形势，改革开放40年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颠覆了美国一厢情愿的期待，使其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意识到自己高估了引导中国战略走向的能力。中国并没有按美国设计，“变成又一个美国”或者“美国治下”的日本版中国。中国在采纳市场经济的同时，强化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逐步积累对美战略产业竞争优势。在涉及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兼顾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确保改革开放沿着自身的战略方向迈进。这种“中国模式（道路/智慧/方案）”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有别于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但是在美国霸权的“棱镜”中，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塑造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贡献，却引起美高度警觉，成了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试图颠覆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证据”，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后，将中国“正式”视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美国对阵中俄：第二次冷战到来》（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多角度分析了“第二次冷战”的可能性。这代表了美国不少精英的看法。近年来“新冷战”经常被用于描述美俄关系恶化，现在中美关系也被套上这顶帽子。这对中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冷静观察、去伪存真，从中美两国历史、现实、未来三个层面，找出答案，既不能感情用事、一叶障目，也不能盲目乐观、无视事实，还得实事求是，从地缘政治经济的异动中找出一些规律，不要匆忙下结论。美国对中国实力上升确实感到焦虑不安，美国最新战略报告也确实把中国列为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然而，美国内外面临艰难的抉择，国内有十分不同的声音，许多人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全面对抗，美将付出巨大代价，而且这种战略未必奏效、未必会得到其盟友支持。据普华永道估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GDP将达58.5万亿美元，美国34.1万亿美元，日本仅6.8万亿美元。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把中国排挤在体系之外已是不可能、不现实。综合看，中美“冷战”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如果沟通、处理得当，不是不可避免。毕竟当今世界已形成“地球村”，经济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是不争的事实，“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政治、经济对抗，包括贸易战，没有赢家。美国需要放弃沿袭冷战做法的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模式，或“妥协办法”（modus vivendi），来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不必担心，“华盛顿共识”会被“北京共识”、美国模式会被中国模式取代。今后各国在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才是大趋势。文章选自欧洲时报，2018年6月30日
2018年7月6日 -
【南方日报】2018首届南方传媒智库高端论坛在广州举行
6月29日上午，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2018首届南方传媒智库高端论坛在广州举行。南方日报记者 王良珏 张冠军 摄 6月29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2018首届南方传媒智库高端论坛在广州举行。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媒体智库负责人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传媒智库发展的新任务与新作用，并就中国传媒智库发展趋势与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大家认为，在媒体转型从“融媒”向“智媒”加速转变的形势下，加强传媒智库建设必须顺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通过推出个性化、对象化、订制化的内容产品，提供高品质、专业化、特色型的智慧服务，深度参与广东改革发展。 ■主题演讲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 智库建设必须走在创新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库迎来了发展春天，各地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可以预见智库未来将进入大建设大繁荣的新时期。”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主题演讲中认为，智库与媒体在影响政府决策、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高度重合、高度互补，两者结合具有天然优势，南方报业探索抓住历史机遇建设传媒智库，是一种拓宽智库建设路径、丰富智库产品市场的有益探索。 王辉耀剖析了当前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特殊环境，认为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发展新阶段，国家管理、社会治理、全球关系日趋复杂，政府需要更多智力支撑进行科学决策，但旧有研究机构体制机制仍然比较落后，呼唤适应需求的新型智库。 “在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里，智库建设必须要走在创新的前沿。”王辉耀认为，在产品创新上，智库的可为空间越来越广阔，建议南方传媒智库既可以更多参与党和政府重要文件讨论起草，也可以通过内参向决策者输送研究观点，通过讲课、培训、发行出版物、举办学术会议和论坛来影响社会决策，还可以搭建智库自媒体平台，不断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徐勇： 智库＋媒体实现1＋1＞2 “智库出智慧，媒体发挥影响力，可以发挥1＋1＞2的效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徐勇在演讲中表示，媒体智库有利于将思想智慧与传播影响两种力量联为一体，产生同频共振效应，使智库资政建言、社会服务的功效更精准、更有穿透力。 徐勇认为，作为一家扎根广东的智库，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南方传媒智库对于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更大的作用空间。 “新情况新问题在‘本本’里是找不到的，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亲眼看一看。”在演讲中，徐勇详细介绍了他与南方报业在梅州、清远、云浮开展的三次村民自治与基层治理调研、形成智库产品的案例。“在这些调研中我们组织全国研讨会，邀请著名专家学者为地方探索会诊把脉、摇旗呐喊，为这些经验走向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有专业优势，媒体记者则有问题意识。”徐勇建议，在传媒智库建设中，应注重发挥媒体自身的优势特点，利用其接触面广、与基层联系多的特性，及时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了解社会问题，为深度研究与产品经营提供更切实际的选题与丰富的一手素材。 ■圆桌讨论 各界专家学者热议传媒智库建设路径： 立足媒体特点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在智库建设大潮中，传媒智库建设如何走出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子？在圆桌讨论环节，传媒智库建设路径成为热议的焦点，大家围绕优化研究方向、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智库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等务实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认为必须立足传媒自身特点，不断强化媒体深入基层一线、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的优势，加快补齐研究能力与人才队伍建设短板，在差异化道路上找到发展的立足点与着力点。 精准选题推动社会善治 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建议，防务智库建设要注重加强与国防部门的沟通联系，引进更多中青年学者参与，多“走出去”与国外智库对话，以此带动智库建设规范化专业化。 “如果智库产品仅仅是放在抽屉里、摆在台面上的报告，那就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建议，要找准研究课题的着力点，具体到法治智库建设，当前应该多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基层治理与党组织建设问题，注重用智库产品引导政府带头尊法守法，推进决策民主化、法治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朱桂龙认为，在研究课题上要坚持专业性前瞻性系统性并重，真正让好的智库成果变成公共政策，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建设专家库提升服务深度 “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长远谋划体制机制建设。”新华社瞭望智库总裁吴亮表示，媒体做实做优智库一方面要夯实智库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专业要求将研究报告标准化、规范化，不断完善技术细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专家库建设，形成快速服务能力。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曾志嵘认为，目前市场上的智库产品较多，并且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找准自身优势长处，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提高研究效能。 “近年来媒体转型发展呈现出由‘融媒’向‘智媒’转变的趋势。”《传媒》杂志主编杨驰原表示，未来将把传媒智库发展研究作为重点课题，致力于打造传媒智库交流平台。 建立专业可靠的人才队伍 “没有庞大的研究员队伍，就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智库专业性。”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社长、人民智库负责人贾立政表示，智库是媒体转型的重要发展方向，但要注意精准把握智库产品与媒体传统产品之间的不同，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专业可靠的人才队伍，形成强大的调研网络，独立自主建立核心数据库与指标体系。 经济日报社内参部主任、中经智库负责人孙世芳认为，媒体智库的根是媒体，长处是传播力，因此要充分发挥媒体作为社会连接器的作用，激励媒体既有队伍做好桥梁纽带，充分掌握社会调查一手材料，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同时也要探索与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培养研究人才，“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8年7月2日
2018年7月5日 -
傅晓岚：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失衡——基于无形资产的视角
专家简介傅晓岚，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十人顾问小组成员。编者按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在几次舆论战和谈判拉锯之后，中美达成了缩小贸易差距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共识。然而，波折还未结束，谈判还在拉锯。中美最终能否真正达成贸易协议，协议能否执行，如何执行，最终是否能达到令双方满意的效果，仍然是个未知数。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的生产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然而，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和现有的经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关系。傅晓岚教授的工作论文《无形资产贸易与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对新的贸易范式下的顺差、无形资产和国际贸易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就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分析框架和解决办法。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可以拓展到很多研究领域，引入了无形资产贸易的概念后对我们传统贸易视角带来了极大冲击。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简要内容，以飨读者。01 研究背景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专业化的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同时，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既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如图1）。图1：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资料来源：Shih (1992)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知识和知识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造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造品，同时进口知识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知识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02 模型假设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知识进口制造品，国家B出口制造品进口知识。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总结如表1）。表1：知识贸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获取方式知识贸易形式描述收益获取方式授权（专利技术、商业模式、技术诀窍或者品牌）授权使用专利的产权并传授相关知识授权费，可以是一个特定费率或者固定的一次性费用。直接投资投资并持股（知识产权也是投资或者控制权的一部分）股权收益，通过转移支付获取的隐形利润。外包外包合同终产品利润减去外包所需成本。获取品牌、营销渠道、想法/概念或者关键部件的价值。控制者。合作/联盟不同机构之间订立联盟（无形资产作为部分或者全部贡献）分享终产品增加值，根据协议获得无形资产的增加值分成。咨询服务（包括培训和咨询）为个人与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为培训、咨询或者其他服务支付的费用，如安装、保养和维修等售后服务。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出口应当包括：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03 结论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贸易关系的好的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工业化国家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特此鸣谢Adrian Wood、Joerg Mayer、Roberta Rabellotti、包群、Wing Thye Woo和K C Fung对本文的宝贵建议。李昕、李少濛、Giovanni Pasquali和Diana Beltekian协助收集本文使用的数据和编辑参考文献。引用信息Fu, X. (2018) ‘Trade in Intangibles and A Global Value Chain-based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iversity of Oxford, TMC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78.文章选自THU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6月27日
2018年7月5日 -
【CGTN】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10 years on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 one of China’s top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and around the world – celebrated its 10-year anniversary in Beijing on Saturday. It was ranked in the top 100 of its kind worldwide by the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It’s also the first Chinese research organization to appear on this prestigious list.Wang Huiyao,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CCG told CGTN the secret of its success at the 10-year anniversary. “So in order to make a think tank work, we need all the experience that we can get and also all the knowledge that we can have. So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advice that I could give is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You have to combin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at’s basically our think tank.” said Wang Huiyao.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Research organizations seeking to provide policy advice have exis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ink tanks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 direct result of top-level government encouragement and planning. In 2012, at an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establishing high-quality think tanks to serve policymaking. In 2013,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specified the crea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icholas Rosellini, the UN Resident Coordinate and UNDP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in ChinaWang Huiyao and Nicholas Rosellini, the UN Resident Coordinator and UNDP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respectively, have also shared their views on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think tanks. “China is developing very fast. The kind of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xamined is multiplying as China becomes a much more complex economy, a much more complex society. And therefore I think there’s a strong demand I think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from international partner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for partners to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and policy issues.” said Nicholas Rosellini."The existing Chinese system needs really a new mechanism, new forces to put in the system to do the balancing checks and that’s where the think tanks have played such a big role and think tanks are getting more attention now probably more than ever before in China in the last five years," Wang said.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at the Lauder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how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think tanks, at 1,872, while China is in second place with 512, followed by India and the UK. From CGTN，2018-7-3
2018年7月5日 -
查道炯：亚洲海洋秩序与中美关系
专家简介查道炯，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洋秩序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的多数场合，提到“海洋秩序”一词的内涵，甚至国内的一些场合，更常见的现象是围绕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及从此延伸的地区安全局势课题。美国及其盟友的偏好成立“秩序”的代名词；当美国感到其偏好受到了挑战，当美国认为其盟友的关切没有得到满足时，“失序”就成了需要关注和纠偏的问题。而且，在此类思维的背后，有一个“挑战者”或者说“秩序破坏者”的角色：二战前是日本，冷战期间是苏联，冷战结束后是中国。 其实，海洋秩序这个课题，当我们把自己从美国为中心的观察视角中解放出来之后，我们不难看到：放在整个人类航海、文明的交流这个大历史背景下，人类经历了至少包括四个世纪的历史磨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商船，特别是军舰在海水和河流所允许到达的沿岸地/国和使用地/国之间的根本性利益在属于冲突性质。对海域使用方/国而言，海洋秩序的维护便意味着拥有与其（航海）能力和（经济、军事、文化的拓展）需求相匹配的自由；需求指向哪里，哪里的进入机会就不应该受到人为约束。另一方面，对众多的沿岸方/国而言，世界的海域使用不应是一个有多大能力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建立海洋秩序便意味着各方的能力的施展需要有交换条件甚至是约束，包括法律途径的约束。就包括围绕全球海域的进入许可而发生斗争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互动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亚洲的海洋秩序，一是要走出某种美国（军力施展）偏好中心论，二是要明确一个“秩序”所指的时间起点。海洋和海洋利用的历史都很久远，涉及到秩序的议论，就得有一个公认的开始时间。当代国际关系的框架性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联合国的成立，当代海洋秩序也应该从此开始。 联合国于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海洋法会议。该次会议制定了四项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公海捕鱼和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大陆架公约》)，习惯上被称作海洋法公约的第一版，为当今世界上海洋的使用国和沿岸国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规范性的全球公约基础。这些公约也为1982年通过的第三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8年9月4日发表了自己的领海声明。虽然当时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中国的声明是战后亚洲海洋秩序建设的一部分。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实际上，第一版海洋法公约开放签字的时间段是同年的4月到10月。可见，“海洋秩序”是一个有必要给出定义的名词，它既有描述性的一面，更有概念性的一面。 亚洲的海洋秩序 观察亚洲地区的海洋秩序，不妨从在领海划界有争议的同时展开的海洋利用这个角度进行。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划界问题。不论是在东北亚还是在东南亚，沿岸国家之间围绕划界的细节有争议。但是，各国都接受了1982年版联合国海洋法的划界原则。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接受争议的前提下，多方展开了合作。这种现象，应该理解成一种秩序。 第二，沿岸国对专属经济区外国军舰有没有管辖权。围绕这一点，中美之间的立场是对立的。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提出有管辖权而且通过立法、向联合国报备了具体管辖措施（事先通报并获得批准）的国家。而美方认为它的军舰和军机在哪里都可以自由航行，不应受管辖。美方常用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军机军舰早在联合国海洋法成立之前就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近海活动了，为什么之后就不行？ 在二十一世纪，中美之间发生了几起海上对抗性事件。沿岸国的基础性立场而言，中国在亚洲并不孤立。但是，其它沿岸国既不愿意直接对中美之间的争议表态，更不乐见中国的军舰、军机像美军那样到其专属经济区活动。2014年4月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参与各方达成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协议，为避免意外事件规模升级或演变成暴力事件制定了规程与条款。这个协议搁置了与划界紧密相关的法定权益议题，但是，它为避免事件升级找到了一种临时性安排。是一种秩序。 第三，多边框架下的海洋利用合作。联合国体系中的专门性组织为亚洲地区的海域和空域利用秩序提供了有效的框架。例如，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机构、环境署、教科文组织。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有了联合国这个框架，不同国家之间建起了不计其数的少数多边、双边海洋合作项目。此外，还有一些非盈利、非政府间组织（例如国际航标协会）在为有效合作寻找可能。当然，合作的过程中是有冲突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美之间的冲突或者军事方面的冲突，无论其划界与否，如何和平利用海洋、管控多方面的分歧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 第四、空中飞越秩序。海洋秩序不单单指海上，还包括相对应的空域管辖。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则为各国在民航飞行安全的无缝隙合作方面提供了法律和实务保障。其中的一个细节便是以城市而不是国家来命名飞行情报区。例如，香港，三亚、胡志明市、马尼拉、吉隆坡、新加坡这几个民航飞行情报区共同管理这南海上空民用航空器的飞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民航的飞行情报区与其下方的领海争议区是不相挂钩的。各区互动只有一个原则：安全。 马航370事故之后，国际电讯联盟试图做出努力，对起飞以后的飞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跟踪。目前为止飞越南海和东海上空的民用飞机监控是有商业服务的，但商业服务的基地在伦敦。中国的北斗系统建好以后应该可以在这里方面发挥为地区提供公共品服务的作用。 第五、渔业。中日韩之间在有争议的海域，划出来暂定共同渔区。虽然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争议，但比没有秩序好。除了海上捕鱼这一问题之外，亚洲地区与海洋争端相关的另一个不太理想的问题，就是西太平洋地区并未建立起国家间的渔业管理机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之间没有合作进行渔业数据资源的搜集与评估，大家都在想着往海里捕渔，但渔种的种类，其生成过程，以及如何进行保护，这些基础性的数据的采集，还是因为划界和其它方面的争议，没能展开合作。在世界上几个大的海域当中，亚洲是唯一一个没有做到这一点的。 此外，中国的休渔制度，在东海、渤海和黄海地区自1995年开始。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是遵守做法的。休渔制度1999年才在南海地区开始施行，休渔在南海地区受到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挑战。 海洋渔业的跨国治理所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非法、过度捕捞问题。这个现象全球都存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之为违法、无报告及无管制（IUU）捕捞行为。这个名词的出现，从某种角度证实了事情的复杂程度：现象是存在的，但是，状况有多严重只能是估算，而且，现象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包括沿岸国当局自身的管理不善问题。近年，在粮农组织的牵头下，推出了一个《港口国措施协定》。这个协定设计的目标便是预防、威慑、乃至消灭IUU现象。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协定只得到少量国家签字批准，其中包括韩国、 泰国和缅甸。印尼签字了但还未批准，中、日都没有参加。这个协定当然不是唯一的制度性安排，我只是说，在相关议题上，东亚地区还是存在以规则为基础进行进行合作的空间。 第六、合作打击海盗。这方面，实际上东亚国家做的非常成功。例如，以《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为蓝本的机制在2006年开始运行。成员从成立时的14个上升到2016年的20个，包括东盟+3成员中的11个，英国、挪威、荷兰；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澳大利亚；美国。这个机制的基本功能是设置了一个信息分享中心，收集船只所发回的在海上报告被劫持的报告；因为涉及到保险索赔和其它经济因素，这些报告可能有谎报的成分，所以需要核实被劫持以后的货物损失，是否涉及到人员伤害等等。中心协调不同国家的海警和港口管理当局跟踪船只，努力把被劫持的船员找回来，并为相关国家的司法制度的运行提供服务。机制服务的范围涵盖南海海域、特别是马六甲-新加坡海峡、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水域。同时，该机制在国际公约的推动下打击海上犯罪加强船东与保安公司、监督执法部门的合作以及政府间合作能力建设：包括船东及海员的安全意识与自我防范能力等等。这一领域内英文有一个用词创意，把各参与方叫做Contact Points（接触点），这就让大陆、香港、台湾的海警都参与了这个机制，让犯罪行为没有空子可钻。 第七、 海啸预警系统建设。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地震海啸集中在太平洋地区，我们国家受到海啸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但国家海洋局在2013年建立了海啸预警中心，南中国海也建了中心。2016年中国宣布计划在南海、琉球海沟东部、台湾东部等地震海啸潜在风险的关键海域布放海啸监测浮标，与全球海啸浮标观测网联网运行，以有效监控地震海啸波动，为南中国海区域周边各国、我国东部及华南沿海提供预警报服务。另外，在相关领域中方也和日本、孟加拉国展开合作和技术培训。 第八、海上搜救，民用商船最重要作用一是避免被撞，二是是救人。如果是因为技术事故，临近的船只有义务开展救援，民船做不到的话就要有海上搜救，包括自己海警的力量和海军的力量，中国也加入了国际海上搜救条约，在1989年成立了相关中心，确立了非常务实的操作原则：时间优先、就近方便。但实际操作时还会受到一些外交上的制约，例如2018年1月，一艘伊朗油船在东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被撞、着火并沉没，一部分原油漂至日本管理区域，这就涉及到中方与日方的有效协调。除了人员搜救，还需要有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 新型合作模式？ 如果我们注意这些细节，置其于中美关系的分析框架之中，我们在议论亚洲的海洋秩序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避免出现中方被美方牵着鼻子走的情形。美方反复强调他们的军舰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亚洲的海洋划界议题，虽然美国不是当事方，但讨论怎么划界美方也要根据它所理解的国际法而提出其一家之言。当然，美国的“插嘴”背后是它的实力，美方也就成了不是当事方但强过当事方的这么一个角色了。针对这种情况，中方说美国是域外国家，意思是不容它插言。一下子双方都认同一个道理的对话就僵化了。 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要走出美国为亚洲海洋事务设置的模式也就是先划界再合作。过去几年的对抗局势，结果非常明显：划界问题上，谁都是当仁不让，也让不起，因为涉及对国内承诺、法律制度和国内利益。 我们应该把态势引回到进一步推动在划界争议的前提下的海域和空域的安全使用合作。再把北极理事会这种模式移植到东海和南海。北极理事会是由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等八个北极沿岸国组成的政府间论坛。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南亚的印度，还有欧洲的意大利是正式的观察员国。中方应倡导成立一个南海、东海理事会，不排除美国在东海和南海发挥作用，但它的资格和地位不是他们自身决定的。就像中国参与北极的治理一样，离的远中国就是观察员，不是正式成员，我们的权益就要受到一些限制。 总而言之，在中美有关海洋秩序对话的议题设置中，我们自己要采取主动，走出被美国设置那些不太容易解决的议题牵引的被动局面。而且，就像本文所回顾得益以，历史证明在划界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开展合作的。北极理事会的治理模式移植到东海和南海，这样，美国可以参与，但其权益要受到一些限制。各方共同走向以规制为基础的互动与合作。文章选自爱思想，2018年6月27日
201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