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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瓴资本张磊人民日报撰文：科技助企业“蝶变”
理事简介张磊，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如何让传统企业在消费型科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今天转型升级？实践证明，用高科技打造一个“赋能工具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让企业获得更有效发现消费者、触达消费者和服务消费者的新能力。随着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迎来重大机遇，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并竭力抢占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的战略制高点。中国也日渐成为全球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科技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日趋明显。对实体经济来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两个“融合”：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对传统企业而言，要搭乘科技快车，积极拥抱创新，才能获得发展的新动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不断撬动各行各业新的发展变革，科技创新模式也在升级“版本”。此前，“科技创新1.0”的核心特点是“连接”。搜索引擎连接人与信息，社交工具连接人与人，电商连接人与商品，在线约车、共享单车、团购APP连接人与服务……通过专注“连接”，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伴随着学习、追赶全球科技潮流的步伐，科技创新的模式正在向“2.0”版本切换：不再是简单地复制他人经验、简单叠加各种技术和应用模式，而是形成具备原创力的科技创新。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中国高科技企业从跟跑、并跑逐步转换到在某些创新领域能够领跑，将“复制到中国”变为“创新源自中国”，这正是“科技创新2.0”的体现。把这种“科技创新2.0”投入实践，使得无论是高科技还是传统企业，都能够无差别地享受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让实体经济、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将会创造出更大的长期价值，让更多人享受创新成果。在创新实践中，也要做好创新“哑铃”两端的布局：一端是创新的渗透，创新已不仅仅局限在消费互联网领域，而是向生命科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渗透；另一端是传统企业的创新转型，通过科技创新的应用，向更高效率、更精细化管理的方向演变。毫无疑问，创新活动是最可持续的价值投资和价值创造活动。往往在最初阶段，科技进步会对中低端水平的传统企业造成巨大冲击，正如现在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发展将使机器淘汰人类。但从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的实践和规律看，高科技更多是人们的称手工具和发展前行的伙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调节器，始终助推着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章选自高瓴资本，2018年3月30日
2018年4月2日 -
【人民网】如何回应美对华贸易措施？专家智库这样说
美国政府22日宣布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引起经济界人士高度关注。对于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中国应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之道是什么？经济学者和智库就此建言献策。 用谈判、合作取代单边行动、保护主义 美国此次对华大范围征收关税是基于“301调查”，这一调查因充满单边主义色彩饱受争议。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27日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全球化智库（CCG）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高端论坛上表示，美国政府采取的对华贸易措施释放了非常不好的信号，相关做法是想利用单边行动，替代现行多边主义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认为，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思维似乎还处于十九世纪。中方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不要受美方挑衅和刺激影响。中国对美方相关措施的回应选项多种多样，应让美方认识到中国有什么牌可以打，无论是贸易制裁还是报复措施。 王勇同时认为，中美贸易要看大局，从经济角度看，两国会持续从对方的发展中获利，美国发展好了中国会受益，中国发展好了美国也会受益。在贸易问题上，应更努力地理解彼此，更多地进行对话，而不是争辩和斗争。 谈判、对话，这是许多学者眼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关键。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CCG高级研究员孙永福认为，贸易摩擦和贸易逆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贸易逆差并未影响美国就业。全球自由贸易能令许多国家获利，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贸易摩擦的解决方案，也对贸易逆差起不了作用。中美两国互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应该妥善解决贸易摩擦，否则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还会令其他国家受伤。中美之间更需要合作。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表示，中美关系一直以来都有竞争。两国关系已和以前有很大不同，应以全新的心态在新的“地球村”中合作，而不是采取冷战思维。 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不要让对贸易战的猜测伤害了市场信心，这十分重要。龙永图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只是对中国发起一个贸易政策行动，600亿美元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大的数字，但考虑到中国每年出口额2万亿美元的体量，这占比很小。 龙永图认为，中国入市之后打了不少“双反”战，国际贸易仍在发展。真正有危险的是对“中美贸易战”的惶恐冲击市场信心。此时舆论应该对此进行准确解读，让市场平稳下来。 面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CCG日前发布若干建议，包括加强对美宣传，阐明中美贸易赤字在全球化分工下的本质；美国应放宽高科技技术、产品等对华出口；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利用电商为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就业及优惠产品的红利；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抓手，吸引具有一定积极性的美国业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美违反规则的做法进行上诉等。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美对华贸易措施别有用心 在此次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与全球化智库（CCG）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高端论坛上，许多学者表示，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措施原因不只是贸易。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认为，美国政府征收高关税，例如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是在保护“日落产业”，但此举并不会为这些传统产业赢得更多就业机会。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经济现象，跟贸易政策没什么关系，与中国高科技政策也没关系。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寿慧生认为，希望贸易赤字问题得到解决不是美国政府改变贸易政策的唯一原因。美国征收高关税的主要目标是一些高科技产业，这超越了贸易本身，瞄准的不是钱，而是大国影响力。 王勇表示，看待贸易问题时，也会涉及其它因素，比如国内政治。过去20年，美国经济在国际化进程中一直存在反对全球化的负面声音。这是自由贸易利益分配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错误的作用，未能解决利益分配问题。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美方可能在找替罪羊。 孙永福认为，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总想攻击那些离他们最近的竞争者，贸易赤字只是一个借口。 “人们真正应该聚焦的问题不是贸易战，而是为什么世界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CCG国际专家委员会主席、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启安表示，从经济危机开始，世界就对中国有这种期待。应向世界更多的讲述中国，加强沟通，深化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文章选自人民网，2018年3月29日
2018年4月2日 -
【参考消息】头条 | 英媒：这两个新设机构彰显中国全球抱负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28日刊登题为《中国的移民和援助机构是全球抱负的标志》的文章称，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成立了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均以各自的方式象征着北京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角色提供制度性支持的努力。▲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截图文章称，入境移民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新鲜的现象。监控和管理跨境人员的流动历来属于公安部门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移民概念与扩大边境开放的积极含义有关。其中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义学方面，而且还表明政府对跨境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文章称，这种改变背后的推动力可以追溯至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和人口现实。随着国家面临劳动力队伍年龄的老化以及对于中国远大经济抱负至关重要的人才的短缺，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和管理正在被日益融入北京“新时代”的大战略中。设立国家移民管理局意在帮助中国赢得全球人才争夺战。▲一位外籍人士展示刚取得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文章称，在特朗普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采取更具限制性的移民政策的背景下，此举也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中国将接纳入境移民，作为其支持更以人为本的全球化版本的一部分。文章又称，随着中国实现从受援国向施援国的转变，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将整合目前分散在政府和民间的不同行政部门和实体中的制度性对外援助责任。文章称，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被日益要求在世界舞台承担更为显著的角色。“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计划的重要性。人们的希望是，一个集中的管理机构将提高资源的动员和配置效率。▲中国援苏丹医疗队举行爱心义诊。图为普外科医生杨占祥在现场分析检查患者X光片。文章称，这两个计划设立的部门共同预示着中国全球抱负的时代。移民和发展援助是全球化的两个方面，它们需要获得国家层面、跨国层面以及超国家层面的制度性支持。文章称，作为新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中国现在将拥有国家移民管理局作为其在该组织中的主要代表。而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欧洲民事保护与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部等机构，现在也将拥有一个可以与之互动的明确的对等中国机构。Financial Times: China’s immigration and aid agencies a sign of global aspirationAuthor: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think-tank based in Beijing.Two new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created at the meeting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gency each in its own way signifies Beijing’s endeavour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role.Inbound immigration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in China. Monitoring and regulating 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 traditionally fe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The concept of immi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 of greater border openness. The difference is not merely semantic but suggests a shift in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migration.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uch a shift can be traced to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alities. As the nation confronts an ageing workforce and a shortage of brainpower critical to China’s economic ambitions, attracting and managing foreign talent is increasingly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Beijing’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w era.” Setting up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is intended to help China win the battle for global talent.In the context of more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US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t also sends a signal to the world that China is embracing inbound immigration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to a more human-centred version of globalisation.As China transforms itself from an aid recipient to an aid give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gency is set to streamline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 for foreign aid that are currently Balkanised among different bureaucratic agencies and entities across the state and the civil society.As a rising power, China is increasingly called to take on a more prominent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strategy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foster development among more than 80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foreign aid programme. A centralised administrative body, it is hoped, will boost efficiency in mobilising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Together, these two proposed agencies herald the era of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id are two aspects of globalisation that requir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t national, trans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s.The ideas to set up agencies overseeing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have been floating around in Beijing circles for years. As a new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China now has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s a primary vehicle of representation.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uropean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Operations now have a clear Chinese counterpart with which to interact.The two newcomers to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have attract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However, their future is not without challenge. Newly set up, the immigration agency needs to add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that is different to those working in public security fields. As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 agency is likely to confront a sharp demand for domestic talent who are experienced in managing cross-national inter-agency affairs.For the development aid agency, the challenge will come from the task of easing the west’s anxiety about a perceived hidden strategic agenda.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se agencie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grow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a renewed “China threat” sentiment, would be perceived and interpre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burden of proof falls on to China.From Financial Times，2018-3-28
2018年4月2日 -
【中国网】《人才战争2.0》发布 聚焦新时代“人才红利
3月29日中国网讯 (记者 曾瑞鑫 实习记者 江玉婷 )3月29日,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在京举办新书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由CCG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博士和CCG秘书长苗绿博士编著的《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人才战争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智库成果出版中心副主任喻苗,东方出版社经管编辑室主任陈丽娜,CCG高级研究员、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黄山,海淀区区委组织部人才组刘慧等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人才成长路线图》和《人才战争2.0》深刻剖析了当前国内的人才形势,尤其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践行更加积极、开放和有效的人才政策，由“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大项目出版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智库出版中心副主任喻苗代表出版社发表致辞。她表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成长路线图》这本书分析了大量案例，聚焦人才培养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智库成果的出版高度关注,未来将开展更深入和广泛的合作。 东方出版社经管编辑室主任陈丽娜对新书的发布表示祝贺,她表示,2018年年初,各大城市上演人才争夺大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跟中国人口增量下滑息息相关。《人才战争2.0》深入分析了各国人才的新政策,介绍了人才流动的情况和趋势,详细分析了各国吸引人才的高端举措。此外，书中还就如何将国外人才和即将流失的人才留在中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会上,王辉耀博士表示,《人才成长路线图》一书主要分析对目前的人才现状进行了深度分析,并对创新人才观念和人才成长路径两方面进行研究。同时,深入探讨在如今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青年人如何将自己培养成“合格”人才。《人才战争2.0》则以未来为视角,在此基础上重新刻画全球视野下的未来人才图景,在新时代全球竞争格局下重新审视一场“着眼于未来的人才战争”,探讨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在新的科技革命下人才的新定义。 记者获悉,CCG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等多部蓝皮书和数十部人才研究著作。此外,CCG曾参与推动中关村人才新政21条等多个国际人才政策,并参与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积极建言中国成立移民局且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采纳。文章选自中国网，2018年3月30日
2018年4月2日 -
洪明基：擘画世界级湾区人才基地
理事简介洪明基，CCG常务理事，合兴集团控股行政总裁。 “在崭新的图纸上擘画出一个世界级湾区的人才基地。”在日前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两会”沙龙上，全国政协委员、CCG常务理事、香港洪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洪明基带来了他的一个提案，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国际人才港建设。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等要求。洪明基看到，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南沙有着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它作为后发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与周边的深圳、香港、澳门等还有一定差距，这也给南沙以一定的后发优势，没有历史包袱，在布局和设计上有一个完全新的开始。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洪明基建议，面对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大湾区需乘势而起，利用其毗邻港澳以及广州高校聚集地，前接东南亚等华人华侨集中区的优势，紧握人才这一抓手，借助其在区位、政策、后发的优势，将其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硅谷”的国际人才基地。引进海外人才来大湾区，打造比肩旧金山湾区“硅谷”式的国际化人才和科技基地。 为致力于建设南沙人才基地，洪明基提出九大路径。 第一，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区域人才战略不仅要服务区域，也要更好地服务内地，要从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角度来谋划人才发展建设，要善于分析周边其他地区的优势，将区域发展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来。 第二，借助香港优势、亚洲金融中心优势和海外亚太总部优势来吸引外来人才。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也是海外企业在亚洲设置总部的集中区。依托香港的这种地位，大湾区可以很好地对接香港的优势，加快在本地区之间的相互配合，为大湾区及中国人才发展和产业发展储备力量。 第三，做好产业的定位和引进，以产业带动企业，以企业吸引人才。区域的人才战略要聚焦产业的发展需求，要吸引最好的人才和培育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用创新方式将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链向大湾区、内地，甚至世界延伸出去，充分利用产业链的集聚效应，聚集更多的产业链，从而汇集产业链上下游各方面的人才。利用好土地资源和政策优势，进一步拓宽产业链。把握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机遇，拓宽产业链，助力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将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握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参与国内外人才领域中的竞争合作，并在竞争合作过程中不断制定人才发展机制，在打破人才流动障碍上下功夫，从而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设立联合工作委员会，将港澳地区高校并入内地教育体系。占领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的高地。 第五，打造良好环境，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在确保生态环境良好的基础上，着力补齐大湾区在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短板。努力优化阳光公开的营商环境。 第六，突出“高精尖缺”，使人才政策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构建灵活、开放的国际人才制度体系，优化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大力集聚留学人员、港澳台人才、外国留学生，积极打造“国际人才港”。除在人才流动体制机制上做更多的文章外，也可针对留学生出台更多鼓励性政策，支持在华外国优秀毕业生来区域工作，也为境外高校学生打开来华实习通道。 第七，着力于丰富教育资源与完善医疗环境，提升南沙在打造人才腹地中的竞争软实力。一是加大国际化教育资源的供给；二是优化人才医疗环境。 第八，通过外国专家局，试点优化国际移民管理与服务。整合相关职能，尽快实现外国人签证、居留和移民等事务的统一管理，发挥移民局统筹管理海外人才引进和移民权利保障及融入的职能，借鉴中关村经验，进一步延伸自贸区建设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 第九，放宽留学生在华工作和实习限制，可为优秀毕业生办理两年的工作签证，打通境外高校学生来华实习通道，制定“全球优秀青年实习计划”。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3月18日
2018年4月2日 -
【Financial Times】China’s immigration and aid agencies a sign of global aspiration
Author: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think-tank based in Beijing.Two new government agencies were created at the meeting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gency each in its own way signifies Beijing’s endeavour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China’s expanding global role.Inbound immigration i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in China. Monitoring and regulating 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 traditionally fe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The concept of immig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 of greater border openness. The difference is not merely semantic but suggests a shift in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migration.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uch a shift can be traced to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alities. As the nation confronts an ageing workforce and a shortage of brainpower critical to China’s economic ambitions, attracting and managing foreign talent is increasingly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Beijing’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w era.” Setting up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is intended to help China win the battle for global talent.In the context of more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under the US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t also sends a signal to the world that China is embracing inbound immigration as part of its commitment to a more human-centred version of globalisation.As China transforms itself from an aid recipient to an aid give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gency is set to streamline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ies for foreign aid that are currently Balkanised among different bureaucratic agencies and entities across the state and the civil society.As a rising power, China is increasingly called to take on a more prominent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strategy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foster development among more than 80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a’s foreign aid programme. A centralised administrative body, it is hoped, will boost efficiency in mobilising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Together, these two proposed agencies herald the era of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id are two aspects of globalisation that requir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t national, trans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levels.The ideas to set up agencies overseeing im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have been floating around in Beijing circles for years. As a new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China now has the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s a primary vehicle of representation.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uropean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Operations now have a clear Chinese counterpart with which to interact.The two newcomers to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have attract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However, their future is not without challenge. Newly set up, the immigration agency needs to add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that is different to those working in public security fields. As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unterpar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the agency is likely to confront a sharp demand for domestic talent who are experienced in managing cross-national inter-agency affairs.For the development aid agency, the challenge will come from the task of easing the west’s anxiety about a perceived hidden strategic agenda.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se agencies’ interac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grow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a renewed “China threat” sentiment, would be perceived and interpre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burden of proof falls on to China.From Financial Times，2018-3-28
2018年3月30日 -
【国际商报】“中国投资”品牌渐行渐稳
2018年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的9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69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5%（折合108亿美元，同比增长39.7%），已连续三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2017年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对外直接投资8107.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8.2%。 从前年底至去年初的系列遏制非理性投资政策到去年底今年初的系列“走出去”便利化措施，使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态势。“我们通过‘降虚火’‘挤水分’，使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稳健、更趋理性。”3月11日，商务部部长钟山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未来我们将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服务，努力打造中国投资的品牌，树立中国投资的良好形象。 专家建议，我们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境外投资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企业则应在走“合规”之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化建设，走好国际化之路。 “降虚火”“挤水分”对外投资更稳健 抑制非理性投资是2017年对外投资领域的关键词，从外汇管制到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非理性投资，系列措施旨在降低境外投资风险、规范市场并鼓励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而对外投资在数据上的表现则是明显下滑。 “去年对外投资总额比2016年异常高水平有所回落是健康的。”驻纽约、旧金山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早在2016年5月份就写文章，呼吁“宁可慢些，但要好些”。何伟文分析称，纠正的非理性投资包括高杠杆，跨界和房地产/娱乐体育收购。这样做跟企业拉长产业链，到海外谋求技术、市场和资金没有关系，是资本主导的圈钱行为，国家当然必须管控。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理性投资的可持续增长。事实上，2017年最后两个月，总体健康的对外投资又大幅增长。 投资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太多，但要根据对外投资的领域不同而实行有区别的鼓励政策。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表示，中国的海外投资过去两年历经了大起大落。事实证明，前年的超预期增长确实存在着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资的因素。目前看来，经过一年的调整，特别是在新的投资管理办法岀台后，政策进一步明确，估计今年将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我们通过‘降虚火’‘挤水分’，使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稳健、更趋理性。”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总的来看，中国对外投资与现阶段我国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受到东道国的普遍欢迎。首先，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投资从小到大，现已成为世界投资大国。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246亿美元，位居世界前列。其次，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从投资领域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为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重；从投资主体看，由中小企业为主转为与大企业并重；从投资区域看，由发展中国家为主转为与发达国家并重。再次，对东道国贡献不断增大。中国投资推动了东道国工业化进程，增加了东道国财政收入，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去年中资企业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35万个。 “好服务”“好环境”树中国投资好形象 “2018年，我们一方面要促发展，另一方面要防风险，同时加强服务，推动对外投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认为。 就此，钟山表示，我们将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服务，努力打造中国投资的品牌，树立中国投资的良好形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做好四项工作：一是要打造合作平台。抓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优化国别产业布局，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合作区水平。二是深化产能合作，聚焦重点产业、重点国别，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先进装备走出去。三是壮大投资主体。积极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跨国经营能力，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四是规范经营行为。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继续控制非理性投资，要求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履行社会责任。 王辉耀表示，目前的政策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方式的创新，尤其是有利于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他建议，要进一步融合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带动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激活东道主的资本市场；积极开展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在多领域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服务作用，向小企业发放补贴性贷款，建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潜力巨大，建议出台更多更完善的促进一带一路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加强对投资一带一路的企业的服务。 “要合规”“防风险”企业走好国际化之路 王辉耀指出，对于企业来说，遵循政府关于理性、有序投资的建议和监管是应有之义。然而，霍建国提示，当前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欧美国家对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项目正在实行严格的监管，其结果是进一步增加了我海外投资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投资前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高度重视内外风险防范，做好可研分析，注意合规经营，切实保证我投资效益不受损害。 的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近来动作频频，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事宜仍未获得CFIUS的放行，美国对外资的监管收紧态势不言而喻。欧洲亦如此。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提高了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准入标准，加大了对外资的国家审查力度，收紧了外资准入政策，使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难度增大。 何伟文分析指出，欧美对我投资设限增加分两种情况。一是政治障碍趋强，我们应根据并购领域、方式来具体分析。目前尽量避免敏感领域，至少与当地企业合资，善于联络一切可用的当地资源，这样成功几率会大些。另一种是经济行为，要求对等开放。对此我们应当重视，切实加快对外开放。 就此，王辉耀建议，中国企业要积极应对，走“合规”之路，对外投资活动要真实合规，要增强国际化建设，在规范化和合规性方面都要达到国际水准；在技术标准、产业标准、环保标准、社会企业责任标准等方面要努力达到国际标准，真正融入国际化经济。“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增强法律意识，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注重监管公告信息，持续性关注目标国相关法律和政策；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审慎、理性投资，对外投资要结合本企业的主业发展，判断是否能够服务于国家战略，能够得到国内外政策支持。”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3月18日
2018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