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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机构调整：改革思路升级
3月21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文）公开这是近40年最有魄力和远见的机构改革。 此次改革牵涉面广、涉及范围之广调整程度之深，均超出外界预期。 与以前大不相同此次改革也彰显了中国改革的新思路。机构调整：改革思路升级《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本文首发于总第845期《中国新闻周刊》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当年两会的重头戏，今年尤为如此。会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就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全会通过了一份涉及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跨军地，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机构的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的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时就有分析预测，这将是近40年来历次机构改革中最有远见和魄力的方案。仅从已经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简称《方案》）看，此次机构改革涉及范围之广、调整程度之深，仍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不少受访者表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之前几次改革相比，显示出了很大的不同，不是一味地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而是着力增强政府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应对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保等方面新挑战的能力，彰显了中国当前改革的新思路。从“行业管理”到“功能管理”在这轮机构改革中，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一批新机构亮相，将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相近职能有机整合，形成了大资源、大生态、大应急、大市场的管理新体制。根据《方案》，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为26个，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推进了很多领域的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现阻力多来自现行不合理的机构设置。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不一致。既有越位的问题，又有缺位的问题。这次改革新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除了国家安监总局总体归入，还整合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能，以及民政、水利、农业等多个部门的相关职责。此外，国家防总、减灾委、抗震指挥部、森林防火指挥部、公安消防的职能也都被划入。中国地震局也改由应急管理部管理。此前中国各类灾害的应急处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比如，矿难及重大化学品爆燃、海上原油泄漏等事故，由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煤矿监察局等负责；地震应急救援由中国地震局负责；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防治则属国土部的职责范畴；防治水灾、旱灾由水利部承担；而救灾物资则由民政部负责储备发放。这种多头管理协调难度大、效率低。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不得不在国家层面设立众多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协调，比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减灾委员会、抗震救灾指挥部、森林防火指挥部等。而具体工作又存在重叠交叉，比如矿难、地震、泥石流、洪灾等救援，除了专业技术人员，大多都需要消防、武警参与。同时，多头管理也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浪费，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系统的救援物资、技术、设备和救援力量。比如在火灾处置方面，承担森林火灾救援的武警森林部队，属于武警序列，消防系统则属于公安现役部队。按照《方案》，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将统一负责各类重大事故灾害的处置、预警、防治机制建设。这对于实现高效运作，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意义不言而喻。对此，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龚维斌认为，成立应急管理部实现了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相结合，相关职能整合后，会更加专业、高效，力量配置也会更加合理。和应急管理部一样，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都整合了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相近职能。“本次机构改革力度堪称大刀阔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高层通过大幅调整重组，就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公共管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3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轮机构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设计体现了科学性。他说，这种科学性就是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减少机构数量，简化中间层次，推行扁平化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组织体系”，“减少多头管理，减少职责分散交叉”，保证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但这次机构整合与前几轮改革中的“大部制改革”又不完全一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次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而不是单纯的精简机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已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这7轮改革的重点基本都是精简和压缩政府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所以也被称为“大部制改革”。在这几轮改革中，国务院部委的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00个精简到此次改革前的25个。这25个部委的设置，其核心是“行业管理”，即将同属于一个行业的所有职责归集到同一部门。比如，2008年新设立的交通运输部，合并了原交通部、国家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等部门，2003年新组建的商务部，由国家经贸委、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合并而来。但此次的机构改革，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功能管理”，打破了行业分割管理的局面。比如，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不仅合并了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救灾防灾职责，还整合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这表明应急管理部不仅是一个执行机构，它同时还是一个协调机构。”薛澜说，这样安排使得它在处置应急事务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力，提升了政府在面对重大事故、灾难时的应对能力。此外，将国家发改委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建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划归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将国土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水利部的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责划归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也体现了从“行业管理”到“功能管理”的转变。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与时俱进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才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党和国家治理效能。分析认为，此次机构改革打破传统大部制“行业管理”模式，转向构建更加简明高效的“功能管理”，显示中国高层的改革思路已经升级，就是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目标。此轮机构改革中，环保部门的职能范围得到扩大。图/新华从着眼国内事务到放眼世界这些年，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国际贸易的增加，中国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了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之中。此前几轮机构改革，主要都是针对国内事务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如今，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开始放眼世界，并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移民管理局两个全新机构的组建，让外界看到中国正在全方位以“大国”标准审视自己。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季在“两会”期间表示，他对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有两方面非常欣赏，一个是机构的职能更加科学化了，职能分工更清晰，有助于解决以前机构中存在的职能交叉问题；第二就是新设的机构领域更宽广了，“比如新增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等，我们行政管理的范围更广了，服务的触角更深了”。首次设立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整合了商务部对外援助有关职责和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工作。国务委员王勇在向全国人大作说明时介绍，设立这个机构是为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一带一路”倡议。有数据显示，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捐助国，并正逐步逼近第一大捐助国美国。从2000年到2014年，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是3544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提供了3940亿美元。但此前中国援外格局的碎片化，不仅无法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使得中国难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分析认为，作为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将有利于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立体援外模式，并在客观上有助于将中国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地。相对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成立将使中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移民管理局是发达国家的“标配”机构。“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人才竞争加剧，我们需要创造更良好的对外开放软环境。”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说，建立移民管理局释放了中国对全球开放包容发展的明确信号。据汇丰2017年《移居国外工作者全球报告》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目前处于汇丰全球职业发展排行的世界第二。外籍人士对中国内地就业前景的估计，远高于对全球和东亚地区整体的估计，在27500名外籍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内地提供了强有力就业前景的人高达70％，而全球和东亚地区分别为54％和48％。王辉耀认为，移民管理局的建立，将使中国与国际移民组织在机构设置和运作中更好对接，并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广泛参与到移民领域全球治理的决策和行动中，提升中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更好服务于全球化，加强全球治理。此外，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也被认为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这个新机构整合了现有的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的职责。王勇说，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从三大攻坚战到“两个一百年”目标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带有很强的目标导向。刘鹤在前述文章中明确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去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做了具体规划，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前我国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适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刘鹤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必须为解决突出矛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提供保障；同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又必须注重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同时也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三大攻坚战，《方案》中很多机构的调整都与之相关。不难看出，这轮机构改革也是在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对标”。银监会与保监会的合并，是这次最受外界关注的机构改革之一，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举正是为了防范日益加大的金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融体系之一，金融资产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70％。但随着规模和复杂性的迅速增长，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隐患是，中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以跨行业形式创立复杂的金融商品，进行不透明的资金募集，造成企业背负巨额债务，对金融系统构成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而造成这种隐患的原因，正是一些保险产品处于保险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夹缝中，不受任何机构的监管。有数据显示，险资举牌潮高发的2015年至2016年期间，上市公司的273条举牌公告中，有68个举牌方为保险机构，占比1/3，耗资超过1700亿元。去年4月，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落马，已透出了中国政府寻求改革的信号。分析认为，此次银监会与保监会的合并，进一步表明中国将加大力度打击高风险借贷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有分析认为，这次改革后，中国金融监管迈向“双峰模式”，即央行主攻审慎监管，新组建的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行为监管。王军表示，原本属于银监会和保监会的立法和审慎规则制定职能，在这次机构调整中转移到央行，强化了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他分析，未来央行将在金融监管中扮演更超然的角色，而具体的行为监管，包括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市场监督、投资者保护等将由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十八大后，中共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至新的高度，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统称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牛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次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的组建，真正凸显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的战略地位。对这两个部门的设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两会”期间也表示，“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适应了我们下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方案》，自然资源部将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生态环境部将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三个“统一行使”对于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意义巨大。他认为，未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将成为拉动“美丽中国”建设的两驾马车。此外，农业农村部的组建也被认为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夯实脱贫攻坚基础的重要举措。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农村部在接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的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管理职责后，对企业投资农业是重大利好，有助于贫困地区的精准脱贫。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整合了国家卫计委、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的职责。图/视觉中国从政府机构改革到统筹党政军群此次政府机构重组方案虽然规模庞大，但只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刘鹤在前述文章中说，这次机构改革一个鲜明特征是改革范围的全面性。他说，与以往机构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跨军地，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机构。刘鹤表示，这次机构改革要完善党政机构布局，深化人大、政协和司法机构改革，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同时，合理设置地方机构，确保集中统一领导，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说，这轮机构改革覆盖党政军群，是一次全方位的系统性改革，突破了过去就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层面讨论问题、推动改革的逻辑。虽然有关党的机构改革方案尚未公布，但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有关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方案，仍体现出这种统筹推进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的思路。退役军人事务部不仅接手了此前民政部、人社部安置退役军人的职责，而且还整合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后勤保障部的相关职责，实现了“跨军地”的改革，充分显示出高层推动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于这次中共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分析认为，因为“中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一个以党领政的体制，如果光是政府改革，党不改，永远改不好”，而之前由于党政分开，“多次精简机构，考虑的仅是政府机构，并没有涉及党的机构”。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为推动中央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决策和落实提供重要保障，相继组建了中央深改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信小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十九大又首次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政府方面，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负责规划金融业改革发展，统筹监管，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这一系列的机构安排，外界认为，都是在对现有机构无法适应新任务所做出的调整。“目前，我国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刘鹤在前述文章中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必须将改革深入到机构层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执政党，中共的领导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来体现。“但这些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政社分开、政企分开，在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出现了弱化。”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仅改革政府机构既不“全面”，也难以真正“深化”。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3月22日
2018年3月23日 -
【成都日报】 深刻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加快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文王辉耀：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陈涛：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后研究员 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都聚焦高水平改革开放，深刻把握“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机遇，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实现城市开放水平逐级跨越，加快建设西部国家门户枢纽城市。 新理念引领新跨越 成都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实施部署了 “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开放观，全方位重构成都开放新格局，开放发展理念成为引领成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重塑成都在全球全国格局中的经济地理和发展方位，这既是铺设和平发展的新通道，也是引领全球发展的新思路。成都正以此为机遇，实现从“内陆”走向“前沿”，从“西部”走向“全球”的华丽转变。 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开放门户”。成都地处内陆腹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建设，使“蜀道难”逐步变为“蜀道易”。进入新时代，成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明确提出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力争以更开放的姿态，代表国家迈向世界。成都以中欧班列蓉欧快铁、自贸区等建设为契机，积极融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成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门户，形成了立体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是成都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从“国家中心城市”到“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再到“世界城市”。党的十九大以来，成都紧跟新时代步伐，制定了新时代“三步走”战略目标。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科学确定城市战略定位，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文化名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其中，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一项重要新课题。所谓“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内外兼修，不仅表现为外在的区位功能，而且体现为内在的发展质量提升，其根本是城市能级的全面升级。具体包括：创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和谐城市，建成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城市，打造生态环境最优化的公园城市，筑造基础设施智能化的智慧城市，构建文化内涵普惠化的人文城市等。 新目标引导新实践 成都立体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成都不断提升自身站位，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成都将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阶段新目标。该目标将引导成都新一轮城市改革开放实践。这一实践既体现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成效和经验上，也将引领成都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打造战略通道枢纽。成都把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建设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提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信息枢纽，为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夯实了通道基础。从成都始发的中欧班列，已基本建成“三线并行”的泛欧泛亚跨境铁路网络，2018年还将进一步延伸和扩容，互联互通的国际班列体系正在形成；近年来，成都国际航线密集开通，随着天府机场2020年投入运营，届时两大国际航空港将互补构建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空网络；成都作为“一带一路”重要信息通信节点、数据中心和国际信息港，正在加大新型互联网架构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大数据产业，打造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绿色的信息网络，努力建设成国际性区域通信枢纽。 加强开放平台建设。成都充分利用自贸区、欧洽会、驻蓉领事机构、世界500强企业、国际合作园区、国际议题会展等各类平台和丰富资源，将其作为成都对外开放、吸引人才、集聚资源的重要载体。例如，2017年，为了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蓉欧+”战略，中欧联合成立了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中国—欧洲中心”（CCUC），以此作为中国西部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和科技等多领域合作的综合服务性平台。随着三大枢纽通道的逐步完善，成都与欧洲的合作交往将更加密切和频繁，该中心的成立将有助于聚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机构、企业和人才资源。 深化区域合作进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成都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应抢抓“长江经济带”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成都首位城市的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立足于成都区位优势，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强对外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构建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合作新机制，形成区位优势、区块合力、产业协同、市场共享的有机整体，推进成渝城市群乃至西部更广泛区域的立体全面开放。 四个方面着力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 去年以来，成都坚持以功能建设为根本依托和核心支撑，加快提升城市综合实力，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五中心一枢纽”。立足这一要求，成都在加快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中，应以国际视野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高站位。因此，建议在人才集聚、贸易集散、文化交往和产能合作等方面加大力度，深度融入全球交通大循环和经济大循环。 加快建设国际人才集聚中心。对外开放中最活跃、最敏锐的要素就是人才，透过国际人才的流入情况可以有效判断城市改革开放是否具有吸引力。上海在此方面的举措极具借鉴价值。上海通过加大海外引才引智力度、加快本土人才国际化进程、健全人才国际化发展网络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市场等方式集聚国际人才，打造国际人才高地。显然，国际人才集聚是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本质要求，国际人才高频、有效流动，才能为“国际枢纽门户城市”建设强基础。 加快建设国际贸易集散中心。自古以来，凡贸易集散之所无不是经济枢纽之地。国际贸易集散中心必须建立在体系完整、设施发达的交通通信枢纽基础上。成都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应加快建设国际贸易集散中心，特别是要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重点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自贸区商品集散中心功能，打造区域性贸易促进平台；二是加强自贸区国际投资中心功能，联通全球性财富投资渠道；三是加强自贸区国际物流中心功能，构建集成化物流系统网络。不断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贸易强市强省强国建设。 加快建设国际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是城市的形象和软实力，发展具有民族特征和区域特色的本土文化，涵育开放包容、多元集纳的城市文化，是国际文化交往的前提，也是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重要课题。当前，成都正在大力发展“天府文化”，这一城市文化既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具有优秀的延续基因。成都应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科教文卫多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加强青年学生的双向国际文化交流与交往。 加快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中心。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都实施全方位双向开放，已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开展产业与投资合作对接，不仅引入别国高端高质生产要素，而且还大力促进“成都制造”走向世界、参与竞争。成都应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国际配套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一方面建立优质产能“引进来”机制，让更多高附加值产能转移集聚成都；另一方面，要建立优势产能“走出去”机制，创新模式、拓展空间，建立成都海外示范基地。 最终，建立围绕成都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全球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创新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文章选自《成都日报》，2018年3月21日
2018年3月21日 -
王俊峰代表：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 CCG看两会
专家简介王俊峰，全国人大代表、CCG副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中国证券网讯 信息披露是保护投资者知情权的重要手段，但部分上市公司缺乏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意识却影响着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判断。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就建议，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企业环保意识。 “对于执法机关来说，通过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更加有效地对上市公司的环保合规情况进行监管，有利于督促其构建环保合规体系。”3月8日，王俊峰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俊峰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处罚。在其看来，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并每年披露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对于上市公司未能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并应予处罚的，证券监管部门应及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加大处罚力度，并将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的处罚情况予以公开。 同时，环保部门应加强对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处罚。王俊峰认为，由于重点排污单位负有披露环境信息的法定义务，但是目前并非所有的重点排污单位都履行了这一法定义务，因此环保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中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对于未按照法律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重点排污单位，环保部门应及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环保行政处罚，并且各级环保部门应将对上市公司中重点排污单位的环保行政处罚的信息予以公开。 此外，王俊峰建议，要明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具体内容。对于上市公司目前披露环境信息内容不全面、方式不规范，以及披露的环境信息缺乏权威第三方的鉴证意见等问题，建议证券监管部门和环保部门在签订的《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并明确上市公司应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式，以及需要经过权威第三方鉴证意见等内容，以充分执行上述协议，并有效地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王俊峰进一步指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还应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应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文章选自中国证券网，2018年3月8日
2018年3月21日 -
【国际在线】面向全球“引凤来巢” 中国组建移民管理局释放开放信号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生活。图为2014年1月5日，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在沪的老外“洋居民”提前踏上回家的旅程。图片来源：钟阳/东方IC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何雨阳、杨欢）：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轮改革强化机构重组和职能整合，新产生了一些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例如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后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这个与国际接轨的新部门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面向全球“引凤来巢”的一项举措。记者采访了研究移民政策的专家和选择来华发展的外籍华人和外国友人，他们均表示，建立移民管理局恰逢其时，释放了中国广纳天下人才的开放态度。 首设国家移民管理局 形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 3月13日，国务委员王勇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对做好移民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为加强对移民及出入境管理的统筹协调，更好形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方案提出，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由公安部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协调拟定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管理，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牵头协调‘三非’外国人治理和非法移民遣返，负责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国（境）服务管理，承担移民领域国际合作等。” 美国《侨报》对此评论称，中国涉外管理机构用词的变化，从过去的“出入境管理”到现在的“移民管理局”，意味深长。“出入境”是边防管控为主，潜台词是守护国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褪去，如何在国际上“抢人”成为政府最重视的课题之一，“移民管理”则回应这一需求，暗含海纳百川、服务人才的味道。 其实，近年来，中国的移民管理制度框架一直在不断完善。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专家：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才用才 “建立移民管理局，将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才体系，促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才、用才，参与国际人才招揽的竞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国际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王辉耀是国内最早呼吁设立移民管理局的智库专家。过去几年，CCG在多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人才引进制度上存在管理职能分散、手续繁琐等问题，给移民带来不少麻烦，也使不少国际人才望而却步，只有成立移民管理局，简化移民手续，放宽移民政策，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一方面有利于快速推动全国零散的移民政策统一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推动，可以快速营造吸引外国人才移民、欢迎国际人士来华的环境氛围。外国人才管理的诸多细节问题将很快解决。”王辉耀说。 随着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吸引外国人才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在逐年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国际移民）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9%。 “建立移民管理局，释放了我国对全球开放包容发展的明确信号，再次表明了中国广纳天下人才的开放态度，为更多热爱中国、愿意来华发展并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的国际人才敞开大门。”王辉耀说。外籍华人：对华侨华人回（祖籍）国发展是利好 “我看到新闻了，心情很激动。这一轮机构改革加强了部门间的职责整合，我认为这是中国在治国理政上跨出的睿智的一大步。”澳大利亚AHL法律首席律师沈寒冰告诉记者，他听到要组建移民管理局的新闻时激动不已，因为签证和居留证的申请事宜曾让他颇为费神。沈寒冰律师（受访者供图） 据沈律师介绍，当前，他在中国工作必须办全“三证”，即工作签证（Z签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以及外国人居留许可。而每个证件的管辖部门都不同，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他曾用“跑断腿”来形容自己的办证经历，并呼吁“三证合一、一站式办理”。 “申请的时候每个部门都要管我们，但是遇到问题又找不到一个统一出面负责的部门。比如我父亲就经常问：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放弃外国国籍，重新获得中国国籍，怎么办？目前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成立专门的移民管理局非常有必要，对我们外籍华人来说是利好消息，我们绝对拥护这样的调整。”沈寒冰说。 另外，沈寒冰认为，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但国际人才的流动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独特性。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双版纳、乌鲁木齐，彼此之间非常不同。哪个国家有如此多独特性格的城市和多样化的魅力？再说城市建设，现在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北上广深’完全能把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比下去。只要把签证这个环节打通，中国的世界魅力将是无双的。”外国友人：盼机构改革帮助外国人在华扎根 “组建移民管理局，我认为是中国对移民更欢迎、更开放的信号。”来自也门的阿马尔博士告诉记者，他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感觉到这两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允许申请人在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上在线申请《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等。阿马尔博士（受访者供图） 阿马尔18岁就来中国留学，在天津医科大学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又在浙江大学念完了医学博士，目前在义乌市稠州医院担任脑科、外宾门诊主治医师。今年已经是阿马尔在中国生活的第22个年头，他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经拿过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冠军。 阿马尔说，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都很深，很多人想长期定居在中国，但是这个梦想目前不容易实现，中国“绿卡”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到2016年，公安部才批准了1576名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 “我目前持有的是外国人工作许可证B类（外国专业人才类），有效期为一年。我在中国生活了22年，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但是待遇跟新来的外国人没有两样，还是一年一签，每年都要从头开始递交资料，从头开始跑流程。非常影响工作，也很费钱。” “而且有些移民政策，我觉得不灵活，比如我向外专局提交工作许可证的申请材料，外专局审核无误后让我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盖章，盖完章回来再由外专局颁发给我工作许可证。但是前两年因为也门战乱，中国驻也门使领馆暂时关闭，使馆工作人员都撤离回国，我们只能去第三方国家办理。为了盖这个章，我花了一个月和好几万块钱，非常影响我作为医生的工作。这一定程度上会减损我继续留在中国的渴望。”阿马尔对记者说。 阿马尔说：“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很迅速，很多外国人都向往来华发展，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定居。希望新建立的移民管理局能够满足我们在中国定居的梦想。”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8年3月18日
2018年3月21日 -
李稻葵：跑好经济“马拉松”要提前“补水” | CCG看两会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在3月8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作大会发言时表示。 那么，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李稻葵表示，首先要绝不“摔跤”“崴脚”“岔气”，严防重大波折。 李稻葵认为，重大波折可能来自于金融风险。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10年甚至20年。 李稻葵表示，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大约为172万亿元，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让整体金融体系出现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他证券，提升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同时，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其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李稻葵表示，要“边跑”边提前“补水”，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产业和就业能否留在国内，就要看我国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够比得过这些发达国家。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干得过那些机器人做不了的事。从现在开始，要有前瞻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初中以及高中阶段的基础性教育，不仅要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更要提高人工智能和技术难以复制的人文社会等综合素质。 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短期来看，应该适当鼓励人口生育。更要的是，要有彻底的思维转变。今天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其经验积累、技能保持、身体状况，比20年前的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好。老龄人口有含金量，应该通过改革，鼓励他们自愿参与社会劳动，化压力为动力。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波动规律。”李稻葵说，15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内在的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矛盾。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就是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但不等于说政府应该完全抹平市场经济的波动，相反应该用好经济波动。 李稻葵形象地比喻说，利用好经济波动就好比我国传统医学所说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个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上坡时减速、调呼吸，下坡时加速、调肌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强监管，帮助金融体系“排毒”，提高效率;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多做一点公共投资，多补短板。 大家要有充分的信心，积累了40年改革开放宝贵实践经验的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2018年到2050年，一定能够再跑出一个漂亮的经济发展“马拉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文章选自中国高新网，2018年3月12日
2018年3月21日 -
严望佳：建设智慧城市，需加强安全测评及监管
中国与全球化严望佳，CCG常务理事，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理顺安全责任，强化统一网络安全监管职能，推动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业务发展和网络安全管理的协调统一。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我国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作出的重大决策。然而，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系统及大量“云物移大智”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给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带来巨大挑战。由于智慧城市中存在大量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数据，一旦出现网络安全问题，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后果。如2017年席卷全球的WannaCry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很多国家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网络安全重要性凸显，各地在建设智慧城市时，大都会规划和部署网络安全产品，但仍然存在大量重建设轻测评的现象，即重视硬件条件建设，却忽视建成后效果测评。安全测评环节的缺失，无法保证安全防护措施切实发挥作用，多地甚至出现了安全系统失效、系统被入侵等安全事件却毫不知情的现象。 第二，智慧城市项目庞大复杂，实际建设和运营时大多按照行业、领域、部门进行条块分割，导致缺少统领全局的安全监管。同时，大多智慧信息系统未建设安全运营中心，不能对智慧应用进行实时安全监控，无法及时了解城市网络安全现状并进行态势评估。 第三，随着国内等级保护、安全审查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我国政府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均已逐步纳入安全监管，但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基础信息系统（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交易服务等）尚处于监管盲区。这类信息系统用户基数庞大，业务范围深入国民经济和公众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鉴于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建立规范的智慧城市网络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定量分析城市网络安全度量指标，帮助城市明确自身建设情况，找出差距。组织智慧城市网络安全测评工作，是科学衡量智慧城市建设成效的迫切需要，也是探寻智慧城市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对于规范、监督和指导智慧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理顺安全责任，强化统一网络安全监管职能，推动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实现业务发展和网络安全管理的协调统一。建立智慧城市安全运营中心，树立动态、综合的防护理念,采用先进信息化手段开展安全运营工作，对抗不断发展的网络安全威胁。 第三，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组合管理、技术手段，加强对基础信息系统的安全监管力度。对于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交易服务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应建立准入、备案和常态化的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安全监管，控制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智慧城市安全。 第四，加强政策引导，在智慧城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建立自主可控技术门槛，要求智慧城市网络安全中关键、核心产品必须采用我国自主可控技术。坚持走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智慧城市建设之路，鼓励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格局，避免“棱镜门”重现。文章选自《新京报》，2018年3月15日
2018年3月20日 -
张连起委员：深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改革
专家简介
201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