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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二三事
从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消息得知：全球化的倡导者，曾奔走于全球各地的爱尔兰人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去世了，享年71岁。可能目前国内知道萨瑟兰先生的人不太多。在他担任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领导期间，曾促成世界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之一，在1994年一锤定音，签订了“乌拉圭回合” (Uruguay Round)协议。 在萨瑟兰领导“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理事会期间，他说服123个国家就农业、纺织业、劳务、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新规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了一致。当年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 (Mickey Kantor)曾将萨瑟兰誉为“全球化之父”，那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今天的这么多负面含义。 萨瑟兰曾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爱尔兰驻布鲁塞尔代表。他在1995年卸任由GATT而来的WTO的总干事一职。是他力挺并积极促成了中国加入WTO。 他从1997年到2009年担任英国最大的公司英国石油公司(BP)的董事长，从1995年到2015年领导美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萨瑟兰先生是个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开放眼光和谦逊的绅士。 我在英国石油BP公司供职期间曾有幸和他有几次交往。图中中间为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 左一为笔者，右一为英国石油中国区公关经理赵远恒先生 萨瑟兰先生在担任BP董事长期间，先后多次访问中国。和很多中国的领导人见面，就中国的能源行业走向世界和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和英国企业界的传奇式领袖， BP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John Browne）勋爵的合作， 对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化起到了深远的推动作用。 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深入改革和国际化早在大约20年前，随着中国的改革发展， 汽车逐渐进入家庭。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面临深化改革和走向国际化的挑战。作为BP的董事长，萨瑟兰先生非常乐观，是他和当时BP首席执行官John Browne勋爵及中国总裁德开瑞（Gary Dirks）的共同努力下， 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中石油，中石化在美国上市（IPO）。为此萨瑟兰先生面见了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 图中前排左三为彼得萨瑟兰先生，前排右三为盛华仁部长，前排右一为笔者 萨瑟兰先生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具有非凡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有一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在当时江主席的接见活动中，我为萨瑟兰先生担任全程翻译，他和江主席握过手后，直接把我介绍给江主席说：“江主席， 这是我的中国同事易珉”。（见下图，中间是萨瑟兰先生，握手的人为作者） 后来害得搞接见的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不知如何安排我的站位，把我放在了和领导照相的第一排的位置。站在后排照相的领导们都比我官大。（见合影照） 记得为了推动中国能源公司在海外上市这件事， 当时BP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见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总理非常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但会面中有些担心第一次在美国上市的风险， 问道：BP能否帮助中国公司上市？（见下图，左一为英国石油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左二为作者）约翰布朗先生回答说，我是给董事会打工的， 我得回去汇报。最终BP董事会在萨瑟兰先生的领导下，批准BP托股购买近20%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股份，成就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 左一为英国石油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左二为笔者为了具体操作细节，约翰布朗面见国家发改委主任曾培炎， 左一位约翰布朗，左二为笔者 萨瑟兰先生在华趣事：萨瑟兰先生任BP董事长期间，曾多次访华，我均有幸陪同。2000年初的那一次，我陪同他去上海考察。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我陪着他开车去苏州转转。我和公司领导们一汇报，上下都非常紧张。又是找保安，又是找警车开道，忙的团团转。他上车后发现这么多随从就和我说，把他们都赶走， 我就想坐着小车一路看看中国南方的小城镇和乡间， 找个小馆子吃顿正宗的中国饭。 我只好遵命，把其他车子赶走，就我自己陪他，司机开车。一路他异常兴奋看着中国南方的农村说：“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做什么样的商业都会成功！” 路上，他问我，你懂战略吗？你懂孙子兵法吗？我惭愧地回答：“不太懂。” 他笑笑说：“我也不太懂， 但战略是要能看懂外部环境和自己在这个外部环境中至少十年以后的机会和风险。风险多大，机会就有多大”。他的这句话，开启了我研究企业战略的大门。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顾，是个很胆小的人。进到苏州城区后，在一个路口被警察拦住了车。他不小心把车子开进了单行道。当时的警察只是要扣驾照，小顾急得快哭了。我们在车里发现情况不对, 下了车和警察解释。一开始警察执意要扣驾照， 我求了半天，说认罚款，别扣驾照，警察不干，要司机去交通队接受教育。当时没有并扣分的惩罚。萨瑟兰先生下了车子，从容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递给了警察说：＂我是爱尔兰人， 我们爱尔兰乡下人都不认识路，麻烦你了。＂笑着要给警察点烟。警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忙说＂Sorry， Sorry。＂还给了司机驾照说：＂请走吧，请走吧……..＂可他笑眯眯的一定要和警察合影，吓得小警察先跑了。 萨瑟兰先生是个智慧幽默的绅士，他对中国的进步做了很多努力。对我也很有启发。作为和他有过几次交往的人，我怀念他。 易珉 2018年1月9日于北京
2018年1月11日 -
萨瑟兰先生逝世 CCG理事长王辉耀回忆这位“同事”对中国全球化的杰出贡献
IOM移民顾问理事会（Migration Advisory Board）第一次会议于瑞士日内瓦IOM总部举行（右二为彼得·萨瑟兰，左三为王辉耀） 世界贸易组织（WTO）首任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曾被誉为“全球化之父”的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于2018年1月7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去世，享年71岁。 彼得·萨瑟兰先生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同为 IOM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IOM国际顾问理事会是IOM最高端的顾问和咨询理事会，专门针对当前全球移民趋势与现状为IOM决策层提供独立的、客观的咨询建议。 作为国际上最权威的有关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组织，IOM有169个成员国和8个观察员国参加，而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仅由10人组成。担任IOM 国际顾问理事会的国际知名专家均来自国家前首脑、重要政要，联合国前官员和世界著名高校的权威专家。 除了WTO首任总干事、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之外，理事会专家还包括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伊恩·高登，菲律宾内阁秘书长伊梅尔达·尼古拉斯，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前总统萝扎·奥通巴耶娃，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凯瑟琳·纽兰，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沙德希·哈克，荷兰亲王康斯坦丁·冯·奥兰治-拿照·冯·阿姆斯伯格殿下，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政策部主席约翰·宾汉姆等国际知名人士。王辉耀博士是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 彼得·萨瑟兰曾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爱尔兰驻布鲁塞尔代表，他的足迹也遍及全球各地。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为萨瑟兰致悼词时说，萨瑟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他是一名爱尔兰人，是欧洲坚定的一份子，是一位自豪的国际主义者”。瓦拉德卡说:“他毕生都在捍卫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 1992年6月9日，关贸总协定（GATT）理事会任命爱尔兰人彼得·萨瑟兰为该机构总干事。他于1994年说服123个国家最终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Uruguay Round)，加速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促成了最大的多边贸易协定之一，并出任WTO第一任总干事直至1995年。当年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曾将萨瑟兰誉为“全球化之父”。 萨瑟兰从1997年到2009年担任英国最大公司BP的董事长，从1995年到2015年领导美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高盛国际集团(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CCG常务理事、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先生曾供职于英国石油BP公司，多次陪同萨瑟兰先生访问中国，他表示，“萨瑟兰先生是个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开放眼光和谦逊的绅士 ”，还推动了中国能源公司的国际化。他回忆到，早在大约20年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面临深化改革和走向国际化的挑战，BP董事会在萨瑟兰先生的领导下，最终批准BP托股购买近20%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股份，成就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 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与萨瑟兰先生共同担任IOM国际顾问委员会理事以来，萨瑟兰先生一直非常杰出。在与王辉耀先生交流中，萨瑟兰先生多次谈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希望中国在WTO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多参与和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进程。 2016年6月30日，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国政府和外交部于6月13日提交的加入申请，中国正式成为使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王辉耀先生表示，萨瑟兰先生生前积极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而CCG作为国内唯一致力于移民领域相关研究的智库，持续推动着中国加入该国际组织。 在随后的9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和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在约200个国家代表们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协定--国际移民组织加入联合国系统。萨瑟兰先生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他对此历史性协议的签订也积极给予赞同和支持。 IOM是世界上最大的处理国际移民事务的政府间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确保有序和人道地管理移民流动，促进国际移民合作，协助寻求移民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并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正式成为IOM成员国，将助力中国在移民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有助于我国加强对移民的服务和管理，并且更好地吸引国际人才。 回顾这些重大历史进程，CCG理事长王辉耀非常怀缅萨瑟兰先生：“萨瑟兰先生对于促成中国2001年加入WTO，推动中国于2016年加入IOM，以及推动IOM同年加入联合国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8年1月11日 -
【亚太日报】《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发布 全球价值链未来应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8年1月8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后简称《报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会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致辞。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陈德铭认为，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的多边经济组织和区域合作中间使用的十分频繁的一个词。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用全球价值链来指导自己的经济体作为一个抓手，这也是2014年到2018年APEC的任务。同时，全球价值链也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形成的概念和一个产物，全球价值链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寻求开放促发展的重要的利器，无论哪个国家想在当前世界经济中更快地发展，它必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必须研究我的公共政策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孙振宇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报告》中对贸易平衡、微笑曲线、服务贸易、跨国公司等领域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对其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做主旨发言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及全球价值链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的重要成绩。赵忠秀教授指出，《报告》是由国际权威的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是一个全球平台，具有全球视野，寻求最广泛的共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崔凡，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等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及中国如何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等问题发表见解。现场图近年来，全球经济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有的贸易体系面临挑战。传统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和重塑，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形成。如何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待贸易的失衡与价值分配的不公不均的问题、各国保护主义民粹思潮抬头的问题及全球价值链角度的研究应该探索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是未来全球价值链研究所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文章选自亚太日报，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10日 -
【中国青年网】孙振宇：中国已经进入WTO舞台中央 有能力应付任何挑战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9日电 （见习记者 肖戎川） 1月8日，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中国首任驻WTO大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孙振宇（中间右一）答记者问。见习记者 肖戎川摄 发布会上，中国首任驻WTO大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就有媒体认为中国应无惧退出WTO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孙振宇表示：“中国退出WTO并不现实，我们通过十五年谈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加入了WTO，同时加入WTO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入市’以来这十几年，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好的十几年”。 对于中国当前在世界贸易中遇到的种种争端与摩擦。他认为：“我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中国现在已经培养出很多的专家，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和自信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就当前中国在WTO所处的地位，孙振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WTO舞台的中央，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并且与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密切的合作。同时他通过对比最初入市时表示：“最初进入WTO时，日子并不好过，有一个不断改革和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过程，当时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审核，而现在的中国，不光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还越来越多的参与到WTO的治理当中。” 最后，他还向记者展望了中国在WTO的前景，他认为，“当前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困难，只要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共同坚持下去，前景一定是好的”。文章选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10日 -
采访丘成桐：中美科技竞赛，谁会赢?
专家简介丘成桐，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一次国家安全战略演说中，称中国为“对峙的政权”，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而一份总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文件更进一步把中国和俄国都标签为“修正主义者”，指责它们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特朗普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而提出的战略蓝图，其核心元素点名中国：“中国的主导地位在它所处地区和其他地区，都会削弱许多国家的主权。”这个战略要求在亚洲地区打造更强有力的传统联盟和新的伙伴关系，来面对地缘政治竞争，并就此提议了一项新政策：限制签证，以防止外国人盗用知识产权，特别是前往美国学习科学、工程、数学和技术的中国人。以商业利益挂帅的特朗普政府不止一次点名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其实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大量资源投入敲响警钟，这受到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深度关注。特朗普政府在谈论对华贸易不平衡时，也经常影射中美之间的科技较劲，包括中国国务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包括 203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中国政府准备导入1000亿至1500亿美元打造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宏伟目标为实现2025年中国产业所消耗芯片的70%为国产，到2030年在各类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装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美之间现在已经进入了日益白热化的科技竞赛，牵涉的不仅仅是科学研发、商业创业，更有军事和政治。在这场中美的科技竞赛里，中国能够如期“蛙跳”而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吗?同时，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导向，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就业、拿签证，是不是有所影响?对于“科学无国界”的理念和中美之间科学的研究交流，会不会造成打击?我想谈论这些问题，没有人比数学家丘成桐更有资格了。丘成桐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界泰斗，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概念，成为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础。丘成桐在198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1994年得到克拉福德奖，2010年成为第二位获得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我特别想听听丘成桐对于中美科学竞赛的看法，因为他目前也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对于美国和中国科学界以及教育界，都有第一手的亲身体验。长久以来，丘成桐批评中国的大学基础科学教育薄弱，我很好奇，中美目前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多方面的竞赛，会不会由于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而受到影响?另外，中国学生现在会不会趋向于更容易套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用领域，而抛弃了基础科学中的数学和物理?这是我和丘成桐最近做的一次对谈：刘裘蒂：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是“中国特色”。您认为科学无国界吗?还是中国的科学界将会以一种“中国特色”发展?如何描述这个“中国特色”在科学研发中的体现?丘成桐：基础科学总是合乎自然界的规律，放诸四海而皆准，确是没有国界。至于科学的应用，因时制宜，因地而改变，可以有地方的特色。但是基础科学的范围宏大，一群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品味，在选择硏究对象的时候，会受到文化气息的影响。文化深厚的国家，往往对基础科学会有更深入的贡献，但是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全球菁英荟萃的地方，因此也受到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说，在美国产生的科学文化，就长期地引领世界多方面的发展。汉朝、唐朝、宋朝的科技曾经领导全球，却是以应用为主导。另一方面，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以后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对近代科学却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因此应用科技的发达远远超过古代中国，其间的发展，受到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文化的深度影响。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早期也深受欧美的影响，例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钱学森、陈省身等人，都受到欧美大师的教育。解放以后，开始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华罗庚和陈景润等人就受到俄国大师维诺格拉道夫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现在正在摸索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成熟。刘裘蒂：20世纪期间原子弹的发明过程，就是一个多国之间的科学竞赛。您认为现在科学的研究，是不是避不开国防、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敏感考虑?丘成桐：良好的基础科学，对于科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对人类文明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例如核子物理的学问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但是也可以去产生原子能，解决世界能源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要有效地控制科学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灾难。举例来说，现在很火热的人工智能以后必定会在战争上受到大量应用，可以大量地毁灭人口，必须受到控制。刘裘蒂：特朗普最近在演说中提到对于中国科学学者的防范，因为他们可能对于美国在知识产权及国家安全方面产生威胁。其中被点名的领域包括了数学，为什么基础科学如数学被点名?丘成桐：现在的特朗普政府不欢迎某些国家的科学家的政策，违背了美国开国以来立国的精神，不受到美国名校的认可，我认为他们这个立场必定会改变的。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数学的硏究采取什么态度，有可能注意力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不在基础数学。数学是基础科学之母。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特朗普政府才注意它。刘裘蒂：根据您的观察，美国现在已经收紧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求学和就业的签证吗?丘成桐：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可能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哈佛大学有办法吧。刘裘蒂：我也听人说，在中国拿了“千人计划”的头衔、或是项目资金，便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据您了解，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情况?丘成桐：我的朋友说在网上有很多华裔学者表示有这个可能性。其实在三十年前，华裔学者和学生刚开始到美国时，美国的情报局就会问我：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每半年就问我关于我的几个学生，例如曹怀东、田刚、李骏等人在干嘛。刘裘蒂：从李文和、陈霞芬、到郗小星，不少华裔学者在美国遭到法律上的诬陷，目前在美国搞研究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人心惶惶?丘成桐：暂时还未达到人心惶惶的地步。但是大家都有所警惕。刘裘蒂：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研究的重点?还有请您“科普”一下，这些研究的方向是不是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有所重叠?丘成桐：我主要硏究的对象是几何学及微分方程，它们和弦理论、广义相对论、及一些应用数学有关。刘裘蒂：您现在在中国带什么样的项目和学生?每年在中国待多长时间?丘成桐：我今年在哈佛休假，6月以来都在中国，也讲课，也带学生。刘裘蒂：在中国受到政府或是企业的赞助吗?丘成桐：最主要的精力是在清华大学的数学中心，还有科学院的晨兴所也花了我很多工夫，各有突出的成就，已经领先全国。我在浙江大学也有个所，一直以来做得很成功，十多年前就将浙江大学的数学排名提升到全国第三，但是这十年来，由于人事的变动，浙江大学只给这个所每年经费200万元，在这种微弱的经费支持下，这个所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现在浙江大学数学也因此排名第十以下了，甚至不入教育部的第一流标准。刘裘蒂：谈谈中国现在的双创环境，是不是“创业”多于“创新”?丘成桐：创业多过创新。刘裘蒂：在创业的环境主导下，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国学子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热门、可以及时套现的“实用”领域?丘成桐：创业有多方向，没有基础科学和理论的支持，你说的国内最火红的应用科学，恐怕只是跟着欧美来发展，难以理解为中国特色。刘裘蒂：您曾经评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现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这对中国在想要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蛙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丘成桐：现在还很是薄弱，但是比以前好得多了。所有具有深入和长远前景的科技，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持。中国对于理论的投入还是不够。刘裘蒂：去年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投入发布了白皮书，受到《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经常抨击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投资。您觉得中美已经展开全方位的科技竞赛吗?丘成桐：美国在科学上的投资和基础，已经比不上从前，但是还是远超过中国，暂时中国的科技落后美国，还谈不上竞争，我们还在学习。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走正确的方向，找到大量一流的人才，不单单是中国海外留学生，还有非华裔的学者都开始到中国来工作，我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会有大改变。科学研究的竞争，只要是公平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对大自然界的了解来进行的，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去批评其他国家在科硏上的投入。刘裘蒂：所谓的中美科技竞赛，对于像您这样在两边有项目的学者，不论是在接受赞助或培育人才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顾忌?丘成桐：在纯属硏究基础科学上，没有顾忌，只要有好的经费，在美国和中国一起做，应该没有问题，至少中美的高校都认可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是双赢的事情。刘裘蒂：请您谈谈目前中国和美国进行科学竞技时的优势和劣势。在哪些领域，您认为中国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丘成桐：美国在大部分科技上，仍然领先中国，但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很成功，基础已经打开，要迎头赶上，并不困难。要看政府用人用经费，处置得当，短期内可以在很多项目上，挑战其他国家的科技成就。至于什么项目最容易超前，杨振宁先生20多年前就提出：数学是最容易超前的，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即使到今天，这个看法还是正确的，但是一些中国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却误导了数学的硏究方向，急功近利，在基础数学还没有打好基础前，就全力去发展比较不踏实的应用数学的一些分支，结果应用数学也没有做好。这种做法和成功的美国名校的做法背道而驰。所以要超前，需要有深度的看法。要领先世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向是可以达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数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数学所已经达到世界前茅。刘裘蒂：中国要在中美科学竞赛中超前，必须在教育和行政方面，做怎样的变革?丘成桐：要打破院士专制的传统，打破官僚做法，打破外行领导内行的作风。刘裘蒂：作为学者，您期待看到中美之间在科研方面如何地合作?丘成桐：中美友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是个双赢的局面。希望两国领导们以这样的原则交流。其实中美在学术界上早已有密切的交流，希望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停摆。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8年1月5日
2018年1月9日 -
【海外网】中国成为英美之后全球最热门留学目的地，印度学生也服气了
近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随着全球化发展出现新趋势，逆全球化的兴起和美英等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收紧导致2016-2017学年赴美国际学生1,078,822人，同比增幅3.4%，与上一学年的7.1%相比降幅超过一倍。 与此同时，在全球留学和中国留学市场出现各种新态势的情况下，来华留学也呈现出新特点。据统计，2016年中国接受的来华留学人员达到442773名，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 据《印度时报》1月7日报道称，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印度赴中国留学的人数已经超过原先留学生最热门的英国。仅2016年，共18171名印度留学生前往中国留学，超过同年去往英国的18015名留学生。12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竹西社区开展“冬至饺子宴共享邻里情”活动，邀请辖区外国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包饺子（图源：新华网） 除印度外，其他国家国际学生来华人数也日渐提升。据统计，韩国持续成为在华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和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紧随其后。十年前，中国还不是大多数国际留学生的目标，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突飞猛进，中国每年吸引大量留学生。“一带一路”支持 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中国能够吸引更多国际留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公认的商业大国，也成为全球关注的创新中心，中国“智造”成为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据《印度时报》的报道，印度学生来华留学的热点专业也从医学逐渐向工程学科方向转移。 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的各项开放政策支持，来华留学生同比增速再次达到两位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为韩国、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增幅的平均值超过20%。随着更多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这一区域国家来华留学还将有较大增长。“双一流”建设护航 随着中国“双一流”学科和高校建设的推进，中国高校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双一流”建设对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有着积极作用，对于推动中国高校加快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俱乐部”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THE)最新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有63所大学跻身前1000位，其中北大和清华更是进入前30位，充分证明中国高校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此外，众多来华留学生认为，学费问题也成为吸引国际学生的一大原因。相较于美国留学的高昂学费，进入中国顶尖大学进行学习只需要其中的一小部分费用。具体来说，2016年至2017年就读美国私立大学平均需要花费45370美元，但在清华，每年平均仅收费7500美元。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为在华国际学生提供的留学补助，以及丰富的奖学金项目也促使众多海外留学生申请中国的高校。“文化出海”助力 谈到海外留学生来华，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和汉语在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选择来中国读书的留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近年来掀起的“汉语热”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汉语学习“大军”。中国的影视作品及网络文学的成功“出海”也让更多的外国人接触并喜欢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今年来增长明显，大多数留学生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凭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爱，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将目的地选择为中国。 除上述原因之外，“离家近”“英语教学普及度高”等原因也成为众多国际学生，特别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来华进行学习的原因。但究其根源，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领域交流合作是其中的根本原因。来华留学生的增长，不仅仅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可，还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文章选自海外网，2018年1月8日
2018年1月9日 -
金灿荣：今年半岛局势会怎么变化，全看朝鲜的了
金灿荣，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新年伊始，半岛局势即迎来新一轮的风云变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向韩国抛出一枝“橄榄枝”，表示有意就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等事项与韩国举行会谈。韩方立刻积极响应，提议1月9日在板门店举行高层会谈，并于1月3日与朝鲜进行了近两年以来的第一次通话。然而，在向韩国释放友好讯号的同时，金正恩不忘以核按钮“敲打”美国，称美国全境都在朝鲜的核打击范围内，并且核按钮就在他的办公桌上，引来特朗普隔空回怼，称自家的核按钮“更大、更厉害，而且真的有用”；中方则表示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同时也致力于推动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半岛局势再度变化，朝鲜对美韩的“一拉一打”究竟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背后是否藏着一篇大文章？眼看朝美双方已经以“核按钮”唇枪舌战，看得人胆战心惊，2018年半岛局势是否将有根本性改变，中国又将如何自处？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听听“金政委”如何解读这番动作。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并表示有意参加平昌冬奥会 图/视觉中国观察者网：金老师您好。新年伊始，朝核问题似乎是有所好转，特别是朝鲜方面不断在释放善意。想请问您一下，金正恩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释放善意？金灿荣：朝鲜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朝鲜确实对韩国释放了善意，但对美国是“示强”的。金正恩说了，他具有摧毁美国的能力，而且核按钮就在他的桌子上。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老特朗普憋不住了，回了一个推特：请你们转告金正恩，我也有核按钮，而且比你的更强大更可靠。所以朝鲜发出这个信号，不能简单说成是释放善意，这个不准确。实际上朝鲜是发出了复杂的信号，对韩国姿态要好一点，但对美国是很强硬的。那么发出这种信号的原因呢？第一还是想控制一下紧张局势。因为最近这半年多，半岛趋势是越绷越紧，如果再往前走，冲突的可能性就上来了。所以朝鲜就往后撤一撤，把局势往下压一压。这是朝鲜一贯的打法，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先把局势弄得很紧张，再往后退一退，朝鲜一直在用这个游戏来维持其国际上的知名度。另外发出这个信息也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联合国今年连续通过了三个制裁议案，朝鲜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也看到了某种可能性，因为2017年5月9日，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政府被国内称为“进步派”，对北方的态度是比较好的，所以朝鲜也看到了机会。在国际制裁统一战线当中，韩国这个环节是最脆弱的。韩国本身也是受朝鲜威胁最大的，如果发生冲突，损失会很惨重，所以韩国本身也是有恐惧感的。再加上现在韩国政府偏左，所以朝鲜会觉得这张牌比较有效。所以这是金正恩现在讲话对韩国释放善意的原因。第一就是想对紧张局势有所控制，因为紧张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对于朝鲜是最不利的。第二就是通过定向释放善意，在韩国这个方向打开制裁的缺口。第三就是他认定现在是有机会的。但这只能说是在南北之间现在出现了一点缓和的信号，因为整个讲话对美国还是非常强硬的，所以说整个讲话释放善意是不对的。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这次信号依旧是一个综合博弈之后的结果，为的是谋求朝鲜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控制局面？那您认为它是否能够占到主动权，或者说事情能够按照它希望的节奏来进行吗？金灿荣：应该这么说，韩国政府呼应得非常积极。金正恩1月1日讲完话，第二天韩国政府就倡议1月9日在板门店进行高层会谈，而且1月2日上午和下午连打两个电话，3日朝鲜回了个电话。所以就南北关系的情况来讲，好像事态有一点缓和，但是能不能达成比较理想的结果，现在还是没把握的。一方面，朝鲜方面对于发展南北关系的诚意如何，现在不知道。因为其实朝鲜以前老是这样的，紧张一段时间后释放一个缓和的信号，从韩国拿到一些好处以后，又搞这一套。所以这是一个老游戏，并不新鲜。此外，韩国内部现在保守派力量也很强大，也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不够清楚。现在文在寅政府提议说，至少在平昌冬奥会前后美韩能推迟军演，但是现在美国好像回答得比较犹豫，态度也比较暧昧，所以美韩之间也需要磨合。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对半岛任何的缓和迹象，中国至少都是支持的，今天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最近的进展也表示支持，但是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又始终不敢乐观，还要再看一看吧。观察者网：整体来讲还是处于一个互相试探的阶段。金灿荣：这个说法很准确。观察者网：在这个时候朝鲜首先选择了韩国来进行试探，也就是说它认为，无论地缘也好，还是其他的角度也好，韩国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而韩国整体来看也是比较积极的。那么您认为从韩国的角度考虑，它为什么会选择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应对，或者您认为韩国现在是怎样的态度？金灿荣：正如我刚才所说，韩国是个分裂的社会，文在寅政府一直希望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朝核问题，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因为最近局势比较紧张，战争的风险也显现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还有点忧虑。所以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缓和的动向，文在寅政府都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其一贯的理念如此，而且现在这种危险的局面更促使他要抓住任何机会。所以现在韩国马上给予了正面回应。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韩国肯定是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因为战争发生之后，不管怎么样，他肯定是首先直接接受冲击的。金灿荣：对。观察者网：您觉得朝鲜的这次释放善意，其实还是一个重复老动作，试探一下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之后就会撤回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觉得这次朝鲜还能拿到它想要的东西吗？如果拿到或拿不到的话，它后续会采取一个怎么样的动作？金灿荣：我估计它能拿到一点东西，比如说，只要南北开始谈判，美国主动动武去打朝鲜的理由就会少一点，这样朝鲜的安全性就好一点。第二点就是韩国提议春节前后进行南北离散家属的见面，而一般来讲，依照过去的经验，只要进行这种见面，经济上韩国总归要给朝鲜一点好处。所以这样来看，朝鲜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稍微都会有一点收入。观察者网：我们刚才提到，金正恩在对韩国释放善意的同时又喊话特朗普，跟美国说核按钮就在我办公桌上，他到底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意思，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表示？金灿荣：朝鲜对美国历来是又爱又恨的。一方面它恨美国恨得牙痒痒，因为它觉得它现在这么困难，主要是美国的封锁、制裁等举措造成的；但另一方面它对美国也有相当的期待，非常希望美国能改善对它的态度。因为它知道实际上有动机也有能力打它的主要就是美国。美国的能力是摆在那的，然后因为多年的敌对又有足够的动机。另外它其实对美国还有一点内在崇拜，觉得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如果跟美国和解，朝鲜的内外困境可以全部解决。所以它对美国是一种复杂的爱恨交加的心态，非常想跟美国和好，但是出于很多原因，美国现在不喜欢它，如历史际遇、地缘政治等缘故，而美国也需要把朝鲜当作对手和敌对势力，凡此种种，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不理它，于是朝鲜就要通过发展核武，逼着美国来承认它。特朗普发推回怼金正恩，称“我的核按钮更大更厉害，而且真的有用”观察者网：所以朝鲜又想挑衅来吸引美国的注意力，然后同时又说我其实是不想跟你打架的，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个跟你交流的机会。金灿荣：可以这样理解。观察者网：朝鲜希望能够获得美国对它态度的改善，但是它似乎又首先跟美国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分歧，同时又没有办法来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怎样才能获得美国态度的缓和呢？金灿荣：朝鲜其实是挺逗的一个心理，它觉得美国人吃软不吃硬，想通过发展出自己的力量，发展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逼着美国坐下来跟它谈。（对于美国）朝鲜没有其他的魅力，意识形态上跟美国是对立的；经济上块头又太小；从结构上讲，美国在这个地方已经有日本、韩国两个盟友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朝鲜正常情况之下对美国吸引力已经不大了。但是它又想跟美国好，怎么办？于是它就兵出奇招，吓唬美国。所以金正恩威慑能打到美国本土也好，核按钮也好，其实是一贯的（表达），就是想通过不断地“示强”来引起美国的关注。观察者网：所以说其实朝鲜解决问题的意愿比美国还要强烈，所以才会出现它一直去吸引美国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情况。金灿荣：对。从坏的方面讲，它认为美国是唯一威胁，从好的方面，它又觉得美国是可以全面帮它的。所以它表面上真的恨美国恨得牙痒痒，认为自己混成这个样子就是美国造成的，但另一方面又喜欢得不得了；同时还有悲剧，美国人就是不正眼看他，所以它就想办法用这种捣乱的方法引起美国的注意，即发展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核导技术。但这个东西反正现在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好，特别是碰到特朗普这个家伙，算是一个小疯子碰到一个老疯子嘛。观察者网：特朗普能够看透他想要做什么，能够知道他想要什么。金灿荣：对。观察者网：实际上特朗普也没有示弱，他直接说我有核按钮，比你的更大更厉害，而且还真的有用。金灿荣：是的，金正恩这一套我觉得碰到特朗普，效果可能是零，如果是别人可能还好一点。观察者网：为什么觉得碰到特朗普就会失灵？金灿荣：第一是特朗普跟一般政治家不太一样，他属于“性情中人”，睚眦必报的。职业政治家一般都比较会装，心里恨你但脸上看不出来的。但特朗普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特朗普把金正恩叫做“火箭人”，包括今天在推特说，“麻烦大家转告这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转告就转告嘛，还要在句子前加这么一串挺刺激人的定语。观察者网：特朗普整体上就是攻击性很强的感觉。金灿荣：对，大家现在有点担心的地方就是两个性情中人，把游戏弄假成真了。观察者网：以特朗普的政治判断，他会犯这样一个基本性的错误吗，还是会有其他的考虑？金灿荣：不太好说，我们只能说正常情况。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战略很成熟的国家，应该不会犯特别简单的错误。但是一方面是特朗普本人很有个性，另外一方面美朝关系对抗性比较强，所以也可能有算错账的情况。像我们上面所说，本来是玩游戏，结果那个“度”没掌握好，最后弄假成真，这个危险也是有的。观察者网：您觉得这个度的临界点是什么呢？金灿荣：不知道，这个就是意外，谁都无法预测。现在朝鲜拥核是既定的，改不了的，无论怎么谈我觉得都是无效的，是一个恒量吧。因为朝鲜拥核的动机太多了。它对外宣称拥核是因为美国人吓唬我要打我，我只能拥核自保，但是实际还有深层次原因。朝鲜拥核的第一个动机是所谓安全问题，第二个动机就是政权合法性，拥核是金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因为朝鲜整个国家治理都不太好，世袭制在现代社会也是很招人反感的。通过搞“两弹一星”，可以带来民族自豪感，这与其政权的威信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个动机是朝鲜希望拥核之后，在未来的半岛统一进程当中能够获得某种主导权。因为现在它与（半岛）南方差距太大了，人口上南方是它的一倍，GDP上南方是它的差不多46倍。所以无论哪个角度，朝鲜都没法跟南方抗衡。但是如果有核武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通过战略性武器四两拨千斤，至少跟南方取得某种对等地位，至少不能让南方简单地吃掉自己。甚至有韩国保守派还说，朝鲜曾威胁过南方，声称自己拥核以后可以打到美国，美国就不可能保护韩国了，甚至还要韩国服从它，要进行（半岛）统一，韩国的财富积累一下变成它的了，所谓“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朝鲜原来真的讲过“用核武器来实现统一的圣战”。第四个动机就是通过统一和拥有核武器，它能够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朝鲜的三个邻居，中国、俄国、日本，都很厉害的。他要是没有核武器，即使与韩国统一了，它的地位也是二流的。但是统一了再加上核武器，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跟这三位强邻平起平坐。但总的来看，就算美国跟朝鲜坐下来谈，也只能满足第一个条件即“不打朝鲜”，后面三个条件还解决不了。所以朝鲜拥核是一个恒量。朝鲜可以跟美国保证，自己不把核弹头装在洲际导弹上，并且不扩散。但是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因为背后的动机太复杂了。而美国这边的态度分成三派，一派是老特朗普这一派，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派准备动手打掉它：你不弃核，我来帮你弃核。观察者网：您认为特朗普有这个魄力，并且他认为打完这仗之后，结果会在他的可控范围之内，或者说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金灿荣：对，他们有评估，实际上如果打得顺利的话没什么损失。另外一派以国务院的技术官僚为代表，这一派就准备妥协了，接受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这一既定事实）。国务卿蒂勒森就代表这一派。第三派是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席约翰•哈姆雷（John Hamre），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对朝鲜既不打、又不谈。因为打的话风险很大；朝鲜是个“骗子国家”，又没法谈，谈也是瞎耽误工夫，被它羞辱。哈姆雷给出的方法是遏制，像冷战时对付苏联一样，允许朝鲜拥核，但是准备好报复手段，把美国的防御体系搞好，只要朝鲜敢动用核武就彻底摧毁它。约翰·哈姆雷发表文章截图但是哈姆雷那一派我估计不行，因为其他人会反驳，朝鲜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已经是拖家带口的超级大国了，还是很有顾忌的。但朝鲜光脚不怕穿鞋的，他（对核武器）是真敢用的，所以后发制人的危险性系数更高。所以我个人估计，第三派以后会逐渐边缘化。所以真正争论的是动武派和谈判派，目前这两派看起来实力差不多。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主战派掌握了关键位置，蒂勒森等职业官僚派人数众多、势力庞大，所以目前是不相上下，下面就看朝鲜怎么出牌。出牌出得不好，就会帮主战派，出得好，就会帮主和派。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朝鲜现在因为正在受到制裁，处境相对困难，所以它可能有点时不我待，然后就会去做事情。所以要看它具体怎样去做，比如说他可能威胁（美国）要到太平洋去试爆氢弹，或者到美国的关岛东南西北大概30多公里的外海砰砰砰打几个警告弹，这样的话美国受不了的，我估计美国就会去拦截它，这就比较危险了。虽然朝鲜说你拦截我就是战争，但是如果对朝鲜搞氢弹试射和警告性射击无动于衷，美国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朝鲜做这种挑衅性动作，美国的主战派肯定势力大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朝鲜不挑衅，但是按部就班地继续搞它的导弹试验、核试验，来个第七次、第八次核试，那美国肯定也坐不住，美国除了继续让联合国增加制裁，下一步可能就是海上封锁了，朝鲜肯定说这也是战争。所以我现在有点悲观，我觉得朝鲜是既定的（结果）：管你外面制裁不制裁，除非你直接打我，否则我就不弃核。观察者网：如果真的发生这个情况的话，中国应该怎么办？金灿荣：我认为2018年中国外交会有四大挑战，第一个是朝核危机到了临界点，无论是打还是谈判，今年都会出一个结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很难处理的一个情况，（美朝）他们俩甩开中国直接谈判也是个挑战。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不在中国的控制之内了。金灿荣：对。无论是哪个结果，对中国都不好。所以这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一大挑战。还有一个挑战，现在看来中印边界也消停不了。印度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有很深的疑虑，然后对自己的力量有一种迷之自信，所以在边界闹点事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三个挑战就是美国、日本、印度都有可能在打台湾牌，台湾当局也觉得时不我待。第四个问题就是，由于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大国里面相对较好，以及十九大报告所体现出来的自信，以西方为核心的外部世界受不了了，所以可能正在出现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就在上个礼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文章，认为世界正在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就是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国在限制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文化影响等等等等。John Pomfret发表文章截图2017年对于朝核问题，我国是高度重视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由于朝鲜的技术进步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强硬化，朝核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了，越来越难以拖下去了。应该讲去年中国加大了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力度，表现是提出了“双暂停”这个方案。原来中国有一个“双轨道”方案，即朝鲜弃核，美国承认朝鲜的合法性。去年又加了一个“双感情”。另外一个是中国加强了和俄罗斯的政策协调，后来又加强了与文在寅政府的协调。所以应该讲去年中国对朝核问题重视度上升，而且做了大量的外交努力。今年随着形势的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肯定是会进一步加大外交努力，但是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解决的。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1月6日
201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