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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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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天全：创业路上要先行、专注和绝对领先
理事简介莫天全，搜房网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商界精英莫天全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爱好--习武。在他看来，从商和习武有着共通之处，就算日理万机，他也要坚持练习散打、太极。现在，他创办的搜房网已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家居网路平台，但他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目前的成就还只是一个开始和切入点。◆ “‘先行’，就是你一定要比其他人提早做事情。” 莫天全自认为是一个天生“创业者”，他喜欢新鲜事物，喜欢迎接挑战，坚信创业路上要比别人先行一步。 “如果说30% 的人或意见认为可以做某一件事，包括你自己也这么认为，此时我们就可能非常认真地思考，赶紧采取行动，付诸实施。如果50% 的人说这个事情可以做，我们还可能去做，但要更快地去做。如果60% 甚至70% 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时我们就不能再做了。简言之，我们一定要去做创新的东西、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是把握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莫天全如是说。 从道琼斯回国后，他开始运营国内第一套房地产指数系统。当时，若只卖信息和数据库，很难做大一个公司，于是他抓住互联网兴起的机会，把公司业务嫁接到互联网平台上来，把传统公司转化成互联网公司，带领搜房网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定要先行，即要有先发优势，我们的创业和运营队伍对此都有非常重要的体会。” 现在看来，莫天全当初无疑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决定，不过当时这个判断却蕴含了极大的风险。是时互联网出现尚不久，机会虽然大，但行业并不成熟，倒闭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在少数。在当时的环境下，莫天全表现出胆量和远见，看准互联网的光明和宽广的未来，为公司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一辈子并不要做太多的事情，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好了。” 莫天全曾讲过，从毕业到工作创业，会有一个思想变化过程，刚开始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后来发现世界不是我们的，仅仅有做大事的宽广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踏实专注地去行动，去做事，实际上一辈子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已经很优秀了。“我们要专注才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如果整天只是出点子而不做事，就有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专注。” 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 莫天全认为搜房网的成功与秉持专注精神、扎根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 我们有一句口号， 叫‘ Everything Home Online ’，即所有与‘家’有关的行业我们都要涉足，包括现在搜房上的装饰装修和建材领域，也是跟‘家’相关的产业。”目前，随着环境变化，搜房网也做出一些转型，但莫天全强调，“转型始终没有离开原始的方向，虽然具体策略和方向一直在改变，但目标和中心却始终不变，围绕着家和房子，始终没有脱离最初的目标。” 莫天全认为，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坚持早已认定的方向，忌讳新想法太多，经常改变主意和创业方向，摇摆不定，不断做出新选择，最后反而会一事无成，一无所获。“从1999 年创办搜房到现在，七年了，总的方向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路子走下来。”事实上，莫天全也被媒体认为是国内互联网界里一直坚定不移的极少数人之一。◆“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绝对的领头羊。” 创业应以“在本领域内做到第一”为目标，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个企业或一个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是基本不存在的”，莫天全甚至用极端的声音来表明立场，“我们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企业要做到垄断。我们做绝对的领头羊，最好后面连羊都没有，所以要做到绝对的典型。我常常对公司里的同事说，你一定不要有竞争对手，一定不要让对手长大。你要做强，做到只有你一家。” 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豪情万丈的宣言，可以作为创业者创的目标。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领头羊仅是一个结果，做到这点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坚持和耐力。莫天全认为自己能在创业路上走到今天，将搜房网做到业界第一，依靠的正是永不言弃的精神，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在早期创业、守业过程中，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想过就此放弃，我们要永不言弃，这是我在工作和创业当中的一个深刻感受”。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0日 -
【时代周报】经济座谈会：李克强20天里两提债转股
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中国的经济开局良好，一些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预期。”这是李克强总理在4月11日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 同时，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座谈会中，强调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要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不断蓄能增势。针对如何蓄能增势，总理提到必须“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继续简政、减税降费、激励创新；用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说：“供给侧改革，要改革的首先是企业。供给创新性产品、淘汰落后产能，要‘动手术’的都是企业。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激励创新，都是针对如何为企业减负，激发企业创新、提升产品质量。” 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减税降费的本质就是让政府对市场做减法：“减少税收体制和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大程度发挥税收的中性作用，配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十八大以来，李克强总理已经前后9次召开了经济形势座谈会，“创新”是出现最高频的词汇，2014年之后更是每次都提及了创新。从历次经济形势座谈会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可以一窥中央治理中国经济的策略与思路。简政、减税皆利于创新 在4月11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给出了重点开展的供给侧改革“清单”：继续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激励创新。王辉耀分析指出，简政放权和减税降费联系起来，旨在加大企业研发力度，“这对我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很重要”。 针对简政放权，李克强表示“空间依然较大”，既要把今年已确定的削减下放审批事项尽快落实到位，又要针对企业、群众期盼自我加压，加快清除那些束缚办事创业手脚的绳索。 很多网友都记得总理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个天大的笑话”。在2014年6月的座谈会中，李克强总理就已经谈到要持续抓简政放权。当年我国就取消了632项行政审批。由此使得市场活力大增，2014年上半年，个体私营的就业人数就增加了1300多万人。 “简政放权可以创造更多的企业，鼓励创新性人才加入到创业中去。” 王辉耀说道。 其次，在减税降费方面，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年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支持各地从实际出发，在国家统一框架下，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关于减税降费的工作，李克强总理在很早之前已经开始酝酿。一年前，也即2015年4月15日，李克强总理也主持召开了经济座谈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是其中的一位出席专家。在会上，李克强总理就减税的问题询问了他：“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就业，从当前看，必然要减税，这个你们财科所有什么建议？” 刘尚希回答减税更多要和税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未来减税的效果会更大。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减税降费主要通过改革来进行，而营改增就是最大的税制改革。通过给企业减负，为企业创新也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从5月1日起将全面实施营改增，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今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 刘尚希表示：“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将营改增真正地落实到位。”他提出一方面政府需要给出具体的文件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企业必须进行关于营改增政策的培训。“例如，企业要是不了解关于营改增抵扣的内容，导致认识出现错误，在营改增的转换过程中，可能导致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 胡鞍钢则建议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评估和监督改革的实施情况。“改革推进和政策设计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以效果为导向，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他说道。20天内两提“债转股” 在供给侧改革“清单”的最后一项，是激励创新。李克强总理表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提供更优服务，助力新经济成长，壮大新动能力量。” 在今年召开的11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9次涉及创业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比如增设国家创新示范区、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双创基地发展众创空间等。 同时，在座谈会中，李克强总理还谈及了“债转股”，这是他20天内第二次提到“债转股”—前一次则是在3月24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王辉耀认为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 “要提高企业利润，债转股是减轻账面负担，减轻企业压力的一种金融手法， 我认为债转股是一种国家政策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王辉耀分析道。他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必须依靠产品创新。 有媒体报道，国有企业应当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生力军。科技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127家企业为主体的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84家都属于国有企业，占比近2/3。不过，亦有报告指出，国有企业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不足：近三年人均获得专利0.45项，专有技术0.46项，且九成以上被调查者缺乏成果转化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刘尚希觉得搞“债转股”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企业搞不搞“债转股”，还是要看它的发展前景，“至少，你僵尸企业就没有必要推行‘债转股’了”。文章刊于《时代周报》，2016年4月19日
2016年4月20日 -
首部中国众创空间发展蓝皮书发布 行业进一步向标准化迈进
历时117天国内外调研，优客工场牵手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北京众创空间联盟、优客工场商学院共同联合编撰完成的《中国众创空间发展蓝皮书》于4月18日在北京发布。在这份近两万字的蓝皮书中，不但对当前中国众创空间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于推动众创空间发展以及共享办公的国际经验都有最全面及深入的研究。 刚刚过去的2015年，可称为中国众创空间发展的元年。 依托于需求链的变化，正在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共享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创新、创业的热情催生了大量小微创业企业的办公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加渴望拥有能够激发商业灵感以及整合上下游合作链条的创业生态环境。 这为共享办公的发展丰沃了土壤。一时间，以优客工场、无界空间、36氪、洪泰创新空间、SOHO3Q等为代表的一批众创空间，正在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蓬勃的生机下不可掩盖的依然是中国众创空间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行业标准的缺失、运营主体能力的良莠不齐、概念大于实际的蜂拥而至都在制约着众创空间的发展。 一份厘定行业标准的蓝皮书急不可待，这对于国内迅猛发展的共享办公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据了解，《中国众创空间发展蓝皮书》从中国众创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展开，并对标美国众创空间商业模式来分析当前“中国化”的成果。结合中国市场的特点，对国内众创空间的标准功能及服务做了如下总结：空间规划科学合理、务实高效；由第三方提供企业所需的税务、法律等方面的配套服务；选址讲究以及丰富的商业生态。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目前众创空间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一些地区把建设众创空间数量当作硬指标，或者通过政策优惠强行推出一些成长性较差、功能性较低的众创空间，这只能形成表面的繁荣，难以从实质上促进创新创业。同时，我国众创空间刚起步，有“散”和“薄”的特点；区域经济的不平衡、盈利模式单一也造成了国内众创空间发展失衡。蓝皮书中，对于推动众创空间的发展也有详实的建议： （1）合理制定众创空间绩效指标：加快众创空间发展，需要包括租金补贴、场地提供、税费减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但不宜将众创空间的发展作为一项硬性政绩指标。在对某一众创空间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检测时，应当不唯孵化面积、在孵企业数量、服务创业者数量等指标，而是更注重其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和孵化企业存活率。 (2) 鼓励联盟、投资、并购：国家主管部门应出台明确规定，支持众创空间的联合、联盟，支持有实力的众创空间开展对外投资并购、股权合作，追求规模化发展，全国化布局，做大做强。对具有一定规模化和盈利能力的众创空间，在直接融资尤其是上市等方面给予定点倾斜。 (3)健全众创空间投融资体系，打造全要素孵化平台：租金收入只是众创空间的基础收入，要形成一个自足的产业，它还必须形成全要素孵化平台，股权投资平台，资源合作共享平台。这些平台，无法完全依靠创业服务业产生，而是需要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4)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原则 ：不少地区的众创空间及创业孵化器，前期主要由政府推动创立，有的甚至是作为示范样本来建立。但这种模式很难走远。众创空间和新创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政府扶持，包括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但总体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成长的原则。众创空间也必须经历市场大潮的淘洗。 (5)认真甄别金融领域的众创空间 ：金融领域的众创空间，尤其是涉及众筹的平台，应该严管严控。有些公司或个人，既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实力，也不懂金融业务，就随意建立P2P平台。其获客方式主要靠线下雇佣了大量“理财师”团队进行的地推，甚至建立不合规的资金池，进行平台自融，直接分配资金去向。 (6)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手续：继续深化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和住所登记改革。企业名称可注册登记为“众创空间”、“创客空间”等专业名词，其经营范围可核定为“众创空间经营管理”。放宽企业住所登记条件，降低审查要求，积极落实“一址多照”政策。畅通绿色通道，推行“集中登记”。 综上所述，对于当前国内致力于分享办公的创业者来说，都具有切实可行的借鉴意义。伴随着共享办公的鼻祖WeWork来到中国。对于国内众创空间的创业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WeWork的服务商体系与其会员结构对应，除了企业级服务以外，提供了大量的个人服务，从保险、健康到饮食等。但其服务供应商绝大部分位于美国，少数位于欧洲。这也意味着WeWork需要在中国重新搭建服务商体系，如何落地是个不小的难题。 在国内外竞争对手云集的众创空间领域，单一“数桌子”的收租模式必将被淘汰，而其终极目标是如何构建一个生态系统，更有效地服务于“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的创业创新领域。多位业内专家一致看好的便是孵化器模式和创业加速器模式，它们都需要构造一种对内自足、对外开放的生态体系，这代表了我国众创空间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国内以优客工场、创业公社、洪泰空间、无界空间、氪空间、P2和SOHO3Q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众创空间努力的方向，通过强大的渠道分发和产品闭环，构建自己的生态王国，此亦独角兽与独角兽加速器的完美融合。
2016年4月19日 -
【China Daily】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lps swell foreign student numbers
An amateur opera singer from Zhenjiang, Jiangsu province, helps an exchange student at Jiangsu University paint his face for a performance in March.Shi Yucheng / For China DailyTh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especially from countries relate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ncreased greatl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ministry posted statistics on its website on Wednesday showing that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uch as India, Pakistan and Kazakhstan, have further grown as larg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With 16,694 students in China last year, India, for example, went from the seventh- to fourth-largest source country. Pakistan rose from the eighth- to sixth-largest, with a 17 percent rise in student numbers.Miao Lu,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 think tank that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talent, said the growth in foreign student numbers from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ountries was a result of the ever-clos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The booming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have enabled more students from these countries to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as well as benefit from maste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Miao said. "This adds to their willingness to study in China."Zheng Tianying, CEO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dmissions System, a company that serves overseas students who hope to attend a Chinese college or university, said the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significantly helped attract more.The program allows 10,000 students a year from these countries to study in China with a full scholarship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Last year, almost 4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studying in China, a 5.5 percent year-on-year increase.Almost half came to work on a degree, and more than 40,000, more than 10 percent, received a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They came from 202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 most from Asia, whil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urope, the Americas and Oceania dropped.Zheng said that decline coul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air pollution, as well as China’s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student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came to study and fi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gloomy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Zheng said."But in the last year or two, us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come declined as the economy in the US improved," he said.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Beijing, followed by Shanghai, remained the two favorite citie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 2016-4-16
2016年4月19日 -
【新京报】何伟文：2020年中国不是高收入国家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经过测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达到2014年世界人均水平。我们没有根据自称进入高收入国家。 最近有学者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美元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个判断值得商榷。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我国GDP为676708亿元，国民收入为673021亿元；人均GDP49351元。据此计算，人均国民收入为49104元，折合7907美元。 十三五规划表明，2016-2020年间GDP将年均增长6.5%以上，并估计2020年GDP总量将从2015年的676708亿元增加到92.7万亿元（静态计算）。按照2015年国民收入相当于GDP99.5%计算，2020年国民收入为922365亿元。按2016年3月25日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6.5223折算，为141417亿美元。 2015年年末我国人口为13.7462亿，比2010年底的13.41亿增加2.5%。假定十三五期间人口增长率相同（暂不计二胎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加快），2020年底总人口为14.0899亿，年中人口为14.06亿。人均国民收入为10058美元，刚刚跨过1万美元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公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06至3975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3976-12275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122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显然，我国届时仍处于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离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大距离。 而且，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标准是变动的。2008年高收入国家标准是11906美元。4年内提高了370美元，即3.1%，年均提高0.8%。估计到2020年，这一标准会进一步提高。 如果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应当确保达到1.3万美元以上。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假定美元汇率不变，2020年我国国民收入应达到119.21万亿元，或GDP119.81亿美元，比十三五规划显示的92.7万亿美元高出29.2%。或者第二，GDP仍然为92.7万亿美元不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必须升值到5.07。显然，这两种可能性都很难实现。 唯一可能的结果是，2020年GDP达到100万亿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至6.4，人均国民收入可达到11057美元，即人均1.1万美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达不到高收入国家标准。 况且，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几天前，即3月22日，世界银行董事会刚刚批准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用于治理空气污染。如果我们自称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一贷款就没有了。 不能忽视的是，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所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一个基本规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待遇。如果我们自称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我国将归入发达国家一类，可大多数人仍然不富裕。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4年世界人均GDP为10800.8美元。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达到2014年世界人均水平。因此，我们没有根据自称进入高收入国家。 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现，将使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第一步目标，即实现全面小康。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不懈努力，才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本文刊于《新京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18日 -
王广发校长参加教科文组织2016移动学习周活动
理事简介王广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导 语 Lead 2016年3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2016移动学习周（Mobile Learning Week），UNESCO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出席专题讨论会开幕式并致辞，王广发校长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在2016移动学习周的专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教学、信息通讯技术支持等）参与到移动教学活动中的政府、企业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以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将各自的收获与体会进行了分享。▲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王广发校长在此次专题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教科文组织引导下，移动信息技术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推广示范观摩经验，交流合作学习，探究未来发展战略，实现平等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全球移动信息化教育的持续特色科学发展。” “我们作为引领移动教育全球性发展的教育投资集团和学校，对移动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深切的体会，希望在全世界播撒创新教育和移动学习的种子。”王广发校长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参加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并致辞。▲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交流。 在专题讨论会进行的同时，王府学校优秀教师代表于瑶、刘红娟老师经过层层筛选，入围最终发言名单，在分会场和workshop做了精彩报告，引来到场的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赞誉。▲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当日上午，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在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方副大使的见证下，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北京法政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是法政集团与教科文组织在移动教育领域多年共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协议规定由法政集团捐资，教科文和法政共同落实，将举办未来5年内的“移动学习大会”，以及共同引领全球范围内“最优移动教育实践研究”，旨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在移动教育领域使法政集团、王府学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参会以及合作得到了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王广发校长受总干事邀请共进午宴。次日，中国驻教科文大使张秀琴在会谈中，对法政集团的创举和王府学校的实力大加赞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唐虔主持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与终生学习部门执行长官David Atchoarena主持移动学习周专题讨论。 据悉，为了探讨移动技术对实现教育公平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11年发起了移动学习周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探讨信息通讯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手段如何提高教育品质，其他三个副主题分别是“普及高质量的教育”、“改善教法和学习针对性”与“强化管理、规划、评价”。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18日 -
李成：一流智库如何运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作者：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戴闻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位置马萨诸塞大道，与白宫、国会山相距不远。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智库，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其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创立的“政府研究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后美国不断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这家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智库，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创立等多项历史性决策。布鲁金斯学会还素有“美国政要储备池”之称。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这里任职。学会旗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拥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数位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这家已经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国、卡塔尔、印度）的全球性智库均名列榜首。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向本刊记者细述了其中的故事。美国智库的三种角色《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智库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李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成立100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实现并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影响力，其秘诀在哪里？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瞭望东方周刊》：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李成：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要“未来的专家”而非“过去的专家”《瞭望东方周刊》：学会座右铭中的“质量”是如何实现的？李成：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是如何打造起来的？李成：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很多渠道，比如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政府官员，通过“二轨”对话影响决策，影响媒体，教育民众，以及为调节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政要的“储备池”，每当政府换届，都会有前高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有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进入政府。举个例子，桑顿中国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中，杰弗里•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政策负责人，李侃如是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和美国财政部对华事务专家。兼职研究员中，还包括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主要执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这样的“交流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响力渠道。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经常邀请领导人、政界高层和意见领袖举办演讲、研讨会和公众讲座，有时一天有几场。因此，预订报告厅成为学会里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新媒体等变革，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正在变化。在下一个10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是否会面临挑战？李成：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智库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李成：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本文刊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戴闻名
201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