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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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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东:打造国际化、 有特色的资管服务商
理事简介王伟东,达仁投资管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2015年1月12日,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资管”)正式登陆“新三板”,成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专注二级市场投资的阳光私募公司。此后,达仁资管一系列内生和外延资本动作频频成为市场焦点,其创始人、董事长王伟东,无疑发挥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令人瞩目的资本市场经历 王伟东曾先后任职于地质矿产部政策研究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北京证券、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等著名资本市场机构,成功完成多达几十家企业A 股上市、再融资及并购和重组业务,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牛熊市循环周期,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实践经验,在中国证券行业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广泛的影响力。 达仁资管的控股股东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PE/VC 投资,累计管理规模近100亿元,在王伟东的主导下曾创新性地操作了很多开市场先河的投资案例,但几乎不为市场所知,比如,其创办的东海创投是中国最早以有限合伙作为募集基金的载体的管理机构之一;作为第一家与上市公司联合发起产业整合基金的机构(PE+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联合成立军民融合产业整合基金参与湖南上市公司南岭民爆重组,将硅谷天堂和九鼎所持公司股权赎回后,自行推动重组成功;更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PE 参与跨国并购和资本运作的股权管理机构,与兵器集团联合并购全球最大的汽车门锁跨国公司——德国百年历史的优秀企业KKT,获得超额的投资回报;将旗下的子公司达仁投资作为第一家阳光私募公司挂板上市的公司,且国际业务在国际上拥有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地政府金融牌照。 王伟东在事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一直关心支持家乡建设。2015年王伟东以母亲朱顺兰的名字命名“杰思朱顺兰爱心图书馆”,捐款200万元给故乡湖南双峰县教育局,援建40多个学校图书室,为家乡学校图书室添置图书和图书架,同时捐款数十万元用于乡村公路硬化和水利建设,为家乡教育和民众生计积极贡献力量。这正是他所秉承的“达则兼济天下”与“仁者爱人”,2016 年又以母亲名义捐赠15万元给家乡农村母校湖南彩石湾小学。私募挂牌新三板、希望业务规范透明 在上市公司中,阳光私募企业仍旧是稀缺标的。从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看,尚没有阳光私募企业上市;而在新三板市场,达仁资管则是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 近年来,新三板的兴起、股市的火爆和大众理财意识的觉醒也让阳光私募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选择阳光私募机构进行财富管理。而作为新三板市场崭新和稀缺标的,阳光私募企业也以其轻资产、以人为核心的运作模式、管理大笔资金等业务特点,引发市场对这一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态的积极关注。 王伟东表示,随着私募基金备案制度和部分明星私募的赚钱效应,阳光私募行业越发获得市场认可。阳光私募作为崭新的金融服务业,正在为金融服务业带来鲶鱼效应,激发市场活力。 通常,私募基金似乎并不喜欢如公募那样透明的投资管理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但阳光私募企业一旦挂牌新三板,难免将频频成为市场的焦点。因此,很多阳光私募机构并不会选择上市。谈及对此的看法,王伟东回应,一方面,挂牌新三板将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作为高度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并不担心模仿和竞争。 王伟东表示,达仁资管秉承“杰出思想创造绝对价值,勤勉尽责赢得持续收益”的经营理念,公司上市前就一直按照主板上市公司最高标准自我要求,上市后更加重视业务规范运行。目前公司已制定了完备的业务流程管理、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等制度体系,实行内部制度保证和外部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外兼修”,确保业务规范透明。与此同时,作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 达仁资管更以“监管有界,信义无疆”的超高要求,引领行业风范。达仁资管的前中后台每个岗位都要求专业化,均通过基金业从业资格考试,专人专岗负责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主动接受监管;认真践行合格投资者制度,对于机构和个人进行严格风险审查。规范透明的管理,为公司赢得更多客户的信赖。打造国际化、有特色的资管服务商 随着私募投资机构境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境外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开始试水海外市场。可以想象,未来私募投资机构的区域布局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不断扩张。 在王伟东看来,虽然国内私募行业机构众多,竞争十分剧烈,但正是这种充分竞争能有效洗牌,使好公司更快脱颖而出,达仁资管正是这种充分竞争的受益者。 达仁资管的优势就在于践行生态圈式的投资模式,密切跟踪全球最新技术动态和最新商业模式变革步伐,围绕产业价值链开展投资,同时投资基本覆盖企业发展的所有阶段,客户可自由选择国内外资本市场,规避单一国家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系统风险,从而在任何时候,都能为投资人和股东创造超额利润。达仁资管已完成以境内为大本营、新加坡为基站、香港为先锋,全面覆盖亚太、辐射全球的投资生态圈布局,成为中国人自己运营的具有创造超额收益能力的全球财富投资型管理金融机构。 达仁资管将全球资产配置作为公司业务的一大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目前达仁资管的海内外业务布局已经逐渐成形,以达到面向高净值客户、家族集团打造股票、债券、股权与另类投资等资产管理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实现全球化优选动态配置的财富增值目标。 王伟东透露,达仁资管将用三年的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作为发展阶段,在各主要领域完成产业布局;2016年作为飞跃发展阶段,实现业务范围全面、投资业绩过硬、涵盖国内和国际市场、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三百亿元的战略目标。 根据2016年4月达仁资管最新发布的更名公告,自2016年4月11日起,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公司的名称由“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获得企业集团登记证,企业集团名称为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这就意味着,未来新三板挂牌的达仁资管将是这一金融机构的主平台,该公司将以集团军的面貌出现,逐鹿新三板。人物简介王伟东,CCG 常务理事,达仁投资管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北京大学学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MBA,武汉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曾先后任职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中国证监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投资银行部、大鹏证券、北京证券等,曾担任营业部总经理、证券公司高管等职位。曾创办了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接受过摩根斯坦利专业培训,成功完成多达几十家企业A 股上市、再融资及并购和重组业务,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多个牛熊市循环周期,具有丰富的投资实践经验,在中国证券行业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和广泛的影响力。2015年12月当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9月2日 -
【新京报】国家新需求 折射海归就业信号
近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发布《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后文称“报告”),报告显示: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缺乏完善的职业规划是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而另外一项关于“海归是否具有清晰的职业规划”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52.4%的被调查者缺乏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个人定位不准确、对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的不了解,导致海归回国就业,很容易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近年来大批海归“着陆”,也让海归间的就业竞争愈发激烈。根据《中国留学生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截至2015年底,我国累计留学回国人数达221.86万人。相比去年,中国人才回流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海归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留学价值,为社会输入需求型人才变得十分重要。海归光环不再,拿什么打动国内企业?优势——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强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国内对国际人才的需求热度不减。伴随着海归人数的逐年递增,国内对国际化人才要求也在逐年提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海归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海归的优势展现得更为明显。此前,海归回国带回来的是技术,之后是模式,如今带来的是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模式。从实际案例来看,海归有非常强的创新思维和专业技能,更容易就业成功。”而在服务业等本土化领域,相比于本土人才,“接地气儿”的工作并不适合海归群体。海归由于一段时间生活在海外,对国内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了解不透彻,导致海归群体在该类工作中缺乏足够竞争力。智联招聘规划师郝建认为:“市场营销、助理、顾问等岗位,需要求职者对国内的市场环境有所了解,涉足这类本地化领域时,海归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问题——专业选择不够重视国家需求然而,并非所有的海归求职者都能准确地回应国内市场的人才需求。报告显示,近半数被调查者专业领域仍为商科,留学生扎堆现象依旧明显。实际上,国家的引才政策早已为海归择业释放信号。参考从中央到地方的海归引才政策不难发现,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等专业并非国家及地方发展的首要稀缺人才。在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中,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需求强烈。以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为例,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覆盖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40余种官方语言,而国内授课的语种不超过30种。“对于学习‘小语种’留学生而言,利用自身语言优势,未来进入大学授课或成为国际会议翻译的几率要远大于只会英语的留学生。”在西班牙就读西语的Gong十分看好个人就业前景。落地到北京、上海、天津、青海、宁夏、山西等省市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上来,不难发现,各省市对海归人才需求其实已经细化到小的学科分支。据了解,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机械装备制造等专业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也为留学生选择专业提供了指导。留学生们在选择专业、学校时,不妨观察近5年内国家人才需求,再结合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招聘模型重匹配度为了响应市场需求,不少招聘平台纷纷开辟了海归招聘通道。“与国内企业合作,在国外组织海归招聘专场会,搭建企业与海归互通的桥梁。”但令人尴尬的是,拥有海归学历的求职者虽然很多,但真正具备实践经验的人屈指可数。“从用人单位来看,海归素质模型与岗位素质模型的不匹配是企业在招聘海归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海威时代招聘事业部总监齐彬说道。“希望通过建立评测系统,帮助求职者搭建个人求职自画像,并通过企业岗位素质模型的比对,匹配双方的结合点,提升人才与岗位匹配成功率。”郝建同时建议,留学生在利用招聘平台时,应学会利用关键词索引功能,提升成功率。文章选自《新京报》,2016年8月29日
2016年9月2日 -
红杉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创业者要有企业家精神和反木桶思维
▼ 沈南鹏是投资界的明星,眼光准,颜值高,着装一丝不苟,头发一丝不乱,公共形象几近完美。虽然他看似温文尔雅,不过一向话糙理不糙的周鸿祎却谈到,“他是这样一个饥饿的人,他看到项目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狼一样,或者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他听到一点风声他就会去拼抢,会去追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并对他的努力和勤奋表示肯定。 创业者要想成就自己的一份财富,首先要考虑做的事业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这种原始驱动力我认为是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性的把握。这也是企业家能否建立长期持久的发展动力。◎“对于一个创业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都重要,如果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做选择,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 红杉资本的投资成功秘诀曾被人形容为买赛道,沈南鹏认为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与行业比起来,在投资上沈南鹏更看重创始人和团队,所以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更关键,况且一名真正优秀的赛车手,会主动规避狭窄赛道。“所以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人”。 对于人的衡量就体现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两个维度,尤其是后者,“对于一个创业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家精神都重要,如果在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做选择,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最重要,其次才是企业家能力。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保证方向正确和正能量;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让企业家能力得到正确发挥,否则才能就可能被滥用”。 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在创业的价值观上,创始人和团队身怀理想,所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价值和有贡献的,“一个有长期抱负的企业,在具体执行上会反映出来”。其次,在创业的动机上,真正的创业者是为了梦想而创业,而不是为了上市和挣钱,“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沈南鹏说:“我们更欣赏的创业动机是希望创造一种产品和服务满足某种需求,解决某个问题,其动力源自好奇心和使命感。判断创业者、企业家时不仅要看能力,看技巧,还要看他(她)是否具备正能量”。◎“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木桶理论’,但创新企业和传统企业在有些方面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一样的,创业者更应该具有‘反木桶思维’。” 沈南鹏提出初创企业需要有反木桶的思维,精力不应该放在提高自己的短板上,而是应该专注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自己的“独门武功”。“在企业初创期,每个‘一把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不能有短板,但我更认可反木桶理论,初创期企业往往是反木桶理论起作用。不管‘一把手’还是团队,不可能什么都强。与其全才,不如专才。每个早期企业都需要独门的杀手锏才能脱颖而出。即便队员能力都不错,但没有巨大亮点,作为初创期企业反而可能没有机会。‘一把手’要有独门武功,这独门武功因行业而异”。 尤其是现在,面对行业巨头百度、阿里、腾讯等几乎不可被撼动的地位,沈南鹏认为创业团队早期具有“反木桶思维”,寻找差异化生存,是在市场中求得一席之地并逐渐实现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初创型的企业,只需要在某一个领域中做到极致,就可以因为这一个点而迅速壮大,成为这个领域中的明星企业”。反之,初创企业如果开始就想做得面面俱到,失败的几率会很大。“面对一个早期企业,如果我们要求它每一个方面都很强大,最后往往会扼杀了这个企业起步和成长的可能性。早期企业需要的是专注,而早期创业者就应该把你的优点尽可能发挥出来。” 沈南鹏还指出,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打造一个好的团队文化,也是早期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因为受成本所限,初创企业在薪水上无法和大公司相竞争,那么团队文化就尤为重关键。“如果大家来就看到了一个薪水,你可能付不起跟跨国公司那样的薪水;大家也知道期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远期的合约,是将来的希望。这个时候我感觉在钱和期权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管理理念,还有你作为创业者的开放心态和对创业的态度,这样的行为,尤其在一个小公司的范围里,会极大地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9月2日 -
【国际商报】植根非洲,中企须做好几道“算术”题
今年是中非建交60周年,中国和非洲有着浓厚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对非投资从2000年的累计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000多亿美元,短短十几年中增长了100倍以上。 近年来,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已从官方的政治合作扩展到了民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到这块蕴含无数机遇的大陆寻求发展,并取得成功。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大型国企,也有新兴民企,它们在非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种类不断拓展,也为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帮助非洲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 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是企业行为在东道国民众中形成的印象,不仅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中国整体形象的构建和提升。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中国”的标签。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公共外交意识和行为方式,以及东道国公众的认知和媒体传播。 已有调查表明,少部分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存在产品服务质量差、无社会责任感、工资不高、不尊重非洲员工、忽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整体形象。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整体形象,通过分析产生正面或负面形象的原因寻求最佳形象提升方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必须做好几道“算术”题。加法好事连续做 报告指出,“加法”要在商业经营、社会责任和国家形象三个层面同时进行。 在商业经营方面,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是联系企业与公众的直接渠道,是公众对于企业形象建立的重要信息来源。公众所在意的并非企业本身,而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做好自己的本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认可。 与此同时,要注重提供就业岗位和员工培训。由于长期经济落后,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熟练的产业工人和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员,但是当地就业压力十分严峻,居民们拥有强烈的就业愿望和需求。中国路桥意识到了这种情况,积极提供就业岗位,做好员工培训。这不仅能提高了企业在非洲经营的效率,也能缓解当地社会问题,让民众意识到中国企业并非来到非洲“掠夺”,而是真正为非洲人民的生活做“贡献”。 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来看,报告认为,中国企业要深入了解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信息,针对性地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方案,收集社会反响并对成果进行评估改进。“企业仅仅意识到要履行社会责任是不够的,还要提高对社会责任的系统化认识,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度化,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企业文化传承下去。不仅是高层领导,包括员工也要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价值观”。 从国家形象层面看,企业具有双重公共外交作用,有助于公共外交双向性的实现。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加深对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之间联系的认识,多做“国家形象”类行为,比如举办宣传中国文化活动,组织外国人来中国参观等,即让世界了解中国。此外,双重性又使得跨国企业同时肩负着把东道国向中国宣传的义务,让中国更好地了解非洲,帮助非洲。 报告指出,公共外交不是一时兴起的任务,而是要长期化,持续化进行下去。为此就要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和资源、平台支持,并且要建立咨询分析机制,对公共外交的成果进行研究和改进。减法消除不良行为 报告强调,不能惯性思维,要了解并遵守东道国法律和国际法。中国企业虽然走出了国门,但在某些问题上容易陷入惯性思维,按照其在国内的处理方法照搬到非洲去,这就难免与当地的规章制度发生冲突,或违背国际惯例,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从而遭遇经营困境。 非洲有不少国家制度不完善,政商一体,腐败问题严重。与政府沟通本身是好的,但如果“走出去”的企业利用当地政府权力获得垄断资格,打压其他企业,又只顾私利不好好运作项目,无疑将给两个国家都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报告指出,中国企业间不要相互拆台,更不能欺诈。中国企业在非洲数量众多,虽然有竞争,但更要看到合作。只考虑自身利益,伤害其他同胞企业的行为,必然受到国内外各界唾弃,进而使得项目无法完成,最终影响中国的企业形象。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做到诚信经营,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那些欺诈经营、浑水摸鱼的企业。“杜绝利用国家形象谋取私利。”报告指出,国家形象与企业形象的紧密联系使得有些企业自作聪明,利用国家形象为自己谋取私利“开路”。这种行为危害巨大,把国家和企业捆绑在一起,消耗的是非洲公众对我们国家的好感和信任。企业应该思考的是采取什么行动能提高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而不是用国家形象包装自己。 对于用国家形象谋私利的企业,中国官方也要高度重视,有必要针对其不实宣传予以澄清,避免国家形象受到玷污。乘法 多与各方沟通 报告认为,首先,企业要加强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非洲国家与中国不同,他们之间也有许多区别,企业必须主动了解东道国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企业缺乏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事先的沟通就显得格外重要。中石化某项目在勘探活动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指责,所做的评估结果也得不到认可,都是因为没有事先沟通导致的。 其次,企业要加强同员工、工会的沟通。在国外,工会影响较大,许多劳资纠纷都需要与工会打交道,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常吃大亏。企业应当多与员工沟通,了解其想法,满足其合理要求,对不合理要求要耐心解释,让员工明白企业的处境,避免矛盾和冲突。而与工会之间也要按照国际惯例和当地法规订立双方认可的利益格局,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一味地强调自身难处、拒绝沟通,不利于解决问题。 最后,企业要引导媒体,与当地社会进行沟通。中国企业在非洲要学会与媒体正面打交道,善于通过国内外媒体宣传我国企业互利合作的理念,也要利用媒体解决企业经营中的突发事件,做好危机公关。 与此同时,企业和当地居民、员工之间应当是平等互利的关系,但中国部分企业往往不注重下层的呼声,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理解和耐心,出现问题时往往靠上层施压解决,归根结底,双方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如有的企业在劳资纠纷中,面对员工的涨薪问题后知后觉、敷衍怠慢,结果激起员工的不满,认为自己被剥削,得不到重视。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企业方面重视不够,也有双方文化差异的因素。对于这一点,必须双方平等地进行协商,采取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2日 -
【环球网】中国企业在非洲逐渐多元化:寻找新的共存模式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吴梦启】今年上半年,中国在海外投资猛增58.7%。越来越多的资本走出国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企业的性质、投资方式、运营模式和利益已经出现了高度的多元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8月22日举行的《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嘉宾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讨论。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柯银斌在会上的介绍,这份报告采取案例研究方法,选择4家中国企业及其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部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发生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例如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注重培训,尊重当地法律法规、杜绝官商勾结和杜绝利用国家形象谋取私利等。 公关:可以穿过铁路桥的长颈鹿 与大部分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分析和研究类似,该研究报告也发现了许多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企业所存在的普遍问题,相关建议也比较明确。但是真正引起环球网记者注意的是,这场研讨会上各个企业家和实际海外工作者之间的讨论。本次发布会邀请了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上海达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何烈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书长周鑫宇、中石油外事局高级工程师汪泽和中国路桥集团副总经理王利军,分别来自学者、国企和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反映出了在海外的中国企业越来越丰富的多元化特征。 首先需要的是认识“企业”这个词语的定义。对于研究报告所定义的“中国企业”,社科院的学者贺文萍认为:“企业是一个庞大的主体,里面既有国企,也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国际的说法就是私人企业。” 关于中国国企在非洲的历史要追溯到多年之前。王利军称,中国路桥在1950年代就开始在非洲拓展,当时主要承担的是援外项目。从大约新世纪之交前后,民营企业也慢慢进入。2000年,大学毕业仅一周年的何烈辉也来到了加纳,刚开始的工作是进行服装买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非洲的规模逐渐扩大。环球网记者之前做的采访中已经发现有大批的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从事采矿、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迄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的统计显示中国国企和民企在非洲的投资比例,但是民企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已是事实。 即便是中国国企,在非洲的角色也已经出现改变。王利军提到,自1979年以后,国企在非洲的援外任务已经逐渐弱化,援助方式也已经由无偿援助改为主权借款。在1990年代,国企参与非洲项目的方式改为竞标方式,带来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 国企和民企在非洲的共同存在和竞争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这一区域利益的多样化,而行为模式因此发生了改变。国企的性质注定了它必须守成求稳。中石油的汪泽谈到当年公司在苏丹的开拓,从未有过可以遵循的模式,也缺少相关政策的支持。“一直到2008年ISO26000出来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个标准。”汪泽说。政策的滞后性使所有工作都只能悄悄地进行,不敢大张旗鼓地报道,被外界认为“不透明”。王利军对此进行解释道:“本身讲得越多,别人抓住的漏洞就越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中国路桥在修筑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之前做规划,火车要穿过国家公园,需要向各种环保组织做工作。王利军提到,当时花了一幅漫画,一只长颈鹿从铁路桥下通过,反映出规划者们对环保的细心设计,然后以“长颈鹿都能通过的铁路”为标题发给了当地报纸。 选拔非洲人力到中国培训 对于一些研究报告认为企业应该实现本地化、雇佣当地人的建议,中国路桥的王利军委婉地表示,出于管理原因,以及按质按量按时完成项目的考虑,国有基建企业在非洲最好能够雇佣中国工人。有趣的是,作为民企老总的何烈辉称,他的企业90%以上的员工都是本地人。与国企处处小心不同,何烈辉进入非洲市场后,以信用为本,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以至于有时候“做生意都不用签合同”。目前他设立的达之路非洲投资论坛,已经是一个可以用于广泛沟通、公关性极强的交流平台。 而且作为国企,体量较大,比较强调风险控制。而民企比较灵活。何烈辉在非洲的第一个落脚点在加纳,几个月后转战利润更高的尼日利亚。十几年后,他已经跑遍了撒哈拉南部非洲。这一点对于一个国企来说比较困难。国企需要考虑的还有面对各种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基建类一项工程还需要考虑到工程完工之后的维修运营。贺文萍就提到,著名的坦赞铁路完工之后因为缺乏技术人才,几十年之后已经问题多多。而现在正在建设的蒙内铁路(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情况,开展了对运营维护人才的培训。 有趣的一点在于,在发布会上的嘉宾们,不论来自民企还是来自国企,都谈到了对非洲国家人力资源的培训问题。这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中国路桥与国内大学合作,定期选拔非洲国家的学生到国内进行工程师培训,已经形成机制化。何烈辉的企业则采用双向培训,既派遣技术人员到非洲进行培训,也选拔一批员工到中国的大学进行培训。这种培训对于延续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影响力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非洲大量存在的各国非政府组织有益于建立本国在非洲国家的正面形象。与会专家们意识到了非政府组织对于自身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刚刚起步。“扶贫基金会到埃塞俄比亚搞午餐、微笑工程,给女童免费提供午餐。”贺文萍在会议发言中说。传统的医疗队和农业援助的项目还在继续推行。不过与会者们认为,中国在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仍旧面临人员和素质不足问题,未来任重道远。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8月26日
2016年9月2日 -
【参考消息网】媒体关注”千人计划”:最顶尖人才没回国
台媒称,大陆近年来力推的“千人计划”,是否能终结人才外流?美媒报道称,“千人计划”确实令人心动,有人一回国就拿到15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因为美国经费是跟着项目而不是跟着人走”;但也有论者认为,千人计划吸引的人才虽然比土博士好,最顶尖的却还没回国。 据台湾《旺报》网站8月23日援引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密歇根大学年轻生物科研学者陈晓伟,原以为会在密歇根州的美丽小镇心满意足终老,但北京大学的慷慨邀请令他盛情难却。北京大学承诺的科研启动资金,让他可以研究自己最感兴趣的课题,这在美国简直无法想像。2014年他带着妻儿回到北京。 陈晓伟是大陆“千人计划”回国的海归之一。如今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剧增,仅2014至2015学年度,就有30多万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其中最抢手的高学历、经验丰富的理工科留学生流失严重。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在美国大学取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121名中国留学生,有85%毕业后5年仍选择留在美国。 报道称,为了终结人才外流,2008年大陆启动“千人计划”。与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的科研人员收入相比,“千人计划”提供的薪资高出好几倍,还提供子女教育津贴及科研启动资金,单是签约奖金就高达15万美元。至今“千人计划”已成功吸引6000余名尖端人才回国,类似的省市级人才引进计划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目前回国的高端海归包括:美国普渡大学神经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沉简,他在北大开设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并改革大学录取模式,取代分数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诺奖得主屠呦呦的“伯乐”、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生物学家饶毅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大学。当年早已功成名就的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施一公,现在则是北京清华大学副校长。 报道称,也有人质疑“千人计划”人才并非最优秀。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研究中国高端人才引进策略已有25年,他给美联社的一封邮件里提到:“我认为千人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海外招募而来的全职人员普遍优于本土人才,不过最优秀的人才尚未回到中国。”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6年8月29日
2016年8月31日 -
【大公网】中国创新创业须加强草根、国际人才“统收”
大公网8月26日讯(记者严雪)“创新创业,把草根、国际人才引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土鳖”和“海龟”相互结合的模式非常好。当下,无论从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服务、办公、生态等各方面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配套服务,这是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8月25日,专家在201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业峰会(以下简称“英创会”上如是表示,并称创业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利用科技和资本两个力量来助力产业腾飞,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论坛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王辉耀,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中组部人才局原副巡视员、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胡建华,分别围绕中国人才战略新趋势与创新创业机遇,时代的机遇因创业而重塑,打造人才高地、实现创新发展等主题发表了演讲。 王辉耀在演讲中对当前中国的人才战略趋势及各地最新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对威海人才发展工作提出有效建议。他指出,当前,人才流动是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并已成为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归流出国和回归国。2016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具有突破性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文件,为海归回国创业提供了政策性支持,未来海归创新创业将获得更多机遇。威海可以在人才发展方面多借鉴广东、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尝试降低绿卡门槛,允许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吸引海外创业团队人才,允许外国高层次人才从北京入、威海出等人才新政;开展国际化教育,增加威海国际化人口比例;出台威海海鸥、鸟巢计划等各层面的人才计划;发展国际化智库,建立“旋转门”制度,从而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提升人才驱动力。 王阳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中国今天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长期的挑战,比如投资、环境等困境,李克强总理提出创新创业,把草根、国际人才引到中国来,让中国的“土鳖”和“海龟”相互结合的模式非常好。当下,无论从政策、培训、孵化、投资、创业服务、办公、生态等各方面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配套服务,这是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的。” 同时,王阳补充说,政府也为回国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融资渠道与退出机制,因此创业者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通过双创和国际并购两个翅膀,利用科技和资本两个力量来助力产业腾飞,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胡建华则提出了具体方案。他指出,要通过深入调研开发区和科技园确定符合实际功能的定位,制定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人才政策和相关制度,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有计划地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加强多方长期合作,从而实现战略目标。文章选自大公网,2016年8月27日
201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