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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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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世界已经改变 各国都在摸索着前进
专家简介时殷弘，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编语“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这是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在今年年初发表的观点，当时特朗普刚刚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随后，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刮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潮。人们一度猜测，英国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脱离欧盟。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再次加息使世界各主要央行也纷纷效仿，支撑全球市场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似乎也在悄悄转变。时殷弘教授曾引用霍金的话评价说：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紧张和由此产生的变化，是我们最大的生态。半年过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为全球政治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时点下，即将举行的厦门金砖五国峰会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呢？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财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金砖国家合作研讨会上，再次采访到了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时殷弘教授，他就中美关系以及新型全球化等问题谈了自己新的看法。CCG举办的金砖国家合作研讨会现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至少正在改变，总的方向就是民族主义。”，在回答凤凰财经关于世界局势发展方向的问题时，时殷弘这样回答，他认为：有一些国家有比较厉害的民粹主义，地缘政治竞争在加剧，保护主义也在加剧。跟过去相比，冷战结束以来的25年内全球绝大部分领域差不多都发生了一些相当基本的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总的来讲大家都没有太大自信，都在摸索行动。可能中国看到的是我们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跟世界占比越来越大。但我们的挑战变得非常复杂，面临的是内外挑战。”时殷弘认为，目前国际上处理分歧办法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当场吵架可能马上把问题澄清了。还有一种就是讲讲客气话签个协议，最后分歧照样有。但问题在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表面延迟，但在延后行动的。“掩盖分歧，吵架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针对当前一些尖锐问题到底该怎么做还是比较不清楚，就算其中一家清楚了也很难说各家都清楚。”时殷弘称，政治是更难达成共识的，你可以在金砖自由公报里讲一个比较温和的话，但是美国不会满意，西方国家也不会满意，所以我认为，金砖峰会是一定能够开好的，但是不管是金砖成员的扩容还是政治以及经济体制建设上，都会有一个比较慢的过程。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 坏却有可能比以前更坏8月14号，川普签署备忘录，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发动了“301条款”调查，这项独居单边主义的贸易调查被有些人解读为中美贸易战的开始，对此时殷弘教授对凤凰财经表示：“301”条款调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威胁。他说：“中国跟他打交道也是这样，‘301’吓唬我，如果轻轻的不严重，不会伤及我们经济的筋骨那就不会理他，但是美国心里也知道所剩下手段不多了，把最后手段拿出来金正恩也不会投降。”他强调说：“目前，中美关系其实全压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朝鲜。可以说中美关系过去讲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但目前而言，坏的话有可能变得比现在实质性的更坏。”“金砖”基本上还是一个BABY（婴儿）作为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强国，金砖国家分处四大洲、地跨南北半球，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国情不同、文化也各异，但其国土总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9.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6%，金砖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影响举足轻重。据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预测“金砖”四个国家加在一起到2050年GDP可能占到世界一半，有数据表明：金砖国家GDP占世界份量2006年是12%，2016年涨到了23%。也就是说10年来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但何伟文表示：当把金砖国家拆开看会发现，其中中国增加9.4百分点，10多个百分点有9.4是中国的。印度增加1.2百分点，06年是1.8，去年是3。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就是金砖五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上升10.6，其他的加在一起下降0.6，俄罗斯下降0.2，南非下降0.1，其他三个国家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绑在一起不加区分的话恐怕有问题，这掩盖了金砖真的GDP。时殷弘教授也认为，金砖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于：一个是比较“年轻”，再一个是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时殷弘说：““金砖”比较年轻，其实金砖基本上还是一个baby（婴儿），年纪最多也就10年，年纪轻。再一个问题是这五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情势上都呈现多样化，你看中国跟南非情况很不一样，传统、文化、人口构成等等，甚至在某些方面讲严重一点就是碎片化的情况是天然的障碍！”“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形势有不平衡性，某些国家仍然有较好增长状态，但是总体来讲世界经济广泛的不足，而且世界政治状况太不清楚了，特别是特朗普上台8个月了，在全世界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再加上安全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使得巴西和南非特别严重的遭到衰退的危险。”时殷弘说。中国最重视金砖这背后有四个原因时殷弘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五国当中可能是这些年来是相对来说最重视“金砖”的。金砖对中国而言可以作为新型国际政治、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开拓力量。时殷弘说：“我总告诉国外学者、政府官员、外交官,我说中国至少要四个：第一在全球层次上，在全球主要问题和全球治理层次上，中国要争取尽快的成为现有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影响力；”“第二与金砖没有太大直接关系，中国要在亚洲成为外交和经济方面的（第一）没有疑问了；”“第三斗争最激烈的，也是我方面临的困难，就是迟早在西太平洋西部，就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中国要占有军事战略优势，至少是对美国，这个是当然。”“第四比较抽象一点，中国这么大国家，发展这么快，中国当然希望有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不管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战略领域有一个大强国受到社会尊重，这个跟金砖也有关系。”解决办法要充分共享并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中印矛盾时殷弘认为，要解决金砖五国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难，第一个措施，就是要建设和发展金砖体制性的安排。要学习“一带一路”问题上中央近年来比较新的态度，要共商共举共建共享。“你要实现你的关切就好好想想你怎么实现人家的关切，这是交换的。通过充分共商，否则中国金砖再过5年10年体制上没有新的进步的话，中国本身影响都会小了。”时殷弘说时殷弘说，还要以可行的方式，可行的速度谋求金砖扩大成员。这会增加金砖潜能，增加金砖的灵活性，增加金砖达成更多协议的机会，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金砖在世界各大区域的地理上的影响。最后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关注中印两国问题，要思考如何去缓解中印两大国之间的严重和广泛的矛盾、分歧和竞争。“中印两国是金砖重要的成员国，他们之间严重的竞争和对比，第一我们现在觉得深刻，第二是显著，特别是洞朗这个例子，很多人都觉得弄不好会打仗。这使得金砖集团内部合作变得困难了。”时殷弘这样说。文章选自凤凰国际，2017年9月3日
2017年9月7日 -
【凤凰国际】时殷弘：世界已经改变 各国都在摸索着前进
专家简介时殷弘，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国务院参事。编语“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这是中国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在今年年初发表的观点，当时特朗普刚刚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随后，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刮起了一阵反建制风潮。人们一度猜测，英国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国家脱离欧盟。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再次加息使世界各主要央行也纷纷效仿，支撑全球市场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似乎也在悄悄转变。时殷弘教授曾引用霍金的话评价说：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紧张和由此产生的变化，是我们最大的生态。半年过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举措为全球政治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时点下，即将举行的厦门金砖五国峰会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呢？带着这些问题，凤凰财经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金砖国家合作研讨会上，再次采访到了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时殷弘教授，他就中美关系以及新型全球化等问题谈了自己新的看法。CCG举办的金砖国家合作研讨会现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这个世界已经改变，至少正在改变，总的方向就是民族主义。”，在回答凤凰财经关于世界局势发展方向的问题时，时殷弘这样回答，他认为：有一些国家有比较厉害的民粹主义，地缘政治竞争在加剧，保护主义也在加剧。跟过去相比，冷战结束以来的25年内全球绝大部分领域差不多都发生了一些相当基本的变化，这是毫无疑问的。“总的来讲大家都没有太大自信，都在摸索行动。可能中国看到的是我们经济总量，贸易总量跟世界占比越来越大。但我们的挑战变得非常复杂，面临的是内外挑战。”时殷弘认为，目前国际上处理分歧办法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当场吵架可能马上把问题澄清了。还有一种就是讲讲客气话签个协议，最后分歧照样有。但问题在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表面延迟，但在延后行动的。“掩盖分歧，吵架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针对当前一些尖锐问题到底该怎么做还是比较不清楚，就算其中一家清楚了也很难说各家都清楚。”时殷弘称，政治是更难达成共识的，你可以在金砖自由公报里讲一个比较温和的话，但是美国不会满意，西方国家也不会满意，所以我认为，金砖峰会是一定能够开好的，但是不管是金砖成员的扩容还是政治以及经济体制建设上，都会有一个比较慢的过程。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 坏却有可能比以前更坏8月14号，川普签署备忘录，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发动了“301条款”调查，这项独居单边主义的贸易调查被有些人解读为中美贸易战的开始，对此时殷弘教授对凤凰财经表示：“301”条款调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威胁。他说：“中国跟他打交道也是这样，‘301’吓唬我，如果轻轻的不严重，不会伤及我们经济的筋骨那就不会理他，但是美国心里也知道所剩下手段不多了，把最后手段拿出来金正恩也不会投降。”他强调说：“目前，中美关系其实全压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朝鲜。可以说中美关系过去讲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但目前而言，坏的话有可能变得比现在实质性的更坏。”“金砖”基本上还是一个BABY（婴儿）作为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兴市场强国，金砖国家分处四大洲、地跨南北半球，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国情不同、文化也各异，但其国土总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9.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6%，金砖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影响举足轻重。据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的预测“金砖”四个国家加在一起到2050年GDP可能占到世界一半，有数据表明：金砖国家GDP占世界份量2006年是12%，2016年涨到了23%。也就是说10年来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但何伟文表示：当把金砖国家拆开看会发现，其中中国增加9.4百分点，10多个百分点有9.4是中国的。印度增加1.2百分点，06年是1.8，去年是3。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就是金砖五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上升10.6，其他的加在一起下降0.6，俄罗斯下降0.2，南非下降0.1，其他三个国家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绑在一起不加区分的话恐怕有问题，这掩盖了金砖真的GDP。时殷弘教授也认为，金砖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于：一个是比较“年轻”，再一个是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时殷弘说：““金砖”比较年轻，其实金砖基本上还是一个baby（婴儿），年纪最多也就10年，年纪轻。再一个问题是这五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情势上都呈现多样化，你看中国跟南非情况很不一样，传统、文化、人口构成等等，甚至在某些方面讲严重一点就是碎片化的情况是天然的障碍！”“尽管现在世界经济形势有不平衡性，某些国家仍然有较好增长状态，但是总体来讲世界经济广泛的不足，而且世界政治状况太不清楚了，特别是特朗普上台8个月了，在全世界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再加上安全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使得巴西和南非特别严重的遭到衰退的危险。”时殷弘说。中国最重视金砖这背后有四个原因时殷弘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五国当中可能是这些年来是相对来说最重视“金砖”的。金砖对中国而言可以作为新型国际政治、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开拓力量。时殷弘说：“我总告诉国外学者、政府官员、外交官,我说中国至少要四个：第一在全球层次上，在全球主要问题和全球治理层次上，中国要争取尽快的成为现有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影响力；”“第二与金砖没有太大直接关系，中国要在亚洲成为外交和经济方面的（第一）没有疑问了；”“第三斗争最激烈的，也是我方面临的困难，就是迟早在西太平洋西部，就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中国要占有军事战略优势，至少是对美国，这个是当然。”“第四比较抽象一点，中国这么大国家，发展这么快，中国当然希望有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不管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战略领域有一个大强国受到社会尊重，这个跟金砖也有关系。”解决办法要充分共享并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中印矛盾时殷弘认为，要解决金砖五国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困难，第一个措施，就是要建设和发展金砖体制性的安排。要学习“一带一路”问题上中央近年来比较新的态度，要共商共举共建共享。“你要实现你的关切就好好想想你怎么实现人家的关切，这是交换的。通过充分共商，否则中国金砖再过5年10年体制上没有新的进步的话，中国本身影响都会小了。”时殷弘说时殷弘说，还要以可行的方式，可行的速度谋求金砖扩大成员。这会增加金砖潜能，增加金砖的灵活性，增加金砖达成更多协议的机会，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金砖在世界各大区域的地理上的影响。最后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关注中印两国问题，要思考如何去缓解中印两大国之间的严重和广泛的矛盾、分歧和竞争。“中印两国是金砖重要的成员国，他们之间严重的竞争和对比，第一我们现在觉得深刻，第二是显著，特别是洞朗这个例子，很多人都觉得弄不好会打仗。这使得金砖集团内部合作变得困难了。”时殷弘这样说。文章选自凤凰国际，2017年9月3日
2017年9月7日 -
【商业周刊/中文版】史上最大海归创业潮
与国内技术人才相比，海外人才一般受过体系化的训练，做过很多比较好的项目，技术能力比较强“虽说这个工资挖谷歌工程师有点难，但已超出想象……就是喜欢看老外惊讶的样子”。 “哇！中国创业公司可以开这么高的薪酬？”这是爱拼(iPIN)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洋，在今年美国旧金山的美国人工智能协会(AAAI)2017大会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iPIN科技创立于2013年，是一家通过分析数据信息，为教育、招聘等行业提供商业应用的人工智能公司，总部设在深圳。杨洋半年多前参加AAAI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挖海归”。iPIN科技为此开出百万年薪，而其所在地的深圳市政府还会给每个符合条件的海外归国人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补助。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三个华人对iPIN科技表示很感兴趣，其中一位是应届博士，另两位在美国工作多年。 “虽说这个工资挖谷歌工程师有点难，但已超出想象，”杨洋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一般国内企业想挖到顶级AI工程师，开出的报酬需要达到年薪千万人民币以及若干期权，创业公司能达到几百万元人民币也是一个不低的数字。身材挺拔、说话爱开玩笑的杨洋打趣道，“就是喜欢看老外惊讶的样子。”那次会议上，杨洋目测60%的参会者都是华人，他甚至很少说英语，全程都用中文沟通。杨洋自己就是海归，曾在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攻读信息学博士，并在美国国家旅游与电子商务实验室（NLTeC）从事搜索引擎研究。 今年35岁的杨洋，从出国到回国创业历经了约十年。20多岁时，他很想看看国外的天地，为了能够完成出国梦，他选择了机会多、自己却不太擅长的物理学。出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这次学习过程中感到快乐。一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群外国同学组成的学习小组充满激情、兴高采烈地讨论课业，疲于应对学业的杨洋走上前去，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看你们每天都非常开心，你们为啥读物理学博士？”一个叫Berli的同学说道：“杨，你读物理学博士不是因为喜欢吗？”就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杨洋的内心，“当时周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我们拿学业当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热爱去读书。”后来杨洋休学了，经过一番周折读上最喜欢的信息科技专业。这番经历也为他后来回国创业埋下伏笔。 杨洋回国创业并不孤单。来自谷歌总部的科学家李志飞，2012年回国创立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公司出门问问。美国上市云存储公司Box前工程师程远2013年回国创立了企业数据存储公司亿方云；职场社交网站LinkedIn领英美国商业分析部高级总监张溪梦2015年回国创立数据分析公司GrowingIO；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任职，并在美国UT斯达康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的黄晓庆，也于2015年3月回国成立达阔科技，是一家云端智能机器人运营商，目前已获得由软银集团、富士康集团等超过1亿美元A轮融资；剑桥大学博士熊梓锴曾经在金融分析和研究公司Copal Partners做分析师，2016年3月在北京创立了大数据开发及应用公司开数科技。杨洋，爱拼(iPIN)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有些人则选择了先加入国内大公司，熟悉国内市场后再行动。余凯曾在微软、西门子、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NEC)和百度工作，2015年离职创立地平线机器人公司。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学者吴恩达，于2014年3月回国主持百度人工智能工作，也在今年3月离职，三个月后在他的Twitter上发布创立Deeplearning.ai公司。 其实，这批海归创业潮已是第三波了，开始于2012－2013年，并于2015年之后达到高峰，更被誉为史上最大的海归创业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形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留学人才的归国潮”。其中，创业成为主要选项之一。近五年来，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一共有347个，入园企业超过2.7万家，7.9万名留学人员在园创业。“2016年留学归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为58.48%，逾8成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呈现人才加速回流态势，并将迎来进大于出的历史拐点。”教育部的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会长刘利民分析。 今年八月，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这些海归中92.1%是在国内就业，7.9%在国内创业，这也是第一次单独调查海归创业者的比例。其中，海归开始创业的时间集中在2015年至今，比例高达76.4%。“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创业支持政策落地实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归选择归国创业，”这份报告指出，在创业的行业分布上，海归们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占比为19.8%。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占比分别为14.7%和11.8%，选择金融业的占10.3%。“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海归国，更是海归最大的流动国，这对中国的创新创业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肯定地说。 而在创新技术领域之中，最新特点是涌现出大量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人才。“目前海归人才的创业比例越来越高，”领英中国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认同地说，“国内创业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好的创新氛围，地方政府也针对归国人才推出了创业政策，大大吸引海归回国创业。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海归人才成为国内的抢手货。”2017年7月20日，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到，“加大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引进力度。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精准引进。” 这和大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2000年前后，国内曾出现互联网领域第一波华人回国创业潮，包括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1999年回国后创立百度。北极光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邓峰创立的安全领域上市公司NetScreen被Juniper Networks并购后，从硅谷回国成立风险基金。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曾这样回溯第一代海归：在美国得到的教育对回国创业，是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每天都在削弱。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迹象，李彦宏那个时代已成过去。 第二波回国创业者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谷歌中国帮”和“斯坦福派”，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O2O领域。2006年，谷歌正式宣布进入中国，此后一批华人工程师从硅谷总部回到中国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立即走上创业的道路，而是在谷歌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创业大军。峰瑞资本投后部门对50位曾在谷歌工作过的员工进行盘点，其中大量的工程师走上创业之路。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谷歌搜索广告系统第一位工程师周哲。2000年至2007年，他在谷歌美国工作，2007年回到谷歌中国，在2014年创立技德科技。沈思是谷歌第一个移动广告产品经理，2004年至2007 年在谷歌美国工作，2007年加入谷歌中国工作。2008年，沈思成立木瓜移动，从谷歌中国离职创业。这一时间段前后，还有“斯坦福派”，包括团购网站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O2O二手车零售平台优车诚品的创始人涂志清等不下十余人。 此刻，海归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创业已是一股不可挡的潮流。根据乌镇智库在2016年末发布的《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仅2016年上半年国内就新增60余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投资金额达到6亿美元。根据海外留学职场平台Lockin China2016年发布的《中国海归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3.4%的海归在回国时选择自己创业。创业是一件需要综合能力的小概率事件，但在近几年，海归创业这一趋势越加明显。“大公司的优势是品牌、资本、人才、用户数据。劣势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必须培养新的使用场景。在技术初期获得的用户量可能没法满足大公司的KPI，而对创业公司来说，有一定的用户量就足以支撑公司坚持下去。”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杨洋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大公司做人工智能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撑自己现有公司的业务增长。而在创业公司做事，没有限定条件和历史负担，战略选择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对于想创业的海外华人来说，如果在国外创业，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必须拿到工作签证才能开展事业。其次，作为中国人，在美国招聘到创业团队也有很大的难度。回国创业的好处却很明显：国内技术人员的能力在逐渐提升，而武汉、成都、重庆以及深圳等城市对海归创业都有政策支持。 2016年9月，领英中国为了替国内企业招揽人才，在美国举办了一次线下招聘会，集中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架构师等领域。在这场招聘会上，有将近300人到场，大部分人来自于谷歌、Facebook、Uber、苹果等公司，绝大部分为华裔；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占到场人数的将近一半。王欢在现场与求职者交流后的感受是，“一些海外华人虽然有非常好的工作，但对于国内的机会非常有兴趣，成熟人才对于归国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领英平台上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数量约为25万。根据领英对这些人进行的分析，从中美人工智能人才的从业年限构成比例上看，美国拥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人工智能人才比例接近50%，而中国十年以上经验的人才比率只有不到25%。美国五年以下经验的人才比例约为28%，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比率超过了40%。中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总量较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来说还较少，十年以上资深人才尚缺乏。“人才的缺乏和国内对技术的愈加重视，是新一波海归技术人才回国创业的催化剂。” 王欢服务跨国人才市场多年，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创业者擅长于商业模式创新。但模式创新其实容易被抄袭和复制，特别是涉及到服务的创业，以至于中国互联网的市场拼杀速度非常残忍。一方面让国内创业在某些领域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唤醒中国公司必须重视技术创新。“因为大家知道，比如我拼服务、拼价格，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取胜的，往往能取胜的是在技术方面的创新，从技术方面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王欢观察到，对接公司与人才的过程中，好的架构师和大数据人才，回国拿到的薪酬不见得低于美国的工资。企业招聘端也愿意为成熟的技术人才配团队和项目，吸引技术人才。程远，亿方云创始人 大数据产业的前景不可限量。2017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就在封面文章中，将大数据称为“未来的能源”。文章写道：“数据驱动”的创业者们是这场新经济的投机者，他们勘探数据原油，提取出来，并转化为聪明的新服务，从分析X光和CT扫描，到决定一片区域中的灭草剂喷射处。 早在1980年代，美国就有了“大数据”的概念，但是尚未达到“爆炸”阶段。到了2000年，大数据的提法又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获得了更大的关注。信息管理专家、科技作家，《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涂子沛认为：“2004年社交媒体的兴起是数据开始爆炸的重要原因，每个人都成为数据产生源。” 云计算是大数据爆发的另一个前提。2006年美国电商公司亚马逊推出旗下云计算服务，3年后，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在国内也推出云计算服务。国内外的云计算公司使得大数据挖掘成本降低，以至于更多创业公司可以直接采用云计算服务在大数据产业上探索自己的商业模式。 近一两年，数据挖掘技术提升带来的是数据实时在线分析和个性化推荐，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这一次人工智能革命，‘机器学习’的本质之一就在于从人类大量行为数据中找出规律，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和兴趣，提供服务。”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智能革命》一书中写道。 中国大数据市场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在2017年3月发表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中提到：2016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为168.0亿元，增速达到45%，预计2017至2020年增速保持在30%以上。根据大数据咨询研究机构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281亿美元，同比增长22%。2017年6月埃森哲咨询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也显示，人工智能有潜力将2035年的中国经济总增加值提升7.111万亿美元，尤其得益于人工智能帮助员工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 “国内客户已经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和电商普及，数据产生的速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国内数据分析市场有很大潜力，我们有很多机会。”海归创业者熊梓锴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熊梓凯认为，中国苏醒的数据市场是这场海归创业大赛的前提。他说，“国内对于数据分析的重点开始转向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是企业数据分析的难点，但比重又很大，占企业数据量的80%。这是一片蓝海，我觉得机会来了。”熊梓凯所说的非结构化数据是指不方便用数据库二维逻辑表来表现的数据。包括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XML, HTML、各类报表、图像和音频/视频信息等等。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公司GrowingIO创始人张溪梦，在创业时仔细观察过中国市场，觉得中国用户确实更需要数据带来的价值。“中国曾经历过非常激烈的补贴大战。这种补贴是以补一次赔一次钱为代价。而美国的商家则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用数学模型模拟出如何更好地进行用户获取，补贴一次会赚一次钱。”他也认为，国内中小型公司对客户精益化运作的经验和操作仍然落后于美国，中国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机遇，将数据工具提供给更多中小型的公司使用，则可能帮助到更多中国公司成功。张溪梦的合伙人吴继业，也是他在领英美国工作时的同事，他们一道回国创业。吴继业在谈到对中国市场的理解时说，“中国是世界上单一语言最大市场。单一语言意味着文化、客户、差异不大，这对公司拓展用户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吴继业斩钉截铁支持张溪梦回国的原因。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前谷歌总部科学家李志飞，2012年从谷歌辞职回国创办了出门问问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聚焦自然语言交互。李志飞认为国内大数据创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做大数据工具，用数据工具建立一个平台，完成大数据的计算和存储，比如，关涛、闵万里、芮勇等从海外回国加入阿里巴巴、联想等计算平台；第二种是场景化和行业化应用，用大数据做互联网金融、保险、营销和数据可视化，比如程远的亿方云、张溪梦创办的GrowingIO等；而李志飞创立的出门问问、杨洋的iPIN科技则是第三种，利用大数据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杨洋的iPIN科技为教育、招聘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也是这一类。 大数据与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仍有区别。大数据技术和应用服务的公司百分点创始人兼董事长苏萌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人工智能的核心是大数据，但更狭义地来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聚焦点不一样，人工智能强调系统的学习能力，大数据更多地是跨界处理采集整合海量数据的能力。从软件的角度讲，大数据包括大量的开源软件、数据处理的软件以及IT软件；人工智能更多地是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智能学习的软件。从硬件上来看，大数据更多指的是基础设施、基础平台、云计算能够承载、存储和做大量的数据理解和分析；人工智能的硬件很多体现在机器人上，包括服务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其次，中国的数据市场巨大有其深层原因。海归数据挖掘专家闵万里曾在谷歌、IBM先后从事数据研究，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今天中国的大数据研发跟国外是完全不同的，甚至中国更加领先。十年前，IT信息革命时代，中国是落后的。但到了大数据时代，中国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中国很幸运地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多重商业场景，从而可以从应用端催生创新。”闵万里认为，在中国，经济体量展现出的规模效应会带动创新，应用的创新又催生了技术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目前研究的领域没有涉及到弹性供应链，这正是因为美国没实验场景。 谷歌前工程师吴军，回国后曾在腾讯就职，著有《浪潮之巅》《人工智能时代》等书。他在专栏中写道：“在人工智能技术上领先的大公司——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苹果——在语音识别和理解上相差非常小。各家产品效果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数据量，而不是产品本身。苹果和微软至今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亚马逊的方法则是利用合作伙伴收集数据；Google Now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因此带来技术领先。” 国内有更丰富的场景，也可以发挥更多人的价值。李开复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说，“训练机器学习程序的一个残酷真相是，系统处理的信息越多，它获得的训练就越好，这意味着它会更加智能和准确，任何一家研究中心拥有的用户都没有在中国信手拈来的数量多，拥有最多数据的一方将获胜。”创新工场同时在中国和美国投资人工智能项目，但95%的投资在中国，只有5%在美国。 虽然，数据市场十分诱人，但对于“泡沫”是否存在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显示，2016全年中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202笔投资，共涉及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亿元）。《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被公认为是对硅谷和科技领域最为了解的作家之一。皮埃罗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充满机会，但是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就把自己的创业项目说成是人工智能技术，是不准确的。一些公司所做的项目并不能称之为人工智能。”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公司都不是人工智能公司，有的只是在数据接上AI接口。”皮埃罗补充说。投资机构正在面临人工智能公司过多，无从鉴别技术真伪的现实情况。对于泡沫，吴军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2007年开始，中国靠烧钱维系的公司已经死掉很多了，包括大量的独角兽公司。事实上在中国风险投资的回报并不好。我还可以预计，很快会有大量的大数据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死掉。” 整体来看，《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6%，相比2015年42%的比例有所上升。”受企业所在的行业、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海归创业企业的盈利周期差异较大，1－3年内盈利的占比27.9%，3至5年盈利的占比5.2%，5至10年盈利的占比4.4%，10年以上盈利的占比2.9%。此外，根据盈利周期比例来看，从2015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基本尚未发展到盈利的阶段。 一些数据公司追逐风口急于赚钱，一些资本也急于通过数据公司赚钱。融资成为杨洋回国之后撞上的第一面“海归墙”。“在创业过程中，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差异是每一个海归需要重点去考虑的。”杨洋认为，高科技公司在刚创业的三年内，可能没有办法推广产品，前期技术投放非常大。国内的人民币基金，要的是企业在国内上市，对盈利要求很高，而科技企业需要将利润变成研发投入。这成为融资过程中的一个矛盾。 罗盛咨询大中华区高科技行业资深顾问马坚也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布局往往是旷日持久的，许多本土企业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耐心来支撑这些科研工作，希望高薪挖来的海归人才能够一下子给出颠覆性的技术方案，而这给后者带来了较为压抑的工作环境。”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创始人和投资人在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亿方云企业数据存储公司创始人程远也是海归，他开诚布公地与当时经纬资本的对接投资人熊飞表示，“我所做的项目不是短期就能获得收益，这是一个增长曲线不那么漂亮的行业。如果经纬认可这一点，就深入谈一谈。否则就算了。”后来，程远与经纬的美国合伙人邵一波见了一面，双方达成一致，程远拿到了自己在中国创业的天使投资。 寻找资本支持是整个数据行业面临的共性挑战。在这种挑战之后，海归人才反而显现出独特的优势。成功的创业离不开合理的商业模式和过硬的技术，张溪梦认为：“资本只是在寻找更好的项目。资本是一个此消彼长、循环的过程。冬天过后就是春天，把握机遇的关键是，商业模式和技术能力。” 王欢认为，“与国内技术人才相比，海外人才一般受过体系化的训练，做过很多比较好的项目，技术能力比较强。并且可以将工程师文化带到国内。”王欢所说的工程师文化实际上是对待技术的一种态度和思维模式。 中国快速变化的节奏也吸引了叶晖这样的人回国。叶晖曾经在甲骨文(Oracle)工作多年，从事大数据平台技术研发的，2016年回国后，他选择加入一家名叫销售易的企业销售管理软件公司。在决定之前，叶晖与销售易的技术团队深入沟通过公司原有的技术框架。“技术上用什么样的软件，为什么要选那些软件并不重要，我更想了解工程们的思维过程。我在观察团队的技术思维。” 关涛此前在微软工作，离职回国从事大数据平台研发工作，现为阿里云数据智能研究员。回国的这段时间，关涛经常遇到团队因为各方面压力，不能一次性将技术细节研发到位的情况。对此，他在努力改变团队的文化，“对技术的扎实要求，其实是一种工程师文化，在云计算、大数据这种技术环节极为重要的领域，保持平台和技术的稳定性成为一种必须。”关涛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领英中国副总裁于志伟观察到国内外人才工作环境的不同，“当海归进入到国内的工作环境，不会像十年前那样感到太大的代沟，这种差距在缩小。然而，在公司里，就具体的工作要跟具体的同事对接时，仍然会反映出一些需要适应的地方。在工作速度方面，国外的研发可能以月为周期，准确率高。而国内经常以天为周期，但可能在工作中出现小瑕疵，需要多次迭代。” 除了技术思维，海归人才带回的工作方式还体现在对员工的管理上。程远和张溪梦在公司里都没有独立办公室。程远的工位是公司的最后一排，他把最不好出入的座位留给自己。张溪梦的工位正对着厕所，往来行人多，非常容易被打扰，但他甘之如饴，因为“在创业快速前进时，创始人应该重视和尊重员工，把自己放低。”张溪梦解释。 李志飞认为技术驱动的公司要非常注意管理的平等、透明、公开，而不是从上到下地洗脑式管理。他说，在硅谷，科技创业公司里面的人的素质一点都不比大公司逊色。初创公司的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毕业的，这些人非常聪明，有自己很强的想法和主见。透明的文化使得聪明人做事情的时候，建立起对事物的联系认知，知道为什么做，知道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这是硅谷强调开放、互动文化的原因。 最近，出门问问在美国举办了一个技术马拉松活动，公司里有四分之一的员工参与了项目，并在每周举办一次的交流会上面向全体员工进行了复盘。杨洋的公司也会举办同样的沟通会，只是在频率上是每月一次。不过，杨洋发现，这样的平等文化在中国推广并不容易。“在美国，被平等的对待，才能公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做尝试。但是在中国的员工在参与氛围上并不太主动。”杨洋说。 李志飞也感到一些员工在交流上没那么顺利，“很多时候讲了很多战略，但员工无法准确理解。”但李志飞的管理心态越发平稳，“任何战略都是需要不断沟通的。”改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领英于志伟对此的建议是：“海归领导者不要期望员工一定要为他发生变化。因为你是一个人，员工是一群人，你要一群人为你一个人改变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先去适应，只有员工接受了你之后，把你的价值显示给他们，你才能得到认可。” 技术和管理是海归人才的优势，但对于本土市场的把握则是海归人才的短板。叶晖回国一年多，在实际接触客户中最大的感受是：相对美国，中国的销售压力有点大。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刚刚兴起，很多客户对数据服务是不了解的。企业一方面要教育这些客户，疏导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客户不断提出更高的产品要求，企业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户。这就对销售提高了要求。“不过高节奏地接触客户，得到反馈，满足客户需求，也可以快速试错。”叶晖从另一个角度反思。王欢认为，因为在短期内缺乏对本土商业环境的了解，海归最大的短板就是市场。马坚认为，海归人才非常需要了解和认同本地的市场和产品特征。 数据领域的开源技术公司Easy Stack创始人陈喜伦在2017年前后一直为公司寻找海归人才。陈喜伦本人不是海归，但是此前在本土外企工作，他认为：“由于中美用户需求不同，架构各异，管理、标准、监管都不同，因此海归创业在这方面需要本土的人才才能建立合适的商业模式，建立相应的生态，推出符合中国用户需求的产品。”自2015年后，陈喜伦在融资过程中碰到的不少VC投资人表示，“如果云计算领域的创始团队是纯硅谷人士、没有深谙中国行业和市场的核心创始人员，也不会投资。” 海归回国创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大公司的竞争。近几年，国内创业环境的一个巨大变化是，所有创业者不可避免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做的事情巨头也在做，你会怎样？从最早的电商到团购大战、出行领域，最终的争斗无不以创业者选择巨头战略性入股，巨头平分天下为终。根据新媒体平台逐鹿网的统计，2014年总计有94家公司与“BAT”发生资本关系。其中，百度动用了20亿到30亿美元，收购或投资了15家公司；阿里动用了60亿到70亿美元，投资或收购了36家公司；腾讯动用了70亿到80亿美元，投资或收购了44家公司。更惨烈的创业者则在前期的用户量和资本角逐中牺牲。除此之外，对于用户量的抢夺，使很多创业者在初生之时就想耦合上下游、拓宽业务链、做平台。然而却在快速扩张中失守阵地。甚至在疯狂融资之后，仍然出现资金链断裂。 程远所在的数据存储领域就有百度、联想、360等大公司。他认为，巨头的出现从生态的角度看是食物链上的新物种，创业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慌，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产品的深度及差异化。“国内创业环境的急功近利既是问题，同样是机会的来源，这一点在融资上体会得比较明显。但现在冷静的资本时期，真正有技术积累，更有耐心的公司就越能脱颖而出。”程远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是——专注。2016年前后，同行纷纷争做平台，向上下游功能不断延伸，程远始终让公司的发展围绕文档分享，最终他们获得了浙江大学的订单，继而通过这一个点撬动了教育行业的客户。 生活上的难题也是海归们不得不面对的。叶晖就面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境地，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的妻子留在美国，他每个季度往返一次美国。而张溪梦、吴继业等人的妻儿已经回国。“两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户口对上学的限制，以及严重的雾霾，是让我最为担心的。所幸也有一些国内机构提供解决的办法。难，但也没那么难。”住在北京的张溪梦平静地说。 王欢接触很多海归后觉得，“在美国，大家会特别强调工作及生活的平衡，包括身体健康和家庭观念。很多人每天都有健身的习惯，但在回来国内之后，他们必须面对工作压力的冲击。” 海归回国在大数据领域创业是否是一个好的选择？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杨洋认为，如果海归想创业最好是选择回国，因为在国内可以找到合适的人、政府的支持。如果只是想回国工作，国内的技术环境未必有美国好。李志飞、程远的选择也都是从国外回来直接创业，李志飞认为能够把自己所擅长的技术转为产品提供给消费者是最有价值的事情。程远则看中在创业中的历练，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创业。”尽管因为创业，程远错过了前东家美国企业数据存储公司Box上市后的股价飙升。 关涛从事的是数据底层平台的技术研发工作，他并不排除自己在未来创业的可能性，但此刻他选择加入大公司阿里巴巴。“因为大公司的数据量和业务可以提供一个完善的研发技术平台的环境。这是创业公司无法实现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芮勇向《商业周刊/中文版》表示，“大公司和创业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机会。加入大公司，强在可能有比较大的团队，有很强大的运算能力。小公司的优势在于对某一个细分领域，一个垂直行业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芮勇曾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负责多媒体搜索、知识挖掘方向。 回国后，因为不适应又返回美国的例子也存在。王欢发现再次返回国外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家庭压力、与加入的企业管理风格没有很好地磨合、个人性格等。“但我并不认为回国就面临很大的风险，哪怕在美国找一个工作，你都会有风险，是不是能够融入这个公司的文化？和上级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相处？” 硅谷华裔工程师吴睿智(Rey-nold Wu)加入了一家2014年在杭州成立的家庭机器人创业公司Rokid，担任产品总监，工作地点在硅谷，负责产品研发以及北美团队搭建。他和他的好朋友利用业余时间一起运营硅谷华人的线下互动，加强当地工程师华人对国内的了解。吴睿智很想仿照纪录片《49-UP》，做一个海归创业者的纪录片。“每个人回国创业都是经历一个极大的人生转变，一个痛苦的思考和抉择过程。”吴睿智说。 叶晖在回国之前，经过了很谨慎的思考，他认为所有的机会都是有成本的。如果选择待在美国，生活非常地舒服，压力也比较小。但现在国内的发展机会是难得的。 覃超从Facebook回国加入一家投资机构做技术合伙人。他的想法很实在：“虽然我现在身在国内，但是房价、空气以及拥堵依然会影响我对未来的考量。也许干到35岁，我仍旧可能会回美国或者去欧洲发展。” 如果拿张溪梦现在的工资和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比，大概是1∶100的比例。“钱财、舒适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渴求的，符合人性。在国外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回国创业，有一份乐在其中的事业也是无价之宝。”他总结地说。《商业周刊/中文版》，2017年第17期
2017年9月7日 -
王强：阅读通往自由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王强先生一我的老师们对我读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中学，一个是北大。我之所以能进北大，我认为有一半的原因是老天眷顾了我，高中我是在内蒙古包头上的，那是一所不算有名的学校，但是为什么我能够考进北大？因为自己遇到了一批当时在中国我认为是最顶级的老师，他们都是被打成右派支边的优秀知识分子，结果成为了我的老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教会我真、善、美。我至今还记得，当初教我古典文学的王传真老师，我第一次上完他的课才明白什么叫大师，王老师告诉我们去新华书店买《古文观止》，特别说明是中华书局第一版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听懂我的课，这个假期必须要做一件事——他拿出一叠油印印出来的古文，将标点全部隐去，然后让我们读完后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古文配上标点。我之前没有走进过古文的世界，但我为了下学期能听懂王老师的课，我从我爸箱子里翻出爷爷留给他的一本非常老版本的《辞海》，开始慢慢学习。整整三个月我没干别的，因为越读越觉得这里面深不可测，但当时我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最后我将文章都标完了。等到王老师来检查我的作业时，他说了两点：第一，你的标点全错了；第二，因为你全标了，就凭你的这番努力，孺子可教也。我中学的英文老师其实是学俄语的，但是这个老师一片真诚，同时他也知道怎么让英文走进你的生命。当初，上他的第一堂课，他看到我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两耳竖着，像狼犬一样。老师就问我真心想学英文吗？我说当然。然后他让我去了一趟办公室，告诉我从此不要上他的课了。我当时懵了，我说老师我就想学英文。他说自己教不了正经的英文，因为自己英语底子的问题，但他愿意帮助我。第二天下午四点，放了学，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老师从黑皮兜里掏出一个旧报纸包的东西，然后慢慢打开，一打开，我一看是一个断了角的黑色唱盘，老师说，王强你要跟着这个学。这是几年前老师从废品站搜集到的唱盘还有一本书，它是BBC出的一套经典的英文教材。然后让我答应他一件事，就是从明天起，每天下午四点放学不要回家，来跟他学英语，可想而知我当时是非常兴奋的。第二天放学他把我领到学校的广播间，那时候他把团旗往窗户上一盖，门外挂着闲人莫进，正在录音。然后他用当年我们中学唯一的手摇唱机，一边给我摇，一边让我赶快重复，而且说这个课本永远在我手里，等我能将全部的课本倒背如流的时候，我就成功了。最后等我真正倒背如流的时候，我每背一页老师就撕掉一页，所以我的课本越学越少，最后只剩下封皮的时候，老师说王强你可以毕业了。我忽然意识到，我离开了文字的课本，但这些东西全在我脑海里，所以等我后来考入北大，刚开始在我们班50个人中，只有我能说出流畅的英语。我至今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他将一流的英文教材完全引入到我的灵魂中。再讲一下我中学的历史老师，他是南京大学太平天国专业毕业的，他每次讲历史，我真是听得如痴如醉。这个老师非常有意思，他看我非常好学，就希望我每周能有时间到他家里去学习，在他的引导下我从《左传》开始学习。当时国家还是计划经济，老师家四个人，每个月一人能有二两肉的份额，炒完以后只是我俩来分享，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他上课非常有特点，我记得每天早上九点都是历史课，大冬天他穿着棉袄，带着历史的温暖就进来。他对知识如此娴熟，书没有打开一页，因为历史都在他的脑海里。而且他讲任何一个孤零零的事件都要放到更大的范围里来看，讲完五四运动，他一定要给我们讲讲亚洲在干什么，欧洲在干什么，全世界在干什么，我们通过上中国史已经连通了世界，从此我才知道原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读懂。后来，因为当时我的作文非常好，我准备报考北大中文系，老师说：「王强你千万别报北大中文系，你的中文已经完全达到了自学成才的程度，你将来要跑赢所有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你只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比他们多学一门语言。」就这句话让我改了志愿，变成了英文系，我也相信多懂一门语言，自己的世界就会宽广更多。到了北大更不得了，因为我们见到的那些人，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比如我是英语系的，英语系所有泰斗都是直接教过我们的，像李赋宁先生，不论刮风下雨，李先生的裤脚总是捻上来，一尘不染，他总是提前五分钟走进教室，将课本一放就开始侃侃而谈。上完第一个星期的课后我们忽然觉得，每次上完课李先生这四块黑板没有擦过一个字，但是他写满了。再往下一周就发现，每当李先生写到这的时候，我们能推算出什么时候下课铃响起来。这些老师给我们震撼如此之大，同时他们给我们开的书单，都是人类历史上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说过，如果你没窥探过人类过去最高的山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目前所处的地方究竟离它有多远。所以当时所有教授都和我们说，要读那些真正经过时间考验而不被淘汰的东西。你要相信一代代人共同的选择，而不是现在市场的选择，更不是广告词的选择。二读一流书，做一流人我有一个只适用于自己的读书理念——只读两头的书：一头是中文古籍，一头是西籍。从文学创作和思想上来说，我认为现当代中国真正有建树的作者不多，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吸收了西方思想。所以中文书籍我主要读从先秦到1911年前的著作，对西籍我不加时限。在我看来，西方的哲学、政治学、历史、伦理学、经济学、文化、艺术……随处可以见到气象万千的独创性的山峰。我有一个座右铭叫「读书只读一流的书」——真正值得我智力投入、值得我尊重、花费我精力的大概就是这两大类。我觉得读书一定要读一流的书，做人一定要做一流的人。越离我们近的东西越没有价值。因为如果是信息的话，信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即时性，这个东西过了就没有价值。如果是书，这个热点过了它就没有价值了。如果这本书我不能够读三遍以上，我一开始就不应该买。我还有一个看法——读书和吃饭一样，不能偏食，要有一个balanced diet（均衡饮食），这样有助于身体健康。首先，是不是要读读宗教、神学？我觉得一定要。读神学著作我们才能理解超越人性的东西，才能获得一种上帝般的眼界，才能达到一种超尘脱俗的境界。我时不时会翻出《大藏经》来没有目的地读，还有《圣经》《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神学理论著作。读完神学，我觉得我理解了宇宙的神秘（如果这神秘往往被称之为上帝的话）；反观宇宙，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的渺小，这使我不得不变得谦卑。但不要把宗教、神学等同为迷信。第二，一定要读哲学。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寻找人之为人的存在根由的一种诘问。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到哪里去。第三，不能不读历史。历史对人类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生活场景进行了最接近真实的描述。人的生命有限，如果想领略整个人类经历的甜酸苦辣、成功和失败、生命和死亡，就只能去读历史。第四，心理学要读。像佛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家，他拆解的是人意识的存在，探寻的是一个人的意识和心灵究竟怎样协调运行的，是如何保持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的。第五，人是情感的动物，所以为了情感成长的丰富，一定要读诗。那些穿透情感层面，展示情感宇宙奇景的一定是好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是诗，一种是音乐。第六，文学不可不读。作家通过语言向人的想象力发起挑战，这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比如村上春树，他的题材和写法奇诡诱人，有人把他视为通俗作家中的摇滚乐手，但我认为他一点都不缺乏深刻性——实际上他是在试图捕捉现代文明里飘浮的现代人的存在本质和表征。第七，科学领域的一流读物也要读。我坚信在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方面存在着某种意义上平行发展的东西。人的日常阅读应该融合以上种种，要学会做出一盘有利于精神和心灵健康的「沙拉」。我称这种读书为饮食平衡法读书。这样人的生存才能不偏颇，精神的林木才不会因营养匮乏而枯萎或畸形。人读书越多，越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困扰，越不会被寂寞孤独这样可怖的东西所折服，因为书籍逐渐在人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力量的王国。这个王国是被心灵完全拥有的，在这个世界里栖居着令人神往的古今中外丰富而伟大的灵魂。三阅读通往自由在我看来，阅读首先是作为一种信仰开始的。什么是信仰，就是你坚信走进这些文字，如果遇到的是真正的书籍，当你和这些文字有所交流后，它能够对你的人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你就不要读书了。第二，阅读应成为你的「精神体操」。在西方，「精神体操」这一提法很有意思。天主教有一种说法，你天天祈祷默读这些东西构成了精神体操（Spiritual Exercise），上帝要求你锻炼，你要模拟它，最后成为它，这称之为「神操」。但你阅读的精神体是不是天天都在做？如果你放下书，读完了某一段文字，你内在感觉不到震颤、兴奋、哪怕是短暂的发麻、发凉这种生理反应，你的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或者这本书一定是差劲的书。第三，阅读需要成为你的生存方式的一部分。我想引用已经过世的法兰西学院一位著名古典哲学史家的话进一步说明，他的名字叫做阿杜（Pierre Hadot）。他是搞古典哲学研究的，他研究来研究去突然发现，我们后人的哲学为什么没法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相抗衡？因为他发现古希腊所有流派的哲学家，他们不仅是哲学家、布道家，关键还是生活家。所以，他发现每个流派宣称的东西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体现，而不是他们生活完了以后在一个剧场里讲，出去再做其他的事，阅读需要成为你的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当你放开书本，去走进人生、看世界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如果不能，那这个阅读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这三点成为你阅读中的感觉，书就会越读越有意思，就会汇聚为你的力量。它摆脱了最初你寻找信息的期待，甚至跨越了你寻找一个完整知识架构的期待，最终无形地、浑然一体地和你生命混为一体，成为你的智慧载体。这种阅读才能让你真正获得自由。我想用两部小说的名字点出我对阅读追求自由的一个终极期待。这两部小说碰巧都是我喜欢的简·奥斯汀的小说，一部是《傲慢与偏见》，一部是《理智与情感》。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大的自由，就是不断地打碎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只有阅读才能在不断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拓展，让狭小的自以为是的傲慢，和我们居于一隅的狭窄视角顿时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不能通过阅读把傲慢与偏见彻底打碎，你读完了还是昨天的你，那阅读对你就没有一点意义。获得的是什么？获得的就是Sense and Sensibility。翻译成「理智」，我觉得只翻译了这个词的一部分，因为sense如果用复数，往往称理智，但单数有太多意义了。你翻开任何一个标准的英文辞典，首先是感官感觉，我们的五官都叫Sense。另外，Sense还有「意义」的意思。我们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追求什么东西？文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意义带出来。Sensibility就是对任何东西情感上的敏锐度，所以翻译成情感与理智，Sensibility只有一个意思，但Sensibility这个词源的根本含义是面对什么特别敏感。所以，只有阅读多了以后，见多识广了以后，你突然遇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你会产生极大的敏锐，因为精神像刀刃一样需要不断地磨砺，真正的阅读能让生锈的刀刃逐渐变得闪亮，它能助你劈开任何想劈开的东西。我读过那么多西方的文学中，其实就是两个流派，一个是时间派，一个是空间派。最典型的两个代表，一个是普鲁斯特，一个是卡夫卡。卡夫卡绝对是空间派，他足不出户，一直都好像没有离开过布拉格，但他把前几千年写尽了，后几千年也写尽了，人的那种大孤独，在那种有限空间中会变异成什么东西，他已经写到极致了。普鲁斯特一辈子也没有走过多少地方，但他写了七卷长河小说，看他的时间，全在时间长河中流逝了，一个瞬间就写了几千年。这样的书籍能推动时间和空间。阅读能真正地让你成倍地获得时间，你能够走向前面几千年，甚至畅想未来几千年。只有阅读能够把你带向这两个极端。当年我在新东方开过一门课，讲单词的起源，我起的题目叫做「From word to the World」。从单词走向世界，word和world只差一个字母 「L」。我后来不断地延展，我说从单词变成世界，只有一个差别，就是L，这个L恰恰在英文单词里太著名了，全是与重要的东西有关，语言Language, 生命Life，活着Living，Love，Learn……换句话说，要把文字真正变成完整的世界，你向往的世界，你驾驭的世界，没有一个东西不通过这个「L」来实现。你必须迸发出你的生命，通过语言、学习等等，把它转化成你内在生命的风景，这样你人生的风景也会成为更加壮观的人类风景的一幕。文章选自天使成长会，2017年9月4日
2017年9月6日 -
金灿荣：金砖代表新兴年轻的力量
金灿荣，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陷入低迷。2009年俄罗斯牵头在叶卡捷琳堡召开第一次峰会，预示着金砖国家集团正式登上舞台，重塑世界经济版图。从恢复世界经济信心，到贡献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如何评价金砖机制过去十年取得的成绩？未来十年，这一发展中国家“领头羊机制”又如何发展？新浪新闻就此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新浪新闻：从2009年金砖四国到2010年南非加入扩容至五国，过去十年金砖在经济方面对世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您看来，过去十年金砖国家给世界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金灿荣：第一是金砖国家在恢复世界经济的信心上的贡献，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陷入信心恐慌。2009年俄罗斯牵头在叶卡捷琳堡召开第一次金砖峰会，这对恢复信心有一些帮助。金融危机以后，最主要的挑战要有信心，金砖国家联合起来信心会强一点；第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突出；第三，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银行和一千亿美元的应急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未来金融体系平衡都有一定的好处。原来世界金融都是欧美国家控制的，现在金砖银行和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也具有比较好的金融带动性。 新浪新闻：您刚才说金砖国家在成立之初具有恢复信心的贡献，但是这两年南非和巴西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并不是很景气。另外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也下降了，是不是不如建立之初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金灿荣：金砖是很新的国家集团，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跟西方七国集团和APEC相比确实年轻一点，既然年轻，当然有问题，比如信心不是很够，信息不够完善，内部发展也不够平衡。这两年就有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发展势头中国不错、印度，俄罗斯、南非、巴西比较糟糕。从政治稳定方面来讲，现在巴西和南非比较糟糕。另外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中印关系比较不顺利。我们需要面临现实，新生事物本身不完善，现在又出现种种问题，比如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内之间的治理的问题，经济发展失衡等等。 换一个角度讲，恰恰需要加强协调合作来应对金砖国家内部的很多问题。比如说中印之间，因为金砖峰会我们才看到在边界冲突上有了克制，金砖会迫使大家坐在一起至少克制一点。另外南非、巴西经济比较困难，但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好，就可以帮助他们。像南非、俄罗斯、巴西，如果没有金砖一千亿应急基金在后面维持，可能国际资本已经攻击他们货币了，这个后备金在帮助他们经济稳定方面有一定作用。在南非和巴西内部政治不稳定方面，我不清楚金砖国家是否有帮助措施。但是金砖机制在帮助这三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方面是一定有作用的。 新浪新闻：您刚才提到G7和APEC同金砖算是同类型的地区合作组织和合作机制，跟他们相比，刚才提到的一个劣势是金砖五国还很年轻、很不完善，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金灿荣：简单地说，他们不太一样，G7是发达国家俱乐部，金砖是新兴国家俱乐部，发展性质不一样，金砖代表了一种新兴、年轻的力量。另外APEC和金砖相比地域性质也不一样，前者是环太平洋这一圈，而金砖代表的地域就太多了，亚洲、非洲、南美都有，所以金砖地域代表性更好一点。金砖的人口代表性也比G7好，因为其人口占了整个世界人口的42%。欧美日加起来9亿多人，还不如中国和印度人口相加，中印加起来占人类的14%多。再一个优势是，金砖是我们自己牵头，G7是美国牵头，中国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美国近些年倾向于将自己的想法加注于自己的盟友，使得盟友也不太轻松。以上四点优势。 新浪新闻：您刚才提到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治理。那么在金砖国家内部，未来还有什么可能的合作领域？金灿荣：金砖国家内部合作预计在未来主要还是经济 （文晶）文章选自新浪网，2017年9月4日
2017年9月6日 -
【People’s Daily Online】BRICS can enlarge ’circle of friends’
Amid the high expectations for BRICS to enlarge its “friends circle,” Chinese experts suggest the organization first set its eyes on involving the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G20.Xu Xiujun, deputy director from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under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ld a seminar on Friday that BRICS could link to G20 – a bigger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 to include the other f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its role as a platform for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seminar was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promo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BRICS is in fact open to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beyond its members,” said Xu.All five BRICS members are G20 members and another G20 member, Mexico,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is year’s summit in Xiamen for dialogue with emerging economies.Echoing Xu, Cui Fan, a professor from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uggested that the other five G20 members that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focus as the association expands: “So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G20 can also mee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reach a census like G7 before the G20 summit,” he noted.The core goal of BRICS aims at strengthen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hich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more projects to facili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according to Cui.Citing a stud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He Weiwen, an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at the China Society for the WTO, gave credit to BRICS, especially for its fulfillment of its promises made at each summit. The fulfillment percentage was 70 percent for its pledges in 2014, while the pledges made at the BRICS summit in 2016 were 89 percent accomplished.“While it may be hard to be an international governor, this has proven its achievements in certain areas,” He said, adding that BRICS members could play leading rol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7-9-1
2017年9月6日 -
何亚非：十年锤炼未褪色“金砖成色”将更足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编者按】十年之前，之于一个人，或许是“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的感慨；十年之后，之于一个合作机制，或许是“合作愉快，共同发展”的收获。金砖合作机制，就已经走过来这样的十年。十年里，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2％上升到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 在金砖国家走过第一个十年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金砖国家新的“金色十年”航程徐徐开启之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行期间多方采访外交家、企业家等，畅谈金砖合作机制对未来世界经济将产生的影响，并带读者一同领略下一个“金色十年”的美好前景。 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金砖+”模式成为本次会晤的一大看点。 对此，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近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推动‘金砖+’的机制，旨在加强南南合作，倡导全面开放，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普惠思想，即全球化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国家掉队，还体现了‘共享’精神，表明世界经济未来发展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与此同时，针对“一带一路”倡议、“金砖褪色论”、中印关系等问题，何亚非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一带一路”与“金砖+”宗旨契合NBD：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目前金砖国家响应不同，此次厦门会晤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何亚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这几年支持的国家越来越多，响应的国家越来越多，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已经有10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参与其中。 对于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倡议来说，能够有如此大规模和范围的参与，进展是很快的，说明这个倡议创新了全球治理机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考虑的，也不是经济援助方案，而是希望通过中国国内成功治理的经验、技术以及发展模式的成功，能为沿线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思考，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且中国不仅提出了思路，还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模式都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能够尽早实现工业化，尽早赶上全球化的步伐，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总体来说，金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是持欢迎态度的，俄罗斯比较突出，印度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顾虑，但最终也会认识到“一带一路”的真正意义。我想只要双方沟通得当，求同存异，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双方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合作一定会更加深入。 我比较有信心，通过这次厦门会晤，各国将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更大的共识。多因素助“金砖”不可能褪色NBD：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走过了十年，近几年来，由于金砖国家经济面临不同挑战，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一种“金砖褪色论”。您对此持什么态度？何亚非：当前金砖国家不仅没有褪色，而且“金”的“成色”越来越足。 这几年金砖五国经济发展都在往前推进，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达到约23%，较10年前增加近一倍，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比例从11%提高到16%，对外投资从7%升至11%。 当然，金砖国家也遇到一些困难，像巴西、南非，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受资本流动的影响比较大，经济会出现一些反复或波折，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存在不足，但总体上这五国经济都在较快发展。金砖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就是五国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而建立的。 与此同时，五国在能源、贸易、技术这三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空间和合作空间都非常巨大。俄罗斯是能源大国，而中印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作支撑。另外，金砖五国有各自的技术优势，中国制造业比较发达，但俄罗斯和印度的基础科技研究不比我们弱，巴西在航空业、飞机制造等领域有很强的优势。这些互补性加上各自的生产能力，使得各国的贸易互补性也很强。 “金砖”不可能褪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金砖+”的国际合作模式。“金砖”这个概念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确实这五国比较有代表性，代表了几大洲的新兴经济体，但毕竟数量有限，还有很多国家也想加入这一行列。 发展中国家当中有一批国家走在前列，而且都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技术基础。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形成合理的合作机制，运用“金砖+”，形成一个大“朋友圈”，这个群体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发达国家不用担心这是新兴国家希望重新制定国际秩序，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并没有这层意思，中国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发展，但是这个体系需要改革，特别是要给予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这样世界才能更加平等、公正、合理地发展。中印关系有困难，但前景看好NBD：金砖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加强合作的重要任务，作为两个重要金砖国家，日前，由于边境问题，中印关系紧张，您觉得未来中印如何谋求两国关系更好地发展？何亚非：中印合作是唯一的选项，而且合作前景非常广阔。现在两国要做的就是排除干扰，双方要采取积极向前的态度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合作的必要性进行深入探讨。 两国有很多共同点，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长力度都在世界前列。经济互补性也比较强——中国加工制造业比较发达，印度信息产业比较发达，双方也有比较优势，所以双方贸易机会是很多的，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以通过金砖机制来加强双方合作。 总体来说，中印两国关系有困难，但前景看好。 何亚非：如果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合理的合作机制，运用“金砖+”，形成一个大“朋友圈”，这个群体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万水千山总是情文章选自每日经济新闻，2017年9月5日
201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