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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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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这是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现场。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最新一期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耐人寻味——象征五星红旗的红黄底色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这是该杂志创刊以来首次使用中英两种文字展示其封面内容。 文章历数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取得的骄人成就，认为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二战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更为完备，甚至更可持续。 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因自1979年以来多次访问中国。对于《时代》周刊的文章，他并不感到意外。“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让西方无法视而不见，让其他国家无法置身事外。”奎因说。 中共十九大后，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向何处去？世界需要多元发展，中国方案能贡献怎样的智慧？又将如何影响人类进程？奎因和很多外国学者一样期待找到更加清晰系统的答案。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球30多家智库的数百名学者政要就此展开热烈讨论。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什么？ 谈到中国的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还记得30多年前在北京长安街看到的情景：“机动车非常少，到处是自行车的矩阵。”福田康夫说，“现在已是今非昔比。中国在10年里建成了2万多公里的高铁，这样的速度和效率远超日本。”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戈万加对中国高铁怀有深厚感情。中国援建铁路把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路程缩短至2个小时，为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 卡戈万加说：“中国在世界发展史上是一个先例。中国模式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确立了长期心理优势，“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制度和发展模式是最优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没有复制西方模式，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与会专家认为，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方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现代化之路的全新选择。 “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如果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我相信扶贫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过去40多年里，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减贫事业上创造了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无法实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反倒出现制度僵化和极具矛盾性的一面。主导这些国家的思想理论无法解释困局，更无从提出解决方案。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冷静应对经济增速“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石”和“助推器”。 “面对中国的成就，西方爱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发展，这不公平。”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说，中国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制定自己的发展策略，这不仅于别国无害，而且能和其他国家找到合作的利益交汇点。 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根据不同现代化阶段需要拓展指导思想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中共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一大关键。 “社会主义是由西方传来的概念，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努力，我们成功地把它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上谋求自强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奎因在“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上发言（11月16日摄）。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中国赢就是世界赢 “当今世界思想领域有哪些稀缺品？我认为其中包括引导人类前行、符合发展规律的思想灯塔；能在多元文化、多元需求和多元生活方式中凝聚共识和引发共同行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安全观，以及能为全人类造福的新型公共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十九大报告提供了这种稀缺品。它超越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道路选择的局限，寻求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和利益交汇点，符合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关键词之一。 “过去数年间，中国帮助非洲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项目，非洲已经从中国的繁荣中获益。西方国家只想要我们的原材料，而中国帮助我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非洲社会科学院研究发展理事会副主席恩科洛·福说。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成领跑者，推动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院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所所长托克维·拉林说，十九大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单极世界的良药，中国需要有更加高明的外交艺术来应对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外溢效应，加强创新政策的协调能力，克服交流中语言差异带来的障碍等。 《时代》周刊这样评价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如今没有哪一个政府有足够影响力来制定全球政治经济规则。如果一定要赌一个能同时对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施加最大影响力的国家，押注中国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越发展，为世界带来的机遇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中国的发展进步就是世界的发展进步，中国赢了，就是世界赢了。”文章写道。中国发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几年前，中国人对蔓越莓——一种小巧的红色浆果还很陌生。随着中国日益富裕的中产阶层对健康水果的需求迅速增加，中国在短短4年间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蔓越莓出口市场。 和蔓越莓一样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的还有阿拉斯加州的海鱼、蒙大拿州的牛肉和艾奥瓦州的大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企业签署了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为双边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注意到，以前的提法是“封闭导致落后”，从“导致”到“必然”的变化显示出未来中国坚持开放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大开放、大发展；小开放、小发展；不开放，不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赵晋平说，作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新兴经济大国，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今后15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2万亿美元。明年，上海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方开辟中国市场搭建新平台。 赵晋平表示，必须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水平距离适应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充分、不平衡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真正落实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要求，关键在“全面”，难在“新格局”，需要在最具难度的关键领域攻坚克难，取得新进展。赵晋平说，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全面、高水平和深层次的开放，这将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注入持久动力。 十九大报告强调，各国人民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反全球化’思潮不断凸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进程深度博弈的当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化‘中国方案’将引领探索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的全球化新理念，开拓全球化新道路。”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说。 当前，中国通过积累和创新掌握产业制高点，为下一轮发展积累动力和势能，就是为推动全球化发展做好自己的事。王辉耀说，这样的“中国方案”越多，在道路选择中的竞争力就越强，就越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吸引更多的支持，团结更大的力量，把“中国繁荣”与“世界进步”更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
2017年11月24日 -
【凤凰网】美国退群日本扛旗 新版TPP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11月11日，越南岘港，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与越南工贸部长陈俊英在越南岘港举行新闻发布会，两人共同宣布除美国外的11国就继续推进TPP正式达成一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11月10-11日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已经达成新的TPP框架协议。这表明，由日本牵头、没有美国参与的亚太11国自由贸易圈接近成型。 新的TPP协议依托旧版协议，为多边贸易提供了一个高标准框架。与旧版一样，新版TPP的最终生效可能会塑造未来亚太、乃至全球的多边贸易格局，也会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战略布局。新旧TPP有何不同？ 根据联合声明，新达成的TPP更名为“全面且先进的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PP，简称CPTPP），参与国为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秘鲁、文莱和智利。 CPTPP几乎是TPP的翻版，唯一的变化是冻结了TPP中20项条款，其中11项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削减或冻结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在之前谈判时美国比较强烈的诉求，当时TPP 11国做了让步，而现在美国退出，这些章节自然会被冻结。 由于美国在创新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在TPP谈判中的重点，有关知识产权的第18章也是TPP最长的一章。 而在美国的强势推动下，TPP中的一些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比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标准更高、更为严格。 以TPP对生物制药测试数据排他性期限的规定为例，为了保护新药申请人，美国现行法律给予品牌生物制剂长达12年的排他性保护期，这比所有其他TPP国家的期限都要长。在TPP谈判过程中，美方代表极力推动尽可能延长排他性期限，但最终各方达成妥协，规定排他性期限为5年，最长为8年。而新达成的CPTPP框架协议取消了TPP有关知识产权保护中这项最具争议的条款。 此外，CPTPP还取消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章。根据TPP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在世以及死后至少70年，这比TRIPs所规定的50年要长。 CPTPP冻结的另外一项知识产权规定，是有关保护带加密程序卫星和有线电视信号的三项条款。其中一条规定，对盗用商业机密的一方进行刑事处罚，对破解通过卫星及有线电视所传输的加密信号的一方进行刑事和民事处罚。 除知识产权外，其他被冻结条款所涉及的领域还有配送、投资、电信等。比如，被冻结的第5章是有关配送，由于配送对维持美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TPP第五章第七条（f）项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对特定价值及以下的配送征收关税，此外，各方还要定期评估这一价值标准，以将通胀等因素考虑在内。 CPTPP还冻结了有关电信领域争端解决的条款。TPP第13章第21条1（d）款规定，假如受法律保护的电信企业之利益受到了TPP协议签署国国内监管机构所做决议或决定的负面影响，该企业可以对相关决议或决定提出申诉。 大多数国家的电信部门都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一般会受到相关法规或条例的严格控制，被冻结的第13章第21条1（d）款旨在支持外国电信运营商挑战TPP签署国国内监管机构制定的决议，从而保护这些外国电信供应商的利益。扛起复活大旗日本有什么盘算？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行政命令退出后，日本便扛起了复活TPP的大旗，积极推动达成新协议。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称，日本此举实际上意在争夺亚太经贸主导权，或者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游戏规则的领导权。此外，现有的TPP构架非常完备，日本能够相对更容易主导TPP剩余国家达成新的协议。 苏庆义也认为，日本之所以积极主动推动CPTPP在于希望其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更主动重要的作用，通过贸易协定促进自身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教授莫尔干（Aurelia George Mulgan）撰文称，日本从CPTPP中获得的其他好处并不亚于其口头上所宣称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他表示，日本除了希望领导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制定，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以此抗衡中国外，还希望将CPTPP作为亚太地区其他大型贸易协定的范本，比如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简称RCEP）。 此外，日本还欲通过尽快达成CPTPP来支持贸易多边主义，打击贸易双边主义，回避美国欲与其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要求。 特朗普政府目前要求与日本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以提高对日本汽车、牛肉、制药等的市场准入水平。而日本担心在与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时需要做出比12国进行TPP谈判时更大的让步。 日本支持多边贸易，因为正如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所说，多边贸易更容易在日本国内获得支持，因为在一些敏感领域允许更大市场准入所带来的损失，会在其他许多市场中得到补偿，而不是仅在美国这样的单一市场。加拿大关键时刻为何“掉链子”？ 美国退出后，加拿大成为TPP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鉴于最初加入TPP主要是考虑到美国在场，以及TPP未完全反映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政府包括劳工、文化保护规定等在内的一些贸易重点，在CPTPP框架协议达成前最后一刻，加拿大以缺席部长级会议来表明自己的强硬立场，以换取其他协议方的更多妥协。 11月10日举行的TPP 11国部长级关键会议原计划宣布11国已经达成部长级框架协议，但加拿大代表当天上午却意外缺席。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特鲁多下午进行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会谈后，各国代表在当天晚间得以再次会晤，并最终同意达成部长级框架协议。 实际上，特鲁多当周早些时候就已经表示，加拿大不会匆匆达成一项不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最佳利益的协议。 有分析认为，加拿大态度强硬的背后有诸多原因，包括即将到来的大选压力，加拿大希望在与美国、墨西哥正在进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中扮演更加强硬的角色等。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盖斯特（Michael Geist）还撰文称，加拿大在CPTPP谈判中态度强硬是为了在知识产权、文化和汽车领域获得其他方更大的妥协。 除冻结TPP原有的20条内容外，CPTPP框架协议还包括四项待确定条款，其中一项便是加拿大积极倡导的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政策，它最早源于1990年代初，当时在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中，法国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因此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 同处北美，同是移民国家，加拿大与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非常小，加拿大因此对于自己的文化独立性格外敏感，对于美国的文化入侵也分外警惕。于是，在反对美国文化入侵、坚持“文化多样化”原则方面，加拿大成为法国的坚定盟友。与法国一样，加拿大也对本国文化产业采取补贴、减免税收等多种扶持措施。由于缺少对文化的强有力保护，TPP偏离了加拿大一贯以来的文化例外主张。 盖斯特指出，加拿大是TPP协议的后来者，是在基本的框架已经达成、数章协议内容已经敲定的情况下才加入TPP。实际上，在哈勃政府意识到处于美国参与的贸易协议之外会给加拿大带来风险后，TPP才变成加拿大的贸易重点。加拿大政府当初决定加入TPP主要是出于防御性目的，因为一些研究显示，加入TPP仅会给加拿大带来很少的经济利益。 现在美国已经退出TPP，加拿大加入TPP的首要战略目的也已经不存在。而鉴于加拿大目前已经与墨西哥、智利、秘鲁等TPP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加入目前的TPP只会在与日本贸易方面给加拿大带来一些利益。美国会“回心转意”吗？ 日本原本期待和美国一起通过TPP缔结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在美国退出后，日本仍抱有很强的期待，希望美国回心转意。不过，特朗普在本月初访问日本时重申，美国不会重返TPP。 王辉耀认为，美国可能会回归TPP，即使特朗普政府选择不再加入TPP，下一届政府也可能选择回归，因为TPP原本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要求、在美国的主导下达成。而即便美国不回归，TPP达成的标准也会被采纳到美国的对外贸易体系。也就是说，不管以什么形式，CPTPP都会有美国参与的成分。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卡普里（Alexander Capri）告诉界面新闻，美国有可能回归TPP，目前的TPP 11国也希望美国回来。不仅是为了能加入全球最大的市场，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发挥敦促各方遵守CPTPP标准的作用。广泛认为，特朗普的任期只会持续一届，之后，下任美国政府和国会将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苏庆义也指出，目前看来，特朗普任期内重新加入TPP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以后换了总统，则需要根据新总统的执政理念来判断美国是否会再次加入。CPTPP对中国的亚太贸易格局影响几何？ TPP最初由奥巴马政府提出，被视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部分，它一定程度上旨在遏制中国在亚太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TPP初始12国GDP占全球的40%，12国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而中国与这12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因此，此前专家预期，TPP的达成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和经济产生诸多冲击。 根据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6年的研究报告，在RCEP达成、TPP失败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受益880亿美元，而如果RCEP与TPP同时达成，中国经济会受益720亿美元，而如果RCEP失败，TPP达成，中国将损失220亿美元。 CPTPP 11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4%，11国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额的15%，因此，尽管没有美国参与，CPTPP对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经贸格局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卡普里认为，CPTPP是这些国家先发制人，以应对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实施CPTPP，11个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可与中国竞争的框架，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也会加入RCEP。 王辉耀表示，CPTPP如果生效，会对中国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关键还要看RCEP能否尽快达成。RCEP目前有16个国家，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目前有了CPTPP的情况下，日本、印度等国家加入RCEP的积极性可能下降。此外，因为CPTPP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它的达成表明亚太范围内形成了一个11国的自由贸易圈，这对现有的亚太贸易体系会带来一定冲击。 RCEP目前已经进行了20多轮会谈，但许多细节仍然在谈判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几近成型的CPTPP给RCEP树立了高标准，而其中一些高标准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 卡普里认为，CPTPP生效将对中国产生极大影响。即便目前没有美国直接参与，CPTPP框架也十分亲西方，其中提出的许多贸易实践和价值与中国目前实施的经济政策以及发展计划相冲突，比如，有关数据隐私、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此外，CPTPP中还包含有关国有企业如何运营的严格条款。 在11日下午举行的中方APEC代表团吹风会上，有记者问及，中方是否担心各国就TPP达成框架协议会对中方一贯持支持态度的RCEP造成影响。对此，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回应称，中方并没有对TPP的成果给予太多关注，也不认为RCEP会受到TPP的影响。 菲律宾前央行行长Jose Cuisia Jnr表示，因为有中国和印度参与，RCEP可能会成为比CPTPP更加成功的贸易协定。 至于中国会不会加入CPTPP，卡普里认为，中国加入CPTPP虽然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来看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国要加入这一协议，必须接受CPTPP对提高国企透明度、非常严格的劳工及环境标准等的规定。此外，中国还必须要对工业政策、企业补贴、数据隐私、IP等领域的政策做出一些改变。 王辉耀则表示，他赞同中国外交部的观点，即任何多边贸易安排都应该符合开放的标准，所以，CPTPP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应该欢迎中国的加入。而如果时机成熟，中国也可以考虑加入CPTPP。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日本等TPP国家都曾提到过希望中国加入。此外，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发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Asia Pacific ，简称FTAAP），而加入CPTPP后，可以参与主导亚太经贸一体化，还可以吸收其更高层次开放的经验，推动CPTPP与RCEP的整合，加快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启动与发展。文章选自凤凰网，2017年11月22日
2017年11月24日 -
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转载自解放日报2017年11月17日，采访者高渊系解放日报首席记者。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档案：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去美国：“刚到美国，买一罐牛奶、一根香蕉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高渊：1990年，是什么机缘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 郑永年：我联系了三所美国大学，哈佛、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哈佛大学要先收几块美金的邮费，他们才给我寄申请材料，普林斯顿不用，直接寄过来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个老师曾在北大当过访问学者，我给他当过助教，他把申请材料寄给我了。 当时，我考了托福，但成绩一般，没考GRE。圣巴巴拉分校说，到了那儿还要考我的语言能力。但普林斯顿没有要求。其实，那时我对普林斯顿也没多少感觉，人家说爱因斯坦以前在那边待过，我觉得还不错吧。 高渊：普林斯顿为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 郑永年：这也是我很多年来的一个疑问，普林斯顿为什么录取我？我找了不少老师和同学打听，据说录取我的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瑞恩(Alan Ryan)教授，我前些年买了他的很多本书，他是英国人，从英国到澳洲再到普林斯顿，是当今世界研究洛克最好的学者。遗憾的是，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上过他的课。后来听另外一个教授说，我当年翻译西方的书，写了很多文章，把西方政治哲学引进中国，可能是这一点打动了普林斯顿。 高渊：去美国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太贵了。当时我身上只带了120美元，从纽约下飞机到普林斯顿的车票要几十块。第二天，实在饿了，就到超市买了一罐牛奶，其实我不喝牛奶的，但不知道买什么才好。还买了一根香蕉，加起来花了3块多，把我心疼得要死。 高渊：你曾说过，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是你学习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段。 郑永年：当然辛苦了，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首先是英文，因为我对出国没有做很好的计划，说出去就出去了。80年代很多人想出国，他们一般会先去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把语言学好了，再转去一个大的学校，我是直接去普林斯顿的。 前面6个月很痛苦，基本上不会说。我虽然80年代翻译过书，但就是开不了口，很害羞。老师说，你怎么不会说呢？美国大学不错，专门有老师辅导英文。后来一位女老师跟我说，英文很简单的，开口说就行了。 高渊：半年以后把语言关过了？ 郑永年：就是克服恐惧心理了，不能说过关，到现在我的英语关还没过呢。然后我就开始用英语写论文，天不怕地不怕地投给一些政治学期刊，发表了好几篇。 高渊：研究中国问题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 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去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听说你的博士论文最初想写中国农村改革？ 郑永年：对，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想用新制度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农村改革，但对这些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写，可能会带有情感色彩。后来还是决定换题目，当时已经弄了好几个月，改成了研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高渊：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郑永年：我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论文写完后，就直接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两位评审说这本书挺好，但要修改。我花了不少时间改好后，但其中一位评审却改变他（她）的观点了，因为当时苏联垮掉了，他（她）认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会像苏联那样，我不认同他（她），就撤回了，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观点。诺丁汉：“我想组建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成功经验复制过去。”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来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在哈佛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郑永年：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两年。第一年主要在改写“中央与地方关系”那篇博士论文，以及写“中国民族主义”这本书。第二年，我是新加坡和美国两边跑，因为哈佛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一下“亚洲四小龙”。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议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 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他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后来有没有离开过东亚所？ 郑永年：我在东亚所工作几年后，2005年去了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那里待了三年。当时诺丁汉大学名誉校长是杨福家，但我之前没跟他接触过，跟我谈的是英方校长。谈了以后，他又向杨福家去说，问他我这个人行不行，杨福家说行，这样我就去了。他们找我的目的，是要成立中国政策研究所。 其实我也不算正式离开东亚所，当时王赓武教授很支持我到不同的学术环境工作，我还是跟东亚所保持联系，参加东亚所的很多会议。那时候，我也是野心勃勃，看到英国对中国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就想组建一个英国最好的中国研究所，把东亚所很多成功经验复制过去。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年：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 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的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身份证：“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户口放在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高渊：后来为何选择回到新加坡？ 郑永年：因为王赓武教授希望我回来，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待人亲切、学术精深，是我眼中的当代大儒。2007年，他当了十年东亚所所长后，转任主席。当时，请来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担任所长，但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一段时间之后后就辞职了。 这时候，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切东亚所，问王赓武教授和黄朝翰教授（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东亚所接下来怎么发展的问题。黄教授就提了我，李光耀先生也熟悉我的名字，因为我从1996年起就为新加坡政府写政策分析文章，他也觉得我合适，要我回来。东亚所就跟新加坡国立大学商量，通过评审程序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因为我在英国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了。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关心，我是很感动的。 然后，王赓武教授亲自到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回去。英国方面挽留我，而且当时已经申请到欧盟和英国的研究基金，我在那边会做得很好。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回新加坡。后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是非常完美的，每个单位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人，有的捣蛋，有的干活，但我的体会就是一条，任何组织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干活的人，就像我以前当农民一样，我自己不捣蛋，当一个干活的人。 高渊：2008年至今，你一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你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 郑永年：不是，我现在还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没有考虑过要申请新加坡国籍。 高渊：这些年来，你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新加坡学者，甚至不知道你生在浙江余姚。你始终保持中国国籍，却又常年在新加坡工作，会觉得不方便吗？ 郑永年：以前确实不大方便，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用中国护照手续相对麻烦些。现在好多了，而且我也不想老是出去开会，很多国家来请我，我也可以借此推脱。因为没时间，我就喜欢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因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写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永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中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易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我是谁：“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你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了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的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因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报纸写专栏？ 郑永年：1996年底开始的，已经持续21年了。一开始是为香港的《信报》写，从2006年开始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写。一周写一篇，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要停也停不了，因为习惯了。 刚开始写专栏的时候傻乎乎的，把一篇很长的文章寄给编辑，编辑再分拆成几篇发。所以万事开头难，后来写起来就容易了。当时《信报》要求每篇在2500字以内，后来在《联合早报》越写越长，最长写到过5000多字，现在控制在3500到4000字。我在早报上的专栏是星期二发，只有出现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晚一天。比如，上次李光耀先生去世，那个版面基本上都是纪念他的文章，我的专栏就推迟了一天。 我的专栏是把学术思考和时事结合起来，比一般的时评更学术化，但语言会比较土一点，农民也能看得懂。 高渊：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有人说你是保守派，也有人说你是自由派，你自己怎么界定？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希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有一位记者曾问我，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立场的话，你自己怎么形容？我说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太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太多的西方的左派，有太多西方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用中国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方式研究问题。 高渊：你怎么看待西方？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不少学者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我比他们了解，至少我不会像国内有些学者那样崇拜西方，因为我看到了西方的事实，我不会轻易相信西方的教科书，我了解西方的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高渊：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做智库：“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 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你现在经常去中国，主要是参加各种会议吗？ 郑永年：我非常有选择地去中国参加一些论坛，像每年全国两会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高层发展论坛，像上海的中国学论坛等。有的论坛太虚，我参加一次就不再参加了。 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我更喜欢到处看看。我现在回国最主要是做些调研，我在广东有不少调研点，那里离新加坡近，像珠海、南海、顺德、东莞等都比较方便，老家余姚也经常去。 高渊：地方政府给你什么头衔吗？ 郑永年：余姚和珠海市请我当顾问。尽管这些年做了很多政策咨询，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者。我也更认同东亚所是一个研究机构，不光是智库，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关怀，政策咨询是做不好的，只会越做越浅。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年：首先要了解学术和政策的差别。做学术就要标新立异，我们两个人观点一样的话，不是你发表不了论文，就是我发表不了。而政策刚好相反，关键要有共识，我们几个人没有达成共识的话，就没法出台政策。 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说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高渊：东亚所的研究方向是不是就是中国？ 郑永年：以前只研究中国，因为当时新加坡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用“东亚”来“掩护”一下。现在已经名副其实研究整个东亚了，包括日本和朝鲜半岛。研究人员是40多人，加上十多个行政人员，一共50人左右。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题，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像今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等方面都要研究。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中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东亚所的经费从哪里来？ 郑永年：东亚所创办的时候，是一家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组织。后来，创始人吴庆瑞先生留下来一个基金，我们现在一半钱来自于基金，一半钱来自于政府的购买服务。看中国：“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郑永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和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数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学术被殖民地化了。 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但这个模式，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模式”是世界最好的，也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高渊：接下去怎么走会很关键。 郑永年：非常关键。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就像去年习近平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民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7年11月17日
2017年11月23日 -
张蕴岭：亚太、东亚合作向何处去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1月是东亚地区开会的“旺季”，一系列区域性会议都在这个时间段召开，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越南承办；东盟推动的系列峰会（10+1，10+3，东亚峰会），由菲律宾承办，可谓盛会一个接着一个。 APEC成立于1989年，迄今已快30年了。说它是个组织，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地区合作平台，对地区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对市场开放，进行规划和引导，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不搞区域集团。APEC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建设开放的亚太大市场的长远目标，到2020年实现亚太开放大市场的“茂物目标”，并为此制定了多个行动议程。按照目标设计，原本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率先落实，但时限已过，却不了了之，如今提落实“茂物目标”的声音很弱了。尽管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广泛，包括支持多边贸易进程、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等，但人们担心，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对推进区域市场开放安排和加强区域合作兴趣不会太大。 起初，美国对APEC很热心，克林顿当政时期启动了峰会机制，但近年来，美国对APEC已是三心二意，甚至成为搅局者。奥巴马当政时，拉拢一批APEC成员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事实上把APEC给拆分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TPP，此举不是为了弥合亚太地区合作的分裂，而是便于推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参加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极力推行其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对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不赞成。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曾就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达成基本共识，由中国和美国领衔进行战略性研究。特朗普政府不会接这个单，在此情况下，尽管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亚太地区开展合作，深化区域市场开放，但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开放合作究竟向何处去，尚需关注。 东亚合作也面临新的挑战。东亚合作机制化进程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东盟加中日韩为主渠道，曾经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后来，参加东亚合作的成员扩容，由东盟+中日韩+印澳新+美俄18个国家组成了东亚峰会，由东盟+中日韩印澳新16国开启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自贸区建设谈判，而东盟自身宣布建成基于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可以说，东亚合作是多种机制并存，由多个轮子驱动。但也是因为存在多机制、多动因，原来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也就难以提到区域合作的议程之上，如今，有关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声音几乎很难听到了。原来被定位为支持东亚合作的东亚峰会，也因为成员多，认知上分歧而成果甚少，甚至有时成为争议辩论的场所。特别是美国参与东亚峰会，往往强力推介自己的战略图谋，因而引起很大的争议。以往，东亚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聚拢各方合作的意愿，就开展合作制定议程，而扩容后的东亚合作会议往往因不能搁置分歧而使合作受阻。 当然，大家还在做出各种努力。比如，2015年“10+3”部长会议就提出先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今年是“10+3”合作20周年纪念，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希望以此为契机把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提到议事日程。今年8月召开的“东亚论坛”会议曾就此进行了讨论，希望11月召开的“10+3”领导人会晤时能就此达成共识。东亚经济共同体被视作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中间步骤，是基础，一是东盟自身建设了经济共同体，已有了核心支柱；二是中日韩正在进行自贸区谈判，将为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对接进行铺垫。不过，现实地看，仍有难度，困难的是政治共识，特别是日本的态度。 目前人们对由16个国家参加的RCEP谈判给予很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美国退出TPP之后，RCEP成为东亚地区推动区域开放与合作的主平台。原来曾设想RCEP的谈判可以在2016年底结束，后来推迟到今年年底，然而，由于在一些方面分歧太大，谈判进程进展缓慢，因此，决定进一步推迟，可能要到明年底完成。然而，有人认为，没有了TPP的压力，RCEP完成谈判的紧迫性和外部压力降低，进程可能会拖长，也有人认为，参与RCEP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太大，市场开放意愿度太低，要达成高标准的一揽子谈判协议难度很大，特别是在去全球化泛起、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形势下，有关推进市场高度开放的安排会遇到更多的阻力。 中国对推动FTAAP、RCEP和东亚经济共同体都持积极的态度，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会这样做。当然，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只能是大家合力而行，其中，重要的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契合点，奋力前行，不言退。文章选自《世界知识期刊》，2017年11月12日
2017年11月23日 -
三一集团：产业报国，品质改变世界
沧海横流中，他顺境不惰，逆境不馁。作为三一集团总裁，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企业家，但他把这个称谓给了三一这个团队。从当初几个人年轻气盛一起下海，到打造了全球上市公司五百强，从智利矿难的地心营救，到起诉奥巴马案达成和解，三一集团不断为中国制造和中国企业增添着荣耀与宝贵经验。如今，在创建世界级品牌的新程中，唐修国还在致力于一个梦想——打造建筑工业化，用智能装备为8 万家建筑施工企业赋能。金钱只有诱惑力，事业才有凝聚力 86年离开“铁饭碗”，唐修国随同梁稳根创办了今天的三一集团。创业三十一载过去，对于他来说，这是“百战归来再读书”的沉浮与历练；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也刚好是而立之年。 FT全球市值500强，中国工程机械领军企业，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 混凝土机械全球第一品牌，挖掘机械国内市场连续七年蝉联销量冠军，市场占有率超过20%……这是三一人打下的骄人战绩。作为三一集团的总裁，唐修国说，“我们保持这个战斗力最关键的还是事业。” 三一的文化里有一句话，金钱只有诱惑力，事业才有凝聚力。这是一家先有文化后有事业的公司，从一开始命名时就确定了“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的目标和宗旨。 唐修国回忆，在89年时，三一的销售额是100万左右，企业的性质叫作集体所有制，后来这个形式不存在了，企业的治理结构要进行规范。有人说，这一类企业的资本都是私人的，那它就是民营企业，怎么能够叫集体所有制，更不能是国有的。在三一要被当成民营的时候，唐修国他们给政府写了报告，明确表示三一应该叫社会型企业。“我们没把它当做私人的，所以愿意把它交给政府。只要政府首先解决公司里26名跟着我们干了几年的农村员工的户口，也发一个红包，一块钱我们都不嫌少。”要知道三一那时候已不只是万元户，而是一年有二三十万元的利润。 正是有这样的初心，三一的创始人们始终认为，三一的事业是社会的事业，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社会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老领导来了问，你们这几个人还在不在？唐修国说，“只要事业在，只要三一在，我们就会在，因为是事业把我们凝聚在一起。事业在我们怎么会跑呢？”五年战役，触底反弹 当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工程机械行业自2011年下半年也进入凛冽寒冬，直到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回暖。三一董事长梁稳根曾描述，“过去的五年不是失落的五年，是更有收获的五年”。这一轮行业复苏中，三一如何触底反弹？唐修国援引了梁稳根的话。 第一句话叫“急诊治标”，首先解决这几年由于市场下滑带来的风险。用三一的话，“净贷归零”，即存款要随时能够把银行的净贷还掉，彻底解决经营风险。这就要求三一要抓营销、商务方面的风险，降低逾期付款，减少存货，加速企业周转。现在的实体经济有脱实向虚的问题，而三一正是非常标准的实体经济，五年来通过急诊治标，三一做到了净贷归零。唐修国把这看作是第一场战役。 第二句话叫“再造资本”。三一经过高速发展，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一直到2011年初，股票的复合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67.4%，在全球连续六年排名前五，在行业位列第一，市值达到上市公司全球市值500强的431位。面对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三一从未停止未雨绸缪，通过企业流程信息化的再造，用“三原三现”——原理、原则、回到原点，以及现场、现物、现实的态度来再造企业，让三一从本质上产生变化，成为了一个高效运营的公司。唐修国说，在持续的高速增长下，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很可能我们也没这个机会。 第三句话是“转型升级”。三一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到研发领域，截至目前，已拥有研发人员四千余名，包括二百余名外籍专家，五次荣获国家科技大奖，在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材料、结构、传动、控制等大量领先技术，拥有检测、试验、开发、制造和商务等数千家全球代理商，120多个国家的代理及O2O平台。面对这些积淀，唐修国心中所想的却是能否将这些平台化，今后支撑更多装备制造领域的企业，让他们借助三一的平台持续增长。因此三一的转型是要从一个纯粹的装备制造企业转向以装备制造为基础的平台，从一个垂直性的业务公司发展为一个平台性公司；而关于升级，唐修国同样看得很远，“现在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汇点，我们要抓住机会，从传统制造升级为智能制造，使三一成为一个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公司和工业云平台”。 第四句话是“寻求指数级增长”。由于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万物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智能商业，企业在当今不但在技术方面面临着机遇，在模式方面也面临机遇，唐修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在这些条件下，“其实平台战略也可以支撑指数级增长，因为它上面有可能长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今后可以成长得比我们要迅速得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投资机会。而三一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知识、技术和能力都可以为他们赋能。与此同时，三一也可以获得指数级增长机会。”习近平主席出访南非时推介三一参建的风电项目当互联网遇上装备 作为全球面向建筑和工程的装备品类最全的提供商，三一的装备之齐全比卡特彼勒和小松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修国看中了“树根互联”和“建筑工业化”这个指数级增长点。他认为，当建筑业面临着一场从传统建筑方式向工业化建筑方式的革命的时候，要利用三一过去积累的技术、材料、工艺、工法和装备，通过“树根互联”打造起一个工业云平台，联动中国的8 万家建筑施工企业持续发展。这正是他心中想要打造的建筑工业化——用智能装备为建筑产业赋能。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唐修国无疑对技术与商业模式蕴藏的机会有敏锐的洞察。他自问，有些企业总感觉到商业模式的发生好像只在零售业，互联网遇上零售业的时候就出现了淘宝，互联网遇上出租车的时候就出现了Uber, 互联网出现房子的时候就出现了Airbnb，互联网遇上社交的时候出现了微信和Facebook，那么，互联网遇到装备的时候会出现什么？ 他希望答案是“树根互联”。“今后真正是一个产业装备的资产的共享平台，希望它能够积累一千万台量级的装备，支撑一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个资产一年能够带来一千亿美元的生意，一百到两百亿美元之间的利润，三一做5%怎么样”。唐修国说，因为我们是工业物联网，它不会跟淘宝一样，它离不开工业基础。GE、西门子都是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工业物联网，三一是具有这个基础的。 唐修国记得两三年前GE董事长伊梅尔特讲过一句：也许有一天醒来，人们发现通用电气成了一个软件公司，并且它要成为全球十大软件公司之一。唐修国觉得，在工业互联网这个领域，通用电气、西门子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可能很难撼动，因为工业这个领域几乎不太可能被一个互联网公司颠覆，但希望三一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旗手，而未来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工业云平台就是三一的企业定位。建筑工业化——由底特律福特汽车想到的 说起三一的三驾马车，唐修国更愿意指装备制造（包括新能源），工业物联网，还有建筑工业化，这是三一未来的三大核心业务。 在2016年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唐修国讲到，“工程装备仍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工程装备这个板块打造成百年老字号，就像一辆卡车，不管前面有什么样的陷阱，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与此同时，唐修国也看到，互联网支撑的是可以达到万亿美元级体量的资产规模，可以产生很多商业模式。三一现在已成为全球面向建筑品类最全的装备提供商，从装备提供再往前走一步进入的就是工程。但是唐修国说，三一不走这一步，不完全走到工程里去，而是走半步，为工程提供一个平台。全球有10 万亿美元的市场，影响着几十亿人，而建筑跟谁都有关系。他认为，今天有点相当于汽车工业 114年前。 那时福特在1913年率先实现在流水线上生产出福特T 型车，底特律现代工业的一种生态基本上形成。之后T型车的售价也从850美元（同期车型售价的三分之一左右）降到了20年代的260美元，而当时一个福特员工的工资为一天5美元，他们成为了最早用上汽车的人。汽车是当时的奢侈品，结果福特T型车变成人人都买得起，这使美国成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而汽车成为了工业时代的工业。 “但有一个行业比汽车更大，那就是建筑业。”唐修国笑谈，“比汽车行业更老的是建筑业，比汽车行业更大的是建筑业，而比汽车行业更落后的也是建筑业。所以，当它发生革命的时候，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机会。” 现在很多地方的建筑工程因为环保不达标停了下来，唐修国对此表露出了担忧，国家显然不是可以不建设，但以环境为代价的建设也不能接受。他开始思考并正着力打造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让建筑工业化通过技术、管理系统的创新来实现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这也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责任。这场变革蕴藏了巨大的机会，而在短期很可能没有效益。但是，我们要去做。” 为解决问题而锐意创新，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知行合一，让唐修国在本可以“功成身退”的时候，选择了不停歇，选择了去开辟更伟大的征程。我不算一个企业家，但是三一这个团队算 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稻盛和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他刻苦勤奋的精神以及深植于佛教的商业道德与哲学思想，在唐修国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打造了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挽救了日航这样的公司的稻盛和夫是“像神一样的人物”，唐修国由心赞叹。他说，稻盛和夫讲过，企业家有三重境界，但他几乎同时补充到，“我不算一个企业家，但是三一这个团队算。” 第一重境界是“走出混沌”。企业在打拼的时候目标还不是特别明确，怎么样实现财务自由，让企业有点余钱是首要考虑的。当有一番相对稳定的事业后，就能够去“求道问真”，思考企业到底是为了什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理清自己的文化理念，让企业有所追求，这是第二重境界。但再上一个台阶时，比如在行业里已做得很有地位，所设计的目标与追求也都基本实现了之后该怎么样呢？这时就到了第三重境界——“敬天爱人”。唐修国也觉得，其实回过头去看自己的第二个目标时，有时会发现是幼稚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是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对人类又有所贡献，这其实就是企业家的一种境界，并且是企业家最高的境界。唐修国为此加了注解——每一个行业都有企业家在不断地追求，我们的企业都在不断地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美好的东西。 三一是这三个境界同时在追求。唐修国觉得，作为一个团队，三一在第一重境界里面还面对着挑战，在第二重境界里仍不断思索，而在第三境界里也践行着对社会的责任。三一履带起重机在智利矿难中展开救援圣何塞铜矿的中国定海神针 2010年，智利北部沙漠中的圣何塞铜矿发生塌方，33名矿工被埋在700多米深的井下。食物有限，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场与死神的赛跑。在这场世纪救援中，现场出现了唯一的中国面孔。因为原本的救援计划几经挫折后，最终方案确定为通过救生舱经上升通道把矿工运回地面，而三一重工合作伙伴智利最大吊装公司BURGER公司提出的以三一生产的履带起重机为主要设备的方案经过严苛审核竞标成功。在第60天，一台台钻探机终于成功将救生舱打入了旷工所在矿洞，三一连夜派飞机送去工程师和专用配件。当第一名旷工成功升井后，三一率先鸣笛庆祝，在随后漫长的一周里，红色的三一履带起重机犹如定海神针，让绝望的人们坚定了生还的希望，最终33 名旷工全部获救。 智利政府对三一重工和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外交部也发言肯定中国企业为智利矿难救援作出的贡献。唐修国表示，“很多人说三一是在炒作，我说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这么去炒作，我们的社会就太好了，那就去炒作吧。”三一机械救援队第一时间进入雅安地震灾区 唐修国还分享了一个故事。汶川地震后需要的不是企业的市值和钱，而是装备以及操作装备的人。三一派去了80 余人，背着3 天72 小时的干粮，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进入灾区救援。送去挖掘机时遇到一个断路，车子开不过去，司机害怕危险就跑掉了。三一有人可以开，但是路已经断了怎么办？他们就把挖掘机卸下来开通道路。当时砸下来一个石头，从挖掘机后面的驾驶室擦着这位员工的后脑勺把驾驶室彻底击穿了。“试想如果砸到脑袋，那是粉碎性的，但是我们仍然还是把路打通了，然后把一个车队带过去。”唐修国回忆到，“救援后我们看到的是人家跪到我们面前……”这次救援还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还救了一个大客户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通过我们的设备、由我们的员工背出来的，后来是客户自己在新闻中看到了，亲自跑到公司告诉我们。” 这，是做装备的自豪。从2008 年南方冰灾，到2011 年日本福岛核泄露，再到2013 年雅安地震，面对灾难时，三一不惜代价奔赴救援，留下的是 “逆行者”的身影。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始终坚持品质改变世界。如今，混凝土装备已做到全球第一，挖掘机械位列中国第一，风电装备成为全球风电整体解决方案专家…… 在某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CCG主席龙永图曾问唐修国，三一作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同国际上那些优秀公司相比最大的短板在哪里？唐修国表示，最大的短板就是品牌。他深深感受到中国企业最缺品牌，尤其在装备制造企业没有品牌。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怎么去追求品质，能不能尊重规律，把产品和技术的本土适应性做好？这是唐修国心中自问的问题。他看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出口的产品被认为是“一次性筷子”，出口的装备就只能用一次，甚至于一次都启不动，而且很多企业由于没有进出口权，而是通过进出口公司，根本没有服务。可是人们对产品服务的要求是秒级的，是产品出现问题时马上要有快速响应的，唐修国强调一个原则——“要把产品和技术的适应性做好”。此时，三一其实已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第一品牌，连续两次获得“中国质量协会·工程机械行业用户满意度调查”八项第一，全面超越了外资品牌。印度总理莫迪会见三一集团发起的中国企业考察团 唐修国还分享到，一定要契合当地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对装备的需求非常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跟中国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大。总书记提出的构想不仅仅是造福中国，也是造福“一带一路”相关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唐修国曾接触过一个国家的外交官，问到他的国家有资源、比新加坡的地理优势还好，为什么不能够做出改变以做得更好呢？这位外交官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得好，做好了以后我们还能够拿得到这么廉价的资源吗？唐修国觉得，中国企业绝对不会这么想，中国的领袖更不是这么想，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人类，每个人也只有一生，谁也不愿意看到那么多人在饥饿、在贫困、在战争中度过一生，这是党中央和政府提出这个畅想的根本原因。唐修国在2015年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发言 寻求当地的合作伙伴，这是唐修国提出的另一原则。三一在海外有四千余名员工，但90%多以上全是本地人。唐修国笑谈到，不在中国的话，派那么多像我一样有点湖南口音的跑到国外去，在那里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后都是进一步弘扬它的品牌，扬长避短，开放合作。“在印度投资的工厂，CEO和管理层95%以上都是印度人，印度人管比我们管要好”，唐修国曾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论坛上如是分享。 在拓展海外市场中，三一集团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优秀范例。早在2015年，三一集团发起组织了中国基础设施（能源）工商企业考察团赴印度考察，成为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先行者。考察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分别会见了考察团。三一向印度总理莫迪提交了5年内投资30亿美元，滚动开发2000兆瓦清洁电力的意向函，并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煤炭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和投融资领域的企业与印度企业签订了多个合作协议、达成多个合作意向。印度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部分，三一此次发起的中国企业“抱团出海”，以产能、产融结合的方式，以从设备供应到 EPC、PPP 等灵活的整体解决方案，为中国企业开拓、深耕印度市场提供了借鉴。 唐修国说，“就是不要以一个商人的投机心态去做，投机心态是做不长久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年出现那么多困难后，很多企业都在“转向”，但三一是“转型升级”。“我们不忘初衷，深耕市场，人人在里面孜孜不倦地去开发新技术，创新一些新的公司，那才有今天的基础啊。” 在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唐修国认为国际化过程中是采用绿地投资，收购兼并，还是一般贸易，模式其实是灵活的，也可以是一个组合拳。三一经历了出口产品的一般贸易，也在美国、德国、印度、巴西等国绿地投资，还成功收购兼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全球顶级公司，但有一点三一会一直坚持——“一定首先照顾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些人强调资本没有属性，唐修国说，“资本当然是没有属性的，但是企业家是有属性、有国籍的，不能够说我们连国籍都不要了。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怎么能置中国的利益而不顾，我们一定首先是要达成中国的利益。”这在唐修国看来是扎根于企业使命的。周期来了，把棉衣准备好 在工业革命滚滚浪潮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中，包括行业内全球数一数二的卡特彼勒和小松在内的公司，都曾面临巨大的年度亏损，但这没有影响它们成为全球伟大的公司。“这就是我们行业重资产、强周期的特点”，唐修国说，“因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球都有资产很重且周期性很强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规律，知道有这个周期来了，我们把棉衣准备好，就是过冬呗。” 市场大幅下滑的时候谁也难以独善其身，“甩锅”或许是多数人的选择。三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商业上有很多逾期付款。面对别人对“你们为什么不马上把它追回来，为什么不跟它们打官司”的疑问，唐修国回答，“打官司当然可以，但那都是我的客户啊，曾经都给我们带来了发展。业务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跟客户是伙伴，现在碰到问题了就要跟客户打官司了，是不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共渡难关呢？” 唐修国坦言，当时三一自己也在利润、销售额、现金流等各方面指标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但没有对客户采取那样的极端应对。同时，优秀的客户都在跟三一一起共渡难关。现在市场好的时候，三一的业绩有大幅回升，今年整个集团有可能实现近百亿的现金流，这意味着三一可以还掉近百亿的银行贷款，逐步实现净贷归零。至于这次市场的下滑，唐修国看来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今后在投资经营过程中还要留更多余地。投入到为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冒险事业中去 唐修国曾经提到，制造业离不开工匠精神。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刻意地追求1+1 等于2 的精确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等于2.1 或1.9，它不能掺杂任何一点其他东西。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为世界提供工作的机器。工程机械、工程装备或者说更大的装备行业正在改变世界，它可能不会成为最盈利的公司，它也可能不会市值最高……但它却是是工业的脊梁”。这是唐修国在2016 年冬天参加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时吐露的心声。想必正是这种使命和热忱，让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定地传承着世界上许多“百年老店”的工匠精神，也带领三一保护着这份对品质精益求精的追求。 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要让从未把自己当做企业家的唐修国来下一个定义确实有点为难，但他思索后觉得，“能够把自己的财富，甚至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为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冒险事业中去，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在他看来，企业不可能都是成功的，哪怕失败，它也是一种光荣的失败。如果这个企业做得很好，我们当然为他鼓掌；如果失败了，但也为他敬礼的话，那就真正是一个企业家。 唐修国觉得，全球化智库（CCG）的两位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他非常理解他们选择放下安定的生活和个人空间，靠自己的经历积累为智库事业而竭心尽力。“有些人觉得这是‘虚’的，但如果整个社会全是‘实’的，发展不受文明的控制，技术面前失去了智慧，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作为CCG副主席，唐修国期待CCG今后在智库领域拥有这样的定义和地位：“站在中国的角度，CCG 要成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最具有全球视野的智库；而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它又是最理解中国的智库”。 和平时代尤其需要智库贡献智慧，唐修国期待智库能够更好地发挥影响力。而在熟悉他的人看来，他自己正是一个冒险家，更是一个队伍，矢志前行，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为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7年10-11月刊总70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1月23日 -
王辉耀：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释放明显信号
王辉耀，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2017年11月17-1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作为主办方介绍论坛并致欢迎辞。他指出，新时代下企业“走出去”合作共赢是新的主线。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继续秉承往届论坛的宗旨，继续聚焦企业全球化，继续着眼于中国不光今后五年，包括未来十年甚至更远的发展，特别是要以十九大更加全面开放的精神为重要指导，推动中国企业更高质量地走出去。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十九大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次有全球影响的党的代表大会，特别突出的特点是提出了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而且第一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有史以来历届党的报告里面首次重点提出的内容。同时，十九大报告很大篇幅讲到了中国进一步开放，推进全球化，包括积极发展全球化，我们的论坛主题与之非常契合。 另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习主席讲到，“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坚定不移进一步扩大开放，我觉得这是释放出来的非常明显的信号。十九大以后国家有关部委立即公布了放宽外资在金融、投行、保险行业的控股权，未来三年至五年还要进一步取消相关投资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是巨大进步。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订了2500亿美元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双边经贸大单，表示出来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决心。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未来15年到30年的发展愿景，到2035年、2050年中国将有更大的发展。 前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及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的会晤扩大了两国领导人的互信，习主席这次会见特朗普时也专门强调了元首外交的重要性。元首的高层对话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经贸投资氛围，达成的重要共识将为今后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指明方向。除了签订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中国政府宣布的放宽和三年后取消外资控股比例，也是中国对十九大提出的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进一步落实，希望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相关审查也能相应放宽。 在此次特朗普访华前，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赴美调研报告，指出建立稳定、均衡和共赢的中美关系，并从基建、经贸、人才留学、互联网治理、太空合作等方面提出中美合作十二条建议。在这次调研中，中国“走出去”企业表示现在的投资氛围并不友好，美国企业也公开讲到，如果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必须要多付约20%的溢价才能达成交易，因为不知道审查时间还要多久，这个成本担负不起。中美之间最大的粘合剂就是经贸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加强中美互信合作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举措，希望参议院的考虑结果不是要收紧CFIUS审查。 现在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中美双边人员流动的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每年中国就有30多万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如果包括中学生在内，现在中国在美留学生已超过40万人。每年取得美国绿卡的8万移民中，有9千多投资移民是来自中国的申请。此外，每年接近三四百万中国人去美国旅游，这些大的流量都没有被计入中美货物贸易。相信特朗普回国后，访华期间签订的2500亿美元大单的效益也会慢慢传递开来，这对中美之间友好氛围的维持和中美关系的发展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全球化的新征程，企业“走出去”合作共赢是新时代的主线。十九大作出了“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部署，描绘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给中国发展提出了新方向，强调中国企业将更加高质量、高素质，在行业的优化以及“一带一路”和全球化中引领更大的发展，十九大的召开确实非常及时。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正好在十九大胜利闭幕一个月后在三亚举办，我们会继续深入研讨十九大精神，更好推动中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自全球化智库（CCG）2014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作为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新型国际化盛会，论坛获得了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知名企业家、各部委领导和专家的鼎力支持，成为了最具影响力、最关注全球化企业战略、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全球化高端论坛。历届论坛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了平台，分享了各界精英的思想交流与学术专家的研究探讨，推动着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在论坛上，CCG每年都发布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基于常年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案例的跟踪研究，今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全球对外投资的最新动态，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提出问题对策。根据CCG中国企业全球化评价体系推介出的“2017年中国企业全球化50强”等系列榜单，论坛连续第四年向年度杰出“走出去”中国企业颁奖致敬。专业的形势研判和丰富的经验分享，对于中国企业明晰对外投资战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推动企业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这是全球化新的方向。全球化新型发展是新起点，也是新动力。我们将继续秉承往届论坛的宗旨，继续聚焦企业全球化，继续着眼于中国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远的发展，特别是以十九大提出的更加开放、更加全面的开放精神为重要指导，推动中国企业更好、更高质量地走出去。（本文根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三亚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1月23日 -
王广发：中国经济具有充当世界经济引擎的优势
王广发，法政集团董事长、CCG资深副主席2017年11月18日，法政集团王广发董事长出席在海南三亚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由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主持的全体大会“2018世界经济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前瞻-机遇与挑战”上，王董事长从产业转型践行者的角度，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优势所在。以下为演讲全文 作为国家产业转型的践行者，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永远充满信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能力、政治领导力、产业经济转型的创新领导力仍然具有优势，这可以从我们国家的战略规划上体现出来： 一、“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是拉动中国产业转型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过去，每年我们国家的产品有几百列、几十列火车运往欧洲；现在，每一年突破了五千列。这种内需转外需、外需拉动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持续稳定增长、常态增长有巨大的优势。 二、我国的“走出去”、“引进来”发生了质的转变和提升，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和我们研究所的所长王志乐先生一起研究国家“走出去”、“引进来”的政策，他昨天也在大会发表了演讲。我们的“走出去”，已经由过去低层次的产业、产品、境外投资，发展为现在高端的、高新技术的、创新的、产业高科技的“走出去”，已经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的“引进来”，已经由过去引进国外淘汰、落后的技术作为我国先进的技术，转型为引进教育、科技、人才、高端顶尖技术，这一转型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讲也是巨大的优势。 三、区域经济高端、环保产业的发展优势正在凸显。由于我国高铁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高端、环保、生态产业的发展已经取代了过去低端、能耗高、不环保甚至破坏环保的产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上去有所减缓，但是“正能量”经济发展的转型已经彰显了它的优势。 四、依法合规的经营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全球认可的游戏规则为我们带来产业转型发展的商机。过去龙永图部长代表我国参与“入世”谈判，加入WTO，按照全球认可的游戏规则依法合规，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优势。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依法治国，这一切都给我们的产业转型、产业发展带来了商机。依法合规的经营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一个企业抛弃了依法治理，那么我们在全球就无法形成我们的领导力。 五、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创造了条件。很多企业都在转型，像法政集团就是在进入地产两年之后开始优先发展教育。十九大总书记提出优先发展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品牌。中国融入全球的时候，全球包容中国的时候，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候，必然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教育、了解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培养全球化、国际化人才。如果产业创新发展没有人才，那是不行的。人才来自哪里？来自教育。所以说优先发展我们的教育，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基础教育的改革、全球教育面向中国共同融汇的改革迫在眉睫。 六、内需拉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十九大提出各个区域产业转型的经贸示范区、高科技发展区以及人才引进的模式、示范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明年我国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年，百姓手中有大量的资金，社会上有大量有活力的产业，他们都在以13亿人民的内需拉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我们还应当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现在正在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第一，我们要正确、深入领会总书记提出的“一百年”，正如深圳用了三十年赶超香港，我们要用好“5+2”、“白加黑”的时间，把一百年变成快速发展的三十年。第二，我们要正确认识“一带一路”64个国家45亿人口的内需拉动，把它做成“引进来”的内需。 七、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加快了国家产业创新驱动。现在京津冀一体化整合，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整合。我之前陪同有关领导去深圳调研，那时候提出建设深珠港澳经济圈，后来胡春华书记提出如果把深珠港澳作为经济圈，那怎么拉动整个广东的经济。后来我建议，把深圳、珠海、东莞、惠州的GDP给广东，他还是不同意。后来确定了粤港澳，但是粤港澳我们提出不能扩大范围，由9个地级市加上香港、澳门。这个大湾区经济是一个调整，京津冀也是一个调整，渤海湾也是一个调整，长江三角洲还是一个调整，这样的湾区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国家产业创新的内需，已经凸显出来。 八、金融、外汇政策的动态调整为产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驱动力。这也是满足内需、拉动内需的战略格局思维，这一点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科研、学术、大智库、大智慧，都离不开金融的调整。小有小的金融，大有大的金融，以此推动经济产业的驱动、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主席台就坐的官方的、企业的、金融的、商务的、会计的、学术的都有，这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是看不到的。过去以官方为主的会议，现在已经转变为以大综合、大智慧聚集各个行业专家、学者和各界精英的论坛、峰会。 谢谢大家！（本文根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三亚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