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塑造超强磁力场

理事简介毛大庆，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　　2018年4月18日，磁力场·优客工场三周年暨百场庆典在北京王府世纪社区召开。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在现场回顾了一个空间独角兽的成长之路。三年间，优客工场通过空间扩张、线上线下整合以及产业并购与合作，稳步成长为中国共享办公领域首个独角兽企业。从物理扩张到化学反应至生态建设，一个彼此吸引、互相赋能的磁力场正在形成。　　成立三年以来，优客工场在场地合作、产业合作、企业服务、产品创新、场地生态、战略入驻等6个维度上展开跨界合作。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优客工场于2017年发布了全新的产品线战略，推出了五条产品线：Matrix，头部创新企业的大本营；Elite，大中型企业及跨国企业的商务办公空间；Clash，为在细分领域较为领先的中型成长性公司打造的活力空间；Box，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办公及企业服务空间；Heritage，历史建筑中的共享艺术空间。　　2018年，优客工场先后完成对洪泰创新空间、无界空间和Wedo联合创业社的并购。并购之后，优客工场的总估值达110亿元人民币，全球布局160个办公社区，吸引6000余家企业及10万余名会员入驻。　　此次举行庆典的北京王府世纪社区，是优客工场正式启幕的第100个社区。毛大庆说，“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新关系构建，是个体与群体间精准且无摩擦的连接方式。”未来，高势能下的服务与体验裂变升级将逐渐形成。标准化楼宇管理输出，多元化资本市场的探索，众创空间行业标准的发布，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的加强，开源知识分享平台优客讲堂的打造，将成为强力助推，使优客工场对行业发展的探索与引领成为可能。文章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4月19日

宗庆后：企业应坚持弘扬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

理事简介宗庆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4月21日，第二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在京召开。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的演讲，指出新时代是合作共享的新时代，广大企业应坚持和弘扬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拓者、建设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民族精神，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向亿万人民发出了奋进新时代的号召。对此，宗庆后指出，在新时代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亦要共享发展机遇，特别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要加强合作与共享，通过共享实现共赢。“我认为，只有中小企业发展好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宗庆后也坦言，中小企业实力弱、规模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和局限，限制了发展速度。因此，他指出，中小企业要精准定位、找到自己在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合适的位置，并建议向发达国家学习成功经验，让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共享发展机遇。　　在企业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上，宗庆后认为，企业应发挥“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让员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与员工共享发展成果。这就要求企业既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实现“企业的事情员工管”，亦要做到“员工的事情企业管”，即从企业增效员工增收、提供平台帮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各方面来全方位地关爱员工。　　此外，宗庆后还表示，“中国企业要实现基业长青、永续发展，必须怀有海纳百川之心、博采众长之态。”在新时代，娃哈哈的开放合作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大，立足主业的同时，在生物工程、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这三个领域谋划布局，努力寻求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目前，娃哈哈正在与以色列、美国等国家知名高校和研发机构进行洽谈，建立联合创新实验室、设立人才培养项目，选择若干先进的、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孵化，并提供资源协助研究人员在国内实现技术的产业化。与此同时，公司亦与以色列、欧美等国家在细分产业领域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进行深入的洽谈合作，在国内成立合资企业，把欧美的先进技术转移到中国来，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填补国内相关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空白。宗庆后坚信，只有开放，才能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4月24日

郑永年：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序曲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导读］伴随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一个“新冷战”时代即将开启。郑永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全面剖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演进方向，为我们理解“中美冷战序曲”是否已经奏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此编发。中美两国的贸易战，至少在言语层面，正在激烈交锋之中。目前的局部贸易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贸易战？贸易战会不会导向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会不会升级成为全面新冷战？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如果中美能够在理性引导下，只打一场有限贸易战，不仅两国可以维持正常贸易关系，目前的世界秩序也不至于解体。但如果贸易战失控，最终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绝对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人们可以把中美关系称为国际关系的两个最主要“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体系就会垮掉。很多人对今天的贸易战很亢奋，也很恐惧。不过，从积极面来思考，一场有限的贸易战也不无正面意义。如果双方都感到贸易战对自己会有重大损失，大家就会变得理性一些，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多少用处，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和冷战期间不一样的行为方式。这对美国尤其如此。在贸易问题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是停留在“冷战”思维阶段，对今天复杂的世界贸易格局没有理性认识。很显然，这一波全球化以来，世界产业链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前一个国家制造一个产品的全部部件，但现在一个国家只制造一个产品的一些甚至一个部件，整个产品是由众多国家共同制造的。尽管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但确切地说，中国只是组装工厂。很多产品部件都是由其他很多国家生产后运到中国，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贸易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参与产业链的国家。再者，受贸易战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体制的问题。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就是为了减少和解决贸易纠纷，但如果一些国家避开国际贸易体制搞单边主义的贸易战，那不仅破坏国际贸易体制，也大大打击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体制的信心。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刚过去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贸易战会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灾难性后果。就中美关系而言，贸易战也会促使双方意识到，在推进国内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美国生产什么、消费什么、生产多少、消费多少，都会影响到中国；反之亦然。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过于自私，必然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反应。如果这次贸易战能够促使人们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重建，更有利于国际经贸关系甚至整体国际秩序的重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几个方向贸易战会不会朝这个积极方向发展？经验地看，概率不是没有，但很小，更大的概率是往更坏方向发展。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中美之间的冷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实际上，至少就美国强硬派来说，贸易战是新冷战的起点。从贸易战到技术战再到全面新冷战，这里的逻辑和路径都很清楚。最近几年，很多学者把今天的国际格局比喻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一战之前也经历了类似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低；同时，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也不低。当时人们也不相信战争会爆发，因为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互相伤害。不过，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并且是热战。原因很简单，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人们做出了直截了当的选择——“国家安全”。今天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逻辑地说，贸易依存度既可提高，也可减少，甚至脱钩。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前些年美国一些学者把两国关系称为“中美国”，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人把中美关系称为“夫妻”，即使是不情愿的，甚至强迫的“夫妻”。不过，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夫妻”不仅可以离婚，还可以成为仇敌。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战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贸易战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美国对自己的伤害会很大。贸易战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降下来。一旦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开始。一个明显事实是，美国的贸易战不具普遍性，即并不是针对所有国家，而是专门针对中国，美国已经把对盟友和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区分开来。这里还有一个人们没想到也不肯面对的问题，就是即使这场贸易战因双方觉得对自己都不利而不打了，在危机时刻戛然而止，但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已得到想要的效果，即拖慢中国崛起。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开始了技术冷战。正如美国政策界和决策圈所公开明示的，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制造2025”。对中国来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长远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但美国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甚至威胁美国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内部也有不少人（至少在知识界）把此视为中国超越美国的计划。这些年来，不少人不是把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视为目标，而是把超越美国视为目标。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超越美国。这种过度的宣传更强化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忧虑或者“威胁感”。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发展也已经累积到一定水平，在一些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西方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竞争压力。在这个情况下，如何拖延甚至遏止中国的技术超越，是西方战略家这些年在对华政策上所考量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技术冷战也具有必然性。今天西方的普遍共识是，尽管中国技术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这么快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西方技术在中国扩散。西方认为，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是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技术扩散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是两个主要因素。就向中国开放市场来说，西方促成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成为经济活动，“西方技术+中国劳动力”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就技术来说，高铁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要阻止中国在技术上超越西方，西方也必须在技术上做文章。很多年里，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工业信息谍报战”，及中国企业对西方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已经明确把如何阻止中国这么做提到政策议事日程中。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很多方面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具有一致性，且更进一步。近年来，欧洲和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防范心理也越来越甚。▍美国两党形成“统一战线”因此，尽管这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及其贸易战的方法，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认同，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持批评和反对态度，但在针对“中国制造2025”方面，可以说整个西方达成一定“共识”。在美国国内，无论亲华还是反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方面更可以说结成“统一战线”。怎么和中国进行一场技术冷战？目前来看，西方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西方阻止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阻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另一方面，西方阻止中国企业进入西方市场，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西方总是把技术进出口置于西方“国家安全”的概念架构中去认知和讨论，明显表明西方把经济和国家安全绑在一起。一旦冷战爆发，西方在这方面的动作会更大。尽管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西方怎么做都难以围堵和中止中国崛起，但必然会拖慢中国崛起。没有多少人预见到今天的中国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所有这些声音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思维”，被人们人为地忽视了。尽管美国强硬派一直没有中断过制造新冷战格局，但在全球化时代，一场新冷战被视为是不可能的。尽管美国方面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周边挑衅（尤其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但因为中国有效地应对了这些挑衅，人们便很藐视美国，觉得美国不过如此，没有能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挑衅，或者进行一场新冷战。现在国际局势巨变，很多人不能理解，就简单地说是特朗普个人的错误，认为是特朗普个人“非理性”甚至“疯人行为”所致。特朗普个人因素当然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商人+军人”。这个模式让决策效率大大提高，但缺失中国人所说的“权衡”过程，容易产生在外界看来是“非理性”甚至“错误”的决策。不过，特朗普政府本身就不会有如此认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正是美国很多届总统想做而做不成的一些事情。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正在做其应当做的事情，中国也会做出其应当做的回应，这就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上有“认知”（perception）和“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的分析，无论是“认知”还是“错误认知”都不是对错的道德判断，因为两者都是“社会事物”，一旦产生了，都会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美国正在发动的贸易战或冷战，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内部建设成就，主要是存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这样一个和平国际环境，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促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国际局势做了一个正确判断，那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趋势。根据这个判断，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反过来促成了世界发展与和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正确判断和中国本身的努力，中国能够经历40年的和平国际环境。今天，不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又回来了。中国无法，也不可能逃避现实，只能直面。中国如何应对，不仅决定自己的前途，也将决定世界的前途。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8年4月24日

王辉耀：海归创业——政策已到位 服务需精准

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海归创业比例日趋增高　　记者：近日有数据显示， 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再创新高。以往留学人员归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这种局面却得到扭转。这是如何实现的？　　王辉耀： 前些年， 我国虽然出现出国留学人数与留学归国人数双向增长的局面， 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并拥有研究或工作经验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较低。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阶段，我国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 培养出的人才却在海外深造后留在当地， 为他国的发展作贡献。这直接导致我国的人才资源无法获得 “质”的飞跃。从更深层面讲， 人才的流失实际上是我国教育、 科研等资源的变相流失， 长此以往， 会影响中国科技和社会创新发展的速度与效率。　　自从李克强总理倡导 “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后，我国政府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工作。这极大推动了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积极性。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曾说过，过去3年， 他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 有1/4的企业家是留学归国人员。这个比例相当高，体现了留学归国人员在创新创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记者：那么，当下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 （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 《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与家人团聚和看好国内发展潜力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两大主因。此外，促使留学人员回国的因素， 还有容易获得亲戚、 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国内创业环境好、持有专利技术及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等。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 76.4%的留学人员是2015年之后回国创业的。 如此高的比例与国家大力倡导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海归创业成功因素几何　　　　记者：目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主要在哪些城市和行业？　　王辉耀：我们调研发现， 北京仍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首选城市，二线特色城市成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新的发力点。　　具体来看，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 上海、成都、广州、武汉。这五所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创业所在地域呈现 “一线城市为主导， 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其中，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 尤其是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集聚， 对海归的吸引力较大。留学人员回国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 有1/3的人认为经济发展、人脉关系、 环境舒适度、 文化多元包容性、资源集中度， 是评价创业城市优劣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为产业基础、 配套设置和人才政策。 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　　在行业分布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 其中， 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占比近1/5，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选择金融业的仅占10%左右。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 什么样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容易取得成功？　　王辉耀：我发现， 留学人员回国成功创业，有七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拥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第二， 高学历， 至少是硕士以上学历，甚至是博士； 第三， 拥有优秀的团队；第四，成功创业的海归基本都是在各类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人； 第五，成功拿到风险投资的创业者成功几率大；第六，在大城市创业成功的案例更多， 当然现在海归在二线城市成功创业的也在增加；第七，在北美国家留学归国创业成功的比例较高。　　记者：近年来，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得到了哪些支持？经营盈利状况如何？　　王辉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获得的资源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 客户资源、 信息资源和资金资源排在前三位， 其次是人才资源、 技术资源和政府资源。 调查显示，受企业所在行业、企业规模、 经营管理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企业的盈利周期差异较大。 调查显示， 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6%。 1-3年内盈利的占比27.9%， 3-5年盈利的占比5.2%，5-10年盈利的占比4.4%，10年以上盈利的占比2.9%。根据盈利周期比例来看， 于2015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基本尚未发展到盈利的阶段。创业服务还需“精、深、细”　　　　记者：目前，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最需要哪些帮助？　　王辉耀： 我们曾结合创业失败案例，对当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项目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过半数创业者曾创业失败，主要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 融资困难、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和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其中，项目运营成本高是最大阻碍。　　创业所需支持方面， 三成以上留学回国人员认为， 在创业中能否获得市场开拓、 金融服务、 创业辅导、 财政经费支持、人才引进、 管理咨询服务、 公平市场环境政策、税收优惠、 创新场所等方面的帮助，非常重要。 其中， 他们最需要的是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和创业辅导， 尤其是最后一点。 与2015年相比， 海归创业者对于创业辅导的需求提升14.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受调查者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业基地和平台对于其创业发展的帮助尚不明显。 这说明支持创业的平台与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对接服务有待加强。　　记者： 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　　王辉耀： 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除了进一步打造总体引才环境外， 政府提供的创业服务还需要做到 “精、 深、 细”。众多成功创业的海归认为， 政府到位而精准的服务，对企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为扶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很多地方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企业开展了个性化服务， 这些经验都可以进一步整合、梳理， 在更多的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 在创业服务方面， 成立千人计划产品营销服务中心， 服务内容包括政策申报、 创业培训、 管理咨询、 互动交流、 成果转化等； 在企业成长服务方面，鼓励高层次人才领衔组织各类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 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在生活服务方面， 则对高层次人才在出入境、医疗等方面予以优惠， 尽可能为人才扎根本地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 完善金融体系，解决融资难题。 通过拓宽融资渠道，设立留学人员创业基金， 以直接资助、贴息贷款、 风险投资等形式， 重点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和留学人员企业；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科技企业的评估和担保机制， 鼓励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支持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文章选自《中国劳动保障报》，2018年4月25日

梁建章：中国的创新力能否比肩、超越美国、欧洲、日本？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中国能否越过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继续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切，取决于未来中国的创新力而创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组成和分布···中国的创新力能否比肩、超越美国、欧洲、日本？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梁建章 黄文政 | 著　　2018年4月23日下午，CCG资深副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与合作者黄文政所著《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书聚焦人口规模和结构对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有望对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教育改革和创新城市规划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梁建章与黄文政分别介绍了其主要发现和分析框架，并在此后的“汇智创新”专家论坛上，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多位知名专家展开讨论。梁建章强调，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他呼吁中国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

储殷：大国博弈制度先行 数字中国亟需新法助力

刘永好：整合全球技术、资本与市场，形成发展新格局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国政协委员，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2日-24日在天津举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在论坛上分享了新希望在国际化布局方面的一些往事。　　刘永好提到，刚好20年之前，新希望在越南建设了第一个海外工厂。当时自己满怀信心，以为工厂建得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自己在中国又是销量第一的，所以在越南也一定卖得很好。结果，最后的产品拿出来却根本没人买。因为人家都说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呢？因为人家本能得认为中国货就是半价货或者1/3价货。　　“我们找到当地的农民，他们说我给你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了，因为中国货在越南，那个时候就是叫做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气的不得了，但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就是这样的。”刘永好表示，“我们下了好大的决心，通过质量提升、免费试用等方式最后慢慢站稳脚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当地价格卖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饲料企业之一。”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永好：我是做农业的，做食品的，人家都说我是“老农民”，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个老农民，而且是养猪的，靠到我身边去闻一闻还有猪的气味，猪的气味不一定是臭，现在我们用一种新的生物科技就猪粪没有那么臭，还有特别的香味。我们从事民营企业已经36个年头，首先在国内做，那个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我们做农业也是被迫做的，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我们在农村一步步走过来，到今天我们仍然坚守在农业和食品领域。　　1998年，我们开始考察，在中国已经是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布局呢？于是我们跑到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地方，最后发现他们比我们先进的多，我们到那里去不见得能够做的好，我们再看一看东南亚，我们有相对比较优势，于是我们就在东南亚先干，第一个工厂在越南，我们的工厂建成了，到现在刚好20年，20年以前的，我们满怀信心，工厂建的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我们在中国是销量第一的，在越南一定卖的很好，结果产品拿出来根本没人买，为什么？说我们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呢？人家本能的认为中国货就是半价货或者1/3价货，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货你看看地摊上到处卖的都是特别便宜，日本货卖一万块，中国货大概两三千块钱，所以我们生产的饲料根本没人买。　　我们找到当地的农民，找到很多人，他们说我给你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了，因为中国货在越南，那个时候就是叫做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气的不得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就是这样的。我们下了好大的决心，通过质量提升免费试用赚了钱猪养肥了收钱财这的方式慢慢站稳脚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当地价格卖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饲料企业之一。走出去最开始是在东南亚干起来的，然后慢慢的从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到斯里兰卡到孟加拉，然后再到埃及再到南非好多，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40个国家有我们的企业，20年了，我们在海外已经有上万名员工，就是最开始我们从事农牧业做饲料业和养殖业和食品业，这几年国家提出叫做消费升级，我们发现国内的这些普通的已经满足了，而高端的动物蛋白还不够，高档牛肉羊肉牛奶这些越高端的需求越旺，于是我们开始向一些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去做投资发展，后边我们发现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他们的土地很多，他们的牛羊奶质量特别好，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美国在欧洲做投资，开始把我们的投资发展向纵深迈进，除了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目的是为了中国消费市场消费的升级而去的，而且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我觉得结合我们是最好的。　　我记得我们2014年的时候习主席到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和国事访问，那次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了中国澳大利亚企业峰会，习主席也发表了很著名的讲话，后面习主席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的见证下，我们签订了中国的农业企业和澳大利亚农业企业合作的中澳百年农业合作计划，我们准备联合一些中国的企业和澳大利亚企业一块来推动中国澳大利亚和农业和食品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的发展，因为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是大家全世界公认，经过几年努力，按照这个项目已经在澳大利亚投资超过了100亿人民币，投资什么呢，奶牛养殖，现在我们的奶牛养殖和当地结合，可能养的是最多的也是最好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品牌也是最好的，我们在考虑把它的牛奶建个工厂做成奶粉再反销到中国市场，肉牛，在当地收购了大型肉牛企业，经过几年努力，我们把中国市场亚洲市场美国市场结合起来，在澳大利亚的牛的加工企业现在规模是一年生产50万头，在全球都是有一定规模，同时我们在美国在美国的芝加哥也建了同样的工厂，在日本在中国把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和整个亚洲的市场，我们成为澳洲牛的主要的供应项目。　　中国的消费升级宠物需求很旺，在中国有宠物生产企业，但是品牌技术含量都不够高，在去年底，我们在收购了澳大利亚本土最大的一个宠物企业，用了50个亿，这是我们集团牵头包括中投包括京东等等，我们联合的投资行动，由我们牵头控股做的，这样的话就把澳大利亚和国际市场和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升级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在新西兰也有收购宠物的企业，在美国我们在布局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向纵深的发展，做一些整合，整合什么呢，整合我们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国际的优势区域结合，我觉得这种优势的结合形成了新的格局。同时我们中国的养猪业以前很小，都是比较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也有一些问题，这几年规模化的现代化养猪成为格局，要做好规模化现代化养猪，我们有比较优势，于是我们首先在波士顿建了一个生物研究所美国，专门搞一些研究，同时我们跟全世界最大的种猪厂建立合作，跟加拿大的海波尔猪合作，建立中国的养猪体系，在方方面面进行布局，我们想运用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模式来进行规模的搞养殖，来供应中国的市场，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同时来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和降低环境保护污染的这种程度，因为我们这种规模化的集中的进行处理以后，我们的规模化养猪厂必须达标，全部达标，使得污染降低了很多，我觉得这样做就是跟国际结合。　　同时我们跟法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合作，把他的无抗猪引到中国进行发展，建立加工厂，这样的协议在法国，李克强总理去的时候也见证我们的签约仪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不但把国际的优良品质结合起来，优良的技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还把中国本土的猪好的猪结合起来，比方说中国的荣昌猪，是中国本土的猪，最好的猪，我们在做保育，我们在藏区也在做繁育和保护，供应市场不同的需求，就是做这样的整合，把国际投资和整合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和发展。　　原来更多的是在海外建工厂，建养殖企业饲料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现在我们把这种优势的资源区域和我们中国的市场需求和全球需求结合起来，做一个联动，做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样的话既带动了我们所投资国家的产业的发展，比方说澳大利亚，我们的牛奶的养殖，奶牛的养殖在澳大利亚是最好的，不管规模技术含量，同时我们也拉动了就业，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员工有超过1万人，其中澳大利亚超过3300人，澳大利亚的本土员工占百分之九十几，我们派了很少的人去，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同时我们通过民间的方式来推动了双方的互动，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中国澳大利亚百年农业及食品安全的合作计划，就是这样的民间的互动，我们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新格局下我们中国企业和这些所投资国家的企业互惠互利，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就业的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格局里面，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同，比方我们所投国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肯定，我记得澳大利亚的主要的电视台，澳大利亚媒体都做了好多的正面的报道，而我们的项目不管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澳大利亚政府都很快得到审批，今天澳大利亚大使在这，非常感谢给我们很多的肯定和支持，通过这种新的格局来求新的发展。　　我们马云同志也在这，他是浙商总会的会长，浙商是最了不起的，他们最活跃，块头大，影响大，在全球做很多的投资，我们四川毕竟是九千多万人口，也有大概差不多三百万川商在全国各地，怎样把这些川商联合起来，在当地投资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为我们家乡为中国为四川经济发展做贡献呢，过去这两年我们直接推动和促进了我们川商返乡投资将近两千亿，也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们支持我们本土的这些川商到国外去投资，在海外去发展，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越南在菲律宾在美国，最显著的是什么呢，全国全世界各地的中餐馆川餐馆居多，四川的老板居多，四川三百万人里面至少一百万做川菜的，我觉得这又带动了我们中国农产品输往全国各地全球各地，郫县豆瓣调味品等，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我们的调味品和餐饮方面是不是做纵深投资，成立了川菜烹饪委员会，专门做这样的一些整合，通过这样民间的互动，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新格局下又把国际市场中国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把它联动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格局。　　尽管我们在海外投资2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感觉在海外投资仍然有相当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政治风险，菲律宾总统对华还比较好，还不错，但大概在他上任以前非常糟糕，由于两国政治间的矛盾导致了我们在当地的五六家工厂，钱根本收不回来，受了很大的损失。　　海外一旦发生争端，海外企业日子最难过，钱收不了，而且越南出问题的时候，打砸抢很麻烦，要有这样的准备，多用当地的员工，关键的时候他们站出来保护我们支持我们，我觉得做的也比较好，总之过去20年我们在海外投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成就，我们还会继续在海外做一些投资，沿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步伐继续把我们应该做的做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你以前主业是做农业，对很多人来讲觉得做农业的相对比较土，你现在就美国、澳大利亚全球化布局非常之广，这个光靠你自己的原来的子弟兵肯定不够，就想问你，你是怎样能够建立一个文化和机制来真正的吸引来留住，包括来培训这些国际化人才？　　刘永好：今天外籍员工差不多一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在海外，还有一部分在国内，就包括美国、欧洲或者这样那样的，为什么能够留住这些人，引进这些人呢，跟我们的激励机制相关，五年以前我们提出一个年轻化，我们公司36年，我们很大一批管理层都是五十多、六十多，所以我们下一个硬的指标，就一定用三年的时间把我们集团管理层高层降到三十多岁，经过两三年努力降下来了，要是把我给开除掉，我们公司高层的管理层年龄更低，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真是耽误了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新的机制叫共创、共建、共担、共享，用合伙制的办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第三在海外的员工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习惯，我们尽可能用当地的一些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