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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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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美经贸投资前景应寻找新战略、新格局、新思路
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 为进一步解读对话成果，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从首次全面经济对话看中美经贸投资前景”研讨会。 CCG主任王辉耀，原中国驻旧金山、纽约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等中美经贸专家，就中美首次全面经济对话、百日计划成果、中美贸易及投资前景等议题深入研讨。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和中国进行的高层次全面经济对话，也是海湖庄园会晤中建立的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等四个对话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讨环节，王辉耀博士从投资、贸易、基础设施、能源、高科技产品贸易、旅游、留学、移民、跨境电商和全球治理等十个领域重点阐述了中美两国如何把握未来巨大的合作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CCG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驻旧金山、纽约领馆商务参赞何伟文表示，在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方面，美国认为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由中国对企业的补贴、低价竞争和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的，他要求“公平贸易”。从数据上看，美国的贸易逆差事实上对美国是可持续且无害的，对其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都没有太大影响。何伟文认为，就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做假想敌，特朗普把中国当成真的风车，是在和风车作战。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 从特朗普角度来讲，他推出了几个政策和政纲，针对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的效果是矛盾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都不太有利于他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只能从贸易政策本身来演化，那就只能搞贸易限制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必须在美国贸易法律框架之下来运作，特朗普的政策余地不是很大，希望中国做一些让步，更多地开放。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卢进勇首先提出，中美关系出现新格局，在投资方面，正由单向转为双向投资，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对美投资与存量都已超过美国；而在贸易方面，则从过去中国过度依赖美国转向相互依赖，美国正努力寻求使中国扩大开放，从而减少贸易逆差的机会。最后他指出，对于中美经贸投资前景应保持乐观态度，不断寻找新战略、新格局和新思路。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认为, 美国需要决定在关键政策上到底是强美元还是弱美元。如果强美元，那就是美国还能主导世界，全世界对美元有需求，我们拿了美元以后可以买东西，才愿意向美国出口。如果美国通过一系列操控把美元变成弱美元，美国的出口能有所增加，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丧失，对世界的掌控能力估计也没有了，这对美国来说是两难选择。（陈月柳）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7月26日
2017年7月27日 -
王辉耀：从全面经济对话看中美合作广阔前景
文 |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7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在华盛顿牵头主持了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讨论开展经济合作一年计划。合作领域围绕宏观经济和金融、贸易合作、投资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在这次对话中,中方的主要诉求集中于美方履行世贸议定书第15条义务,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中企赴美投资公平待遇问题、美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方面。美方的诉求重点为美中贸易投资“再平衡”、对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产能过剩、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中美关系包含大量议题,牵涉利益重大,虽然双方在特定时期能达成的成果有限,但本次对话确定了加强对话合作的机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中美经贸在未来仍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具体体现在: ●投资和贸易领域 双方均重视投资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中方对服务贸易的互利共赢抱有信心。双方同意共同应对全球钢铁产能问题。同意加强民用高技术贸易合作,在特定前提下放宽出口管制,扩大贸易规模、促进贸易平衡。美方表示“中国认识到削减贸易赤字是双方共同的目标,双方将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双方就中美农业政策和农产品贸易、美禽流感解禁、中美禽肉双向解禁和对等贸易、干玉米酒糟进口增值税、进口食品安全证书、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审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水产品、两国大豆合作研究等议题充分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共识。 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 和全球化智库(CCG)上月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的报告《双行道:中美双边直接投资趋势2017年更新》,2016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在美投资较2015年增加了两倍,达到456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约为138亿美元,与2015年持平。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差距大幅扩大。但中国在美投资存量依然远小于美国在华投资。 ●基础设施领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特朗普重要的竞选理念,总额达1万亿美元的“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拟重点加强交通路网、清洁水资源、能源、电网、远程通讯、国家安全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是美国“经济复兴”的重要抓手,未来中美能源和基建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拥有较为国际化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建设团队和便利的融资条件,中车,中建、万科、上海绿地等企业已进入了美国市场。未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方需在美国拓展绿地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融资营建模式(如PPP、设施维护等),拓宽民间资本、民营企业赴美投资的通道。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比较优势可以充分地结合起来,创造更大价值。CCG在《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报告中提出,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合作有很多有利条件,中美合作有利于特朗普实现其经济目标,有利于中美全方位产能合作,有利于中美两国推进产融结合深入发展,在中国的支持下,美国的公私合营(PPP)模式有很大发展潜力。通过中国企业、金融资本参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中美贸易、投资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望得到改善。 ●能源,天然气领域 我认为,中方可以探索提升自美进口石油天然气等产品,但是美国需拿出诚意,创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中国自2016年起首次从美国进口液态天然气(LNG),而以天然气替代煤炭、石油等常规能源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战略,在当前国际油价相对较低,新能源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美能源合作,包括天然气贸易有利于稳定和丰富全球能源市场,是互利双赢的举措。但据中国海关网数据,多年以来美国对华天然气、原油出口数量极少,仍未形成规模,中美能源贸易的规模尚远未能匹配两国的市场供需结构。 ●高科技产品贸易领域 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是制约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中方长期呼吁美国放宽乃至取消出口限制,实现公平贸易,本次对话提及要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促进上做出更大努力,中美两国的长期目标始终应该是解除绝大多数贸易限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称,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旅游领域 CCG《从出入境旅游看中国全球化发展》研究报告提出,2015年中国国际游客数量赤字(“旅游赤字”)逾3000万人次。2015年中国大陆游客境外人均消费达893美元,2016年境外消费总额达26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是美国游客境外消费的两倍多,基于中美双边核算,中国是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第二大入境消费国,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56%,美国2016年接待中国游客超300万人次。 ●留学领域 另一方面,中国在留学生数量上也存在巨大赤字。CCG《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认为,中国大陆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已超过30万人,连续七年成为美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2013-2015学年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留学生总数的31.2%,中国也是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 ●移民领域 同时,根据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估计,2013年中国“移民赤字”达到约849.4万人。美国是中国海外移民重要的目的地国,2000-2013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大陆人口约为90.3万人,通过投资签证(EB-5 visa)移民美国的中国公民迅速大幅增长,中国连续多年为美国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2013~2014财政年度美国发放的EB-5 visa名额为10692份,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有9128份,比2012~2013年度增加2878份,增长46.0%;比2011财年增加了3倍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连续几年用掉了八成以上的美国投资移民配额。 旅游、留学、移民实际上都是中美经贸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强调“对华贸易逆差”时并未将此考虑在内。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应综合考虑出入境旅游、人口全球流动、教育等传统国际关系相对关注较少的“软议题”,正视中美两国在各自不同领域的相对竞争优势,从更全面的角度理解中美的“全球平衡”。全面经济对话有必要从现已取得的成果出发,将更多的经济变量纳入双边议题之中,以对中美经济关系对其他领域、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的影响进行更全面的评估。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7月24日
2017年7月26日 -
顾明远、钱颖一跨界对话：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好奇心与想象力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教育如何助力经济创新？由北京明远教育书院、中信出版社集团《比较》编辑室和青岛伟东云教育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转型”主题读书会日前在COYARD金融空间举办。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教育本质、创新人才培养、大学之道等问题展开了跨界对话。1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育人比育才更重要，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青年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不只是“有用的机器”顾明远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过去，人们总是以工具理性来解释教育，教育的确离不开政治和经济，教育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但教育更是人的权利。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应该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人的生命价值。对个体来讲是提高个体的生命质量，包括体魂强壮、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思想品德的提升；对社会来讲，是增加个体对社会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相应地改变人才培养方式。今天我们看待教育，还存在功利主义的想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年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理念转变？》，特别强调教育要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培养学生尊重生命、尊重人类、尊重和平，能够为社会持续发展承担责任。钱颖一今天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着眼点是为了中国明天的经济，教育的功用之一是为了经济增长。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绝不应该是教育唯一的功用。育人比育才更重要，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青年成为“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不只是“有用的机器”。教育的含义应该回归它的本质，教育最终是为了人，就像经济发展最终也是为了人。2短期功利主义盛行我们对多样性认识不足，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由一个分数决定顾明远现在，对有些家长而言，为了将来的生活，宁愿牺牲孩子幸福的童年。其实，没有幸福的童年就没有幸福的将来。学生需要健全的人格、健全的社会情绪，有开朗的性格能够和别人沟通，包容别人。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自然成长，他以后才能有幸福的将来。短期功利主义的思想其实不只是家长有，老师有时候也有。老师培训时会问我怎么应付高考，我说我没办法告诉你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教育理念。我希望教师们的知识面最好能够广一点。数学老师可不可以看文学，学点英语？语文老师是不是可以看点科普作品？素养提高后，思维就会开阔，就会想出很多办法来，知识不光光是掌握一些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品位修养。钱颖一我们现在对知识的有用性定义越来越短，最好立竿见影。老师们有一句口头禅：“这个不考不用看。”这句话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容易扼杀学生的好奇心。从考试开始，学生主要的学习动力就是为了达到极其近期的目标，不在这个目标之内的，往往都兴趣不足。大家都觉得小孩去北大清华是很好的事。但在我看来，学生在清华这样的大学，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不小，应对不当，也是很悲哀的事。我每次在给大一新生上第一堂课时都会说，期中考试后你们绝对会发现有一半同学的考试成绩会落在50%以下。这些学生在进入清华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在考试上落在全班50%以下过。经济学就是研究选择和决策。多样性发展路径往往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缺乏的。我们对多样性认识不足，往往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由一个分数决定。在你做决策的时候，希望找到最优决策，这没有错，但这个决策是基于你对世界的了解，你对自己的了解，对人的成长道路的理解。我觉得，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并不准确也不完全，再加上从众心理，片面追求一种发展方式确实是一个问题。3教育转型有一个过程一定要摆脱培训机构绑架学校的问题。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把想象力和好奇心尽量地保存下来顾明远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过于局限在知识上，所以影响了创造力的产生。创造力跟知识有关，但还与好奇心和想象力有关。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看问题视角的养成，虽然未必像有些课程那样能直接帮助学生找实习找工作，但这些都对人的一生非常有帮助。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必需的其他元素，那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把想象力和好奇心尽量地保存下来，对培养杰出人才会更有效。钱颖一教育转型有一个过程。比如，教育一定要摆脱培训机构绑架学校的问题。有些培训机构不是培养学生，帮助学生克服困难，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一天到晚做题。家长很纠结。其实这样做并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相反可能压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处于“被学习、被教育”的状态，这需要改革。教育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思维的改变。文章选自光明微教育，2017年4月24日
2017年7月26日 -
金灿荣：特朗普稳住阵脚后或对华更强硬
金灿荣，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执政逾半年但外交班子仍未到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半年有余，但其外交战略仍未完全成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关系还未理顺。特朗普希望尽量减少外部成本、避免外部干扰，集中精力重振和发展国内经济。“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其上台以来一以贯之的逻辑。但问题是，要想维持以经济发展为重心，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就是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视与保持美国国际领导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迄今为止，特朗普还没能够实现这种平衡。 其次，对全球化的态度还没最终确定。虽然一些学者或媒体早就给特朗普贴上了贸易保护主义或“反全球化”的标签，但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了。严格意义上讲，特朗普并非反全球化，而是希望出现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全球化。这个愿望挺难实现，因为特朗普只想着对美国有利，这必然导致别国不高兴。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使美国付出更少获益更多，特朗普还没找到答案。 第三，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问题还没解决。传统上讲，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包括三个：欧洲、中东和亚太。奥巴马政府到2010年之后的全球战略重心基本已经清楚，就是亚太。但特朗普上台至今，这个问题一直还没解决，美国三大战略重心的排序问题还未确定。 以上问题至今没能解决，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人事安排还未到位。精英出身却持强烈的反精英主义，这使特朗普成为英美民粹主义的弄潮儿，国际舆论一直把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的两大表征。但这也使特朗普遭到精英们的反对和制约，最后落得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权威的人不愿为他卖命，而他提名的很多人在国会又根本无法通过。美国国务院除了国务卿外，其他六个副国务卿至今还没集齐，这太反常了。 外交战略渐归传统但也展现新意 不过，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终会得到解决。按照一个政府的正常运行逻辑，到位后的美国政府外交班子中多数人应该还是职业外交官，思维比较传统，跟特朗普的“异类思维”有所区别。 那样一来，美国外交战略的整体思路就会偏于传统，而美国的传统对于以上三个未决问题其实都有答案，即重振美国经济离不开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对全球化，美国还是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为了主导有时需要适当让利;全球三大战略重心的排序中，中国所在的亚太还是会排在第一位。 当然，即便美国新政府外交班子到位后职业外交官的传统思维会占上风，但毕竟特朗普已经带来新意，比如总统制下的白宫所用官员就与传统技术官僚大为不同，至少在对华关系上，最初组建的班农、纳瓦罗和“女婿”库什纳的对华“三巨头”就起到了不小作用。基于此，美国外交战略虽然会向传统回归，但不会百分之百彻底。至少在我们比较关心的东亚或亚太方向上，特朗普政府较之奥巴马时期会有新的特点。 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有着四大支柱：安全上，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对中国的针对性较强;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实行“战略忍耐”。经济上，奥巴马政府搞了个TPP“朋友圈”，把中国排斥在外。外交上，在中国周边搞“巧实力”外交，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大做文章、挑拨离间。还有就是借助互联网，对华搞价值观输出。 特朗普上台后，有些方面不会改变，比如从长期考虑，美国还是会把60%的海空军力量投放到亚太以制衡中国，同时继续利用东海、南海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甚至更恶劣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多地打“台湾牌”，等等。 但在另一些方面，特朗普已经改弦更张：安全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朝核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中大为突出，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经济上，TPP失灵了，美国还要跟韩国重谈自贸协定，相对而言对中国的排斥性会小一点;另外，特朗普政府通过互联网对华搞价值观外交的劲头较前任也小很多，比如他上台后已经停止给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还有一点，即在总体战略考量上，特朗普有一个大思路，就是想搞大国共治，想跟中俄等大国搞好关系。只是在美俄关系上，特朗普现在还没理顺到底如何去搞，一直陷在“通俄门”的泥沼里出不来。 中美关系好于预期但矛盾未消解 至于中美关系，过去美国权力在两党间交接时，双边关系总会受到一些冲击。去年竞选时，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也较严厉。因此在他刚上台时，我们对中美关系预期不是很高。但过去半年的实际情况比预期要好，不仅实现中美元首会晤，还确定了高层对话机制，并在朝核、反恐等相关议题上开展合作。 这样的形势跟中方自身的条件和做出的努力分不开。首先，中国确实已经很有实力。回头看特朗普上台以来“欺负”的几个国家，比如墨西哥、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都有软肋，都高度依附美国，对特朗普的“蛮横”无计可施。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深谙“柿子拣软的捏”的道理，知道贸然跟中国斗捞不着便宜。其次就是中国充分展现自身度量和远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并未抓着特朗普的某个言行不放，同时又努力跟特朗普团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发挥了我们外交上的能力。 虽然中美关系发展好于预期，但双方基本矛盾和分歧还在，比如价值观差异、战略利益不同，在“一带一路”、南海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矛盾都在，还有日本、越南、印度等第三方从中使坏。再者，特朗普现在内部地位并不非常稳固，日子比较难受，不排除他在国内压力过大时，通过对中国发狠转移焦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的判断是，随着美国政府外交专业班子到位，美国外交战略总体上将向传统回归，因此未来中美关系肯定要比现在麻烦一些。不过，中国更应保持淡定。要知道，过去中美之间比现在麻烦可多多了，更何况现在中国所处的地位比过去有利多了。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7月25日
2017年7月26日 -
陈启宗：商人、学者、思想家、民间外交家、慈善家、教育家
第一次认识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陈启宗（Ronnie）是我刚从美国读完研究生回到香港，我哈佛的一个教授就介绍我认识Ronnie。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拜访，就是去聊聊天，认识一下，我们就海阔天空地从我的理想到探讨中国发展道路和全球问题聊得甚欢。而我很敬佩Ronnie，作为一个大商人，却心系祖国，热心祖国发展、两岸三地关系和中美关系，对全球政经走势、历史文化等话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和很开阔的视野。他送给他多年来写的各类中英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题目都是类似这样的：“改革开放为中华文化、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之发展为东西方文明共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大国崛起之道”、“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愿景”、“经济危机后的世界新格局”、“西方对于东方的说教必须停止”、“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等。每次与他相见，他也乐于探讨这些问题，反而是到这次访问，我才第一次与他探讨一些房地产和商业方面的问题。相比起他的同行，他更像是一个学者、观察家，甚至是思想家。从第一次认识Ronnie以后，他就很热心地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一些活动，从南加州大学的游船爬山到亚洲协会的嘉宾演讲活动到小范围的聚餐。每次不管活动大小，我也积极发言、参与讨论。Ronnie是极少见的能自由游走在东西方各个圈子的人，他的人脉网络遍布全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经常有外地的朋友访港，Ronnie就会在恒隆或亚洲协会组织一些十几二十人的小范围聚餐，邀请一些朋友共同探讨一些时政经济、历史文化方面的话题，而很多时候，他都会邀请一两个年轻朋友参与，开阔年轻人的视野和给予讨论提供不同的视角。我很记得，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是因为Ronnie的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到访香港。他的著作包括《帝国：大英世界秩序兴衰以及给世界强权的启示》、《货币崛起：金融资本如何改变世界历史及其未来之路》与《文明：决定人类走向的六大杀手级Apps》等都被制作成电视专题影集，还登上过时代杂志的世界前100大具影响力的人物。我左边坐的是立法会议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右边坐的是香港发展论坛一位资深研究员。我不仅在当晚吸收了极多的知识养分，还在当晚过后，作为哈佛香港校友会董事，邀请了尼尔·弗格森给哈佛香港校友进行了一个沙龙活动；同时又邀请了叶刘淑仪接受我的访问。而自从认识Ronnie 开始，我每次遇到任何职业上的选择或人生的问题，都会去请教Ronnie。而我在今年决定自己制作和主持一档节目后，也是第一时间找到Ronnie，报告一下，也说如果他以后有好的嘉宾建议，也请他帮我留意。谁知他竟然直说，你给我你希望邀约的嘉宾名单吧，我来勾我认识的，然后帮你写推荐信。我忐忑地发了20个“梦想名单”给他，包括盖茨、索罗斯、布隆伯格等全球大咖，他竟然勾了12个，说这些他都认识，可以帮忙联系。我在这次访问时跟他说，我准备9月份去以色列，想采访三四个人，他对以色列非常熟悉，就一下推荐了19个人，从总理到大学校长都包括在内。无亲无故，不求回报，Ronnie这么提携年轻人，我是感动得无言以对。Ronnie精力旺盛，全世界到处飞，每天睡眠时间少之又少，配备了四个秘书，秘书们都还忙得团团转，经常三更半夜收到电话或邮件。在这次访问开始之前，我们讨论了一下有什么可拍的素材，Ronnie就和团队开玩笑，有谁肯捐一块钱给慈善组织就可以给他们看和拍他的日程本。结果他一拿出来，大家都傻眼了，是用比芝麻还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天书，他还笑说我们为什么看不懂！是什么推着他一直往前走？他说财富对他来说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作为一个商人，在企业刚发展的时候，一定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去赚钱，要不然企业不能壮大，不赚钱的企业和商人不会获得尊重。但在企业壮大以后，就可以抽时间去思考一些其它问题了。财富是重要，但不过是衡量一个商人、一个人的其中一个标准而已。他们家就是不太以财富来衡量一切。陈启宗的价值观传承自他的父亲、恒隆集团的创办人陈曾煕。陈曾熙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人，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由于父亲的家教，Ronnie从小就没感觉自己是个富二代，从来没想过会从爸爸那里拿到一分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启宗甚至没有持有恒隆集团的股份，只拿着一百多万的工资。后来薪酬委员会成立，才认为他接受的待遇不合理，加了他的薪酬和股份。他爸爸简朴节俭，从来不乱花钱；每天晚上回家吃饭，完全不应酬；基本不认识官员，更没有行贿讨好官员之说，实在是商界的奇葩。因为坚守不行贿，从Ronnie父亲到Ronnie，这都意味着有时要放弃一些项目，发展慢一点，但洁身自好使他们可以真正做到高枕无忧。而Ronnie对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他的大儿子陈文博说，大概从7岁左右开始就知道家里不会有任何遗产留给他，家里支持他读书，但在开始工作以后就分文不给了。还记得有一次跟他聊天，说起旅游这个话题，他说他很希望自己在上海工作那两年有去内地更多地方旅游，但苦于没钱，虽然在上海上班时已是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但每个月交完房租以后工资也所剩无几了。他们家把从商积累而来的财富都最大限度地回馈社会，把所有财产注入晨兴基金会，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包括捐助修复北京故宫建福宫花园，先后向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捐款，和对哈佛大学自1636年创校以来获得金额最大的单项一笔捐赠－3.5亿美元。而他对捐赠随之而来的荣誉，却往往婉拒。我敬佩Ronnie的学识和视野，但我更为钦佩的是Ronnie的人品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家裏、在公司还是在社会上，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也许这就是Ronnie留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富吧！
2017年7月26日 -
【ECNS】Infographics: Travelling abroad gains popularity in China
Chinese people top the globe in traveling abroad, according to a recently issued report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inbound & outbound tourism"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China’s leading travel services provider Ctrip.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utbound Chinese trips reached up to 128 million in 2015, whic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10 percent of the global total, making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largest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The massive number and strong consumption power of Chinese tourists exceed 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inese tourists spent 261 billion US dollars abroad last year, making up nearly 21 percent of global tourism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half of Chinese tourists’ overseas spending went to shopping and have significantly benefit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untries, especially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ailand.According to the Bureau of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s of March 2017, up to 1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signed visa exemp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Other incentives include lowering visa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extending visa validity and reducing visa application fee.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Singapore, South Korea, Israel and Argentina, even created special visa process procedure for Chinese applicants.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gaining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tourists because of their proximity, afford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Compared with the enthusiasm of Chinese people traveling abroad, foreigners showed much less interest in traveling to the Chinese mainland.While the number of outbound departure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swelled up 312.9 percent from 2005 to 2015, the inbound tourists only increased 11.2 percent from 2005 to 2015, far lower than the average 81.3 percent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also less than the 38.9 percen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57.2 percent for emerging economies.Also, Chinese mainland’s inbound tourists accounted for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Asia-Pacific in 2005, but the proportion lowered to 20 percent ten years later.The consumption of foreign tourists is only one-fifth of Chinese tourists’ spending abroad. While Chinese people spend more on shopping, around 40 percent of foreigners’ expenditures were used on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do more to promote tourism destinations abroad, facilitate foreign visitors’ visa application, and enhance China’s tourism services to reduce the tourism deficit.From ECNS，2017-7-24
2017年7月26日 -
张懿宸：海归投入到国企转型发展中 机会越来越多
2014年09月05日张懿宸：海归投入到国企转型发展中 机会越来越多作者：张懿宸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应邀出席第一场分论坛——“国际人才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一、留学创业历程 我出国比较早，我是18岁出去的，要说具体的从人生的规划角度来讲，我是学理工科的，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计算机。但至今为止，一天计算机活儿没有干。1987年出来，和我的教授一起做论文的时候，计算华尔街上比较早的数学模型。那时候，我的教授休假一年，把模型带到华尔街上用，给公司赚钱。当时，自己的书没有读完，硕士也没有读完，来到华尔街，又给了我高薪。可是，当时书没读完怎么办？人家对我说“读完书不就是干这个吗？”。本来，来美国读书就是想学数理化，可阴差阳错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像刘科那样成为科学家。 冥冥之中看世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从我1987年进入华尔街，从那之后，最起码持续到2007年，20年的时间，无论是西方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实际上当时美国的金融黄金时期，我正好赶上了。 所以从自己自身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我没有特别大的遗憾，因为我心里知道不可能当上好的科学家。对于现代这一代的留学生来讲，因为我是搞金融的，金融的各个分支，我差不多都做了，除了没做过商业银行，一直做投行，投行中间本身无论交易还是做上市并购，或者后来做投资等等一系列，我20多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是觉得这个行业通过信息的不对称，赚钱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觉得从我那一代、那个时期开始，90年代，尤其是到十几年前，基本上看中国学生，无论是出国留学也好，或者在国内上学也好，一定都是想学金融。当前，金融的黄金期应该已经过了。像我刚才说的，金融行业主要靠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难以持续的。互联网技术一系列把这些东西都打破了，而且各个国家在监管金融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利用监管之间的套利，越来越难。所以说一系列因素决定着，现代年轻人应该从职业发展角度，投身于更大的浪潮--在今天无疑是一个科技浪潮。大家应该像徐小平老师那样，甚至应该出去创业。创业我本身不敢，因为我并没有真正创过业，中信资本，当然是我从头创建的，然而毕竟背靠这么大的一个国企，不是真正靠一己之力能做出来的。 今天中国创业的整体环境比较好，我认为出国留学回来，留学人员创业始终是一个选项，无论你是刚毕业的，还是你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创业总是一个选项，这是肯定的。我在1993年已经到香港了，开始做和中国发展相关的工作。真正的留学人员，尤其是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的留学人员，应善于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各项技能和文化理念，真正发挥出来。 二、国有企业可以为留学人员提供发展平台 留学归国人员不一定靠创业。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本身从规模上来讲已经够大。世界五百强中间，中国的公司也相当多了，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说自己是所谓的“跨国企业”。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说了这句话，杨元庆立刻表示反对，提出联想是“跨国企业”。想了半天，认为联想集团算一个，除了联想之外，真不敢说其他企业是“跨国企业”。 当前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竞争，事实上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完全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实际上代表了经济的最高水平，但是恰恰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体量、有市场，就是没人才。如果说是在越南、俄罗斯，可能说还有可能找不到。中国在海外有这么多华人华侨，据报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就有400万人规模。哪一天留学人员、海归人员真正能在国有企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自己所学所长，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才会真正有希望。我们不能让所有的留学人员都回来创业，这等于你在想办法颠覆原来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成本太高了。作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因为本身在国内就不存在相关企业，因此谈不上是颠覆。而传统企业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已经建了一个大钢厂，海归回国创业，也要再建一个钢厂，这对于整个经济效率来说就太低了，最好的方式是人才在原有的平台上进行嫁接。所以，对于现在这一代的留学归国人员来讲，回国以后可以在更多在国营企业中需求发展，发挥作用，我觉得国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注重这个方向。因为对于我本身来讲，在中信这样一个大企业中间，当然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团队相当大的自主独立性，所以说能把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建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路径中间，能给留学回国人员创造出来更多这样的机会。 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海归回国发展肯定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国家的经济结构造成的。中国经济有半壁江山是在国企，而且国企中间确实缺乏经济上的活力，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许多商机。无论创业还是现有的经济转型，这个当中不仅仅包括国企，包括国内大量的民企的转型升级，这个中间实际上都需要人才、知识，所以说机会是遍地都是。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