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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大学生应该做的三件事
专家简介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编者按：本文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2010年10月14日在青海大学与大学生谈心交流会上的讲话。钱颖一院长在交流会上分享了他对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学什么”、“怎么学”、“为什么学”的思考，即：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塑造品格。并告诉同学们，如果这三件事情能够做到的话，那将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影响。以下为演讲全文。在这座大楼北门的入口处有两个字，一个是“静”，一个是“思”。这让我静思良久。今天我跟大家谈谈心，会围绕这两个字。我是清华本科毕业，“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此前插队多年，在农村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属于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前往国外留学的学生。二十多年在美国学习、工作之后，我于2006年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但在过去四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一件事，就是办学，做教育事业。今天，我想跟同学们谈谈心，主要围绕同学们到大学来读书，学什么、怎样学？大学本科教育到底在我们的一生中发挥什么作用，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学生抱有很大期望来大学念书。那么，同学们应该如何充分利用大学本科的这段时间使自己一生受益呢？结合我这几年的工作，我跟同学们交流一下大学生在本科期间学习的内容、方法及其目的。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就像我看到的那两个字：“静”字很有道理，国内大学，特别是位于北京的大学，最缺乏的就是“静”；“思”字更有道理，等一会儿我会着重讲。总之，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一学习知识同学们到大学来学什么？大家的回答是学知识。那么我想说，这个答案不完全，而且很不完全。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学什么知识，以及除了学知识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我了解到，在座的同学们有会计、财务管理、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等很多专业，你们本科就有16个专业。不同专业都有各自的专业知识、技能，这很重要。昨天我参观了你们的实验室，里边的设备比清华经管学院实验室的还要好。有一位毛老师是实验室主任，他说确实是，最新的惠普（HP）电脑以及整个设施包括服务器都非常先进。我看了企业流程再造（ERP）实验室，看了税收、旅游管理等综合实验室。每个专业里都包含大量专业知识需要学习，有专业规则。吸收专业知识是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我也想说，大学教育不应该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专业知识越精专，它就越容易过时。比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拉过计算尺。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拉计算尺了。当年我们上计算机时使用BASIC语言，现在也没有人再用它了。今天所学的计算机知识，五年后恐怕其中一半以上就没用了。许多专业知识也是如此，可能仅在几年内有用，几年之后也许就没用了。再比如，现在用自己的计算机计算，很可能几年后大家都用云计算了；现在我们用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将来可能都用iPhone和iPad这种手持移动终端；以前用键盘式，现在都用触摸式了。变化之神速，完全出乎意料。由此可见，专业知识会迅速过时。第二个原因，不难发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学生步入社会后很少会一辈子只从事自己原来的专业。清华大学做过调查，五年后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已经不在自己原来专业上了。专业转换很正常。市场经济瞬息万变，也许今日所学专业知识有用，换了行业才发现，对新的专业竟一无所知，使得以前的专业知识变得没有太大用处了。第三个原因，我很赞成一些教育家说的话，就是大学本科教育实际上不仅是为大学毕业后两年到五年服务，更是要为人的一生做准备。比如，我们同学中一些人，最初可能从事具体的技术工作，但会逐渐承担起一些组织工作、管理工作乃至领导工作。这时就会发现，原来所学的专业知识又远远不够。大家在现阶段较为短视，所思虑的问题无非是自己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但我们应该有些长远的眼光。如果为人的一生做准备，大学本科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到了研究生阶段，更多的时间是专业训练了。而在大学之前的中学阶段，还没有进入成人阶段。思维比较成熟的年龄应该在18岁之后，中学时期只是打基础。大学本科四年会对人的一生产生较大影响。每学期我分别与本科生、第二学位本科生、研究生、MBA中国学生、MBA外国学生各举办一次“院长下午茶”活动，与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每学期总计五次。“院长下午茶”交流，主要不是交流专业知识，而是“闲谈”，但希望有些话对学生未来一生会有启发。从去年秋季开始，我们学院为一年级本科生新开了一门《中文写作》课。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门课的由来。三年前我拜访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他是我们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听取他对我们学院的意见和建议。时值国资委面试公务员，许多人正在应聘那里的工作岗位。他说：“我发现，你们的学生有很多优点，他们的分析能力都很强。”但他认为也有一些弱点、缺点。他特别指出：“你们的学生怎么就写不好文章呢？都是一些这么聪明的人，高考作文分数都很高。”他举例说，开完一次董事会或一场论坛，需要写一份两三页的会议总结、纪要或报告，需要较为精炼的概括总结。但来应聘的毕业生往往写不好。上级领导往往通过所写的报告，发现文字能力强的人。这是任何工作岗位的常见情况，包括政府机关或其他机构。在写作方面，男同学似乎遇到的困难更大一些，以至于在招聘时，原本已经看中一两名男生，可最终通过写作笔试胜出的都是女生。而且，写作能力实际上与专业没有关系，无论未来在哪个行业或领域从事何种工作，像会计、财务管理、旅游管理等，都需要写各种报告。我大惑不解，就问我的学生们：“你们的高考作文分数很高啊，为什么这样的文章却不能得心应手？”他们的回答发人深省：“高考语文与写作能力关系不大，那是八股式的作文，包括第一段如何铺陈，第二段怎样叙述，如何遣词造句等，老师都已事先教导，并加以反复演练。”我当年在农村参加高考，没有准备过这些东西。不过至今记得我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叙述、描写一年中自己在田野里的经历，所反映的至少是亲身感受的内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应试方法，你们都是通过高考上来的，都能理解，自有一套路数。但问题是，高考分数可以考得很高，而在实际中真要概括、归纳并不容易。比如我演讲三个小时，你能否仅用三段话就把我讲的最主要意思概括出来，而且概括好？恐怕不容易。当时李荣融主任作为领导中国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老板”，敏锐地发现了学生培养中的这一问题。回来以后，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决定增加这方面的训练。初衷不错，一旦落实发现并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大学里通常有《大学语文》课，但那是读古文之类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课程。于是我去找老师任课，却发现十分困难。我去清华的中文系，被告知：老师教的是文学写作。我回答说：“我们不培养作家，不需要教文学写作。”随后，我又前往其他学校，北大、北师大等，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最后，终于在对外经贸大学找到了一位教《公共写作》课的老师，他表示愿意来教。虽然过程十分艰难，但我觉得开设这样的课程意义重大。一年前，我在清华大学会议上提及此事，所有学院都一致认可，表示赞赏。原因显而易见，博士生导师指导学生时，经常因为自己学生的论文表述不清而苦恼，他们都有帮助学生修改中文文字的经历，所以这些博导们都大为称道。我调查了一下美国学校。哈佛大学的课程都是选修课，不强迫学生必修某一门课，只有一门课程例外：全校要求无论什么专业每人必修《英语写作》。这门课每学期开六七十个班，十几个人一个班，要开两个学期，才能让每一个学生修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这种工科极强的院校同样也要求写作，写作被视为很重要的一项基本技能。然而，在我们现有的课程里，却没有写作课的一席之地。为什么写作重要？因为它是通过逻辑思维构思布局、组织思想，通过搜集证据取舍素材，通过准确的语言加以表达，并通过提炼观点展示结论，而这需要一种缜密严谨的思维过程。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写作，而是一种思想和论据的组织过程。去年开始，我们学院开设了这门课，反应良好。在课程中老师会布置六七篇作文，以思考为主，并非八股式文章。比如其中有一篇题目叫作“比较清华的两所学院”，限制字数，最多两页，超过扣分。对于告别高中时代刚进入清华经管学院的新生，不少高中时的同学可能目前在清华的不同院系，很容易相互交流。但需要加以比较，对两所学院各自的特点、异同，不仅有思考，还要用简练的语句表达出来。这种训练很重要，学生一生都会受益。去年秋季我们还增加了一门一年级的《中文沟通》课。我们学院的MBA培养方案中有沟通课，但过去本科生没有。实际上沟通非常重要，既有纸面沟通，也有现实场景下的面对面沟通，包括上下级间、同级间、与媒体沟通等。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一件事，就是为求职需要学习如何写简历、如何面试等基本沟通方式、技巧。我们是经管学院，自然在经济方面、管理方面、财会方面、信息技术方面有大量课程。但我发现我们学院没有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于是我们在今年春季增加了一门《心理学概论》课程。在国外大学本科专业中，心理学通常是数一数二的大专业，选修者很多。而在我们国家的大学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专业发展并不顺利。作为一名国内大学生，数学、英语课程在传统上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是，我们对心理学就不重视。其实，心理学有广泛的意义。我们一些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比方说，当初高考成绩名列全省前几名的学生，入大学后上网玩游戏上瘾，严重到根本无法自控。上瘾本身就属于心理问题。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心理问题，达到危及生命的程度。现在，清华大学专门设有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其实很多大学都有，而心理学是心理咨询的学科基础。前一阶段富士康接连出事，一些人自杀。这属于社会心理学问题。研究表明，自杀具有传染性，如同感冒一样。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案例：太平洋一个岛上生活着一个土著民族，几百年间从未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但自从出现了第一起自杀事件之后，接二连三地发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染会更快，一些人结伴儿自杀，相互效仿，心理学家对此类现象进行过大量研究。如果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自然不懂，会以为这些只是怪诞的东西，其实不是，是有规律可循的。学习心理学还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更好的学习方法，提高效率，增强记忆力。记忆方式、学习方法也是心理学问题。我们完全凭经验摸索，学点技巧，然而心理学上都有系统的研究。这是从相对实用的角度考虑。从知识结构来讲，心理学对于我们学习经济管理乃至其他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意义。比如市场营销学，就与心理学有关。整体来说，心理学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相关。增加《心理学概论》这门课很重要。的确，我们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想法，还需要了解别人，了解别人的想法。我相信，所有过来人都认同心理素质最重要，包括能否与他人一起愉快合作，遭遇逆境时能否克服困难。而失败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历，但是我们的教学中缺乏的是讲失败的案例。我曾经给我的一个学生写推荐信，他要申请哈佛商学院的MBA。申请表上有这样一个题目，申请者需要回答：“举一个你失败的例子，说明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这个题目不俗，一反我们通常只谈论自己的成就，而是通过讲述自己的失败经历，谈从中的感悟。上述几个例子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学习知识的问题，不要仅局限于学习专业知识，而应该更广阔。刚才我通过《中文写作》、《中文沟通》、《心理学概论》三门课程来说明，这些知识不只是直接有用，也会长期有用。专业课很重要，一定要学好，但大家不要只关注专业课。二培养能力能力培养既与知识有关，但又不一样。因此我对你们楼里的那个“思”字颇有感悟。字的上面书有孔子的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只学不思，是迷惘不解的；只思不学也会陷入困境，故曰“则殆”。这就引出一个道理，就是在大学比“学”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即分析问题、解决能力的问题，背后是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常用一个词叫作“批判性思维”，英文叫作“critical thinking”。这极为重要，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致使我们国内的大学在现阶段很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培养。第一个原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在各方面创造出了辉煌，但有它的缺陷。特别是儒家文化讲究尊重长辈，尊重老师，尊重权威，虽有道理但也产生了惯性与僵化模式，缺乏激励去挑战已有结论。第二个原因，我们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高考，衡量中学老师业绩就在于高考升学率。我讲一个故事。中学语文课本有一篇王蒙的文章。有一次王蒙的外孙女拿着作业请教王蒙，问这篇文章的寓意是什么？王蒙就同她谈了当初写作这篇文章的构思。她回答说不对，说老师提供的标准答案如何如何。王蒙感到很气愤。这一点不奇怪。应试教育中追求唯一的正确答案。这相当限制思维。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另一种极端倾向，我称之为“文革”式的“大批判”思维方式。实际上，网上经常出现这类“大批判”式的言论。谁只要发表什么言论，就会随即被加以否定，但不是说理。批判性思维是不一样的。在中文里“批判”一词比较负面，而英文里“critical”一词比较中性，批评、批判、争辩等各种意思兼而有之。心理学上对批判性思维有比较系统的定义。它的意思是，对现有命题并非毫无怀疑地通盘接受，而是善于提出问题，提出挑战，包括提出在什么情况下不正确的可能。比如爱因斯坦，人们长期接受牛顿力学，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不一定完全正确，存有一种怀疑。但怀疑只是开始，还要提出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以理来说服。我中学时上学不多，因为赶上“文革”下乡去了。但那时我们很关心国家大事。到了“文革”后期，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特别是培养出了自学能力。而现在的情况不同。我读了一本书《高分是怎么炼成的》，开始领悟并逐渐总结出现在学生学习的套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全国高校中高考分数最高的两所学校之一。我们经管学院是清华大学里按照高考文科、理科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一的学院。我留意了一下高考题，发现很多题我都做不出来，不仅数学题做不出来，连语文题也做不对。我很纳闷，就问我们的学生：“你们都是怎么考的？”后来，我慢慢地总结出来两条：第一，文科题，主要是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各科，可以靠“死记硬背”；第二，理科题，数学、化学、物理等各科，不能只靠死记硬背，但可以靠“大量做题”。中学老师往往会总结出每一类型题目的规律。学生拿到考卷后，无论文科、理科，各种题型大部分都已经见过，于是对应题型进行推导，推导比拼速度和准确性，依赖于熟练程度。我不否认这也是一种能力。但它不是在现实中所需要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去甚远。现在都说国内缺少拔尖创新人才，甚至还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因为我们的学生缺乏创造力，这同我们“学而不思”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学而不思”，就是没有批判性思维。我住在你们学校的博士楼。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楼下有不少学生正在读英文。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机会十分珍惜，也是清晨起来读书。的确，学习、背诵语言固然需要，但还应当思，思之后还要再进一步深思，批判性地加以思考，这样就不同了。看到那个“思”字以后，我很受触动。我去年在清华大学介绍过几次学院经验，主要就讲述与“思”有关的内容。过去我们曾有一个误区，认为在大学学习就是学知识，所谓知识就是专业知识。我刚才讲，学知识不应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我现在讲，不仅在于学，更要去思，而且“思”特别是指批判性思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善于提问题。为什么呢？第一，提问题本身意味着怀疑老师讲的可能不对或有局限。第二，至少坦率表明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在提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存在不同答案，心有疑虑，因此才会提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教育。儒家文化的传统常常意味着，哪怕再偏僻的地方、再穷困的家庭，也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学习、受到良好教育。为了教育，投入再大也值得。众所周知，犹太民族也十分重视教育。虽然同样重视教育，但我发现方式不同。先从结果看，犹太人在科学方面成就斐然。据统计，在几百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100多个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全球才1000多万。而中国人呢？全世界华人都算在一起，近14亿。出了多少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呢？有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朱棣文、崔琦、李远哲等，一共才8位。这里面有人会说中文，有人根本不会说中文，有的成长于中国大陆，有的在海外出生。而且，这8个人的获奖工作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做的。杨振宁是西南联大本科生，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博士是在美国念的，获奖工作也是在美国做的。我们的家长对孩子们的教育投入巨大，方法是要让他们上各种班，音乐、跳舞、绘画、外语等。尽管我们大量投入，但实际效果却不一定好。现在有一句话，叫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在哪儿呢？从高中退到初中、小学，现在到了幼儿园，甚至还有胎教，简直是从“负一岁”就开始了。我曾碰到过《哈佛女孩》那本书的作者和她母亲。10年前这本书卖了100万册，讲她母亲从怀孕时就开始听莫扎特的曲子。很多人相信这对教育子女有用。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所问的问题是：“今天学到什么新知识了？”而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不追问学到什么，而是询问：“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教育方式截然不同。我接触过一些犹太人，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与我们的思路大不相同。犹太人善于鼓励孩子提问题，重在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提问题里面包括有主动学习的能力。我们不少中国学生在国内外学习时，经常比较害羞、害怕，担心自己提的是愚蠢的问题，引来别人嘲笑：“怎么这都不懂啊？”这是心理障碍。我认为，要敢于提问题，不要觉得提的问题愚蠢。提问题不愚蠢！我每年在清华教本科生一年级的《经济学原理》。通常在第一堂课结束时，我都会放一个短片，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片长15分钟，非常精彩。我建议大家上网去看一看。他开门见山就说：“今天是我一生中与大学毕业最近的时刻。”因为他从未从大学毕业过。但无人怀疑他的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了，可以说他带动、改变了许多行业，甚至改变了世界。他那篇讲话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与我刚才所讲的学什么知识有关。他大学只念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但并没有马上离开学校，而是住在同学房间里，睡在地板上，时常会去听一些他喜欢的课。当时他听了一门美术字的课。他说，学习这门课10年后，为他设计电脑上面那种可变的字体提供了基础。他说：“假定我当年不修这门课，后面我就不可能设计、发明出这种字体。”但是，从当时看这门课是“无用”的。第二个故事，他讲到面对失败，同样对我们的学生很有启发。他创建的苹果公司上市以后，董事会把他解雇了。而且是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他被解雇了，他说这是公开的羞辱。但是他说，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创造力最大的时期。在已取得这么大成就之后，面对突然而至的失败，面对无人理睬，他又重新创业，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后来奇迹发生了：苹果收购了他的这家公司，他又回到苹果，并再次成为其CEO。第三个故事，他讲了生与死的故事。六年前他被查出胰腺癌，胰腺癌是绝症。但后来的检查发现，他得的是极小概率的良性肿瘤。所以我们今天才有iPhone，还有iPad。他在最后总结时对所有毕业生讲了一句话，“Stay hungry，stay foolish”。翻译成中文是：求知若渴，求智若愚。意思是说，要永远饥渴地去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同时，不要过于认为自己特别聪明。要永远保持大智若愚、求智若愚的心态。当今时代，信息爆炸，大家上网可以获取大量信息。但信息多了也有问题。我一直说，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智慧。信息杂乱无章，如果把它升华为知识，往往需要很多思考。有的是前人的思考，总结出了理论，有的还要融入自己的思考。进一步使知识变成智慧就更难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能看得深，能看得远，能将各种知识综合起来，别人能看到一面，他能看到另一面，这才是智慧。至于信息丰富是否能导致知识丰富，我不敢说，也很难说。小时候我们常读一些经典名著，现在都读快餐小说、手机小说，而读名著的人可能越来越少，更不要说读一些比较艰深的书籍。信息爆炸可能起到反作用，使人们的真正知识变少，深刻思想变少，智慧变少。当然并非绝对，还得靠我们自身努力。信息社会也意味着良机。但仅靠摄取信息是不够的，必须加工、提炼。这是第二个问题，即除了学习之外，还应该提高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三塑造品格回过来再说你们那个“静”字。现在不仅在学校，而且社会各行各业都有一种严重的浮躁倾向，似乎越发达的地方越如此。我有一个猜想，中国人现在静下心来很难，因为经济增速太快。只有增速低，机会成本才会低，才可能静下心来从事研究。我们目前的发展速度太快所以容易产生浮躁。几个月前与杨振宁先生一起吃饭。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在昆明时很艰苦，还经常有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却培养出了日后那么多大师，还写出了名著，包括冯友兰、金岳霖的著作。我就问杨振宁：“您们那时条件如此艰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回答说：“我们那时没有别的事可干啊，全昆明市就只有一家电影院。”我认为有道理。我们现在确实太浮躁了，事务繁忙，静不下心来。青海环境的确艰难。但抗战时昆明的环境更差，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静不下心。这与学风有关。大家可能听说我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但你们有所不知的是我曾经经历的艰苦日子。我上大学前在农村八年，其中四年随我父母下放到黑龙江、贵州农村，高中毕业后又插队四年，虽然在北京郊区，但是我所在的那个村是全县最落后的，一天只挣两毛多钱。这些经历让我养成了不怕吃苦的习惯。后来发现，这对人的日后经历很有帮助。很多同学将来会留在青海。跟国内很多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比较艰苦。但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发展潜力会越大。经济学有一条基本规律，叫作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比如我在美国待了二十多年，虽有终身教职，但我辞去回国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反倒说明我们的潜力巨大，国内大学的发展潜力大。同样道理，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潜力也大。艰苦奋斗或吃苦耐劳精神在创业和事业上都极其重要。我们不要误以为那些已经很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失去了这种精神。事实上不是。像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或者在科学上获得诺贝尔奖、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都是极其努力、充满这种艰苦奋斗精神的。现在条件改善了很多，但这种精神不能舍弃。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大学要用心培养人的品格。所以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可以叫学风问题，也可以叫品格塑造问题，也应该在大学时代打下重要基础。人在初中、高中期间，尚不成熟，基本上老师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到了大学时代就要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工作后不像现在可以有较多时间选课，读书。所以，在大学本科期间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培养能力，更要塑造品格。这是我讲的第三件事。因时间关系，只能点到为止。今天与同学们交流的三件事情，一是学习知识，不仅是专业知识；二是不仅学习，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三是大学本科期间，不仅要学习知识和培养能力，还要塑造品格。如果这三件事情能够做到的话，我认为大学本科时期应该是对一个人一生中影响最大，也是将来记忆最深刻的一个阶段。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2017年9月29日
2017年10月9日 -
【CGTN】China-US relations
【Watching Video】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Yandong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inaugural China-US Social and Cultural Dialogue this week. CCG President Wang Huiyao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U.S.- China University Presidents Forum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Vice Premier Liu made keynote address. CGTN The Link Studio interviewed Mr. Wang live from New York City on issues regarding China-US relation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Korea Nuclear Crisis. Mr. Wang believes that Vice Premier Liu’s visit will certainly enhance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and China. AS China and U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have this type of dialogue on social, education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y reaching out to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along with exchanges between top leaders, elites, educators, people in the talent field etc are essential for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From CGTN， Sep, 2017
2017年10月9日 -
【ECNS】60%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ested in launching startups
A study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ink-tank found that over 60 perc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how an interest in launching startups, preferably in China’s second-tier cities.CCG surveyed 2,797 students from 100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understand their willingness in entrepreneurship.Li Qing, a lead researcher at CCG, said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or economics tend to be more active in innovation and startups.Over 42 percent in the survey said they think they will have better chances of development by engaging in startups at school while 28.32 percent saw it as a way of self-actualization. The third reason was economic gain.Li also said there are nearly 80 percent more knew governmental efforts driv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twin engines" of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Students learn about how to start businesses and become innovative mainly through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chools, at 22.58 percent, or student organizations, at 17.15 percent. Nearly 98 percent thought it necessary for schools to open cours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First-tier cities have fallen from favor among students due to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and business operation as well as traffic congestion, while second-tier cities have become favorites for startups as a result of rapid growth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 to Li.While 49.6 percent of respondents preferred second-tier cities, 32.5 percent pinned their hopes o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Li urged universities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helping student startup efforts. Other experts also called on authorities to offer more support measures including preferential tax rates or starting courses to get students better prepared to start companies.From ECNS，2017-9-26
2017年9月30日 -
【环球网】奇迹的时代之遇——马凯硕《东盟奇迹》新书发布会
2017年9月24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厅迎来了一场“东盟盛宴”，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先生到访北大，并参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盟奇迹》(The ASEAN Miracles)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本次发布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大博雅讲坛所主办，北京大学东南亚协会作为合作方。 灯光与摄影头聚集在舞台前，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崑教授的开场白为本次发布会拉开序幕。他本人视《东盟奇迹》作为本年度中国与东盟之间乃至全世界的公共物品，并且也与马凯硕在书里面提起的，作为一个坚持50多年来东南亚十国能够相互了解彼此，深度的合作所达到的共识的区域组织——东盟，应该要为其颁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张黎明上台致辞。基于各方对于本书的成功发布和发布会的成功召开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至高的敬意之外，张总编也不忘提起马凯硕先生对东盟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一番具有全方位性的见解，也提起马凯硕即为目前最强悍的“亚洲崛起”代言人。 接下来，来到了本次发布会的重头戏，由马凯硕先生本人上台为本书和本次发布会主题：两个奇迹的时代之遇——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行介绍和解答。马凯硕首先在讲述正文前，先对在场各位观众致以最真诚的歉意，感谢各位抽空美好的周日早晨到阳光厅赴这场“东盟约会”。与周六下午的讲座的模式差不多，马凯硕先生对于论坛的主题再次地先抛出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东盟能在国际舞台中不断地维系？ (Why the ASEAN stays globally relevant?)2.为什么东盟是奇迹？(Why ASEAN Miracle?)3.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走向？(What is the future China-ASEAN relationship?)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凯硕先生先对当下国际格局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先做了分析。对于当下国际秩序，国与国在这世界发展快速，全球化深入的同时理应该要相互理解，相互共识。然而，当今国际格局所看到的一切景象，国与国之间彼此的深入交流不并没带来相互彼此的了解，反而是国与国相互之间无法真正地理解彼此而导致认知错位(misunderstanding)。最具有标志性的案例，马凯硕就剑指西方与伊斯兰世界(Islamic world)之间的关系。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对于禁止中东部分穆斯林国家人民入境美国之事就能反映这种事实。美国国内社会之间的分裂和碎片化，也使到美国国内也面临如何团聚百姓共识的问题。除此之外，马凯硕也观察到在欧洲境内各国之间的互疑现象和极左势力在欧洲的兴起都甚至会影响到欧洲各国的原有关系，也会对某些国内如即将掀开序幕的德国总理选举带来一定的冲击。 在这各国之间的彼此所产生的认知错位之下，为了推动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国际社会需要有一个好榜样来给世界证明不同文明国家之间和睦共处、欣欣向荣的景象。东盟直接是马凯硕的不二人选。东盟的多元文明共处，来自于2.4亿穆斯林、11亿基督徒、1.3亿佛教徒和其他如印度教、道家、儒家之间50年以来相互彼此尊重共存共荣所交出的成绩单。而给予这种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亮丽成绩单，还有从东盟50年以来所提供给全世界的供借鉴的经验，让东盟成为各国之间和睦共处相互彼此认识的学习对象，其自身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一定的担当和使命。 对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东盟是奇迹。马凯硕很直率地说，东盟其实早就应该失败，而不会是像今天这样有着这么非凡的成就。至于东盟理应注定失败，马凯硕指出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东盟成立之前，曾经就有两个地区组织即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和马菲印多(MAPHLINDO) 都因为成员国之间的龃龉在成立后的两年就瓦解。当时更有西方的学者敢言东南亚不会“活”过超过五年。然而，东盟却打破一切魔咒，走向今天迎接东盟成立50周年。 第二、东盟区域之间有太多的争端和动荡的事情所发生。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越南战争、60年代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紧张局势、1965年马新分家新加坡独立、菲律宾对东部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主权申述以及在泰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即使当时1967年成立了东盟，然而初期的东盟，马，印，泰，菲这四个创立国之间各方都相互怀疑。马凯硕在1971年曾参加过一届东盟首脑会议，而当时在会场上的他，对于各国之间相互怀疑的紧张气氛的场景还是非常地深刻。 第三、东南亚在上世纪的60年代曾经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地区。以美苏冷战格局作为大背景给东南亚所带来的影响，就一直没让东南亚各国能够相互合作共商大计，更何况是要建立一个容纳不同国家且多元化高的地区组织。在那种情景下，东盟的建立和维持可是难上加难的事。 第四、东南亚的多元程度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像欧洲地区以基督文明作为其单一文明，对于之后位于东欧之隅的土耳其多次想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意愿，通过各种努力但却带来失败的收场。而像东南亚这片文明与肤色高度多元化的地区，以土耳其此事为例，区域组织的建立并非件易事。 第五、东南亚各国当时都处于尚未高度发展且非常地贫穷。就以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新加坡而言，其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与远处于非洲的加纳一样。区域的贫弱和尚未发展，对于区域组织的建立更难。 基于以上因素，马凯硕就对于东盟虽然面对如此多的困境，但为何能够最终成功的原因。以三个英文单字作为解释东盟成功的重要部分。 第一个英文单字，就是“F”,其代表着恐惧(Fear)。东南亚的恐惧，来自于世界纷乱下(尤其是冷战所带来的很多危机)。也正是这些恐惧，东南亚选择站在一起，以求团体的力量相互合作来减少恐惧。恐惧所带来的并非是致命一击，反而是为东盟合作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维他命。在1990年马凯硕参与东盟会议之事，他发现到这种相互之间的怀疑与不信任已经消失，彼此之间更是紧密地相互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第二个英文单字，就是“L”，其代表着运气(Luck)。东盟之所以存在，这运气来自于东盟主要成员国有着几位深谋远虑，且具有战略意识的领导人，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arto)，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Dr. Mahathir)和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他们对于东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股运气，则来于东盟所处于的地缘政治环境(geopolitical environment)。在上世纪80年代期间，东盟作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能够推进彼此外交关系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而这也是东盟的机会让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在80年代时期马凯硕先生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的大使，地缘政治给东盟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他都看在眼里。 第三个英文单字，就是“G”，其代表着高尔夫(Golf)。东盟之间凡是有任何在谈判桌上谈不妥的问题，只要各国首脑在高尔夫球场上进行彼此磋商，谈不妥的问题也最终能够得到解决。高尔夫也是东盟各国首脑相聚在一起的共同平台。对于东盟宪章(ASEAN Charter) 的促成能够如此地快速，马凯硕将成功因素归咎于高尔夫。马凯硕也希望从东盟的高尔夫经验，能够各全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些启发。 对于最近欧盟内部各国的关系以及受到来自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的团结力度的日益弱化为东盟日益彰显影响力，对于马凯硕来说也是一项奇迹。马凯硕也谦虚地说，与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东盟不是最好的那个。然而，东盟却在“不完美中创造完美”(Imperfect makes the perfect),为东盟创造如此奇迹。马凯硕也以螃蟹作为比喻，将东盟视为一只螃蟹，在横向和纵向之间一步一步地前进或后退。而这种前进且又有时后退的现象，对于东盟来说可能就是在兜圈子。然而这些所带给东盟有如此的今天，也可说是一项奇迹了。 对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走向。马凯硕提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各国学习的其中一支标杆。他也指出像美国与拉美之间相互怀疑的不良关系，欧洲与非洲之间也如此。然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确实正在续写着一个非常快乐的故事(happy story)。东盟有很多对话伙伴国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然而当中没有一位与东盟签自由贸易协定(FTA)。而中国是第一个主动与东盟签订FTA，连东盟自己也震惊了。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交易数额，从上世纪90年代的80亿美元到现今的4000亿美元的交易量，这短短的20年来就已增长了5倍，可谓是奇迹。他也间接提到，即将在来临的11月，由北京大学东南亚协会在北京大学所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马凯硕也道出中国与东盟之间依旧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在不同问题迎刃而解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将会走得更近。 以对中国—东盟关系未来的乐观态度作为总结其论坛发言内容，马凯硕一发言结束后随即得到来自台下听众如雷的掌声。 紧接着，翟崑主持并有请马凯硕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好友们，分别到台上致词。首先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上台致词。崔院长对于马凯硕非常“接地气”的演讲，以及对于其生动简练的表达方式表达极高的评价。他提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共同点有三个。首先是实事求是，在应对挑战当中能够沉稳应对。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实践，如东盟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东盟解决协商不一致问题的重要实践，以中国自改革开放的发展所落实的一切实践，都能体现实践所带来的成效。第三点就是渐进主义，亚洲的多元化不得不让各国或地区组织犹如螃蟹在纵向和横向的步步探索中求出对策。过往的20年，到现在的50年的东盟，就能够从中看到一步一步所带来的进步。崔院长也指出，东盟的未来也将迎来挑战，而一切的悖论却成就了东盟的深化。在接下来的50年，必定要务实解决任何问题。对于中国—东盟的关系，崔院长也在两者中看到更广的互动和共同崛起所能带来的效益。 下一位马凯硕的好友，是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秦院长曾于2005年开始着手于智库网络构架协议，而他认为东盟可说是做得最成功。秦院长从东盟的发展中提出三点好印象，首先是多元互动(unity to diversity)，即东盟作为分散的地区，到了最终却能够在东盟的框架下走在一起，不同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合作共荣。第二个就是东盟的适度，即秦院长所说的consensus to comfort。他表示东盟的核心，就在于“宁可退一步，而坚持保持合作发展”。而这种态度，像在其他区域组织如欧盟里面是看不到的。第三个是提供国际社会的对话平台。(sability through dialogue)，东盟的发展都让大国参与其中。秦院长对于东盟之所以有如此今天，在于这三点,那就是包容性(inclusiveness)、开放性(openness)和务实性(pragmatism)。这三点的总结，也为秦院长的发言划上句点。 紧接着，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上台致词。他也说到每年能够与马凯硕先生的见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贾院长提到，东盟具有很强的任性，并举出两种一体化模式，即政治—法制性模式和政治—协商性模式。并说到欧盟在政治—法制性模式方面走得更远，而东盟则是在内政上采取尊重主权。比起欧盟，东盟就走得比较慢，不是前进一步，不时后退一步就像一只螃蟹。贾院长说到，从东盟奇迹中所带来的新的启示，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是好是坏，不能一句话概括。以现在欧盟的境遇为例，并非只能硬拉以前的成就来解释当今的现象。第二个启示，就是国家间的协商和整合的模式，值得进一步思考。在此之前欧盟已经做了很多，而东盟还是比较少，这也为东盟提供了现实的挑战。贾院长的两点启发，也为其演讲做了一个很具有思考价值的收尾。 最后一位，是国务院参事和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席王辉耀致词。王教授早结束行程，今早从荷兰回来北京就为了要见见马凯硕，也是他的老朋友。王教授阅读了《东盟奇迹》，也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并提出东盟这五十年的总结，正是一个可以为全世界所借鉴和参考的模式。王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是看到中国—东盟的共性。从FTA，经贸的频密互动所带给东盟的转变，将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第二部分就是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王教授看到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发展，以王教授近期的清迈之行，对于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的情况是感到满意的。第三部分，就是东盟机制受到很多国家，也包括中国的借鉴。其他区域组织或机制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或着一带一路倡议(BRI)中的实践，东盟是在机制当中最成功的伙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紧密。王教授的总结，也是对于东盟能够在国际上创造一个好范例，来自于东盟的持续性和团结力度。 紧接着，就到了本次发布会的名家座谈会，除了翟崑教授，与翟教授同台的嘉宾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查道炯教授，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王玉主教授，《外交评论》执行主编陈志瑞先生和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郭延军教授。在座谈会期间，嘉宾都围绕着东盟之间的相关课题进行研讨，同时也开放观众与在台上的嘉宾和坐在台下的马凯硕先生进行答疑。观众的问题有来自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还有细至从缅甸目前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嘉宾与马凯硕先生的每一个回答，都让听众们再次进一步地思考东盟时下的机遇与挑战。 座谈会结束后，本会也对北京大学东南亚协会在本学期的重点活动，即第二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进行预热发布会，由本届峰会秘书长，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国关双学位的马来西亚留学生邓世轩同学到台上介绍本会的内容。邓同学也提到，中国—东盟青年峰会的亮点，除了是由北大留学生自主举办，更大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让中国青年与东南亚青年们能够交流的机会。在中国留学的不少东南亚留学生，能够借此峰会商讨自身国家周边所发生的事，并努力从青年出发为今后中国—东盟的未来打下更深厚的基础。本次峰会有六个议题，横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层次的讨论模式(从愿景到计划的落实)。而本次峰会也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平台，让中国学生与东南亚留学生可以积极讨论更多能够落地的项目和计划，实现民间外交实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航点。随后，邓同学随同本会其他组委，来自越南的阮贤明同学和来自马来西亚的何宜贤同学赠送马凯硕先生一个非常具有纪念价值额度杯子。此杯子是翟崑教授在春学期的《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课上，由两位韩国同学所精心设计的杯子作为其创意作业展示之一。马凯硕本身也高度寄予本次峰会最高的祝福，并为本次峰会留下让人深刻的寄语。 预热发布会之后，本次马凯硕《东盟奇迹》新书发布会也就来到尾声。本次作为东盟知识的盛宴并未因此而结束，反而更是开启了大家认识东盟的重要窗口，也为今后中国—东盟乃至东盟发展所带来的更多力量和活力提供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作者系北京大学东南亚协会何宜贤）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9月26日
2017年9月30日 -
【南方日报】珠海再现“海归”创新创业热
前不久,从美国迈阿密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关舒娓，最终还是回到了珠海就业。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她考察了武汉、深圳等城市，老家珠海越来越好的创业氛围，让她吃下“定心丸”。 另一名“海归”周晓蕾时不时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创业点滴，即使加班到凌晨，都乐此不疲。不到一年时间，她扛鼎打造的“乐士文化区”如今已成为珠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后起之秀”。 如关舒娓、周晓蕾这样的“海归”，正在成为珠海重要的“双创”力量，为珠海的产业转型、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资源要素。 日前，由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珠海等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对“海归”人才创新创业的吸引力逐渐增强。 记者了解到，得益于创新创业以及人才系列政策的出台，珠海的创业就业环境与氛围日渐完善，“海归”创新创业热再次在珠海兴起，全市“海归”数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增长加快，“海归”创业成为产业版图的重要力量。 约7000名“海归”扎根珠海 挂着“Eight Sisters”招牌的咖啡馆，在香洲双竹街显得别具一格。远看以为只是一家设计新颖的咖啡馆，实际它是由德国归国博士王丽哲与丈夫在珠海打造的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示范工场。 “我以前没想到过自己会来到珠海创业。”2013年前，王丽哲与珠海并无交集。2006年在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获得食品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后，王丽哲一直在德国做食品科学研究，年仅38岁已是卢森堡国家研究中心永久职位的项目主任、博士生导师。 但一次偶然的珠海之行，让她的人生之路展示出新的风景。 此前，德国专家团队希望在中国选择一个地方建示范食品基地，来推广相关技术标准，并进行项目落地。王丽哲便与其他德国专家回到中国，一年多时间走了20多个省市。直至2014年，考察接近尾声，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城市。珠海原本不在此次考察之列，在朋友的推荐下，王丽哲和专家团队来到珠海。 “从硬件和水质等部分指标来说，当时珠海也并不是特别合适。”就在王丽哲较为遗憾地回到德国后，珠海人社部门的越洋电话打了过来，希望她能在珠海实现梦想。经过多次沟通，王丽哲夫妇最终决定把项目落户珠海，“珠海对人才的尊重打动了我”。 去年12月，王丽哲夫妇打造的示范工程正式启用，采用“前店后场”形式，前店用于为市民提供“没秘密的食品”，后场则推行双轨培训和公益培训。目前已有100多个食品安全专业大学生来到工场实习，不到一年时间里，示范工场已为数千市民和近百儿童开展了食品安全公益讲座。未来，王丽哲将以珠海样板，在全国建设50到100家食品示范工场，为珠海建设食品安全城市贡献力量。 以周晓蕾所在的乐士文化区为例，其之所以创办，就是一群“海归”头脑风暴的结果，而这些“海归”又同时经营着其他项目。 全球化智库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形成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突破54万，较2012年增长14.49万人，增幅达36.26%；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为58.48%。 在这个趋势之下，毗邻港澳的珠海，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和创新创业环境，也迎来新一轮的留学生归国热。 “目前，珠海登记在册的‘海归’有7000人左右，是珠海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并且增长速度逐渐在加快。”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旭表示，这些“海归”大部分是硕士学位，主要来源于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 《报告》分析指出，当前留学生回国创业所在地域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和趋势。珠海立足经济转型升级需要，集中资源培育壮大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并实现集群发展，使得珠海在这些智力密集型产业方面，吸引了大批“海归”的到来。 产业版图形成“海归板块” 100多年前，珠海南屏人容闳就负笈美国，学成之后毅然归国报效祖国，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珠海也被誉为“留学文化发源地”。 “从历史阶段来看，特区成立到90年代末，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特区政策，‘海归’主要被政府、国企等部门吸纳；从本世纪初到2008年，来到珠海的‘海归’则主要聚焦在高新技术领域，并逐渐成为珠海各自行业领域的领头羊，甚至是全国、全球细分市场领域的佼佼者；而到现在，‘海归’在珠海从事的行业领域越来越广泛，创办的企业成长非常迅速，呈现出与以往‘海归’企业不一样的气象。”王旭说。 记者梳理发现，颜军、王兴龙、崔岩、张云飞、田丰等一大批“海归”先后扎根珠海，创造了一批优秀创新企业，成为珠海当今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格局的重要力量，锻造出珠海经济版图中特色鲜明的“海归经济”。 “海归”颜军回国发展后，最终在珠海创办了欧比特（珠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欧比特前身）。经过多年的发展，珠海欧比特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民用航空航天宇航SOC/SIP芯片市场的龙头企业，颜军主导的“卫星空间信息平台”及“微纳/芯片式卫星及大数据”等重大项目对我国多个行业的全面发展和产业化有重大推动作用，现在正在掘金卫星大数据万亿级的广阔市场。 下一步，欧比特将在全国建设6个地面系统接收服务站点，并在珠海配套建设欧比特卫星大数据产业园和卫星大数据产业孵化中心，助力卫星大数据产业发展。其中，孵化中心计划引进和孵化一大批相关行业的创新型企业及团队。 同样是一次偶然的考察之旅，因被珠海的人才服务所打动，毕业于德国知名大学的博士崔岩最终把自己归国的第一个项目落子珠海。 2013年，他创办了珠海市四维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原有的技术积累，公司成立伊始，就已经是国内三维建模及3D虚拟展示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研发的全自动超高精度三维数字化平台4Dweb，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三维数字化技术平台之一。 如今，崔岩团队将与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下一代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应用。这意味着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版图上，珠海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人才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所需人才的流动也正在加快步伐。”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海归”人才为珠海带来了高端的创新资源与发展要素。 他认为，留学人员在专业技术、创新创业、国际视野等方面具有独特和先进的优势，海归人才在珠海的加快聚集，能帮助珠海企业更好“走出去”“引进来”，充当企业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桥梁，为珠海集聚全球高端资源和要素，有力推动珠海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和“一带一路”建设支点。 现行人才政策体系将优化升级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的调查发现，看好国内发展前景、努力实现自身价值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主要动因。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中，经济发展、人脉关系、环境舒适、文化多元包容性强、公共资源集中五类原因排名靠前；其次则是产业基础、配套设施、人才政策、房价等生活成本。 “珠海之所以能吸引到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因为经济显示出较好的增长态势，加上越来越好的政策以及相对舒适的工作环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认为，珠海市近两年来坚持创新驱动和开放引领两大战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一系列的部署提升了珠海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千人计划”专家韩永飞在横琴创办的企业，注册还不到半年，就已拿到逾亿元的海外合同订单。“公司从递表申请到拿到工商登记执照，仅仅花了1个星期，这种服务质量非常棒。”韩永飞说。 便利的营商环境、优惠的人才政策以及良好区位优势为珠海增添新的引力。据了解，近年来珠海围绕人才立法顶层设计和产业发展定位，陆续制定出台了20多项鼓励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引进和培养高技能人才、支持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等系列政策。 与此同时，为吸引更多留学人员前来珠海创新创业，去年还修订出台了《珠海市留学人员创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了留学人员创业初期费用补贴标准和贷款贴息标准。截至目前，已给予20家留学人员企业累计775万元。 更多的好消息即将到来。珠海将优化升级现行人才政策体系，提升产业人才政策的开放度、覆盖面和科学性，健全多层次多领域人才支持政策，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建设完善的人才综合服务体系，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才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海归人才前来珠海创新创业，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9月28日
2017年9月30日 -
【侨报网】中国已推三类“华裔卡”政策 多数海外华人不知道
海外华人源于海外华人对畅通归国途径的强烈需求，海内外对“华裔卡”的关注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近日，一份中国智库的人才战略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除再次肯定海外华人对中国人才战略的意义之外，还强调了中国政府已推出三种类似“华裔卡”的政策，但是大多数海外华人并不知晓这一情况。当下，如何降低海外人才留华的制度门槛是中国海外招才引智的当务之急，就此，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在内的大陆政界人士建议——“我们应该以邻居为镜子，向印度等国取经，学习他们如何招纳海外华人人才。”智库报告再提“华裔卡”政策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区域人才蓝皮书《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2017）》。CCG承担了多项中国政府的研究课题，跟官方联系紧密，也是大陆为数不多的一直提倡政府应该出台“华裔卡”政策的智库机构。 CCG主导的此次人才报告再次提及了海外华人关注的“华裔卡”问题。报告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海外华人群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今，他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群体，依然有巨大的智力资源可以挖掘。在海外人才的引进过程中，海外华人群体具有特色地位。目前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高达6000多万，其中专业人士群体接近400万人左右，行业分布以教育、金融、高新技术等为主，这些专业人士是中国在海外庞大的人才库，是中国海外招才引智的潜在重点对象。 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不再满足于国内13亿人的智慧，而是将目光投向全球。因此，降低海外人才留华的制度门槛，是当务之急。CCG称，华人华侨是中国引智工程的核心和重要载体。以最具创新活力的地理坐标北京中关村为例，截止2014年底，中关村国际人才数量比例仅仅为0.56%，并且吸引的外国人才中，吸纳最多的是仍然是海外华人华侨，这一占比达到了惊人的74.86%。 《侨报》记者也曾采访多个侨领和海外华人群体，海外华人群体对畅通归国途径的需求十分强烈。多个机构、团体，甚至个人都一直积极奔走建议。CCG报告比对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国际人才战略后，倡议中国也要降低海外华人归国的门槛。 比如，印度就推出“印度裔”（PIO）计划以及“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根据印度官方数据，仅在2010年，印度就发放了400万张“海外印度公民证”和700万张“印度裔卡”，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印度人才的回流与环流。另外，欧盟也出台了蓝卡计划，与美国的绿卡制度相抗衡，目的在于大量吸引欧洲技术移民回欧工作；韩国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承认双重国籍，试图吸引海外的韩国裔人才回国工作。 “印度发了印度裔卡，四代印度裔都可以随时回到印度不用办签证，这很方便。”CCG主任、国际人才蓝皮书主编王辉耀解读报告时表示，现在世界都在抢人才，中国也应该把全球优秀人才吸引过来，比如建立类似印度的“华裔卡”制度，让华人华侨随时能回流环流，给他们一个畅通的渠道，设立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人才银行”，让国家能随时随地从“人才银行”中取才。中国已推三种类“华裔卡”政策 CCG智库主任王辉耀接受《侨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今年8月，在发布人才报告之前，他刚刚出席了有国侨办和公安部等领导参与的一个内部研讨会。在会上，相关中国政府官员表示，目前限制“华裔卡”推行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实际上类“华裔卡”部分政策已经在实施了，其政策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海外华人一旦回到中国，只要有亲戚在，就可以给3年的居留签证，这相当于是一个3年的小华裔卡。该政策在中国都通行，海外华人可以随时向中国公安部致电咨询；第二，在侨乡广东推出了16条相关政策，原籍广东的华人可以给5年的往返居留签证；第三，在北京中关村，只要回来的华人是博士学历，以及其它符合中关村人才标准的华人，就可以拿到中国绿卡，而且除北京外，上海也有类似政策规定。 显然，“华裔卡”政策出台背景是指在中国绿卡的基础上降低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以加大吸引海外人才的力度。王辉耀提到的三点政策其实是对中国新一轮“绿卡”制度改革中，适用于海外华人部分的梳理。 从2015年开始，上海、北京、广州、福建也开始了新一轮“绿卡”制度改革，如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出入境20条、上海科创中心出入境政策“新十条”、广东自贸区16项出入境措施等。其他省市如天津、辽宁、浙江、湖北等地的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也就京、沪、粤试点经验进行推广复制。其中，外籍华人获得专属条款，为其归国创新创业提供了突破性的出入境和永久居留便利。如北京、上海对具有博士学历的外籍华人提供永久居留渠道，广东对广东籍外籍华人提供5年多次出入境签证等。 “听公安部的人讲，现在华人回来，只要有亲戚在国内，就可以到公安部去，自动给3年居留签证。现在的‘华裔卡’政策如果有10年，就可能有20年，以后还会争取，但是现阶段起码有3年居留期，华人华侨多次往返已经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国内很新的政策，海外华人很多不知道。”王辉耀说。 “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不管是华裔卡、绿卡，还是签证等，核心都是一样的，只要功能相似，海外华人就可以享受中国的国民待遇。”针对“华裔卡”争议，王辉耀还指出，现在已实施部分类“华裔卡”政策，他希望该政策能不断扩大和普惠。比如说3年时效是不是能够延长到5年，5年往返居留签证可以延长到10年，如果博士能拿，是不是硕士学历的人也能拿等......类“华裔卡”政策一直在推进 “现有的三种政策算是‘小华裔卡’功能，很多海外华人不知道而已。”王辉耀一再强调，大陆的“华裔卡”政策有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慢慢就有了海外华人希望的“华裔卡”，以后它的名字可能不叫“华裔卡”，但是功能却是一样的。 源于海外华人对畅通归国途径的强烈需求，海内外对“华裔卡”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早在2012年，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136家海外华人团体曾联名呼吁全国人大和政协，把“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一事纳入了两会议程，并尽快实施。 彼时，受到热议的“华裔卡”不同于中国国籍，该卡的持有者没有中国国籍，没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政治权利，但能够享有普通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其他权益，如投资、购房、开立银行账户、申请驾照、子女入学等。 2015年11月底，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曾表示，中关村将开展外籍人才管理先行先试，试点展开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等制度。这一消息随即引发媒体关注。 不过，中关村方面很快对上述报道作了进一步阐释。2016年，中关村管委会接受《侨报》采访时强调，尽管“华裔卡”对于华侨华人而言是众望所归，但该政策仅是中关村向中央提出的一个建议，目前仍在调研阶段，是否可行有待国务院、公安部、外交部等中央机关的批准。 2016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接受《侨报》记者采访时也强调，大陆现在没考虑出台“华裔卡”，但已经颁布多项政策回应外籍华人的诉求，扩大了家庭团聚类的申请长期和永久居留的类型，并且为长期在华工作，在华投资和有突出贡献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长期和永久居留的更便利条件。 同样是2016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了《关于给海外华人签发“外籍华人身份证”的提案》。提案称，面对海外华人持续增加的回国需求，在不涉及“双重国籍”问题下，对海外华人签发“外籍华人身份证”，即是给海外华人发放不具有国籍性质的身份证明，方便其回国交流。 近日，潘庆林接受《侨报》采访时透露，该提案还建议“华裔卡”分三步走：首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对此问题广泛征求海内外意见，进行专题调研和协商；其次，公安部、外交部和国侨办，中国侨联根据情况，联合拟定出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方案和举措；再次，先由国务院颁发有关“外籍华人身份”的条例，再由全国人大起草并通过相关法律。 潘庆林表示，这份提案后来还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复。目前，政府也推出了相关措施呼应这一提案，比如从2016年开始，北京正式实施的“面向中关村的10套特殊政策”中，专门提及了向外籍华人发放“中国绿卡”。 此外，潘庆林还强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针对海外华人的人才战略布局还要提速。比如签发类“华裔卡”的相关政策，也有国外成功范例。比如，印度把海外印度人视为“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给移居海外四代以内、50%以上血统的海外原印籍人士，发放海外印度公民身份证，持证回印度可终生免签，基本享受公民待遇，而印度实施“侨民证”后，海外印度人以各种形式回国效力，效果明显。文章选自侨报网，2017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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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China- US social and cultural dialogue
【Video Watching】Stronger the tie betwee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s the top agenda of the first China-US Social and Cultural Dialogue. It’s the cornerstone for China’s outreach strategy, 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exchanges of ideas, such as issues of health, culture,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This week Chinese Vice Premier Liu Yandong traveled to United States for the inaugural China-US Social and Cultural Dialogue.The Heat Studio invited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ravis Tann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S-China Strong Foundation, Shirley Young, Chair of US-China Cultural Institute and Li Yinuo ,Director of China Office of Gates Foundation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outcomes and challenges of cultural and social dialogue, especially the human capital exchange between two countries.From CNTN， Sep,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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