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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家建议中美两国加强基建与“一带一路”合作
【摘要】多位中美专家与企业代表2日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项目方面具有巨大合作空间，双方可以寻求优势互补和实现互利共赢。美国当地时间10月2日下午2:00-5:00，全球化智库（CCG）在位于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室举办“中美双边投资：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 新华丝路网华盛顿10月9日电（记者高攀、江宇娟）多位中美专家与企业代表2日在华盛顿举办的中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项目方面具有巨大合作空间，双方可以寻求优势互补和实现互利共赢。 美国国际开发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吴嘉（Kathleen Wu）当天在研讨会上说，过去几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很快，超出了许多美国人的预期，美国政府和商界直到最近才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如此宏大和重要。她指出，美国商界，特别是运输、物流、能源、服务等企业非常渴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目前正在评估相关商业机遇与风险，考虑如何与中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吴嘉表示，中国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而美国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治理改革等“软件”建设方面具有优势，中美两国可以在中亚、西亚等地区加强“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和实现优势互补，这也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 致力于加强西亚与北美联系的西亚委员会会长阿里达德·马菲内扎姆（West Asia Council President, Alidad Mafinezam）说，美国基础设施已多年老化，特朗普总统重视基建项目，中美两国应在基建领域建立高层对话，加强两国基建合作和推动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对于促进西亚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基建领域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而近年来美国基建需求巨大，两国加强基建投资合作正当其时。他指出，在逆全球化潮流下，中美两国还需在全球治理方面开辟新的合作空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建设。 近年来打入美国轨道交通市场的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说，目前中车正着手在美国东部和西部各建一个以轨道交通产品为主的多元产业制造基地，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促进产业链发展。中车愿与美国合作伙伴一道，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共同研发成品和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服务于中美两国和第三方市场，同时分享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 美国贝克·霍斯泰特勒律师事务所（BakerHostetler）合伙人埃利奥特·费尔德曼（Elliot Feldman）提醒，目前美国贸易政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同时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国家安全审查，给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要善于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中寻求潜在合作机遇。文章选自新华社，2017年10月9日
2017年10月11日 -
【BTV】砥砺奋进 人才为先 |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工作，先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做好人才工作发表了重要的论述。同时他也强调要“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北京作为首都，围绕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有哪些做法吸引海外人才，而这五年又有着怎样的变化。敬请收看十九大特别节目《砥砺奋进 人才为先》第一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本期嘉宾中关村管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 翟立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王辉耀 （一）培养集聚人才，要有识才的慧眼，引才的举措。1、如何理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王辉耀我觉得习总书记提出来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个提法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我们都知道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且最近这些年来，国际上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比如说特朗普最近就提出来要优化美国的移民，要重点针对人才来进行吸引。所以习总书记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际上就是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上。就是中国要想创新、要想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核心要素。翟立新总书记在2014年和2017年两次视察北京，明确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战略定位。从建设好北京、发展好北京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包括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文化大师，外交家等等。所以建设好北京、建设好首都就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思想。从现在的13亿人中选人才，转变到从70亿人里边选人才，加快吸引全球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到北京来。2、近几年回国潮的人数一直在持续增长，如何评价目前这种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趋势？王辉耀我们不光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我们也是最大的海归回归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国际人才大循环。比如现在回归率已经超过了50%，甚至更多。我们智库前一段和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个报告，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海归首选的城市。3、中关村是新中国科技创新的摇篮和源泉，也是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载体。目前中关村的发展都需要哪几类人才？哪些人才能够向中关村聚集去寻找自己更好发展空间？翟立新各方面人才我们都是需要的，但我们觉得有四类人是特别需要的。第一，就是能够突破原创和核心技术的科技人才。第二，就是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第三，就是能够发现技术价值，能够统筹各方面资源的投资人。第四，就是我们还需要各类法律、知识产权、财会和科技服务等专业化的人才。为了吸引海外人才，中关村还有三个方面主要的特色：一个就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才体系。从顶尖人才来看，有顶尖人才和团队引进的计划。从高端领军人才方面，有市里面的“海聚计划”，还有中关村自己的“高聚工程”。特别是面对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有一个“雏鹰计划”，专门支持初创企业和创业者的发展。第二个特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这个生态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包括像高校院所、科技企业、风投机构、各类优秀人才和各类创业服务机构。比方说拿创业投资来说，中关村活跃着两万多名创业投资人。有670多家创投机构。去年发生的创投的案例和创投的金额，都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还有一个特点近几年来我们主要围绕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出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政策，包括把科技项目的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都交给了承担单位。对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可以给予股权奖励和分红激励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逐步推广到全国了。（二）人才引来，不仅要留得住，还得为人才搭建平台，做好人才的服务工作。王中林我当初能出国也是国家留学生计划的资助，想着回国做事情，不是这几年想的是从1992年到现在，可以说维持了25年了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的留学生为国家做贡献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是义不容辞，是应该做的。袁方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回来以后，无论他是创业还是回来工作，我们代表北京市，为他提供后勤保障，比如他回来以后他的生活、子女上学问题，出入境办签证问题，我们采取“一门受理，转告相关，全程代理的服务方式”来让他安心的回来创业，安心回来工作。1、中关村在吸引海外人才创新创业以后，如果想要留住人才，为这个人才搭建更好的平台，在服务方面都会做哪些工作？翟立新在国家公安部的支持下，给北京有20条出入境的新政，其中十条是在中关村独有的。包括办绿卡，也就是永久居留权的直通车。过去一般需要180天，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可以缩短到50个工作日。包括我们的积分制度，通过评估之后，如果达到我们相应的标准，也可以纳入直通车来进行绿卡的办理。第二方面，比方说专门为顶尖人才建立新兴研发机构，像王中林在2011年，我们就依托他建立了纳米能源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类似于这样的还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大数据研究院以及全球药物研究院等等。为这些外籍的高端人才来国内，到北京来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还有他们的商业医疗保险，以及子女上学这方面。咱们市里边也出台了很多的支持措施，为这些外籍人才提供一个全方位有利的保障。2、近几年我们国家在引进和使用海外人才方面，整体情况有哪些变化？王辉耀比如说中关村有一条就是，海外的博士回来可以在中关村拿绿卡，这个是中关村最早实现的。还有一条政策就是，中关村不仅是让在华留学生能够有机会拿到创业和实习的签证，包括对外国毕业的学生，中关村也是开了先河。当然中关村是从硕士开始，现在上海本科也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跟各个自贸区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现在由中关村和上海自贸区引发的这种新一轮的人才政策互相的促进、优化，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3、怎么让这些海外的高层次人才能够真正的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呢？在哪些方面进行有必要的探索和实践可能会更好？翟立新一个是要进一步拓宽我们引才的视野。我们现在中关村在海外建了十个联络处，我们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布局。向更多的国家来派出我们的联络机构，来掌握人才的信息，结合我们中国发展需要引进更多的人才。包括我们要多组织一些外籍人才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北京，我们是全国文化中心，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文明。让他们融入其中，同时加强一些人文，包括学术，甚至包括国情的一些研修、交流，让他们了解我们。王辉耀比如说现在随着来华留学的越来越多，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来华同学会，把这些人才，把他们的服务、社会环境不断改善，社交包括都带动起来。另外还有一块，绿卡的这些便利能够加强。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才能为我们未来，包括一带一路伟大的畅想，包括我们中国更好实施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都能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开放包容这是我们对待人才的态度，其实这也是我们北京精神的内涵。不惧众流方为江海，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重要思想的提出，展示出了大国领袖着眼全球，心怀天下的胸襟与视野。而我们也更需要用全球视野来推动人才工作，以开放的心态吸引世界人才。实现刚才我们提到的，从过去13亿人当中选人才，向全球70亿人当中选人才的重要转变，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文章选自人才栏目，2017年10月10日
2017年10月11日 -
钱颖一对话麦肯锡总裁：“焦虑青年”如何长成全球领袖“智囊”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有人认为领导者是天生的，没法教出来；也有人认为领导力虽然难教，但可以发现、学习或培育（nurtured），你怎么看？”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设问道。 “我坚定地站在领导者是学出来的阵营里。”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 Barton）回应道，“没有天生的领导者。” 在9月中旬于清华经管学院举行的一场对话中，“客串主持”钱颖一与“客座教授”鲍达民展开了一场关于成长、关于领导力的对话。对话中，鲍达民勾勒出一段段自己如何从一位一度对“成家立业”不乏担忧的加拿大年轻人，成长为全球领袖背后“军师”的小故事。 主动寻觅“导师们”，而非“一生一导师” “‘导师们’是我学习领导力最好的途径，导师可以是和你谈上2小时的人，也可以只谈5分钟，甚至只是观察他，还可以通过读传记，很多领袖你并不一定要认识或见过，可以在读中学。”鲍达民透露，他最喜欢读汉密尔顿和罗斯福的传记。 “我在麦肯锡最好的导师，是我资历尚浅（junior）时一位已经很资深的合伙人，他会带我到极富挑战的场合，甚至是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那个小伙计（smurf，带贬义）是谁？”有一次一位客户针对鲍达民的在场说道。“我说我应该离开，但是那位资深合伙人说不，‘他是在这负责倒咖啡的，黑咖啡、白咖啡，看你要什么，他都很擅长。’” “那位合伙人坚持让我在里面观察，看如何在极度复杂的局面下应对不满意的客户和不合逻辑的要求。”鲍达民坦言，“借此你能学到很多，这样的导师关系异常重要。而很多我的导师都是我的客户。” “你用的导师一词是复数。”钱颖一机敏地评论道。通常人们认为，一生中就一个导师，“但你不是”。这一点说明，更主要的不是来自导师那一边，而是来自于你自己。“你还将客户也当做导师，这告诉我们你是在积极主动地寻觅导师关系，从中学习。这对学生很有借鉴意义。” 近二十载，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步向亚洲和中国转移，这也成为了鲍达民个人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 “1997年，你做了“反直觉的职业选择”——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搬到韩国工作？原因何在？”钱颖一问道。 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导师。鲍达民坦言，“我在澳大利亚工作了一年，客户是当时的澳国库部长Paul Keating，帮助他做简化税收体系的方案。”周末一起吃饭交流时，Keating的一句“酒后箴言”为鲍达民的亚洲经历埋下伏笔。 “他是个幽默、甚至带点讽刺的人，他看着我说，‘Dom（鲍达民名），如果你有我一半的脑子——我不确定你有，这个年纪应该去亚洲闯闯！ ” 那时还是1989年，鲍达民回忆道，“我们有太多澳洲年轻人去欧洲背包旅行，他们应该去亚洲，那是（世界的）未来。如果我是你的年纪，我现在就走。”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6个月，鲍达民终于搬到韩国，负责创立麦肯锡韩国办公室。危机的骤然到来无疑带来挑战，但是事实证明“危机也是机遇”，鲍达民有幸帮助重组韩国的银行体系，一起工作的是世界银行、IMF的专家，“当时我34岁”。 此后，他又转战新加坡，帮助其打造亚洲金融中心的努力。鲍达民还在上海工作多年，领导麦肯锡中国团队。“在这些完全陌生的环境下，你每天都在不断学习新的文化。我发现每5-7年换一个环境不是件坏事，当然，这对家庭不是好事。” 他曾对财新记者坦言，早年没能给予另一半和一双儿女足够关怀，因此现在，他一有时间就与孩子们一起跑步、登山，甚至带他们去北极航行，哪怕需要随时带着个卫星电话。 “听领导的话” 培养直觉 职场的有些事令人难以接受，但却是极好的成长剂。鲍达民从一位新加坡导师身上学到的，是“听话”和直觉的重要性。 “他周五告诉我周一要见一位油企CEO，让我周一一早凭直觉告诉他应该讲些什么。”“整个周末，我都在做研究，写了一份让自己很满意的成果文件包。但是当我周一一早得意地把它放到他桌上时，他看了一眼，就用手指把它弹到了地上。” “我当时疯了，领导派同事来安慰我，我当时直言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导师随后为他的做法解释道，‘我要的是你的直觉。商场上，总会碰到需要在几无事实、没时间分析的情况下，分分钟内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提前为此练习’。” “这非常有趣。”钱颖一“现学现卖”道，“新千年来的17年世界改变很多，未来17年，凭你的直觉认为，世界会怎样？”“这我倒没想过。”鲍达民回道。“要的就是你的直觉。”钱颖一的不依不饶引得全场一阵笑声。 “我认为国家政府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鲍达民一语惊人，钱颖一难以置信地重复了一遍。鲍达民解释道，人们被技术联结起来，身处哪国以及国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钱颖一就此打住，直言这“很反直觉”，因为人人都在谈民族主义的崛起。 有了社交媒体，人们远远更容易与同自己相似的人联结起来。“相比多伦多郊区的人，我会与巴西圣保罗市内的人有更多共同点。”鲍达民说，国籍弱化到只是衡量人的一个维度。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人类比过去任何时候、以及比自己以为的都更为相似。 而城市作为一个治理单位，对多数人越来越重要。不少市长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憧憬道，“我希望未来会是个更平等的社会，但很可能会是个更不平等的社会。” 日益多元化的商界领袖要求 2009年，47岁的鲍达民成为麦肯锡全球总裁，也是在那一年，他加入了清华经管学院“星光熠熠”的顾问委员会。“这是我所见过的全球最好的顾问委员会——没有之一。”鲍达民这样评价道。 对话开始前，经管师生特意为鲍达民策划了一个视频，播放了一张张他与学院师生过去8年中交集的老照片，从最初站上清华讲台的略显青涩，到现在极为精神的满头华发。“鲍达民就是麦肯锡的一块‘金字招牌’。”一位同业的年轻雇员曾不无羡慕地对财新记者说道。 钱颖一在对话开场白中表示，“Dom一直是经管顾问会员会最积极的委员之一，为学院做了很多贡献，包括提出设立这门课，今年已是第六季，每一季他都会亲自来上一到两节课，受益的不仅是经管学院的学生，也包括这门课慕课（MOOC）的学生们。” 钱颖一就此问道，当初为何提议开设这门课，又为何选择《新时期下的领导力》作为课题？ “世界变化飞快，领导力看起来正在各方业绩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鲍达民还坦承了一个相对个人化的原因，“那些照片为证，同学们事实上问了些挺难的问题，这也是了解学生们在想什么、担心什么的途径，从中我获得很多能量。” 清华经管所提供的营销、运营等功能性领域训练，是各个行业的领袖都需要的。他继续表示。钱颖一则接过话茬道，清华确实以技术性领域的训练闻名；但是清华在中国也有其独特的角色，“我们所有学生——至少我们认为——都有领导力潜质，而从潜质到真正的领导者，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性训练和技能”。 那么如何定义领导力及领袖的特质和要求？钱颖一问道，“你认识的那么多领导者里，你最敬佩谁？” 平均每天见2位企业CEO或政府领袖，是鲍达民近年的节奏。 50年来，领导者需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需要越来越多元的素质。鲍达民首先说道，“一位我很敬佩的领导者是雷诺尼桑CEO Carlos Ghosn，他是一位很全球化的CEO，一位黎巴嫩裔巴西人，执掌一家法国日本合资公司。他需要一周在法国、一周在日本、两周全球到处飞。 他也是一位很“长寿”的 CEO，大多数CEO掌舵最多6年，他则已经在任14年；而当前的领导者又需要面对越来越快节奏的环境。鲍达民回忆道，Ghosn曾经告诉自己，10年前，飞到日本，就好像有一天时间来倒时差；而现在，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电话就进来了，冲个澡就得开始工作了，这是个7/24的工作。 而为此，个人生活需要很有纪律，吃哪些东西、何时睡觉……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像还没准备好就一头扎进深水区一样。鲍达民总结道。 “另一位我钦佩的CEO是平安集团的马明哲。”鲍达民接着说。与马明哲对鲍达民的认可一样，鲍达民对“老马”也有“极高的尊重”，“与他谈话，你总是能感觉到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我们其实有“三马，”钱颖一打趣澄清道。“我指的是老马，”鲍达民也打趣道，“但是他做事就像“小马”，极有动力，很爱尝试数字科技等新东西，总是在学习，总是在推人前进。” 如何评判政治领袖与“凡人”领袖 杰出领袖的一大特质是对方方面面，及至每个人的重视和关怀。一位让鲍达民尤其敬佩的政治领袖是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去年他因结束了该国逾50年的内战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鲍达民回忆道，第一次结识桑托斯是帮他做经济战略规划，“当时是在放满武器的地堡里，站在一旁的还有军队的人、宗教人士、文化领袖一干人等。我问，这些人对经济战略似乎帮不上什么忙？” “他的回答是，‘我们是一个社会（整体），如果他们对你说做的东西不买账，我们哪儿也不去。这不只是关于几个数字。’” “他与被不少人视作恐怖分子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坚持谈判，甚至让他的导师与他断绝关系。”鲍达民直言，他的勇气、无私和持续动力令人难以想象。 “你提到的罗斯福，也不是盲目跟从。”钱颖一道，这是政客（politician）和政治家（statement）的区别，前者只会跟从民意，后者知道整个社会该向何处去，然后做出不同。但当下，我们缺少足够的此类领袖。” 鲍达民接过话头道，另一位敬佩的政治领袖是施罗德（德国前总理），正是他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让德国能有今天的经济竞争力，这样的改革也正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需要在法国推行的。 “我碰到过他几次，曾对他说，‘感谢你所做的。’他回应称，‘但是这也让我丢掉了总理之位。’我说，‘就凭你有勇气那么做，历史会优待你。’” “一位政治家的成败应由历史来评判，还是由决定他一时去留的人来评判？”鲍达民思忖道，“那些将可乐瓶往前踢的人无疑对我们没有帮助。” 其实，领导者并不一定身居高位，也可以是在特定环境下迸发出来的卓越领导力。“而直到这一刻到来，或许你还全然不知。” 鲍达民回忆道，有一位智利矿井的小头目，他所在的矿井突然坍塌，将30多名矿工困在数十米深的井下30多天，那里一片漆黑，只有很少的食物，且并不清楚外界是否知道他们被困于此。 “我在一次会议里结识这个人，单看外表他并不像一位领导者——当然我也不知道领导者长啥模样，他的语言能力也并不很强。但是当时在井下，他激励身边矿工，领导大家如何合理分配食物，令工友们最终得救，展现出难以置信的领导力。” “紧张赚钱”与“深度工作”的缺憾 对话当晚，数百人的大教室尽管坐满了听众，但并未像钱颖一与扎克伯格、马化腾等科技“明星”对话时那样水泄不通。听众中，外国学生的比例似乎也高于学院外国学生的占比。提问中，留学生也抢到了三个机会中的两个。 在被问及三件回头看稍有缺憾的事时，鲍达民坦言，一是本应早些探索“大机会”。 “我年轻时对于赚够钱太紧张、太在乎了：怎么找到一个工作？如何组建一个家庭？以至于过于看重短期的东西，有点保守，那时如果能稍多冒些险可能会更好。 学生时代的鲍达民也绝非等闲之辈，本科毕业即以罗德学者身份赴牛津大学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在场的“天之骄子”们，也在经历鲍达民当年的焦虑。 “尽可能在年纪还较轻时，尝试一些走出你的舒适区的事，因为随着年纪渐长，这样的尝试会更困难，有更多困扰束缚你。”鲍达民建议道。 在简单提及他个人经历中的文化、语言多样性缺憾后，鲍达民提到的第三点——缺乏深度思考和工作——更具当下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以及人们的生活高度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存在，加之更早已存在的其他因素，让人们可以整天做交易性的工作，没时间做深度思考。鲍达民不无艳羡地说道，“贝索斯（注：亚马逊创始人）会突然“玩消失”，去思考；我还有个同事，有三个孩子，丈夫是英国内阁官员，她自己是麦肯锡合伙人，她会4点钟起床，深度思考、写作到6点，剩下一天做“需要做”的事。 “我没有那样的纪律性！真希望我也能如此。很多时候困在交易性的工作中，有那么多事情在发生，感觉效率很高，但其实……” “这对学生们也很有挑战。”钱颖一补充道，“让大家把手机关机24小时， 大多数人会疯了的。”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对话结束后，鲍达民匆匆赶去机场，钱颖一与几位教员和学生聚在一起，财新记者忍不住插话道，这样的交流该对清华学子极有价值吧。“我的期望不高。”钱颖一悻悻然道。一位教师表示，“相比如何“成为鲍达民”，学生们更愿意先操心怎么进麦肯锡。” 在鲍达民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为最后一个提问收尾后，钱颖一突然想到丘吉尔的一句名言，以为结尾，"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的教训。”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0月10日 -
李曙光：破产法已成供给侧改革核心 亟待修改
专家简介李曙光，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2008年至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国经济经历十年的高速发展。这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民币规模增加了三倍，外汇储备增长了1.5倍达到3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尽管存在波折，增速下降，但作为结构调整期的中国经济依然被看好。 从北京奥运会开始的这十年，被经济学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网络信息喷发的新阶段。这十年，同样是“市场经济宪法”《企业破产法》波折和大发展的十年。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破产法一跃而起，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角登场。然而，十年了，破产法也需要适应高速变革中的中国经济。 经济观察报曾刊发《企业破产法》起草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的最新观点——破产法下一步应该从破产案件的受理、和解制度、跨境破产、个人破产等八个方面进行修改。近日，本报再次专访李曙光，解答市场经济新形态下，破产法为什么亟待修改、破产法作为社会财富的保卫者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破产法是社会财富的保卫者 经济观察报：破产法在这十年中，对全面深化改革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李曙光：很长一段时间内，破产法被搁置一边，没有完全发挥应有作用。但从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破产法突然也必须出来了，因为破产法这个角色不出场，后面市场改革的戏没法唱了。所以它是市场经济的主角。有退出机制，有优胜劣汰，才叫市场经济。长期以来的信用缺失等商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产法这个主角没有上场表演导致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后，破产法登上舞台。我一直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是去产能，去产能的核心是处理僵尸企业，而处理僵尸企业的核心就是让破产法发挥功效。所以可以说，破产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核心。 现在我们就看出来了，2016年中国企业的破产案件是5365件，今年上半年已经到了4700多件，这个数字是激增的。这轮改革之前，破产法被束之高阁时，2013年的破产案件才1900多件，到达最低点。很明显的变化是2015年之后，这两年走破产程序的破产案件增多，按照现在的速度，今年的破产案件可以达到1万件左右，这个数据差不多是2013年的5倍。这就可以直观地看出破产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了。 此外还有其他方式比如银监会在推广的债委会模式，用类似于破产法的庭外方式解决僵尸企业和危困企业的问题。这个方式可以看做变相的破产法形式，如果把这个数据加进来，破产法的主角光芒就更显眼了。所以，毫无疑问破产法在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着突破口、主角、核心这样一个角色。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部规范市场退出机制的法律，破产法是否可以理解成企业、社会的财富保卫者或者说利益捍卫者？ 李曙光：当然可以。破产法实际上不是破产的法律。破产法本身是一部财富、资源的分配法律，是按照市场规律，以公平、公正为原则，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一套机制。破产法当然不是纯粹的死亡法律，将资产拿走的法律，它是让资产更加有效地配置，更加合理地配置，更加优化地配置的法律，当然是一部好法律。更不用说，破产法还有很多重组、拯救机理。 破产法是让整个社会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利益的一部法律。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破产法确定了一个社会预期，就是说企业一旦出现危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都要去关心自己的投资、借贷，债务人经营的情况。如果社会进入这一个预期，每个人都可以救自己，不会出现后来公司无产可破的情况。也就是说，走上破产程序后，公司的清偿率会很高。所以只有让破产法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保卫财富。现在看到的无产可破、利益方的纠纷等，很多是因为历史上不用破产法带来的后遗症。 如果破产法10年以来得到很好的应用，利益方在企业具有70%、80%清偿率时就出手了，现在却等到10%、20%清偿率时，才想到走破产程序。就像一个癌症病人一样，不能等到病发时才想到治疗，而应该在前期出现身体异常时就提前介入。所以，破产法要用，如果不用，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会错位，整个经济发展都受影响。破产法的使用，是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的。 也就是说，破产法要用，且要在正确的时机用。这样的话，债权人有一个预期，提早介入，最多获得清偿，这是保卫自我财富的重要利器。破产法在路口提供抉择信号 经济观察报：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破产法》需要从八个方面进行修改？ 李曙光：应该说，中国市场经济无论是市场结构、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市场的竞争环境、监管环境，还有要素市场的环境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还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形式密切相关，因为现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在40年的高速发展中，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形势发展更引人注目。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对于某些特殊的法律，对社会有特别作用的法律会有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有些法律扮演的角色和其他法律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企业破产法》就是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扮演特别重大的角色。他的重要性比其他市场经济的法律都要重要，他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保持高速增长，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部法律的良劣对于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这部法律的机制设计、是否能跟上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市场变化的形势，都非常重要。 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我刚才讲的几个变化，包括10年前。三个比较重要的因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使中国更加开放，2008年和2007年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了一个大台阶。然后就是网络数据的大发展，对生活、经济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三大因素，使得破产法越来越重要，破产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这三大因素，使中国经济发展兴旺，但同时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各种因素都起来了；网络数据的发展，带来很多市场要素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政策性推动，对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一个大的调整。这样的话，三者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破产法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破产案例在增多，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破产案件。 另外一个大的背景是，这10年，债务人、投资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很大的提高。债权人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了，这使得破产法有很多新的环境，公众也会对破产法有很多新的期待。这是我提出破产法修改的大背景，破产法急需适应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 经济观察报：这八个方面，您认为近期最有可能修改，或最亟待修改的有哪些？ 李曙光：现在最可能的修改当然还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完善一些制度层面的东西。比如管理人制度等操作性比较强，立马可以修改，不会引起大的争议。那么像个人破产法、设立破产管理局，要复杂一些，或者说难度要高一些，达成共识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可以实现，只要肯下决心，中央领导能拍板，我觉得都是可以做的。因为现在时机都已经成熟了，应该说没有什么障碍。如果从技术上来说，搞一套新的制度，难度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应该问题也不大，包括个人破产的问题、破产巡回法庭的、管理人选任制度的修改等。 关于我呼吁了20多年的破产管理局，一个是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有破产监管机构，且已经有了国际组织在推动这件事。现在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在做了，地方的府院联动机制，就是政府监管职能的介入。原来我们对政府的认识不太正确，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破产。政府确实不应该干预，但是政府可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对于管理管理人、调整破产政策、追究高管责任人的责任、担任处理更多个人破产的事务等。关键我们没有个人破产法，有个人破产法的话，马上就需要政府部门介入。 政府层面，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应该建立起来。破产管理机构的建立不是地方的，一定是中央层面的。地方有一些分支机构。现在因为没有中央层面的机构，很多地方搞府院联动，就是政府出面协调各项事务，但如果有个专门机构来做会更好。 经济观察报：从维护市场经济个体的利益，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方面，破产法与其他经济领域法律，比如与《公司法》、《证券法》相比，它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 李曙光：从理论上来说，破产法是市场的退出法律。市场运行包括三大块，第一，市场的进入，就是进入市场的门槛。一个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进入市场的门槛不应该高，要反垄断、降低门槛。这类的法律包括《公司法》等法律，解决入门的问题。第二是市场经济的经营，主要是《合同法》等市场经济交易法律发挥作用。市场经济要诚信、履约，经营范围要合法。第三块就是市场退出机制，包括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所以一定要让强制清算和破产清算发挥作用，市场才会有淘汰、分流，才会对资源的配置建立一个好的预期，才会给市场的参与者、投资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交易、退出的预期。 破产法为市场上每一个人提供预期，它不发挥作用的话，大家不知道一家企业或市场什么时候天黑，什么时候天亮，不知道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这个时候破产法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经济运行中，每个人在马路上走，前面是否有汽车撞过来，并不知道，破产法就是红绿灯，起到信号作用。它把市场上不讲诚信的信用垃圾扫掉。那些皮包公司、骗子公司都在市场上，到处骗人，没有市场退出机制，没有强制退出机制或者破产机制的话，市场秩序建立就任重道远。 所以破产法的信号价值是其他法律没有的，他是一个红灯。一个路口只有绿灯、黄灯，没有红灯的话，这个路口就很危险了。 另一个层面是，在企业真正出现风险的时候，破产法提供一套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在这之前破产法告诉市场，企业的蛋糕怎么做才好吃，怎么做才能做大，才是健康的，蛋糕制作出现问题时，破产法告诉大家怎样分配是公允的，对每个人来说是有利的。重新分配的同时，也是保护了每个人的利益，这得益于破产法公平、公正、效率三大价值。 所以说破产法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它的信号价值，对市场建立一个稳定的预期，对于市场的商业交易的结构，市场的成熟度。这部法律对市场当中的人的理性的培育，对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对每一位债权人权利的保护，都是其他法律无法替代的。文章选自经济观察网，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0月10日 -
金灿荣：社会结构转型支撑快速崛起
Jin Canrong, an academic advis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nd the vice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Academics around the world show great interest in how China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ince 1949,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The answer lies in comparing China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West in way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Europe set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as it took the lead in promot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pre-modern to modern society. This transformation consisted of three core processes: Renaissance,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Before Renaissance, Europe focused on fulfilling religious responsibilities. State rulers governed through religion. Renaissance and the subsequent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alled on people to pursue their own happiness, which added a secular flavor to society.Then came Reformation, which set a boundary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ism — religion should not intrude into social life. Revolution follow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sulted in the abolition of privileges of noble birth. The comple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ueled industrialization featuring machine manufacturing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Western industrial strength dominated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began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China is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Chinese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open and inclusive to the world. Agrarian society dominated ancient China and horsemen took a back seat. However, the horse-mounted groups were used in military exchang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BC-476BC). Then, "Wearing the Hu-styled (exotic) attire and shooting from horseback in battle" emerg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Wuling of Zhao (325-299 BC)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BC-221BC). In addition, Buddhism was embrac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fitted into Chinese culture where some prominent schools of thought, such as Confucianism, Legalism and Daoism, had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masses.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helped maintain social func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1842, Chinese people have witnessed the large-scale import of Western valu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re brought into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1644-1912),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also drawn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West after the opening-up. Based on that, Chinese culture has successfully gone through the Renaissance. As for the Reformation, Chinese culture has abandoned feudalism namely, the Three Cardinal Guides - ruler guides subject, father guides son and husband guides wife, and Five Constant Virtues -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knowledge and sincerit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religious reformation. Consider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has built a brand new social structure and introduced democracy among the people through several waves of revolu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pins the bourgeon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has made amazing strides. For example, China's manufacturing scale rose to 160 percent of the US in 2016, with an output totaling the manufacturing output of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 This gap is widening and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ill surpass the total manufacturing output of Japan, the EU and the US in 10 years. After two decades, the world will likely see the rise of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growth -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will outstrip tha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combined.China has developed a robust industrial system. In April 2017, a report from Goldman Sachs said that Shenzhen has outperformed the Silicon Valle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outcomes into commercial products. The US l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last 30 years, but suffered lower productivity because of outsource of industry. Industrialization in other non-Western countries advanced via colonialism and force. For instance, India was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for about 100 years. Although India became independent in 1947, it failed to launch Revolution or Reformation, or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social structure. Up to now, India is still in the pre-modern phase. Despite some modernization, India is somewhat incapable of taking its own industrialization to a higher level.China has a growing interest in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after making inroads into industrialization. China proposed its own solutions to global issues during the G20 Hangzhou Summit last year and thereafter.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in full swing. 文章选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201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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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希望十九大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这一重要会议的召开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采访中谈到了他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郑永年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改革和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郑永年认为，制度建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符合国家、社会与法制的需要。郑永年说：“大部分人关切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腐败成就等，但是忽视了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而十八大以来最使人鼓舞的成就就是制度建设。从十九大后，我们可能会见到有很多的制度得以体现。” 郑永年补充说，制度建设的重点体现在党建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郑永年认为，这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非常重要。郑教授说，强大的党成为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主体，为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好的平台，这是一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我们很多欧洲的朋友知道欧洲的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却缺少一个政治主体，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多党制变为了互相否决制，反对党政治的任务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整个国家的大局观，只有党派的利益，所以就产生不了有效政府。从历史角度看，产生问题后谁来解决很重要。这一点中国目前做得很好，像之前说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个性和治国理政的做法，（都说明）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解决问题，否则什么都谈不了。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很多别的国家做不了的事情，中国可以做。” 郑永年认为，在治国理政方面“有人在干活儿”非常重要，而中国有这样的行动组织。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有效政治主体的主导，而这样的政治主体也需要有力的领导人来引领。郑永年说，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聆听过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也曾经与总书记进行交流，习总书记敢于决策的行动派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他敢于决策。我认为他是一个行动派，注重于行动。” 展望即将召开的十九大，郑永年认为这不仅仅关乎中国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发展历程，而是关乎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百年发展目标的大事。他说：“希望十九大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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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公共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完美收官：深入交流 硕果累累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华发起的贸易调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即将开启的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未来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构建、全球经济推动中如何更好合作备受世界瞩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刚刚结束的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中强调，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对于确保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践行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二轨外交，为即将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营造良好的氛围，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于美国时间9月29日-4日赴美开展一系列高端研讨对话活动，与美国政界、智库界、商界就中美双边贸易和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等多个议题展开公共外交。 在这六天紧锣密鼓的行程里，CCG团队与美国各大有影响力的智库共同探讨中美经贸关系，研究当今智库的发展情况和前景，其中包括美国外交第一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基辛格事务所副主席Robert Hormats等参与研讨）、民主党智库大本营美国进步中心（美国进步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主任Andy Green、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主任 Brian Harding等参与研讨），专注美国与亚洲关系的亚洲协会（亚洲协会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Josette Sheeran 主持），特朗普政府重要智囊团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Edwin J. Feulner等参与研讨），致力于移民问题和人才全球化研究的移民政策研究所（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总裁安德鲁·西雷等参与研讨），美国最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官员David Dollar等参与研讨)，美国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Scott Kennedy等参与研讨），美国超越党派的关键政策论坛威尔逊基辛格中心，著名非牟利无党派智库之一PIIE等。 此外，CCG专家团还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同总领馆周善青参赞就中外智库的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在华盛顿国会拜访了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里克-拉尔森(Rick Larsen)及众议员代表泰若-赛贝格(Terra Sabag)。同时，CCG团队的专家拜会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的办公室并与参议员代表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 进行了交流，双方围绕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投资审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基础设施改造等中美双方关切的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CCG还在在纽约曼哈顿举办“中美关系：双赢合作的未来”午餐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领馆领导、美国中资企业的高管、相关学者专家对中美投资、经贸关系、中资企业在美发展进行了研讨。行程满满且收获颇丰。 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 CCG于美国时间10月2日下午在位于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室举办“中美双边投资：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本场论坛可谓“众星云集”。除了世界贸易与发展集团主席John Dickson、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美国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美国能源部亚洲能源高级官员David Wyche、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中贸易专员、高级经济师Alexander Hammer等政商界要员外，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余卫平、中国联通(美洲)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海强、华为美国副总裁William Plummer，中实集团董事长王天怡等著名全球化企业高层也出席并分享了企业在美运营的经验和问题。CCG是中国唯一一家连续在美国权力和美国政策制定的中心举办活动并与多方进行深入交往的智库，此次论坛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6天12场活动，CCG的专家团队此次“二轨交流”系列活动，开创了多个中国社会智库之“最”：在海外举办活动最多的社会智库，第一个连续在美国国会举办论坛的社会智库，也是第一个同美国政、商、学界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深度座谈和交流的社会智库。交流的同时，CCG也与美国参众议院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分享了包括《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中美基础设施报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特朗普时代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等CCG多个研究成果，扩大了双方的信任和理解，形成了智库、企业以及决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但为中美民间交流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中美首脑会晤、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此次美国系列活动是CCG为推动中美“二轨交流”而做出的全新学术和民间交流举措，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二轨外交”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小觑。“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眼光为全球献策”为理念的CCG，不仅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提倡并践行中国智库走出去，在海外主办高规格论坛、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持续积极推动“二轨外交”，拓展交流渠道，不断深化与各领域的多元化合作，更好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活动详情： ◆ CCG与美国外交第一智库共话中美关系 美国时间9月29日上午，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与全球化：中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演讲，就中美经贸关系、全球治理和中美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阐述智库见解。活动由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Elizabeth Economy主持。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基辛格事务所副主席Robert Hormats，以及来自纽约大学、韩国协会、佩斯大学、摩根士丹利、基辛格协会、荣鼎公司的众多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等近50人参加了交流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一个对美国政治尤其是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有着绝对影响力的智库，成员几乎都是美国政商两界的重量级人物。 ◆CCG和纽约工商界及百人会举办圆桌交流会 美国时间9月29日，CCG在纽约曼哈顿举办“中美关系：双赢合作的未来”午餐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中国领馆领导、美国中资企业的高管、相关学者专家对中美投资、经贸关系、中资企业在美发展进行了研讨。 午餐会由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总裁滕绍骏和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李学海主持。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赞周善青、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中国美国总商会副会长、工商银行北美董事长肖玉强，以及来自中建美国有限公司、远大美国、中车美国、国家电网、万通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等著名跨国公司高层出席并交流。 ◆CCG与亚洲协会探讨中美智库合作 美国时间9月29日下午，CCG专家团前往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智库研究所总部，与亚洲协会就中美智库发展、双方合作和区域治理机制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亚洲协会是美国和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政策研究及教育文化机构。当天的会议由亚洲协会会长，美国前副国务卿施静书女士 Josette Sheeran 主持。施静书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同时，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亚洲协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便是帮助美国政府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建立理解。 ◆CCG专家团拜访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美国时间9月29日，CCG专家团队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与总领馆经济商务室周善青参赞、周一领事就中美经贸双边高度关注的问题和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深入交流。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致力于加强中国与美国、特别是美国东北部十州的经贸关系，对于推动中美企业在贸易、投资、金融等诸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周善青参赞曾在尼日利亚、乌干达工作，对“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丰富的一线经验，后又在华盛顿工作，对美国政府、智库的观点有深入的了解。周参赞对中美双方高度关注的经贸议题如301调查、特朗普基建计划、北美自贸协定再谈判、CFIUS审查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CCG回访特朗普政府重要智囊团AEI 美国时间10月2日，CCG专家团队在华盛顿DC回访特朗普的重要智囊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两周前，AEI常驻学者Kevin Hassett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次访问也是在今年5月AEI专家团一行七人受CCG邀请首次组团访华之后，CCG团队对AEI的正式回访。 Hassett先生是美国税收的重要专家，目前特朗普政府将税改列为执政重点，预计被特朗普提名的Hassett先生将对美国的税收改革将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持续思想碰撞和深度及交流对于紧密协调中美双边关系，促进中美经贸发展，加强对全球治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CCG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 CCG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2日下午在位于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室举办“中美双边投资：机遇与挑战”圆桌论坛。这是CCG继2011年后第二次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也是国内唯一智库连续在美国权力和美国政策制定的中心举办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积极展开中国公共外交活动，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 世界贸易与发展集团主席John Dickson、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美国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美国能源部亚洲能源高级官员David Wyche、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中贸易专员、高级经济师Alexander Hammer、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余卫平、中国联通(美洲)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海强、华为美国副总裁William Plummer，中实集团董事长王天怡，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一秘潘江，中国协会会长李叶青等60余位中美企业界代表、美国知名智库专家和政界要员参与研讨。 ◆CCG与美知名智库代表座谈，加强中美智库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改善 美国当地时间10月3日上午，全球化智库（CCG）与华盛顿各大智库代表举办早餐交流会。CCG代表团和近20位美国各大主流智库代表、政府前决策者济济一堂，围绕中美经贸关系等热点议题深入探讨。 早餐会由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前美国贸易副代表、TPP首席谈判代表Wendy Cutler女士主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官员杜大伟(David Dolla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 Scott Kenned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和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前白宫APEC和东亚峰会协调人、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亚洲经济事务主任Matthew Goodma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研究所所长戴博(Daly Robert)，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官员前官员Jeffrey Schott，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Bruce H. Andrews，美国商会高级总监、美国商会前大中华区高级总监Jocelyn Chan，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主任、麦克拉提咨询公司执行主任James Keith，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顾问、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国际贸易顾问、前美国贸易代表处首席中国顾问Katherine Tai，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项目主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部长办公室新闻助理Jacob Bell，信安金融国际政府关系副总裁助理Eric Shimp，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国际贸易与投资资深经理Orit Frenkel，现代汽车公司政府事务副总裁David Kim等20余人出席此次早餐会。 ◆CCG拜访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增进智库与美众议员交流 美国时间10月3日，CCG智库专家团在华盛顿国会拜访了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里克-拉尔森(Rick Larsen)及众议员代表泰若-赛贝格(Terra Sabag)。 此次CCG专家团的访问也是为了加强与美国众议院的交流，以此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里克-拉尔森众议员目前担任众议院“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这一机构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除了“中国工作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里克.拉尔森议员他同时也担任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美国国会众议院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委员，是美国政界少有的知华派权威。作为来自中国的智库，CCG的此次拜访也旨在向美众议员介绍智库研究成果，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增进中美彼此间的信任。 ◆CCG拜会国会资深参议员办公室，关注中资企业在美投资与合作，营造中美经贸良好氛围 美国时间10月3日，CCG专家团一行在华盛顿国会山首先拜会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的办公室并与参议员代表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 进行了交流。双方围绕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投资审查、“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基础设施改造等中美双方关切的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约翰-科宁参议员是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人。他谋求对在美投资的沿革审查，成为海外资金对美投资的关键点。在与其参议员代表进行交流时，CCG成员向其表达了中国企业家对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在审查的流程、透明度、和对中资企业过度严苛等方面的担忧。 ◆CCG同MPI合作，关注国际移民与人才研究 美国时间10月4日，CCG专家团和美国移民与人才研究最领先的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在其华盛顿总部进行研讨交流，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专家就全球移民发展趋势，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国际间的人才流动和双方未来在移民问题研究上的合作等话题举办了一场圆桌研讨会。 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就职总统以来在移民政策上一系列大的调整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当前从欧洲到美国，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热点。随着货物流动，资本流动，移民与人才流动也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趋势，新动力。CCG专家团的此次交流有助于中国智库通过移民的角度来加强对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的移民人才制度的了解，从而为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提供借鉴。 ◆CCG访问民主党智库大本营美国进步中心 美国时间10月4日，CCG专家团拜访了美国民主党智库大本营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华盛顿总部，与美国进步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主任安迪·格林（Andy Green）、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主任布莱恩.哈丁(Brian Harding)等多位专家围绕中美关系、基础设施合作、智库合作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 美国进步中心是美国民主党最大的智库和美国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政策智囊，对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总统的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美国进步中心原总裁约翰·波德斯塔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帮助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组阁。波德斯塔也是2016年民主党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参选团队的总顾问。 ◆ CCG会晤特朗普总统智囊传统基金会 CCG专家团美国访问日程最后一站专程拜访了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华盛顿总部以及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佛讷博士(Dr. Edwin J. Feulner)，围绕中美关系、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中国对美投资、中美人文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传统基金会是美国重要最成功的保守派政策研究智库之一，由佛讷博士创办，成立于1973年，总部设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也是在国际上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智库。目前传统基金会在美国有几十万的会员，对美国许多地区的选民有重大影响力。可以说保守派选民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重要票仓。基金会在现任总统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因而对现任美国政府在对美投资、对外贸易、移民、国防政策等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力。佛讷博士也是美国目前智库创始人中最资深的人士。 【相关阅读】 CCG美国系列活动今天开启：践行人文交流 夯实民间交往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一——与美国外交第一智库共话中美关系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二——和纽约工商界及百人会举办圆桌交流会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三——与亚洲协会探讨中美智库合作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四——拜访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五——CCG回访此特朗普政府重要智囊团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六——CCG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经贸投资研讨会”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七——CCG与美知名智库代表座谈，加强中美智库沟通，推动中美关系改善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八——CCG拜访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增进智库与美众议员交流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九——CCG拜会国会资深参议员办公室，关注中资企业在美投资与合作，营造中美经贸良好氛围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十 ——加强中美智库合作，关注国际移民与人才研究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十一 -- CCG访问民主党智库大本营美国进步中心 CCG“二轨外交”美国行系列活动之十二--CCG会晤特朗普总统智囊传统基金会
201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