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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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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周刊】中国教育走出国门
中国教育悄然间走出国门，不仅赢得了国际声誉，而且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国际化路径。 日前，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签订协议，将翻译出版36种上海基础教育数学教材，并于今秋开始陆续进入英国小学。这是中国教材首次成套进入到英国基础教育体系。2015年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讲述了5位上海老师将“中国式教学”带到英国中学课堂的故事，引起了中西教育方式大讨论；2016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投入4100万英磅在全英8000所小学引入数学教育“上海模式”。 英国对中式教育的重视和引入之举获得广泛关注。美国、芬兰、南非、马来西亚、哥伦比亚等国的教育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纷纷到上海“探秘”中式教学。阿联酋、肯尼亚等国相关机构也提出希望“进口”上海教师代表团。中国教育悄然间走出国门，不仅赢得了国际声誉，而且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国际化路径。推进教育国际化硕果累累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师大资深教授顾明远说，作为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兴起的必然产物，教育国际化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国际间与教育有关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教学人员和教材的相互引进等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对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评价说，通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方法，大大加快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尤其是近几年，我国教育国际化进行到广泛深入探索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教育“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教辅在英国出版、英国邀请中国教师进行“中式教学”，澳大利亚、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把我国高考成绩作为录取重要指标。我国教育培养方式与教学评价体系走出国门，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向国际提供的公益性教育产品和中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品牌之一，孔子学院满足了广大汉语学习者的需求，为其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汉语教学渠道，受到世界各地的广泛欢迎，获得迅速发展。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10多所孔子学院和近1100个孔子课堂。 我国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步伐也不断迈进，不仅在本土涌现出如中欧国际商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一批高质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积极推动我国著名学府在海外拓展：2014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建成启用；2015年6月，由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联合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在美国西雅图正式启动。借中国概念造名校 “让美国人喝点热水，中国人吃些奶酪，相互交融，其乐融融，才能天下大同。”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育才中学校长郜晏中认为，教育需要走向国际化，其中也包括民办教育。 “公办教育保障了公平，民办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选择需求，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郜晏中告诉记者，中国有这么一个群体，不舍得孩子从小出国，又希望孩子得到国际化的教育，而杭州在城市国际化的进程中，这部分群体会越来越大，公办学校举办国际学校有诸多制约，杭州教育国际化的任务应该由民办学校来承担。 郜晏中认为，国内民办学校普遍存在欠缺与不足，制约着学校迈向国际化的步伐。例如，生均占有的教育资源太少，教师整体的准入门槛不够高，第一梯队的学生去读师范大学很少…… “中国基础教育，应该推出中国概念、中国定义。”郜晏中对记者说，中国古代贡献给基础教育的好多概念，在全世界都是处于时代前列的，比如有教无类、德育为先、因材施教等概念，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要保存中国特色，发出中国声音。 郜晏中表示，教育最终的冲突是文化观念的冲突。他要求学校英语老师首先做好语文老师，先了解中华文化的根，再研究英国人的教材与教学方式，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传统，并吸纳他国的优秀教学经验，从而真正实现国际化，吸引国外学生前来求学。全球化趋势凸显中国担当 近年来，一些国家收紧留学政策，教育国际化和对外开放面临新考验。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是全球化坚定支持者，将继续奉行教育开放政策，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对此，熊丙奇指出，当前环境下，中国坚持教育开放性，将为推进国际教育融合与交流作出新贡献，其自身也将在此过程中迎来新机遇。据统计，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比前年相比增加2.08万人。各类外国在华留学人员44.27万名，比前年增加4.51万人。这双双增长的数字，昭示中国促进双向留学的不懈努力。 促进教育国际化要出实招。2010年9月，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中国主要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依规推出招收来华留学生新举措。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给国际教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每年向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教育国际化是个系统工程，就促进留学而言，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鼓励留学生本土就业的政策。日前出台的《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无需工作经历即可在华就业。对此，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将大大增强留学中国的吸引力。我们要逐步完善“留学-实习-工作-永久居留”链条，为有志于来华留学创业的全球人才描绘清晰的中国梦蓝图，让他们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提升国际化水平“反哺”教改 我国教育国际化虽然发展迅速，但起步晚，基础薄弱，其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教育国际化还存在教师国际化水平不够、专业设置不合理、留学生校外住宿及课余打工管理不规范以及国际品牌知名度和传播力不强等问题。 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黄明东建议，通过总结中国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经验，在挖掘传统教学经验基础上，结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新突破，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吸引力，为国际教育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在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方面，《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建议，放宽限制，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应鼓励建立更多国际化交流交换项目，并应适时放开国外大学在华设立分校的有关限制，留住部分优秀生源。同时，借鉴其他国家高校与我国顶尖中学合作的经验，加大知名高校与国外优秀高中的合作，提前培育优秀本科来华留学生生源。同时，鼓励高校在“走出去”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提高招收国际优秀生源的比例。 在打造和传播中国教育国际品牌方面，王辉耀指出，可以整合国内国外各方资源，充分发挥国内有关机构和我国驻外使馆、海外孔子学院、海外社团组织等在来华留学传播方面的作用，吸引更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此外，我们要继续挖掘设立亚投行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教育国际化带来的重要机遇，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完善，以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来“反哺”和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我国从世界教育大国向世界教育强国的跃升。文章选自《人民周刊》（2017年第8期）
2017年6月21日 -
【CCTV新闻】中国女学生在美失联引关注 留学生安全如何保障？
近日，留美在读女博士章莹颖的失踪再度让海外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就这一议题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接受了白岩松的采访，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中国在美国失踪的在读博士的章莹颖就已经失踪七天，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她是去美国读博士，但是现在的这个失踪已经被美国的警方定性为绑架，而明天上午北京时间，章莹颖的家人就要去美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父亲手写了一封信：“大家辛苦了，我是莹颖的爸爸章荣高，从莹颖失踪到现在这么多天，我们的心情异常煎熬，我和莹颖妈妈，还有莹颖其他家人每时每刻都在期望莹颖能够安全回来，我们家人想用最真挚的谢意来感谢大家的努力，谢谢大家”。后面还有“我们一直在进行联系，我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其他地方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帮助我们找莹颖，我们只有深深的鞠躬感谢”。 在这封信里头“感谢”的字样非常非常多，但是让我们深刻最深刻的还是异常煎熬，何止于她的父母，她的家人，我相信很多知道这条消息的她的同学，包括我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牵挂，特别期待的就是明天上午她的父母、家人在去美国之前，在关手机之前还是心里忐忑不安和异常煎熬的。但是飞行了十几个小时之后，一下飞机一打开手机，接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莹颖找到了，好好的，一切都好好的，彻底放心”。真期望能够实现，会吗？来，咱们先祝愿，然后关注这件事情。 白岩松： 其实现在中国在海外留学的人数是连年在增长，我们看一下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总数就已经达到54.45万人，其中15到16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就达到328547人，基数变大了，自然安全事件其实也就是在增多。我们看一下仅仅是去年1月份有中国19岁的女留学生在美国被枪杀；4月成都女孩澳大利亚留学遇害；5月留德女生，8月留英女生，12月在罗马遭抢劫失踪中国女留学生遗体被发现，都是恶性的这种安全事件。 其实这自然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仅仅是因为基数增高了吗？这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嘉宾，他是全球化智库（CCG）的主任王辉耀，这个智库其实已经连续五年出版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是非常权威的，同时王辉耀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主任您好。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您好。 白岩松： 首先章莹颖这样的一个事件让你第一时间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在思考的是什么？ 王辉耀： 我感觉现在说现在确实我们出去的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块的安全也上到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就是说留学群体的加大。关键是我们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很多家庭也比较富有，很多也是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说包括现在低龄留学比较普遍，年轻留学比较多，对社会的关注也比较不到位。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方面都是容易引起被侵害的目标。所以我想就是说所随着群体的增加，中国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不断地扩大，中国人在外面也成为关注的目标，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留学安全可能要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白岩松： 没错，王主任，您最后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到很多孩子出去留学的时候选什么专业，去哪个国家，去哪个大学、排名多少等等，花多少钱都是关注的重点，但是没有安全这一切全是零。可是现在这种安全的局势跟你们那个时候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这方面的看法和提醒是什么？ 王辉耀：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留学确实因为人也比较少，而且很多也是访问学者，包括那个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包括旅游出门也比较少，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完全不太一样，一个是大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另外一个可能网络沟通这些，各种网上的信息便捷能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自我防范的意识，包括保护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要提升法律意识，包括还有交通，包括财产安全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家长、学校来讲，包括社会，包括整个留学中介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加强安全来保证学生不出问题。 白岩松： 你看王主任，我这里有一个相关的调查，结果是针对，如果是在海外遭遇抢劫，或者是绑架，你是否知道如何应对，不知道的达到40%，然后再接着看，你曾从那些渠道获取海外安全知识？电视和网络节目和文章居然占到了82.8%，而专业的培训其实只有15.9%，然后在留学前您是否考虑过参加过针对留学生安全的培训？都没有，达到了55.6%。透过这样的一些数据，您觉得今后，不管是在出发之前，还是到出去了之后，我们该补一些什么样的短版。 王辉耀：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非常重要，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留学就像您刚才谈到，很多人都关注出去什么学校，什么排名，什么校区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个留这个安全我觉得可能要由于群体的增大，包括现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比如说我们社会，包括学校，包括留学人员联谊会，也包括我们在出国前，包括我们留学的这些相关的机构，包括中介，甚至学校，我觉得都有义务来普及一些留学方面的知识，安全方面的知识，这样的话才能够提升我们留学思想准备，包括自我防范的意识，都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留学培训机构，实际上我觉得也应该把这个留学的安全作为一个培训内容放在里面。包括到了国外以后，还有社会组织，包括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这些我觉得也是这种公益组织等，其实都可以发挥作用。 白岩松： 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解读，也希望很多的提倡能变成必须，另外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们当地大学已经计划着手对访问学者进行安全培训。文章选自央视网，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1日 -
徐小平回忆高考往事：我坐在养猪场的卡车里去参加复试
“我当时在拉小提琴卖艺，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工厂做个工作轻松的宣传干部，25岁的时候结婚生孩子，过完我的一生。”这是发生在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身上39年前的高考往事。对于如今这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投资人来说，1978年他参加高考，驱动他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6月17日，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孟晓苏、陈平原等多位77、78、79级高考参与者代表聚集在了一起，共同回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高考往事。6月17日， 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这一生驱动我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1978年，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年，他22岁。“那年我用五毛钱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虽然已经过去39年，当年参加高考的那段记忆对于徐小平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当年音乐系全国就招十个人，我一想我的机会来了。”之后徐小平奔赴上海，历时三天，考了六门课。“初试之后是复试，我根本不认为我有机会能考上。”徐小平把家里的地址留给了一起考试的朋友。“我跟他说，放榜的时候如果看见我的名字就通知我。”放榜那天，徐小平从下午一点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下午五点终于来了通知他去复试的消息。“当时没有汽车了，我爸就去找了辆养猪场的卡车，然后到江边坐了船，五等舱，我身边左边一群鸭右边一群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了，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这代人而改变了。”回忆高考往事，徐小平感慨不已。“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不负这个时代。”孟晓苏：考上北大前在工厂抡了十年大锤“高考恢复那年我在工厂当工人，抡了十年的大锤，被评为先进的优秀工人”。被称为“中国房地产之父”、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孟晓苏在197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孟晓苏考上北大那年28岁，他至今还记得自己考试前的忐忑感。 “当时有老师给我了一套世界地理的复习提纲，好多压中的题，可惜我没看。”而令孟晓苏记忆深刻的是第一场的政治考试，为了让他有好状态，母亲特别为他准备了两杯牛奶。“结果这东西憋尿，我憋着尿把第一场的政治考试考完。那时候就不想怎么得分，只能想怎么不丢分。”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孟晓苏的母亲都乐哭了。“她特别怕因为两杯牛奶，耽误了我的一辈子。”孟晓苏说，这段历史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历历在目，直至今日他们依旧不忘初心。集结了徐小平、孟晓苏、饶毅等77、78、79“那三届”的高考往事，已集结成了一本厚厚的《那三届》公开出版。名流大咖们当年的高考往事，现在看来依然让人唏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们这一代如果一定要表扬，那可以总结两个优点：一个是能够从那么低的起点，克服一切困难，得到今天的成就；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底层的经历让他们更有韧劲。“可能我们也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这一代的精神依旧要传承下去。”文章选自红星新闻，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长江日报】最难忘备考之夜 喝辣椒水取暖
长江日报北京电（驻京记者柯立）6月17日，钱颖一、徐小平、汤敏等1977—1979年参加高考的知名学者、企业家、艺术家在京聚首，回忆了40年前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高考。他们的口述史，被结集成《那三届——77、78、79 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出版发行。 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上，这些知名人士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高考往事：他们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 艰苦的劳动培养了他们坚忍的意志；当国家赋予他们重新设计人生机会的时候，他们深知“人生能有几回搏”，在历经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在大学里，他们争分夺秒，如饥似渴的读书；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之日,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扬帆起航，他们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关注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故事>>>王辉耀 记者柯立 摄 王辉耀的备考岁月： 酷暑之夜穿着长衣长裤防蚊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和弟弟王辉进都是那三届代表人物。 1976年初夏，王辉耀来到四川山区一个公社。“17岁的我起初是雄心万丈，但激情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遇到雨天，只能光脚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那种大脚趾使劲压着路面的冰冷的感觉，40年后仍然印象深刻。我父亲出身于浙江桐庐的进士世家，母亲的曾祖父曾是湖南岳麓书院任期最长的山长，父母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经常看书学习到深夜，酷暑穿长衣长裤防蚊子，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 1977年12月，王辉耀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3个月后的一天，他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骑上自行车，在成都的大街小巷狂奔。1978年3月，他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人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徐小平 记者柯立 摄 徐小平的赶考路上： 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他也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的原型）现场回忆了1977年他经历的高考。 徐小平说：“当时我在泰兴文工团里拉小提琴。如果没有高考，我的前途可能就是到工厂里当一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1977年，我正在乡下演出的时候，借了五毛钱弄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面向全国招十人的招生简章，报了名，初试去上海考了3天，6门课。初试结束后我回到泰兴，3天后的黄昏，我收到上海亲戚和另一位考生的电报，让我赶紧回上海复试。当时泰兴到上海的末班车早已开走，我爸爸帮我找了养猪场一辆装生猪的卡车，把我捎到江阴黄田港，再换乘当时往上海送鲜活农产品的船。那一夜，我左边一笼鸡、右边一笼鸭，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彻夜不眠赶到上海，总算没有迟到。”资料图 朱永新的大学时光： 班上大同学几乎可以做小同学的父亲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也是1977级大学生。他说：“那三届”有时代的特殊性，恢复高考制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当时的大学混龄学习，师生竞相学习，注重自学、教学的氛围。这些在今天仍然有学习借鉴的意义。 朱永新说：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1000多万人参加，27万人录取。那时对年龄、对学历都没有要求。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初中毕业，在我们班读了半年多，直接考取了研究生。相当于他从初中毕业，直接考取研究生了。 他认为：77-79级那三届大学生，还有混龄学习的优势。当时我们班上年长的几乎可以做年轻者的父亲，我的有些大学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我们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文章选自《长江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China Daily】Memories of gaokao revival recalled in new book
A book looking back at some celebrities’ and scholars’ experiences of taking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about 40 years ago was published in Beijing today.In the book, The Reform Generation, compiled by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more than 60 social elites from China shared their memories of taking gaokao in 1977, ’78 or ’79.Before being revived in 1977, gaokao, China’s foremost method of selecting academic talent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by which ordinary people can change their lives, had been suspended for 11 yea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During those 11 years,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i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hould have attended college, were sent to villages and became known as zhiqing, or "sent-down youth". Many worked on farms but still yearned for knowledg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So, when the examination was revived in December four decades ago, more than 5 million young people flocked to exam halls nationwide, while only 5 percent of them were finally admitted to college. Applications for taking the exam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lso remained high.About 1 million young people were accepted by colleges in the three years covered in the book. Many of them then participat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grew to be pillars in all walks of life – scholars, officials, entrepreneurs, writers, lawyers and so on.The book was compiled to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pochal event in these people’s lives, said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who compiled the book."The revival of gaokao 40 years ago raised the curtain for a new era, in which knowledge and talent are valued," said Wang, who took gaokao in 1977. "I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for the prosperity in China today."Wang said he hoped that the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shared in the book would not only be a commemoration of the past, but also a reflection that can be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2017-6-17
2017年6月20日 -
【财新网】“那三届”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年
陈平原、徐小平等四十多名“那三届”考生动情回忆当年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考试两个月后发的通知书，我一看封面上写的是北京大学，我当时猜这是不是不录取的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乐坏了。”时隔四十年，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回忆1977年冬天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记得，他是在公社革委会喇叭中听到自己被录取的通知，而和他一同去的朋友，没有被录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痛哭，高考从此把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分开。 昨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知名投资人徐小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等40多名学者、企业家、官员齐聚北京，参与“那三届研讨会”，共话恢复高考四十年改革历程。此次研讨会由全球化智库举办，与会嘉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首参加高考的故事，讨论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于1978年3月入学；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高考故事：徐小平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 秦晖坐飞机赶考 对于40年前恢复高考，“那三届”共同心声是感恩。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常务副主席邵鸿1977年时在农村下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 历史学者雷颐回忆1978年的魔幻经历：“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1978年前三个月我还是军人，后四个月复员做了工人，最后三个月我上了大学。”他说，“1978年是中国的转折点，也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著名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是1978级大学生，他回忆坐在养猪场的卡车去参加复试的趣事，“左边一笼鸭右边一笼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 1978年，徐小平22岁，在江苏泰兴文工团拉小提琴，那个工作就是走街串巷，在一个乡镇演出一天，第二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彼时徐小平的愿望是到工厂做个宣传干部，25岁结婚生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徐小平借了五毛钱买了招生简章，得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招生，全国招十人，他觉得机会来了，就去上海考试，考完后回泰兴等消息。三天后下午五点接到复试的电报，又急匆匆赶到上海复试。当时已经没有班车了，徐小平的父亲截了一个装生猪的卡车，徐小平就这样赶到江阴黄田港口，又买了五等舱船票，赶到上海参加复试。 徐小平感慨，高考给了他一道通往开放世界的窗。“这一生就是向往着知识，向往着开放的世界。”他说，今天自己做投资，也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开放、实现梦想的机会。”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是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通过初试后，要赶到兰州大学参加复试。当时秦晖在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当农民，他的赶考行程从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先到公社，然后坐汽车到县里，再到省会南宁坐火车到郑州，准备换车沿陇海线去兰州，不料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至天水段中断，无奈秦晖只得在西安停下，想办法去兰州。 到西安时离复试只有一天时间，坐汽车已经赶不上。恰好遇到民航局在卖飞机票，当晚就能到兰州。当时从西安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比他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秦晖咬咬牙买了机票去赶考。反思：高校应该更包容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他回忆，当时的高考门槛不高，给所有人平等机会。很多考生没有上过初中、高中的也可以直接来考大学。当时他所在的班级，班上年长的学生可以做年轻同学的父亲，有的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经历比老师还丰富，很多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着解决。朱永新呼吁，高校应该更加包容，应该鼓励社会人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让更多混龄成为大学教育的常态。 “那时对学历的要求、年龄的要求都不重要。”朱永新感慨，他大学所在班级有一名同学只是初中毕业，在班上读了半年多就直接考研究生走了。而现在无论是高考制度还是人才制度，对学生的出身要求很高，公务员一定要大学毕业，很多岗位还要研究生毕业，还要求是211院校。朱永新为此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取消公务员学历限制。“当年国家有气魄和胸怀不重视学历和年龄，唯人才是举，现在应该也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朱永新说。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邵鸿指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回顾到，值得“那三届”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他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 徐小平在会上感言：“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在座的以及更多的‘那三届’人改变，希望我们未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推动中国的进步、繁荣，最终不负这个时代。”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人民网】”那三届”考生座谈研讨 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
人民网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017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也是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17日，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了“那三届研讨会——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暨77、78级毕业三十五周年”。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77、78、79级可以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正好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紧密相连，感知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脉搏，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据悉，本次研讨会聚集了四十余位嘉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三届”，即1977、1978、1979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他们回忆参加高考的故事，探讨高考给人生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个体命运与时代的风雨历程。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回顾到，值得我们骄傲的是，77、78、79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农村摸爬滚打过，所以整体上都有一种韧劲。我希望大家记得那时候的韧劲，也把曾经有过的那种韧劲传递给后代。人生一辈子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闯过去，也许就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柳暗花明。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也是77级的高考生。“高考制度的恢复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当时的感觉是我解放了，高考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生活的机会。”邵鸿指出，高考实际是真正恢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但现在应该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特别是“放管扶”的改革，创造产生教育家的条件，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更加大量、快速地涌现，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特色教育广泛出现，为社会提供丰富多样、高素质的教育供给，这样中国教育才能更好发展，高考竞争的烈度才会有所缓和。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是77级里年龄比较小的，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他18岁就上了大学。说起高考，宁滨依然记得40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走进考场的情景。“高考的恢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序幕，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序幕。它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宁滨表示，对大学来讲，一方面要求我们回归教育，要静下心来；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和社会的联系，强调成果的转化。我们应减少浮躁、去功利化，真正回归人才培养的规律。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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