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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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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要找准突破口
文 | 全球化(CCG)主任王辉耀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由中国提出来以后得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最核心的是要将倡议落地,其中企业的参与不可或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看到几个重要突破口: 一是注重旅游产业带动作用。现在中国每年出国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在海外消费有一千亿到两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甚至超过中国的对外投资。“一带一路”旅游先行,能够带动火车、飞机的生意,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旅游、酒店的业绩,给当地送去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使当地人民感觉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现实“获得感”。 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首先可以招收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中国的学校也可以到“一带一路”沿线去办学,办技工学校等各类人才培养学校,甚至开办大学海外分校。这样,一方面为当地培养人才,另外一方面也会为我们培养更多的“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是商界人才,还是跨文化沟通人才,都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促进各个国家企业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是打造“一带一路”长期合作伙伴。企业“走出去”不能单枪匹马,就如当年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有合资企业、合营企业,我们可以和“一带一路”国家结成合资、合营企业,可以和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结成长期合作伙伴。这也是我们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的。 四是想好怎样利用国际资本。比如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城市都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我们不能只靠亚投行或者中国的自有资金,而是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把全世界的资金都调动起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五是企业“走出去”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比如国际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测量师、金融师等,这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去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人士的支撑,没有专业公司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很难把项目做好,或者会有很大的风险。 六是应该发起成立国际企业联盟,打造最大的“一带一路”企业家平台。比如,相关企业可以采取“开放式”的加盟方式,吸引更多企业响应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搭建发展、产业、边贸、科技、物流、金融、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等八大平台,以搭建平台的方式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还可以在当地建设“一带一路”产业园。要特别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用好当地的人才,真正做到“融进去”。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薛澜: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我国社会智库由境内社会力量举办,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社会智库与党政机关智库、高校智库在组织定位上明显不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社会智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研究更客观。智库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提供独立、客观、有价值的咨询建议。社会智库相对独立的身份使其更为超脱,可以提供更为客观中立的咨询服务。二是视角更多元。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是制定公共政策需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社会智库视角多元,可以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有利于将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纳入政策视野。三是机制更灵活。社会智库可以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开展政策研究,承担社会责任。四是渠道更国际。国外智库大都以社会智库的组织形态存在,社会智库更容易与国外智库建立联系。社会智库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召开和参加国际会议,发起和参与国际组织,应邀参与境外交流培训,邀请外方参与境内活动,开展国际合作等。 应当看到,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目前社会智库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从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情况看,尽管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例如,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高达50多个,而我国到2015年还不足5个。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同发达国家简单类比。但这也说明,社会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尚不完善,发展基础仍然薄弱,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仍然较多。同时,社会智库的运行经费也是一个难题。目前,政府向社会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尚未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社会智库对其决策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社会智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难以持续发展,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也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一些境外资本甚至有可能趁机进行渗透。另外,社会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还未制度化、规范化,一些社会智库对政策需求的了解有较大局限性,从而导致其政策研究缺乏必要的针对性,供需错配的现象时有发生。 充分发挥社会智库的独特优势,克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政府、社会和智库共同努力。要消除对社会智库的偏见,进一步优化社会智库的发展环境。比如,为符合条件的社会智库提供登记注册的方便,对向社会智库捐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减免,依法依规开放政府部门的数据和信息,支持高校毕业生到社会智库就业,对社会智库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给予方便,等等。要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智库资金保障体系,支持社会智库通过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鼓励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与此同时,社会智库亟须加强自身建设,明确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同党政机关智库和高校智库错位发展,不断完善治理结构,积极吸引优秀人才,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和政策咨询赢得政府的信任、社会的认可和市场的投入。要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建立社会智库向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意见建议的制度化渠道;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社会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社会智库建议形成良性互动,努力让社会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6月18日
2017年6月20日 -
【文汇报】对话托马斯·弗里德曼: 我希望人们勇敢地站在全球化风暴的中心
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身上。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好对此做出印证: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自2016年以来,美欧社会的内部阶层分化加剧,内向转换的趋势明显,全球化面临近40年来最大挑战。作为中国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智库,全球化智库(CCG)近日邀请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1953— )来到北京,与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从全球化的新趋势、世界秩序的重建、全球化给个体生活带来的改变等方面展开了对话。 弗里德曼是美国国内较早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专业人士。他2005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已成为全球化这一主题的基本读物。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近期一个受到国内外政界和舆论界关注的事件,即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无疑是一个令国际社会失望的决策。 目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已就加强环保、扩大合作,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达成共识。这项协定不仅是178个缔约方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还会对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奉行“实用主义”而作出的选择,表明特朗普放弃了奥巴马及希拉里奉行的“软实力”外交战略。您如何看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境况及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现在特朗普政府要面对的反对党不是民主党,这个党派现在没有任何实权。美国真正的反对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这里可是权力的集聚地。加州拥有独立的环境规定,此外,美国30个州和加拿大的2个省会也已经加入到这些规定中来。也可以说,每一个城镇、学校、甚至是宿舍,都会有其独立的《巴黎协定》。 可以与“大自然母亲”抗衡的便是“人性之贪婪”。然而,就算是美国的大公司有意重新开发煤炭产业,进而导致环境污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的子女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用整整一页的广告去说明,苹果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总裁们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如今,风能和太阳能逐渐取代了煤炭和石油:在加州,绿色能源公司旗下的雇员数量高于全美整个煤炭产业的雇员数量。因此,我对特朗普总统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未感到束手无策。我相信,加利福尼亚等各州将继续发展新能源;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会继续与世界合作,投资开发新能源。 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奈。我打赌,他在做出这一决定前咨询了身边的所有人,除了科学家。事实上,时至今日,他在身边依旧没有配备科学顾问。有信誉的科学家们都不愿意为特朗普总统做事情——没有人愿意为这位正在将美国拖回煤炭燃料道路、令全球置身于环境危机的总统工作。 但是,我相信,在当今社会,市场势力和社会权利不容小觑。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能源的高效性,将成为下一代全球产业的核心。我担心我的国家虽然不再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但开始从中国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这将使美国完全与下一代的全球产业变革失之交臂。 王辉耀:面临当前快速的科技发展,各国纷纷调整政策,以维持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各国均以自身利益为重,甚至以邻为壑,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发展,损害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基。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曾经是工业巨头,拥有完善的保护法与工会。我的叔叔以前是银行的信贷员,但他仅是高中毕业,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70年代时,局面开始转变。1979年,中国开始崛起,电脑系统也愈加完善,社会上对于工人的技术需求与日俱增。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打破了在美国拥有中等技能就能获得高薪收入这个泡沫幻影,200余万美国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汹涌的失业潮随之而来:工厂被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进口商品造成贸易逆差。软件开发、自动化与机器人技术则严重影响了白领及蓝领阶层的工作。 不久前,我从印第安纳州一路驾车开到了田纳西州。在印第安纳州,工厂已不复存在,许多白领工人面临工作危机。在田纳西州,5%的居民被检测出HIV阳性,这百分比与非洲的程度持平。然后,我沿着75号高速公路,从田纳西州继续往前开了45分钟,到达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有3000多个工作机会,整个城市正因众多新型技术的发展而繁荣壮大。由此可见,美国的有些城市愈显苍凉,有些城市却高速发展,这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力。前总统克林顿说过:“在美国,所有的假恶丑都可被真善美所弥补。”领导力的质量对一个社会群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王辉耀: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从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到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会,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各国充分展示了中国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信心和决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切实从中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而各国的逆全球化浪潮也此起彼伏。您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把自己称为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人”和“热情推土机”,对全球化演变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反思。也请您谈一谈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 托马斯·弗里德曼:人类社会飞速发展,有三股主要力量正重塑着这个世界:市场、自然界,以及摩尔定律。市场是指数字全球化,微信、推特、脸书、PayPal、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正在以有别于传统的方式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数字化和全球化,而且近年来数字全球化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自然界主要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等现状。摩尔定律是1965年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他认为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速度和性能每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虽然长期以来反对声不断,摩尔定律延续了52年仍然有效。 这三大力量相互作用,重塑着这个世界:摩尔定律推动了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数字全球化越深入,气候变化的速度越快,进而催生了更多的相关解决方案。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 王辉耀:您在最新著作《感谢迟到的你》(Farrar, Straus & Giroux,2016)一书中写到,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2007年的科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而数字全球化则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 托马斯·弗里德曼:你的电脑基本是由五个部分构成的:中央处理器、内存芯片、网络系统、软件,以及装配有摄像头的传感器。我在《感谢迟到的你》中所述的是,这五个部分在2007年融合到一起演变成为所谓的“云”。但是“云”这个字眼在我的书中不曾出现,因为它听上去太轻柔和温驯了,不禁让人联想到琼妮·米切尔的情歌《真爱至上》。但是“云”可是一颗超新星,是自然界最强劲的力量。我认为,2007年的科学进步直接引发了“能量大爆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了四种力量。 一是人的力量。如今,一个人作为创造者或者破坏者所能达成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美国的总统,穿着睡衣就可以直接给全球几十亿人发送推特,不需要经过编辑、律师或过滤器的审核。这听起来很可怕。因为极端组织的头目可以在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人的力量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二是思想的力量。思想现在以人类从未见过的方式流动、变化、加速和融合。六年前,奥巴马总统说,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如今,奥巴马承认,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事。 三是整体的力量。人类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给环境带去的影响尤为深远。“整体”的力量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出现了以人类命名的地质时期——人类纪。 四是机器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有,一部机器竟能拥有五种感官。2011年2月14日,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上,非人类机器选手Watson在与两名人类脑力高手的角逐中获胜。超级机器人战胜了人脑,这是前所未闻的。 王辉耀:在您看来,人工智能将会给金融产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这一论说,您持怎样的态度? 托马斯·弗里德曼:2016年,PayPal公司共发放价值30亿美元的小额贷款。对于小规模的企业公司来说,它们无需通过传统的借贷方式便可获得融资。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使人们将借贷过程私人化、最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 人工智能取代了多少传统的工作岗位,它就会创造出多少新型的工作岗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种顾虑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自我封闭,最佳应对就是全方位地敞开大门,成为高智商的冒险者。我对此信心满满。 王辉耀:过去一两年,全球化在西方社会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一部分民众对政府的表现表达了明显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科技在内等因素的影响下,社会的急速变化。您认为西方政府和政党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认为,人类现在面临着三种主要的“气候变化”:一是自然气候本身的变化;二是全球化的状态正从相互依存过渡到在依存中独立;三是科技环境的改变。面对种种的“气候变化”,人类不仅需做好预防措施,还需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来适应改变。 西方国家的党派近些年来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滑铁卢”,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建立在响应罗斯福新政、工业革命、种族及性别平权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的。然而,在现今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当市场、自然界和摩尔定律这三种力量正重塑世界时,各党派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具备前瞻性及适应力。 美国共和党宛如一座空荡荡的花园,特朗普总统入侵并占领了花园。这种情形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民主党身上。这些党派被这个重塑中的世界搞得猝不及防:有些人能够适应,有些人将被淘汰。法国的现状正好对此做出印证:由于两个主要党派没能对自身进行改革,第三政党的候选人成为了新总统。 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发展,许多领域正在被重塑,譬如人类的工作环境。当前社会已经很难适应科学发展的速度。而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核心政治挑战,即是如何将人工智能(AI)演变成智能助理(IA),改进人类的学习速度,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学发展速度。在现代社会,不要问孩子长大后想从事什么工作 王辉耀: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人又该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变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先从一家企业说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人力资源部门的运作战略是这样的:CEO兰德尔·史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在年初的演讲中对公司本年的发展方向做出清晰规划,要求公司雇员需具备十项技能,并将旗下10多万雇员的信息录入公司内部的领英(LinkedIn)系统。AT&T公司通过与网上学习平台合作,创建了一套“微学位”的菜单,为旗下未能具备十项技能的雇员提供线上课程。譬如,一位员工只具备了规定中的七项技能,CEO史蒂芬森先生便会对他说:“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公司每年会支付你8000美元用于参加各类在线培训课程,以此提升你有所欠缺的三项必要技能。我还听说你对于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你是否愿意上一节在线的中国历史课?公司会支付你的全部学费。我知道你认为计算机操作单调乏味,但现在公司为雇员提供了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机会,所有学费依旧由公司支付。你可以任意地选课,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利用周末和傍晚等非工作时间完成线上课程的学习。倘若你可以做到这些,我承诺你,公司内部若有任何新的升职机会,你将会被优先考虑。倘若你没能做到这些,你将会出现在公司的裁员名单上。” AT&T公司传递给员工的理念非常简单:如若你想成为终身雇员,就必须秉承毕生学习的信念。世界正在高速地发展变化,大学的四年教育已远不足以令你受用终身。 在现代社会,不要问孩子长大后想从事什么工作。除非他回答“警察”或者“消防员”,其他的工作岗位在30年之后大概已经历经变革而焕然一新了。你倒是可以问问孩子长大后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位有着强烈求知欲的终身学习者?“学习”要比“知道”更有意义。因为,无论你多么博学,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一定比你还要“知道”更多。 王辉耀: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人们似乎活得更辛苦了——除了终身学习之外,还有很多新的问题要考虑。 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譬如说,人文伦理。1999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家书店为我的新书做签售。在问答环节,一位男士满脸兴奋地疾步走到我面前,问道:“弗里德曼先生,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空间中?”沉吟良久,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个合适的答案。 然而,这个新颖的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回家后我便急忙去拜访了我的教会导师:一位和善的犹太法学博士。我向他提出了这个我从未思索过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空间中?”这位长者回答道:“在传统信仰中,我们对万能的神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知即是,万能的神拥有无限的权力。他惩恶扬善,象征着这世上的至善至美。如果你这样理解神的存在,那上帝必然不存在于充斥着色情、赌博、欺诈、谩骂、暴力和假新闻的网络世界中。幸运的是,我们对神还有另一种理解:上帝彰显于我们的行为活动中。因此,倘若我们希望上帝存在于网络世界中,我们必须用向善的行为和虔诚的信仰将他带进我们的新世界。我们人类自身才是“上帝是否存在于网络世界中”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在当今社会,我们51%的人生时间都在网络空间中度过。我们通过互联网来寻求伴侣、购置房屋、订阅图书、接收新闻、租赁公寓等等。但在网络空间中,人人互相联结,却无人负责掌管。虚拟网络中没有法庭、没有国际刑警、没有超速罚单、也没有T-800去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似乎无关道德、无需信仰,更别说上帝了。 1945年,我们进入“后广岛”时代,一个国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物种。如今,我们跨越至一个新时代:单个人即可毁灭整个人类物种,但单个人也可搞定一切。这意味着,人类已愈加接近“全能”了。在这个上帝不复存在的空间中,人类却是如此地接近“神一般”的全能存在。在这每个人都极具破坏力却又不被约束的时代,只有道德与信仰能够成为指引人类走向和平未来的照明灯,而孔子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会成为新时代的“黄金法则”。对于身处时代交叉口的人类来说,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团体才是21世纪理想化的管理机制形式。 当然,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护本国文化也至关重要。许多国家现在拥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比如德国、中国,以及美国。我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规范的职业操守及文化核心的国家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国家发展得越快,“黄金规则”这样的“旧道理”就变得愈加重要。 在美国,我们的特朗普总统迫切地想高筑一座石头墙,来阻挡即将到来的全球化风暴。然而,我却希望人们勇敢地站在这风暴的中心,在这汇集风暴能量的地方,搭建一个稳定却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平台:人们于此互相尊重、互相倾诉、互相爱护。当人们分列各自的阵营,成为两派所谓的“石头墙党”和“暴风眼党”,我必将与“暴风眼党”并肩前行。文章选自《文汇报》,2017年6月16日.
2017年6月19日 -
王辉耀:以共建心态实现“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
近日,在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没有国际大企业的参与就不可能成功,中国需要发动全世界的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来。‘一带一路’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想办法筹资共建,最终实现共享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他这样说 “一带一路”难在共建,过去三年中,不但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的企业也在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而努力。如想实现“一带一路”共建,应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 第一,中国要发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一起来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命运共同体,企业的参与是非常关键的方面。贸易相通很重要,如果“一带一路”战略在未来取得成功,关键因素在于怎样把全球的企业都融入进来,建立国际企业联盟,发挥侨联、侨商会组织的作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一带一路”包含千头万绪,怎样拥有一个很好的抓手呢?目前,“一带一路”在各个国家的热度还不够,只在政府层面有所普及。“一带一路”战略应该能够让沿线国家以及当地的老百姓兴奋起来,让当地社会、国家、人民可以享受到“一带一路”的好处。中国现在出境的旅游规模一年达到1.2亿人次,年出境消费达一千亿至两千亿美元,比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还要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旅游资源,中国也给这些国家带去了旅游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一带一路”战略在当地国家的接受性,开放旅游也是促进中国和各国友好关系的路径。因此,应加强中国出境签证便利化政策,包括在丝绸之路开展投资与合作的辅助政策,让各个国家放宽对中国的签证。中国的旅游资源是一张王牌,“一带一路”属于先易后难,可先通过实实在在的输送好处拉动当地消费。 第三,中国需要动员全世界的资金。虽然英国脱欧了,但他们的口号是让英国实现全球化。“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英国伦敦有各级金融中心,最好能够让伦敦的各个市场,包括法兰克福也为“一带一路”提供服务。庞大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进行配合。 第四,打开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建立协同伙伴关系。中国不仅需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要吸收发达国家作为合作伙伴。“一带一路”若能得到英国、德国或法国在欧洲进行的呼应,“一带一路”就多了几个领头羊来建设,而不只是中国一方。英国属于非常有潜力争取的合作伙伴,原来属于英联邦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大重叠性,中国可以建立几个核心的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来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而带动更多发达国家的参与,此为“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关键。 第五,要让世界五百强企业参与进来。目前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谈“一带一路”时并没有引起它们的兴奋,应该让类似西门子、GE、ABB、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企业兴奋起来,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的关键。其实,各国的领导人也会让思路顺应自己国家优秀企业的发展,如果能把一些跨国公司吸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来,打造一个沿线国家参与的平台。同时,国际上有很多的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大战略的实施也需要专业的金融家和专家们来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没有国际上的大企业参与不可能成功,中国需要发动全世界的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来。我曾经去英国拜访了一些企业,在与他们提及共建“一带一路”时,他们首先就会问“一带一路”的预算多少?会投多少标?如果企业参与进来,亚投行会给多少钱?这样的心态不是共建的心态。“一带一路”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想办法筹资共建,最终实现共享共赢的核心价值观。 第六,中国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防止资本外流,建立人民币清算体系。 第七,应该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中国应该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联盟,或者一个国际治理机制,甚至建立一个秘书处,让大家有一个平台来进行讨论,让全世界知道中国要建设“一带一路”,让全世界与此相关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一带一路”。 第八,目前联合国已经做了决议,对“一带一路”战略持同意态度,联合国如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和中国一起来推动其发展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机制。 第九,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起引领作用。中国的跨境电商,特别是电子商务这一块在“一带一路”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中国的优势。中国有八亿至九亿网民,还有大量的华商本身具有国际贸易经验,可以在电子商务连接方面做得更好。 第十,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华人留学生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很多华人华侨提供了很多历史机遇,应开放更多的中国居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民、留学、经商,或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旦放宽移民政策,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发展,这样能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文章选自国际融资,2017年6月15日
2017年6月19日 -
徐小平纯英文毕业演讲:生命因给予而繁盛
理事简介徐小平 , 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勤奋,坚毅,聪颖,好运气……可能都是必备要素之一。但 40 岁才见事业起步的徐小平老师有自己的成功秘诀。30 年前,他来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攻读音乐系硕士。20 年前,毕业即失业,在音乐公司创业失败、做过披萨外卖员之后,他回国加入新东方。10 年前,新东方上市之后,他转身成为“第一天使”,帮助有志向创业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梦想。30 年后,他回到母校萨斯喀彻温大学,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以导师大卫·卡普兰博士命名、捐赠设立音乐系奖学金和音乐系首席讲师。在 6 月 7 日举办的毕业典礼上,他与毕业生们分享了这一系列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留给他最宝贵的成功秘诀—— “生命以获取而续存,却因给予而繁盛”。(演讲视频,全长 14 分钟,含中英文字幕)尊敬的校监 Romanow 先生、校长 Stoicheff 先生、政府代表、出席嘉宾、教师代表、毕业生、朋友、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荣誉,我由衷地表示感激。谢谢你们!Ladies and gentlemen. Chancellor Romanow, President Stoicheff,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distinguished guest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graduates and friends: This honor means everything to me. I am truly grateful. Thank you so very much.我的新学位使我成为了 2017 年毕业生中光荣的一员。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请允许我向各位同学们,以及你们的家人、朋友们献上一句简单的祝福,我要向你们了不起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My new degree makes me a proud member of this Class of 2017. To my classmates, your parents, your families, may I offer a simple message: For the great achievement you share on this wonderful day, Congratulations!法学博士的头衔实在是一个让我受宠若惊的荣誉。这里有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我获得音乐硕士学位之后,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学习法律,我也确实去上了一节合同法课,就一节。(笑声)当时我就明白了,我真不是读法学院的料(笑声)。然而,就上过这一节法学课的我,现在却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法学博士学位(笑声+掌声)。对于那些寒窗苦熬、熬到今天终成正果的法学院毕业生们来说,你们有理由心生感慨: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公平(笑声)!For me, it is especially flattering to be called a Doctor of Laws. Let me tell you why. Long ago, after I earned my Master’s Degree in music, I still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I considered studying at the College of Law. I attended exactly one class, in contract law. Right then and there, I knew that law school just wasn’t for me. One class – and yet here I am with this beautiful, impressive degree as a Doctor of Laws. Those of you graduating from the law school today, who worked and struggled for your degrees, would be entitled to reflect that life is not always fair.确实,总有一些人,得到的比他付出的多。对此我有切身体验,因为我从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得到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母校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但是,从心底里,我今天来是为了赞颂我的母校。Sometimes we get more than we deserve. I know this, because it is how I have always felt, about what I receiv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The university has honored me, but really, I am here today to honor the university. 30 年前的 1987 年,我和我妻子和我决定走出国门,看看外边的世界。如果你在北京的地下室住过,渴望换一种风景,没有什么比加拿大辽阔的草原风光,会给你带来更震撼的体验(笑声)。Exactly thirty years ago in 1987, my wife Ling and I decided that we were ready to see the world beyond China. If you had lived in a basement in Beijing, and desire a change of scenery, it doesn’t get any more different than the Canadian prairie. 我妻子申请了这里的音乐系,立即得到了录取。而我,却不得不耐心等待。兜里装着全部家当一百美元,我去了美国华盛顿打工。这样,我妻子一个人生活在萨斯卡通,与她的小提琴为伴。而我,在离她三千公里之外一家叫“春卷先生”的中餐厅,当了一名厨房小工(笑声)。Ling applied to study music here and was immediately accepted. I, on the other hand, had to wait. I went to Washington, D.C., with a hundred dollars in my pocket, and found a job. So my wife was alone with her violin in Saskatoon. I was three thousand kilometers away on the kitchen staff of Mr. Eggroll. 幸福,终于随着萨斯喀彻温大学给我的录取通知书降临。连续三天三夜在一辆灰狗大巴上渡过,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但我却一路欢快、一路亢奋地抵达了萨斯喀彻温(笑声)。我和我妻子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每月如期而至的支票,超过当时我在北大教书好几年的收入。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如此巨额的金钱?这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震撼,从此再也不能平息。The happy day came when I was also accepted at this university. Nobody was ever as excited as I was to spend three days on a Greyhound bus to Saskatchewan. Ling and I had both received scholarships. Tha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for us.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would have taken many years to earn in China at that time. We were amazed that such a gift could be granted by people who did not even know us.满怀着挚爱之情,我想起我的研究生导师 David Kaplan 博士的仁爱胸怀。认识他的人,都会感到认识他是一种幸运。他是音乐系的创始人。对于我们外国留学生而言,他是淙淙流淌的友谊、帮助和鼓励的源泉。Kaplan 博士是我生命中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像他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别人。With special affection, I recall the generous spirit of Dr. David Kaplan. If you knew him, it was a privilege.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music department. To many foreign students, he was a source of constant help, friendship, and encouragement. Often in my life, Dr. Kaplan’s example has shined before me, a reminder to share with others as he shared with me.学校给予我的一切是如此美好,但校园外的生活可并不总是那么阳光明媚。毕业不久我就意识到,做一名音乐人难以维持生计。人们虽然喜欢听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但他们并不急着聆听我的演奏(笑声)。我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但公司生意惨淡。我谱写并录制民谣,但它们只在谣言里存在(笑声)。I received so much from the University in those years, but life beyond campus was not nearly as forgiving. Upon graduation, it didn't take long for me to realize that I would not make my fortune as a performing musician. As much as the world loves the sounds of Mozart and Bach, the world was not waiting to hear them from my violin. I started my own music business, but business was slow. I wrote and recorded folksongs, but the folks were not listening.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举步维艰。我在家看孩子,靠我妻子教书养家。我也尝试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一种工作,对速度节奏和交割时效要求极高——在座如果有人在 1995 年叫过必胜客披萨的外卖,我们很可能曾经有缘相逢(笑声)。It was truly a difficult period for me. I watched our children at home while my wife taught school. I took various jobs, including one job that involved fast-paced and time-sensitive transactions. If anyone here received a delivery from Pizza Hut in 1995, there is a good chance we have met before.如果能够避免,我不建议大家刻意去经历这样一段时期。不过,有时候这种事情确实也无法避免。但它不应该成为休止符,它甚至可能是“大器晚成”的预兆,就像我自己的经历一样。即使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未失去自我,没有丧失信心。我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我深信,天降大任于斯人,我来到世界,尚有使命未达,更有好梦未成。我不会让失败带走我的信念。I do not recommend a period like that in your own careers, if you can avoid it. But sometimes it happens anyway. That doesn’t have to be the end. It can even mark a late beginning, as it did for me. Even in my darkest moments, I had a sense of who I was and what I could do. More than once I failed, but I refused to give up. I knew in my heart that I was here on earth to achieve good and meaningful things. I never let any failure take that conviction away.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中国,加入了一个名叫新东方的英语学校。中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大潮,很多年轻人渴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如痴似醉地投入到了帮助他们实现留学梦想的工作中。面对那些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我竭尽了自己一切所知,耗干了自己的全部精力。Sustained by this feeling, I went back to China and joined a small English school in Beijing called New Oriental. China had opened up and many young people were eager to see the world. I threw myself into the work of helping them find opportunities to study abroad. I shared everything I knew to serve them in every way I could.十年转眼过去,随着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我们很多学生也开始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找到我,想让我为他们的创业想法寻找资金。那时的中国,天使投资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事情。我非常理解这些年轻人,因为我深知胸有大志、阮囊羞涩是什么滋味。于是我开始资助他们的创业梦,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Ten years later, after that school, New Oriental Education, went public in the U.S., many of my former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approached me looking for money for their business ideas. At the time in China,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ngel investing. I understood these men and women, because I knew what it was like to be rich in ideas and poor in money. So I began to finance their start-up dreams and became an angel investor before I knew it. 被人们称之为“成功人士”是一件让我高兴的事。说实话,我感到庆幸,命运对我实在非常宽厚仁慈。但我不会用财富排行榜来衡量成功,也不会用能够买得起什么来评判成败。我衡量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自己如何战胜逆境,而是如何也帮助他人反败为胜。《悲惨世界》中主教对冉阿让的一句话让我非常难忘:“无论我们的生命多么微不足道,我们要倾尽一切与他人分享。”我不记得我的朋友 David Kaplan 博士是否听说过这句名言,但他确实践行了这种美德。我的人生,因为他和他所象征的萨斯喀彻温大学,而变得更加美好。I am happy to be called a success today – and frankly, still a bit relieved. It was a close call. But I do not measure success in rankings of wealth. I do not measure it in the things I can buy. I measure success, not just in overcoming one’s own adversity, but in helping others overcome theirs. My favorite line in the musical Les Miserables is from the Bishop: “Though our lives are very humble. What we have, we have to share.” I don’t recall if my friend Dr. David Kaplan ever heard those words, but he certainly lived them. And mine is just one life that he, and this university, changed for the better.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法律界,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成功。第一份工作——甚至是第二第三份工作——不一定就是我们的理想岗位,但你的面前却有一个永远不需要等待的绝佳机会:那就是在别人有需求的时候鼎力出手、倾其所有、给予超出对方期待的帮助。无论身份高低、无论境遇逆顺,你都有这样的机会展示你的价值。每一天,每一刻,总有人需要我们;总有一些事情,缺了你就无法做成。如果你怀着这种信念一路前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并渐入成功的佳境。让我们都记住这么一句至理名言:生命以获取而续存,生命因给予而繁盛!In business, in law, in any work we do, all of the same things are true about succeeding. First jobs – maybe even second or third ones – are not always dream jobs. Yet there is one opportunity that we never have to wait on – that is the chance to give our best, to give without holding back, and to give more than what is asked. We can do that in every position, high or low. We can do that in every circumstance. Every day, at every turn, we are needed; there are good things that only we can do. That’s how we show who we are, and find success along the way. There is great wisdom in the saying: We make a living by what we get, but we make a life by what we give.对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毕业生,我祝福你们拥有成功事业和幸福人生。我也希望你们同样怀着我对母校的这份真情:为学校给予我们的一切致以崇敬、挚爱和感恩。多年前我从这里得到的关爱与慷慨,在我心中隽刻下永不磨灭的痕迹,愿你在此的躬读岁月也给你留下高贵闪光的印记。For each one of you graduating here today, I wish a great career and a happy life.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always share the feeling I have toward this university: respect, affection, and gratitude for all it has given to us. The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I received here long ago still touches me. May these years of learning leave a gracious mark on you as well. 2017 届的同学们,我祝你们好运连连,幸福满满!Class of 2017, I wish you good luck and great happiness.谢谢大家!(掌声)Thank you very much.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7年6月15日
2017年6月19日 -
【China Plus】Thomas Friedman: “learning matters more than ever”
Thomas Freidman spoke at a seminar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ink-tank in Beijing on June 2, 2017. [Photo: Chinaplus/Yin Xiuqi]The advance of technologies is reshaping our lives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Smartphones, cloud computing and social-networking technology, etc. may empower an individual to an unprecedented status of “marker or breaker” of the world. This is according to Thomas Friedman—author of The World is Flat and a fervent promoter of globalization. In a recent lecture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ink-tank in Beijing, Friedman argues that the year 2007 is huge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e says in a reshaped globalized world, “learning matters more than ever” and the golden rule of “do unto others as you wish them to do unto you” should be embraced by the empowered individuals. From China Plus,2017-6-16
2017年6月19日 -
Jeffrey Lehman: US universities ‘have special global role’
Jeffrey Lehman,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dvisor of CCG, the vice chancellor of NYU ShanghaiAmerica’s elite universities hav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ink more ambitiously about their missions and to commit to “innovative experimentatio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has claimed.Jeffrey Lehman said that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US generally have “broad missions” and “decentralisation of governance”, which makes them “uniquely situated” for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such as the supply-demand gap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eed for graduates to be “effectiv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Speaking during a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ebinar on “American Universities’ Place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he Next Chapter”,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ornell University said that it is up to US universities to reflect on what “the 21st century requires of us” and then to experiment with “innovative new ways” of nurturing these ideas.“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can experiment, and they are experimenting. But America’s universities are uniquely well situated to experiment,” he said.“Not only do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to experiment, they have the tradition of seeing their missions in dynamic and evolving ways and they are not subject to the kind of stifling, homogenising form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at can make experimentation difficult in other countries.”He said that since universities’ boards of trustees and academic staff might not always be “willing to accept dramatic changes”, it is “often helpful” for US universities to “start by creating a new self-contained entity within the university”.He cited the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 a partnership between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Germany’s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launched in 2004 – as an “inspiring” example, which he said has been emulated at other global desig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It has proven itself to be an incredibly fertile source of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the field of design and the emergence of design thinking as an approach to innovation,” he said.“It’s an example of the sort of thing America’s universities should see as their special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He also referenced his own institution –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Can all universities transform themselves into a trans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urse not, and they shouldn’t,” he said. “Some will. And some will be inspired to find other ways to nurture their students.”From Times Higher Education,March 2016
201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