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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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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春运压力背后是农民工留城难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截至2月15日,我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已达13.8亿人次。虽然我国高铁里程建设已经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春运期间巨大客流依然力不从心。 解决春运忙问题,根本上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春运集中体现了农民工回家团聚的奔波疲态。如果说春运是我国人口红利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那“人口红利”是否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人口洪流”?答案应是否定的。春运洪流的产生,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农民工需返城再返乡,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无法购买城镇住房,在制度束缚下“被漂泊”。 依据全国多数地方现行户籍制度,人才落户和买房落户是获取城镇户籍的两种主要形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缺乏房产购买力的农民工显然被排除在外。土地制度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障碍。我国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制,除极少数地区外,土地获取以分配为主,不允许流转。没有交易市场,宅基地便没有价值。农民与市民不同,没有名下增值的房产可变现,也就没有在城镇买房的购买力。孱弱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衍生的民生、文化问题触目惊心。 以更宽角度看,我国应探索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方式,让农民工春节时在城市中与家人团聚。政府新近提出的“农民市民化”和“减少留守儿童”等政策指向表明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要从细微制度上开始改革。我认为可以从三点着手: 第一,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允许长期不在农村居住的家庭出让宅基地所有权。取消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规定。 第二,可大幅度放宽农民工落户限制。建议直接放开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农民工落户。只要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单位满1-3年,即可办理城镇落户、允许父母投靠落户。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医疗保险,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多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但不少硬性条件农民工无法满足。比如提供连续社保证明。农民工工作连续性差、福利待遇低是很普遍的状况,建议全面取消这些规定,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工子女无条件接收,享受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第四,二三线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吸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促进房产去库存。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2月17日
2016年2月22日 -
【新华国际】伊朗新角色 冲击有多强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日结束对伊朗的访问。这是德国外长3个月内第二次访伊。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1月下旬对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西方国家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后的首次访问。 伊朗近期活跃的外交举动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产生了诸多影响,它所扮演的新角色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目光。【欧美拉开距离】 伊朗和欧盟一些国家的高层交往意味着双方在双边关系上迈出更大步伐,双方政治互信增强。施泰因迈尔3日在同鲁哈尼会见时强调,德国已决心与伊朗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关系。 与伊朗和欧盟国家关系趋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伊政策依然僵化。欧盟和美国拉开了距离。 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16日签署行政命令,决定根据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要求解除对伊朗相关经济制裁,但美国众议院2月2日通过了限制奥巴马解除伊朗制裁的法案。美国财政部仍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企业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数名个人纳入制裁黑名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认为,对伊朗制裁解除后,欧洲成为赢家。在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速度上欧盟超过美国,不仅有助于欧洲缓解难民问题压力,增加经济收益,还可以增加其在中东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在对伊朗态度上,美国与欧洲不同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和伊朗的相互仇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以世界霸主自诩的美国仍对作为新兴势力的伊朗心存疑虑,这意味着与美国相比,欧洲可以用更加和缓、公正的心态与伊朗打交道。【改写国际经济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伊朗人口约8000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4060亿美元,这使其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重返国际市场的最大经济体。 经济体量是伊朗撬动与外界关系的有力杠杆,也是外界看重伊朗的重要因素。 在同施泰因迈尔会晤时,鲁哈尼表示,伊朗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伊德两国也应发展更长期的友好关系,构思经济合作的蓝图,工业、矿产、能源、铁路和旅游业将是两国着力合作的领域。 伊朗与外部新的经贸关系十分“亮眼”。鲁哈尼1月下旬访欧时,伊朗与意大利签订了总额高达180亿美元的多项合同;伊朗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达成协议,伊航将购买118架空客飞机,价值高达250亿美元;法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计划投资4.3亿美元,与伊朗主要汽车制造商建设合资工厂;法国油气巨头道达尔石油公司也与伊方签署购买伊朗石油协议。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1月16日正式执行。欧盟和美国随后宣布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意味着伊朗千亿美元资产被解冻。被孤立多年的伊朗将大力发展经济。有报道说,随着制裁被取消,伊朗希望每年吸引高达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同时,伊朗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有重要作用。 德国媒体认为,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在积极行动,希望成为首批从伊朗开放中获益的国家。欧盟萎靡的经济局面需要伊朗市场提振。【影响地区格局】 中东地区聚集了国际政治中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矛盾。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等使该地区局势十分复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难民问题等给世界带来重大创伤。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此次访伊,和伊朗方面重点讨论了叙利亚问题。储殷认为,欧洲国家和伊朗讨论地区问题是希望伊朗在中东乱局中发挥作用,减轻欧洲目前在难民、反恐、地区动荡等问题上的压力。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与外界关系的改善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伊朗的崛起将会引起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警觉,甚至激化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权力真空以及地区格局碎片化的局面,伊朗在地区格局中的新角色将有待观察。本文选自新华国际,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 理事风采
▼陶景洲,1958年生于安徽。1982年留学法国,1984年在巴黎第一大学深造,1991年取得法国执业律师资格。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曾被《钱伯斯全球2010》《钱伯斯亚洲2010》《钱伯斯全球2009》等评为“卓越和倍受尊重的职业律师”以及“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三个误会 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而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后来,我妈妈偷偷到县教育局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安徽大学。之后某天我到教育局长家玩,他跟我提起说我妈把我的志愿给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听都没听过,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 大学毕业后,我父母想让我回安徽,我却要考研究生。当时有出国预备研究生和在国内读的研究生。我觉得出国研究生可能比较难一点,就考了出国研究生。 我是1982年7月14日到巴黎,到了就被派到外地学了一个多月的法语。加上出国之前培训的三四个月,总共也不到六个月,进了大学很多课都听不懂。 当时,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和一个磁带机,把法国电台里的法语节目录下来,反复听,听不懂的就去找同学帮我听一下。那时我也得到了贵人相助,一个传教士总希望我能够信基督教,一天到晚来跟我说话。我就听他说,而且他每次都会给我讲解法语,分析怎么断句之类的,帮助我提高了语言。还有就是扎在法国学生堆里,一天到晚跟着他们,听他们说话。可能他们一个晚上都在说话,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不停地练习自己的听力,也是一个提高法语的方法。 后来为了留下继续学业,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赚钱。我去找了一个对我特别好、退了休的教授,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说我想找工作。他答应帮忙。我就说了两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有一个他比较熟。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事务所实习。实习之后,我就爱上了律师这个行业,对原来学的行政法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因为行政法的具体实用价值太低,而律师相对来说实用价值更高一点,所以我就毅然转行到商法这个领域。 在事务所实习,接触的都是商法,我就自学了很多关于法国商法、公司法、民法的一些东西。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则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多地方曾经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与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合作,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巧合。当时他们到我所在法国的事务所商谈他们在法国的投资,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想到中国投资,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我答应后,他们就让我先去威尼斯见他们的总裁,说服他到中国投资。见过总裁之后,我就回来安排他们到中国做生意的事情。 当时,中国零售行业是不开放的,只允许外国在中国生产,不允许在国内销售。所以,要进口服装在中国卖几乎不可能。最早我们帮贝纳通联系驻华外交人员服务部,这是一个免税机构,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外国人进去购物。我们就和中国免税品公司合作,让他们接受贝纳通的服装进店销售。 中国的零售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逐步放开,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模式推动发展;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苏联政治上的不稳定,降低了投资者对它的投资兴趣。 1991年初,我觉得到了应该回国发展的时候,因为柏林墙倒塌证明了未来的资金应该会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出去是为了回来 我出去时就觉得出去是为了回来,是为了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1991年,我回到中国,回来时的正式身份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首席代表。因为当时中国在律师事务所这一块是不开放的。直到1992年5月,中国司法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才出了一个规定,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 1991年,我回来时加入的高特在中国的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发展到最后,有六十多个人,都是我的团队。 当时回国也有个人发展方面的考虑。我们主要是代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我人在巴黎,对方要带我来中国谈判,就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他要付我机票和酒店的费用。而如果我在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开支了,只需要支付我的时间成本,我就能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项目的谈判过程中。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事务所很少,大家也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不经意就可能会见到世界上最大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而如果在巴黎,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会找我们这些年轻律师直接谈一些问题,接触就会更多一点。另外,回来以后,一些世界上的政要到中国访问,可能都会和我们见面,但在当地,既见不到总理也见不到总统,回来以后比较容易见到这些高级官员。 回国后我接手的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是麦当劳在中国北京饭店附近建的第一家店。这家店不是麦当劳自己所有,是与北京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的项目,因为当时国内要求必须合资。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起草合同。因为有中国企业参加合资,而且麦当劳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品牌,中国政府很重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项目没建两年就出现了重大问题。建店之后,李嘉诚把这家店所在的那块地买了下来,让麦当劳搬走。我们主要处理该不该搬家,搬家应该给什么补偿的问题。 麦当劳是一个符号,只有在消费水平逐步上升,而且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时,麦当劳才会进来。麦当劳进来时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这肯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往前推进。 开放,需要技术上的革命。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很多企业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有些企业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而有些企业则把走出去作为政绩。这些都是错误的指标。企业在决定走出去之前,要仔细衡量走出去的方方面面,要算一本经济帐,而不是说为了,在报纸上宣传一通,或者是国营企业老板会因为这个合同升一级,就盲目的想做大。 二是缺少管理国际跨国公司的人才。很多土生土长的企业领导者可能还无法管理一个跨国公司、一家跨文化的企业。他们虽然了解在中国的办事风格,却并不一定了解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有时候按照中国的办事方法去做国际上的事肯定要失败。另外,出国留学的一些海归也是半瓶子醋,在国外可能待了一年镀了一层金,就算出国留学回来了,但这个金镀得不够水平,随意擦一下就掉了,经不起风吹浪打。要把管理企业的担子交给他们,也有一定风险。 海归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们无形中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一个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留学生,中国与世界可能就像两座高山之间没有桥一样,需要绕很弯的路,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现在,我希望通过海归们能够发展起来。也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特别发挥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明、发现和创造,并能多容忍他们有特别多的失败。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技术革命。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2016年2月22日 -
【China Daily】Getting into overseas students’ good books
The country is planning to overhaul the university system to attract larger numbers of foreign applicants, reports Zhao Xinying.In 2014, more than 377,000 students from 203 countries studi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as 356,499, and ranked the country as the third-largest hos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Whatever the true number, in the eyes of Fang Ju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e statistics don’t tell the whole picture. Although the numbers proclaim China as the world’s third most-popular location for students from overseas, factors such as the middling quality of the education provided and 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group need urgent review and updating, he said.Judging by the numbers alone,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1978, about 1,9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ied in China, but by 2014 that number had risen more than 200 times. Currently, about 2,500 universities offer place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ile in 1990 only about 100 universities were allowed to recruit students from overseas.Fang said the sector is unbalanced becaus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 arts-based subjects, especially Chinese language, and those studying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account for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Another imbalance is the low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t degree level or higher. Only 44 perc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to China to study for a degree. The others are on short-term study programs, many as exchange students who stay for a semester or two before returning to their countries to study for a degree. The situation is the reverse of those in the US and UK, where degree student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In addition, rather than coming from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most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pursuing degrees in China are from concentrated regions, with more than 70 percent hailing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sia or from the African continent."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diversify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ing to study in China," Fang said.Geography and feesChen Zhiwen, editor-in-chief of EOL, China’s largest online education portal, said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from countries in Asia and Africa."Looking at the picture acros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two general directions of mobility - traveling within their own continent, or traveling from under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According to Fang, affordability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ind most attractive about studying in China. He has noticed that medical students account for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long-term academic body, and many of them are from Myanmar, Laos, India and Sri Lanka."Those countries are unable to nurture their own medical talent, which means their students have to travel overseas if they want to study medicine," he said. "It’s much easier,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o study medicine in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The charging standard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w that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udying at undergraduate level pays an annual tuition fee of 14,000 yuan to 26,000 yuan ($2,100 to $3,600). In the UK, the cost of undergraduate study varies greatl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but most students pay around 10,000 pounds ($14,500) a year."At present, China mainly relies on its cultural, cost-performance and geographic advantage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ang said. "In the future, the focus should be shifte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forging a good reputation to attract more brillia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Language barrier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set a target of 5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2020, but a number of obstacles will have to be overcome before that goal is realized, according to Fang. He said the lack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is a key challenge because many prospective students are dissuaded by the language barrier.In Fang’s experienc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the UK and Australia have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ose advantages have provided those countries with large amounts of foreign exchange.Data from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show that from April 2014 to March last y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ributed a record A$17.5 billion ($12 billio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 year-on-year rise of 14 percent.The 2015 Open Doors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 that the 975,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S contributed $30.5 billion, and supported more than 373,000 jobs during the 2014-15 academic year.In comparison, some non-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 despite being highly developed and offering good-quality education - either have to invest vast sums to provide free education or offer large scholarships to lure students from overseas, Fang said.China is a non-Anglophonic country, and Mandarin has a global reputation as a tough language to master, so the dearth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and the sometimes indifferent teaching can play decisive roles wh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he added.Katerina Galajdova,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studied Chinese in Beijing during the 2014-15 academic year. She said Czech students are reluctant to study in China because the language barrier seems insurmountable. "Here (the Czech Republic) people don’t really study Chinese, only a few people do. People learn English as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is a very ’exotic’ language for us," she said during an exchange on WeChat, an instant messaging platform in China.Galajdova believes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provide a more-diverse range of courses in English to make them more attractive to overseas students. "More qualified English programs and teachers would help. Programs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business,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she said.A survey by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dmissions System,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services to overseas students hoping to attend a Chinese college or university, showed that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Chinese is driving the need for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However, by 2014, just 15 perc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at recru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providing courses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survey.Zheng Tianying, the company’s CEO, said the growing number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particularly at undergraduate level, is becoming an irresistible trend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Despite that, the reality is that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lagging far behind the trend, which limits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epared to study in the country, he said.Mutual recognitionAccording to Wang Huiyao,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poor teaching are not the only problems facing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Many are also dissuad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ferring academics credits between countries and also by the obstacles they face to verify their qualifications outside China."If your home country doesn’t recognize the credits or academic degrees you obtained in China, then in most cases, you wouldn’t be willing to come to study in China, right?" Wang said.By late last year, 43 countries had signed agreements with China to simplify academic credit transfers and provid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qualifications."China should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more frequently with educational institut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credit transfers and verification of qualifications easier and smoother," Wang said.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China to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Fang said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s aware of the problem and that a platform is being built to enable mutual recognition and easy transferability of credits awar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both China and their home countries."It’s not an easy task, but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he said, citing the ministry’s recent cooperation with U15 - an association of 15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anada, including the universities of Alberta, Toronto and Waterloo - as an example.Thanks to the enhanced cooperation, some prestig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selected by the ministry will offer a series of high-quality courses to attract U15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for four to eight semesters. The credits achieved will be recognized by both countries."The members of staff at China’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Canada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recruitment prospects, and about 500 Canadia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tudy in China under the program this year," Fang said.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 2016-02-16
2016年2月22日 -
【经济日报】“人才外流”现象反转 “海归”回国成为主流
随着我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人才滞留海外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加之我国启动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包括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科学家回到国内。 11月25日,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出版公司——自然出版集团以中英文两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了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为处在关键发展期的中国科研“把脉”。这份报告的依据是其最近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中所收集到的信息。 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科研环境与其经济一样,也处于转折关头,需要克服一些独特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支持可持续增长。 年轻科研人员对国家充满信心 白皮书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科研一个良性发展趋势,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正逐渐转变为“人才回归”。中国吸引、培养和留住科研人才的不断努力取得明显成效,从海外招回了大批科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籍研究生数量从1987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3万人,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理科博士最大的海外来源国。受高薪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的吸引,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倾向于留在美国。 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现象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政府已启动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其中就包括“千人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从海外吸引高层次的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籍科学家。 白皮书显示,在此次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和近二分之一的问卷调查回复者,都是在这一波“海归”浪潮中回到中国的。 从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那里收集到的最新数据也表明,这种“人才回归”或“海归”模式在未来会更加明显。尽管接受调研的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仍有出国计划,但85%的人都表示计划在5年之内回到中国。报告中说:“显然,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都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充满信心。只要获得有力的支持,下一代科研人员将会回馈中国科研。” 影响力与产出量尚不匹配 中国由“人才外流”反转为“人才回归”,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但挑战仍然存在。 白皮书指出,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相匹配。尽管中国发表的高水平科研论文有了大幅增加,但如果用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来衡量,中国在许多学科领域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报告指出:“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中国对全球高引用量论文的贡献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仍有增长空间。而且,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也有欠缺,例如,化学和物理学的实力要明显强于生命科学。”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都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中国缺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这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实现,“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于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从而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并将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 科研生态总体乐观局部有碍 白皮书认为,中国科研生态系统各基本组成要素的发展局面十分乐观,但依然有一些障碍困扰着科研人员,不利于建设一种认可和鼓励求精创新的科研文化。白皮书从科研资助、科研实施和科研传播这3个科研过程的重要阶段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科研资助方面,尽管中国2014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受访的学术带头人(PI)中,超过80%都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 此外,尽管中国有面向年轻科研人员设立的专项资金,但一些受访者还是认为,其金额往往较小并且期限较短。报告建议资助机构加大对基础研究及青年科学家的投入。报告还建议更广泛地采用专业的同行评议机制,有助于提高项目拨款效率和透明度。 科研实施方面,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仍存在两大人才空缺——缺乏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报告建议科研机构加强对这些岗位的重视度以解决此问题,并建议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管理任务,让他们能腾出更多时间指导年轻科学家。 调查显示,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仍然是中国衡量科研人员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报告建议采用更全面的评估标准。 科研传播方面,报告建议采取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分享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并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科研写作培训,还需要激励科研人员与公众和产业界交流自己的工作,开展更广泛的科学传播活动。本文选自《经济日报》,记者:佘惠敏
2016年2月22日 -
郑永年:中国必须要警惕和美国的经济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 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22日 -
沈南鹏:望本港出政策 支持年轻人创业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13位「年度面孔」获选者的报道我们会在微信公号上陆续放送今天是第三篇,年度投资人,沈南鹏年度投资人 沈南鹏获选理由因为沈南鹏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坚持「价值投资」10年,关注企业的真实价值,帮助创业者成长, 专注用科技创新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人物》2015「年度面孔」系列视频——沈南鹏拍摄现场拿起去年的《人物》年度面孔特刊,沈南鹏第一眼认出了艺术家蔡国强。在他的办公室挂着芒克和王琪博的油画,他很欣喜自己的艺术品位为人发觉。他的办公桌上摆着的书是《蒋勋说宋词》和《艺术的故事》。听说今年刘慈欣同样入选年度人物,他显得很高兴:你们约到了他!互联网圈都在读他的书。只要你还在创业,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一身中式西装的沈南鹏先生走入办公室,他刚刚打完一个会议电话,姗姗来迟。为了保证采访时长,他将原本定在中午的另一个视频拍摄挪到下午3点。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时间是一种比资本更稀缺的资源。「Return on capital(资本回报),这是所有基金(都看)的。但是我们也看另外一个词,就是return on time(时间回报),」沈南鹏说,「hourly(按小时)。」沈南鹏很看重这种「职业精神」,尽管现在红杉中国已经有一百多人,他非常注重所有成员,无论是法律、财务、行业投资团队,都必须步调一致。「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整个红杉的投资文化的话,都会打低我们在创业者面前的分。」沈南鹏说。确保团队的纯度,是红杉中国这支为期10年的老牌基金在建立之初博得投资人信任的筹码。2005年,创业成功的沈南鹏离开自己担任总裁兼CFO、市值10亿美元的携程网,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首期募集两亿美元。两年后,红杉再筹7.5亿美元,主投信息科技、消费和医疗健康等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字。同年,百度市值仅36亿美元。募集这笔钱时,沈南鹏面临一定的挑战。现在名满天下的大众点评、奇虎360、诺亚财富、高德,在当时都还是商业模式尚在试水中的「小」公司。2007年时,360刚开始在杀毒上发力,还没进入浏览器和搜索市场;大众点评还只是Web2.0的一个餐饮评论社区。基金创立2年,红杉投资的企业都还处于企业发展早期。没有人相信评估报告上对它们的估值,即便这些报告以最保守的方法估算。现在回看,从个人电脑到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道路清晰自然,但在这背后走上「岔路」而逐渐销声匿迹的基金和创业公司不在少数。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前,大洋对岸,硅谷的一批风险投资家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接近尾声,清洁能源成为风投新宠儿。「风险投资家聚集在硅谷著名的沙丘路上,」《连线》杂志评论当时的情形,「那些曾使传媒业成功转型的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们准备把硅谷变成清洁能源版的沙特。」2005年,风险投资家们在清洁科技上投入数亿美元,次年,激增到17.5亿,到2008年,累计投资跃升至41亿美金。认准「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沈南鹏只能用团队去说服把钱再次投给红杉中国的人, 而且是既做VC,也做PE投资,红杉中国的团队成长极其迅速。红杉中国非常注重新人的培养,会给每一个新人配备导师,将红杉的投资理念输导给他。无论他们之前来自什么行业,每个「新人」经过几年的历练,都可能成为某个行业里投资的「专才」,秉承同一套研究方法论。「有人问我们说红杉基金里谁是做行业研究的,我说每个人都是研究员。」沈南鹏说,在办公室里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每隔十几秒沈南鹏就会对着镜头笑一笑,轻松地打消你的顾虑,他的眼神依次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沈南鹏对「新经济」和互联网的坚信不久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移动互联网开始爆发,它带来的所有红利都被在这个行业里不懈耕耘的公司捕捉到。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2007年成立的「红杉中国」二期基金年化净收益率近40%,这意味着,8年前给予红杉信任的投资人,收获了10倍以上的收益。而全世界投资到能源类企业的风投,在1995—2007年间,仅有1.8%的企业实现了上市,让投资者得到了明确的回报。2015年,美团和大众点评、赶集与58同城、携程与去哪儿合并,让红杉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更加稳固地占据市场主导。在美股,红杉中国投资的多家美股中概股公司在私有化过程中,包括360、博纳、陌陌,市场预计它们将在A股会有更多的追捧。把目光缩短到近几年,红杉中国的投资名单里也已不乏独角兽:无人机技术世界领先的DJI大疆科技、现象级流量的游戏直播平台斗鱼直播、达达物流、华大基因、深圳新产业等等。现在,大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媒体报道,有投资人跟踪4年都无缘入股,但红杉中国在2013年A轮时,就投资了如今估值百亿的大疆。就像美团CEO王兴所说:「只要你还在创业,只要你还在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因为红杉总在那里,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今年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的影子连续创业者王兴的创业史几乎和红杉中国的历史同步。2005年12月18日,校内网上线10天后,上午10点左右,还在睡梦中的王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说你们做了校内网,我们是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叫红杉资本。」王兴说:「红杉?没听过。」对方马上补充:「又叫Sequoia Capital。」留学过美国的王兴马上想起来,Sequoia是美国一家顶级的投资公司。2010年,美团正式上线两三天后,红杉合伙人就给王兴发来短信,接着就有专门的投资人从香港飞到北京与王兴见面。虽然后来红杉中国没有投资校内网,但王兴仍然十分敬佩红杉中国敏锐的眼光和极迅速的决策。红杉中国是王兴做美团后接触的第一家风投,沈南鹏也让他认识到,什么是顶级的投资人。让王兴惊讶的不只是红杉中国的速度,还有沈南鹏的态度。在三元桥红杉办公室见面后,沈南鹏没有让王兴说明美团的商业计划或业务数据,他在介绍自己和红杉中国。「滔滔不绝地讲为什么美团应该拿红杉的钱,所以那次我才知道这才是真正厉害的投资人。」5年后,在红杉10周年的庆典上,台下坐着周鸿祎、刘强东等等红杉中国被投企业CEO,王兴回忆说,「他们在前面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他对这种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当时的创业者还有更清晰的判断。现在,10年之后,我相信再也不会有创业者接到红杉的电话的时候会说红杉我没有听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了。」今年,互联网圈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中国的影子,甚至有的合并双方都得到过红杉中国的投资。拥有创业成功经历的投资人直到今天,沈南鹏仍然保持着投行和创业时期的工作节奏。1992年,从耶鲁商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工作主要内容是看着财务报表和公司CEO会谈,给企业设计融资战略、收购或上市方案。这种工作看上去光鲜,薪酬也非常体面,但沈南鹏却感到自己一直在企业边缘做事。大量的工作被放在说服企业相信和选择自己上。投行的业务架构决定了他只能靠几次会谈去了解一家公司。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投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帮企业进行IPO上市或并购,赚取佣金。但至于上市过后长期表现如何,以及企业具体管理的细节,并不是投行最关心的。「假如我原来从投资银行直接变成了一个投资人,」沈南鹏说,「这样的转换会让人更多地去思考资本市场的套利,驾驭二级市场呈现的低潮和高潮。」(一级市场以发行证券为主,二级市场对已发行的证券进行公开交易)1999年,沈南鹏从投行辞职,和梁建章等三人一起创业,被称「携程四君子」。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做什么好,只知美国有个提供旅游信息和在线订票的Expedia,「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做携程时,有媒体说沈南鹏之前的投行经历让融资信手拈来。「哪有那么容易,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看不上小企业生意。」沈南鹏说,「最漂亮的计划书没有用,关键是把公司的远景解释给将信将疑的投资人」。在携程创业与他以前的投行的经历截然不同。在投行时,沈南鹏住5星级酒店、与公司高管会晤,现在,他要管理一家几百人的早期公司。他和另一位创始人梁建章有两张图画得最多:组织架构图、业务流程图。携程早期,为了推广品牌、获取用户,他们还派员工到各地机场休息室,发放纸质折扣卡。亲历创业最终帮他扩展了投行工作者的视野和格局,沈南鹏最为宝贵的发现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可能人事部的招聘的一些流程安排,也可能员工期权的设定……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你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注意。」他感到,原来在投行时对企业具体执行的了解是那么肤浅。创业6年,从携程出来之后,掌舵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已从一个拿佣金提成的「经纪人」,变成了亲力亲为的「负责人」。亲手做出一家10亿美金市值的企业,对沈南鹏后来理解和服务创业者非常有帮助。他会用自己的经验建议创业者,公司领导框架如何搭建,那些营销手段有用,平时的工作中,部门间如何合作。他会把组织架构图再画给被投公司的创业者看,比如建议他们CEO、分公司负责人和副总间如何优化内部汇报体系。沈南鹏也尊重被投企业CEO的领导权。王兴听说不少创业公司的投资人喜欢乱插手、代替CEO做决策,但沈南鹏从来没有这样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企业需要帮助,那他们来提供;如果企业没提的话,他们不来指手画脚。这还挺重要的。」沈南鹏将红杉定位于最好的服务者,提到红杉的投后服务被业界同行称道时,他很高兴,说:「红杉在投资和投后服务上面有一套我们自己独特的做法,我们不见得在每一个项目上都能投对,但是至少我们这套方法看来是长期有效的。」这种远超一般投资人为创业者带来的帮助和指导,令红杉合伙人们远比同行更为忙碌和勤奋,王兴经常在深夜接到沈南鹏的电话或微信。沈不客套,每次都直奔主题,和王兴讨论业务。红杉中国对所投创业者提供「超预期」的帮助,既花费了他们大量时间,也令他们格外珍惜自己的选择,有人会介绍一些即将上新三板或者创业板的公司,承诺一年后价钱就能翻多少倍,但红杉合伙人们很清楚:他们愿意去把有限的时间交给更能帮助到的企业。相比外界所说的「狼性」,沈南鹏面对他所选择的创业者体现出的负责与聆听态度令人钦佩,在与创业者交流的一个小时里,他要求红杉的投资人们尽可能地不接打电话,不看微信。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尽管没有事先说明,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沈南鹏没有拿起过手机。等到采访和拍照的空隙,他又马上打开手机,忙碌起来。很多创业公司抱怨红杉中国没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讲清楚自己的创业计划,甚至连见一面都来不及。沈南鹏也非常遗憾,红杉合伙人们只能做到把每周一的时间留给几位「幸运」的来访创业者。这些都让红杉中国不同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喜欢短期逐利、坐庄炒股的基金,不把股票波动当做赚差价的良机。在这个机会多、陷阱也多的新兴市场,坚守常识的路上,避开噪音比开辟新领域难得多。10年中,也有投资人反复邀请红杉中国去投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但他们抵住了诱惑,在市场很多人赚快钱时,红杉中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深入研究有独特见解的行业中。由点及面,先专注做好一件事再慢慢上下游延伸形成系统在携程时,沈南鹏还学会了将业务向旅游业的上下游延伸。携程团队发现,携程的顾客在订旅馆时找不到干净舒适又价廉的商务酒店,中国经济型酒店太少,而美国经济型酒店有6万家,占到酒店总数的88%。于是,他们又创办了如家快捷连锁酒店,面向中低端商业人士,保证舒适和卫生,但取消了传统酒店中诸如豪华大堂、浴缸等华而不实的设施,定价一般在120—300元之间。只用了5年时间,如家就成为同类市场第一名。2006年,即携程上市3年后,如家再度登陆纳斯达克。今天,并不享有太多媒体曝光的携程市值近150亿美元,事实上是BAT和京东后的中国第五大互联网公司。一位基金同行对《人物》记者说,红杉对于项目的参与和行业的判断往往很早,被投企业的协同效应也很强。「沈南鹏在谈判方面非常有技巧,他给公司很多建议,谈『投资』时都非常有优势。」以O2O为例,红杉中国投资的不仅仅是美团、大众点评这种连接商家和客户的公司,它们投资了整条O2O产业链,包括采购、物流、数据等等公司。这些公司犬牙交错,接连成壁。「你如果非常了解本地服务,这个知识和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资产。」沈南鹏说。所投行业之间的犬牙交错也让沈南鹏通过投资令它们以后形成了一个相互协同的「体系」,这种投资策略具有非常强大的递增能力,在互联网行业深耕越久,红杉中国品牌优势越明显。现在,许多基金会跟随红杉中国的投资方向和项目。有的投资项目被红杉中国获得,其他小的投资机构不怒反喜:红杉中国出手证明了自己的眼光,让创业者给自己留几个点跟投就行。尽管红杉中国取得相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但在沈南鹏眼中,自己的初心却很简单,那就是坚持价值投资,专注做一件事,就像当年创业携程,其实只是专注做好了一件事:用互联网改造中国的旅游服务业,相信「only sky is the limit」。凭着优秀的品牌,沈南鹏避免了很多基金合伙人承受的短期业绩压力,红杉中国的期限是所有基金中最长的。一般基金合伙人需要在较短的规定年限里完成收益率,就不得不从事抄底、赚差价这种短期资本套利。但沈南鹏就可以从容地执行长线战略,他称之为「unfair advantage」(不公平优势)。在美国,红杉已经拥有40多年历史,投过苹果、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等世界一流企业。红杉中国美元基金的第一批有限合作人来自美国,这些投资人因为信任红杉的品牌,也相信红杉中国的团队能力。业内将沈南鹏的投资风格归纳为「快准狠」,「准」是指他在早期能投到领域内的未来领导企业。2007年后,红杉在TMT中逐个选中了电商、娱乐、O2O和互联网金融这些领域,完成近200次投资。以电商为例,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蜜芽、乐蜂网等等知名电商,红杉全部参与投资。采访里,沈南鹏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enduringcompany(持续成长的公司)。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沈南鹏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和持续的成长。在采访前一天,沈南鹏和同事聊了一家已经投资企业的近况,他们没有几句话提到这个企业何时上市,怎么资本运作。讨论的内容聚焦在几年后这家企业国际化拓展如何,收入会占到多少比例,它的产品跟竞争对手相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中国的市场天花板还有多少,产品定价和毛利率是否有压力。在电话里,王兴对《人物》记者说,尽管红杉是唯一一家从美团A到D轮就一直投资的基金,但沈南鹏从来没有催过他上市或者融资。让更多人改变观念,渴望投身创业说起明年期望,沈南鹏仍保持敬畏:他期盼能少犯点错。红杉中国每年都会反思今年犯了哪些错误,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10年。红杉美国合伙人曾将40年的投资经历总结在一页纸上,写着39个犯过的错误。但沈南鹏也足够幸运,红杉和其他所有创投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互联网带来的发展红利。这10年,整个创业投资的生态圈已经建立起来,15年前还没有天使投资人,只有少数基金参与互联网投资。现在,从种子轮到上市,都有相应的资本能支持。过去6个月IPO停止,但好的创业公司仍然能获得融资持续发展。比钱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1999年创立携程时,沈南鹏去邀请旅游业大公司的高管加入。当时还处于互联网泡沫的高峰,还有不少怀疑者, 他们甚至反问:互联网能够持续多久啊?现在,从大公司高管跳槽创业已不会再让人惊讶,挑战、创新、乐趣,取代稳定、光鲜、安逸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择业标准。「今天,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我们看到的是跟硅谷一样的一种职业导向,每个人都是在想,我下一步应该参加到一个热爱的创新事业中去。」沈南鹏说。2016年愿望?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反思总结,不是说这一年当中又完成了几个IPO(上市),而是今年投错了哪几个项目,反思一下今年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从10年以前就这么做,今年也会。我对2016年没有抱一个宏大的设想。能够期盼的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犯更少的错误。比如几年以前, 碰到不熟悉的行业,我们也曾经想,这个公司看来不错,可以很快上市,赚取一二级市场差价,还是投一下吧。克服人性弱点,抵制诱惑,坚持我们的投资理念,是一路走来的领悟。说一件2015年让你比较满意的事?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走进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去年投资了LinkedIn中国,发展非常好。我们一直在尝试做出一个模式,海外的优秀企业到中国,通过跟当地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合资,走出一条海外优秀产品植入中国的新商业模式。另外一个事情,我今年是亚布力的轮值主席,刚刚卸职。亚布力企业家访问团今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60多位理事当中去了将近20多位,我们去了硅谷、洛杉矶、纽约, 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研讨。在硅谷,每十家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企业当中,可能五到六家是红杉投资的。我们不是Facebook,不是谷歌,但是红杉可能会扮演一个甚至比他们更加重要的角色,能够让代表了美国或者全世界最新科技的硅谷能够更好地连接中国的企业家们,所以这也是我今年感觉做的特别让人满意的事情。数字:近40%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红杉中国」2007年的二期基金为投资人带来高达近40%年化净收益率,2010年的三期基金的年化净收益率也将近40%。今年,美团与大众点评,58同城与赶集,携程与去哪儿三次重大合并,以及360、博纳、如家酒店等美股中概股私有化背后,都看得到沈南鹏和红杉中国的身影,一个个新的行业巨头已隐约可见。本文选自《人物》,2015年12月22日
201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