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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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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用技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现在2/3以上的流量来自移动端,移动营收占到了54%,布局移动化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显现。此外,服务化和全球化正是现在百度不断开拓布局的发展方向。百度在海外形成了工具矩阵,有超过7亿的海外用户,月活超过2.5亿,在17个国家应用排行榜第一名。 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近日在欧莱雅全球高管到访活动中发表演讲,再次强调了百度公司的三大发展战略,即移动化、服务化和全球化。张亚勤表示,百度现在2/3以上的流量来自移动端,移动营收占到了54%,布局移动化的红利才刚刚开始显现。此外,服务化和全球化正是现在百度不断开拓布局的发展方向。以下为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的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不远万里来百度做客。因为对于商业创新的执着追求,我们今日相聚于此,进行面对面的分享和交流。 从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交流世界之旅,到今天,世界步入全球化的新阶段,堪称企业国际化开创者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商业舞台上无法或缺的重要成员。 今天,我代表百度站在这里,不仅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深入的了解百度,更希望百度和欧莱雅在群星璀璨的世界商业舞台上,携手并进,亘古长青。 百度发端于中文信息检索产业,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 古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做辛弃疾。他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词——《青玉案·元夕》。其中一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百度的名称正是来源于此,寓意着我们对中文信息检索技术的执著追求。这也是我们始终致力于向人们提供“简单,可依赖”的信息获取方式的信念所在。 也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百度从最初的不足10人,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最大的中文网站。今天,百度正致力于成为一家服务于各个领域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 在此,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近两年来,百度的三个发展方向。 首先是移动化这一方向。在移动端,我们一共有14款移动产品用户数过亿,而且“亿级俱乐部”成员还会不断增加。2015年发布的Q3财报有一组数字:百度现在2/3的搜索流量都来自移动端。其中移动营收占比持续上升,达到54%。可以预见,在中国全面进入移动时代的大背景下,百度也将收获移动布局的红利。 第二个方向是服务化。这些移动产品不仅是连接信息的入口,更是连接生活、连接服务的入口。正是基于此,我们从过去搜索虚拟世界、连接人与信息,变成了连接人与服务、检索真实的世界。 第三个方向是全球化。今天到场的朋友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百度的全球化业务进展近两年也在快速推进中。过去一年里,百度在海外形成了工具矩阵,有超过7亿的海外用户,月活超过2.5亿,在17个国家应用排行榜第一名。此外,百度还有广告变现平台,不仅仅是变现百度自己的应用,也可以帮助中国的开发者变现。 回顾16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意识到,技术是支撑一切商业创新和变革的底层力量。 在此,向各位朋友简单介绍一下百度近年来的技术研发现状。 2013年,我们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研究院,同谷歌、微软等企业争夺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通过吸纳众多全球顶尖专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深度神经网络“百度大脑”。今天,我们的语音识别、图片书别、传输、LBS、移动交互、3D照片还原等技术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将这些前沿技术注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中国式的方法,解决世界性难题。 前几天,我们刚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京签署了“全国电子商务网站监管服务系统”研究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尝试通过“互联网+政府监管”的形式,打造工商网络监管的利剑。 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则结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以及来自于传统医疗机构的庞大海量数据,推出了百度医疗大脑。现阶段,百度医疗大脑已可智能识别皮肤病,我们相信,百度医疗大脑未来可以做更多。 此外,百度还与联合国启动战略合作,共建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以帮助联合国解决环保、医疗、教育、减灾等人类发展问题。目前,实验室首个创新型应用——百度回收站已经推出,这是一个电子垃圾绿色回收平台,也是全球首个电子垃圾技术解决方案。 作为一家植根于中国并面向全球的科技公司,技术创新就是百度信仰。我们一直希望通过技术改变世界,通过互联网理念、技术、资源与各个行业进行融合创新。 在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些前沿技术与欧莱雅的商业模式不断碰撞、融合,携手开启一个新的商业时代。文章选自新浪科技,2016年1月30日
2016年3月2日 -
【中国青年报】消除流动壁垒才能吸引更多国际人才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王辉耀 这次新政策的出台,针对高层次人才,设立永久居留“直通车”,以便捷的方式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将对海外高层次人才释放强烈的引才信号。 近日,公安部公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将于3月1日起实施。这是公安部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深化出入境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对中国融入世界人才战略、合理利用全球人力资源配置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5年6月,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2015年7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在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体现了“政府和市场”两条腿并行下的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再到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这一系列促进海外人才引进的政策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出台,充分显示了各级政府对吸引国际人才的重视和工作的高效。 这次新政策的出台,针对高层次人才,设立永久居留“直通车”,以便捷的方式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将对海外高层次人才释放强烈的引才信号,使中关村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提档加速,从而推动原始技术创新和前沿技术研究;给予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突破性的便利,有助于吸引和推动外籍华人回国创新创业;设立创业团队成员和外籍技术人才快速入境和长期居留便捷通道,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人才引进评价机制,有利于整建制吸引外籍创新研发团队,吸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外籍技术人才,从而带动和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大力扶持外籍青年人才到中关村进行实习活动,支持外国留学生到中关村创新创业,有利于发挥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促进产学链的发展。总的来说,此次新政策的出台,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人才流动壁垒、真正从全球广纳人才,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占据主动。 对于下一步的海外人才引进工作,有以下几点建议: 放宽“绿卡”门槛。中国从2004年以来对外籍人士实行“永久居留证”制度,即中国“绿卡”。由于设立标准很高,实际发放数量很少,让很多海外人才望而却步,很大原因在于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对申请人的职务、工作经验、专业贡献等有诸多限制,更多是“追认式”地授予绿卡,不能有效吸引国际人才。放宽“绿卡”门槛,出台更为便利的居留政策,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也是海外华人的关切所在。 给“华裔”特殊待遇。在国际人才引进中,海外华人群体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海外华人依然有巨量的智力资源可以引进。中国目前华侨华人总数约为5000万人,其中专业人才数量约为400万。海外华人对畅通归国途径亦有需求。可以考虑给“华裔”特殊待遇,如在大陆投资、购房、开立银行账户、申请驾照、子女入学等,有利于解决海外华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发展所遇到的困难。 规划设立“移民局”。中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国际人口流动的相关管理职能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现在设立永久居留受理中心是第一步,希望今后政府能够设立移民局,专门受理国际人口签证等申请,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立外国人入籍通道,有利于吸引更多愿意到中国发展的国际人才。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2016年3月2日 -
王广发: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精英人才
理事简介王广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2015年10月18日,王广发校长在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他主要提出四点想法:一、金砖国家大学应建立完善的大数据,启动教育科研智库研究的系统工程;二、吸收各类基金为金砖国家以及各国教育创新、大学责任、人才培养创造财富,形成良性循环;三、着眼大学教育、研究型教育,向中学下游辐射;四、金砖国家大学人才建设要“走出去、引进来”,重点学科联盟要走向大合作舞台,承担跨区域、跨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伟大使命和责任。发言实录: 尊敬的刘川生主任、董奇校长以及金砖国家的大学校长、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以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的身份出席本次论坛。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给我一个与国内外各位校长交流学习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金砖国家携手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精英人才》。 本届金砖国家大学校长“创新、变革和大学责任”主题论坛,是顺应国际多边、双边形势变化而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届峰会论坛。 一、金砖国家应联合培养国际复合型人才 如今,大国崛起、区域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大学教育、大国责任的担当,将引领多国共同努力,落实各国首脑提出的国家战略产业结构转型的重大举措。教育优先发展将满足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投资和贸易合作发展的需求,也是未来大学改革转型教育、教学、教法、课程设置、学科学术科研国际标准建设的重要任务。 当前,世界各国开放、转型、创新、变革责任的时代已经到来,金砖国家大学建立高端学术合作交流是实现大学先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及战略顶层高端规划设计的必由之路。 教育无国界,我们要抓紧快速发展的机遇,优先发展合作交流,设置国际人才的培养标准,应用现代移动教学技术,促进金砖国家的发展,弘扬灿烂文明,最终形成多元文化并存、多样学术自由融汇世界的核心价值观,让金砖国家的优质教育惠及四方。 金砖国家的大学教育,应当为21世纪各国涉足参与设立的国际机构,比如上海经合组织、中非南南合作、金砖银行、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卫以及“一带一路”涉及的64个国家服务。 金砖国家大学应当培养更多符合未来发展的具备大国责任、公平公正担当的国际复合型人才。在专业课程设置、国际学术标准考试、实现学术交流、探索时代发展等领域,金砖国家大学校长是“头脑风暴”的引领者、变革者,未来人才的竞争力决定大学的竞争力,最重要的还是决定本届金砖国家大学校长的竞争力。 二、王府学校实现与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接轨 本人可能是参与金砖国家大学校长论坛的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北京王府学校连续五届参加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移动教育改变世界教育”高峰论坛——作为一个中学,完全实现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其课程设置、教学教法、国际考试、学术科研与世界名校完全接轨。同时,王府学校也是唯一一所实现了卫星视频交互式教学、线上线下与世界百所一流大学进行交流学习的中学。我们的教师队伍结构为40%外教、40%海归、20%双语教师。我们的学生在高三阶段已经选修了大学课程并获得学分,因此,我在这里参与本次论坛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三分之一个大学”的校长。 三、关于金砖大学人才建设的建议 第一,金砖国家的大学应建立完善的大数据系统,成为包含教育、科研、智库研究的系统工程。与金砖国家大学联盟为平台,做好大学之间的双边、多边交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学术研究渠道,建立世界一流的学术标准,把全面开放融入世界文化,注重高境界、专业新型人才的培养,重视教育为培养人才服务、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服务,最终为世界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吸收各类基金为金砖国家以及各国教育、创新、变革大学责任、人才培养、创造财富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各国大学通过金砖大学联盟,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联盟。 第三,着眼大学研究性教育,向中学下游辐射,面向未来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期,把人才培养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高标准进行衔接,优先发展青少年人才培养发展战略,尤其是师范大学。今天我们的东道主是引领中国教师、国际教师培养的殿堂和摇篮,我们要肩负培养辛勤园丁、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而致力于未来教师转型标准的培养,要从高中开始。 第四,金砖国家大学人才建设要“走出去、引进来”,重点学科联盟要走向大合作舞台,承担跨区域、跨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伟大使命和责任。 以上仅仅是我本人就国家产业战略转型研究和智库研究领域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今天跟金砖国家的大学校长在一个舞台上交流、探究,敬请各位专家、大学校长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2015年12月
2016年3月1日 -
陶景洲:并购谈判的“黄金分割点”
随着国际化的愈演愈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迅猛增长之势,但并购成功且持续盈利的企业并不多。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各有24%的企业分别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造成境外并购不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并购双方参与的谈判过程是一项决定因素。跨国并购谈判如何才能成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本刊采访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陶景洲,他是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专家,拥有30年谈判实战经验。跨国并购谈判三大特点复杂程度高。大多数的跨国并购不是“一锤子买卖”,买方往往是分阶段购买卖方的部分资产或股份等,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捆绑问题。由此,谈判技巧的重要性就格外凸显。因为谈判团队既要让己方获得预期利益,又要让对方满意,造成一种“双赢”的局面,以促进未来长期、深入的合作。在每一桩跨国并购中,都涉及两个国家的法律、财务和税收等相关政策。谈判双方不仅要就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还要对实际运作中方方面面的限制因素考虑清楚。调查显示,目前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企业对于并购标的所在市场的法律、税务、会计等政策法规知之甚少。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劳资纠纷案就是有力的证明。文化隔阂明显。商业谈判,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既然是博弈,双方的真实意图就不会轻易表露在谈判桌上,谁也不会轻易亮出“底牌”。这样一来,就需要谈判者既能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又要观言察色、见机行事。然而,在通常意义上,跨国并购的谈判团队至少来自两个国家,谈判者在文化观念、语言思维和举止行为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在正常沟通都存在困难的前提下,对于跨国并购谈判团队来说,“心领神会”实在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在陶景洲看来,谈判中的文化隔阂问题非常普遍。他记得在一家法国化工企业与一家江苏南通企业的合资谈判中,中方因对一些条款不满意拂袖而去。面对这样的情形,法国代表表现得手足无措,以为谈判彻底失败了。然而在陶律师看来,任何熟悉中国“高语境”表达方式的人,都会看出中方只是摸到了法方的底线,知道对方已经不会再有所让步了……果然,第二天,中方就带着合同来签约了。在合同签署时,中方与外方也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外方往往会全面、详细地制定合同中的每一项条款,他们认为签署后的合同具有至高的权威性,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然而,在许多中国企业管理者看来,“先把合同签了才是万事大吉”以及“合同的签署是谈判的开始”。也就是说,中方往往会在合同签署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与对方谈判。如此,双方就难免出现诸多冲突与不快,甚至会因关系僵化而进行仲裁。商业信用是关键。诚信,作为商业文明的核心理念,丈量着契约精神的内核,决定着商业合作的成与败。对于跨国并购双方而言,这种还没有所谓“交情”可言的混搭商业盟友,更需要信任护驾,以真诚沟通为纽带,方能实现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陶景洲参与的众多跨国并购谈判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让他印象颇深。一家瑞典企业与一家山东企业的前期谈判十分顺利。在采用了瑞典企业提供的技术后,山东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利润也增长了很多倍。但是问题在于,两年过去,按照合同山东企业需要向外方支付的技术许可费却始终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瑞典企业聘请律师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竟然是山东企业向有关部门上报了假合同,假合同上的技术许可费一栏赫然写着“无”。最后,瑞典企业在斯德哥尔摩起诉了这家山东企业,这家山东企业只好按照合同规定赔付了全部的技术许可费,并终止了合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又过了两年,本以为已经将瑞典企业的技术完全消化的山东企业,再次找到这家瑞典企业,请求继续进行合资,因为他们发现对于这项技术自己又玩儿不转了……跨国并购谈判的成功路径跨国并购谈判,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因为在谈判桌上,没有哪一方可以做到利益独吞,也没有哪一方甘受剥削。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在谈判的拉锯战中找到那个“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需要找到那个可以将己方利益最大化推进的界限。因为往往再向前一步,谈判就破裂了。若要找准“黄金分割点”,谈判者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做好尽职调查。这意味着对谈判对手进行360度全方位调查剖析——明白对手的优劣势、真实意图和利益诉求是什么,以及公司文化、管理层的做事风格等相关情况。只有做到这些,谈判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应付自如。从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中,我们便可窥见一斑。一桩具有缜密计划的并购整合,为双方都创造了卓越的价值。通过此次并购,吉利提高了技术能力和品牌形象,扩大了市场份额;沃尔沃则加强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扭转了销售下跌之势,再次赢得中国市场。在尽职调查中,除了要了解谈判对手外,还需要保持一种“全局观”——要对国际整体的行业格局、谈判双方所处的商业环境等具有明确、清晰的认知。另外,在准备阶段,还特别要对并购标的所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税务财务规定等进行充分了解,从而确保在谈判桌上不被动,做到真正“胸有成竹”。换位思考,审时度势。谈判者需要精准定位双方之间的中间地带,然后进行各种“创造性思维”。在谈判桌上,做到真正的“双赢”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追求利益,谈判双方不但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还会试图通过各种周旋,打探对方的底线,直至觉得对方不会再让步了,才觉得自己没有吃亏。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判者一方面要承担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机警的状态,灵活应变,见机行事。而在复杂程度高、文化冲击明显的跨国并购谈判中,“换位思考”与“审时度势”将更加重要,但也更具挑战性。迫于利益之争,谈判桌上往往会出现诸多“演技派”的表现。面对这样的情况,谈判者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谈判地位,进行实际充分的评估,做到心中有数。之后,一方面将自身谈判影响力最大化,一方面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如果我是你”的角度出发,与对方“摆事实,讲道理”。陶景洲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谈判就像是棋手之间的博弈较量,不仅要单方面为自己想出路,还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对己方构成威胁的各种可能性。正如下棋一样,有时候谈判中也并不需要大幅领先对手,“棋高一着”就足够了。经验积累和外部协助。在跨国并购谈判中,往往需要面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性格的谈判对手,这是对谈判者判断力和敏锐度的很大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讲,谈判也是一种对过去人生经历不断洗礼的过程,对人和事见得多了,自然就能明察秋毫、深谙其道。由于跨国并购谈判过程相对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政策法规,加之中国企业整体还未达到跨国并购的成熟阶段,所以需要设立专门的团队,以及招募外部顾问。这些顾问一方面可以提供专业化视角,如法律、税务、财务和风险评估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具有洞见性、建设性的外部观点。 跨国并购谈判是一门艺术,若要运用自如,中国企业还须下大工夫。如何对己方的谈判地位进行恰当评估,如何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如何摸清对方的底牌,谈判团队又该如何默契配合,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打磨、不断优化的关键所在。文章选自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2月24日
2016年3月1日 -
【CRI】China’s Medical ’Brain Drain’
The idea of a ’brain drain’ is one that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of many countries over recent years, as talented individuals choose to leave their home country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or even for good. China is one country which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particularly in its medical sector. But the picture experts are painting may be less clear-cut than you’d think.So is China, in particular its medical sector, facing a ’brain drain’ problem?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is?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address it?Ni Hao, you’re listening to People In the Know, presenting you with insights into the headline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Nick Lanigan speaks to Dr.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 independent think-tank based in China, and Professor Shane Thomas,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mary Health Care Research Institute in Shenzhen, and Professor of Primary Health Care Research at Monash University. From CRI,2016-2-26
2016年3月1日 -
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是民营企业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家世渊源上讲,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算是“红三代”,祖父黄负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在学术观点上,黄亚生注重实证分析,而不是崇拜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这可以说是MIT的学风。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乏批判性思考,对美国的制度,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拜金倾向,也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迷信市场经济。从“行胜于言”来说,他从2008年起主持“中国实验室”,致力于帮助中国中小企业。1月26日,在《创新的创新》发布之际,正和岛独家专访黄亚生教授,就中国GDP增速、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制造业转型、双创热潮等话题展开讨论,全文如下。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正和岛:您2003年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之后引发“龙象之争”的讨论。您现在对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怎么看?黄亚生: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跟我的预言还是比较吻合的。现在印度已经进入到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良性循环。你可以批评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够,但它的投资没有浪费,每分钱都能产生价值。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需求驱动,其建设也是采取经济手段进行的,就不可能由政府出面来强拆。建设方想从农民手里拿地,必须以市场水平价格来购买;这个价格在印度是相当高的,这样,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就回到民间,刺激消费,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随后又会刺激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样就构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是提前建,并不是需求拉动的,里面可能有很多是根本不该建的。中国GDP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印度。投资建了很多空房子,又没有购买能力,那中国就会债台高筑;一旦不能承受这个债务,泡沫就会破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印两国的股市。从199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印度GDP每年增长5%左右的水平,孟买指数从5000点上下增长到20000点上下,股票市场的市值翻了四倍。中国的上证指数2003年差不多就是2000点,GDP每年增长10%、9%的水平,经历过2007年的6000点,现在又回到2700点的水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说明,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出很漂亮的GDP指数,但并没有真正创造由竞争力提升所带来的财富。一般来讲,股票市场被认为是财富增加的象征,股市里的企业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公司,但中国股市并没有体现出来。毫无疑问,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一旦走入良性循环,很多问题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尖锐了。印度政治上也在走入良性循环。过去印度有个问题是,政府官员经济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投你的票,因为他们关注一些其他的标准。现在有个巨大的转变,印度的选民开始考虑用经济指标来投票,政府领导者做得好可以连任,来继续推进他们的经济规划。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它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很难走回头路了。正和岛:为什么中国股市无法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您对2016年的中国股市乐观吗?黄亚生:中国股市的发展是非常不正常的。第一,中国证监会应该更相信市场,应该监管的是披露信息是否完备,披露手续是否合理,不是评估企业是否可以上市。公司能否上市,该由证券承销商来解决。第二,除了新三板、创业板这些,中国上市公司很多是垄断企业,是(从经济利润上讲)不盈利的公司,是低效率的,是在毁灭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的企业。印度没有这些,他们的上市公司是真正做出业绩的,经过市场认可的;这样,股票市场帮助企业融资,企业发展又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的垄断公司是也在提供服务,但是通常,我们付出的价格是竞争市场的好几倍,本应归属民间的财富就被聚拢到某几家公司里;垄断公司是也在做投资,但是他们犯错的成本可能也是全民承担的。很多国有企业账面上看是赚钱的,但是你把土地补贴考虑进去,把优惠的融资成本考虑进去,他们是整体亏损的。账面算法是不考虑价格的扭曲的,但即使只看账面算法,国有企业的盈利也是远远低于私有企业的。把资源都给到低效率的企业,想一想这个损失是多大呢!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股市反映经济的增长,而中国股市不能的原因。在中国预测股市,可能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大于经济嗅觉的作用。我并不是中国政府体制里面的,所以具体的不好预测。从现在的情况看,很多股民当然是被套牢了。中国股市要想好,必须有大的改变。股市里是没有效率的企业,股民只能去投机;当然美国股市也有投机的,但是更多的企业是靠新产品、新技术赢得市场和股民的肯定的。正和岛:1月21日,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全球面临通缩压力,中国经济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随后,新华社发文称“恶意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您对此怎么看?黄亚生:我没有看到索罗斯的发言,并不确信他是不是真的要“恶意做空人民币”。(“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像小孩子说的话。要想避免做空,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事情做好。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不健康的,这两年政府是用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把股市做起来。从长久来讲,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股市肯定是支撑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再去批评人家做空不做空的言论。正和岛:1月2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GDP增速为6.9%,自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有评论员认为实际增速可能是更低的,您怎么看这个数据?黄亚生:我对前些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做过研究。统计学里有个本福德法则(Benford's law),任何一组随机数据,第一位数字是“1”的概率是30%。有人用这个定律去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我在做中国的研究。我们并不是直接测量GDP,而是检验工业生产总值。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有作假的嫌疑,但是国有企业有可能是夸大他们的工业生产总值,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似乎在缩小数据,而夸大的程度大于缩小的程度,因此整体来讲应该是夸大的。我们无从得知是企业在作假,还是政府在作假,但之前年份的数据应该是比实际水平高的。我们没有测算2015年的数据,可能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就是6.9%,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而且会往低里猜,这是个大问题。在经济增速往下走的时候,政府公信力特别重要。多年来,人们对中国GDP数字都有疑问。我在MIT讲一门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课,每年都会问我的学生“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信心还是对印度经济发展有信心?”大部分学生还是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的。我再问“你们相信他们的经济数据吗?”很少有人说不相信印度的数据,但是至少一半的学生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包括这种不信任感带来的考验。正和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声称:“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也不要指望中国经济会V型复苏;相反,可能出现长期的L型增长态势。”有分析师认为,这个L的底部,GDP增速可能是5%。您怎么看?黄亚生:L型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像美国、英国这些现代发达国家,从高增速到稳定下来,都是L型;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从高增速直接垮下来,拉美国家、东南亚有些国家是连续二三十年没有增长的,甚至是负增长的。中国GDP有一半还在投资,投资对GDP的增长刺激是最大的,但负债也是最多的。我觉得能稳定在5%的增幅就不错了,毕竟中国有很多债务要消化;消化债务的一个办法就是经济增速慢下来,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基本要素条件还是不错的。中国人基础教育水平高,有苦干精神,还有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灵活性,都比印度要强。如果有合理的政策和体制,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很好的。所以我老说,印度什么地方都不如中国,除了它的制度;中国什么地方都比印度强,除了它的制度。正和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要素条件?黄亚生:最好的例子是韩国,过去是大政府主导的封闭性的经济体,后来转变成市场主导、政治开放的经济体。基尼系数是表征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的,一般30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中国大概是40多,收入还是非常不平等的。拉美国家就是收入设计没有解决好,收入不平等,体制僵化,债台高筑,国家权力过大,政治危机与经济衰退互相影响。这是最失败的,是掠夺式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正和岛:您是否关注新三板?黄亚生:没有太关注。不过,这个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削弱了体制本身对中小企业的歧视,肯定有好的作用。当然监管和治理是不是到位,有人会提出质疑;但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中小企业能够有多一个融资渠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正和岛:您有个观察说,在东莞打工十多年的人,连一些基本的家具、家电都没有配置;但是印度贫民窟的人都会去配置一些小家电,来提高生活质量。为什么这个细节会打动你?黄亚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小事可能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制度不同。印度没有户口管制,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搬到孟买,有长期居住的打算就去配置家具。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打工者是没有长期的期望值的。我们做过农民工的调查,很多人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都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认为将来还是要回农村老家。这是非常不人性的制度。有一种说法是政府要限制人口流动因为它的城市管理能力有限。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政府应该提高他们的城市管理能力,而不要把自己管理能力低的成本转嫁到中国农民的身上。在户籍这个事上,政府又管得太多了。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本身也会调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穷的地方,人都离开的话,土地就便宜了,自然就变富了。户口管制我是坚决反对的,就像我过去反对计划生育一样。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正和岛: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您怎么看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黄亚生:我觉得最值得悲伤的是,多少人早就说过这种话,必须得等总理说出这种话,网络上才会注意、争论这个话题。所以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大家都看着领导的脸色走,是比较可悲的。话说回来,当他做出这个评论后,有没有人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在2003年出的一本书里讲过这个问题。正和岛:我看到您有做过一个家电行业跟汽车行业的对比。黄亚生:对。汽车行业是国营企业占大头儿的,家电行业就是民营企业稍微占大头儿的。中国的汽车行业和中国的金融行业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的是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与汽车行业不同,中国的家电产业很早就对非传统国营企业开放,这样才有了海尔、2000年前的科龙等优秀企业。有个研究是1960年代的,我一直在找这个研究的原件还没找到。当时日本一个机械代表团访问中国,然后出了报告说,中国和日本机械行业的技术能力差不多要差5年。你看中国当时很穷,但是人很聪明,能力相当强,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把资源都给了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动力创新却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个资源和企业活力的错位,是中国企业长时间没能发展自己核心能力的最大原因。正和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德国提出工业4.0,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两国工业基础不同。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前景?黄亚生: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体制上的差异,不是水平上的差异。我们在东莞参观了一家企业,机器之间可以通过联网传递信息,并不会受制于机械加工的水平,只跟信息技术有关系。德国的信息技术是不是比中国先进的呢?我是有疑问的。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应该是很强的,东莞已经有企业在做了。正和岛:您前几天在广东调研企业,有什么发现?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不光是广东,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地区我都很看好。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确实到了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阶段,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非常有活力。所以刚才也提到,这么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多年受歧视,是巨大的损失。我在跟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人座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我对广东很有信心。你放心好了,只要是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一定是社会最稳定的地区。我相信广东会比东北稳定,民营经济比例高的地区更稳定。正和岛:民营企业因政策对国企、外资的偏爱而受到挤压,创新不足,市场又在收紧,面临着一些转型困境。怎么办?黄亚生:很多企业习惯了过去粗放性的增长方式,碰到GDP增速下降,整个市场下滑,确实比较难。但是只要坚持市场经济,有的倒下来有的站起来,有的退出有的进入,总的来讲还是会往前面发展的。伸缩性很强恰恰是中小企业的优势,虽然很多企业要关闭,但是中小企业也容易复生,整个经济的活力还是很不错的。美国经济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的中小企业特别多。虽然中小企业的目标是变成大企业,但作为政府来讲,是不应该扶植大企业的,应该保护中小企业。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的心态要做一些调整。经济有起伏和波动,在任何国家都是正常的现象,不可能总是维持过去每年10%的增长。企业做投资,要看到将来的经济波动,要去做更详细的市场调查,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这次在东莞还是看了一些很好的企业的,我还没有掌握较全面的数据。正和岛:现在很多企业家辅导机构很受欢迎,他们会组织企业家去硅谷、去以色列、去德国工业城市游学。您觉得企业家如何避免只是走马观花,而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呢?黄亚生:所有的事情都得用渐进的眼光去看,走马观花总比你固步自封要好。我以前接触有些民营企业家,真的是非常自我。2007年,国内某高校EMBA班的学生跟MIT有合作,我们负责接待,我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后来该校老师跟我反馈说,这堂课引起了中国企业家的不满,觉得你一个中国人到海外还在说我们中国的缺点,问我以后能不能讲得更温和一些。那我再也不教了,我在中国你干涉我的自由也就算了,到美国还干涉我的自由。我还听说,也就三四年前,长江商学院有个班到哈佛商学院上课,有教授也讲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些老总站起身就走,“你还来教训我,我比你们成功多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么骄傲、自满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从这么自我、这么傲慢,到他觉得外国有些东西可看,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过去中国企业家、政府官员到美国去,经常会发表感想,觉得美国机场怎么这么旧,五星饭店也不起眼;现在呢,他们到硅谷去,到德国去,知道人家有比自己先进的地方,是很大的进步。有个中国政府官员跟我讲,过去都是去华盛顿参观政府机构,这次来MIT参观媒体实验室,参观后感觉非常震撼,觉得在技术方面,中国20年、30年、40年也难以赶上美国。我自己在中国公司也做过独立董事,一年要开几次会,每次开会讨论的很多是政府的批文拿到了之类的话题。现在我在一家MIT背景的公司做独立董事,每次开会听到都是,技术又有新突破了。这个对比让我感触很深。我们国内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实际上也很有才能和智慧,但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他们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寻租上,美国企业是把时间花在创造技术,创造新价值上,那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花10个小时寻租,就减少了10个小时去创新。所以中国政府要检讨这个问题,要减少管制,这样企业家自然而然就会把时间花在创新上。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以色列比美国、新加坡更值得中国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创业型国家。在具体的层面上,哪些做法值得学习呢?黄亚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政府占有很多资源,政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企业决策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因为政府知道,政府的见解不见得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不见得是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当企业决定投资新项目时,政府投资支持,即使股份占大头儿,也不行使发言权,让企业自己拥有百分之百的管理决策权。这是第一条。第二,以色列跟美国很像的是,整个环境很自由,甚至更具有自由挑战精神,挑战学术权威、政治权威。没有挑战、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创新。我在以色列,亲眼看见年轻懂技术的小伙子说“技术方面,将军什么也不懂的”,而旁边的老将军也很认同,哈哈一笑赞同他。创新不仅仅是从0到1正和岛:中国企业总体应该还是缺乏创新的,但我们的阅读中,“创新”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该怎么定义创新?在中美语境里,“创新”是否有不同的含义?黄亚生:创新本身是很模糊的概念,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中国肯定是有创新的。我们现在能够衡量的是中国的基础科研,就是学术创新,比如中国科学家出版的书籍、论文。原创的东西还是比美国少。诺贝尔奖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比较,仅MIT一所大学就有80位诺奖得主;从这一点讲,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中国的商业创新还是很多的。当然,在任何国家,本土企业应该更了解本土的情况,能够做出更多市场创新。正和岛:MIT在让渡高校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方面做得很好。看中国的情况,到底是高校的创新成果少,还是产业转化率低呢?黄亚生:中国高校还是有创新的,这肯定是有的,每年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中国高校的很多创新不能转成生产力,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另外,中国高校的创新,应该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如果制度上能够设计得再合理一点的话。 正和岛:从数据(见表1)上看,中关村成绩斐然。但是跟硅谷比,还缺少什么?表1 中关村与硅谷、麻州创新集群主要指标对比黄亚生:用于对比的统计指标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些成果,但是却无法衡量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本质区别。李开复说,“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但这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达不是“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而是“中关村能否不必处处模仿硅谷?”当中关村已经不是“处处模仿硅谷”时,我们才能说中关村真正地赶上了硅谷。我们衡量硅谷和中关村的相对实力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个“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你来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1)如果没有硅谷还会不会有现在的中关村?2)如果没有中关村还会不会有现在的硅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百分之百是肯定的。所以正确地解读表1里的指标不是简单地把中关村和硅谷的两组数据简单地横向比较,而是要问“如果所有的硅谷的指标都是零那么中关村的指标会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类此的方法论来分析硅谷和麻州128的关系。硅谷和麻州128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它们占据不同的技术空间。如果没有硅谷照样会有麻州128;没有麻州128也会照样有硅谷。这才是原创的基本定义。中关村的巨大优势其实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比如一位美国作者写了本好书,中国作者翻译过来,可能在美国卖3万本就是畅销了,在中国完全可能卖30万本。你能说卖得多的是最有创意的吗?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从0到1》这本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黄亚生:我是这样讲的。彼得·蒂尔讲得有点绝对,认为创新就是从0到1。我们在《创新的创新》里也会给出一些学者对创新本质的解读,当然是学术性的,不是畅销书性质。然后我们有个共识,创新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组合,而不只是从0到1的过程。从0到1是纵向的,这个技术出来之后还会发展,会从1到100,会不断改善,这个也是创新。微信就是一个例子,推出来之后还一直在改善,或者平移到别的市场进行再创造。你看我们用的微信,这个原本是韩国人发明的,但在中国的大市场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也用微信,觉得微信很好,比美国的很多APP都好。为什么韩国人能发明这种APP呢?美国人是一个APP做一件事,所以需要打开很多APP;韩国人喜欢用一个APP做很多事,可以记PDF,可以分享照片、听音乐、看电影,可以付款。这可能跟文化、生活习惯有关。但是韩国和美国还有一个区别是,韩国的宽带非常发达,这种APP在美国可能宽带支撑不了,但在韩国就可以。微信从韩国到中国,被不断地改善,本身也是一种发明。从0到1过于戏剧化了。很多原创技术可能在美国在以色列,但是中国有这么大的应用市场,而这个应用市场又会促进技术的改善,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发明。正和岛:您在《创新的创新》中提到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带来解决方案,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机器人会带来蓝领工人的失业。黄亚生:这个是应该多讨论的,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中国底层的蓝领工人。我一直对中国担心的是失业,而不是工资增长。工资增长是好事,但我担心失业问题。正和岛:中国实验室项目自2008年创办以来,相信每年都有新进展。最近的变化是什么?黄亚生:中国GDP增速比较快的时期,我们做的项目更多集中于市场调查、市场扩张方向;这两年的项目,更多关注企业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融资等。这可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当竞争变得更激烈时,企业更需要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这是最近五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正和岛:中国实验室如何选择合作企业?黄亚生:我们侧重的是中小企业。中国实验室首先是个教育项目,虽然我们的MBA同学来自波士顿、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毕业了可能还会回到这些公司工作,但他们要同时兼顾MIT的学习,不是全职工作。第二,我们为企业服务,更像NGO,因为收费很低,只是覆盖一些差旅费之类的直接成本。我们做一个项目,会派出4个学生,他们的飞机票、住宿差不多一万美元。其余的成本来自MIT的校友捐赠,现在也有来自中国企业家的捐赠。中国实验室每年做20~30个项目,每年差不多要花40万美元的经费,因为我聘请了七、八位专业的导师来和MBA同学一起做项目。这些导师不像我只有纯学术背景,更多是企业高管、创业成功者、咨询师,他们花一定的时间在中国实验室的项目上,我得付工资。我们差不多每年10月开始征集企业申请,11月份开始选企业,次年1月份组建团队,2月份开始做项目,3月中旬来中国做实地调研两周,到5月中旬结束。这些在我们的网站(http://mitsloan.mit.edu/actionlearning/labs/china-lab.php)都可以看到。本文选自正和岛,2016年2月2日
2016年2月29日 -
毛大庆:我这样定义我自己
2016年2月24日,由财视传媒、传播达人汇、搜狗共同主办的“明星企业家引力波”主题沙龙暨“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发布会在京举办,优客工场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毛大庆出席并表示“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引力波的正能量发挥下去。”演讲一开始,毛大庆就表示很惊讶自己能入围“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当然,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原万科高级副总裁毛大庆的离职与创业动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所创办的优客工场,亦拉开了国内众创空间蜂拥而起的序幕。共享经济时代,个体的价值会被放大,甚至是无限放大。毛大庆认为这恰恰是引力波的概念,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与其他发生反应,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这也就能解释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现象,比如去年以来,一个普通的个体竟能突然间变成网红。毛大庆认为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恰恰反映着当下这个时代的导向,而作为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也就是希望自己被传播成何种形象,他给自己定义了四点:首先是“15派”代言人。过去的2015年,创业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今年热度依然不减。毛大庆介绍说,今年第一季度他身边40多岁依然选择创业的不下百人,其中包括企业高管以及政府官员。这一群体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15派”。其次,毛大庆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这或许也就是毛大庆选择在这个节点自主创业的初衷。第三,作为企业界人士,毛大庆更希望把自己定义为商界的学者。在毛大庆看来,这个时代变化太快,需要思考,更需要创新。所以毛大庆经常在个人公众账号发表看法,要求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身上带有更多学者的气质。最后,毛大庆还希望自己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什么职业,但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毛大庆调侃说自己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而之所以在四十六七岁的年纪登上体育界最高奖,不是因为跑得快,而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而跑步。毛大庆显然非常喜欢“马拉松跑者”的身份,他自豪地介绍自己在过去两三年影响了上千人参与马拉松、上百个抑郁症患者愿意接受治疗。毛大庆坦言自己每天都很累,但是每天都坚持在微信上与抑郁症患者互动,他愿意传播引力波的正能量,他调侃说“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以下为毛大庆演讲实录,经财视media编辑整理:完全没有准备,那天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变成搜狗的前50位,我也很惊讶,但是也不太惊讶。因为过去一年应该被搜的蛮多的。来之前给我准备了一个让我回答的话题,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说说,主办方希望我说说关于自己的传播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共享经济时代一个很大的特征,我觉得就是个体的价值会被非常非常大的放大,甚至是无限的放大。个体的价值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个体。所以这就是引力波很重要的来源。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跟其他之间的,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的。在现在共享经济时代,尤其是意见领袖们更加重视,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形象去传播。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我到底希望传播成什么样的形象,我给自己定义了四条。第一,之所以被搜的比较多,确实我们是碰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大时代,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我想我们都在进入到非常复合型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雾里看花,我想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看这个时代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闪现了几个好玩儿的事跟大家分享。去年十月份我在美国见了爱迪生的曾孙子,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知道爱迪生是很伟大的发明家,但是他没有什么伟大。我问了一个话题,我说,你觉得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你的曾祖父发明灯泡的电时代之间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可以参照的?他说非常值得参照。他认为,今天的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等于当代电在当代社会出现一样。他说1821年和1831年法拉力发现了电磁波,电磁波产生电的闭环的电力场。之后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这个时间相隔半个世纪。其实今天一会儿可以看作一大堆年轻人围着一个不靠谱的新的电磁波的发现在进行创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电磁波的出现在宗教体系是被摒弃的,认为极度不靠谱,电在宗教领域认为是邪恶的东西,像电能把人电死等等。但是那时候就一帮人围绕电创业。就跟今天互联网创业差不多的,于是乎出现了爱迪生。今天的互联网是在1967年、1968年被美国军方按照军事传播的工具被发现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也恰恰是在半个多世纪,我们迎来了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今天各种创业。所以我想在这样大的变革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原来传统的逻辑都会失本,也包括我们的传播和个人的塑造。所以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家看到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是一个个体,可能会突然间变成网红。我们也看见了很多新的传播利器。我在乌镇大会和马云在一起,他给我展示阿里投的传播利器。网红和个人的价值正在通过新的传播途径和媒介在被重新定义和放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才颁布了关于舆论的新的管理办法,新的导向。我想这些林林总总的可以看到时代的导向,我想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像我们还算15派的代言人。15派,我觉得中国喜欢弄个什么派,因为有了九二派,八四派,我把我们定为15派,这确实是一派。这无论从互联网时代还是中国进入共享经济时代,这群按照企业家选择的创业模式,我想这还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周围40多岁选择创业的人,我知道的已经不下百人,各种各样的企业高管,包括政府的官员。第二,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当然我们在做的是共享的当中,共享空间的模式,向东在做共享教育的模式,我想我们都在推动资源共享和社会信息共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选择了在这样的节点上自主创业。我想我也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推动者。第三,我希望作为企业界人士,更希望定义我是在做企业界、商界的学者型的人。我想这个时代需要思考,太多公司不懂,太多东西看不明白,太多东西天天在出现新知识,我们优客工场和纳什空间算是兄弟型的业态。我在我们那里天天跟85、90后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干的事情我基本不懂,但是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行业,正是因为不懂,天天让我学到新东西。如果我还在房地产,我可能永远不去懂他们,他们也不屑于让我们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平行世界的人在一起交汇,我想我们一直在做不断思考,不断研究的学者型形象。所以我经常发表文章在我的公众帐号上发表我对共享经济和对新经济的探讨,我也希望塑造我自己,要求我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我更多希望带有学者气质的企业家。最后,我希望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职业,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我可能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我觉得这条挺好。我在四十六七岁能登上体育界最高奖,我想不是我跑的有多快,我在马拉松领域跑的相当慢的人,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引起太多人跑步,这个倒是事实。在过去的一两年、两三年里我起码影响一千人投身到马拉松的跑道上;起码影响了上百个抑郁症患者,通过跑步在治疗抑郁症。跟我在微信上互动的抑郁症患者,平常活跃的全国抑郁症患者150多人。还经常回答一些问题,我明天想自杀,睡不着觉了,后天怎么怎么地了。我经常跟他们说不要自杀,自杀干吗?自杀了啥都没了,我说跑跑马拉松,跑完了还想杀就杀呗。我每天很累,但是还要回答抑郁症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引力波的问题,我觉得帮助到别人挺高兴的,我们有这个波干吗不用呢?所以我基本上讲完了,回答主办方问我的四个问题,给自己什么定义,给自己这四个定义。想不想当网红,我是不知道怎么当了网红,但是我希望既然当了网红,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影响波类的人,越多人跟我互动,这个波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所谈的问题。也希望我们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新时代,每一个人都发挥一点正能量的引力波,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本文选自传播达人汇,2016年2月24日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