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王俊峰：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肩负重任 发展空间很大
2014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王俊峰在“2014中国税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论坛”致辞时强调，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的作用，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税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我国法制财税建设提出了目标，也提供了指导依据，今后构建完备的财税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财税法制实施体系，严密的财税法制键入体系以及有效的财税法制保障体系，将是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王俊峰讲到当今互联网大数字时代对的传统的法律服务、税务服务和各个方面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将来的混合经营、联合经营专业间的互相增殖服务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方向，所以律师和会计师以及税务师未来的合作领域和空间是非常大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情况下，王俊峰对税务律师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和要求，即要服务于国家财税立法工作；维护法制的工作与正义；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要重视防范税法风险，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希望他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要抓住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服务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律师行业税务管理存在着营改增和个人所得税查帐征税两大问题，一定程度加大了税务风险和税务分担，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用法的主体，更应该以身作则，合法依法的纳税，尊重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特别是作为精通税法的税务律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更为积极的角度为解决律师行业发展的税务管理等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好的方案，积极稳定推动全行业的税务管理水平。
2015年1月12日 -
沈南鹏：加大TMT早期项目投资比重 与90后一起创业
这个时代，再多的事、再大的事，都可以起于财富，止于财富。而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富豪所辐射的区域里，沈南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他，在以财富创造财富。 作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从不频繁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但他在业界的“江湖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2014年，沈南鹏被评为年度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而这也是他第三年蝉联华人最高排名。沈南鹏之所以为业界所认可，是因为红杉中国造就了太多明星企业。 “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他38岁带领红杉中国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开始，十年间，沈南鹏跨过了“不惑之年”，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与此同时，他对红杉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索也愈加深刻。 在奇虎360创始人周鸿的感觉中，沈南鹏就像是一条海洋里的鲨鱼。只要闻到血腥味，这条饥饿的鲨鱼就必然会立刻冲上去。而这条鲨鱼的动向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脉络。 互联网领域“挥斥方遒” 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对于近十年的中国而言，2008年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谁能够摆脱中国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处于风险投资这个永远拥有最敏锐嗅觉行业之中的沈南鹏及其所掌控的红杉中国，也在2008年这道分水岭上变换了思路。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沈南鹏跨入了“不惑之年”，并且将一贯的背头改为了清爽的短发。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沈南鹏个人形象的一次转换。事实上，沈南鹏改变的不只是形象，还有他以及他所带领的红杉中国对投资重点的重新思考。 在2008年以前，红杉虽已投出不少互联网领域的早期企业，包括大众点评和奇虎360；但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其加大了对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布局，聚美优品、唯品会、乐蜂网、京东……更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金融领域布下“珍珑棋局”。 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加码投资互联网领域，一方面是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沈南鹏自己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如果要说在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词，恐怕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和奇迹。”沈南鹏如是说，“阿里巴巴的上市，不仅看出中国企业能够在本土的领先，同时也能够在全球的互联网市场中占据很大的份额。” 目前，红杉中国已经拥有8只美元基金与3只人民币基金，管理着总规模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尽管按照红杉中国的惯例，并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的两个竞争对手。然而，当树大根深继续向外伸展之时，就难免会遇到“无边界竞争”。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尴尬避无可避。 以唯品会收购乐蜂网为例，恰恰是源于双方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撞到了一起。乐蜂网董事长李静曾表示，与唯品会战略打通是乐蜂网“自己的决定，事先没与任何投资人沟通”。而沈南鹏也否认了自己在竞争公司之间“作局”的传闻。 “近两年，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交汇的领域里，出现了一大批提供优秀产品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个消费的子行业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叹互联网变化的同时，沈南鹏也曾经建议乐蜂网将渠道与更大平台合作，将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这个建议，则是基于红杉中国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推导所得出的结论。 按照风险投资公司的标准流程，一旦两家被投公司成为了竞争对手，风险投资公司就会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例如，投资经理之间不能共享信息，投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不能出席公司战略会议，等等。而红杉也遵守了这套流程。 “作局”这一说法或许有些牵强。且不说互联网电商在纵向发展壮大之后都会采取横向拓展势必会导致业务有所交叉，单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即使在企业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根据常规也是需要避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在此情况下，当所投资的两家企业商业模式逐渐出现重叠而变成竞争对手时，一方被另一方并购，想必是红杉中国在当时能够给投资人的最优答案。 与“90”后一起创业 在美国硅谷，成立了40余年的红杉资本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在大型机时代，它发掘了PC先锋苹果电脑；当PC大肆发展，它培养起网络设备公司3Com、思科；而当电脑被广泛连接，互联网时代来临，它又投资于雅虎和Google…… 同样瞩目的投资业绩，同样的秘而不宣。红杉中国将红杉资本的基因带到了中国，并在延续着这一传奇。 “做企业家事业的土壤和基石，做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这是红杉中国一直秉承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沈南鹏与红杉中国游走于创业者之间，以手中的资金为支点，为后者撬开一个绚烂而广阔的天地。 2008年，不仅是红杉中国加大投资互联网领域的一年，从其投资策略上来看，其亦不断发力从VC到PE阶段的全产业布局。 特别从2010年开始，红杉中国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处于第一轮或者第二轮融资阶段。尤其是近期，红杉更是在早期领域非常积极，也做了更多努力。不仅加大了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比重，同时，红杉中国还发起了“前方高能！红杉陪你创业去”的活动，为全球85后、90后的TMT领域早期创业者助力。 “TMT领域早期创业项目到了85后、90后主唱的时代，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开放，对市场痛点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加敏锐，我们酷爱他们的激情与梦想。然而，面对快速迭代的产业和技术周期，创业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红杉中国愿意从旁佐助，与他们一起创业！”在活动现场，沈南鹏分享了他对创业的理解。 投资风格的切换，从红杉中国所设立的基金形式上可窥一斑。 在2009年初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沈南鹏曾说道：“红杉中国在2005年成立了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2007年5月又成立了PE(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轻’资产和‘重’资产两方面的投资都有涉及。”(详见本报2009年3月30日《沈南鹏：看好周期性行业》一文) 相比齐名的鼎晖投资、弘毅投资，红杉资本在大手笔投资、产业资本运作方面也毫不逊色。虽然红杉不再关注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PE投资，但却紧紧抓住PE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机会。仅就2014年而言，红杉掷出的大手笔PE类投资包括物流领域的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医疗健康领域的稳健医疗、威高集团、鱼跃医疗；消费品领域的韩后；以及互联网领域的陌陌、今日头条…… 模仿、学习加创新 正如本文之前所言，在“投资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即使是目光如炬的他，在投资中也难免会有失手之时。 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风险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业绩。而市场何时向好无人可以预期， 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风投机构的投资人)的钱越来越紧张，也使得风险投资机构普遍“捂住钱袋”。整个行业从曾经的“全民PE热潮”直接掉进了“冰窟”，寒冬、剧变、转折点等成为了挂在投资人口头的“常用语”，不少机构都放慢了投资步伐，更多的重心放在了已投资公司的管理上。 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红杉中国也颇为保守的只投资了四五个项目。对此，沈南鹏颇感遗憾，觉得当时“有一点缩手缩脚”。而其中最遗憾的，是错过了京东的第二轮融资。 于是，沈南鹏与红杉中国开始梳理产业逻辑和行业脉络，同时也开始将VC基金的重心向早期前移，将PE基金的关注点聚焦于重点行业的领先企业。红杉中国的选择，反映出了彼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大趋势。在这一分水岭之前，恰恰是国内企业IPO的热潮，大量中国本土基金将热钱投向Pre-IPO的项目，赚取上市回报，红杉中国亦不能免俗。而2008年经济周期进入低谷阶段，也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风险投资应该如何创造财富才算是成功。 “如果说20年以前，几乎是全世界去模仿硅谷的话，今天在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中国、印度、韩国，每一个应用都是企业根据用户的特征和诉求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应用。比如讲我们看到现在像腾讯和百度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当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沈南鹏表示。 “这样的一种创新能力也决定了这样一家公司在本土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更多的是模仿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应用，恐怕会很快地陷入传统行业当中的红海竞争。这也意味着这些原创的商业模式恐怕很难有机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向别的市场。” 在与美国硅谷同样的投资基因之下，沈南鹏让红杉中国变得更加本土化，这或许会让其带着梦想走的更远。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作者：何莎莎
2015年1月12日 -
【中国新闻周刊】2015人才流动：全球化的新浪潮
2014年12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出公告，阐述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细则，包括简化合法移民步骤，重点改善H1B签证项目（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企业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其中，和中国留学生密切相关的是为STEM（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 2014年11月，来京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带来了一份“大礼”： 奥巴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当场宣布，为中国公民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签发最长达10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为留学生签发最长5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新移民法案和签证举措，是美国吸引人才的一个很大的动作。美国STEM专业的海外留学生中，超过三成来自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都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2014年1月25日，香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考场，近万名考生参加了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 2014年，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都推出了移民新政或新的签证举措，各国争抢人才的势头加剧，人才流动的增强，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一个趋势，在2015年，这会表现得格外明显。“超级签证”VS“留学红利” 2014年2月，先是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取消单次签证，取而代之最长给到10年有效期、多次往返的“超级签证”;一周后，加拿大政府又在公布2014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宣布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和联邦企业家移民计划。 实施了近30年的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由于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几无风险，在启动后逐渐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财富移民计划，加拿大也成为中国人选择移民的“第一梯队”国家。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统计，过去的近30年间，通过投资移民进入加拿大的人数超过13万，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而加拿大政府一方面背负着“违约”的指责“叫停”投资移民计划，另一方面又推出“超级签证”，这是意在避免一些人移民只为拿个绿卡买个身份并享受福利，但并非是拒绝留学生和资金。对于一些陪读的父母来说，“超级签证”也足够便利。总体上看，吸引资金和人才是所有国家移民政策发展的趋势。 在“叫停”投资移民计划一个月前，2014年1月15日，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埃德·法斯特公布了《国际教育战略》，每年投入500万加元，吸引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东北非和越南等六大主要市场的海外学生和海外研究人员，计划到2022年实现海外留学生数量翻一番，达到45万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呈递增势头，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12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从2011年的6.7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8.8万人次，从占该国留学生的22%迅速增长到33%。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加拿大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截至2013年，中国已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对于加拿大、美国等国来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消费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等越来越多的“留学红利”。以加拿大为例，仅在2010年，国际留学生在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上的支出超过8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这一数字比加拿大在飞机、航天器等大型设备出口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总和还要高。但比“留学红利”本身更重要的是，“留学红利”还可以转化为“人才红利”，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才库，增强其人才竞争力。缩小“人才差距” 不无巧合，也是在2014年12月16日，白宫公布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货物流动方面，我们做得很好了，但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上，还是美国占据优势。如今，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是“全球化的三个浪潮”。如果要拿中美比较，在货物流动方面，中国已经不输于美国;但在资本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上，中国要落后很多。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而且，其中读学位的人数只占五成左右。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而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的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可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破除人才移入上的种种壁垒。 2014年12月12日至13日，首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分别作出关于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提出，到2020年，吸引50万外国留学生。 这是第一次由中央层面来召开关于留学工作的会议，把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当成同等重要的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由过去更多地重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到现在也开始对人才流动更加看重。 如果50万的数字只是来华的留学生，而不是指在华读学位的留学生，那这个目标还是偏保守的。“一带一路”拉动企业走出去 除了留学外，在对外投资有望超过来华投资的大背景下，必然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在非洲的人口估计不到80万人，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100万人。 这100万人中，大多数是跟着小老板去非洲的工人，他们开餐馆、宾馆、商店、建筑公司、贸易公司等，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工人几乎全部来自当地，而中方只派出很少的管理人员。 这样的模式在“一带一路”沿途将会很常见。2013年9月，在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访问中亚四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个月后，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习近平提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一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结束又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行以及对中亚南亚四国的访问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媒体谈起习主席此次出访成果时说。 “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带动一部分企业、人员走出去，但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更多会靠的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设。 中国不断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国际移民趋势上出现新动向的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因素。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加大对“裸官”的监察力度。而2014年北京APEC会议发布了由中国推动的第一部反腐败宣言——《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反腐败的共识之外，《宣言》还提出要建立亚太地区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搭建追赃和追逃的平台。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里还提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则可能超过15000亿美元。 国际上的反腐合作将对“裸官”移民尤其是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起到遏制作用。（口述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1月9日 -
李成：中国民间智库发展之路
智库是美国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智库之于中国似乎是新的领域，近年来则日益成为热门的政策研究话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中国智库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和民间团体的资金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积累、研究方式、特色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及全球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一一对政府部门的传播，对学术圈的传播和通过对公共媒体的大众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在国内对国际化智库的概念、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智库需要考察与探索国际化的模式，关注国际智库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尤其要学习世界顶级智库的运作模式。然而，在特定环境下对中国民间智库的探索与实践并不容易，受资金、人才、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困扰，是中国民间智库探索与发展的必经阶段。 智库发展最关键的是人才和政策上的推动，而非经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以一个零售商的名字命名的智库一一罗伯特·布鲁金斯发迹后，于1916年创立了该学会。而中国目前有非常好的条件一一大量的私有企业资金丰沛，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回报社会，并对政策的探讨和制定融入更多民间的思考。因而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 智库选择的人才必须是非常著名的或有巨大潜力的，他们能够不断得到媒体、学术界、国际与国内民众的注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入才对智库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一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一个智库就有可能风生水起。 目前，中国发展智库具备国家发展战略的大环境，在此背景下，智库中的人才要有良好的研究和工作环境。研究人员应当能够决定他们的研究课题、方向、特点，同时还应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不要给他们太多来自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压力。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研究人员有100 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其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传媒、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的智库里“将军”多、“士兵”少，难以形成有效机制。因而，智库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工作搭配基础上。 人才虽然很重要，但只靠入才而没有良好的运作模式，有时会把优势变成弱势。对于中国的智库来说，其聘请的专家学者应当在智库里工作、有所贡献，而不是单纯挂个名。毕竟，思想库的首要任务是产出思想，提供新的观念、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近年来，许多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因素，但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以进为主的“旋转门现象”。近年来也有来自智库（如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工作。相信随着中国智库对专业化的重视，包括对海归学者的重用，“旋转门”的单边现象会有所改善。就发展与建立更系统、更扎实的研究，并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均衡而独立的政策分析而言，中国的智库网络仍处在早期阶段。在中国智库面临探索和挑战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国际化发展的成果。对中国新型智库的定位、大国智库时代政府的作用等也有一些有益的探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不断增长，以及国内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立真正对中国发展起作用的大国智库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借鉴海外智库的发展并与其广泛、深入的交流是必要的。 在中国国情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让研究成果带动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造福于民众，并带来外界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这方面中国的智库还需要更多的提升。 “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近百年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我愿意把这三句话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期待中国智库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会更好、更有信心地建立起符合其文化社会环境，有中国特色、多元化、有国际话语权的一流智库，并产生一批令人瞩目的顶尖思想家。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9期
2015年1月8日 -
新华网： 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由“竞争”转向“竞合”
新华网长沙1月7日电（记者李丹）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改变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竞争状况，形成“抱团取暖”的“走出去”新格局。 “在国际项目招投标中，我们经常遇到中资公司内部不计成本地竞相压价，也曾因此放弃了不少优势项目的投标”，6日，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刘跃龙在“湖南千亿海外”重点企业座谈会上说，“后来我们变‘竞争’为‘竞合’，即通过在相互竞争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通过‘竞合’，联合体各方的强项得到了充分发挥，企业也降低了海外扩张风险。” 在竞标斯里兰卡道路项目时，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联合了中航技集团与两家当地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参与竞标。“中航技集团擅长融资和资源整合配置，而两家当地知名建筑企业熟悉当地市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法律、语言、劳工等一系列棘手问题，组织实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土建工程也得心应手。与他们相比，我们在联合体中主要承担技术含量较高的相关内容。”刘跃龙说。 从收购资源到收购技术，从央企到民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至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 然而，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国内企业的竞争也蔓延到海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指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的电站、大坝以及公路和铁路等项目上，经常出现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采取低价策略，造成恶性竞争。 “竞争性项目相对来说利润低、风险大，但竞争性项目也是提升经营管理能力、融入国际本土市场的必然选择，”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一方面企业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狼共舞’，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引导，促成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签订‘抱团出海’的战略合作协议，避免恶性竞争。”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刁春和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逐渐向高端发展，而建立企业间良好的“竞合关系”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得好的关键，不仅要加强行业间和企业间合作，也要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跨行业合作、上下游产业链等合作。 一批行业和企业“走出去”互联合作平台在管理部门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上海和沈阳“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相继揭牌，推动企业间分享经验、共享资源、加强合作、抱团出海。 湖南省商务厅负责人表示，今年湖南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带动省内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建立“走出去”联合体，将新打造3至4个“抱团出海”产业联盟，力争在2015年实现“走出去”1000亿目标。
2015年1月8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生代海归在成长：创业意愿强 青睐新兴产业
2015年伊始，我们以“变”和“爱”两个主题词来展望海归的2014。回顾这一年30多期的报道，我们发现“80后”、“90后”的青年海归已经悄然成为了许多故事的主角。《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主编王辉耀把他们称作“新生代海归”。2008年以来，新生代海归群体不断壮大，已达百万之众。成长中的他们不容小觑。 成长中的新特征 新生代海归在国外的所学、所见、所想以及回国后面对的经济环境都与老一代海归不同。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 A 创业意愿强烈 新生代海归的创业意愿更加强烈。 与老一代技术型海归创业需从头摸索企业管理不同，新生代海归学习经管与金融专业较多，“80后”、“90后“”海归创业团队成员往往已经掌握了国外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新生代海归创业意愿不断增强。 2014年初，湖南省委发布了关于新生代海归就业创业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海归创业人数远高于就业人数，仅有26.5%的人选择就业，44.1%的人选择创业，23.5%的人则同时具有就业创业经历。2014年底，深圳市侨办侨联海归项目课题调研组对深圳海归创业、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88.37%的海归有比较强烈的创业意愿，六成海归计划在深圳创业5年以上。 创业对于新生代海归，不仅是为了求得物质上的满足，更多是一种对梦想的追求。在一家大型电子商务公司从事投资工作的留英海归郭奇有着自己的创业计划。根据市场调查，他决定筹备创建丝袜品牌。他说：“我之所以创业是希望实现个人最大价值。我梦想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创业是我梦想的开端。” 新生代海归创业趋于理性，愿意为了创业梦而蛰伏几年。留学(课程)加拿大的北京人王超在创业前做了多年的投行业务。谈及创业，他说：“我有一个自己独立创业的梦想，几年的工作让我对于企业运营与风险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而新生代海归必将成为其中的生力军。 B 勇担社会责任 面对日新月异的祖国，新生代海归继承了老一代海归“留学报国”的思想，在关心国家建设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许多海归在国外都亲身体验过国外的公益活动或环保活动。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贡献的理念已经内化于他们心中。中国公益、环保事业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这些海归就将“社会企业”等国外先进理念介绍到国内，并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和公益事业当中来。 无论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田惠萍，还是漳州的翻译志愿群体和湖南海归协会举办的“千人海归拾起美丽湘江”活动，都说明公益和环保已经融入新生代海归的生活中，成为了这一群体最美丽的标签。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新生代海归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融入到他们的创业就业之中。在上海宝碳新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卿看来，她的归国创业项目实现了创业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完美对接。“新生代海归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把低碳的价值理念植入公司，为人类生存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奉献。”朱伟卿认为，社会责任感是她在国外学到的十分重要的一点。 此外，新生代海归还希望能承担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肖晗就谈到：“除了产品外，我们更要输出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更需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去做。” C 从业领域较新 新生代海归在创业就业领域上呈现出向新兴产业倾斜的现象。《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显示，近三成海归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产业就业，而在创业上，13.3%的海归选择了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改变得益于这些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政府为海归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完善。“80后”、“90后”新生代海归的创业就业环境越来越好。在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20周年座谈会上，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地实际挂牌并能保持正常运转的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总数为261家各地留学人员创业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提供落地、政策、政务、商业、市场、融资等创业支持的基础服务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表示：“在就业创业领域的选择上，海归可以整合国内外资源，投入到教育、文化及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借鉴国外成熟的商业模式，引领国内相关产业实现国际化。”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等文化创意产业盛会上，一批海归已经崭露头角。例如，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改造项目中，海归设计师张珂的作品就广受好评。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新生代海归在新领域的探索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中的新烦恼 新生代海归的成长也伴随着烦恼。日益庞大的新生代海归群体也面临诸多挑战…… A 就业竞争激烈 对于新生代海归来说，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已经成为“新常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就业形势严峻，而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高速发展，机会更多，因此留学归国人数近几年增长迅速。2008年到2013年短短6年间，共计112万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占改革开放35年来留学人员总数的1/3。这112万人中，大部分为新生代海归。 近几年全国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大环境是新生代海归就业难的外部原因。2014年，“最大回国潮”遭遇“最难就业季”，近40万海归与750万国内应届毕业生展开竞争。部分海归由于语言优势不明显、薪资期待高等原因，在与国内学生竞争时反而并不受青睐。 此外，新生代海归在所学专业、就业领域和就业城市上的扎堆现象则是加剧竞争的内部原因。这就造成海归不仅要与国内毕业生竞争，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升级。如果说与国内学生相比，跨文化经历、国际化视野是海归优势的话，海归之间竞争则使大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海归继续加强自身在语言、国际化视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海归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培育差异化能力，使自己在同质化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B 期待政策扶持 2014年，新生代海归回国人数持续走高，新生代海归彰显年轻、开放、自由特点的同时也面临着就业难、婚恋难、户口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阵痛，而国家政策的缺失也令其陷入困惑之境。 事实上，近些年国家层面出台了“青年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专门针对新生代海归政策。但是相比高层次海归人才，专门针对新生代海归的政策仍然短缺。 高层次海归人才回国办理学历认定、户口证明的手续时享有绿色通道，新生代海归则无法享受此类政策。而对于创业的新生代海归，尽管很多地方政府为留学人员建立了创业园，但是对产业规模、资金技术的高标准要求，使流行“微创业”的新生代海归望而却步。 此外，由于新生代海归出国前还是学生，欠缺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即使有相关政策出台，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据调查，大多数新生代海归不知向哪个部门、从何处询问或查找有关海归就业创业的政策。 因此，有关部门要打造政策洼地，促进新生代海归就业创业。一方面，要将已有海外人才政策扩大普惠到新生代海归。另一方面，要针对新生代海归的新需求，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此外，政府要鼓励新生代海归社团组织发展并与其积极沟通，使其成为为新生代海归普及政策和倾听其需求的交流平台。 C 情场颇不得意 启德教育《2014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已经结婚并生子的海归只有12.7%，单身海归高达58%。新生代海归仍面临职场步步高升，家里冷冷清清的境况。 尽管近几年海归趋于年轻化，但海归的年龄在国内已经接近大龄青年。对女海归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婚恋网站纷纷推出海归专区，海归主题相亲会层出不穷，海归嘉宾的身影甚至也频频出现在各大相亲类电视节目中。这都显示海归婚恋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大部分新生代海归学成归来后，就一门心思扑在了事业上，而忽视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此外，在职场打拼的海归工作压力大，生活方式单一，也导致海归在婚恋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参加相亲活动，也往往心不在焉，疲于应付。 此外，留学经历有时也成为新生代海归寻找爱情的一个牵绊。一方面，有些海归与没有留学背景的异性交往会出现会因价值观、世界观不同而交流不畅的问题，希望另一半也是海归。另一方面，“海归男不爱海归女”的问题也很突出，高学历的海归女往往让海归男望而却步。 眼下春节相亲热潮又将到来，海归不妨暂时放下工作，多参加一些交友活动。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海归要调整心态，悉心寻找，变情场失意为得意。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月4日
2015年1月7日 -
商周刊：中国资本走出去
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由人到物再到资本走出去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阶段，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的通道，这意味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放眼海外。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而这种角色的变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从过去200年全球经济大国的兴衰逻辑看，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 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未来，中国资本极有可能重新塑造全球的金融和贸易格局。 资本崛起：对外投资12年增长40倍 “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商投资(FDI流入达到1240亿美元)仍超过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但这一局面很有可能将成为绝响。”今年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中如此预测。 如其所言，近期商务部对外透露，中国今年对外投资预计将超过1200亿美元。考虑到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而对外投资同比增长21.6%，这意味着，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将很可能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里，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增至1078亿美元，12年里增长了将近40倍，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 数据显示，从1992年开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速度变快，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两者差距逐渐拉大；但2003年后，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有迅猛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实际上，就在2013年1—2月，受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公司拉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今年不能实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实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说，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转为资本输出的阶段，即将成为净资本的输出国。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尚属首次。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在经历30多年的净资本流入之后，随着中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成为全球GDP第二，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 到2013年底，中国总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6604.8亿美元。而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13年则达到创纪录的1180亿美元，基本和中国对外投资持平。但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通道，中国对外投资额很可能在2020年超过2000亿美元。 经济学人智库在11月举行的媒体交流会上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投资国，其海外投资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 “今年中国境外总投资量首次超出外资引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性转折点。”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条件已经成熟，值得关注。 他表示，中国目前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APEC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外交将全面进入主动向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阶段，开始拥有引领全球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重大转变，4万亿外汇储备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支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现在每年都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投资海外。“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资本项目更加开放，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必将成为大趋势。” 黄益平分析了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使此前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这必然会驱使企业向海外扩张，寻找低成本市场。“这是低端生产行业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 此外，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重重壁垒。产品从国内销售到国外，成本高，审批严，流程慢。因而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纷纷海外建厂，让产品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时间和价格上获取优势。 “还有就是战略性资产。一是能源、资源类。我国能源长期来看都是短缺的，” 黄益平解释，投资海外获取能源是一个战略性的动机，“再有就是通过投资获得品牌、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联想和IBM。” 此外，黄益平表示，国外企业本身具备的渠道资源，也是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海外投资的动机之一。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莎拉·马尔可塔认为，欧洲国家企业相比中国投资方企业，本土经验更丰富，更加了解被投资国市场规则。海外公司被中方收购后，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利用其自带的销售渠道，利用现成的管理层的经验和人脉，在海外市场获取利润。 民营企业将成主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称，2013年，中国共有约1.53万家企业走出去，其中国有企业约占55%，他们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为投资集中区域。 “2014年后，中国会迎来对外投资的黄金时代30年。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王辉耀介绍，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不断增加，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生力军。尤其在美国市场，民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76%，民营企业在美投资项目总数已占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 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不断下降，根据商务部等统计资料，工商登记注册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已降至5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的简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推出，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境外并购中扬长避短、携手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过去，中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初期的主导形式，现在变成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并驾齐驱的模式。从数据统计来看，民营企业出去的势头更猛，效果可能更好，收益可能更大。”王辉耀说。 从整个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的大趋势来看，中国民间的对外投资现在还没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逐渐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原司长孙鲁文表示，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效率高，海外关注度低，谈判能力强等特点，积极拓展其海外投资和并购空间，出现了一批影响比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万达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美国AMC影院公司等。据统计，民营企业已占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企业中的60%，达到3000多家，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 无论从存量投资规模、当年流量还是从发展的速度来看，民间投资的速度增长非常快，有可能在明年和后年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主力。而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检验中国经济真正实力的标准之一。 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踏上了境外上市之路。 截至12月8日，已有10家中国企业赴韩国上市，以福建、浙江、广东地区的制造业为主。3家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分别是新华财经、中国博奇和亚洲传媒。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部门，如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加工业、家居用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化工业等，目前有182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里，中国上市企业数量为60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55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代表有搜狐、网易、中国网通、163、百度等，纳斯达克面向的企业多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大中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共有74家，总市值1.04万亿美元。在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有25家。 龙永图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诸多机会，海外上市蕴藏巨大机遇。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既有来自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国内出现生产过剩、资源环境变差、银行改革滞后等不利因素干扰，致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近日来，中国股市“红肥绿瘦”，银行股、证券股屡屡涨停。龙永图认为，股市的表现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符合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对小微企业上市、中国经济转型提振信心，有利于扩大消费内需，有利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让银行、社会及个人过多的储蓄转化成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下一步可关注培育过剩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在海外上市。 资本的加速“走出去”也离不开政策的“绿灯”效应。今年以来，国内政策公开鼓励企业到境外上市。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在近20年来首次公开表示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全国中小微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股权、债权融资或到海外发行上市。6月25日，中国证监会再次表示，尊重企业自主选择上市方式和上市地，但是从监管导向上，更鼓励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 北京二八零零投资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洪亮认为，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必将引发新一轮境外上市热潮。境外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企业融资上市的首选。 新形势，新机遇 从流量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已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居全球第13位，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此，中国政府正在为更多中国资本“走出去”创造条件。未来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面临着较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走出去”发展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也加快了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中，新的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大幅松绑。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行为将明显增强。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11月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正着手推动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相互畅通和便利化的联通。 三是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区域内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中国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ECFA)。近期，中国又先后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并启动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工作。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正抓紧进行。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作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进一步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发展的同时，也会大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把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与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将面临着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在过去的18个月中，经济增速也较以前明显放缓。 根据IMF2014年10月份报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明显供给不足，而发达经济体现有的基础设施逐步老化。美国国内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99%的主要公路都处于老化的不良状况。预计在未来15年，全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将超过9万亿美元。 继世界银行宣布要设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促进机构，促进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作用，今年9月份G20财长会议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帮助私营部门与政府开展公私合营，使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11月G20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中提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内筹建全球性基础设施中心，鼓励各国政府、私营企业、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换信息。 “走出去”准备好了吗？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也走到了这个节点。 然而，机会中也蕴含着风险。尤其是随着中国政府逐渐放开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企业需要更多地自行承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责任。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当前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和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投资失败风险开始逐渐突出。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折戟可谓已进入高发期。2004年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并成为其控股股东，但受制于韩国当地严苛的劳工法和强大的工会组织，到了2009年便宣告投资失败黯然退出。2006年中信泰富开始投资建设中澳铁矿项目，产品装船出口比原计划晚了4年，超支达80亿美元。2009年，中国铁建与沙特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但因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最终发生亏损41.48亿元。除此之外，因地缘政局动荡、政府换届等政治风险，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受挫利比亚、缅甸、蒙古、越南等地的案例多有发生。 多项数据和专业人士的分析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土不服”。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曾指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大约80%的失败率。其中对铁矿的成功投资更寥寥无几。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在2014年莫干山会议上也表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 剖析失败原因，首要因素来自于决策风险。与本土经营不同，境外投资一方面要面临经营、财务、汇率等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遭遇文化差异、政策法律、劳工环境、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非市场风险。但客观而言，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在起步阶段，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视野，在制定和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方面缺乏经验，对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和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认知还远远不够。正是因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预估不足，对投资目的国的宏观环境缺乏了解，对项目发展前景评估不准，盲目决策、草率决策，导致经营亏损乃至失败。 此次中国政府再次松绑境外投资政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但进行对外投资并最终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何让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难题。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企业管理层做出决策之前，需要有更多耐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应当客观评估自身条件、能力，并充分依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目标国的市场、法律、劳工等等做出充分研究。尤其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好好补上风险防范这一课。
2015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