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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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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aily】Beijing lifts restriction on foreign homebuyers
Overseas Chinese can also buy apartments as long as they work, study or live in the capitalForeigners with work permits who have no property in Beijing can now buy one residential apartment without having to work in the city for a minimum period, local authorities have said.Before the new regulation, foreigners were required to work for at least one year in the capital before they became eligible to buy an apartment there, as part of efforts mirrored in four other Chinese cities that restrict non-residents buying property in order to curb rising house prices.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aid over the weekend that foreigners working in the capital can buy property and branches of foreign companies can purchase non-residential properties to be used as offices. The new regulation took effect on Feb 4.Early this month,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five other ministries jointly promulgated a new regulation to overhaul the access foreign capital has to the Chinese housing market. As the regulation took effect, Beijing lifted the threshold.Liu Siwei, a researcher at the Beijing Real Estate Research Institute, said the new policy meets the demand for residential use as the city aims to become 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This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progress in opening-up and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 as many major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don’t levy restrictions on foreigners buying houses," said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Some more new policies concerning permanent residence for foreigners will be announced on Thursday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said.He added that the ministry will establish a service center later this month in Zhongguancun, a renowned high-tech hub in Beijing, to serve foreigners who want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In addition, people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can now buy apartments in the capital as long as they work, study or live in the city.Wang said overseas Chinese get more privileges when buying property or applying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n Beijing, considering their needs in coming back to China to study, work and visit families.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late 1970s, more than 10 million Chinese moved to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Wang. "Beijing endows more favorable policies to overseas Chinese than foreigners, giving greater importance to overseas Chinese. If it works well, Beijing may give foreigners further access to the local housing market," he said. (By Hu Yongqi)From China Daily, 201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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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中国多举措吸引海外学生来华留学
11月,来自马拉西亚(Malaysia)的学生和中国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BFSU)举办的马拉西亚文化节上观看表演。图片来源:王壮飞/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2月15日电 (记者 赵欣莹)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有来自203个国家的超过37.7万名学生在中国学习。据国际教育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计算,海外学生的数量为356499。中国成为继美英后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 无论实际数字是多少,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眼中,这些数字都未能展示全景。方军表示,尽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最受海外学生欢迎的国家,但教育水平、资源以及对于国际学生的系统组织还处于中等水平,急需反省和升级。 单从数字来看,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上进步巨大。1978年,大约有1900名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而截止到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超过200倍。目前,大约有2500所高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名额,而1990年仅有约100所高校有资格招收海外学生。 方司长表示,学生分布情况是不均衡的。因为多数国际学生学习文科学科,尤其是中文。而学习理科、工科和商科的人只占很少一部分。 另一个不均衡的现象是修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学生数量少。只有44%来中国的国际学生是为了修学位。其余学生都是参加短期学习项目,他们中许多都是作为交换生在中国学习一到两个学期后回国修学位。而在英美两国,情况刚好相反,学位学生占国际生的大多数。 另外,多数在中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都来自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不是更大范围的国家。其中超过70%的学生来自亚洲邻国或是非洲。 方军表示,“我们还需努力让来中国求学的国际生来源和类型更加多元化。”地理和费用因素 中国最大的在线教育门户网站——中国在线教育(EOL)总编辑陈志文表示,在中国,大量国际学生来自于亚洲和非洲国家,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陈总编表示,“环顾全球,国际生有两个流动的大方向,在本国所在大洲求学,或是从不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去往发达国家”。 方司长表示,留学费用是国际生认为在中国求学最吸引人的一点。他注意到医学生占比超过五分之一,而其中许多人来自缅甸、老挝、印度以及斯里兰卡。 “这些国家无法培养自己的医学人才,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学生如果想学习医学,就不得不留学海外”,方司长说道。“和西方国家相比,在中国学医更加容易、费用更低、也更为方便。” 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收费标准,本科学习的国际生在中国每年需支付学费1.4万到2.6万人民币。而在英国,本科学习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花销差别巨大,但多数学生每年要付1万英镑(约9.4万人民币)。 “目前,中国主要依靠文化、性价比以及地理优势吸引国际生”,方司长表示。“未来我们将改变重心,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营造好声誉来吸引来自不同国家优秀的国际生。” 中国文化活动上,外国学生正在上陶艺课。2015年12月,江苏宜兴。语言障碍 教育部定下目标,计划于2020年吸引累积达50万人数的留学生,然而,据方军所说,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战胜许多障碍。他说,许多有意向的学生止步于语言障碍,因此英语授课课程的匮乏是一个关键挑战。 据方军的经验,英语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吸引留学生方面有空前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它们获得了大量外汇。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四月至2015年三月,留学生给澳洲经济作出的贡献高达175亿澳元(约815亿元),创下历史记录,年增长率达14%。 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2015“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显示,2014-15学年,就读于美国高等学校的97.5万留学生给美国经济作出的贡献达305亿美元,带动了37.3万多个工作岗位。 方军表示,相比之下一些非英语国家尽管发展良好且教育优质,但却只能通过提供免费教育机会或提供大量奖学金的方式来吸引外国学生。 中国是非英语国家,普通话的学习难度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因此英语授课课程的匮乏和教学方式是外国学生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他补充道。 来自捷克的卡特琳娜(Katerina Galajdova)于2014-15学年在北京学习中文。她说,捷克学生不愿意来中国学习,因为语言障碍关似乎难以逾越。“这里(捷克)的人都不怎么学中文,真正学习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们都把英语当做第一外语,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太新奇了。”卡特琳娜用微信交流时说。 卡特琳娜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提供更多种类的英语授课课程,提高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增加有质量的英语教学课程如国际贸易、商科及相关课程和教师数量会有帮助的。”她说。 高等院校招生网(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dmission System)是一家为希望在中国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提供服务的公司,经其调查显示,汉语学习困难重重从而推动了对英语授课课程的需求。 然而调查显示,2014年为止,接收国际学生的中国大学中仅有15%提供英语授课课程。 公司CEO郑天英(音)说,英语授课课程,尤其是大学课程数量逐渐增加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如此,中国大学远远落后于这一趋势的现状限制了准备来中国接受教育的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他说。相互认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表示,语言障碍和教学质量不高并非招收国际学生时面临的唯一问题。转换学分的问题和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资质认证的阻碍也令他们望而却步。 “如果你的祖国不认可你在中国的学分或学位,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肯定不愿意来中国上学对吗?”王辉耀说道。 2015年底,43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协议,简化学位转换程序,提供相互资质认证。 “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的教育机构更多交流合作,使转换学分和资质认证更便捷、顺利。这必定有利于中国吸引更多国外留学生。”王说。 方军表示,教育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正在建立平台,促成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资质相互认可、简化学分转换。 “这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但我们已经有所突破,”他说,并举证教育部近期与一个有15所研究性大学的协会——U15的合作,这些大学中包括加拿大亚伯达大学、多伦多大学及滑铁卢大学等。 在这些合作的助推下,教育部筛选了一些知名的中国大学提供一系列高质量的课程,吸引U15的学生在中国学习4-8个学期,这一期间获得的学分能为两国认可。 “中国大使馆及加拿大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项目的前景持乐观看法,约500名加拿大学生有望通过这一项目来到中国学习,”方军说。本文选自《中国日报》,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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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各地掀起了“智库热”。据有关机构和专家的保守估计,2014—2015两年来我国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在5000家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年,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智库的数量还会大幅增加。这对于推进我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程,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战略性意义。然而,面对智库数量的高速增长,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担忧,认为如果忽略了智库质量的建设,则会违背我国智库建设的初衷。 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尤其是,智库建设如果忽略了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建设工作的重视,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众所周知,美国是智库大国,更是智库强国,在世界各类智库评价排行榜上,美国的智库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独占鳌头。我国许多智库研究者从美国智库的特点、运作模式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美国智库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着美国智库取得辉煌业绩。 以区域研究为例。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一项重大发明,产生、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建立了众多区域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项目,以同时处理世界许多地区的相关问题。通过重叠与竞争,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提供了全球视野。”“美国区域研究和教学的超常发展和全球覆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而这种“超常”往往会令被研究国的学者感到惊异。曾有留美历史学人深有感触地表示:美国对中国了解的深度与广度并不亚于中国教授,“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远远跨出了政治史和军事史;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的经济、社会、农民、工人、妇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许多的研究和结论,经常让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55、357页)。美国人认为,对于认识和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所需要的并不只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专注于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动力,它们的社会组织、人口、社会心理、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审美、宗教传统、宇宙观与哲学观等方面研究的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种知识不仅对政治分析家、外交家和发展专家有用,而且也能用在商业、媒体、初等与中等教育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不仅在形成、推动和指导海外计划方面,而且在将其广泛传播给更多民众的高等教育领域方面,这种知识也显得尤为必要”(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成果卓著、堪称经典,其彻底性、细致性、前沿性均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如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急需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这一民族的特性,以制定相应的政策。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写作了著名的《菊与刀》。1946年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现实政治操作的杰出例证。 虽然美国的区域研究曾遭到诸如“是为了赢得冷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本质上是为了‘了解敌人’”等的诟病,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美国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文化霸权的动因、美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和‘东方主义’的偏狭,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充实、全面而强大的,它构成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知识和文化,或者说‘软实力’基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 正是在这些看上去与政治关注相去甚远的领域,如历史、哲学、人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存,支撑了美国构建“大政府”的历史进程,而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专家也成为美国政府机构及各大智库专业人才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成和运作,便集中显示了强大的基础研究和智力资源对于国家目标服务的重大作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立者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基于此认识,“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会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战时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牛可:《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 也正是这些平静地从事基础领域研究的学者构成了美国各大智库的矿藏,一旦被发掘利用,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1957年,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其发射时间与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推断出的时间仅差两周,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王辉耀、苗绿著:《大国智库》,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52页)。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迅速了解因应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最佳防疫方案,兰德“在第一时间集中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人才迅速提供了基于严格分析的答案”(冯绍雷主编:《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89页)。可以想见,智库取得的这些成功离不开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现实的长期观察跟踪与调查研究,所谓的预测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智库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是美国智库能够胜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时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麦乔治·邦迪在1967年总结福特基金会赞助地区研究的工作时所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关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 反观我国,在人文社科等基础研究领域则与美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以世界史研究为例,据统计,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中,从事世界历史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平均占全体专职教师的四分之一左右。许多地方院校甚至只能维持教学,没有能力搞研究。从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稀缺;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数。非洲与中国关系紧密,而对非洲的研究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基础学科和基础领域研究不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 显然,这样的研究现状不论从人员数量还是从研究质量上来讲,都很难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各类智库也基本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撑。虽然早有学者指出,智库主要功能是进行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基础研究,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试问,如果连基础研究都没有或非常薄弱,又何来对它的超越呢?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一带一路”,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以我们现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多少可以做到像美国的区域研究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呢?而如果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仅限于表面的甚至只是大概层面的,做不到对其历史演变、哲学和宗教信仰、审美和社会心理等人文传统的深入探究,许多问题就看不到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也就很难提出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来。 因此,中国的智库要真正承担起资政建言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这一富矿之上,才能行稳致远。(记者:薄洁萍)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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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春运压力背后是农民工留城难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截至2月15日,我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已达13.8亿人次。虽然我国高铁里程建设已经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春运期间巨大客流依然力不从心。 解决春运忙问题,根本上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春运集中体现了农民工回家团聚的奔波疲态。如果说春运是我国人口红利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那“人口红利”是否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人口洪流”?答案应是否定的。春运洪流的产生,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农民工需返城再返乡,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无法购买城镇住房,在制度束缚下“被漂泊”。 依据全国多数地方现行户籍制度,人才落户和买房落户是获取城镇户籍的两种主要形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缺乏房产购买力的农民工显然被排除在外。土地制度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障碍。我国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制,除极少数地区外,土地获取以分配为主,不允许流转。没有交易市场,宅基地便没有价值。农民与市民不同,没有名下增值的房产可变现,也就没有在城镇买房的购买力。孱弱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衍生的民生、文化问题触目惊心。 以更宽角度看,我国应探索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方式,让农民工春节时在城市中与家人团聚。政府新近提出的“农民市民化”和“减少留守儿童”等政策指向表明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要从细微制度上开始改革。我认为可以从三点着手: 第一,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允许长期不在农村居住的家庭出让宅基地所有权。取消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规定。 第二,可大幅度放宽农民工落户限制。建议直接放开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农民工落户。只要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单位满1-3年,即可办理城镇落户、允许父母投靠落户。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医疗保险,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多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但不少硬性条件农民工无法满足。比如提供连续社保证明。农民工工作连续性差、福利待遇低是很普遍的状况,建议全面取消这些规定,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工子女无条件接收,享受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第四,二三线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吸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促进房产去库存。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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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伊朗新角色 冲击有多强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日结束对伊朗的访问。这是德国外长3个月内第二次访伊。此前,伊朗总统鲁哈尼1月下旬对意大利和法国进行了西方国家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后的首次访问。 伊朗近期活跃的外交举动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产生了诸多影响,它所扮演的新角色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目光。【欧美拉开距离】 伊朗和欧盟一些国家的高层交往意味着双方在双边关系上迈出更大步伐,双方政治互信增强。施泰因迈尔3日在同鲁哈尼会见时强调,德国已决心与伊朗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关系。 与伊朗和欧盟国家关系趋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伊政策依然僵化。欧盟和美国拉开了距离。 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16日签署行政命令,决定根据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要求解除对伊朗相关经济制裁,但美国众议院2月2日通过了限制奥巴马解除伊朗制裁的法案。美国财政部仍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11家企业和包括伊朗公民在内的数名个人纳入制裁黑名单。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钟飞腾认为,对伊朗制裁解除后,欧洲成为赢家。在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速度上欧盟超过美国,不仅有助于欧洲缓解难民问题压力,增加经济收益,还可以增加其在中东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在对伊朗态度上,美国与欧洲不同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和伊朗的相互仇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以世界霸主自诩的美国仍对作为新兴势力的伊朗心存疑虑,这意味着与美国相比,欧洲可以用更加和缓、公正的心态与伊朗打交道。【改写国际经济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伊朗人口约8000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4060亿美元,这使其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重返国际市场的最大经济体。 经济体量是伊朗撬动与外界关系的有力杠杆,也是外界看重伊朗的重要因素。 在同施泰因迈尔会晤时,鲁哈尼表示,伊朗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伊德两国也应发展更长期的友好关系,构思经济合作的蓝图,工业、矿产、能源、铁路和旅游业将是两国着力合作的领域。 伊朗与外部新的经贸关系十分“亮眼”。鲁哈尼1月下旬访欧时,伊朗与意大利签订了总额高达180亿美元的多项合同;伊朗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达成协议,伊航将购买118架空客飞机,价值高达250亿美元;法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标致—雪铁龙集团计划投资4.3亿美元,与伊朗主要汽车制造商建设合资工厂;法国油气巨头道达尔石油公司也与伊方签署购买伊朗石油协议。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1月16日正式执行。欧盟和美国随后宣布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西方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意味着伊朗千亿美元资产被解冻。被孤立多年的伊朗将大力发展经济。有报道说,随着制裁被取消,伊朗希望每年吸引高达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同时,伊朗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有重要作用。 德国媒体认为,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在积极行动,希望成为首批从伊朗开放中获益的国家。欧盟萎靡的经济局面需要伊朗市场提振。【影响地区格局】 中东地区聚集了国际政治中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矛盾。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等使该地区局势十分复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难民问题等给世界带来重大创伤。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在地区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此次访伊,和伊朗方面重点讨论了叙利亚问题。储殷认为,欧洲国家和伊朗讨论地区问题是希望伊朗在中东乱局中发挥作用,减轻欧洲目前在难民、反恐、地区动荡等问题上的压力。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伊朗与外界关系的改善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伊朗的崛起将会引起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警觉,甚至激化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乱、权力真空以及地区格局碎片化的局面,伊朗在地区格局中的新角色将有待观察。本文选自新华国际,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 理事风采
▼陶景洲,1958年生于安徽。1982年留学法国,1984年在巴黎第一大学深造,1991年取得法国执业律师资格。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曾被《钱伯斯全球2010》《钱伯斯亚洲2010》《钱伯斯全球2009》等评为“卓越和倍受尊重的职业律师”以及“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三个误会 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而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后来,我妈妈偷偷到县教育局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安徽大学。之后某天我到教育局长家玩,他跟我提起说我妈把我的志愿给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听都没听过,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 大学毕业后,我父母想让我回安徽,我却要考研究生。当时有出国预备研究生和在国内读的研究生。我觉得出国研究生可能比较难一点,就考了出国研究生。 我是1982年7月14日到巴黎,到了就被派到外地学了一个多月的法语。加上出国之前培训的三四个月,总共也不到六个月,进了大学很多课都听不懂。 当时,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和一个磁带机,把法国电台里的法语节目录下来,反复听,听不懂的就去找同学帮我听一下。那时我也得到了贵人相助,一个传教士总希望我能够信基督教,一天到晚来跟我说话。我就听他说,而且他每次都会给我讲解法语,分析怎么断句之类的,帮助我提高了语言。还有就是扎在法国学生堆里,一天到晚跟着他们,听他们说话。可能他们一个晚上都在说话,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不停地练习自己的听力,也是一个提高法语的方法。 后来为了留下继续学业,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赚钱。我去找了一个对我特别好、退了休的教授,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说我想找工作。他答应帮忙。我就说了两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有一个他比较熟。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事务所实习。实习之后,我就爱上了律师这个行业,对原来学的行政法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因为行政法的具体实用价值太低,而律师相对来说实用价值更高一点,所以我就毅然转行到商法这个领域。 在事务所实习,接触的都是商法,我就自学了很多关于法国商法、公司法、民法的一些东西。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则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多地方曾经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与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合作,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巧合。当时他们到我所在法国的事务所商谈他们在法国的投资,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想到中国投资,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我答应后,他们就让我先去威尼斯见他们的总裁,说服他到中国投资。见过总裁之后,我就回来安排他们到中国做生意的事情。 当时,中国零售行业是不开放的,只允许外国在中国生产,不允许在国内销售。所以,要进口服装在中国卖几乎不可能。最早我们帮贝纳通联系驻华外交人员服务部,这是一个免税机构,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外国人进去购物。我们就和中国免税品公司合作,让他们接受贝纳通的服装进店销售。 中国的零售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逐步放开,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模式推动发展;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苏联政治上的不稳定,降低了投资者对它的投资兴趣。 1991年初,我觉得到了应该回国发展的时候,因为柏林墙倒塌证明了未来的资金应该会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出去是为了回来 我出去时就觉得出去是为了回来,是为了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1991年,我回到中国,回来时的正式身份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首席代表。因为当时中国在律师事务所这一块是不开放的。直到1992年5月,中国司法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才出了一个规定,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 1991年,我回来时加入的高特在中国的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发展到最后,有六十多个人,都是我的团队。 当时回国也有个人发展方面的考虑。我们主要是代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我人在巴黎,对方要带我来中国谈判,就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他要付我机票和酒店的费用。而如果我在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开支了,只需要支付我的时间成本,我就能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项目的谈判过程中。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事务所很少,大家也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不经意就可能会见到世界上最大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而如果在巴黎,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会找我们这些年轻律师直接谈一些问题,接触就会更多一点。另外,回来以后,一些世界上的政要到中国访问,可能都会和我们见面,但在当地,既见不到总理也见不到总统,回来以后比较容易见到这些高级官员。 回国后我接手的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是麦当劳在中国北京饭店附近建的第一家店。这家店不是麦当劳自己所有,是与北京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的项目,因为当时国内要求必须合资。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起草合同。因为有中国企业参加合资,而且麦当劳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品牌,中国政府很重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项目没建两年就出现了重大问题。建店之后,李嘉诚把这家店所在的那块地买了下来,让麦当劳搬走。我们主要处理该不该搬家,搬家应该给什么补偿的问题。 麦当劳是一个符号,只有在消费水平逐步上升,而且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时,麦当劳才会进来。麦当劳进来时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这肯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往前推进。 开放,需要技术上的革命。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很多企业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有些企业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而有些企业则把走出去作为政绩。这些都是错误的指标。企业在决定走出去之前,要仔细衡量走出去的方方面面,要算一本经济帐,而不是说为了,在报纸上宣传一通,或者是国营企业老板会因为这个合同升一级,就盲目的想做大。 二是缺少管理国际跨国公司的人才。很多土生土长的企业领导者可能还无法管理一个跨国公司、一家跨文化的企业。他们虽然了解在中国的办事风格,却并不一定了解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有时候按照中国的办事方法去做国际上的事肯定要失败。另外,出国留学的一些海归也是半瓶子醋,在国外可能待了一年镀了一层金,就算出国留学回来了,但这个金镀得不够水平,随意擦一下就掉了,经不起风吹浪打。要把管理企业的担子交给他们,也有一定风险。 海归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们无形中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一个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留学生,中国与世界可能就像两座高山之间没有桥一样,需要绕很弯的路,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现在,我希望通过海归们能够发展起来。也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特别发挥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明、发现和创造,并能多容忍他们有特别多的失败。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技术革命。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2016年2月22日 -
【China Daily】Getting into overseas students’ good books
The country is planning to overhaul the university system to attract larger numbers of foreign applicants, reports Zhao Xinying.In 2014, more than 377,000 students from 203 countries studi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as 356,499, and ranked the country as the third-largest hos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Whatever the true number, in the eyes of Fang Ju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the statistics don’t tell the whole picture. Although the numbers proclaim China as the world’s third most-popular location for students from overseas, factors such as the middling quality of the education provided and 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group need urgent review and updating, he said.Judging by the numbers alone,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In 1978, about 1,9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ied in China, but by 2014 that number had risen more than 200 times. Currently, about 2,500 universities offer places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ile in 1990 only about 100 universities were allowed to recruit students from overseas.Fang said the sector is unbalanced becaus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 arts-based subjects, especially Chinese language, and those studying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account for a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Another imbalance is the low number of students studying at degree level or higher. Only 44 perc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to China to study for a degree. The others are on short-term study programs, many as exchange students who stay for a semester or two before returning to their countries to study for a degree. The situation is the reverse of those in the US and UK, where degree students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In addition, rather than coming from a wide range of countries, most of the overseas students pursuing degrees in China are from concentrated regions, with more than 70 percent hailing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sia or from the African continent."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diversify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ing to study in China," Fang said.Geography and feesChen Zhiwen, editor-in-chief of EOL, China’s largest online education portal, said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from countries in Asia and Africa."Looking at the picture acros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two general directions of mobility - traveling within their own continent, or traveling from under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he said.According to Fang, affordability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ind most attractive about studying in China. He has noticed that medical students account for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e long-term academic body, and many of them are from Myanmar, Laos, India and Sri Lanka."Those countries are unable to nurture their own medical talent, which means their students have to travel overseas if they want to study medicine," he said. "It’s much easier,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o study medicine in China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The charging standard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w that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tudying at undergraduate level pays an annual tuition fee of 14,000 yuan to 26,000 yuan ($2,100 to $3,600). In the UK, the cost of undergraduate study varies greatl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but most students pay around 10,000 pounds ($14,500) a year."At present, China mainly relies on its cultural, cost-performance and geographic advantage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ang said. "In the future, the focus should be shifte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forging a good reputation to attract more brillian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Language barrier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set a target of 5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2020, but a number of obstacles will have to be overcome before that goal is realized, according to Fang. He said the lack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is a key challenge because many prospective students are dissuaded by the language barrier.In Fang’s experienc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the UK and Australia have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ose advantages have provided those countries with large amounts of foreign exchange.Data from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show that from April 2014 to March last yea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ntributed a record A$17.5 billion ($12 billio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 year-on-year rise of 14 percent.The 2015 Open Doors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 that the 975,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S contributed $30.5 billion, and supported more than 373,000 jobs during the 2014-15 academic year.In comparison, some non-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 despite being highly developed and offering good-quality education - either have to invest vast sums to provide free education or offer large scholarships to lure students from overseas, Fang said.China is a non-Anglophonic country, and Mandarin has a global reputation as a tough language to master, so the dearth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and the sometimes indifferent teaching can play decisive roles wh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he added.Katerina Galajdova,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studied Chinese in Beijing during the 2014-15 academic year. She said Czech students are reluctant to study in China because the language barrier seems insurmountable. "Here (the Czech Republic) people don’t really study Chinese, only a few people do. People learn English as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is a very ’exotic’ language for us," she said during an exchange on WeChat, an instant messaging platform in China.Galajdova believes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provide a more-diverse range of courses in English to make them more attractive to overseas students. "More qualified English programs and teachers would help. Programs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business, and other related topics," she said.A survey by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dmissions System,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services to overseas students hoping to attend a Chinese college or university, showed that the difficulty of learning Chinese is driving the need for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However, by 2014, just 15 percen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at recru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ere providing courses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 survey.Zheng Tianying, the company’s CEO, said the growing number of courses taught in English, particularly at undergraduate level, is becoming an irresistible trend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Despite that, the reality is that most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lagging far behind the trend, which limits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repared to study in the country, he said.Mutual recognitionAccording to Wang Huiyao,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poor teaching are not the only problems facing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Many are also dissuad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ferring academics credits between countries and also by the obstacles they face to verify their qualifications outside China."If your home country doesn’t recognize the credits or academic degrees you obtained in China, then in most cases, you wouldn’t be willing to come to study in China, right?" Wang said.By late last year, 43 countries had signed agreements with China to simplify academic credit transfers and provid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qualifications."China should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more frequently with educational institut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credit transfers and verification of qualifications easier and smoother," Wang said.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China to attract more students from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Fang said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s aware of the problem and that a platform is being built to enable mutual recognition and easy transferability of credits awar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both China and their home countries."It’s not an easy task, but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he said, citing the ministry’s recent cooperation with U15 - an association of 15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Canada, including the universities of Alberta, Toronto and Waterloo - as an example.Thanks to the enhanced cooperation, some prestigious Chinese universities selected by the ministry will offer a series of high-quality courses to attract U15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for four to eight semesters. The credits achieved will be recognized by both countries."The members of staff at China’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Canada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 recruitment prospects, and about 500 Canadia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study in China under the program this year," Fang said. (By Zhao Xinying)From China Daily, 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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