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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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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人才外流”现象反转 “海归”回国成为主流
随着我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人才滞留海外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加之我国启动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包括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科学家回到国内。 11月25日,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出版公司——自然出版集团以中英文两种语言,面向全球发布了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为处在关键发展期的中国科研“把脉”。这份报告的依据是其最近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中所收集到的信息。 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科研环境与其经济一样,也处于转折关头,需要克服一些独特挑战,以提升中国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支持可持续增长。 年轻科研人员对国家充满信心 白皮书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科研一个良性发展趋势,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正逐渐转变为“人才回归”。中国吸引、培养和留住科研人才的不断努力取得明显成效,从海外招回了大批科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籍研究生数量从1987年的1.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3万人,几乎增加了两倍,中国由此成为美国理科博士最大的海外来源国。受高薪和优越的科研环境的吸引,这些毕业生大多数倾向于留在美国。 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加大投入和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现象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政府已启动了一系列措施鼓励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其中就包括“千人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提供经费充足的学术岗位,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从海外吸引高层次的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籍科学家。 白皮书显示,在此次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和近二分之一的问卷调查回复者,都是在这一波“海归”浪潮中回到中国的。 从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那里收集到的最新数据也表明,这种“人才回归”或“海归”模式在未来会更加明显。尽管接受调研的许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仍有出国计划,但85%的人都表示计划在5年之内回到中国。报告中说:“显然,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都对中国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充满信心。只要获得有力的支持,下一代科研人员将会回馈中国科研。” 影响力与产出量尚不匹配 中国由“人才外流”反转为“人才回归”,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地位。但挑战仍然存在。 白皮书指出,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显示了高水平的科研实力。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科研的学术影响力与产出量的惊人增长不相匹配。尽管中国发表的高水平科研论文有了大幅增加,但如果用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来衡量,中国在许多学科领域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报告指出:“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中国对全球高引用量论文的贡献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仍有增长空间。而且,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产出方面也有欠缺,例如,化学和物理学的实力要明显强于生命科学。”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都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中国缺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这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实现,“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于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从而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并将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 科研生态总体乐观局部有碍 白皮书认为,中国科研生态系统各基本组成要素的发展局面十分乐观,但依然有一些障碍困扰着科研人员,不利于建设一种认可和鼓励求精创新的科研文化。白皮书从科研资助、科研实施和科研传播这3个科研过程的重要阶段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科研资助方面,尽管中国2014年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受访的学术带头人(PI)中,超过80%都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 此外,尽管中国有面向年轻科研人员设立的专项资金,但一些受访者还是认为,其金额往往较小并且期限较短。报告建议资助机构加大对基础研究及青年科学家的投入。报告还建议更广泛地采用专业的同行评议机制,有助于提高项目拨款效率和透明度。 科研实施方面,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博士生和科技人员,但仍存在两大人才空缺——缺乏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报告建议科研机构加强对这些岗位的重视度以解决此问题,并建议减少资深科学家的行政管理任务,让他们能腾出更多时间指导年轻科学家。 调查显示,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仍然是中国衡量科研人员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报告建议采用更全面的评估标准。 科研传播方面,报告建议采取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分享自己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并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科研写作培训,还需要激励科研人员与公众和产业界交流自己的工作,开展更广泛的科学传播活动。本文选自《经济日报》,记者:佘惠敏
2016年2月22日 -
郑永年:中国必须要警惕和美国的经济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 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22日 -
沈南鹏:望本港出政策 支持年轻人创业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13位「年度面孔」获选者的报道我们会在微信公号上陆续放送今天是第三篇,年度投资人,沈南鹏年度投资人 沈南鹏获选理由因为沈南鹏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坚持「价值投资」10年,关注企业的真实价值,帮助创业者成长, 专注用科技创新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人物》2015「年度面孔」系列视频——沈南鹏拍摄现场拿起去年的《人物》年度面孔特刊,沈南鹏第一眼认出了艺术家蔡国强。在他的办公室挂着芒克和王琪博的油画,他很欣喜自己的艺术品位为人发觉。他的办公桌上摆着的书是《蒋勋说宋词》和《艺术的故事》。听说今年刘慈欣同样入选年度人物,他显得很高兴:你们约到了他!互联网圈都在读他的书。只要你还在创业,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一身中式西装的沈南鹏先生走入办公室,他刚刚打完一个会议电话,姗姗来迟。为了保证采访时长,他将原本定在中午的另一个视频拍摄挪到下午3点。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时间是一种比资本更稀缺的资源。「Return on capital(资本回报),这是所有基金(都看)的。但是我们也看另外一个词,就是return on time(时间回报),」沈南鹏说,「hourly(按小时)。」沈南鹏很看重这种「职业精神」,尽管现在红杉中国已经有一百多人,他非常注重所有成员,无论是法律、财务、行业投资团队,都必须步调一致。「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整个红杉的投资文化的话,都会打低我们在创业者面前的分。」沈南鹏说。确保团队的纯度,是红杉中国这支为期10年的老牌基金在建立之初博得投资人信任的筹码。2005年,创业成功的沈南鹏离开自己担任总裁兼CFO、市值10亿美元的携程网,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首期募集两亿美元。两年后,红杉再筹7.5亿美元,主投信息科技、消费和医疗健康等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字。同年,百度市值仅36亿美元。募集这笔钱时,沈南鹏面临一定的挑战。现在名满天下的大众点评、奇虎360、诺亚财富、高德,在当时都还是商业模式尚在试水中的「小」公司。2007年时,360刚开始在杀毒上发力,还没进入浏览器和搜索市场;大众点评还只是Web2.0的一个餐饮评论社区。基金创立2年,红杉投资的企业都还处于企业发展早期。没有人相信评估报告上对它们的估值,即便这些报告以最保守的方法估算。现在回看,从个人电脑到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道路清晰自然,但在这背后走上「岔路」而逐渐销声匿迹的基金和创业公司不在少数。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前,大洋对岸,硅谷的一批风险投资家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接近尾声,清洁能源成为风投新宠儿。「风险投资家聚集在硅谷著名的沙丘路上,」《连线》杂志评论当时的情形,「那些曾使传媒业成功转型的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们准备把硅谷变成清洁能源版的沙特。」2005年,风险投资家们在清洁科技上投入数亿美元,次年,激增到17.5亿,到2008年,累计投资跃升至41亿美金。认准「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沈南鹏只能用团队去说服把钱再次投给红杉中国的人, 而且是既做VC,也做PE投资,红杉中国的团队成长极其迅速。红杉中国非常注重新人的培养,会给每一个新人配备导师,将红杉的投资理念输导给他。无论他们之前来自什么行业,每个「新人」经过几年的历练,都可能成为某个行业里投资的「专才」,秉承同一套研究方法论。「有人问我们说红杉基金里谁是做行业研究的,我说每个人都是研究员。」沈南鹏说,在办公室里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每隔十几秒沈南鹏就会对着镜头笑一笑,轻松地打消你的顾虑,他的眼神依次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沈南鹏对「新经济」和互联网的坚信不久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移动互联网开始爆发,它带来的所有红利都被在这个行业里不懈耕耘的公司捕捉到。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2007年成立的「红杉中国」二期基金年化净收益率近40%,这意味着,8年前给予红杉信任的投资人,收获了10倍以上的收益。而全世界投资到能源类企业的风投,在1995—2007年间,仅有1.8%的企业实现了上市,让投资者得到了明确的回报。2015年,美团和大众点评、赶集与58同城、携程与去哪儿合并,让红杉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更加稳固地占据市场主导。在美股,红杉中国投资的多家美股中概股公司在私有化过程中,包括360、博纳、陌陌,市场预计它们将在A股会有更多的追捧。把目光缩短到近几年,红杉中国的投资名单里也已不乏独角兽:无人机技术世界领先的DJI大疆科技、现象级流量的游戏直播平台斗鱼直播、达达物流、华大基因、深圳新产业等等。现在,大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媒体报道,有投资人跟踪4年都无缘入股,但红杉中国在2013年A轮时,就投资了如今估值百亿的大疆。就像美团CEO王兴所说:「只要你还在创业,只要你还在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因为红杉总在那里,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今年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的影子连续创业者王兴的创业史几乎和红杉中国的历史同步。2005年12月18日,校内网上线10天后,上午10点左右,还在睡梦中的王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说你们做了校内网,我们是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叫红杉资本。」王兴说:「红杉?没听过。」对方马上补充:「又叫Sequoia Capital。」留学过美国的王兴马上想起来,Sequoia是美国一家顶级的投资公司。2010年,美团正式上线两三天后,红杉合伙人就给王兴发来短信,接着就有专门的投资人从香港飞到北京与王兴见面。虽然后来红杉中国没有投资校内网,但王兴仍然十分敬佩红杉中国敏锐的眼光和极迅速的决策。红杉中国是王兴做美团后接触的第一家风投,沈南鹏也让他认识到,什么是顶级的投资人。让王兴惊讶的不只是红杉中国的速度,还有沈南鹏的态度。在三元桥红杉办公室见面后,沈南鹏没有让王兴说明美团的商业计划或业务数据,他在介绍自己和红杉中国。「滔滔不绝地讲为什么美团应该拿红杉的钱,所以那次我才知道这才是真正厉害的投资人。」5年后,在红杉10周年的庆典上,台下坐着周鸿祎、刘强东等等红杉中国被投企业CEO,王兴回忆说,「他们在前面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他对这种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当时的创业者还有更清晰的判断。现在,10年之后,我相信再也不会有创业者接到红杉的电话的时候会说红杉我没有听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了。」今年,互联网圈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中国的影子,甚至有的合并双方都得到过红杉中国的投资。拥有创业成功经历的投资人直到今天,沈南鹏仍然保持着投行和创业时期的工作节奏。1992年,从耶鲁商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工作主要内容是看着财务报表和公司CEO会谈,给企业设计融资战略、收购或上市方案。这种工作看上去光鲜,薪酬也非常体面,但沈南鹏却感到自己一直在企业边缘做事。大量的工作被放在说服企业相信和选择自己上。投行的业务架构决定了他只能靠几次会谈去了解一家公司。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投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帮企业进行IPO上市或并购,赚取佣金。但至于上市过后长期表现如何,以及企业具体管理的细节,并不是投行最关心的。「假如我原来从投资银行直接变成了一个投资人,」沈南鹏说,「这样的转换会让人更多地去思考资本市场的套利,驾驭二级市场呈现的低潮和高潮。」(一级市场以发行证券为主,二级市场对已发行的证券进行公开交易)1999年,沈南鹏从投行辞职,和梁建章等三人一起创业,被称「携程四君子」。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做什么好,只知美国有个提供旅游信息和在线订票的Expedia,「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做携程时,有媒体说沈南鹏之前的投行经历让融资信手拈来。「哪有那么容易,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看不上小企业生意。」沈南鹏说,「最漂亮的计划书没有用,关键是把公司的远景解释给将信将疑的投资人」。在携程创业与他以前的投行的经历截然不同。在投行时,沈南鹏住5星级酒店、与公司高管会晤,现在,他要管理一家几百人的早期公司。他和另一位创始人梁建章有两张图画得最多:组织架构图、业务流程图。携程早期,为了推广品牌、获取用户,他们还派员工到各地机场休息室,发放纸质折扣卡。亲历创业最终帮他扩展了投行工作者的视野和格局,沈南鹏最为宝贵的发现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可能人事部的招聘的一些流程安排,也可能员工期权的设定……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你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注意。」他感到,原来在投行时对企业具体执行的了解是那么肤浅。创业6年,从携程出来之后,掌舵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已从一个拿佣金提成的「经纪人」,变成了亲力亲为的「负责人」。亲手做出一家10亿美金市值的企业,对沈南鹏后来理解和服务创业者非常有帮助。他会用自己的经验建议创业者,公司领导框架如何搭建,那些营销手段有用,平时的工作中,部门间如何合作。他会把组织架构图再画给被投公司的创业者看,比如建议他们CEO、分公司负责人和副总间如何优化内部汇报体系。沈南鹏也尊重被投企业CEO的领导权。王兴听说不少创业公司的投资人喜欢乱插手、代替CEO做决策,但沈南鹏从来没有这样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企业需要帮助,那他们来提供;如果企业没提的话,他们不来指手画脚。这还挺重要的。」沈南鹏将红杉定位于最好的服务者,提到红杉的投后服务被业界同行称道时,他很高兴,说:「红杉在投资和投后服务上面有一套我们自己独特的做法,我们不见得在每一个项目上都能投对,但是至少我们这套方法看来是长期有效的。」这种远超一般投资人为创业者带来的帮助和指导,令红杉合伙人们远比同行更为忙碌和勤奋,王兴经常在深夜接到沈南鹏的电话或微信。沈不客套,每次都直奔主题,和王兴讨论业务。红杉中国对所投创业者提供「超预期」的帮助,既花费了他们大量时间,也令他们格外珍惜自己的选择,有人会介绍一些即将上新三板或者创业板的公司,承诺一年后价钱就能翻多少倍,但红杉合伙人们很清楚:他们愿意去把有限的时间交给更能帮助到的企业。相比外界所说的「狼性」,沈南鹏面对他所选择的创业者体现出的负责与聆听态度令人钦佩,在与创业者交流的一个小时里,他要求红杉的投资人们尽可能地不接打电话,不看微信。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尽管没有事先说明,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沈南鹏没有拿起过手机。等到采访和拍照的空隙,他又马上打开手机,忙碌起来。很多创业公司抱怨红杉中国没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讲清楚自己的创业计划,甚至连见一面都来不及。沈南鹏也非常遗憾,红杉合伙人们只能做到把每周一的时间留给几位「幸运」的来访创业者。这些都让红杉中国不同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喜欢短期逐利、坐庄炒股的基金,不把股票波动当做赚差价的良机。在这个机会多、陷阱也多的新兴市场,坚守常识的路上,避开噪音比开辟新领域难得多。10年中,也有投资人反复邀请红杉中国去投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但他们抵住了诱惑,在市场很多人赚快钱时,红杉中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深入研究有独特见解的行业中。由点及面,先专注做好一件事再慢慢上下游延伸形成系统在携程时,沈南鹏还学会了将业务向旅游业的上下游延伸。携程团队发现,携程的顾客在订旅馆时找不到干净舒适又价廉的商务酒店,中国经济型酒店太少,而美国经济型酒店有6万家,占到酒店总数的88%。于是,他们又创办了如家快捷连锁酒店,面向中低端商业人士,保证舒适和卫生,但取消了传统酒店中诸如豪华大堂、浴缸等华而不实的设施,定价一般在120—300元之间。只用了5年时间,如家就成为同类市场第一名。2006年,即携程上市3年后,如家再度登陆纳斯达克。今天,并不享有太多媒体曝光的携程市值近150亿美元,事实上是BAT和京东后的中国第五大互联网公司。一位基金同行对《人物》记者说,红杉对于项目的参与和行业的判断往往很早,被投企业的协同效应也很强。「沈南鹏在谈判方面非常有技巧,他给公司很多建议,谈『投资』时都非常有优势。」以O2O为例,红杉中国投资的不仅仅是美团、大众点评这种连接商家和客户的公司,它们投资了整条O2O产业链,包括采购、物流、数据等等公司。这些公司犬牙交错,接连成壁。「你如果非常了解本地服务,这个知识和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资产。」沈南鹏说。所投行业之间的犬牙交错也让沈南鹏通过投资令它们以后形成了一个相互协同的「体系」,这种投资策略具有非常强大的递增能力,在互联网行业深耕越久,红杉中国品牌优势越明显。现在,许多基金会跟随红杉中国的投资方向和项目。有的投资项目被红杉中国获得,其他小的投资机构不怒反喜:红杉中国出手证明了自己的眼光,让创业者给自己留几个点跟投就行。尽管红杉中国取得相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但在沈南鹏眼中,自己的初心却很简单,那就是坚持价值投资,专注做一件事,就像当年创业携程,其实只是专注做好了一件事:用互联网改造中国的旅游服务业,相信「only sky is the limit」。凭着优秀的品牌,沈南鹏避免了很多基金合伙人承受的短期业绩压力,红杉中国的期限是所有基金中最长的。一般基金合伙人需要在较短的规定年限里完成收益率,就不得不从事抄底、赚差价这种短期资本套利。但沈南鹏就可以从容地执行长线战略,他称之为「unfair advantage」(不公平优势)。在美国,红杉已经拥有40多年历史,投过苹果、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等世界一流企业。红杉中国美元基金的第一批有限合作人来自美国,这些投资人因为信任红杉的品牌,也相信红杉中国的团队能力。业内将沈南鹏的投资风格归纳为「快准狠」,「准」是指他在早期能投到领域内的未来领导企业。2007年后,红杉在TMT中逐个选中了电商、娱乐、O2O和互联网金融这些领域,完成近200次投资。以电商为例,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蜜芽、乐蜂网等等知名电商,红杉全部参与投资。采访里,沈南鹏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enduringcompany(持续成长的公司)。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沈南鹏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和持续的成长。在采访前一天,沈南鹏和同事聊了一家已经投资企业的近况,他们没有几句话提到这个企业何时上市,怎么资本运作。讨论的内容聚焦在几年后这家企业国际化拓展如何,收入会占到多少比例,它的产品跟竞争对手相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中国的市场天花板还有多少,产品定价和毛利率是否有压力。在电话里,王兴对《人物》记者说,尽管红杉是唯一一家从美团A到D轮就一直投资的基金,但沈南鹏从来没有催过他上市或者融资。让更多人改变观念,渴望投身创业说起明年期望,沈南鹏仍保持敬畏:他期盼能少犯点错。红杉中国每年都会反思今年犯了哪些错误,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10年。红杉美国合伙人曾将40年的投资经历总结在一页纸上,写着39个犯过的错误。但沈南鹏也足够幸运,红杉和其他所有创投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互联网带来的发展红利。这10年,整个创业投资的生态圈已经建立起来,15年前还没有天使投资人,只有少数基金参与互联网投资。现在,从种子轮到上市,都有相应的资本能支持。过去6个月IPO停止,但好的创业公司仍然能获得融资持续发展。比钱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1999年创立携程时,沈南鹏去邀请旅游业大公司的高管加入。当时还处于互联网泡沫的高峰,还有不少怀疑者, 他们甚至反问:互联网能够持续多久啊?现在,从大公司高管跳槽创业已不会再让人惊讶,挑战、创新、乐趣,取代稳定、光鲜、安逸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择业标准。「今天,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我们看到的是跟硅谷一样的一种职业导向,每个人都是在想,我下一步应该参加到一个热爱的创新事业中去。」沈南鹏说。2016年愿望?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反思总结,不是说这一年当中又完成了几个IPO(上市),而是今年投错了哪几个项目,反思一下今年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从10年以前就这么做,今年也会。我对2016年没有抱一个宏大的设想。能够期盼的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犯更少的错误。比如几年以前, 碰到不熟悉的行业,我们也曾经想,这个公司看来不错,可以很快上市,赚取一二级市场差价,还是投一下吧。克服人性弱点,抵制诱惑,坚持我们的投资理念,是一路走来的领悟。说一件2015年让你比较满意的事?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走进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去年投资了LinkedIn中国,发展非常好。我们一直在尝试做出一个模式,海外的优秀企业到中国,通过跟当地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合资,走出一条海外优秀产品植入中国的新商业模式。另外一个事情,我今年是亚布力的轮值主席,刚刚卸职。亚布力企业家访问团今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60多位理事当中去了将近20多位,我们去了硅谷、洛杉矶、纽约, 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研讨。在硅谷,每十家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企业当中,可能五到六家是红杉投资的。我们不是Facebook,不是谷歌,但是红杉可能会扮演一个甚至比他们更加重要的角色,能够让代表了美国或者全世界最新科技的硅谷能够更好地连接中国的企业家们,所以这也是我今年感觉做的特别让人满意的事情。数字:近40%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红杉中国」2007年的二期基金为投资人带来高达近40%年化净收益率,2010年的三期基金的年化净收益率也将近40%。今年,美团与大众点评,58同城与赶集,携程与去哪儿三次重大合并,以及360、博纳、如家酒店等美股中概股私有化背后,都看得到沈南鹏和红杉中国的身影,一个个新的行业巨头已隐约可见。本文选自《人物》,2015年12月22日
2016年2月22日 -
【侨报网】2016海归加入中国创业潮
时逢年节,礼物总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远隔重阳,在网上挑选礼物然后然后直接邮寄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在10年之前,在美国打拼的姜伯勇想在母亲节给在中国的妈妈送一束花,都未能如愿。 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电商平台把美国的新想法带回中国 是创业与“回家”的双赢 而也正是这次体验,让他有了回到中国创业的念头。当时的姜伯勇在美国发展得顺风顺水,2001年从美国东南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他就开创了自己的公司,对于当时大多数留学生更倾向于用求职、就业的方式在美国扎根来说,就不难看出姜伯勇的“爱折腾”。 经过几年的打拼,在2005年公司发展势头迅猛,这对于白手起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很难得的。但那一束花的“刺激”太大了,姜伯勇到中国考察之后就毅然决然放弃了仍在盈利的公司,转而到中国“重新开始”。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IT,当时看到国内的空白,就希望用IT来做供应链”,姜伯勇告诉侨报网记者,“总觉得这里才是自己的根,此外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当时的美国的确有一些很好、更成熟的理念,能把它带到中国发展,于我来说才是最让人满意的成果”。 而这份“机缘巧合”的创业动因,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营业额超16亿元人民币,拥有600多名员工,在中国有32个分部的事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如今的留学生创业很普遍,他们大部分成长环境都较为优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语言能力较高,大部分人熟悉高科技,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样的高起点让他们更勇于去尝试,创业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成为职业的方向”。 但在选择创业地点的时候,很多海归都像姜伯勇一样,愿意把点子带回国。“我认为在美国创业,对于中国人来说,将面临两个瓶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白泽宇也是一毕业就回到中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公司里的创始人都是由“海归”组成的,他分析说,“首先是目标群体受局限,作为留学生群体对美国本土,或者主流文化并不了解,所以把握美国受众的需求很难;另外如果针对华人群体,总数不多,年龄层差距较大,而且比较分散,所以投入会相当大”。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卓聘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调查报告》中显示,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批发/零售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占比分别为18.6%、13.6%、13.6%、10.2%、8.5%和8.5%。 “这些领域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是比较热门的专业选择领域,而且的确欧美等发达国家有着较为成熟、先进的体系、理念和成果,那么对于留学生回国创业来说,也是更有优势的”,王辉耀说。 拥有哥大教育经济学博士、麦肯锡咨询师、国际数学建模赛事冠军、教育科技公司CEO一系列头衔的张尧和伙伴们创立公司的初衷是也是要把新想法带回中国。 他们看到了美国机器人文化已经渗入到教育的各个层面,很多美国的小朋友从小就接触到充满趣味的机器人套装,而在中国这一领域还未得到开发。因此,张尧希望能将美国的机器人科技和教育理念带给中国的孩子。“点子”不仅仅是高新领域 北京经济学者宋清辉接受侨报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希望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而来实现藏富于民,预计国家今年将会进一步完善就业和创业政策,给有志创业的青年更多施展拳脚的机会。 而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他们在海外求学期间在受到文化冲击的同时,对这些中外观点的不同更为敏感,而这,恰恰就能触发创业的“灵感”。 “念头往往来自于很简单的一瞬”,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田欢2014年在家乡中国天津开办了一家餐厅,照搬火遍美国加州的连锁餐厅boiling crab的经营模式,以“无餐具吃海鲜”为招牌。田欢说,“我在美国第一次去到这家餐厅就觉得要把这种模式引进中国,一定会大受欢迎,因为美式的那种豪爽吃海鲜的方式,把东西都一股脑倒在铺好油纸的桌子上,然后三五好友一起用手抓着吃,边吃边聊的方式也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而她开并非开在最繁华地段的简单装修的餐厅,如今每到周末几乎都要等位几十分钟。 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尹彬的创业项目也是来自于美国求学时受到的启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之间有一个知识分享的机制,大家聚在一起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这样的活动在尹彬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想借这个活动的模式,在中国打造一个在线的跨境知识分享平台”。 谭璇是一名美国海归,曾在美国读书,并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养老住区设计公司Perkins Eastman的纽约总部工作过。谭璇2013年回国,于去年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专注于用最经济的方式,让自然和健康走进千家万户,业务主要设计养老院的设计。 用谭璇自己的话说,她自小就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希望开一家自己的设计公司。“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设计项目都跟中国有关。”谭璇想,既然如此,何不就回到中国。伴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增长,谭璇看到了中国银发经济的广阔市场前景,决定开启圆创业梦的道路。 宋清辉也认为,今年跟健康有关的、生态、节能环保相关的行业有很大的创业机遇。例如中国不少城市雾霾严重,相关业态或将有所增长。 和妻子一起回到中国东北家乡创业的王彦博就是一个例子,小生长在黑龙江省的林区,用他的话说,见惯了青山绿水,根本不知道城市中的污染有多严重。2009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工程管理专业的他在参加了国家核电海南昌江核电项目的工作。在海边工作的时候,王彦博每天能大小渔船撒网归来,夕阳下的那种静谧的美让他特别感动。但同时,也看到很多废旧的渔船静静地躺在海边自生自灭。 一次查阅资料后他发现海南渔船大都是用金油檀、铁力木、青皮等热带雨林的特等木和一类木所制造,而此类树木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明令禁止砍伐,“如此珍稀的木材若任其废弃,可谓是暴殄天物”,这个来自林区的孩子说得很诚恳。 因为在美国求学期间与主修建筑设计的赵文卿相恋,王彦博也多多少少接触到了赵文卿教授的建筑理念。“他们都特别提倡节能环保,比如尽量多的利用风能太阳能、尽量把建筑材料回收再利用。当时就有美国人将农场的废旧谷仓拆掉,用拆下来的老橡木做成实木地板。还有的人将废旧的集装箱组合起来改造成住宅,这种节能理念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于是从2011年开始,对船木有着不可割舍情怀的他就开始收购废旧渔船,开始了家具设计的创业。 回中国,“服水土”,没有想象那么难 谭璇的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创业园内,其中汇聚了海内外各类创业人士,在孵化器的一年,让谭璇感受到了不少海归创业者与本土创业者的不同。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谭璇接触的都是地道的美国人,思维方式也是美式的,一开始回到中国,在人情世故上碰到不少坎坷。“刚回来的时候,做事说话都是直来直去,发现和周围人有很多不一样,对中国的市场规则也不很熟悉。”谭璇说。 的确,海归创业者许多都是带着先进理念和技术回到中国开始创业的,在内容上的长处也容易使创业者将精力更加倾向于研发之类,而忽视了管理和营销等方面。 学生回国后“水土不服”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注意到了。中国知名留学培训机构新东方于2014年9月成立了主打海归职业教育的新公司——海威时代。其总裁周成刚曾表示,新东方此前一直在解决留学教育人才的前端(如语言培训)、中间(如留学咨询)问题,但一直没能解决后端(如创业就业)问题,希望通过创立新公司把整个留学教育人才的产业链打通起来,形成一个闭环。 对此,王辉耀认为,“这样的回国培训很有必要,此前一直强调出国前的培训。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毕业之后回中国工作或者创业,针对国内政策、市场、法律、经济各方面的培训能够帮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谈到如今的海归创业热潮,王辉耀坦言,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大浪淘沙”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但在整个社会层面看,出现创业潮是一件好事。形成潮流之后,才能催生创业生态的完善,在此基础上,也才能涌现出更多的成功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年轻的海归创业者也显示出比较成熟的心态,目前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李宏伟也是这样认为的,“创业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恰好有这样的机会而已”。他目前正在进行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有过创业失败的经历,我觉得那次失败也不代表着什么”。但李宏伟也认为,不能盲目鼓励年轻人创业,“虽然现在是创业热,但也是要鼓励合适的人去创业”。经过一次失败,他认为对市场的了解和把握是创业成败的关键,而“合适的人”则是对创业项目与市场都有了解的人。 此外,姜伯勇也认为“找对方向”尤其重要,中国的市场够大,而且现在有更多更好的政策扶持,让我们这些海外回来的人可以发挥所长,但要通过不断了解中国市场,选择一个对的方向和方式,不断坚持下去,成功就只是时间问题”。 有越来越多的海归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对“点子”的落地并非冒进式的,而是不断调整、不断尝试。比如张尧从2014年9月酒带着最早期的产品第一次回到国内来试水。在伺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先做产品还是先做推广、先做软件还是先做硬件、先做机构服务还是大众电商的艰难考验和选择。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他们不断通过中国市场给的反馈,洞悉市场是不是愿意为产品买单,进行一次次的调整。从最初定位早期教育,调整为目标人群为初高中学生,“萝卜太辣”不断地锁定重点,不断试错。 目前“萝卜太辣”的研发团队和全球运营依然在硅谷,基于中国强大的供应链基础他们将生产放在中国。“现在中国整体的创业氛围真的太好了,创业的每一天我都有接收到新的信息,获取新的知识”张尧坦言,中国政策的变化对于机器人教育领域来讲,现在都是政策利好消息,这是幸运的方面。回到中国一年多,他们慢慢越来越“服水土”。她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怀抱希望地想,自己也许可以,但当时对中国的市场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到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可以”。【本报特约记者李东、杨早早、何夕北京报道】 文章选自侨报网,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朱伟卿:用商业思维推动低碳生活 | 理事观点
▼朱伟卿,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像每个年轻的妈妈一样,在少有的闲暇时间里,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在街上闲逛,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漂亮辣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妈妈是位超级能干的年轻女CEO,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中国碳交易,并且成绩斐然,她,就是国内最大碳交易商上海宝碳的掌门人朱伟卿。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7年了,朱女士一直感恩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的宝贵时光。如果不是去了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了解到伦敦从“雾都”变成“生态之都”带来的震撼,并且学习到了策略、市场、管理、公关等一系列学科,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位优秀女CEO。去英国留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朱伟卿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性,2006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创业。但当时创业环境并不好,对于年轻的伟卿来说,在资源、经验、知识层面都希望获得更多支持。她希望能出国深造,通过继续学习为以后创业打下更夯实的基础。有感于英国优雅、文明的社会形象,伟卿选择了英国,又在众多学府中选择了杜伦大学。在她看来,“杜伦大学是一所知名综合性大学,拥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当时第一个申请的就是这里。”在英国留学,对伟卿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研究。“任何一门新学科,不要有畏难情绪。首先要在理论上吃透,之后去寻找相关案例,然后再去找机会实践”,一次次试错的经历让伟卿更好地理解了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让她受益匪浅,也在她之后创立宝碳,从一个低碳行业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英国杜伦大学在一个小乡镇里。安静、纯粹的学习氛围中,伟卿学习了更独立的生活和思考,她也明确了以后要做什么。在学校里,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接触,大家一起讨论课题,激烈争辩,这些经历带给伟卿很大的冲击——“老外喜欢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题说重点;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改变了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习惯——先是绕一大圈,最后再总结发言。”除此之外,伟卿还学习到了如何设定目标,确立商业模式和路径等,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英国留学仅一年,但在伟卿看来,“一年的记忆超过本科四年的记忆”,可见英国留学经历对她触动之大。这一年,也让伟卿对学校、同学有很深的感情,毕业7年了,还和留英校友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现在还是校友会国际委员会理事成员之一。低碳路上坚持不懈,成绩斐然2008年,伟卿完成留学回国。心中仍有强烈的创业情结,她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一定是目前国内较少但将来会是趋势的朝阳产业。在英国,她接触到碳交易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想,国内还很少讲低碳产业,而中国是碳排放大国,这既是一块市场空白,又可以促进国家宏观保护环境,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吧!她用了一年时间做各种研究、探访,希望把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引入到国内,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企业宁愿把钱放在发展企业上,也不愿意放在节能改造上,这种局面迫使伟卿只能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把国外的金融碳资产理念带过来:“新能源企业把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燃煤产生的发电量开发成为碳资产,这部分资产交易以后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使企业有额外的收入投入到新的清洁能源发展上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2010年,朱伟卿创立了上海宝碳,希望专注于节能减排事业的推动。2013年12月,朱伟卿女士在香港设立宝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国际投资者了解大陆碳交易市场提供窗口和平台。到目前为止,在朱伟卿和团队的努力下,宝碳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碳市场开发商。 让世界看到中国在低碳减排上的努力内心带着推动环保低碳的使命,朱伟卿更像是一位低碳推广大使,她抓住重要场合,和重要决策人会晤,积极地推广她的低碳创新理念,促成碳交易,帮助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她一直与国内多个环境能源交易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中国水泥行业协会、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汤森路透中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机构保持良好合作,推动低碳观念、环境的改变。朱伟卿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会议上,发出了自己的创新低碳主张,她也努力把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告诉世界。2015年12月,朱伟卿女士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1届缔约方大会,作为中国角专场活动“中国碳市场建设路径”的发言嘉宾,与来自国际、国内政府和企业界的专家共同探讨中国碳市场自试点始至今的发展历程。 现在,朱伟卿除了领导国内最大的碳商上海宝碳之外,还身兼数职。她是摩根斯坦利连续两年度的行业报告专家,被香港金融学院特聘为低碳智库专家。五年来,她从一个金融、市场背景的普通创业者,变成了在中国低碳领域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影响了决策者和一批批有意愿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和她一起努力,共同助力中国环境保护、低碳减排。因朱伟卿在推动中国环保发展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影响力,她已成为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2016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社会影响力奖”候选人。祝贺她!成为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候选人可绝对算得上是一项“高大上”的荣誉,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就曾参加了2015英国杰出校友大奖颁奖并亲自会见获奖校友!今年,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评选将扩大到中国、中国香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留英精英人才网络将被更好地搭建!这意味着候选人的杰出成就将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国际知名度也会得到提升,成为人生履历上最热烈的一次喝彩!接下来将为你精彩呈现“社会影响力奖”和“创业精神奖”的候选人故事。文章选自宝碳TC,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环球网】中国最佳社会智库的创新实践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该项全球智库排名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智库排名。在本次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100强、全球最佳社会智库50强,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175强榜单中位列第110位。此外,TTCSP还针对部分国家做了国别智库排名,CCG在中国顶级智库中排名第七,社会智库排名第一,表现亮眼。 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排名过程中,TTCSP向全世界超过6500家智库,超过7500名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发送智库提名的邀请,由同行、专家推荐入选,最终由专家进行审阅和排名。CCG成立8年来,在政策、社会、媒体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进入中国顶级智库的前列,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为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 多渠道、多形式提升政策影响力 中国智库要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还有赖于在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CCG通过国家课题、政策报告和其他建言献策方式,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CCG不少成果和建议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得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包括中组部、统战部、人社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侨办、公安部、国家外专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等领导的关注。CCG政策研究成果显著 这些年来,CCG建言献策成果显著。CCG参与了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课题研究,为中央留学人员政策建言献策。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吸收了CCG的建议。CCG还多次论述和研讨中国的“人才红利”问题并提了许多建议。2015初,CCG主任王辉耀被李克强总理聘任为国务院参事。CCG在人才方面的研究还得到了张德江委员长参与为CCG研究成果颁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CCG在2014年做的有关建议也做出批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重视CCG多项研究成果,CCG专家还应邀去给中组部领导讲课。汪洋副总理曾推荐CCG出版的《国家战略》一书。刘延东副总理也就CCG提出有关建议做出批示。CCG主任王辉耀还被中央政治局委员郭金龙聘请为北京市政府顾问。 CCG自2008年成立以来就积极参与国家相关的建言献策工作。早在2008下半年,CCG就参与了中组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制定,CCG主任王辉耀担任了该规划制定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负责研究“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这一重要课题,最后这项政策研究也助推了2008年底中央“千人计划”政策的诞生。CCG最近还全程参与了公安部近期公布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的政策研究,CCG多项建议被采纳,实现了许多在中国在国际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包括北京企业可以推荐外籍人才申请中国绿卡、对海外华人永久居留提供便利,包括海外博士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放宽来华留学生和外籍学生在华实习就业创业许可等多项建议被采纳。CCG的政策研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CCG 也是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人才理论研究基地”,并被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还入选了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并成为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提供相关政策培训 CCG有关专家多次参与了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组织部长培训班,也曾为中央党校战略研究班讲课。CCG协助人社部建立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并协助委员会经常举办人社部高级管理人才研修班。CCG专家还应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内蒙、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为当地政府官员举办培训。 前瞻性思想创新 多年来CCG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CCG在2009年出版图书和在2012年夏天举办“中国梦”研讨会,最早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理念。此外,CCG的建议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化”,也参与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复和建立。CCG在研究方面也不断创新,提出要建立“国际人才学”“中国海归学”、“中国创新全球化”、“人才赤字”以及“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等新概念也在不断促进着学术和研究创新的发展。 丰富的研究成果 CCG成立伊始,即确定了“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的专业定位,坚持“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积极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而其研究成果也多次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从2012 年起,CCG 在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成果——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蓝皮书连年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向社会发布,是国内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最多蓝皮书的研究机构。蓝皮书涵盖了从出国留学到回国创业,再到国家间人口流动以及移民各方面的情况和最新动态,奠定了CCG 在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海归创业、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国际移民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CCG 这两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从多角度和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许多相应政策与对策建议。作为国内第一本由专业全球化智库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填补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领域蓝皮书的空白。 CCG也十分重视在智库领域的研究。CCG创办者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多年来潜心研究智库发展和运行模式,考察过30多家国际一流的智库,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一书。 2015年,CCG 设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致力于“一带一路”相关话题研究。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已就“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国别地图的建立及依据”、“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一带一路与TPP”、“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等多个话题展开研讨。CCG专家多次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调研,撰写近百篇文章,并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此外,CCG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立风险咨询信息机制、加强企业政治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建议,递交相关部门,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 高水平出版物 在关注的研究领域,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件,CCG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英国Emerald等出版社密切合作,出版图书已有几十种。 仅在2015年,CCG就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三部权威蓝皮书,出版了《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国际猎头与人才战争》、《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 《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和《那些年我们怎么创业》等中文研究著作,并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英文研究著作: 1.China Goes Global: How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2.Entrepreneur and Talent Manage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Returnees 3.Revers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丰富多样的成果与活动 提升社会影响力 CCG目前拥有近百名国际化的全职研究和专业人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社会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与高端活动,广泛提升了自身社会影响力。 CCG研究专题研讨会 国际化智库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活动,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达成公众共识,从而推动政策。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每年举办200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一场,频繁的智库活动成为其智库影响力传播的有效方式,也是其年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非常活跃的国际化智库,CCG每年举办50多场研讨会,平均下来每周都有一场,这在国内智库中并不常见。这些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的经常性的研讨会,形成众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许多建言献策报告。例如2015年12月初,CCG在巴黎气候大会刚刚结束,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下,第一时间和美国著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美智库应对环境与健康挑战研讨会”,为气候变化、环境挑战与健康问题应对提供政策建议,充分发挥了智库作为民间外交二轨交流的重要作用。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也给CCG理事、国内优秀业界精英提供一个常态化与国内外政要、知名学者、先进同行进行思想碰撞的官产学交流的思想高地,推动政策进程,CCG2015年打造了由国内智库首创的“CCG智库圆桌会”系列。CCG智库圆桌会自正式开启以来,已经成为极具国际视野、思想高度和建设性的“品牌”会议。仅2015年,CCG就连续举办“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日本企业‘走出去’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 “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公益组织慈善战略”、“中美贸易与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建言献策”等多场智库圆桌会,形成集聚智慧的专业交流平台,为政策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CCG专业的高端活动 CCG每年举办的年度品牌活动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中国智库创新论坛”、“中国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论坛”、“CCG月度午餐会”、“CCG一带一路圆桌会”和“CCG建言献策座谈会”等。 CCG已连续八年主办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数千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参加了历届论坛,论坛业已成为沟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度交流思想的盛会。2015年CCG继续举办了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陈竺、刘利民、李卓彬、刘延国、王永庆、孙建立、张学军、薛澜、汪潮涌、王强、周成刚、郭盛等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由CCG 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两年在三亚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其“代表性”、“专业性”、“国际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交流分享、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帮助。黄孟复,龙永图,吴建民,章新胜、张琦、陈峰、唐修国、汪潮涌、钱建农、乔健、陈健洲、许慕韩、高红冰、以及南非、比利时、印度等国驻华大使出席2015年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并参与研讨。 2015年,CCG还开创了两个新的品牌活动:首次创办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邀请到了何亚非、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郑永年、曹德旺、王广发、王俊峰、徐小平、张亚勤、张爽、莫天全、丘成桐、查道炯、金灿荣、邱震海等国内外一流的政商学届嘉宾与会,就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展开研讨。CCG在2016年初还成功发起并举办了“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为国内顶尖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搭建了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何宪、王晓初、吴江、沈荣华、薛澜、王振、边惠敏、曾湘泉、薄贵利、王广发、王旭东、张冠梓、刘敏华等嘉宾出席并演讲,积极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人才制度优势的确立献计献策,成为“智库中的智库”,进一步奠定了CCG在人才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广泛合作积极发声 提升国际影响力 CCG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重视民间外交,是中国最活跃的国际化智库之一。 与众多国际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CCG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商会、欧盟商会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建设经验,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举办研讨会和联合研究等。 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学者访问交流 CCG也经常邀请国际政要、官员、著名学者参与CCG举办的活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William Swing、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Walter Douglas、非洲开发银行行长Donald Kaberuka、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Jonathan Elkind、比利时驻华大使Michel Malherbe、南非驻华大使Dolana Msimang、阿根廷驻华大使Gustavo Martino、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加纳驻华大使Anani Demuyako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David Ellwood教授等都曾参与CCG活动或访问CCG并发表演讲。 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 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为理念的CCG,作为新型国际化智库,不仅以研究报告、研讨会、出版蓝皮书等多种形式积极发挥政策和舆论影响力,更积极在国内社会性智库中率先"走出去",在香港、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设立了海外代表,并经常在海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积极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CCG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中美慈善研究研讨会”(2015),在纽约举办“中美企业慈善交流会”(2015),在新加坡合办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研讨会(2015),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发展论坛”(2013),在哈佛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研讨会(2012)”,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论坛”(2011)等海外高端智库论坛活动。 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CCG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高端论坛,为国际舞台带去中国智库声音。仅在2015年,CCG就先后受邀参加“中国欧盟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圆桌会(布鲁塞尔)、日本圆桌论坛(东京)、国际大都会年会(墨西哥城)、国际移民组织顾问理事会年会(日内瓦)、新加坡工商论坛(新加坡)、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年会(西雅图)、第七届全球移民流动论坛(伊斯坦布尔)、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米兰)、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劳动力就业和人才研讨会(巴黎)、东盟人才流动研讨会(巴厘岛)、全球智库创新峰会(宾夕法尼亚)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智库的观点。重视智库成果传播 CCG研究成果和举办的各种论坛及研讨会,得到了众多的媒体关注,经常得到主流媒体的报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网,《参考消息》、《文汇报》、《大公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BBC等国内外百家主流媒体的广泛采访和报道。仅2015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两次报道CCG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连续八期深度报道了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CCG 2014年曾为上海东方卫视提供全方位智库支持,联合策划15集大型纪录片系列《海归中国》,三次滚动播出,受到国内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此外,CCG专家的文章和采访也经常见诸报端,媒体、社会影响广泛。 展 望 在全球化时代,智库在国家建设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国家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上的竞争,这就依赖于智库的远见卓识、责任心和自信心。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CCG无疑是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发展之路的先行智库之一。展望未来,CCG将不断探索、创新,持续地提升智库在政策、社会、国际上的影响力,并将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继续继续前行。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表示,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任重道远。中国智库要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全球影响力。CCG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努力,愿与更多中国优秀的智库合作更好地走出去,更多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世界,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2月6日
2016年2月22日 -
饶毅: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还有段距离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饶毅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985”计划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要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会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地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本文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