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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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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副主席关新走进盈创参观交流
5月11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宽资本董事长关新一行前往苏州，走进CCG理事单位盈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参观全球第一家实现3D打印建筑高科技企业，并了解中国建筑方面的高新技术。 盈创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3D建筑打印技术领先全球，董事长马义和、副总裁刘文敏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新型技术。其中，3D打印建筑用的“油墨”原料主要是回收的建筑垃圾、水泥和钢渣，即环保又实用，3D打印墙体还可设计为空心，并填充保温材料，减轻了建筑本身的重量的同时，还能起到冬暖夏凉的效果。不仅如此，3D打印更具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打印不同的墙体结构，一次性解决墙体的承重结构问题。建筑材料可在工厂打印出来后，再运送到组装地点，与传统的建筑相比，大大减少了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还提高了效率、节约了建筑材料、降低了建造成本，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如今这项技术已走出国门，不仅为迪拜政府打印出全球第一批办公楼，还将帮助伊拉克进行战后重建工作。 参观结束后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关新董事长对盈创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前景表示看好，对3D打印建筑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希望双方今后加强沟通联系。宽资本投资分析师王琴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办事处经理吴雪宝陪同了此次参访。
2017年5月19日 -
梁建章：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源和创新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4月23日，携程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在2017年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表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源和创新。梁建章呼吁，目前中国面临老龄化、生育意愿低，中国未来人口状况很不乐观，未来中国要和东亚国家采取类似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注重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梁建章2006年卸任携程CEO，去斯坦福读博士，主攻人口，研究中国的人口，当时中国还是一胎政策，现在已经放开二胎。梁建章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还是创新，归结到人力资源。 梁建章认为，中国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规模，携程有五千名工程师开发最好的旅游网站，而日本人口少，最好的在线旅游公司只有一千名工程师。中国互联网公司比美国规模还大，因为有最大的市场和人才优势。 在梁建章看来，现在职业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未来中国要和东亚国家采取类似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提升人口质量也是问题，中国短期在农村还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缺口，如何让农村小孩到城市接受教育，提高中国人口整体素质，是要思考的。梁建章建议，短期来看，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源投入，包括更多人生二胎，建立更多幼儿所、幼儿园。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7年4月23日
2017年5月19日 -
钱颖一：大学学院改革的思与行
专家简介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Q：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区别在哪里？现在由于学历迅速贬值，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本科化。钱颖一：1977级大学生的录取率只有4.8%。一直到1998年扩招之前，我国大学的录取率都不高。而现在我们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因此，本科教育已经变成了大众教育。而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也都有60多万，规模也已经很大。回顾当年研究生招生刚刚恢复之时，主要硕士生，而那时硕士生都要做研究，所以是名副其实的“研究”生。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博士生是做研究的，而大多数硕士生是“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他们并不做研究。“研究生”的英文原文是“graduate students”或“post-graduate students”。这个词严格翻译过来是“本科毕业后学生”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翻译成“研究生”呢？因为当时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的学生都是做研究的。现在情况已经变了，现在绝大多数的硕士生是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而不是研究型硕士。这是需要理解清楚的。Q：具体到经管学院，本科、硕士和博士这三类学生是如何定位的？钱颖一：在我们学院，本科教育的理念是通识教育，发展个性。本科生一共需要修140个学分，其中70个学分是通识课，50个学分是专业课，20个学分是任选课。专业课学分比之前减少了，这是有意为之。本科毕业后的路径有三：或是攻读读博士，从事研究工作；或是读专业硕士或应用型硕士；或是直接工作。如果是直接工作，也可以工作几年以后再读专业硕士。这三种毕业后的发展路径是清晰的。Q：你们的博士生培养方式有了哪些新变化？钱颖一：这些年来我们学院的博士生培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了。过去报考博士时是报考导师。我们现在改成博士项目制，按项目而不是按博导招生。全院七个学系，一个系办一个博士项目。学生进入博士项目后，前两年主要是修课，要通过资格考试，不合格要被淘汰。论文不是由一个人指导，而是由三位教师组成的论文指导小组共同指导，其中由一位资深教师担任组长。通识教育为学生的一生打基础Q：你在本科推行通识教育时遇到了哪些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钱颖一：首先是理念问题。为什么要有通识教育？本科教育只是为了学生眼前找工作，还是为了学生一生？如果教育的定位是为学生的一生打基础，那就不要太在乎现在的课程对找工作有多少用。实际上，越是专业的知识，更新就越快，就越容易过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各行各业的未来领导者，要做领导者，人的品格和一般性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专业课程来实现。推行通识教育中，课程设置本身是不难的。我们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共有八个课组，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中国与世界、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但是难点有二。第一个难点是要有教师来教。这些课程是通识课程，而非专业课程。在国外大学，已经有了由高水平教师或专职讲师来讲授通识课程的传统，而且配备大量的博士生来上小课。而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二个难点是学生对通识课程的认知和投入。在学生不理解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时，他们就很难愿意投入时间去学这些课，宁愿多花时间在数学和专业课上。多数通识课程需要大量阅读，而不是像专业课程那样大量做题。我们的学生善于做题，但是不善于阅读。Q：通识教育课程，是在中小学教还是在大学教更为合适？钱颖一：中小学阶段学生更多的是学记忆性的知识，到了大学则更多的是分析性的和思考性的学习，这里有明显差别。在大学，过去我们习惯教导新生要努力地学习和定位。但是我强调，在学生进入大学后，要学会先忘记、然后再重新定位。有趣的是，我去过一些中学听课，发现一些特别好的中学的改革力度远远大于大学。我的感觉是，中国最好中学与世界最好中学的差距远远小于中国最好大学与世界最好大学的差距。Q：你刚才提到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课程组，现在一些中小学也在做些类似尝试。如果在中学开展相关课程，你有何建议？钱颖一：关于中国的中学生是否具备批判性思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2016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标题叫“中国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但只是在大学之前”。报道引用一项针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比较研究，对比的是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结果发现，在大一的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成绩在三国中最高。但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大三学生比大一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高，而中国正好相反：大三学生反而比大一学生批判思维能力弱。我后来找到了报道中被引用的这个研究者，他是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师。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无论是在数据还是方法上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随着越来越多中学生毕业去美国念本科了，我们就可以把从中国同一所高中的毕业生进中国大学和进美国大学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也许能发现大学教育的差别。对准聘长聘制要完整理解Q：经管学院率先在清华全面实行了教师的准聘长聘制度。这主要基于什么考虑？钱颖一：中国的大学是事业单位。过去，教师入职以后，从讲师升到高级职称（副教授和教授）后，基本上就是终身制，没有流动机制。国外有一种流动机制，叫做准聘长聘制度（tenure track）。但是非常有意思是，国外的这个制度的引入，正好是由于相反的原因，不是为了产生流动，而是为了产生保护。我在斯坦福经济系任过教，准聘长聘制的起因是在那里。100多年前，斯坦福夫妇捐建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先生很早就去世了，斯坦福夫人活得比较久。当时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两位教师的一项研究引起了斯坦福夫人的不满，就让学校解聘了这两位教师。这以后，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大学中就引入了准聘长聘制度：教师获得长聘之后，非特殊原因不得被解聘；而获得长聘则是一个“非升即走”的流动机制。在中国引入准聘长聘制度，是指这个“非升即走”的流动机制。对这个制度必须完整解读才对，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会误解为怎么要搞终身制。在准聘长聘制中，我们将教师分为助理教授、无长聘的副教授、有长聘的副教授和教授。助理教授都不是长聘，教授都是长聘。无长聘的就是准聘制，有长聘的就是长聘制。从无长聘到有长聘，是一个“非升即走”的过程。Q：你在经管学院的教师中还全面推行了年薪制，遇到了哪些问题？钱颖一：在此之前，大学的薪酬体系跟你们新闻界是一样的，主要是计件制。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是一个价格系统，数量由教师自己控制，最终所得客观计算，没有主观因素。虽然它有激励作用，但是它的问题是容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开始时，经管学院与其他不少学院一样，针对从海外新招聘的教师实行“年薪制”。这样就造成了薪酬上的“双轨制”，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产生矛盾。后来我们在教师中全面推行了年薪制。同时，我们也取消了各种奖金，把它们纳入每三年一评的年薪中了。我们在推行年薪制时，并不是完全照抄国外经验。国外大学主要是由院长决定教师的薪酬，在我们这儿不行。计件制的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主观判断。但是年薪制就要有主观判断。教师们对只由一个人决定薪酬是不放心的。所以，我们学院由教师薪酬委员会集体决定每一位教师的薪酬，薪酬委员会由院务会任命和调整，至少由五人组成。决定每一位教师的薪酬时，都要在薪酬委员会充分讨论后，再进行投票决定。Q：年薪制的结果会不会导致教师普遍涨工资？那么钱从哪里来？钱颖一：年薪制是机制的改变，并不一定是工资水平的改变。我们学院同国内其他商学院一样，学院绝大部分的收入是学费收入，在上缴给大学一个固定比例之后，剩下的由学院支配。我们从过去的计件制改为年薪制，不需要学校另外给钱，只是内部薪酬决定机制的改变。以前的算法是计件，现在的算法是年薪。整体来讲，我们学院教师的薪酬水平低于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学院，因为我们是体制内的大学。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7年5月12日
2017年5月19日 -
李一：“一带一路”，外资法人行在华新的战略机遇
李一，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允许外资银行改制为中国本地法人银行，允许其向中国内地提供全面的人民币及外汇服务。同年7月，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成为首家获准在北京注册成立本地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CEO李一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是摩根大通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摩根大通长期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向记者透露，摩根大通总裁兼CEO、被称为“华尔街之子”的杰米?戴蒙在摩根大通全球范围的内部会议上多次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除了美国，杰米最常提起的就是中国。”“一带一路”与外资法人银行新机遇 谈及对摩根大通中国业务的定位，李一用了两句话概括——一直以来,摩根大通都把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视为摩根大通全球在华开展业务的重要依托;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摩根大通中国团队又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对接摩根大通全球资源、服务中国企业国际化及海外企业在华发展。 “摩根大通有着全球领先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能力和遍及全球的覆盖网络，使我们在连接中国和海外资本市场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当前中国不断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又为摩根大通推进和落实摩根大通中国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李一称。 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这个过程中，李一作为摩根大通中国的掌舵人看到了无尽的机遇。 “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布局以及投资合作项目的落实，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不可或缺，这恰是摩根大通天然的优势所在。”他向记者介绍称，摩根大通在“一带一路”相关区域的员工人数高达7万多人，他们对当地的法律、文化和经济政策、监管制度等都有着专业的本地认知，可以非常好地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提供支持。另外，从金融服务能力来看，与其他外资金融机构相比，摩根大通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机构。例如：摩根大通是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算行，也是全球最主要的欧元清算行之一;另外在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领域，摩根大通并购、股权/债券融资业务以及现金管理、风险对冲等产品都在各自领域稳居翘楚地位。 正是凭借这些主客观优势，摩根大通在服务中国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机会方面已经开始初显身手。2016年底，摩根大通作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旗下上海电力的财务顾问，参与了其收购巴基斯坦卡拉奇电力公司66.4%股权的交易;除了这项交易之外，摩根大通还在工行收购土耳其Tekstil银行、神华收购印尼南苏1号独立发电厂项目，以及建行收购印尼Bank Windu等交易中担任财务顾问角色。 除了“一带一路”，中国监管层面一些政策的变化也给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外资银行带来了新的机遇。3月初，银监会发布《关于外资银行开展部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对在华外资银行业务“松绑”。 该《通知》规定，在华外资银行可以与母行集团开展内部业务协作，为“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债、上市、并购、融资等活动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发挥外资银行的全球化综合服务优势。按照中外一致原则，在华外资法人银行可依法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时，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要求，明确在华外资银行开展国债承销业务、财务顾问业务、大部分托管业务不需获得银监会的行政许可，采取事后报告制。 李一对此表示： “我们正在与相关部门进一步沟通，研究对摩根大通在华业务产生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这是一项重大利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外资行的优势，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法人银行——在华业务依托 李一一直非常重视本地法人银行的发展。“本地法人银行切实发挥了整个摩根大通在华业务依托的作用，对摩根大通整个中国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成立本地法人银行之后，摩根大通不久后就获得了中国国债承销商资格;随后又拿到了中国证监会授予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这些牌照是摩根大通业务在华落地的基础。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相信本地法人银行将大有可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摩根大通中国本地法人银行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广州、成都和哈尔滨均设有分行，为客户提供包括现金及流动性管理、贸易融资、风险管理、外汇和企业银行业务在内的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 2017年，摩根大通获得了银行间市场企业债券承销牌照，为摩根大通进一步深入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提供了条件。 “摩根大通债券承销和固定收益业务一直稳居全球前列，而且凭借我们强大的海外发行人及海外投资者基础，摩根大通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发挥作用。”李一补充称。 不过他也强调，摩根大通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在很多领域与中资金融机构都是互补的，“我们希望与中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并进，共同服务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5月11日
2017年5月19日 -
【中国经济周刊】世界华商生意版图正在向现代化企业迈进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在海外经常做着餐饮、住宿之类的“小生意”。曾几何时，老华商集中在以“三刀”(菜刀、剪刀、剃刀)为主的传统产业，如今华商的生意版图正在向现代服务业、科技型企业迈进。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下称《报告》)，揭示世界华商的现状。美国是否还是吸引华商的第一胜地？不同国家的华商有哪些特点？海外华商的哪些生意又做得有声有色？ 美国华商：七成以上为没有雇员的“夫妻店”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创新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一直是吸引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报告》显示，2012年，在美国有华商企业52.87万家，占美国企业总数的1.9%，这一比重在10年前为1.2%。从2002年至2012年的10年间，美国华商企业数量增加了24.27万家，增幅达84.8%，而同一期间，美国企业总体增长速度为20.2%。 华商企业偏重于从事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和租赁业，批发贸易业，零售贸易业等领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华商企业中，有雇员的企业13.90万家，只占全部华商企业的26.3%，这意味着七成以上的华商企业为没有雇员的“夫妻店”。整体来看，有雇员华商企业的规模也较小，平均每家企业的雇员仅为7人，是美国企业整体水平的三分之一。数据体现出华商企业极其明显的数量多、规模小、收入少的特征。但有雇员华商企业的总收入为1906.03亿美元，占全部华商企业总收入的90.7%；无雇员华商企业的总收入194.59亿美元，占全部华商企业总收入的9.3%。占华商企业绝大部分的“夫妻店”，只占有华商企业总收入的不到一成。 从地理位置上看，华商企业多集中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这两个州分别有华商企业20.53万家和10.56万家，占全部在美华商企业总数的38.8%和20.0%。 《报告》指出，与其他国家的华商相比，美国华商更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的优势，尤其是硅谷那些独立或与人合作创办的华商企业。目前硅谷有1万家以上的高科技公司，占全美高科技公司的一半左右，其中的硅谷华商不容忽视。如孙大卫和杜纪川创办了金士顿公司，致力于记忆芯片的生产，是美国硅谷车库创业者中的成功者；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创办了全球第一个门户网站；美国宏道资讯公司的创始人陈丕宏，推出了“一对一”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等等。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表示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并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业、环保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华商是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华商若能抓住“再工业化”浪潮的机会，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实力，还能及时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大幅增长，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80.29亿美元。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对美投资存量为408.0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7%，位列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之后的第四位。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16年7月的15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对美国进行了487项投资。这其中大部分是并购投资，也有少部分新建企业投资。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或新建的企业，成为美国华商企业重要组成部分，并和当地华商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日本华商：与日本主流社会和主流商界的距离较近 日本与中国地理较近、历史文化传统接近，因此成为华商汇聚地之一。 中国人居住人数在2007年超过了韩国人和朝鲜人，之后一直是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根据日本法务省的“在留外国人统计”，在日本长期居住的中国籍人士最多时(2010年)曾达68.7万人，占外国人总数的32.2%，2015年年末为66.6万人。 《报告》指出，作为中国邻国，在日华商从事高科技行业的较多，这首先与日本华商的背景有关。大部分华商是从中国赴日本留学，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学习、研究了尖端技术，毕业后到日本的大企业工作，在了解了企业的经营知识后再独立创业。其次是与日本主流社会和主流商界的距离较近。大部分华商企业的主要客户是日本企业，与日本企业在各方面的合作较多。第三是与中国的合作也较多，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事业。日本地理上与中国接近，交通便利。中日两国在产业结构上也关系密切，互补性强。不少华商企业既在日本创业，也在中国国内发展。第四是日本华商以新华侨为主，与老华侨之间在事业领域和经商模式上有很大差别。 欧洲华商：经济实力较弱 根据国务院侨办在2013年的统计，目前欧洲约有华侨华人255万。以此基数推断，华商在欧洲的群体还是比较大的。 《报告》显示，欧洲华商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支的华侨华人。中国内地又以浙江、广东、福建、东北等地为主，其中浙江籍65万，广东籍约50万。 在国家分布上，呈现全覆盖、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华商分布最多的欧洲国家是英国(70万人)、法国(60万人)、意大利(30万人)、西班牙(20万人)、德国(16万人)、荷兰(12万人)。其次是华商数量在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国家，包括瑞典、爱尔兰、瑞士、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丹麦、匈牙利、芬兰、希腊等。第三是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包括波兰、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 从整体上看，欧洲华商经济实力较弱，餐饮业、皮革业、服装业、贸易业是华商经济四大支柱产业。随着不同层次新移民人数增加，经营行业不断开拓，部分华商转向地产、物流、海运、跨境电商、中介、法律、咨询、投资、金融、保险、旅游、酒店等行业。一些高层次华商经营在教育、生物、医药、环保等领域也开始崭露头角。不过，从事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的华商依然是凤毛麟角。(记者 张璐晶)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19期
2017年5月19日 -
黄靖：一带一路正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轴
黄靖，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5月14日-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论坛举办期间释放出“一带一路”早期建设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则，更成为全球舆论讨论的重点。 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主持“智库交流”平行论坛议题讨论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发表的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演讲本身立足于‘一带一路’，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全面解读。” 创新点：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 黄靖指出，通过习主席的演讲，外界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将怎样向外交流、向外发展”。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合作，“只有基于平等、开放和交流前提下的合作，才谈得上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 在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坦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注意到各国之间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也会因此产生分歧甚至冲突，对此他也给了应对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黄靖说，这个“中国方案”有两大关键原则：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如果说‘中国方案’新在哪里，那么这两条就是很重要的创新。” 黄靖指出。他说， 西方世界自古以来在对待不同利益诉求时都是选择对抗，而为了在对抗中占据优势，就会选择结盟，而这势必反过来又激化对抗。与这一路径完全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对话，“通过对话来了解对方的需求、争取进行合作达致双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需要结伴。它与结盟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为了合作而产生，是平等、包容的，不具有结盟中最显著的排他性，目标只能是朝着共同利益的方向”。 此外，黄靖教授也认为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充分展现了“中国方案”的包容性和号召力。他说：“在当前国际政治中，我们很难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西方国家领导人同时为了一个话题聚集在一起，而这次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他们都同时来到了中国。” 不过，黄靖也提醒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不是为了取代任何一个现有的全球治理平台，反而会成为现有治理机制的有益补充。他特别指出，在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草案的撰写中，各国都反复确认一些重要共识，其中一条就是这个平台是平等的、开放的、包容的，各方都可以参与，各国发展战略也可以在这里对接。 “一带一路”推动第三次浪潮 黄靖认为，本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向外界传递的另一大信号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新兴发展国家正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引领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他介绍说，第一次由英国引领的现代化浪潮，涉及的人口不到4000万；第二次由美日德等工业化强国引领的现代化浪潮也仅使4亿多人受益；而眼下由亚太新兴发展国家引领的第三次浪潮则覆盖了40多亿人口。 黄靖指出，虽然现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但中国认为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仍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因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推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进一步促进全球化，使各国能够共享现代化的成果。他说，虽然各国提出的发展战略不同，但肯定有相通之处，“人类的共同要求是和平和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聚焦这两大主题，契合了各方的发展需求”。 黄靖评论说：“从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进程中起到中轴的作用。” 企业才是“一带一路”建设主角 至于如何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合作，黄靖认为对接是关键，既要包括发展战略对接，更要确保后续推进机制对接。 14日，习近平主席也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人民币。 黄靖指出，中国向丝路基金增加资金支持，无疑为“一带一路” 相关建设项目的后续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项目，更不是中国的外援计划，它是世界的，是一个以政策支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推动、企业具体实施，以项目为依托的经济发展倡议”。他强调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各方能共享发展红利，因而，市场经济是其根本驱动力，项目是参与各方的连结点，国家只是扮演“政策支持、法律保障、信用担保”三大角色。 不过，黄靖也强调，要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持续稳步推进，充足的资金投入是根本保障，因而，到国际上为“一带一路”建设寻找更多元化的投资关乎参与各方能否更快分享发展成果。他指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只有金融稳定、资金信用度高才能根本上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稳定推进”。对于中国而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范围和程度。黄靖特别提醒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一定要务实，不可操之过急，必须要对如何防患金融风险有充分认识和应用准备。一旦金融不稳，经济建设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5月17日
2017年5月19日 -
张蕴岭：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新型发展合作
专家简介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新的发展合作理念顺应人心；二是因为“一带一路”建设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发展合作新理念与新平台，对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地区与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走出低迷具有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创新发展合作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陆地网络把中国和中亚、西亚、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南亚连接起来，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网络把中国和东南亚、印度洋、非洲、欧洲以及中国和大洋洲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建设既可以推动我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又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发展条件，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发展合作为导向的。在沿线区域和国家改善陆地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立工业园区，建设现代化港口、发展港口区经济、构建海上物流网络，不仅能突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而且能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促进各国共赢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既有设备技术，又有管理经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共同协商，规划、发展新产业，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提升。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是有利于培育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新型发展合作。 丰富发展合作内涵。“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依靠创新推动发展的新思路。“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是合作创新，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它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利益来建构新的综合发展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其重点是建立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旨在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促进贸易和投资结构升级、创造新的发展空间；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支撑，它涵盖广泛的跨境金融议程，包括货币稳定、项目融资、双边货币互换、结算、债券市场、人民币计价债券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共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议程，而且包括人才交流、旅游、体育交流、疫情信息共享、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交流、科学技术合作，以及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非政府组织间的交流与城市间的合作等，从而赢得了广泛支持。 创新发展合作方式。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调整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加剧，贸易和投资增速放慢，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带来的是开放、合作、发展的新风，参与方是平等的合作伙伴，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建设不搞“区域第一主义”，而是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他国家也可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需要认真研究并着力避免新型发展合作中的各种风险，注重协调各方利益，探索和推广成功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形成合力并非易事，需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并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201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