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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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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特朗普政权是对美国形象的破坏
博鳌论坛聚焦“大选后的美国”，市场对特朗普新政寄予希望。减税、基础、放松管制，能否推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新政实施会遇到哪些技术性难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论坛上表示论坛实录 主持人杨锐：黄靖所长是否觉得特朗普当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黄靖：其实我们没有觉得非常严肃，但是我同意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不仅会影响到美国，也会影响到其他地方。我先说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美国政府有七八百个重要的职位，但是只有70个人现在当选了，而且只有15个人现在被国会通过。所以问题很严重。现在有90个大使的职位还是空缺的，整个亚洲地区只有中国比较幸运，现在有美国驻华大使。昨天才确认了美国驻日本大使。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全球的领袖国家，但是对其他国家并没有大使派出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另外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分化的国家，不仅仅是民众，而且在特区也是非常分化的。 特朗普其实最严重的反对声音反而来自共和党，这对于他领导国家来说，并没有一个在主要问题上战略性的共识，这是会影响到美国和全球利益的。 这种政策框架需要通过长期的妥协来实现。特朗普和他的反对者，包括共和党内的反对者必须要妥协，才能够制定出未来的政策框架。即便是能有妥协，这个妥协也会非常保守。对于我们国际社会的影响就是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即便是妥协了，也会使单边主义会非常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而且还有国际社会会有很大的损失。 联合国是一个全球政治秩序的代表机构，还有WTO是全球经济持续的代表，还有亚行、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国际金融秩序的代表者。美国在其中起到一些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单边主义的话就不会利于这些机构的发展，所以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全球秩序的建立者，在特朗普政权之下会变成这些秩序的破坏者。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是一个强大的领导国家，从1945年开始就是这样，那因为是美国主义。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美国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特朗普是反对美国主义的，所以特朗普政权最大的损失或者破坏力就是对美国形象的破坏。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7年3月26日
2017年5月8日 -
张蕴岭：需要走出“一带一路”六大认识误区
专家简介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种扩及世界的广义合作新理念与平台。它通过创新发展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入发展活力，从而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积极反响。如今，“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种扩及世界的广义合作新理念与平台。然而，对此仍然有一些认识误区需要澄清，本期思享一席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进行了独家专访。01误区1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战略竞争。答“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有利于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困难的调整期。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发展不平衡加剧，贸易和投资增速放慢，保护主义盛行。面对世界发展中这些问题，各种反应和对策都有。“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开放、合作、发展的新风。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它是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利益来激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参与热情，动员其资源投入，改善其综合发展环境，调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有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不是战略竞争，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合作与和平的地区与世界。02误区2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答“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也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与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倡议，“一带一路”就是诸多新思路、新倡议中最有影响力的，得到的支持多，参加的国家多。“一带一路”不仅推动合作，也推动开放。通过实现互联互通，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高标准区域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凝聚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不搞“区域第一主义”，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也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与建设。以亚投行为例，其成员资格对真正有兴趣并愿意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开放。互联互通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路线，涵盖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多种多样的连接。 03误区3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是向外转移被中国市场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答“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是中国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能促进当地产业提升和经济发展。■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发展方式。■ 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陆地网络把中国—中亚—西亚—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连接起来；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网络把中国—东南亚—印度洋—非洲—欧洲以及中国—大洋洲连接起来。中国这些为数众多的接邻和近邻国家，从地区上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缘带，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跨境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包括公路、铁路和航空，但现在所有这些跨境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很落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改善陆地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提高现代化港口的连接，发展港口区经济，构建海上物流网络。这不仅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而且能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促进各国共赢发展。■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设备技术能力，也有管理经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不同于以往的简单的产能转移，不是把过时的和污染的产能转移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产业的扩展与提升，有利于其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不是将被市场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发展方式。04误区4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开发援助。答“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 “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开发援助，参与方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建设遵循的原则是“在满足所有参与者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共同建设，努力整合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发展战略”。■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任何单独的国家都难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由于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资，公共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至关重要。预计在未来几年，基础设施投入还会进一步增加，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满足他们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资3.3至4.5万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电信、交通、水、卫生）以及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具体项目（如食品安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健康和教育）。■ 在资金来源方面，过去的发展合作传统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捐赠者资助。但研究表明，发展援助的份额在基础设施融资中仅占6-7%。这表明需要创新发展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同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合作框架。过去的经验表明，在电力、电信、运输和供水等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较少，现有的投资相对于满足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需要的有效资源而言仍只占一小部分。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发展合作融资的新型模式。通过亚投行的自身融资、国际市场融资，以及调动国内公私部门融资的潜力，充分考虑伙伴国家项目的需求，将为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帮助，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金砖国家”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是如此，功能主要是有助于解决发展融资的瓶颈限制，通过提供贷款、担保、参股或其他金融工具支持，以合作的方式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成立更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机构是必要的，它能为包容性发展带来新的活力。05误区5 有观点认为，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将取代现有机制。答“一带一路"构建的新机制与原有的机制是合作互补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是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如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但它们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制，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而是做增量，推动合作，与原有的机制合作互补。像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与亚行、世行联合开展融资业务的。 06误区6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经济合作议程。答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公共支持。■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法规、规则和标准一致或者连接，以及人员流动。投资和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旨在通过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沿线国家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支撑。通过协同努力，促进货币的稳定，增强信用体系的能力，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民间资金参与重点项目的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了促进经济的议程，也包括文化和学术交流，培训、媒体合作，人才、青年和妇女交往，从而“赢得公众对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支持。在各种合作机制下，促进人才、旅游、体育交流，疫情信息共享，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交流，提高科学和技术合作水平，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实践合作、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加强相关城市之间的合作。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8日 -
【光明网理论频道】中国社会智库的“五力”创新实践
——以CCG全球化智库为例作者：于南 5月4日，民政部、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了社会智库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强调要强化社会智库的规范管理、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保障措施。同时，意见对社会智库的范畴做了明确界定，指出社会智库是由境内社会力量举办，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采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组织形式，具有法人资格，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要加强社会智库宣传引导，重视典型引领，着力宣传社会智库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社会智库的良好氛围。 这是继中央“两办”2015年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中央层面首次专门对社会智库进行规划，为新形势下社会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社会智库具有里程碑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把智库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中国社会智库虽起步较晚，却深具市场基因、创新意识，有助于科学、民主决策，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提供智力支撑，促进中国智库市场的整体繁荣。 在具体的智库研究中，可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中国智库代表进行分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简称CCG全球化智库，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型研究集团，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等。CCG成立九年来，一直坚持践行意见精神，并继续朝着健康和卓越发展，在实践创新中总结出智库政策影响力、智库思想创新力、智库研究支撑力，智库社会传播力，智库国际输出力的“五力模型”，为社会智库提供独立的思想产品，提高影响力，助力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提供借鉴经验。政策影响力：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社会智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的并行发展，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智力支持体系，促使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可选择的智力资源，不断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高决策水准。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者，CCG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具有代表性。 首先，注重建言献策。CCG特别重视智库的建设性，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CCG建立了顺畅的建言献策渠道，掌握了用政策建议的语言给政策制定者定期报送《建言献策参考》，不少成果和建议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得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包括中组部、统战部、人社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侨办、公安部、国家外专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等领导的关注。 这些年来，CCG积淀了丰厚的建言献策成果。仅在2016年，CCG多项关于国际人才的研究成果被国家重要人才政策所吸纳。1月，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采用了CCG提出的多项建议。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采纳了CCG关于实施投资移民政策的建议。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吸纳了CCG提出的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的建议。7月，CCG《关于设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徐绍史等领导批示，国家发改委等有关单位还专程来CCG调研，CCG也在协助后续的相关研究工作。 由于CCG出色的建言献策成果，CCG主任王辉耀也作为智库界代表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其次，承担部委和省级课题。CCG多次承担国家课题，努力构建良好的政府与智库的关系，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功能。 CCG 在2013年参加了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央统战部和欧美同学会的《留学回国人员面临的形势及未来发展战略建议》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功能的建议》等课题研究。CCG在《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中提出的欧美同学会应成为智囊团、人才库、民间外交生力军等新定位和设想的建言献策，也被采纳进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新时期新阶段中国日益壮大对留学人员队伍来说是一个新的定位和巨大的鼓舞。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2016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强调健全组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留学人员组织，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这些也部分吸收了CCG课题研究中的有关成果。 再次，提供相关政策培训。CCG有关专家多次参与了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地市级组织部长培训班，中央和地方智库建设培训班，也曾为中央党校战略研究班讲课。CCG协助人社部还建立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并协助委员会经常举办人社部高级创新创业人才研修班。CCG专家还应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内蒙、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为当地政府官员举办了培训。思想创新力：思想市场的“鲶鱼效应” 智库本质上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必须有独立的“思想产品”。真正的大国智库应该是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CCG把思想创新看做智库的生命线，把具有创新思想的智库产品作为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在前瞻性思想方面，早在举办北京奥运会的2008年， CCG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便敏锐地抓住中国开始与世界更加密切的讯息，于同年创建了CCG全球化智库——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研究机构。从那时起，CCG从不间断的研究和宣传全球化对中国的巨大意义，连续多年举办系列全球化论坛和全球化圆桌研讨，为全球化在中国布道，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作为智库研究方向，尤其注重全球治理，人才全球化和企业全球化等领域的研究。 多年来，CCG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思想的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CCG在2009年出的图书和在多家媒体对比“美国梦”后发表专栏文章提出“中国梦”，并在在2012年夏天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专门举办了“中国梦”的研讨会，最早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理念。此外，CCG的建议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化”，也参与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复和建立。CCG在研究方面也不断创新，提出要建立“国际人才学”“中国海归学”、“中国创新全球化”、“人才赤字”以及“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等新概念也在不断促进着学术和研究创新的发展。 CCG作为智库在关键时间点发布针对性报告，为相关决策提偶供参考意见。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给全球化未来带来“冲击波”，中国正面临着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新转折点。CCG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和国家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关键时刻，群策群力，多次举办汇集政、商、学界各精英的专题研讨会和圆桌会，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为政策制定、企业发展和社会认知提供参考，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供智库的智力支持。 自“逆全球化”思潮和美国大选以来，CCG发布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系列报告，并在特朗普上任前夕发布《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研究报告，为紧张时局下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发出智库的不同声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收紧移民政策，“用美国货、雇美国人”之时，CCG发布《抓住美国移民收紧机遇，更加开放国际人才政策》报告，为完善提升中国的国际人才竞争力提出十项具体建议。在“习特会”见前夕，CCG发布《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分析认为中美在基建领域存在较大优势互补，有广阔合作共赢空间，可在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意义，并由此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加强中美基建合作的具体建议。 此外，CCG重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学者访问交流。CCG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商会、欧盟商会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建设经验，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举办研讨会和联合研究等。 CCG也经常邀请国际政要、官员、著名学者参与活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William Swing、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Walter Douglas、非洲开发银行行长Donald Kaberuka、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Jonathan Elkind、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 Fred Hochberg、比利时驻华大使Michel Malherbe、南非驻华大使DolanaMsimang、阿根廷驻华大使Gustavo Martino、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加纳驻华大使AnaniDemuyakor、卢森堡驻华大使Paul Steinmetz等都曾参与CCG活动或访问CCG并发表演讲。研究支撑力：中国智库的社会“智造” 智库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策略、新方法等研究成果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政府决策，这就需要智库能产生有价值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CCG借鉴世界知名智库的发展经验，严谨地进行研究定位和议题设置，不断夯实研究基础，保证了智库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CCG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智库要研究特色鲜明。CCG成立伊始，即确定了“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的专业定位，坚持“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不断推动CCG政策研究成果转化的，是CCG在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全球化等核心研究领域的专注、专业，以及深厚的研究基础。 CCG在国内最早开展国际人才政策研究，也是目前该领域最专业的智库。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CCG不断加强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战略的研究，目前也是国内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战略研究最专业的智库。 其次，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关注的研究领域，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件，CCG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密切合作，出版中英文图书已有几十种。 值得一提的是CCG 近三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从多角度和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许多相应政策与对策建议。作为国内第一本由专业全球化智库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填补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领域蓝皮书的空白。 此外，CCG还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国家战略》、《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中外国家人才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人才战争》、《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等一系列中文研究著作，并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研究著作。 同时，CCG 设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所、华人华侨研究所等还举办系列研讨会并发布报告，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发挥全球华侨华人整体的力量提供研究支撑和政策建议。 再次，智库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化团队。意见指出，社会智库要加强自身建设，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在此方面，CCG拥有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和研究团队。在CCG八位全职高管里面，相当一批都有过政府，企业和学术的经验，绝大部分高管都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的智库管理团队。CCG拥有的100余位全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很多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名校，其中博士占比37%，硕士占比54%，并拥有博士后工作站资质。 同时，作为“旋转门”机制的倡导者，CCG邀请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担任CCG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担任CCG联席主席，并邀请商务部美大司前司长何宁、商务部美大司前司长江山、商务部欧洲司前司长孙永福等前政府要员担任CCG高级研究员。 此外，CCG还通过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建立起全球化企业发展、留学人才发展、海归创新创业等信息采集渠道和数据库，有力地支撑了政策研究工作的开展。国际输出力：“全球化先锋” 首先，中国智库要发展，就要积极“走出去”，国际化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是大国智库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方面，CCG把走出去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作为目标。唯有如此，才能在做好研究的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国际输出，打造智库的国际话语权，营造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在香港、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设立了海外代表,并经常在海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 2016年9月，CCG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智库二轨对话圆桌会，CCG负责人与20余位前美国国务卿等政府高级官员、资深智库专家共同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当前中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11月，CCG在马六甲联合主办第八届世界经济华人经济峰会，东盟五国前最高领导人出席，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一道提升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商业合作。 CCG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中美慈善研究研讨会”(2015),在纽约举办“中美企业慈善交流会”(2015),在新加坡合办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研讨会(2015) 、首届新加坡区域商业论坛（2015）,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发展论坛”(2013),在哈佛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研讨会(2012)”,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论坛”(2011)等海外高端智库论坛活动。 其次，中国智库要在国际学术界和高端论坛发出中国声音。在此方面，CCG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高端论坛, 2015-2016年,CCG先后受邀参加“中国欧盟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圆桌会(布鲁塞尔)、日本圆桌论坛(东京)、国际大都会年会(墨西哥城)、国际移民组织顾问理事会年会(日内瓦)、新加坡工商论坛(新加坡)、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年会(西雅图)、第七届全球移民流动论坛(伊斯坦布尔)、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米兰)、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劳动力就业和人才研讨会(巴黎)、东盟人才流动研讨会(巴厘岛)、全球智库创新峰会(宾夕法尼亚)，亚洲欧洲美国战略合作研讨会（比利时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智库的观点。同时，智库要重视民间外交，在国际上展开广泛合作。社会传播力：“民间外交使者” 公共政策最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涉及到的是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广大民众知晓、理解与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未来公共政策执行顺畅的重要保证。社会智库最大的优势在于“接地气”，更能够了解广大民众的现实关切，可以更好的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能影响社会大众的舆论，使政府决策更加全面和完善，有助于决策的公平与民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开展高端活动，提升社会影响力。国际化智库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活动，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达成公众共识，从而推动政策。 CCG每年举办的年度品牌活动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中国智库创新论坛”、“中国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论坛”、“CCG月度午餐会”、“CCG一带一路圆桌会”和“CCG建言献策座谈会”等。其中，CCG 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三年在三亚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其“代表性”、“专业性”、“国际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交流分享、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帮助。 此外，CCG已连续十一年主办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数千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参加了历届论坛，论坛业已成为沟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度交流思想的盛会。 第二，重视智库成果传播。以CCG为例，CCG向来注重向社会公众分享前沿观点，搭建跨界平台。CCG于2017年4月9日在京主办的“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汇集了两百多位CCG理事、CCG学者专家和政、商、学届精英代表，探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共同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发挥智库影响力。包括路透社、法新社、BBC、Bloomberg、China daily、FT、华尔街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内的近百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了本届论坛，近100万人观看了论坛直播。 2016-2017年两会期间，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撸起袖子加油干”，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和部分CCG理事，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第三，打造自我造血机制。CCG近年来一直坚持探索创新社会智库的成功运作模式，在不影响独立性、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以实现自我造血和维持良性运营的目标。经过多年实践探索，CCG逐渐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政府研究课题收入、出版物收入、活动收入、社会赞助、理事捐赠等等。社会智库可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的发展在信息获取成本、政策建言渠道、资金筹集持续性和人才储备流动性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建立“旋转门”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为社会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智库的大繁荣，离不开社会智库的支撑。随着中央《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各项制度的完善，对社会智库的支持和开放，就像民营企业的开放搞活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社会智库的开放，将会对中国政策市场和思想市场带来新的活力，提升中国在全球软实力的地位，相信社会智库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文章选自光明网理论频道，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8日 -
朱民：美国进入加息周期 全球货币开始收紧
本文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在“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及问答实录。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想把我对世界经济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民粹主义崛起会对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产生影响，使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个结构会影响五到十年的趋势。特朗普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动物，现在故事改了，所以世界经济出现了拐点。整个世界因为特朗普的当选会出现新的变化，我就这个观察做一个报告。一、特朗普冲击 特朗普的经济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紧货币政策，希望通过强美元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回美国增加就业和工资，对全球影响特别大。 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有供给的改革、税改、移民法的改革、监管的变化、让石油出口，这个变化冲击力都是很大的，美国现在每天生产五百七十万桶页岩油。美国今天生产的石油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因为页岩油的出现，使得石油的定价权从APCE重新回到美国，这是挺有意思的政策。贸易方面，特朗普想为出口制造一个空间；他的金融政策是放松监管，整体的目标是希望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增加就业，增加工资，然后在中长期增加美国的竞争力。 比如说基础设施，大家可以看到危机以前美国（左图蓝色），危机以后美国基础设施急剧下跌，美国的火车特别慢，纽约到华盛顿走三个小时，我昨天从北京到这儿高铁两个小时就够了。美国国内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三十年前的占GDP的2.8%，跌到今天的1.4%，导致了基础设施老化下降，所以确实对基础设施投资有需求。 公司税，趋势总体是由高往下走，因为公司税具有国际竞争的原则，公司税下降10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到15个点的利润，谁不到你这里设厂？全世界的公司税都在下降，蓝区从二十年前的32%跌到22%左右，跌了十个百分点。我们在座的有爱尔兰大使，爱尔兰的公司税是最低的，加拿大的公司税15%左右，美国35%。美国要把公司税降下来也是有想法的，所以它的这些政策，货币改革，宽财政都会做，贸易仗也会打，特朗普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靠谱。 说了无数的话要做，唯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细节，因为不知道怎么做，结果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所以这个市场开始猜测，这个世界就开始乱了。二、比起美元走强 更麻烦的是美元波动 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是可能加息的轨迹，比如说到2021利息加到3%左右，这个绿的是美联储可能的曲线。但是这个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会如此强烈的加息，市场的预期是红线，黑的点和红线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说的风险。为什么市场不相信美联储，因为美联储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承诺，2015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没有反应，2016年美联储加息市场没有反应。最终红的曲线要向美联储的曲线靠拢，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全世界的资产根据这个红线，这个红线的运动会改变全世界的经济。要把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放缓，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巨大的波动，资本流回美国，汇率大跌，理论上来说这句话动了什么，动了那根红线，动了市场预期，把这根线往上移了，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改变了红线，这根红线会往上移。我们只是不知道这根红线以什么速度和强度往上移，如果是急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全球金融资产的再配置不可避免，这个是影响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件事。 特朗普强势美元，美元太强。我把美元的走势，美元兑欧元，日元的走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放在一起了，所以说右边的指标衡量，这边红的最高八个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到美元走强的第一个时期是八十年代，在那个时期发生了很多国家的金融危机，拉美危机，拉美危机以后美元走弱，又一次走强走到九十年代。这一次又有很多国家发生危机，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元走强为什么世界会发生金融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企业就必须用更多的美元负债，美国的资本会流回美国，市场会发生恐慌，这就是在拉美危机八十年代亚洲危机，九十年代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元走强还没有达到亚洲和拉美的危机，美元会继续走强。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趋势，因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但是我在后面讲到，比起美元不断走强，更麻烦的是美元波动。 特朗普说要减税、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美国会再次回到双赤字的高峰，因为双赤字世界会减少兑美元的信心，美国按照国会的协议，76.8%降到69%左右，现在的趋势没有的债务会不断上升，很大的挑战，美国债务的上升，美元的公信力在下降，所以美元在下降，矛盾的政策使得美元又会强势又会产生波动，波动的美元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的汇率为什么会波动，特朗普希望增加出口，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但美元的汇率增高的话出口是下降了，所以不断的经济好的时候美元走强，出口下降的时候说美元走弱，没有一个总统会像他这样货币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这是美元的波动，这是我们面对最大的不确定。三、低迷是今天全球面临的基本格局 2010年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缓缓的下降，今年到了3.3%左右，但是仍然处于低位，为什么全球增长会处于低迷状态，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个蓝的线是07年全球GDP的，红的是我们做的调整的预测，黄的是实际的结果，危机是把全球经济的GDP水平平行的下压到了一个低的水平。这个缺口就是我们世界永久性损失掉的因为危机产生的缺口，1929年以来全球危机以来，反弹超过以前的轨道，第一次经济的水平远远低于原有的柜机，增长能力也在下降，我们做了预测，全球经济的潜在基础生产能力蓝的增长能力，红的劳动的增长能力，投资在下降，老龄化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所以未来五年潜在的劳动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所以危机的影响是在静态的经济水平压低了，把增长的势头给减慢了，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大的基本的结构，我们处在一个低的增长水平、低贸易增长、低油价、低利率、低通胀，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的一个大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之下全球发生了一系列很有趣的问题。老龄化是一个典型的变化。我举个例子，美国的例子，一百个人中，今年美国是22个老人，十年以后就会增长到32个，从32%增长到33%，这个速度增长是巨大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老人的费用钱从哪里来，这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全球很多国家不断在面临老龄化。今年全球人口是75亿，我们2020年是120亿，全球人口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蓝绿的柱子，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是绿的柱子，新经济国家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恰恰是2008年，往后逐渐是下降，出口劳动人员的负增长，一边是急剧的劳动力缺口，负增长，一边是大量的劳动力增长，怎么办呢？谁承担在非洲的年轻劳动力的教育，谁给这些年轻的非洲人教育？ 有人说可以移民，但是今天一百万移民就把德国经济搞的如此的混乱，二十年以后一亿的移民会对这个谁产生什么冲击。从这张图的意义上来说，崛起只是刚刚开始。经济学没有任何办法，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第二个是需求偏好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贸易增长速度在下降，这个蓝的增长速度，绿的是GDP的增长速度，以前是GDP永远高于贸易增长速度，但是危机以后是低于贸易增长速度的，降关税，产业开始成熟，最有意思的是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用一个概念对贸易商品的弹性指标，增长一块钱你用多少钱来购买物资商品，比如说你有一块钱的收入花两毛钱的商品，十年前是这个比例，十年后还是这个比例，这个弹性是不变的，我们衡量这两个弹性。 我们用03年和06年的数字比16年的数字，如果所有的都是都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的国家，这个巨大的蓝球是美国，这个红球是中国，今天我们每增长一块钱的收入我们购买进口商品的比重在下降。我们消费更多的服务业，我们消费更多的国内产品，我们消费更多的医疗旅行，娱乐，电影等等一系列的服务，我们没法解释，我们证明我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没法证明为什么发生了变化，美国不买车，买房，你怎么会买彩电，怎么会买冰箱呢，经济学有两个东西是没办法，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偏好的变化，现在这个偏好发生了变化，这深刻地影响全球未来的贸易，全球未来的经济结构，所以全球经济继续轻化。 都认为美国服务业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国美国失败了，欧洲服务业在巨大的上升，人们在消费服务业，消费旅游，餐饮等等，所以轻资产变得的值钱，人们不再关注重资产，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以投资急剧下降。整个投资应该有的轨迹和今天比较，和2007年预测，美国下降了25%，等于美国减少了3%GDP的投资，这又是一个轻资产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当科技如此发展的时候，劳动生产急剧下降，最强的国家之一，九十年代，00年以后基本走到1.5以后，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劳动生产急剧下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人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没有劳动生产的提高，怎么生产蛋糕供给未来退休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四、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特朗普的政策是一个冲击的点，这个点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拐点。背离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化包括人民币走弱，美元走强，英镑，欧元，日元，俄罗斯都在贬值，利率开始改变了，这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拐点。我做了一张几乎一百年的图，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利率水平下降，下降为零整个维持了六年。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利率水平逐渐下降，一直到这次危机又一次走到为零。 这个利率水平在最后一个尾巴在这个地方开始上升，在过去的几周里无数人问我，美联储今年会加几次息？加几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加息的通道，全球进入流动性拐点，流动性有极度的宽松，美联储进入加息的通道，不可能再减息，只能加息，这是全球流动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拐点，没有哪一点像利率政策，会如此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的经济。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一路上升，然后一路下降到这次危机，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美联储利率上升急剧强烈，美国的通货膨胀开始上升，美国的财政政策开始取代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长期性、透明性，财政是政治的工具，波动性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及其严峻的挑战，进入一个新的拐点。中产阶级感觉到特别的不安全，不单是收入的不增长，全球的收入分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今天整个水平又回到二战以前的水平，10%最富有的人重新拥有世界的40%，这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拐点，这是一个产生危机的拐点。 所以民粹主义崛起。这一次民粹主义不断上升，而且和二战以前有很大的不不同，二战以前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次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涉及面更广，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政治的不稳定的拐点，民粹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国内的政治生态的恶化。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我们用绿的颜色，表明是和谐的，浅绿到淡绿，黄到淡黄，浅黄，到桔红到红是极度的不和谐，200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是绿的，仅仅十五年以后，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 国内政策和谐的改变根本上改变政治生态，改变了关于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击，伊拉克和阿富汗，今天最主要的冲突是国内社会的不安定，历史告诉我们国内社会不安定最终回引起国与国的冲突，国内政治不安定的因素急剧上升和谐度的下降是全球政治形势的拐点。所以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拐点，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和这些推动结构性进一步的变化引导着我们走向一个未来的新的世界。那一定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当然会有无数的波动。 我把所有总结起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实施是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整体继续低位运行；全球经济经历结构性变局；全球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到来；政治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成为主要风险；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长期结构调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特别有意思也高风险的世界经济。谢谢大家！观众提问日本大使：非常感谢你很有启发的演讲，但很悲观，你应该给我们一个梦，我们未来更好的一面？朱民：你说的很好，我觉得第一点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说我是悲观，我们观察形势不存在乐观和悲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乐观和悲观之分，我们只有接受，根据这个事实制订你的新的政策，如果一定抱着以前的观点，这个世界还是玫瑰色，那么你一定是输者，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事实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实，把握这个事实，决定谁会成为最终的赢者。第二个，未来在波动，波动创造机遇，在这个大的格局中整个供给的改革是决定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包括制造业的改革，包括退休金的改革，养老金的改革，加大开放，而不是单纯从总需求的政策拉动增长，会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方向。第三点，当我说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不是危机，我说是低迷的均衡，所以还是在低迷的均衡状态下缓缓的行走，因为没有危机的压迫，谁会主动的变革和改革？第四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走出所有一切困境的根本，科技的发展在未来数二十年是一个根本，做人工智能到2035年会帮助日本把GDP速度翻三番。爱尔兰大使：我们有很多的措施来推动创新，创新有什么样的潜力？能够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第二点，你如何评价英国脱欧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观点。朱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对于英国脱欧这个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英国脱欧的，我想世界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但是确实发生了，从长期来看我想是对欧洲或者是英国可以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可能会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目前我们关心的事情是脱欧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脱欧的进程会非常的复杂，有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梅姨会提前进行大选，如何减少这个风险和不确定性？总体而言，我认为对世界经济和英国经济不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在这个公投之后，当时经历了波动，事后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化的创新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很多创新的产品，我们预计第四次会进一步再次改变人类的格局，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好！我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很多我们还没有进行完全的工业化，最终技术的创新会给我们从生活方式到生活质量方方面面顶级的体验。可以涉及到经济社会娱乐文化，包括军事和国防，不光是一个地区的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开发会让机器更好的更深入的认识人类活动，会对我们未来人类的生活产生颠覆性的改变。主持人：以前大家都在担心中美之间贸易战的问题，但在今天很明显两国元首见面之后贸易战的整体危险性降低了，你觉得这是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做转向么，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吗？朱民：从中美来说，特别是两国元首见面以后，整个金融形势和政治形势有所缓和，现在美国不再说中国是汇率操纵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决定，表明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缓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能够坐下来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泛泛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美的贸易赤字大概两千到三千亿美元，现在开始具体讨论在一百天内拿出一个方案，这是很好的事情。第一点全球贸易格局在下降，而且会继续下降，特朗普特别强调贸易增长这是反趋势的，美国人要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也要意识这个趋势，在这个大的格局中国还要强劲的贸易出口也是不现实的，中美双方在起点上都需要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在经贸方面，贸易的协调，是有空间的，但是中美双方在其他的方面，服务，投资等等其他方面合作的空间更为宽广，贸易趋势往下走的时候，开展新的贸易合作我觉得是更有希望的。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4月23日
2017年5月8日 -
查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文|查道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全球化”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流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的时代背景影响着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如何，甚至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这个命题。其中隐含了某种全球化和中国的变化是两条平行线的认知。 近几年，在中国在全球的国别经济总量、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量、跨国投资流量中的国别地位上升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化”的命题。如今的讨论，基本剔除了“要不要”的成分了。例如，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后，在中国的媒体和一些智库报告里出现了不少以“中国药方”、“中国模式”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的表述。在回顾和归纳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是一个正常且正面的发展。国外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假如我们沾沾自喜、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其实，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与全球化不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如何定义“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并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跨国经贸往来的量和幅度上，全球化的程度不会有这么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常性地发布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此前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根据预测，在2020年底前中国经济有望继续贡献30%的全球经济增长。类似数据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同时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 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难看出: 中国在1978年12月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向，是全球化道路摸索的一部分。在联合国框架下于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基本运作逻辑是让“比较优势”的跨国效应得以发挥。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增长战略，集中经营矿产、农业等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出口运往北美和西欧，对那里的加工业和金融业做出贡献。而北美和西欧则作为拉美市场的金融和投资来源以及机械和日常消费品的提供方而与之对接。巴西等数个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是长期在两位数区间。但是，以1973年发生的秘鲁军事政变，将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为标志，“全球产业分工”的实验开始结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经济危机从在巴西、墨西哥等有过高增长记录的国家开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源自对二战后拉美的经济后劲乏力的总结。 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道路：通过进口应对原材料的稀缺、引进机械设备并创新研发、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有价格竞争力的加工品，向全球消费者出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起飞。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提供了一种惊醒：东亚的增长模式也是脆弱的，更何况其经济规模和潜力也有限。 二战后三十年，非洲大陆依然饥荒和战乱不断，是唯一占全球贸易比例比战前萎缩的大洲。当时对非洲发展前景的评估，基本是悲观的。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冷战两大阵营划线的“东西贸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 这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当时的全球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机遇。从当时的中国经济所能做的贡献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开放给“向每个中国人多卖一寸布料”的跨世纪梦想创造了空间。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四小龙”的道路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方互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争议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融合？中国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护？引进外资后，如何“与狼共舞”？ 围绕如此等等的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四十年的学术和政策辩论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回合，都很严肃。1986年，中国要求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用的政策表述是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而不是申请或者是需要谈判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收购中国》的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记录了诸多中国人的忧虑。 在2016年，类似词汇已经变得有些生疏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从2002年中国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一点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经历一些重大的挑战，中外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外被称作“逆全球化”，也是可能的。 今天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出现民众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出现一些减少与外资互动的程度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个新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过程的一个环节。“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继续。战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由众多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牵头组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至少就知识背景而言，中国自己的“丝绸之路”构想设计，从中得到了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成功的部分，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方并不具有能快速改变状况的魔力。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认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性内涵而言，中方的倡议与既有的倡议并没有区别：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实，中文里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一词，便是从英文中的connectivity翻译而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西进”或者说“告别太平洋”的战略。这种观察的基础是：传统上的依靠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遇到了麻烦；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谈判不包括中国，更为严重的是，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争议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长期、全面对抗的时代。这是在国内外新闻评论中特别流行的解读。 其实，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这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文地理所决定的。中国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包括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地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快美国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经济外交措施。与此同时，正因为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 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如何，中国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广阔。哪怕是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只有在当地的各种力量都感到舒适的时候，来自境外的资本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而这个成就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稳定的境外经贸环境。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能是理解成也就中国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必要去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同样，一项多边活动、一个议题的讨论，不由中国作东，我们也应该去努力找到共通点，让它成事，“一带一路”是个对全球化有贡献的构想，但是，对这个构想的推进，不能太急。现在有些观察和评论，有点像隔一天数一下，有多少项目或者多少钱花出去了。另一种情绪是看到一些国家很乱、很穷，因此而怀疑整个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回想一下四十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 第三种情绪是走进了“地缘政治”的极端，把“一带一路”就是理解成一堆朋友来应对美国牵头的TPP，然后去建设出一些战略支点国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是它唯一的伙伴选择，而且，对它而言，伙伴越多越有利，其中包括TPP（或者其他的组合）成员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用的不是军事手段，也不是操控货币政策手段，更不是大国间争盘割地的手段；它对全球化的贡献在于立足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从本质上而言，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从事基建、加工业生产的情形是一样的。慢慢地，中国也就从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了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发展进度不会一样，其中所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来源于与中国交往的贡献，也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量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促进发展对方的经济，我们就能在“全球化”这部大历史书中站稳脚跟。几个值得跟踪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社会，全球化受到广泛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崛起”。这个表述，在欧美社会的国际局势语境中，隐含了欧美在全球的地位和福利因此而受损的意思。那种思维有没有道理，不是我们要去争辩的。体现在中资企业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国家安全”审查的话题越来越突出。例如，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扩建项目，虽然反应堆是法国企业提供的，中资仅仅是出了资金，而且持股的比例也不高，为什么项目立项波折过程中，“中国”被突出出来？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抱怨中国的市场对它们的投资不再友好，限制太多。当然，不同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可用来对比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回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抱怨。一个途径是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包括对这些存在的历史性回顾。这样做，有利于回答一个问题：外国（企业、人员、资金等）在中国经济中，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存在。有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同舟共济”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引起国际上的共鸣。 围绕中国如何把握下一个环节的全球化过程的话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做跟踪性研究。 一是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欧美目前的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落实到它们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很有可能归结到开放对等(reciprocity)的要求。达成双边或少数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协定，是应对途径之一。那么，在（还）没有自贸区的情形下，也被要求对等开放，怎么办？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都要求“包容性发展”，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应对力量呢，特别我们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2016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此做出了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智力支持作用。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批准该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中国举办G20时推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惠及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人才。中外关系的稳定，也有赖于进出中国的跨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社会友善程度的口碑。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能是有生意就做。例如，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需要终端用户核实。再如，为了应对人工合成毒品的泛滥，对药品和半成化学品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更严格的管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 可以列的问题还很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道德成分越来越高。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必由之路。如果问我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话题上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我想，在一个广义的财富追求的道德层面，我们必须扩大中外之间的认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了钱生意却做不成的局面。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著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
2017年5月8日 -
【China Daily】Social think tanks earn recognition
Think tanks run by domestic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ficially named "social think tanks", which were once marginalized if not ignored, have finally earned recognition and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promised on Friday in a circular to make policies to help these think tanks grow, while enhancing regulations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Among things to expect, foreigners who work for these think tanks may enjoy more favorable job benefits like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which were not guaranteed before.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which is in charge of most NGO-related issues, joined hands with eight other key government organs,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to issue the circular.Social think tanks will have better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to facilitate their research. They can also bid for government purchases of public services. Legal channels may be cleared for think tanks to raise funds from various sources to better finance their operations. Think tank employees may also find opportunities to transfer to government organs and vice versa.Meanwhile, they need to accept supervision from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of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the specific government bureau that oversees their main busines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A majority are run or 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public institutions, colleges and research centers, while some operate as business enterprises.But overall, China’s top leadership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these think tank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ointed out in a 2015 circular that China’s think tank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It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lacks internationally reputable and respected think tanks, and that there was no established channel for think tanks to contribute to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in part because most people have not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ink tanks.The central government vowed back then to build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and well-known think tanks, and create a systematic mechanism to make full use of these think tanks by 2020.Miao Lu,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which was founded in 2008 and with 103 full-time employees is one of the biggest social think tanks in China, said she felt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circular."When Mr Wang Huiyao and I first founded the think tank, we had already earned some money and just wanted to give something back to society." Miao said. "Now that the joint statement has been made to support our career, we just need to wait for the implementation."From China Daily，2017-5-6
2017年5月8日 -
【光明日报】新机遇力求新跨越 ——智库专家热议《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编者按5月4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由民政部、中宣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此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意见》指出了社会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对社会智库如何强化规范管理、优化发展环境、加强自身建设进行部署，是我国社会智库未来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南。光明智库今约请三位长期研究、建设社会智库的专家，请他们从理论累积与实践经验出发发表观点，以更好地落实文件、实现发展。对话嘉宾：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主持人：本报记者 曲一琳 王斯敏 张 胜1、直视不足，强化社会担当 主持人：最新发布的《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了我们反观社会智库建设的良机。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果显著。社会智库作为其中一支独特力量，有了一定发展，在多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在看到成绩之余，也要冷静思考：与当前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相比，我国社会智库还存在哪些不足？ 刘元春：中国社会智库近年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数量迅速增长，影响力不断扩大，社会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很多社会智库发展定位不清晰，一些商业类咨询公司以智库之名行营利之实；部分社会智库过于注重社会传播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忽视了政策研究和思想力的生产；人才体系的构建和培养上存在不足，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或依赖于核心人物的影响力和支撑力，或借助于单向的“旋转门”吸纳官员和学者做兼职，缺乏可持续性；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有效的政府沟通渠道和信息传送与上报机制，咨政能力有限。 针对以上问题，《意见》给出了清晰有力的部署。据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社会智库的引导和管理，避免社会智库无序发展；社会智库要加强自身管理、党建工作及研究能力和人才体系等的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应加大与优秀社会智库的交流合作力度，构建良好的“智库联盟关系”。 王辉耀：总体来看，我国社会智库还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优秀的研究人员不多；资金不足，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国际影响力较低，缺乏具有国际话语权与国际知名度的社会智库。 针对以上问题，社会智库应该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进行创新与探索：搭建灵活的用人机制，用好智库“内脑”的同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访问学者机制、战略合作机制、实习生机制等凝聚全球优秀人才；明确智库定位，并在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筹款战略，探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建立国际研究网络，主动设置国际议题，引导舆论。 周洪宇：与经济全球化和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相比，我国社会智库存在明显不足：自身定位不准，角色不清，存在重社会影响、轻服务决策的倾向；缺乏整体规划和长久安排，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设计；没有建立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体制机制，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不健全；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尚未形成，成果转化渠道和学术交流平台单一；队伍建设存在困难，缺乏领军人物和优秀专职研究人员。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既要借鉴国外优秀社会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从我国实际出发，遵循智库建设的规律，明确职能任务、组织形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要让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等研究成果在全球广泛传播，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治理规则，增强国际话语权。 主持人：相较其他类型智库而言，社会智库与决策机构联系相对较少，由此，部分社会智库产生了重社会影响、轻服务决策的研究倾向。就此而言，社会智库如何确定自身的定位与角色，实现应有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担当？ 刘元春：在获取政府资源和基础研究能力方面，社会智库与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相比有天然的差距，导致很多社会智库去开发其他比较优势，利用体制上的灵活性来开拓社会资源和提升外部影响力。但智库的根本在于服务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社会智库也不例外。 首先，社会智库要明确自身定位和使命，在保持优势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建设，将社会资源聚集和转化到服务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上来。其次，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与社会智库的联系，从政务咨询、课题研究、信息公开等方面为社会智库提供参与政策研究和决策服务的有利条件。最后，高校智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研究和人才优势，与社会智库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王辉耀：社会智库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而应该把公益性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在拓宽政策影响渠道上付出更多努力，不仅要争取申请政府课题，而且要注重与政府的沟通，及时了解决策部门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未想”，提出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的方案，树立有政策影响力的品牌。 一家社会智库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最终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库领军人以及团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人才招聘过程中，会优先考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应聘者。 周洪宇：有理想、有品格、有作为、有影响的社会智库，应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为追求，以“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精神”为原则，努力“与时代同行，为改革贡献”。 以本人所在的长江教育研究院为例，定位于“教育政策研究智库、教育产品研发基地、教育咨询评估中心”，每年3月初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发布年度《中国教育政策建议书》、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等，对国内重大教育政策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多份教育政策建议得到领导批示。这说明，只要坚持导向，重机制创新，建自有品牌，走特色道路，就有望实现应有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担当。2、着力创新，拓宽“智政通道” 主持人：针对上述问题，应如何对社会智库加强规范管理？决策部门应提供怎样的政策条件，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有效路径，以更好地实现成果转化、智政对接？ 刘元春：要坚持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社会智库建设，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需要的重要课题开展咨询研究。 建立健全社会智库管理体系，引导社会智库有序健康发展。《意见》明确了社会智库的管理主体，将社会智库纳入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系，是对社会智库的必要规范。 营造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在身份认同和政策对接方面破解社会智库遇到的难题，充分利用社会智库在社会资源拓展、社会舆论引导和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比较优势。 帮助社会智库完善人才体系建设，保障社会智库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激励体系，鼓励支持社会智库引进高层次人才，协助提供人才服务支持工作；推动建立智库人才流动机制，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探索挂职、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帮助解决社会智库人才难题。 发挥高校智库联系官方和社会的纽带作用，建立与社会智库在研究、活动、人才等方面的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将高校智库的思想力、研究能力、咨政能力与社会智库的传播力、社会影响力、舆论影响力、国际交流能力等相结合。 王辉耀：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建议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提升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权利。 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扩大社会智库的建言献策渠道。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将社会智库政策研究产品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课题采购计划。 完善社会智库的人事制度与人事流动规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社会智库。 完善公益捐赠制度。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的多层次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 建立旋转门机制。鼓励政府、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的人员和智库人员加强交流。 重点扶持一批国家高端社会智库，起到示范与带头作用。 周洪宇：《意见》出台后，各省市区也要按照中央要求出台相应的配套文件，对社会智库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进行引导、帮助解决；通过制度化安排，将社会智库纳入地方决策咨询系统；政府应以项目、委托或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有意识地委托社会智库开展研究；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建立适用于智库的人才评价标准体系；畅通社会智库成果的上报渠道和反馈渠道。 主持人：智库自身的健康发展，是服务国家的基础前提。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体制机制的管理运行方面，社会智库还应如何改进完善？ 刘元春：社会智库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应在智库管理运行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特别要在人才、成果和资金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应创新实质性的人才资源对接机制，建立长效机制。比如与国内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共同建设博士后工作站等，与国际知名智库和大学开展实质性的人才培养合作，尤其是要加大智库青年人才的培养。 在提升成果质量方面，可与官方研究机构合作，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式深入研究，致力于产出有真正应用价值的对策成果；利用好国际传播手段，做好中国智库优秀研究成果的海外推广。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更加规范和有效的资金管理和运转机制。通过智库基金制盘活存量、做好增量，为智库运行提供持续支持；通过严格资金监管控制资金来源风险；通过完善治理体系保障资金的规范使用。 王辉耀：创新是社会智库在运营管理机制方面的关键词。 创新智库人才的“招、用、育、留”机制。多维的文化背景与专业背景应成为智库选择人才时重要的参考标准；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完善智库人才的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搭建灵活的用人机制，在人员结构上进行合理布局。 创新智库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成立选题委员会，形成科学、前瞻的选题机制；以项目为导向，集中优势资源，采取灵活管理的课题组织形式；建立内部评审与外部评审相结合的机制，把控智库的产品质量。 创新智库产品的国内外传播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等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 周洪宇：社会智库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应注意创新运行机制：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形成研究合力；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通过先期储备研究、先进的研究手段、广泛的调研网络，服务党和政府各项重大政策需求；建立课题选题机制，规划长期和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全面优化研究领域和选题方向；建立科研组织机制，探索建立团队合作、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实行课题负责人制，有效整合各种研究资源参与决策咨询研究；建立激励导向机制，提高研究组织、课题评审和业绩评价的透明度，加大对优秀成果的激励力度；建立数据支撑机制，建立各类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定性分析，为研究提供更具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3、前景可期，仍需多方协力 主持人：《意见》的发布，对社会智库未来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作用？您对中国社会智库今后的走向有哪些期待与建议？ 刘元春：《意见》体现了中央对社会智库的高度重视，对于未来一段时期社会智库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为社会智库的发展定位和使命担当明确了方向。强调要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社会智库建设，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围绕党和政府决策需要的重大课题开展咨询研究。 为社会智库的发展困境和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优化发展环境、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等举措，切实帮助社会智库应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风险。 为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和服务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保障。政府作为咨政服务的需求方，在完善管理体制的同时，要保障社会智库依法参与智库产品供给，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使社会智库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和信息传送机制更加通畅。 王辉耀：《意见》是中央层面专门就社会智库发展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是社会智库规范、良性、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具有里程碑意义。 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意见》指出，“社会智库作为咨询服务市场主体，可以依法获取政府发布的决策需求信息”，这将为社会智库增加更多知情权，大大提高了其信息权利。 建言献策渠道不畅是社会智库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隐形障碍，《意见》明确提出，“拓展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这为社会智库发挥政策影响力创造了前提条件。 大多数社会智库都面临“人才难题”。《意见》也明确指出，“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期待后续相关人才政策出台，为社会智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周洪宇：该意见为我国的社会智库建设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同时提出强化规范管理，如对社会智库实行分类登记，双重管理，为社会智库健康发展、发挥正能量提供了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文件精神，紧抓发展机遇，共同打造具有“五化”特点的新型社会智库体系。 “社会化”。要把自身发展摆在整个社会发展的环境当中，做社会大众的代言人，做政府和社会各界沟通的桥梁，为政府政策服务。“专业化”。在专业领域、针对性研究方向上集中发力，发挥优势，找准突破口，达到资源效应最大化。“信息化”。全新的信息网络时代，要把大数据、信息化、云计算和社会智库工作结合起来，重视数据信息的积累和开发，注重数据库的建设，以此为依托开展实证研究。“服务化”。增强为国家发展、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参考的服务意识，提供长链条的配套服务。“国际化”。开辟并拓展国际交流渠道，引进国际化人才，注重成果的国际发表和传播，提高国际话语权，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5日